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朝初期的南海招谕研究 ——泉州的军事、交易集团及其网络

  序     论

忽必烈时代，元世祖对东南亚-南印度诸国（下文称作“南海诸国”），既派遣使团招谕，亦出兵征伐，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至其治世末期，南海征伐终止，元朝同南海诸国间以形式上的从属地位建立起了和平的通商关系。对此，杉山正明认为，忽必烈的南海征伐乃是劝服与其通商的示威行为，通过对相关据点的掌握来确立海洋支配权，实现“海上帝国”之目标，而在此背后则是同蒙古已然联为一体的穆斯林商业势力在发挥着作用。但是，“海洋支配”的实际状况和有效性方面的史料发掘，以及穆斯林商人与蒙古政权联合对南海进行支配的具体论证等问题皆有待进一步解决。

近年来，蒙古时代海上贸易诸集团相关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据点具体实施忽必烈南海政策的集团及其构建起的联结中央同地方的人际网络，以及这些集团同其背后商业势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尚未展开。对这些网络关系的研究也可以成为具体了解伴随蒙古政权南北统一所形成的欧亚通商网络的重要线索。同时，对联结中央、地方人际关系的研究也是讨论处于唐宋、明清两变革期之间的宋元明变革期诸问题所不可或缺的。

据此，本文将以忽必烈朝初期实施其南海政策的主要交易据点泉州（现福建省泉州市）为中心，对蒙古将军唆都所属集团及其南宋末期泉州的外来商人蒲寿庚等相关集团展开讨论。元朝初期，江南（长江以南的旧南宋统治区）的实际支配者其实是率领南宋远征军、带有行省头衔而平定江南各地的军团长们，同时行省以及这些军团在元朝对外经略和构筑同东南亚－南印度诸国王权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蒲寿庚为首归顺元朝的地方势力也被纳入到以元朝军团为核心的支配机构之中，在平定沿海、统治福建和海外招谕等活动中功不可没。据此笔者认为，这两者互为一体的军事、交易集团，作为介乎中央与沿海之间的势力，以泉州为根据地，重新整合宋代以来的交易网络和地方精英的人脉关系，为忽必烈政权南海政策的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故本文拟充分利用碑文、地方志等地方文献，对其构造作具体探讨。

1.蒙古将军唆都及其军团

首先来看最初承担元朝南海招谕任务的唆都及其所属军团的情况。

据《元史》卷129《唆都传》，唆都出身于蒙古札剌亦儿部，入忽必烈“宿卫”，从征云南花马国（1253年），参与平定山东汉人军阀李璮之乱（1262年）。其后，籍没宋蒙边境从事马匹走私的三千“恶少年”充军，以其中千人隶之，为千户，驻屯于河南对南宋战争军事据点之一的蔡州。至元五年（1268年）以后，从总帅史天泽参加南宋征服首战襄阳包围战，至元八年（1271年）予东平兵八百，升总管。至元九年襄阳降服后，又予兵卒五千“入觐”，升招讨使。如此，唆都的军团于其一代被逐步组建起来。此后，随从代史天泽担任远征军总帅的伯颜、阿朮渡江东进，下建康（今南京），以建康宣抚使驻屯。建康的宋军投降后，为元军各万户所拆分，建康宣抚司是由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所组成的混合部队，担负平定周边地域的派遣任务。由此亦可见建康宣抚司长官唆都麾下也曾吸收新附军，提高其水军的战斗力。此建康军不久即为其子百家奴所继承。其后，唆都亦率水军参加临安（杭州）攻略战及其平定周边地域的战争。这时的水军战斗力即是唆都军团此后活跃于南海经略活动时的基础。

至元十四年（1277）唆都以福建道宣慰使在江西行省参政塔出的指挥下，南下追击逃走的南宋二王，转向参与平定浙江南部、福建地区。此时，元朝派兵救援为南宋军所包围的泉州蒲寿庚，同时平定了漳州、潮州、广州等沿海城市。继而，至元十五年（1278）“入觐”，同蒲寿庚一并授以泉州行省左丞，着手进行南海招谕。

