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关于“唐宋变革”的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股热潮。实际上，“唐宋变革论”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研究范式。在这一论域之下，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尚有不尽切合于这一假说之处。中国国土广袤，民族众多，区域间差异很大，即便在统一中央皇权控制下的政治制度、行政策略、礼法习俗等，诸多领域都未必千篇一律，实际运行中也更多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不但区域间未必能整齐划一，而且时段上也不能一概而论，即并非所有事物均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断裂式“变革”。譬如，乡村民户的管理体制，元丰官制的改革，身丁钱物的征收，均不能套用“唐宋社会变革论”这一研究范式。这也说明，中国史的研究，需要理性地辨析域外中心观下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以中国本土的观念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就文献记载努力体悟、提炼、建构属于“历史中国”的阐释体系，来透析中国传统历史社会。
关 键 词：唐宋变革论 乡役 身丁钱 元丰改制 区域差异 历史中国
作者简介：刁培俊(1974-)，男，河北省临西县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元史研究。
来源：《学术月刊》2013年2期
一、“唐宋社会变革”假说——“回到内藤湖南”
自20世纪初期，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1866-1934)提出宋代近世说，后经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人的发展，由“Naito Hypothesis”(内藤假说)到“唐宋社会变革论”，遂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一个研究范式。①流风所及，到50年代，欧美汉学界也积极追随、商讨。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尤其青年学人更多置身其中，争论热潮持续升温。一时间，唐宋变革论是“一项富有创见的发明”②，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③，该“学术命题不断释放出鲜活的问题意识，催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其题虽旧，‘其命维新’”等等论说④，不绝于耳。
毋庸置疑，“唐宋变革论”是一个具有较强历史解释力的学术命题，它对于深刻认识唐宋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演进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也需要注意到，当今国内讨论“唐宋变革论”者，多借助这一国际话语而自说自话，或简单地将某些议题的讨论时段置诸唐宋两朝，自名“唐宋变革”，而从根本上远离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本来之论旨。本文为了讨论的准确，暂且“回到内藤湖南”。内藤湖南最初并未完整地提出所谓“唐宋社会变革论”，实乃其弟子池田诚、宫崎市定等归纳而出。其最初借鉴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分期说，“从学术上”将唐宋历史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唐朝是“中世”的结束，宋朝是“近世”的开始。这一过渡期表现出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人民经济地位上升、文化的民众化倾向、民族意识高扬等中国近世特征。所谓唐宋变革，是“唐宋之交”从“中世”到“近世”的转移。倘回到内藤假说诞生的时代，可以发现，这一学说并非单纯从学术出发，实则暗含有内藤湖南“国际共管”论的思想依据，是为日本国侵占中国服务的。⑤本文暂不涉及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深层政治思想背景，仅就其学理层面讨论。
在研究中，亦有学者以“变迁”、“转变”、“转折”等取代“变革”等术语，但似无改其研究旨趣。正如柳立言所说：“Transformation”——“变革”和“Change—Transition”——“转变”、“转折”、“变化”的词义，宜须明辨。变化、转变者，世间万物均处于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当属渐变，是包含不分大小(范围)、不分轻重(程度)和不分缓急(速度)的变；“变革”则应为剧烈性的质变，是近乎“革命性”(revolutionary)的重大转变(例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在内藤等“遥距感知经验”(借用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心理分析概念)视角下阐释中国的话语里，依照宫崎市定等内藤湖南后学“历史中国”的图像，在唐宋之际，政治(譬如从门阀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选官与任官、兵制与法律、党争性质、平民地位)、经济(譬如货币经济、土地制度等)和社会文化艺术诸领域内，均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那么，这一国际性学术命题究竟在怎样的“历史”层面反映了“历史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呢？它能涵括所有唐宋时代的社会内容吗？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延续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主体；变革和断裂是支流，是部分。唐宋社会哪些领域发生了变化，哪些仍旧延续，随着时空变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更趋客观的认识。以唐宋社会做比较，并非所有一切领域都发生了所谓“变革”；即便是变化的领域，也并非毫无例外地发生在“唐宋之际”。