凤凰文化讯（冯婧报道）夏济安、夏志清昆仲，是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界的两大巨擘。世人多熟知两位先生学贯中西，在中国文学和英美文学方面都有深厚造诣——夏济安先生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引介了新批评与欧美现代文学进入台湾，开一代华语文学风气之先，还栽培了白先勇、王文兴等一代新人。所著《黑暗的闸门》自问世以来，便成为了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领域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夏志清先生的里程碑式经典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论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说的发展，发掘了当时尚未引起注意的张爱玲和钱锺书，《中国古典小说》更是以新批评的手法解读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多部古典小说，见微知著，旁征博引，令人耳目一新。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卷二/活字文化
夏氏兄弟互相砥砺、亲密无间的感情也早已传为美谈。兄弟二人长于上海，流离香港，又曾同时任教于北京大学，后来则分别流寓台湾、美国，他们早年的求学生涯，既是东西方学术交织融汇的实例，又是民国和1949年后大历史的亲身见证。自1947年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夏济安因病逝世的18年间，兄弟两人通信六百余封，由夏志清先生珍藏六十余载。经夏志清太太王洞女士授权，苏州大学季进教授注释整理，辑为《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在这些书信中，他们聊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说抱负、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那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
王德威在推荐语中写道，“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2017年10月19日，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大陆版前两卷出版之际，藉王德威教授来京进行学术交流之机，活字文化、凤凰文化与单向空间特别策划了《天涯万里，尺素寸心:夏氏兄弟书信中的家国情事》主题活动。本场活动由活字文化总经理李学军担任主持，孟庆澍、刘大先、袁一丹、李松睿四位青年学者参与对谈。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对本次活动的帮助。
活动现场
王德威与夏志清先生共事多年，有着旁人不可比拟的亲密，他与现场听众分享了初次见夏先生时的幻灭与最后一次见夏先生的感伤，以及夏先生与李锐、王安忆、卫慧等人相处的有趣瞬间。在王德威看来，夏先生是一个看似热闹实则寂寞的海外知识分子，尖锐而幽默，从不按理出牌，但正如夏先生临终所言，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文学评论家，早已永垂不朽。
王德威从三个层面对《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进行了解读：首先是一部坦承又私密的情感史，是一个实际生命的见证；同时，也是一部迥异于国仇家恨的大时代语境的生活史，勾勒出了世变时代文人和知识分子无所依附的特殊面向；此外，《书信集》也有意无意地实践了两位夏先生的文学抱负——兄弟二人在四十年代都已经接触到了早期的新批评的传统，相信生命和文学都应有其力量和复杂性。在他看来，两位夏先生的通信，呈现了另外一种人文主义，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夏氏兄弟所给予我们的另外的一种教育。
凤凰文化特整理了本次活动的实录，与诸位读者共享。
夏志清与夏济安
情感史：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夏氏兄弟
王德威介绍道，《书信集》完整保存了夏氏兄弟从1947年的夏天到1965年3月23日夏先生过世前这段时间的通信记录，两个人的生活都并不安定，但他们维持着通信的习惯，这是非常难得的。在他看来，兄弟二人亲密的通信，其实也是对那个时代学有专长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的反映。“1945年，兄弟两人都在北京大学，夏济安在北大任教，夏志清是助教，但是两个人都不喜欢北京，似乎是南方人对北方人，也不能说是与生俱来，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高姿态。两位都是不折不扣的上海人，而且是当时还很落后的浦东人，有一点自卑，所以即使在乱世，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生活捉襟见肘，但他们还是很关注生活的细节，我做了几套西装，我要怎么去追那个比我地位高一点的女朋友，他们很在乎的这个，可以看到那种心态上非常微妙的调试和挣扎。”
王德威指出，如果现在中国所谓的历史有一种叫做情感史，也许《书信集》是这个历史里的重要资源，是一个实际生命的见证，这个历史当然包括了很多五四以来的情书，那是另外的一个资源。他介绍道，《书信集》的第一卷，就是北大的年轻老师夏济安追女朋友追得死去活来，我们稍微有点判断能力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绝望的追逐，三十六、七岁的人追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洛丽塔情结”，我觉得很妙的就是他以这样直言无碍的方式和他的弟弟来倾诉所有的细节，兄弟之间这样坦白的还是很少见的。《书信集》第二卷，上来就是夏志清说我昨天去看了成人电影，洋人拍摄的令我大吃一惊，可惜影像还不够清楚。另外夏济安跟他的弟弟坦白说，我到了这个年纪其实还没有性经验。王德威觉得兄弟之间发生这种对话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一卷里面，大家看到夏志清经过了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一个女朋友，而且是洋人，但他开头就说这个女孩子不漂亮，但她很喜欢我，你就觉得隐隐有一些不祥的感觉。他一直有一个阶级上的力争上游的意识，我是耶鲁的毕业生，我总得找一个匹配我的，可是她不是。所以到这一卷结束的时候，孩子也生了，这个婚姻看起来还是快乐的。但王德威做了一个预告，到了第三卷峰回路转，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结局，但是更惨烈的还在《书信集》的结尾之后，自己虽然认识夏先生，但听到他那些惊人的情史都觉得不可思议。
现场图
生活史：冷战时期海外知识青年的心路历程
王德威将格局放大到1947到60年代初的冷战时代，把中国的战争视作乱世的一部分，可以发现夏济安的足迹从上海到了香港又到了台湾，在台湾总觉得不安定，想离开这个看起来危在旦夕的岛屿去美国，最后兄弟两人终于在美国重逢，这部分一代中国人的迁徙史，其实是和大时代的语境息息相关。