对于唆都，需特别注意他同忽必烈之间的个人关系。堤一昭曾对参加南宋远征的华北蒙古军团长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他们共同的特征是：皆为突厥・蒙古系；并非出自重要蒙古部族但其祖先多数同成吉思汗保有私人的关系；始于窝阔台时期的金朝征服战争和对南宋战争的华北驻屯等。但具体到唆都来说，除却出自蒙古部族这点与之相通外，并未见到其祖先同成吉思汗之间保有某种关系的记载，亦无可供继承的军团。故他作为“宿卫”的一员，亦即怯薛歹，同忽必烈之间的私属关系乃是其地位巩固的基础。每次任务完成后，唆都皆“入觐”，朝见忽必烈，同时被授予新的官位和任务，继而再至新的任地赴任。这无疑明显体现了怯薛歹的特征，亦即，不论在官与否，与大汗之间的主从关系则持之相续。片山共夫将之称作“怯薛关系”。由此亦可见，忽必烈以此等人担负招谕南海诸国之任务，其意在借此将交易权力控制于己手。

2.“蕃舶商人”的南海招谕和泉州“诸蒲”的贸易网

另一方面，同唆都一并参与南海招谕的蒲寿庚，一般认为他是泉州阿拉伯系或者波斯系外来商人。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贸易网络对南海招谕贡献极大。下文即依据史料对此加以论证。据《元史》卷10《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诏泉州唆都和蒲寿庚，海外招谕活动开始。

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巿，各从所欲。”

据此，忽必烈意欲通过“蕃舶诸人”向诸外国传达其招徕意向。而另据《元史》卷210《马八儿等国传》（后文称《马八儿传》）所载“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蕃”可知，当时携带诏书的船只远达东南亚－南亚诸国。而所谓“蕃舶”，本来指外国贸易船，此处当为中国同海外往来船只。由于蒲寿庚于南宋末年在泉州“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故元朝通过“蕃舶诸人”招谕时，毫无疑问利用了蒲寿庚的贸易网络。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南海招谕实施的背景同当时海外贸易的状况密不可分。实际上，13世纪初期以后，泉州的贸易日渐式微，泉州商人多转移至贸易较兴盛的广州。但不久，在讨伐南宋势力的战争中，广州湾成为了重要舞台，广州的贸易盛势也受到阻碍。《大德南海志》卷六《户口》开篇即载由于此次战争的影响所导致的户口数减少，所受打击，可见一斑。

兵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

相比庆元、上海、澉浦、泉州（至元十四年（1277）设置），广州市舶司设置（至元二十三年）较迟的原因应该也是如此。不难想象，二大港口之厄也直接导致了海外来航商人的减少以及居留中国的外来商人向海外转移的增加。伴随海外招谕而对商船的招徕，并不仅仅是因王朝交替而重启朝贡关系，其意义更在于，恢复作为南海交易的中心中国港口，再造其繁华之势。为此，忽必烈着眼于“蕃舶诸人”的贸易网络，利用外来系海商蒲寿庚对他们进行动员。当然，他们同蒲寿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如此，初期的南海招谕拉开了序幕。据《元史》卷二一〇《占城传》载：“（至元）十五年（1278），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从接受诏书的年份来看，这应当属于通过“蕃舶诸人”的招谕活动。《马八儿传》提到，其结果“未几，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实际上，据《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但是，据《马八儿传》，印度西南岸的俱蓝并未应诏，元廷则继续遣使招谕。

此外，《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唆都所派遣的治中赵玉归自“阇婆国”，这也应当是至元十五年所遣使臣。深见纯生认为，爪哇在元代一般记作“爪哇”，而“阇婆”这一称谓在宋代较为常见。所以，此“阇婆国”招谕当为宋代以来出身海外而居留当地的海商（深见纯生称之为“流散型海商”）所承担的。这种情况下，“治中”，应当是在出使之际权授予海商的头衔。这也是外来系海商代表蒲寿庚同“阇婆”之间保有关系的史料。《桐江集》卷3《乙亥前上书始末》所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亦是如此。该史料则反映了南宋末年“诸蒲”参与胡椒贸易的情况。在宋代，阇婆已成为印度马八儿产以及爪哇产胡椒的集散地。如此，也可以认为，元朝初期以泉州为基地的南海诸国招谕也积极利用了南宋以来泉州“诸蒲”同阇婆间的贸易网络。而所谓“诸蒲”则是五代－北宋以来来华的阿拉伯・波斯系海上商人（大食舶主）定居泉州等地者。一般认为，“蒲”是阿拉伯语人名构成要素Abu的汉字音写。《桐江集》所载“为贩舶，作三十年”同前引《宋史》所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蒲寿庚也明显一致，可以视之为同一性质。桑田六郎认为招谕东南诸蕃国诏书中所见“蕃舶诸人”也可以视作“中国舶商”，既然利用了蒲寿庚的交易网络，那么“诸蒲”这种外来商人集团也无疑在招谕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南宋以后“中国商人的海上活动”中尤为突出的南海贸易来看，表面上不甚清晰的“中国化”阿拉伯・波斯系海商贸易网络的重要性仍是不可忽视的。