实际上，唐宋之际有三条根本性的领域是延续和深化的，是不曾发生剧变的：(1)从社会经济史领域着眼，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下，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是延续和发展的，广袤国土上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吃喝穿住等家庭日常生活，亦应变化无多。(2)在政治体制方面，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等级授职制总体上是走向深化的；政治系统内虽因科举大盛而产生了一如欧美学者所盛赞的社会流动洪流，但就官僚队伍的整体构成而言，由荫补入官者(官僚世袭)依然占据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大多数，唐宋两朝并无质的区别；在“刑不上大夫”的法律规范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境况以及行政运作的人情化、无序化，唐宋两朝亦无质的区别。(3)在思想文化社会领域，独尊儒术的状况也不曾在根本上发生改变。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规范人心的行为规则，或在南北朝、唐、五代时期受“胡风”影响较多，礼崩乐坏，社会秩序紊乱，以至于欧阳修等主流儒家卫道士大声呼吁：“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⑥入宋后，经过儒士们的努力，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基本返回到中唐以前的传统之中，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两宋不断增多的读书识字群体的传布而更加深入民心。而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及其在民间的传布，也与此前唐朝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再有，唐宋男女婚恋的自由度也不曾发生剧烈变化。⑦即便是在唐宋时期确实发生变化的一些领域，也并非千篇一律，或是唐朝前后期即发生了变化(譬如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变革)，或是唐宋之际(譬如科举制，唐朝强调门第，宋太宗朝之后才开始强调出身；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的东移这一划时代的变化等)。⑧由此观之，作为一种学术“假说”的唐宋社会变革论并不能将所有问题囊括在内，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学术命题。
二、“唐宋变革论”之反例——对乡村职役、元丰改制、身丁钱物的考察
从宋朝乡役制、元丰改制和身丁钱物的征收三个方面来观察，它们或者不能纳入唐宋变革论所设定的“唐宋之际”这一时段，或者有反复而不能一概而论，或者在区域差异方面展现出“不变”的社会内容，皆与“唐宋变革论”论题有悖。
(一)乡村职役制——唐宋村民管理者的具体变化时段
有关“唐宋变革”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变化具体时段，内藤湖南最初认定是在“唐宋之际”。当今讨论唐宋变革的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划分，即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之间；或说中唐至宋初，即8-10世纪，内藤及其弟子多如此认定。那么，具体到中国帝制时代乡村民户的管理制度——乡官制和乡役制，自唐至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变化过程呢？
首先，有关乡官制转变为乡役制的时间及其反复。⑨在唐宋时期，里正等乡役的社会地位，就文献资料所呈现的历史表象看，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唐以前的里正等，是帝国政权领域的“乡职”，是衔接县政的一级行政建构，似乃《韩非子·外储说右》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社会控制模式。唐代史料显示，里正等乡官一般在应差之时，都有免除部分赋役的优待；相对于宋朝的职役人员而言，一般可任职多年，且有一定的晋升空间；从王朝规定的着装上看，也与普通民众不同。⑩“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的“乡官”之说(11)，或许是当时人们普遍性的认识。然而，中唐以降则不然，此前的乡官已沦落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贱役”。对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役考二》中大发议论。(12)由此可见，中唐至两宋，虽然称其为职役，但里正等“职”的一面渐被侵夺，“役”的一面日益凸显——这一“职”一“役”之间，政治身份的变化悬殊。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就两宋而言，这是在内外交困、中央和地方财政持续入不敷出的窘境下，为了在财政上集权中央和王朝机器的有效运转，帝国自身有机体不断侵蚀其“神经末梢”利益的表现。
其次，乡官制和乡役制下村落民户范围的改变及其反复。自唐至宋，乡村中的直接管理者，其概略为：第一，不但包括有自乡官到乡役这一身份性的转变；第二，在乡役人“管理”的范围方面，自唐朝“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改变为五代十国和宋初的100户左右，再转变为熙丰后250户为一都保、25户为一大保、5户(或为虚设)为一小保的形式。乡村中乡役人负责催驱赋役、防治烟火盗贼等事务的乡里(乡都保)范围缩小了不少。理想化统一化的制度付诸实际执行，往往发生很大的演变——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境况在此显现，至少宋代潼川府路泸川县即为一“特例”。(13)就此而言，自中唐开始直至北宋，乡村管理者变化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曲折、反复，直到北宋后期才逐渐固定下来。倘若以此验之“唐宋变革”，时段上抵牾不合，其间的反复更难以毕现“历史中国”的真实面相。
(二)元丰改制——官僚体制领域的反例