王德威提醒读者，刚才讲到私人生活的见证和大历史之间的冲撞和张力，本以为在《书信集》里总会看到一些国仇家恨，总会看到一些涕泗飘零的字句，但实际上出现的频率是很低的，多半是谈昨天上了什么课，看了什么电影，这个周末我又到了纽约，去舞厅跳了一个舞，但我又觉得自己很笨拙，追女朋友怎么也追不到。王德威还以自己在台湾的受教育经验为例现身说法：按照课本里所教的知识，你会想象《书信集》里应该充满忠孝仁爱，但《书信集》里95%都是日常生活琐事。“其实我以前会觉得真是有点不公平，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在经过那个惊天动地的经验，这个夏济安怎么可以来说我又替我弟弟定了两套西装，我又替我的弟媳妇定了一个苏绣的绣花鞋给她寄到美国去。”
夏志清在耶鲁
王德威坦言自己有一种落差感，会对这些留学生这样的一个面向感到不安，在这个不安里面，又会觉得他们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许也是对大历史的不安的一种对应表达。在这样的大历史里面，张爱玲的名言说，整个时代无能为力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生活的细节，我总得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方式吧，而那个威胁往往是你知道你在美国是很难有一个真正的立足机会的，也没有那个家世，也没有适当的学问背景。一个中国人在耶鲁大学念十九世纪的英美文学，怎么找工作，今天这一辈的留学生可能也有类似的考量，可是那个时间的考验之尖锐，要百倍于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所以第二卷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夏志清不断地透露他在毕业之后怎么找工作的那个焦虑。王德威半开玩笑说，自己很难想像有着满口苏州腔英文的夏志清怎么找工作，你不要说他的英文你们听不懂，他中文你们也不见得听的懂的，他那个苏州腔像机关枪一样，而且他的想法是跳跃式的，你很难在他的对话里找到逻辑性的起承转合。他有很多惊人之语，可是转到文字上的时候却是一清如水，他写的白话文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点淡淡的忧伤跟自制的感觉。
王德威引导现场读者去感受夏志清写这些信的时候的焦虑，提醒读者注意刚刚到美国的留美华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交了一个美国的女朋友，论及婚嫁了，他找不到工作，他的未来何去何从，茫茫然的；他的哥哥在台湾虽然是不错，但这个哥哥一心一意地想离开台湾；父亲、母亲那时候在上海，而上海正在经历一个变动，前面几年似乎生活还不错，但慢慢就看到父亲的病，母亲的焦虑，经济情况的下坠等等。这种生活就是日常生活的这种琐碎的面向，从情感导向衣食住行，穿衣吃饭也是学问。
信封
学术史：文学与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在王德威看来，两位夏先生都是特立独行的人。尤其是自己认得夏先生，所以觉得书信集里埋藏了好多的伏笔，后来的问题全部都已经出现了。两兄弟虽然看起来很不同的，但都是很压抑的个性，包括那种海外的寂寞，那种客观环境的不利，尤其夏志清先生，有的时候是很冲的，不能自制，讲话也没有节制，然后就必须在文字的规模里面找到某一种规范来抒发他的情绪跟日常生活经验，其实在这个《书信集》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他那种紧张的征兆，日后这个征兆越来越明显。
但同时王德威也提醒读者，写这个《书信集》的同时，夏志清已经开始写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了，在有限的在海外资源里，他已经开始在阅读他的张天翼，他的沈从文，还有他的张爱玲了。所以这个书信史在很多意义上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佐证，让我们继续来看待一个更大的生命历程里的牵念。
夏济安在台大
王德威在第一卷的后记中提出，夏氏兄弟其实是并不爱国的，不管是什么国。第二卷里讲到，夏济安先生在台大的生活其实就是又打了一夜的麻将，又看了什么武侠小说，昨天做了一套西装是亚麻布的，又追了一个女朋友董小姐，秦小姐，看到后来这些小姐都搞混了，反正都没追上，一辈子一个小姐也没追上，这个蛮惨烈的。王德威甚至不客气地说，兄弟两个人在精神的面向上都有一些很极端的，常人所不可以理解的面向，可能用“偏执”来形容更恰当，而这个面向导向了他们对生活细节尤其是情感部分的刻意强调。他们不可能是国家民族主义者，不管是什么样的立场，他可能就是那种上海人，这个都市经验所给予他们的历练和教育都是最好不要沾上任何一个政治立场，尤其是他这个小市民的家庭背景，父亲是一个中低收入的银行职员，有一点青红帮的背景这样。
第二点，这兄弟俩在四十年代都已经接触到了早期的新批评的传统，威廉·燕卜荪，再早到30年代初期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瑞恰慈，他所代表的那种看待文学的面向，尤其是威廉·燕卜荪对于生命和生活以及文学之间的联动关系的强调，关于文字所代表的那种隐喻性和暧昧性，他有一本书叫做《朦胧的七种类型》，所以文学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从来就不是国家民族的那个面向，而是生命的层层累积的复杂经验的总和。而这种总和最后就生命本身而言可以是很隐晦很复杂的，但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够经过一清二楚的语言，来传达这样的隐晦性和阴暗性。所以这里有一个二律背反，要用一个清楚的语言来传达那个复杂的生命的面向，这是一个西方的大传统，像李维斯对夏氏昆仲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生命要活出它的力量，不在于对历史大前提的什么回应，而是要活出生命本身的力量和复杂性，不论是对感情对男女对饮食还是对任何事物的好奇心和多层次的关注，而一个好的作家也应该能够传达这样的复杂度。
王德威刻意引用了这样的观点，来说明夏氏兄弟的《书信集》也有意无意地实践了他们的文学抱负，并进一步指出，如果把书信也当作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文类，这些不自觉的创作者勾勒出了一种很特别的，就是所谓的转型时代的或者世变时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无所依附的那种特殊面向，我们可以说他们拒绝了国家民族的承担，但是这个拒绝的姿态里面也表露了另外一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给自己找到立足点的方式。夏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其实是有这个面向的，注重很多的细节，很多看起来好像不值得这样写作的，他对女性的同情等等，似乎和《书信集》的风格是一致的。总而言之，这是另外的一种人文主义的呈现，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夏氏兄弟所给予我们的另外的一种教育。
信封
王德威强调，《书信集》里呈现的那种生活和主流的论述完全不一样，整个生活经验也不一样。这是一群流亡到海外的，上海浦东的中低层家庭力争上游的知识青年，其实是小资的，非常个人主义的，其实甚至有一点感伤滥情的，但是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他们在书信里展现了出来，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它是一个很真实的记录。