二、初期的南海招谕及其构造

1.南海招谕的“中央主导体制”

如前所述，当初以委任泉州的行省官唆都、蒲寿庚开展的南海招谕也不久即沿着中央的方针实施起来。其后两者尽管仍然是实际推行的主体，但应是在中央领导下积极参画南海招谕政策的具体实施。例如，《马八儿传》记载由于俱蓝未下，行省议遣使者十五人往说服之。忽必烈即明言“非唆都等所可专也”，意在牵制行省等独自遣使行为。《世祖本纪》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辛亥条亦载，蒲寿庚请颁招徕海外诸国诏书时即为忽必烈所拒绝。

另据《世祖本纪》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丙申条载，令枢密院、翰林院官员参议中书省和唆都招谕海外诸国事。同时，据同月丁酉条，对有内附之意的占城敦促其国王亲朝。对此，《元史》卷二一〇《占城传》记载到，派遣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万户孙胜夫同唆都等同使占城，谕其国王亲朝。据《占城传》，翌年（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占城王遣使奉表入元，但未亲朝。而《元史》卷11《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七年六月再次招谕（要求入朝）。另外，对归附之意都未有表示的俱蓝，也在中央主导下派遣了使者。据《马八儿传》，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即派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往谕俱蓝。杨庭璧等到达等至元十七年，“国主必纳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剌木省书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进，言来岁遣使入贡。”

这一系列的遣使活动，乍看之下乃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行为，但如后文所述，其背后皆同唆都、蒲寿庚有着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在表面上的中央主导体制背后，他们自身所构建的人际网络则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关于其人际网络的具体情况，笔者接下来即依据近年新发现的相关史料以及研究成果，做进一步的分析。

2.杨庭璧和唆都：南海招谕同军团之人脉

杨庭璧于至元十六年（1279）－十七年、十七年－十八年、十八－十九年、十九－二十年四次在前往马八儿和俱蓝的航海途中招谕各国的事迹早已为众所知。但是，关于此人经历，除了《元史•唆都传》所载至元十四年平定福建北部之时曾为唆都部将之外，几乎全无所知。实际上，石刻史料中尚存线索，广东肇庆市北郊七星岩即存有“杨廷璧平寇记”。迄今为止，学界并未注意到该石刻同杨庭璧之间的关联性。

古、端两邑，三四年来，为獠寇突境，日以杀戮掠卖为事，乡民苦不忍言。已丑冬杪，东平路恩州杨庭璧，字君璋，以昭勇大将军、广南西道宣慰使，奉省檄督师而来。庚寅上元日即破贼矣。端民均拜更生，镌此以纪实云。时庚寅孟夏晦前一日。

下面即对该碑文所记是否确实为杨庭璧之功绩加以考订。首先，所谓“古、端两邑”是指古州、端州。古州近贵州，宋代置州，元代置八蛮洞军民长官司，明代置蛮夷长官司。在“溪洞蛮”等非汉民族居住之地，涉及“獠寇”问题是可以理解的。碑文中所重点提及的端（州）乃是肇庆的旧称。而“邑”则通常为县的雅称，由于石刻又位于肇庆，故其本身当无疑问。

从碑文中出现的“东平路恩州”、“广南西道宣慰司”等元代特有的行政区划及官职名来看，该石刻当属元代（特别是恩州在元代为东平路的飞地）。那么，该石刻所记庚寅年具体所指何年？元代（世祖以后）庚寅年只有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和顺帝的至正十年（1350）。清代的《高要金石略》、《广东通志》、《道光高要县志》（据《广东通志》）皆认定为至正十年。其理由为，“字君璋”为“李君璋（李璋）”之误。而李璋见于虞集《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很明显同碑刻所提人物毫无相干，以此校正实不可解。《广东碑刻集》（目录29页）定作至元二十七年则较为妥当。

