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蒙元史研究成果与进展

2016 年度蒙元史研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成果丰硕，稳中有进，尤其是对蒙元史叙事方式的反思和从较长时间段审视区域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有利于我们重新检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充分利用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开展专题研究，以及重视蒙元史基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均取得优异成绩。综合起来看，本年度蒙元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重新审视蒙元史的特点，反思蒙元史叙事方式。如何重构蒙元史的叙事方式是蒙元史研究者所面临的重要学术挑战。来自蒙元史和思想史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针对以上问题作了探索。张志强主编《重新讲述蒙元史》( 三联书店) 一共收录沈卫荣、姚大力、唐晓峰等撰写的14篇主题论文，旨在针对蒙元史的叙述之难，突破以往以中原王朝，以汉族、汉语、汉文化为中心的研究模式，重视从不同角度，利用多种方法和多种材料，以亚洲视野乃至世界视野，重新讲述蒙元史。这种尝试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框架，从中国内部的多元状况和中国周边的复杂处境出发重新认识中国，对当前蒙元史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而这种研究，因为蒙元帝国的“世界体系”，自然而然地会遇到因为国家、民族、政治立场、历史情感等的不同而造成的争论，但这种争论，对学术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李治安最近几年注意探讨元明之际的江南社会问题。本年度发表了《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 《历史研究》第1 期) 、《元代江南地区的籍没及其社会影响初探》( 《社会科学》第9 期) 等系列文章，对元至明前期江南的籍没、江南政策和社会发展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把握元明时期江南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南开学报》第2期开设“元明时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专栏，刊载申万里《宋元之际的吕师孟及其家族初探》、王秀丽《元末明初的海商与江南社会》、周鑫《元中后期科举与南方儒士之习学———以延祐复科为中心》等论文，分别从家族、海商、科举等视角切入，考察宋元明时期江南社会的发展演变问题。
卜正民主编，潘玮琳等译《哈佛中国史》第五卷《挣扎的帝国: 元与明》( 中信出版社) 从气候环境史的角度讲述了元明帝国的发展与兴衰，强调了蒙古征服后东亚大陆的新型政治秩序与环境变迁带来的社会生存困境，并探讨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复杂性和商业化等一系列问题。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蒙古颠覆世界史》( 三联书店) 挑战了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史叙述方式，认为蒙古是理解世界史的重要支点。
二、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研究成为亮点。徐忠文、荣新江主编《马可·波罗扬州 丝绸之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是近年来关于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成果。全书分马可·波罗与扬州、马可·波罗与中国、马可·波罗与欧洲和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4个部分，收录论文23 篇 ( 不含译文) ，包括中国、意大利、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学者的较新研究成果，展现了当今马可·波罗研究的水平。11月19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举办了“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德、意、瑞士、英、美、日、韩、中等国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大会收到论文和摘要31篇，围绕马可·波罗、丝绸之路、10—14世纪的中外关系3个主题展开讨论。
此外有数篇论文也涉及这一主题，如华涛《中文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的“一带一路”》( 《新世纪图书馆》第 11 期) 、党宝海 《丝绸之路漫谈———访陈高华先生》( 《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 期) 等。
三、蒙元史研究的两部力作———洪金富校《元典章》与《元代人名大辞典》出版。洪金富历时15年点校的《元典章》出版 ( 史语所) 。洪校本参考了陈高华等的点校本，因此在陈校本基础上又有所推进。洪校本采用“换行缩格”的方式处理书中层层相套的公文，有助于读者较为直观地了解《元典章》文书。该书序言中以举隅方式列举了21条两种校本的异读，供读者择善而从。书末21条附录，较陈校本收录的资料更为丰富。所附书名、译语、人名等索引，便于检索。