宋神宗朝推行的元丰官制改革也可视为“唐宋变革”说的一个反例。北宋前期，士大夫们普遍不满于沿袭于唐末五代、弊端重重的官僚体制。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名实不符，官外有官。如所周知，宋朝官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官、职、差遣三者分离，由此带来的弊病也就难以一一毕述。譬如，宋初沿循唐制，省部寺监的官，备员充数而已，基本没有实际的职掌。吏户礼刑工兵六部的尚书、侍郎与左右谏议大夫等，都空存其名而无其实。于是，北宋前期朝堂内外出现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14)的混乱局面。以至于司马光慨叹“今之所谓官者，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畴功。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乱，名实不副，员数滥溢，是以官吏愈多而万事益废”。(15)其二，机构严重叠合，官吏虽多而事废。宋初的许多官制设置，一个机构可以办理的事情，多半情况下会同时设置三几个机构。究其实，皇帝的用意是在分割主管臣僚的事权，防止其专权。譬如宰相的事权一分为三，设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军事机构则设有兵部、枢密院和三衙，以互相牵制。这样一来，衙门之间互相牵制，做事则相互推诿，以至于行政效率相当低下。其三，冗官冗禄，国蠹财乏。宋初以来，科举录取人数不断增加，荫补入官的人员更是屡增不减，即便是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冗吏的局面也势所难免。所有这些，催生出了宋神宗朝的官制改革。
熙宁末年，宋神宗令臣僚校勘《唐六典》，以之为蓝图，设定各级官署，规定官员编制和职权、官阶。元丰三年(1080年)时，在蔡确和王珪的协助下，对职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做法有：依《唐六典》复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制，以正官名；罢文武散阶及吏人带文武散阶、检校官、宪衔等虚衔；确定了一些新的官品和寄禄官的新格，重新制定了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和九寺五监的条例和《元丰禄令》，改革了荫补时限，等等。(16)简言之，这次改革基本上是对中唐以来差遣等制度的一次反复，是对唐中叶到北宋以来官制领域的一次较大变动。显而易见，如果将元丰改革也纳诸“唐宋变革”这一论域，则难以按照“唐宋变革论”给定的时段和研究范式，对号入座。
(三)中唐两税法实施后“丁口之赋”的残存
自汉唐以来，中国各代王朝以控制村落民户人丁的办法，征收赋税，差派徭役。人头税成为漫长中国历史上农民无法脱离的枷锁。传统中国所谓“编户齐民”就是将所有民户纳诸王朝的控制体系，有产则有税，有丁则有役。纳粮当差是村民们对王朝应尽的义务。编户齐民必须在官府著籍，俾便纳税当差。不著籍为“脱漏户口”，律有惩罚。(17)隋朝的输籍定样，大索貌阅，唐朝宇文融括户等，就是针对隐匿人口、诈老诈小等行为所作出的对策。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唐朝将传统帝制时代主要农业税从“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转变为“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此后农民对王朝的人身依附渐趋松弛。但是，就目前宋朝的资料来看，“丁口之赋”依然在一些地区存在，尤其是在四川以外的南方诸路还大量地征收。据南宋陈傅良记载：“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兴国五年定纳钱一百；福州长溪有温、台等州投过一千七百余户二千余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温、台州见纳钱二百五十；苏州每丁纳米，自淳化五年定纳钱二百；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处州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许将绢折纳。”朝廷虽屡有除放之举，奈何“府县占吝，奉行不虔”(18)，以至南宋各地犹有征收。李心传曾说：“闽、浙、湖、广丁钱，在国初，岁为四十五万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尝除之，后又复。”(19)梁太济详细考察了南宋时期各地蠲免、恢复的过程，指出宋朝两浙路身丁盐钱之完全丁税化又永与除放，荆湖北路纯州平江县之一度按丁定税，均表明“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是有着曲折反复的。学者或认为在宋朝时候已经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而究诸史实，仅是个别地方的特例，远没有形成一股潮流。更有甚者，有学者明确认定：赵宋朝廷蠲免身丁钱的做法仅仅是一个假象。(20)显而易见，两税法后的唐宋社会，虽然官方文献显示身丁钱处于逐步除放的过程之中，但人丁税还是存在着，并且在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普遍存在。
总之，追溯内藤“唐宋变革论”议题之源，究其论旨，除上述三个方面之外，唐宋时期尚有哪些“悖论”和“反例”的个案难以框定在既定议题范围之内，尚需更多的追索和探讨。
三、“唐宋变革论”的反思与“区域差异”视野下的“历史中国”
中国广袤国土内各个区域千差万别，兼而民族众多，姿态各异。譬如，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以及政治制度运行、礼法下达实行诸多领域，均难以皇朝一体化下整齐划一的发展进程一概而论。对此，学者早已揭示，甚而建构出“华北模式”、“关中模式”、“江南模式”、“岭南(华南)模式”等等。(21)就制度领域而言，隋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线索与北朝线索的整合。到中唐以后，王朝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南宋承袭唐宋变革成果，它所代表的南朝线索充当主流，辽、夏、金、元反映的北朝线索作用显赫。元朝统一后，南方与北方差异依然存在，导致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因素的并存博弈。明中叶后改为南制占主导，才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方面且得以升华发展，“元和明前期整合与发展”说或可修正风靡一时的“宋元明过渡”论。