所以，该刻文可以推定为己丑年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广南西道宣慰使杨廷璧奉行省檄文至肇庆，至元二十七年平“獠”之事。据《元史》卷12《世祖本纪》，杨庭璧于至元二十年正月由招讨使转宣慰使，奉命出使俱蓝。身任南海事务者作为宣慰使领有军团参与平定广东、广西周边地域之事并不鲜见。例如，《元史》卷11《世祖本纪》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己巳条载，孙胜夫和尤永贤自缅归后即任广州宣慰使。《广东通志初稿》卷11《名宦・塔剌海哈传》也记载他作为广东宣慰使正在为征缅军运送兵粮之际在广东北部的南雄遭遇“山獠”并平定之。如果目前其他史料中不能确认另有杨廷璧同名者的话，那么《杨廷璧平寇记》很有可能就是记录杨庭璧自南海归还后活动重要史料。

如果《杨廷璧平寇记》所记杨庭璧事迹确实无误的话，那么其出身地即为“东平路恩州”。这对于复原杨庭璧的经历意义重大。再回过头来看，至元六年（1269）襄阳之战范文虎水军败后，唆都自史天泽处获东平兵卒八百（《元史》卷一二九《唆都传》）。据此可以认为，杨庭璧亦自同时统领东平路军团的史天泽处随此部队转移至唆都麾下。王恽《论大作水军事状》也记载了以史天泽军为主组建的武卫军（后为侍卫亲军）在中都模拟水战训练之事。实际上，忽必烈政权较早就已开始培养水军将领。而杨庭璧被派遣出使俱蓝的前提也是因为他是被充分训练过的水军将领。当然，隶属唆都军团得以被提拔这一事实，也同本文所论述的支撑南海政策实施体制背后的人际网络相互关联，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后文所述，杨庭璧的活动也不止作为唆都部下这一点。除却作为水军将领所保有的势力之外，他同史天泽（1275年没）军团之间的关系也不可忽视。而后文所述及的自祖父起就以东平路为根据地的福建行省忙兀台及其东平的人际网络应当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3.蒲寿庚的地方精英人脉

尽管至元十六年十二月派往占城的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等是在枢密院、翰林院、中书省协商后选出的，但《占城传》记载“与唆都等使占城”，可知他们依然同唆都的海外招谕相关。同时，使者之一孙胜夫还同蒲寿庚有联系。《岛夷志略》吴鉴的序中明确提及，孙胜夫、尤永贤乃蒲寿庚子师文之“副”。明代何乔远《闵书》亦记载蒲寿庚在泉州为南宋军包围受到攻击之时，曾遣孙胜夫至唆都处求援，自己则同尤永贤一起参加防卫战。

苏基朗也注意到以蒲寿庚为首的支持泉州开城的地方精英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列举同孙胜夫、尤永贤等一起协力的福建驻屯军主力左翼军将领夏璟之例。据夏璟墓志，其子夏定保娶了尤永贤孙女为妻。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网络。同时，苏朗基还指出，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及其兄寿宬分别获得了承节郎、梅州知县的身份，据此也完全可将蒲氏一族视为地方精英之一员。

夏璟降元后即获管军上千户，而据夏璟墓志，这便是由于他在宋元交替期从仕蒲寿庚。其子夏定保也领有继左翼军而置的福州新军上千户，承袭其父之军团。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像夏璟一般支持蒲寿庚开城，通过蒲寿庚的关系在元朝获得一定地位，而后积极参与到南海招谕活动中的地方精英应当不在少数。蒲寿庚降元后，重新任用“宋故臣”，《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可见庄弥邵例：