同时他也指出，必须把夏氏兄弟放到当时的时代和文学史的脉络里考量。他们在感伤滥情小资了一段时间之后，毕竟还有工作。可以想象夏志清又回到耶鲁大学的小小的办公室，写他那个《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初稿，左翼右翼的小说一个都不喜欢，勉强地接受这个工作，他本来不是要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而是美国国务院叫他写一个给韩战士兵的关于亚洲和中国的战士手册，这是真正的冷战格局中的一个部分，他觉得这太无聊了，写来写去写成一个小说史。夏济安先生也是才华横溢，在50年代，他已经在用中、英文同时创作小说，也曾经写过诗歌，他对台湾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在1956年创办了《文学杂志》，开创了台湾文艺复兴的契机，他介绍了当时欧美新批评的这些学说，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欧美的近现代小说，发掘了大名鼎鼎的李欧梵、白先勇等人。“他每天的生活也蛮有趣的，白天就是有模有样的一个教授，回到家里越想越难过，赶快给弟弟写一封信，我的董小姐今天上课还是没有对我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知识分子，当时也就是三、四十岁嘛，放到那个语境里，你其实是同情的理解。”
夏志清与王德威
王德威回忆与夏志清的交往故事
王德威在8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天神一般降临”的夏志清先生，未曾料到十年后被夏先生电话召唤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他的接班人，及至跟夏志清先生关系非常密切。他现场还讲述了几个与夏先生的交往故事，展现了夏先生不为人知的一面，披露了大量《书信集》伏笔。凤凰文化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王德威教授本人审阅。
初见夏志清先生
在80年代初，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都是像《圣经》一样的一本书。因为从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以来，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所谓的“经典”，不是说它的内容我们必须要同意，而是说它所展现的那个气势跟格局，到今天无论是批评或者赞美它的后之来者，仍然没有另外一本书能够超过它，你总得从他开始。
我第一次见到在欧美学界大名鼎鼎的夏先生的时候，还在威斯康辛念博士，刘绍铭教授说夏志清来访问，学生得去帮忙接待，当时觉得真的是如获圣旨，夏先生就像天神一般地降临了。等到见了面当然大失所望，就看到一个个儿不高，神态紧张，演讲没有开始已经坐不住，必须不断地走来走去的夏先生。然后一开始演讲，你会觉得这是他准备了还是没准备？他那天要讲《玉梨魂》，讲清末小说跟民国的小说，讲着讲着开始跑题了，讲到美国的西部电影和白兰度，你简直是完全摸不着头绪，所以我相信做夏先生的学生是很痛苦的事情。夏先生以此为傲，他讲课就是天马行空。所以当时蛮惊讶的，就是原来文学大师可以这样随便讲话，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年之后，他找我去接续他的工作。在那个节骨眼上，已经感受到夏先生那种讲好听的话是生命的爆发力，讲不好听的话真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他有很多不按牌理出牌的事情，这个在《书信集》里是极端克制的，完全看不出来，除了感情的部分他会透露一些线索，但是你一直觉得这是压抑的人。
王德威
夏先生来听王德威的演讲
我中间还见过他一次，让我特别感动。在1986年，当时我到德国去开一个会，那是两岸三地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第三个地方开国际会议，叫“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会议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当时最有名的是大家都熟悉的李陀先生，在会上因为左右立场跟夏先生大吵一架。我记得我当时要演讲，一看那个节目表就放心了，因为当时人数众多，会分成两个不同的场次，我讲的应该是老舍跟王祯和，很怪异的题目。但另外一边是李欧梵教授的一个演讲，那天的来宾几乎全部都到了李欧梵先生的场次，我就很安心很高兴，到我那一组的就六、七个人，舞台上大概有三个论文发表者，有一个主持，那就是四位，台下大概有三位听众，我最吃惊的是夏先生来了，他就坐在台下听了那么一场演讲。
邀请王德威来哥伦比亚大学
到了1989年、1990年，他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王德威你非得申请哥伦比亚大学不可，我当时吓了一跳，脱口而出这是不可能的，我有别的计划，他说你非得来不可，当然后面大家知道了，我就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的相处，在很多的层次上，你可以看到他的焦虑的一面。我记得我去的第一天，他请我到他家里，那是一个非常阴暗的，很糟糕的小公寓，他说你坐下来喝杯酒，很洋派，然后他就突然讲，每一个人看我像小丑一样，其实我是一个紧张的人，然后他说我其实是很寂寞的，到今天我都记得那个场面，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这么热闹的一个人怎么会寂寞呢。可是《书信集》里，他常常会讲到我很寂寞。
夏志清与夫人
夏先生说，李锐你好像鲁迅啊
他另外的一面就永远是欢乐，而且有点刻意的，不按理出牌的时候太多了。有一年我请了李锐来哥伦比亚演讲，夏先生见了李锐的第一面就说，李锐你长的好像鲁迅啊，李锐有一个小胡子，李锐当时就很尴尬地笑了，结果夏先生第二句话就说，你的牙长的比鲁迅好，我猜鲁迅是不刷牙的。这是很惊人的话，李锐更尴尬了，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左手挎着卫慧，右手挎着王安忆的夏先生
还有一年，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请了我最敬佩的中国女作家王安忆到哥伦比亚。有一天中午正在吃饭，夏先生西装笔挺地进来了，挎着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穿着个儿不高，一头秀发，穿着一个高叉的旗袍，一个长筒马靴。进来以后夏先生的苏州英文就开始了，他说王德威你怎么还没有替她办绿卡，我说这是谁我都不认得，我怎么给她办绿卡？原来进来的是写《上海宝贝》卫慧，1997还是1998年，当然上海宝贝那个时候年纪比较轻，也许是风华绝代，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个宝贝就是了。我说卫慧我第一次见面，我为什么替她办签证？因为卫慧来美国是很传奇的，她找了我替她背书，当时我不能替她办其他的，只能是以访客的签证。当然卫慧自己最后拿到了签证，当然这不是问题。