余大钧自1994年至2003年历时9年编撰而成的遗著《元代人名大辞典》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参考利用的各类文献达到 1000多种，所收元代历史人物词条2. 2万余条，是迄今为止国内收录元朝历史人物最多的一部辞典。而其所收蒙元时期现今中国境外诸多国家和民族人物词条，亦有独特的价值和特色。
 四、利用考古材料拓展研究视角和领域，进而深化蒙元史研究的成果十分突出。本年度关于蒙元史的考古成果比较丰富，《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文博》、《文物世界》、《中国文物报》等报刊均发表了蒙元史相关考古发掘简报，对各领域的考古成果进行介绍。此外，孙危翻译的C. B.吉谢列夫《古代蒙古城市》 ( 商务印书馆) 一书第二部分 “哈拉和林———蒙古帝国的都城”是哈拉和林考古成果的集中报道。
学者们利用考古材料拓展和深化蒙元史研究，年度内成绩斐然。薛磊《元世祖朝汉字官印新考》 ( 《文物》第2 期) 和 《元代“管女直侍卫亲军万户府”小考》 ( 《中国史研究》第2 期) 介绍和考释了 17方世祖朝汉字官印资料及内蒙古出土的“管女直侍卫亲军万户府”铜印。村冈伦撰，宫海峰译 《从 〈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谈起———元代和林地区行政机构管窥》 ( 《江海学刊》第3 期) 利用原藏蒙古国的《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考察了大蒙古国旧都哈剌和林的行政机构及当时蒙古高原的政治局势。顾寅森《元代佛教经济研究的珍贵史料———扬州出土元〈江淮营田提举司钱粮碑〉的重新录文与考释》(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 期) 重新对扬州出土 《江淮营田提举司钱粮碑》进行考释，分析了其对元代寺院经济的价值。蔡春娟《元大德五年〈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问题》 ( 《北方文物》第2 期) 对 《涿州新建庙学记碑》进行考释，指出清代方志沿袭了《日下旧闻考》有关李元礼所撰碑文和元大德五年涿州修建过庙学的错误记载。朱建路利用武安出土《重修寿圣寺碑》碑阴铁官题名考察了元代腹里地区的铁冶 ( 《元代直隶省部地区铁冶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 期) ，并对河北大名收藏的 《李爱鲁墓志》作了进一步研究 ( 《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释补》，《宁夏社会科学》第1 期) 。李森《新见元代名臣张养浩碑考释》 ( 《考古与文物》第2 期) 公布了山东济南章丘发现的张养浩碑刻资料，并进行了初步研究。
黑水城文献是近年蒙元史研究的热点。相对于俄藏、英藏黑水城文献而言，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比较滞后，但年内推出的三部著作则弥补了这种不足。孙继民等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成果，出版了3册250 多万字的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对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作了系统梳理。全书分整理编和研究编，每件文书都附有题解、录文、注释，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专题研究。杜建录《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 人民出版社) 属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分研究篇和整理篇，研究篇主要针对汉文契约、户计与赋税等展开探讨，整理篇对文书分类并作了叙录，另附索引。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牵头，历时7年完成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 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 收录中国所藏黑水城汉文文书 4000余件，并逐一进行录文、叙录、校勘和注释。同时采取图文对照的形式，方便学者查阅、使用。此外，发表的相关论文不少。陈柳晶、陈广恩《黑水城文书中的别 ( 柏) 奇帖木儿大王》( 《西域研究》第3 期) 认为 “别 ( 柏) 奇帖木儿”是出伯的曾孙、第八位豳王别儿怯帖木儿。杜立晖《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付身考———兼论宋元付身制度的承袭与变化》 ( 《内蒙古社会科学 ( 汉文版) 》第2 期) 指出付身文书为官吏委任状，多用于职级低微的官吏和差役等人。
五、政治史依然是蒙元史研究的重头戏，年度内研究成果显著。李治安从官制、军制、宫室视朝与帝号等角度对元代的“内蒙外汉”二元政策进行了解读，指出这一政策虽有各种弊端，但其历史贡献又是主流，基本适应大漠南北游牧与农耕并存格局 ( 《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史学集刊》第3 期) 。刘晓、张国旺《中国通史》第4卷《辽西夏金元》 ( 华夏出版社) 以蒙古兴起、忽必烈大帝、两都巡幸、大元帝师八思巴、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与中国、元顺帝妥懽帖睦尔7个专题讲述了蒙元历史。薛磊《元代县典史考述》 ( 《安徽史学》第5 期) 对元代县级衙门中首领吏员的职责、员额配置、选任与迁转以及贪腐问题作了探讨。马晓林《元朝火室斡耳朵与烧饭祭祀新探》( 《文史》第2 辑) 考察了火室斡耳朵的起源及演变。乔志勇《元代逃奴问题与国家权力》( 《中华文史论丛》第1 期) 分析了元代逃奴问题，认为国家权力的支配凌驾于主奴关系之上。陈光文、郑炳林《蒙、元时期敦煌行政体系述论》( 《西北民族研究》第1 期) 对蒙元时期敦煌行政体系的发展与演变作了考察。冯鹤昌《元代弘吉剌部只儿瓦台之乱新考》 ( 《内蒙古社会科学 ( 汉文版) 》第5 期) 对族出弘吉剌部按陈家族的只儿瓦台在至元十四年发动反对元朝的叛乱及其对弘吉剌部与元廷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影响作了考察。张晓慧《再谈蒙元时代的孛可孙》( 《西域研究》第2 期) 探讨了元代史料中屡见的 “孛可孙”一词的词源和职掌。