蒲寿庚附元为中书左丞，辟宋故臣之在泉州者复其官。

同书同卷《郑曾子传》载：

泉州降元，蒲寿庚荐授武略将军、梅州路治中，不受。

明代编纂的典籍中，记载弃南宋而降元的蒲寿庚作“盗贼类”的同时极力称扬辞官不任的郑曾子较为常见，而实际上，更多的人仍是由蒲寿庚之“辟”“荐”而被元朝登用。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提及，尽管蒲寿庚集团军事方面的要素在元朝统治机构中作用重大，而另一方面，作为交易集团，他在泉州亦保有极强的私人势力。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蒲寿庚亦欲重构旧南宋地方精英人脉网络的努力，同时，南宋时代地方上既已发展起来的精英阶层的关系网，通过蒲寿庚的势力继续在忽必烈的南海政策中发挥作用。

在中央主导方针下，蒲寿庚和唆都积极扩展对外关系的主动性颇为值得注意。《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丁丑条载有“唆都请招三佛齐等八国，不从”。三佛齐在宋代文献中出现频繁，乃马六甲周边诸国的总称并非元代的一般称谓。而这一称谓在元代出现本身也说明同南宋时代（或者蒲寿庚）的贸易网络之间的联系。当然，唆都、蒲寿庚等利用出使的机会也理当从事自己的贸易活动。桑田六郎认为《元史》卷11《世祖本纪》所见唆都部下顾总管的海上私掠活动暴露了对中央主导方针的不满。如果考虑到上述出现的情况，也可以理解为在中央主导强化的状况下，为填补私人贸易机会减少而进行的活动。

但不久，南海招谕政策即逐步为海外征伐等更为大规模的南海政策所替代。那么，在此过程中，唆都和蒲寿庚两方势力的命运如何呢？

三、出征海外诸蛮、征缅：其后的唆都和蒲寿庚网络

1.南海政策的扩大和“前方机构”中的新旧势力

至元十八年（1281）前后，忽必烈政权的对南海诸国政策开始积极起来。据《元史》卷11《世祖本纪》，十月，于占城置行省，主要负责官员为右丞唆都、左丞刘深、参知政事也里迷失（亦黑迷失）（在此阶段，并非于当地实设行省，而是预先授予应当赴任的诸将以行省官职）。其中，刘深为参与南宋征伐的水军将领。而关于亦黑迷失，据《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他是忽必烈时期入值宿卫的畏兀儿人，曾奉世祖之命出使印度等海外诸国，熟知海外情况，也是宫廷中掌管交易的集团成员。亦黑迷失这类人员的参与也预示着南海政策新局面的到来。《世祖本纪》同条接着记载，元朝以占城为据点，于至元十九年正月以海船百艘，合新旧军和水手万人计划“出征”南海诸国。并要求占城和陈朝大越提供粮食补给。同时命令从占城归来后任广州宣慰使的孟庆元和孙胜夫也做好“出征”的准备。

这一时期频繁的使节派遣皆如实反映了元朝在南海地区所实施的同“出征”计划互相关联的大规模外交战略。当然，派遣使者类型也是多样的:至元十八年派至干不昔、探马礼、爪哇、马八国；至元十九年派杨庭璧招抚俱蓝、那旺、苏木都剌之外，亦将管军万户何子志、千户皇甫杰派至暹国，而宣慰孟庆元、万户孙胜夫也已从爪哇归还。阿耽则前往苏门答腊岛东部的法里郎、阿鲁、乾伯等，宣慰使尤永贤、亚兰等前往马八儿。同时，遣往木剌由（苏门答腊岛南部）的速剌蛮、苫思丁以及马八国的俺都剌等带有穆斯林名的使臣们也都兼有外交任务。

该时期围绕南海政策的实施积极活跃的“前方”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其背地围绕不同利害关系的争斗也是可以想见的。

宣慰使孟庆元和万户孙胜夫自爪哇归来后即为福建行省忙古带所拘。此次出使当是《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纪》所载至元十八年为“诏谕爪哇国主，使亲来朝”所派遣。如前所述，孙胜夫同唆都、蒲寿庚皆有联系。而另一方面，忙古带的福建行省以福州为根据地，同唆都等相异。忙古带以海军势力为背景对其曾经管辖的泉州贸易湾保有较大影响，同时还交结着与管理元朝御用商人的中亚出身穆斯林沙不丁。由此可见南海“出征”计划前后的对外关系同中亚系的穆斯林商人也有着密切关联。