(22)就华南地区的研究而言，“在大一统的概念下，在不同的时空里实行同一个制度，可以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理由很简单：明清帝国均拥有庞大的地域和人口，东、南、西、北各个部分的地理环境有极大差异，风俗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地区，在帝国内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地域即使经历过共同的王朝历史，也各自有着内容很不相同的本地历史过程”。(23)可谓道破中国各区域间存在差异的实有历史面相。对于区域史或曰地方史的研究，学者们希望通过在“地方”、“区域”的“个体”研究中，努力凸显和构建“国家”(中华帝国之统一王朝)“整体史”；希望通过“小历史”精细描述，进而推动“大历史”整体构建，以凸显“历史中国”的整体图像。(24)中国这种存在已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有着独特的发展和前进轨痕。就文献记载和学者认知来说，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南”与“北”，近来有学者指出，过去多年来一般性认识，文献中的“南方”多是“中原中心论”或“北方中心论”意涵下的“南方”，是“王朝历史之下的南方地区史”，而不是“南方地区的中国史”。无论是华夏(中原)士人的叙述与书写，南方士人立足于“南方”的叙述和书写，还是南方“民众”的叙述和阐释，都会杂糅入“中原色彩”，从而导致了人们普遍认知中南北的差异。(25)实际上，宋朝文献中存在中原人(泛指北方人)认识中的“南方”、“南方人”与“南方社会”，抑或是南方人自己体认中的“南方”、“南方人”与“南方社会”，以及南方人有意识地展现给中原人(北方人)的“南方”、“南方人”与“南方社会”。(26)就个人理解，蒙元之前的王朝，即便是南方士人抑或为“南方”书写的各地人士，均难免或绝大多数具有“中原中心论”的意涵。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导致的区域性文献记载及学人的认知差异，似乎还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区域差异的一个侧面镜像，而非全部。千差万别的中国各地民风民俗，不同少数民族间的巨大差异，尚非已有文献所能一一完整毕现。文献所显示的既已如此，展现在学者面前的，自然就更难揭示区域历史视域下传统中国的全部蕴涵。就此而言，简单地以“唐宋社会变革”概指帝制中国时期所有区域内的内容，涵容所有的历史面相，无论如何是失于单一性的一种研究模式，难以概括多元化、立体空间内纷繁复杂差异巨大的“历史中国”。
事实上，无论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社会变革论，还是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及美籍华人刘子健等提出的两宋之际社会变革论(27)，在乡村职役、元丰改制、身丁钱物的征收等问题上似都难有确当的印证：(1)时段上存在差距、制度上产生了曲折和反复；(2)难以据上述断定唐宋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中更难找寻出“近世”文明(类如“文艺复兴”)的历史影像；(3)忽略了纷繁复杂的区域差异。故此而言，所谓的唐宋社会变革，并非是社会发生“断裂”般的突变。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传统的力量往往相当强大。从历史的“长时段”看问题，可见许多历史事物延续多于断裂。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多元、多途的，复杂不已，难以一概而论。即使社会发生变革，也有变革先后乃至出现反复。单一研究范式，未必能够涵盖所有历史中国的问题。对于来自欧美中心观的学术命题，对于“挑战与迎战”、“东方专制主义”、“停滞社会”、“超稳定结构”等等论点，需要在批判中扬弃。对于发源于日本的唐宋变革论，亦需谨慎辨析，虽不必在中国强盛的今日而自我满足地张扬自我，在“唱盛中国”(28)的格调下远离学术层面而大谈建构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也不必随队于域外学人之后亦步亦趋，甚至于“我们不要枉费气力，去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29)。当然，为了更真切地发掘“历史中国”，我们当然需要别具只眼，超越中国局限，在“贴近感知经验”下力求“从周边看中国”，但也需力求在中国历史的叙事中理解“历史中国”，恪守“中国立场”(30)。进而言之，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注重其中的区域性差异，以传统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透视历史中国的镜像，锻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的宏观学术命题，才能引领国际学术讨论，闪耀出中国学人的智慧光芒。
注释：
①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宫川尚志在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55年8月发表“Su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以英文向学界宣扬“Naito Hypothesis”;有关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唐宋变革论议题原设定之论域，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对此进行了认真解读，从学理上辨明了“唐宋变革论”论旨。
②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见《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胡如雷、张泽咸、邱添生、张其凡、罗祎楠、李华瑞、李庆、黄宽重、王水照等学者均有讨论。近十数年来，文史哲领域硕博士学位论文，更是繁富不已，难一一赘列。
③参阅《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唐宋变革论’与宋史研究”之编者按。
④牟发松：《“唐宋变革说”三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1)。