然后他说卫慧来了，我们要好好的招待一下，我说夏先生我们已经请了王安忆要演讲，他说那太好了，让她们两个人一起演讲吧，我说这个不是很恰当吧，他很坚持，这两个都是上海来的呀，层级也是一样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为难，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打电话给王安忆，我说王安忆，我有一个难题，夏先生坚持要请卫慧跟你一起演讲对话，王安忆很大度，说如果夏先生这样说，我们就照夏先生的意思来吧。所以那天来了一两百人，上海宝贝穿着她的高叉旗袍跟长筒马靴就风华绝代地走进来了，然后就有一个朴素的社会主义的王安忆也走进来了，夏先生左边坐着卫慧，右边坐着王安忆，那一天他特别得意，我觉得这是历史上最尴尬的一次会议，完全没有对话可言，但是夏先生高兴极了，当时好像都是他在表演，这是夏先生的另一面。你说他有真性情，他有他表演的才华，但我要重复说他是寂寞的，他似乎不断在找寻一个补偿的东西，让他自己不断成为一个感光的焦点。那天晚上吃饭也很痛苦，到了夏先生最喜欢的一个苏州馆子，夏先生得意极了，左手挎着卫慧，右手挎着王安忆，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高级餐厅，人人侧目，然后夹起了大海参，你吃你吃，他就这么一个人，这是一个大家所不知道的夏志清，非常鲜活的一个人。
但是你看《中国现代小说史》，他其实有非常犀利的一面，他对我特别特别好，我们的关系不同一般的，但是他对我的批评绝不容情，他说王德威你不能够成为一个批评家，你的致命伤就是你的胆子太小了，你不敢骂人，不敢得罪人，他说你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要有那个面才能够真正地冲锋陷阵，到今天我好像还没骂过人，我在夏先生眼里一直是一个失败的批评家。
90岁的夏志清
哈佛的曹操引诱了哥伦比亚的诸葛亮
到了夏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替他办了一个夏氏昆仲的研讨会，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哈佛了，对夏先生非常抱歉，我一直要弥补我逃跑的这样一个愧疚，所以我就回到了哥伦比亚，替他办了一个大型的夏氏昆仲研讨会，冠盖云集，我还特别请了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在美国做明清小说的泰斗，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学问特别好，又有点害羞，这当然就是夏先生下手的对象了。夏先生开幕致辞的第一句话说，我知道为什么王德威要办这个会，因为他心里觉得他很愧疚，他说我就像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我当初三顾茅庐，三顾茅庐请了王德威到哥伦比亚大学，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诸葛亮竟然是一个叛徒，然后指着韩南教授说，哈佛那个曹操引诱他，结果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诸葛亮就半夜就夜奔曹营背叛了我。他现场就讲了这样一个笑话，大家都哄堂大笑，我很尴尬，因为他讲的都是实情，但是我们的关系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最后一次见夏先生，他已经永垂不朽
我最后一次见夏先生是2012年的12月13号，我正好要回台北去开会，但是我走之前去纽约专门看了他一次，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医院安宁治疗了。他就躺在床上，看到我来非常高兴，谈笑风生，讲的都是医院的饭真难吃，还是那套生活的琐碎细节。这个时候有一个住院医师进来了，他看到医生进来非常兴奋，说医生你今天好不好？医生说很好。他说医生你看我有没有希望？医生说有的是希望，你很好。他说医生你不用骗我，你看我是不是没有救了，你看我能活多久。医生说你可以活的很久。他说你不用骗我，我是一个相信科学的，我不相信中国的那一套，我不迷信，我大概就快要死了。医生说你怎么怎么样。他说医生你不用劝我，我旁边这个教授是哈佛来的，他可以证明我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文学评论家。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告诉我，我还可以多活几天吗？医生都吓到了，不知道如何回应。他最后用英文说，你不用担心我今后能够多活几天了，我已经永垂不朽了，我早就知道我已经永垂不朽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后来在夏先生的追悼会上，我就引用了这句话，我说我们的夏先生不用等我们来追念他，他自己就已经追念他自己了，他已经永垂不朽了。
活动现场
本场活动还邀请了四位青年学者参与对谈，下文分别为孟庆澍、刘大先、袁一丹、李松睿的主题发言，已经发言者审订。
孟庆澍
孟庆澍：在夏氏兄弟思想当中，传统文化的刻印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深
我觉得《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乃至对于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其重要史料意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逐渐地彰显出来。这些私密书信的公开，揭示了夏氏兄弟曾经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现代文学史上另外一对著名的兄弟，就是周氏兄弟，这也提醒人们，无论是《摩罗诗力说》还是《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些重要著述的写作都有另外一个人的在场和介入。但是不同的是，周氏兄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兄弟之间的书信，因此也留下了很多谜团，而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恰恰解开了很多的谜团。
《中国现代小说史》大概在1970年代末期被引入中国大陆，观点是非常大胆和新奇的，在我这样后生来看，好像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之作，我个人很长时间都觉得夏志清发现钱钟书和张爱玲，是由于他天资聪颖、眼光独到，非常人所能及也。他的种种事迹常被渲染，甚至成为了飘洋过海而来的学术神话。但是我们看了这个书信集之后，可以看到夏志清撰写此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替饶大卫编写《中国手册》，乃是出于现实生计的考虑，非其志业所在。而且夏志清的许多观点，都是在与夏济安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打磨、修正成型，比如对张爱玲的发现，对沈从文的看法，前后就有多次讨论修正，宋淇等友人对夏志清也有影响。后面几卷书信尚在整理中，但我想《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的生成应该也有夏志清的参与在内。《书信集》的出版，使我们看到了一部学术名著是如何因缘际会，从一些散碎的印象、支离的片段逐渐生长为巨树的，这无疑是对夏志清神话的祛魅，但效果却是积极的，它使后学更真切地触摸到学术名著的生成过程，其运思过程，其实与一般撰著并无区别，从而打消了畏惧胆怯之心，令其有取法乎上的信心，功莫大焉。