但是由于占城局势的恶化，南海“出征”计划便即搁浅。此为对元朝一贯持抵抗姿态的王子补的夺权、拘禁元朝使者所致。所拘者即为前往暹国的何子志、皇甫杰和前往马八儿的尤永贤、亚兰。唆都等占城行省诸将则再次进攻补的。其后，远征占城又演变为同不配合陆地进攻的陈朝大越间的战争，继而长期拖延。在此期间，兼具和平劝谕的朝贡及使节往来仍不绝于途。在同南海要冲之地占城直接交战状态结束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九月，由于至元二十年派出的宣慰使杨庭璧的招抚，位于印度东西海岸、苏门答腊岛北部・东部以及马来半岛的“十国”使节来贡。杉山正明认为，以至元二十四年前后为界，忽必烈政权的政策开始由武力手段向以和平通商为基础的关系建立上发生转变，而作为其前提，同当时海上交通阻碍较大的占城间战争状态的结束则意义重大。同时这一时期，大半由唆都、蒲寿庚势力所积极主动推行的南海招谕政策的实施体制也迎来了转机。下文即对唆都、蒲寿庚的活动进行阐述。

2.唆都海上势力的消灭同阿里海牙

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补底（补的）舍弃都城开展游击战，占城之战陷入胶着化后，兵卒逃走使唆都军的战斗力严重受创。据《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载，同年四月，同占城行省合并后的湖广（荆湖）行省长官畏兀儿人阿里海牙赴沿海地区，集合“占城散军”（战争中四散的占城远征军），请求“南征”（进攻陈朝大越）。五月，依照枢密院的提案，令唆都的溃军集于江西行省李恒麾下，同时招集江淮、江西行省的溃军，补给军粮修复战船，等待阿里海牙的“调用”。应唆都援请被派遣的忽都虎等扬州（江淮）行省军在遭风暴溃败，其残兵也受阿里海牙节制。翌年一月，流放逃归将领二十三人。唆都的占城行省被置于阿里海牙行省的管辖之下，残存兵力也为阿里海牙所接收。如此，阿里海牙成为了南方海上的军事统领。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镇南王脱欢进攻大越，占城的唆都军本该合流北上，但最终脱欢败退，孤军力战的唆都战死。其后唆都之子百家奴和杨庭璧等也逐渐远离海外招谕的活动。随从脱欢同陈朝大越战斗的唆都之子百家奴，于至元二十五年南京宣慰司“括五路民马”，二十七年，升建康路总管。武宗时，迁镇江路总管，没于至大四年（1311）。杨庭璧则曾任宣慰使，据《杨廷璧平寇记》所载杨庭璧事迹，他之后迁转广南西道宣慰使，其兵力也被用于平定广西地区。如此，唆都在福建等沿海地区所发挥的影响并未为其关系网中诸人所继承。而唆都及其集团在沿海地区的销声匿迹，亦当影响到了同唆都已成一体的蒲寿庚在蒙古政权内的地位。

3.蒲寿庚地方势力及其后

另外，这一时期蒲寿庚的情况如何呢？前述《黄四如集》所收《夏宣抚将军墓志铭》记蒲寿庚作“开云蒲平章”，《元史》及《八闽通志》卷三〇《秩官》所收任官名单（其信息源于元代的地方志、题名碑等）等中央和地方的官方记录中皆无蒲寿庚就任平章政事（从一品）的记载。但系年于元末后至元四年（1338年）的《重建清源纯阳洞记》摩崖石刻中却有称蒲寿庚作“平章”的例证。

我朝至元十有八载，四松僧法曇抚迹吁悼而谋复兴。适心泉蒲公同其弟海云平章协力捐财以资之。

据此，蒲寿庚确被称作行省长官平章政事。至元十八年（1281）左右南海招谕及其相互联结的交易活动兴盛，给蒲寿庚带来巨大的利润，这当同其年的“捐财”密切相关。如果此时蒲寿庚确任平章政事的话，有可能其后至元十九年至二十年间福建官场的统废整合中被降格了。特别是至元二十年三月蒲寿庚的泉州行省为福建行省合并，那么降格就应当在此时。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甲申，福建行省（福州）与江淮行省合并，于泉州置分省，此时，蒲寿庚为左丞（正二品）。想必这是为了明确泉州的行省—分省比福建乃至江淮行省级别低吧。但不论如何，至元十七至二十年间，蒲寿庚都毫无疑问一以贯之保持了泉州行省—分省的最高权力，完全具备“蒲平章”的实力。