科举方面，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 中华书局) 全面考订了元朝各科进士1139人及其事迹，进而探究了元朝科举制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与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 ( 史语所，2012 年) 相得益彰。周春健《元代科举之罢与蒙汉观念之“冲突”》( 《安徽大学学报》第 6 期)  考察了顺帝时期的罢废科举问题。
军事史方面，刘晓探讨了宋元对峙时期的大都督和元江西行省所辖13翼镇戍军万户府的设置情况，认为元朝镇戍体系“重北轻南、守内虚外”的格局，与元朝统治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 《宋元对峙时期的大都督》，《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江西行省镇戍军万户府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5 期) 。张国旺《元代军官俸禄制度考论——— 〈元典章·户部·禄廪〉研究之一》 (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 期) 梳理有关元代军官俸禄的记载，探讨了元代军官俸禄制度的演变过程。此外还有洪学东《名开榷场，实修堡垒———宋元襄樊战役元军筑堡年代考》、蔡晶晶《元代阿速卫研究两则》 ( 皆见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等论文。
法律方面，乔志勇《大蒙古国“断案主”刑考辨》 ( 《中国史研究》第4 期) 分析了大蒙古国时期 “断案主刑”的两种类型，认为至元八年户口条画颁布后，“断案主”刑在地方司法上基本消亡; 他的 《论元代的人口籍没》 (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 辑) 考察了处以人口籍没刑罚的种类、籍没人口的身份性质及去向等。陈柳晶、陈广恩发表了元代儿童买卖和境遇的论文 ( 《元代儿童买卖刍议》，《暨南史学》第12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蒙元时期家族与人物，颇受学界关注。申万里《南宋到元朝的社会变迁: 以家族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中原文化研究》第4 期) 指出南宋至元朝家庭观念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当时家族生活的变化，是当时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反映。于磊《元代徽州家族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以歙县双桥郑氏为中心》( 《中国史研究》第4 期)考察了双桥郑氏家族在元代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陈晓伟、刘宪祯《辽代〈姚企晖墓志铭〉与蒙元姚枢、姚燧家族》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 期) 利用新发现的《姚企晖墓志铭》，勾勒出姚氏家族的发展历史。
罗玮翻译的美国艾骛德 ( Christopher P. Atwood) 所撰 《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先世的六世系》(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 辑) 长文，是研究成吉思汗先世世系的重要论文。那仁敖其尔等著，哈达奇·刚译《圣祖成吉思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对成吉思汗思想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彭曙蓉《元顺帝词坛编年与考论》( 南开大学出版社) 以编年考证和词人考论的形式，讨论了元顺帝词坛长达 36年的活动史和创作史，内容涉及词人生平、活动、交游和词作创作考辨等。尚衍斌《元代于阗人哈八石事迹考述》( 《民族研究》第1 期) 对入居内地的于阗人哈八石的家世、行迹及其与各族知名诗文家交往的史实作了探讨。聂鸿音《元代僧人沙啰巴名字补证》 (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第1 期) 考察了元代江浙释教总统沙啰巴名字的音译问题。马建春、陈小红《元代色目人康里回回事迹考述》( 《暨南史学》第12 辑) 对康里回回的生平事迹作了细致考述。蔡春娟《元人周锴小考》 (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 辑) 利用方志梳理了周锴的生平事迹。黄太勇 《成吉思汗宣差刘仲禄生平拾遗》 (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 辑) 考察了成吉思汗宣差刘仲禄的生平事迹。