《书信集》的出版亦使让我们对对通常隐藏在名著之后的学者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通常对于这样级别的学者，我们不太可能有这样亲密接触，而看到他内心世界的机会。以前知道夏氏兄弟兄弟是英美文学出身，而后转治中国文学，但是看到这些书信才知道，这个背景对于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影响到底有多大。他们一些洞见包括偏见，究竟从何而来。夏志清自己坦承，他对新文学作品看得非常少，而夏济安我估计也是这样。他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新文学作品。而且他们对于新文学都是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水准极低。只是在美国难以靠教英美文学谋生，才不得已转向中国文学研究。即便是这样，他们也认为古典文学才是真正的学问，阅读新文学作品对他们来讲“毫无补益”的。所以他们看新文学作品有相当严苛的一面。当然，这个转型过程也反映了当时美台两地的学界生态与学院政治。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代华人学者在学界如何因应时势、调和运筹、建立功业的生存策略，生动呈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在这样心灵史的视角之下，我们又可以发现兄弟二人在西化的外表之下，其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父亲虽然是生意人，“思想还是儒家的，孔孟大道理，还经常在嘴上流出来”，而且兄弟两个人家庭观念完全是传统的，都极为孝顺，家庭开支多年都是由他们分摊，从海外寄回上海。父亲中风之后，夏志清因为无法在父亲身边服侍而大哭。而夏济安的性格当中也有克己自制，自尊自立的这样一种儒家性格。他自己也认为，儒家对于人性的认识并不浅薄，而且它的道德也不限于实用道德，“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我自己是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人。”而夏志清很称赞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是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真精神。我觉得兄弟两个人的旧文学功底并不算好，但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是要多读古典，所以在夏氏兄弟思想当中，传统文化的刻印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深。他们对新文学的批评，对文学中道德意涵的强调，在西洋文学的尺度之外，应该也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内。
最后就是一点感想：海外汉学研究其实很难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却与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华语语系文学，有非常深刻和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是人际关系的牵涉和渊源。比如说夏济安的同学是宋淇，而他后来是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庄信正是夏济安的学生，也是张爱玲最信赖的朋友。他在台大更是教出了白先勇、欧阳子等一大批作家。因此，研究者本身对于现代文学有着深度的介入。另外一方面，夏志清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研究的传播，看起来是孤悬海外，但是在1980年代登陆中国，与这些作家的解冻就形成了一种呼应，实际上成为了现代文学接受史的重要环节，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海外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特殊的内在关联，在夏氏兄弟这里表现的特别明显。
那么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夏氏兄弟的中国文学研究，包括李欧梵、王德威的学术研究，在美国学界和中国学界先后传播，是否构成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小传统？如果说存在这样一个传统或者说学脉，那么它的价值与特殊性在哪里？夏氏兄弟现代文学研究本身现代性在哪里？夏氏兄弟的文学研究受英美文学批评影响很深，但是不是也有某种内在的“中国性”？它和大陆以王瑶为源头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区别在哪里？我以为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是有助于展开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这是我的一点粗浅感想，谢谢大家。
刘大先
刘大先：他们始终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坦白讲，我刚刚看完第一卷，第二卷尚未来得及细读，因为这一段时间事情特别多。本来我很少读史料性的书籍或者别人的书信集，但就读本书的过程来讲，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夏氏兄弟的朋友圈颇多现当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中间有特别多关于他们自己和别人的类似“杂事秘辛”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信集应该会卖得比较好，一方面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补充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另一方面普通大众读者应该也能从中找到娱乐的趣味。
兄弟之间书信中的倾诉往往带有自我暴露和自我剖析的倾向，显然当初夏氏兄弟在彼此通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将来某一天这些内容会被出版，因而他们在书写的时候，葆有了一种未加修饰的表意、抒情和议论的本真，这与严谨的学术撰述或一本正经的高头讲章那种必要的修辞与掩饰有所不同，在这种本真的文字里他们其实塑造了自身的形象和生活。我们从中会看到很多内容，这些内容至少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生活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书信集中有大量在国共内战到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而民国政府转至台湾的十几年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性的信息。在这个堪称翻天覆地的大转型时代，夏济安从北京到上海，再到香港和台北的流寓过程中，物价怎么飞涨，普通人怎么应对这种现状，精英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等等。这些细节充满质感，让人能够切实感受到身处其中的一部分人的体验，循此可以触摸到历史落实在生活中的具体运行过程。二是学术史和教育交流史的意义，这方面陈国球老师在访谈中也说过，尤其是夏志清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成长过程，我想这不仅仅是夏志清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4、50年代留学北美的知识分子具有的普遍性经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课程乃至书单，英文系中新批评的氛围及其对夏氏后来现代中国文学和古典小说研究理路形成的影响。三是王德威老师特别强调的情感上面的内容，在大时代转变的过程当中，个人怎么通过情感的交流，尤其是兄弟之间的彼此互动、互相支撑，在家国政治的大叙事之外，保留了私密情感共同体的一席空间，这种私密空间对于身处历史行程之中而无法或者不愿意做出宏观判断的人来说，是一种消极抵御“惘惘的威胁”的坚硬堡垒，尽管这个堡垒看上去有种逃避的意味。