但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福建行省的首脑名单被更新，亦黑迷失、高兴、史弼等替代了蒲寿庚父子及唆都、百家奴等，积极活跃于海外经略活动中。亦黑迷失曾经作为参知政事同唆都、刘深并为占城行省首脑，在远征大越中作为“管领镇南王府事”从仕于忽必烈之子脱欢帐下。确是作为忽必烈的耳目强势控制福建的合适人选。至元二十八年（1291）远征爪哇，他们成为新福建行省的中心人物，尽管远征军从泉州出发，但从中已难见同蒲寿庚父子的关系。而当初蒲寿庚所投诚的对象董文炳，留蒲寿庚于泉州北还后不久，即于至元十五年（1278）九月急逝。如此，蒲寿庚直接关系的元朝中央强大的人脉即已失去。其后，由于担任海外招谕的唆都于至元二十二年战死，原本也说不上是中央强硬后台的人脉也几乎断绝。

但是，蒲寿庚一族自宋代以来通过强势的人脉所构筑起的地方势力以及蒙古时代乘国际商业繁荣所开展的贸易活动却并未轻易衰退。明嘉靖年间的手抄本《泉州南门忠所蒲姓族谱》载蒲寿庚之子蒲师文“大德元年（1301），以文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可知，在成宗铁穆耳朝时期蒲氏一族仍作为福建最高权力曾而存在。另据《泉南杂志》卷下等记载，朱元璋曾下诏禁蒲寿庚子孙任官，据此或可认为，蒲氏一族在元末泉州仍保有较大影响力。

结  语

据上述本文所论，忽必烈朝初期南海招谕的体制构造逐渐清晰。首先，在推行南海政策的重要据点泉州，唆都以下其部将等军团同蒲寿庚为代表的南宋以来泉州地方人脉及其南海交易网络相互联合，结成表里一体的集团，为振兴贸易，积极从事海外招谕和对外经略活动。换句话说，唆都、蒲寿庚成为联结泉州贸易集团，旧南宋军团、地方精英的当地人际网络于蒙古军团末端的中介，整合了从蒙古的南海政策中谋求最大利益的合作者。这一体制使得最初期的南海政策成为可能。

但是，该体制并非铁板一块。忙古带等其他的行省官员以及军团长也对贸易、外交极为关注，由此，忽必烈中央政府同“前方机构”集团间屡生龃龉。所以，初期的南海政策并未按照忽必烈及其中央智囊们一贯的计划顺利推进。即便如此，“前方机构”尚未完全从中央分离并继续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类似“怯薛关系”这种忽必烈同从事支配福建和对外经略的军团长之间所保持的私人关系发挥的作用必不可忽视。

另外，执行南海政策的行省长官同时也是地方的统治者。所以，南海政策中所反映出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在元朝的地域支配中也是共通的。今后，始于怯薛关系的私人纽带关系如何融入到正式的官僚体制并发挥其作用这一问题，在宋元明变革期讨论中，特别是尚未完全明晰的元朝地方支配方式方面，皆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向。

最后，关于南海政策同商业势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忙古带和中亚穆斯林的关系早已为众所知，但是同蒲寿庚之间的关联却并不明确。蒲寿庚同蒙古政权中枢之间的联系并不牢固。而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后，新派驻的忽必烈廷臣则积极参与到南海政策中。作为其背景，应当进一步探究中亚穆斯林等商业势力融入到蒲寿庚等重新构筑起的贸易网络之中的可能性。例如，本文曾提及的亦黑迷失、阿里海牙之外，至元五年（1268）作为安南国达鲁花赤被派遣至陈朝大越的忽笼海牙及翰林学士迦鲁纳答思等畏兀儿人在泉州以及南海政策中的积极活动也引人注目，而其背后畏兀儿人网络的存在则不难想象。与此相关，为阐明蒙古时代的海域世界本质，便有必要对每一个集团的活动及其集团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缜密的考索和研究。

（本文作者为日本同志社大学环球与地域文化学院准教授，

译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载《東方学》第116辑，2008年，第127—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