⑤赵轶峰：《明史以外看明史》，载《学术月刊》，2010(6)；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篇)，载《河北学刊》，2010(4)。
⑥欧阳修等：《新五代史》卷三六《义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⑦刘祥光：《婢妾、女鬼与宋代士人的焦虑》，见《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北，东华书局，2004。
⑧王曾瑜：《唐宋变革论通信》，见《纤微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
⑨有关这一论断，前辈学者早有揭示[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第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魏光奇：《清代直隶的差徭》，载《清史研究》，2000(3)]。大致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学者有一学术预设：宋朝之前王朝对村落中广土众民的治理，采取了直接控制的模式，此后则采取了间接控制的体制(鲁西奇等：《“画圈圈”与“走出圈圈”——关于“地域共同体”研究理路的评论与思考》，载《人文国际》，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⑩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第366—3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第181—187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1)《王梵志诗》卷二《当乡何物贵》，第7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士大夫之鄙视乡役，另见李廌：《师友谈记》，第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泸州志·乡都》引曹叔远《江阳谱》，第6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刁培俊：《两宋乡役与乡村秩序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14)《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司马光：《传家集》卷二一《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上殿劄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本节主要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第343—34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龚延明：《北宋元丰官制改革论》，载《中国史研究》，1990(1)。
(17)王毓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见《莱芜集》，第3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六《乞放身丁钱劄子》，四部丛刊初编本。
(1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身丁钱》，北京，中华书局，2000。
(20)梁太济：《身丁钱物的除放过程》，见《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王德毅《宋代身丁钱之研究》，见《宋史研究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试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3)；杨宇勋：《取民与养民：南宋的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2003。
(21)近年来地方史研究如火如荼，对传统中国区域间的差异，许多学者均有揭示，兹不赘述。参见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收入行龙等主编《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2)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载《文史哲》，2009(6)。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载《历史研究》，2011(5)。
(23)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1—2)。
(24)陈春声指出：“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难免有‘隔靴挠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走向历史现场》，载《读书》，2006(9)]。
(25)鲁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之《中古历史的南方脉络·代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26)刁培俊：《南宋“乡村社会”管窥》，见《国学研究》，第24卷，第1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7)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2—2，1982，pp. 365—442。[美]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见《两宋史研究汇编》，第79—8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4-8页。
(28)卢汉超：《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清华大学学报》，2010(1)。
(29)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1)。
(30)葛兆光：《宅兹中国·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