我以前读过《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先生的某些观点我并不是特别认同，但无疑他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当时在大陆地区盛行的革命史叙事和阶级斗争论的另一种视角可以作为对照，让我们可以更完整地理解在社会总体性变革中的不同侧面。世异时移，不同的观点在碰撞中可能已经生发出新的知识型构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内容。我想说的是，如果将这些书信作为一个历史文本来读，它们所凸显出来的夏氏兄弟形象让我觉得特别的真实，他们有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爱恨纠葛、鄙陋庸俗和灵光乍现的瞬间，虽然我也许并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但是我会觉得这一切使得他们变得可以亲近，也会因为一些人性上共通的缺陷而有种同情的理解和包容。
在字里行间能够明显感觉到夏氏兄弟都有着比较强烈的身份意识在里面，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和教育条件较之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比较好的。即便逃难到香港之后，夏济安还是住在六国饭店，并不是很差，但是他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就一直在报怨，并且常常因为囊中羞涩而显得自卑。其实他的“没钱”更多是没钱去奢侈地与更上一阶级或富人小姐交往而已。也就是说，他的价值确立是建立在外在的家世、金钱、社会地位等标准上，而基本上没有形成对于自己本身主体的自信。这里有一个颇具症候意味的吊诡：一方面夏氏特别注重自我情绪乃至自恋自大和自我陶醉，另一方面这个自我又非常虚弱，带有绝望和虚无的色彩；一方面孤独的感受萦绕不去，另一方面这种孤独又是孤僻个人式的心理体验，而缺少他人和社会性的映照。我记得有一封1949年9月份夏济安给夏志清写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可能更像一个传统社会中的精英，也即我们所谓的“士大夫”，他们不治生产，而敢于用钱，讲义气，守礼教，保守怀古，反对革新。我觉得这种自我剖析是比较到位的，但在无意识中暴露了自己的短板，那就是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任事担当的一面付诸阙如。从“情迷中国”的层面抽离出来，固然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个人主义个体的选择，日常生活的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但是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这些书信表达来说，我认为他们兄弟尽管所受的教育更多是近代以来的欧美文学和文化，但在其心理观念底部都更像是身份社会中的旧文人，而不是具有现代契约社会里面那种具备现代性理念的知识分子，尤其体现在等级意识和性别观念上。这是另一重吊诡：一方面在观念上由于现代教育带来的远离本国传统的倾向，缺乏钱穆所谓的“温情与敬意”，而注目于自我与个人；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层面又无法摆脱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影响，尤其是在身份等级和性别认知上。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夏氏兄弟尤其是夏济安对于女性的看法，是传统的文人式的。这里面可能有个人性格敏感与脆弱的因素，但更多是在不自知的观念层面。比如他总是在不同女性之间游移不定，一度迷恋自己父亲的老板女儿董华奇，她当时还是13岁的少女，他利用了她的无知抚摸亲吻。不久就跟天津律师公会会长的女儿、南开大学的刘璐心猿意马。而在面临订婚的时候，又在两个人中间充满功利的考量。还有其他在他生命中匆匆而过的不同女性，他都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幻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物化的认知。如果考虑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在北京大学任教、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你就会意识到平等观念的缺失。他们兄弟之间讨论的特别多的，除了日常观影的娱乐以及读书生活之外，最多的男女情爱中，不是浪漫主义的激情之爱，也不是传统的婚姻观念，他们永远是特别理性的、带有精明盘算与得失计较的，无疑于“自由恋爱”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事实上直到今日，在涉及到恋爱婚姻与家庭的时候，人们也很难摆脱阶层和经济的羁绊，倒也无法苛责，夏氏兄弟信件中的内容倒是充分显示了现代以来情感结构转型的艰难，是我们考察与研究作为型塑现代文化和情感结构的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的心理与情感的有力个案。
在阅读的过程中，夏氏兄弟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他们始终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仿佛我们在文学史上看到的那些法国“局外人”、俄国“多余人”、日本“逃遁者”、中国现代“零余者”的形象。但这些形象中的个人与时代之间的暌违、情感实践与社会规划之间的扞格，落实在男女情爱之事上不尽相同。所以，最后我想引申出一个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夏氏兄弟对待女性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是如何界定了他们的自我与包罗更广泛的他者？
夏氏兄弟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游离在中国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外，他们的观念没有经过关于平等理念和性别意识的教育和转化——如果有对于女性的同情那可能更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他们的教育背景基本上是18世纪以来的欧美精英文学的脉络，不太可能同情劳苦大众，也不太可能构建出一个包括了南亚、中亚、拉丁美洲、非洲的完整的文学图景，无论在经历和情感上都不会有这样一个体验和感知。这些书信提供了极为详细的身世经历与求学思考过程材料，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认识夏氏兄弟的文学判断标准和文化观念的形成，进而考察在49年之后流寓台湾和海外的学人的思想史演进，我想会成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学术生长点。