六、青年学者形成了运用多种语言文字材料研究蒙元史的良好风气。传统的蒙元史研究一贯比较重视多种语言文字材料的利用，老一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刘迎胜《蒙元世界帝国的时代印记》( 《重新讲述蒙元史》) 、《“拔都西征”决策讨论及相关问题》( 《历史研究》第2 期) 即是两篇范文。目前随着蒙元史研究的日益国际化，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出国留学者比比皆是，他们受到了很好的语言训练，综合运用多种语言知识开展学术研究的意识十分突出。如马晓林《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 ( 《北京大学学报》第1 期) 以新出按檀不花家族史料为中心，结合叙利亚文、回鹘文材料，还原了此家族五代19个人名。求芝蓉、马晓林《安藏家族人名考———兼论13世纪回鹘佛教徒的汉文化修养》 ( 《西域研究》第2期) 根据回鹘文、藏文、汉文诸文献对元代畏兀儿人安藏、扎牙答思二人进行了区分。陈新元《八儿赤与元代豹猎》 ( 《西域研究》第2 期) 利用波斯、蒙古文史料，考证出八儿赤是来自于突厥语的一种职官。
七、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喜人。《元代古籍集成》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出第二辑，共计 12卷21部作品，已出版的有子部《书史会要》、《图绘宝鉴》、《元代画塑记》、《学古编》、《墨史》、《翰林要诀》、《衍极》、《法书考》、《竹谱详录》、《画鉴》，集部《梧溪集》、《玉笥集》、《静思先生诗集》等。《全元赋校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共 10 册，搜集现存元赋 ( 不收录与赋体相近的辞、颂、操、连珠、七体等) ，予以增辑、校勘、标点。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有几种元人文集的整理本，分别是毛小庆点校《黄公望集》、侯妍文点校《倪瓒集》、罗琴点校《邓文原集》。时光《〈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对成书于 14世纪的伊朗伊利汗王朝拉施特主持编撰的这部中国医学的波斯文著作了初步研究。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元史》会注考证”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刘迎胜《〈元 史·定宗纪〉笺证》(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 期) 对 《元史·定宗纪》作了详尽注释。杨晓春、于磊分别针对《元史》中的江浙行省和《日本传》进行会注 ( 《〈元史·地理志·江浙行省〉会注考证 ( 上) 》、《〈元史·日本传〉会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 辑) 。
此外，周少川针对《经世大典》现存佚文辑佚中存在的失误，提出四种新的辑佚办法 ( 《〈经世大典〉辑佚考论》，《文史》第2 辑) 。张云对《汉藏史集》的价值作了进一步分析 ( 《藏文史书〈汉藏史集〉的文献学特点及其史学价值》，《青海社会科学》第1 期) 。陈晓伟《〈庙学典礼〉四库底本与四库馆臣改译问题》 ( 《民族研究》第3 期) 利用四库底本———清翰林院钞本《庙学典礼》，复原了卷首《庙学典礼应翻译者》所列32 条被四库馆臣改译的条目; 他的 《〈元世祖出猎图〉流传考略》 (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6 期) 考察了刘贯道 《元世祖出猎图》的流传和相关情况。毛海明《刘秉忠〈万言策〉上书时间再探讨》 ( 《中华文史论丛》第1 期) 判断《万言策》的上书时间应是海迷失后三年二月前后。此外还有几篇辑补《全元文》、《全元诗》以及订正《元史》相关讹误的论文。
八、其他专题研究亦取得进层。社会经济史研究。陈高华《元代大都的赈粜和红贴粮》(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 辑) 分析了元朝在大都经常推行的两种赈济方式———赈粜和红贴粮与其他地区赈济方式的不同，指出红贴粮是赈粜的变种，价格更为优惠，主要针对贫民。元朝在大都一直不计成本地发放赈粜粮和红贴粮，是为了维护大都的稳定。周子衡《蒙元货币统一与世界经济的诞生》( 《金融评论》第5 期)从货币经济的角度考察了两宋金元的货币历史关系，指出蒙元货币统一使东亚经济白银化，使得亚欧大陆的白银经济初具世界意义。
地理、环境、灾害研究。邓锐龄《〈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元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考释》( 中国藏学出版社) 对 《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时期西辽图幅和元时期《察合台后王封地》图幅中的一些地名进行详细考释，并对东汉至明各时期全图西北边疆部分一一作了说明。郭超《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 中华书局) 对元大都规划进行系统研究和复原，这对元大都的历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石坚军、王社教《元代漠北日月山地望新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 辑) 认为元代漠北日月山即“日月 ( 山) 熨斗山”、纳兰赤剌温、不儿罕哈勒敦，今蒙古国肯特山脉。石坚军、张晓非根据《双溪醉隐集》乾隆四十九年吴长元钞本，对批校按语中所复原四库馆臣篡改前的人名、地名作了初步考释 ( 《〈双溪醉隐集〉吴长元钞本所批校人名地名考释》，《西北民族论丛》第1 期) 。曹金成《〈元史〉地名辨正二则——— “马金山”、“忽兰若班”二地札记》( 《文史》第 4 辑) 考订出 《元史》中的 “马金山”应该是“金马山”，“忽兰若班”应该是 “忽兰荅班”。张国旺 《元代地震灾害发生史述论》 (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 辑) 考察了元代地震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与总体情况。张瑞霞、葛昊福对泰定帝、文宗时期陕西旱灾作了探讨 ( 《1324—1332年陕西行省特大旱灾探究》，《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 辑) 。