袁一丹
袁一丹：在走向性解放的时代，他们偏要扮演悲剧性的禁欲主义者
这次与谈的青年学者当中，我是唯一的女性学者。坦率地说，读这两卷书信集时，一方面很着迷，着迷于他们的才华，时不时也会产生抵触情绪。我想如果夏氏兄弟遇到我这样有一点点学术野心的女性，他们不会特别喜欢。回到正题，1947年到1950年间夏济安、夏志清两兄弟的往来书信，可以作为此前已经公开出版的1946年夏济安日记的续集来读。夏志清作为夏济安书信、日记的保管者，他对这些私人记录的定位是，建议读者“当一部恋爱史来读”，“留给我们一个动乱时代的一个向上、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夏志清说的比较隐晦，所谓“知识青年的苦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性苦闷。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内部讨论，或许尺度可以稍微大一点，来直面这个问题。
读书信集时，我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中国近代知识人的情感生活，特别是带有某种禁忌色彩的恋爱史，作为一个相对严肃的学问话题，而不仅是用猎奇的眼光或八卦的态度来窥探。前不久偶然读到朱自清的一篇文章，题为《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朱自清说，我们活在现代，却太忽略现代的价值，学者往往把生活和志业、生活和思想切割开。
如何从现代生活、从物质欲望、从饮食男女中去提取学术价值？不妨援引周作人的名文——《生活的艺术》。我想，从社会学的眼光，把现代知识人的情感生活放到“生活的艺术”（Art of Life）这个大范畴中来考量。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特别感兴趣，曾说如果不懂性心理学，不懂精神分析，就弄不懂他这个人。《生活的艺术》中有句话我印象颇深，周作人说：“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和新的节制”。所谓“新的自由”和“新的节制”，是针对传统士人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样态：带着礼教的假面，要么禁欲，要么纵欲，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荡，无自由、无节制。周氏所谓“生活的艺术”，简言之就是在纵欲和禁欲之间寻得一个平衡。
这一时期夏济安一度对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感兴趣。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看重性爱与人生的关系。夏济安也认为sex（性）是人生顶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对sex（性）的态度就可以代表他整个的人格。夏氏兄弟书信集，无疑是我们讨论现代中国知识人的性道德与性苦闷的绝佳材料。
在蔼理斯的性心理研究当中，把性道德分为三种：理想的（前瞻）道德、实际的（习俗）道德、传统的（顾后）道德。现代知识人的性道德，既有随俗从众的一面，也有惊世骇俗的一面。现代知识人的性苦闷，往往是因为瞻前顾后、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过剩；但对研究者来说，正好可以利用其书信日记中喋喋不休的自供状来分析他们的精神结构。夏氏昆仲尤其是夏济安这个案例的特殊价值在于，其生在一个逐渐走向性解放的时代，却偏要扮演一个悲剧性的禁欲主义者（a tragic ascetic）的角色。
夏氏兄弟的情感生活，在现代中国知识人当中，或许是非典型性的。但也有个别相似的案例，可以跟夏氏昆仲放到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他们的前辈吴宓，另一位是与他们生活不乏交集的卞之琳。
吴宓苦恋毛彦文的故事众所周知，姑且不谈，我在读1937年吴宓日记时发现，七七事变后，滞留在北京的知识人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吴宓也在为去留问题纠结，但他不完全是从民族大义，或个人事业前途来选择去留。在这个关节眼上，以情圣、以失败者自居的吴宓，还牵挂着一位代号为K的女学生，甚至套用明清之际吴梅村与卞玉京的故事，来附会二人的情感纠葛。与事变前后吴宓不合时宜的痴情类似的是，夏济安在四五十年代的历史大动荡中，始终沉浸在一段接一段无疾而终的苦恋当中。
卞之琳曾在夏氏兄弟书信集中现身，几次出现都在倾诉他中年失恋的苦闷。不久前读到张充和谈卞之琳的一篇文章，张充和以为卞之琳编造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张充和自认为没有“惹”过卞之琳，不敢惹，也惹不起，因为卞之琳是另一种人，敏感而内敛，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卞之琳与张充和的故事，与夏济安几段“剃头挑子一边热”的单相思，是同类型的。
在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夏氏兄弟在感情问题上推心置腹的坦诚相见，但很少能听到被议论的女性的“回声”。有意思的是，夏志清在编《夏济安日记》时，特意收录了董同涟的一篇回忆文章。董同涟是夏济安在台湾时期的单恋对象。与张充和谈卞之琳的态度相似，从这篇回忆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段情感故事的两种讲法。
吴宓、夏济安、卞之琳，代表了近代知识人情感生活的某种类型。三人的基本性格，带有哈姆雷特的气质，都耽于幻想，缺乏行动力，过分敏感，长于自我剖析。三人的情感悲剧，用夏济安的话说，“是恋爱尚未失败，已经去写《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种情感类型，我姑且命名为“纳蕤思”型（Narcissism）。大家都熟知纳蕤思的神话：“纳蕤思是十全的美，也就因此他是纯洁的；他鄙弃山林川泽的女神们——因为他恋慕自己。没有一丝风搅动泉水，他在那里，宁静的，低着头成天凝对自己的影子。”（纪德《纳蕤思解说》，卞之琳译）。夏济安不断陷溺的情感历程，始终停留在触不可及的中途，没能完成最后“占有”的动作。“占有”的动作，会破坏纳蕤思临水端凝的姿态。
我对夏济安身边的两位心腹密友：钱学熙和程绥楚，也很感兴趣。夏济安在最初几段感情中的反常之举，都是这两位军师从旁策划的。夏济安日记中有一个细节，经钱学熙认定，李彦是夏的true love，夏济安恍然大悟说，以前只以为李彦在精神上像他，没想到她长得竟也像他，自己看中李彦恐怕还是Narcissism的关系。李彦也罢，夏济安后来迷恋的几位女性也罢，都可视作其临水顾盼时看到的自我的倒影。
我最后想谈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夏济安恋爱观中的宗教感？无论宗教，还是恋爱，在夏济安的精神结构中，都处于与ego（自我）的紧张对峙中。他要借助对上帝的爱、对他者的爱，来反抗自我的专制。因而夏济安的浪漫主义中，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情绪与尊严，因恋爱与宗教的位置相似，都要打破自我的甲壳，起到灵魂扩张的功能。