文化、思想、宗教研究。韩志远《元代衣食住行》( 中华书局) 分为衣、食、住、行四大部分，配有大量插图，比较全面地展现出了元代各民族、各阶层的社会生活风貌。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 人民出版社) 和刘宏英《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 ( 中国经济出版社) 对研究元代文化史亦有参考价值。朱军《元代理学影响下的正统论》( 《西北大学学报》第3 期) 认为元代夹杂着理学思想的正统观念，对维护政权合法性和促进文化认同及民族融合具有积极作用。
唐晓峰通过大量一手文献资料，撰写出有关元代也里可温研究的系统之作《元代基督教研究》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庆英《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几个问题》( 《西藏研究》第4 期) 梳理了元代噶当派的发展历史，指出噶当派因为萨迦派掌权而趋向支持萨迦派，进而与元朝廷建立了联系。吴小红《宋元时期龙虎山道士对民间信仰的利用和扶持———以贵溪自鸣山神为例》 ( 《宗教学研究》第1 期) 以贵溪民间神祇自鸣山神信仰为切入点，考察了龙虎山道士对民间信仰的利用和扶持，指出这对龙虎山道教在宋元时期官方地位的上升和民间影响的扩大功不可没。赵晓寰《元代城隍信仰: 以 〈全元文〉为中心的考察》 ( 《世界宗教研究》第4 期) 对 《全元文》所收52篇《城隍文》逐篇分析，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元代城隍信仰的风貌。周思成《元朝皇帝与星命、相术之关系新证》 ( 《北方文物》第4 期) 从星命和相术两方面探讨了蒙元统治者与被征服地域民俗信仰的关系。
元丽关系研究。刘晓《〈送晋卿丞相书〉年代问题再检讨———兼谈蒙丽交往中必阇赤的地位与影响》 ( 《民族研究》第5 期) 就高丽文人李奎报两篇 《送晋卿丞相书》的历史背景与写作年代作了考察，与邱瑞中、乌云高娃进行商榷，指出必阇赤在元丽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乌云高娃长期以来关注元丽关系，年内又发表了4篇论文讨论蒙元与高丽之间的征战、政治、文化及高丽王室成员、文臣在元朝的活动等 ( 《高丽与蒙古的接触及双方征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2 期; 《高丽与元朝政治联姻及文化交流》，《暨南学报》第10 期; 《高丽忠烈王及其随行人员在元朝的活动》，《中国史研究》第3 期; 郑叶凡、乌云高娃《高丽文臣李齐贤元代江南之行》，《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 辑) 。杨晓春《元末高丽人记载中的中国北方社会———读〈老乞大〉中“汉儿”相关内容札记》( 《常州大学学报》第2 期) 对 《老乞大》中一批有关“汉儿”的相关记载作了探讨。
此外，8月21—23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及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办了“元史研究暨《集刊》回顾与展望———南大元史1956—2016”学术研讨会，纪念元史研究室成立60周。元史室是1956年由韩儒林创建的，至今已培养出一批蒙元史研究学者，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已成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基地。
总的来看，本年度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对蒙元史叙事方式的反思，对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的研究，成为年度亮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利用考古材料拓展和深化专题研究，运用多种语言文字材料分析研究问题，整理和深入挖掘基础文献方面，亦取得了显著成果。洪校《元典章》和《元代人名大辞典》的问世，体现出老一辈蒙元史研究专家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这在当前急功近利、量化考核的学术大环境下，更值得我们提倡和学习。但本年度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因为研究对象的日益细化和中国通史乃至世界史知识的缺乏和短板，使我们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往往缺乏更为宏观、动态和立体的研究视野。个别论文的选题相对于论证而言显得过于宽泛，影响了研究深度。在运用新的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蒙元历史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今关系，客观如实把握七八百年前的历史，也值得我们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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