李松睿
李松睿：他们没有任何家国意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读书信集的一些感想，最开始收到书的时候，发现这么厚，我吓了一跳，但是真正读起来的时候，我读得还是非常开心的。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去读夏志清、夏济安先生的书信集，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距离的意义。今天如果到国外去的话，我们会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中文世界里，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与以前的朋友交流，人们其实并不觉得怎么寂寞，也不太觉得身处在另外一个空间。而读夏志清和夏济安的书信的，尤其是看到他们处在冷战格局之下，因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身处冷战的另一端，夏志清在台湾要给上海的家人汇款，都要通过香港，甚至英国转账，这可以让今天的人们重新意识到历史的区隔，以及空间、距离的真实含义。因为冷战分裂对我们来说是一段往事，而对于夏济安和夏志清，那是直接铭刻在他们的身体和情感之上的。由此，我们才会发现，一部书信集满纸写的都是寂寞两个字。我们会看到夏济安仔细地分析自己的恋爱，他用什么样的策略去接近某个女孩子，某个女孩子今天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这句话大概有几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什么？第二种和第三种意思又是什么？他非常详细地在信中分析自己的恋爱，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他非常寂寞，否则，谁有会有那样的心情这样分析自己呢？而且夏济安、夏志清这两个人都特别特别骄傲。从信中，你会发现他们对周围的人都瞧不起，他们觉得自己身边最聪明的人。这样的两个人当然更会感到寂寞，那种感觉会不断地让他们焦虑。这是书信集给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点，是这部书信集让我们感到夏济安、夏志清都是真正的“真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会经常处理日记、书信这种材料，因为有很多书信和日记流传下来，并得到公开出版的机会。不过合格的研究者都会知道，现代作家的书信、日记不可全信。有时候，作家会在日记中，在书信中塑造自我的形象。有一些作家在写日记和写信的时候，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直抒胸臆，而是要在其中塑造出一个让自我满意的虚幻形象。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日记或者书信将来一定会出版，因此不能在书信中破坏自己的完美形象。甚至有一些作家会事后修改自己的书信和日记，把那些他认为有损形象的话删掉。但我们今天讨论的这部书信集很不一样。我们会看到夏志清和夏济安两位先生非常真诚，完全把自己非常内在的一面暴露出来，没有任何隐瞒。应该说，他们并没有任何愿望，肯定也没有想到，这些书信将来会公开出版。所以这些信件中的形象是特别真实的，这就非常难得。第二卷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夏济安他在台湾的时候非常无聊，向弟弟夏志清说，有什么事情能让我高兴些？就是在宿舍里喝喝小酒，吃小菜，挖挖脚丫。这个挖脚丫这个细节，我们很难在其他作家那里看到，也不会有人把它写出来，而这兄弟两人是无话不谈的，也没有顾及自己的这种形象，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少见的两个“真人”。
第三点，是我会发现在20世纪40、50年代这样的历史大变革中，他们两个人非常特殊，是当时少见的。我们知道，40、50年代之交个巨变的时代，很多中国人在此时遭遇国家巨变，不得不为民族前途而奋斗。那个历史巨变推动着每个人去面对中国到底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这部书信集的第一封信写于1947年，当时正好在进行国共内战，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当然知道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但是对于当时人来说，很明显他们并不知道前途究竟如何。这个时候，我们相信，那些有家国情怀的人会严肃思考这些问题，历史会推动他们做出自己选择。可是，夏志清和夏济安却很像世界公民，国共内战、民族命运的发展好像都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口味是世界性的，看的是英美文学和好莱坞电影，他们完全不关注国家、民族这些东西。我这里非常惊讶，他们没有任何家国意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这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口味。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对于关心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评价不高，觉得这种文学写作方式要么可以写成喜剧，要么可以写成讽刺，都不是好文学。而真正好的文学，要对人类的道德状况进行探究。因此，他们始终在一种普世的，全人类的标准下对文学进行评判。不愿意关心现实世界，但对抽象的道德问题极为关心，是他们的文学观念的核心。
刚才袁一丹谈到那喀索斯这样一个形象，这就涉及到我要说的第四点。我觉得如果对夏济安、夏志清进行心理分析，那么他们是非常典型的自恋型人格。虽然在整部书信集中，两个人你一直在讨论爱情，讨论如何爱别人。但他们对爱情的方式，跟我们想象的爱情非常不同。比如说，夏济安在考虑爱情的对象时，首先要考虑说是不是能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谈到一个女孩子，表示自己追她可能比较容易，但这个女孩子长得不漂亮，如果带着这样一个不漂亮女孩子出去的话，在朋友面前没有面子。因此，说来说去，虽然这部书信集基本上在谈怎么爱女孩子，但他们两个人其实谁也不爱，只爱他们自己。你会看到，夏济安、夏志清总是在谈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永远要穿非常挺的西装，在人前显示出面子和架子来。或者说，自己的生活不能太苦了，因为自己没有汽车所以不追女孩子。在这里，他们首先想到的都是自我形象。因此我觉得兄弟两个，尤其是夏济安先生，他更多想到的是自我，虽然他追了那么多的小姐，董小姐、童小姐、秦小姐……包括国外的女同学，各式各样的Ruth，但他其实是无能于爱的，他永远想的是自我形象是怎么样的，而不是我如何去爱。他永远要从别人那里获得些什么，却不愿意付出一些真心。夏志清先生的首任妻子说夏济安追女孩子仍旧停留在中学生阶段，我觉得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中学生阶段在人格上处在自恋阶段，而夏济安先生与人交往一直处在自恋，他只能爱自己。这是我读这个书信集的一些感想。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作者：冯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