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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初探

域外汉籍 |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初探

摘 要: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为德国乃至欧洲收藏汉籍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其重要藏品包括敦煌唐人写经、宋元刻本佛教经典、元明刻本佛教道教诗文集、稀见的中文天主教文献,以及曾经名家收藏的明清善本。与欧洲其他收藏汉籍的图书馆相比,该馆表现出收藏历史悠久、多宋元旧刻、多名家旧藏的特色,值得研究海外汉籍与西方汉学者加以重视。

关键词: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汉籍善本;佛经;天主教文献;明清善本 中图分类号 G259 文献标识码 A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BayerischeStaatsbibliothek)为德国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其对汉籍的收藏约始于十七世纪,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1982-1983年,该馆出版了《东方图书》(Das Buch im Orient)一书,著录了20余种中国古代文献,包括1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2件敦煌写本,五代至清代的多种古籍善本,以及清代诰命等档案类文献。各书均有较详细的提要,部分附有图版。1984-1987年,该馆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东亚收藏品目录》(Katalog der Ostasiensammlung),以卡片影印的形式,著录了28000多种中文藏品,其中大部分为现代出版物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等,但宋代至明代刻本仍多达一百部以上。此外还有敦煌写本及一些书画艺术品,如一件被褚德彝称为“河阳妙绘”的宋代郭熙画作[1]XI。1991年,该馆东亚部杜亚风(Alfons Dufey)又编有《巴伐利亚图书馆藏东亚古籍》(Die stasiatischenAltbestände der Bayerischen Staatsbibliothek),该书未收录敦煌写本与清代档案类文献,但对该馆的刻本汉籍收藏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近年以来,国内学者对巴伐利亚图书馆所藏汉籍的关注程度亦日渐增长,如张西平教授《德国巴伐利亚公立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述录》[2]160-166,概述了该馆收藏汉籍的历史,其收藏的重要宋元明刻本与明清时期耶稣会士中文著作藏本。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目验原书,对该馆所藏汉籍善本进行系统描述,力图全面展示该馆收藏汉籍之精华。

一、佛教与道教文献

佛教与道教文献为巴伐利亚图书馆汉籍收藏的一大特色,此类藏品中,有敦煌唐人写经及宋元旧刻多种,可谓至为珍贵。现分别叙述如下。

1. 敦煌唐人写经

唐咸亨四年(673)《金刚般若经》残卷(局部)

敦煌唐人写经方面,巴伐利亚图书馆共藏有三件,其中较具代表性者为唐咸亨四年(673)《金刚般若经》残卷。此卷存“须菩提于意云何是陁洹能作是念”以下,卷末题“咸亨四年三月十一日弘文馆楷书令史任道写,用纸十二张”,以及装潢、楷校、再校、三校等题名。卷前有红签题“光绪贰拾伍年敦煌千佛洞坍出唐人写经”。据今人研究,此是早期流散的敦煌文献之一,在斯坦因、伯希和之前就已自敦煌流出,先归端方,辗转归巴伐利亚图书馆[3]107。其余二件,一为《妙法莲华经》卷四残片,分别为《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见宝塔品第十一》、《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分装四轴。各轴均有张颐题签,第一轴《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前有方若跋文二篇,荣新江先生有录文。跋文中曰“展对小贯先生所得石洞遗经”,荣先生以小贯为张颐[3]109,然目前所见各种资料,未有言张氏之字号为小贯者。颇疑此“小贯先生”为正金银行天津分社社长小贯庆治,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与1899年访华时,曾邀其与方若诸人会面[4]30,可见二人应有交往。各卷前又钤“鲁德福印”,按鲁德福为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Richard C.Rudolph,此卷盖其旧藏[5]191-193。另一件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百四十二残卷,存“义广为解释分别义趣”以下,与上件藏品于1977年一同入藏巴伐利亚图书馆。

2. 宋元刻本佛教经典

宋元旧刻方面,巴伐利亚图书馆收藏有多部早期刊刻之佛教经典,其中较具代表性者有:

第一,五代时期吴越刻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该本卷前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与王国维先生所记出自雷峰塔者相同[6]518。卷末钤“漱芳室藏”印,不知出自何人。

第二,北宋大观四年(1110)福州等觉禅院刻《万寿大藏》本《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千字文编号“济”字号,存卷二十二。卷前题“福州等觉禅院住持传法广慧大师达杲收印经板头钱恭为今尚皇帝祝延圣寿阖郡官僚同资禄位雕造大藏经印板计五百余函时大观四年九月日谨题”,卷末有“福州东禅经生林杰印造”木记,刻工为陈通。卷前钤“鲁德福印”,与敦煌《妙法莲华经》同为鲁氏旧藏。

第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明州王公祠堂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千字文编号“金”字号,存卷第四百七。卷末有“陈实印造”木记,并有“明州奉化县忠义乡瑞云山参政太师王公祠堂大藏经永充四众看转庄严报地绍兴壬午五月朔男左朝请郎福建路安抚司参议官赐绯鱼袋王伯序题劝缘住持清凉禅院传法赐紫慧海大师清宪”题记。刻工有林口、震、俊、明、先、赐等。

第四,南宋刻本《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存卷六。其卷前有朱文长印“一切经南都善光院”,卷中千字文编号为“傅”,而封面所题千字文编号为“和”,二者不相一致,卷末千字文编号下有墨书“松”字,均与北京大学藏《资福藏》本同[7]225,疑为《资福藏》零种。

第五,金刻本《大方便佛报恩经》,千字文编号“覆”字号,存卷二《对治品第三》《发菩提心品第四》,卷前有释迦说法图,题“赵城县广胜寺”,可知当为赵城金藏零种。按《广胜寺大藏经简目》,“覆”字号为“《方便报恩经》等二部十卷,存七卷”[8]23,此卷盖即所缺三卷之一。

第六,元刻《碛砂藏》本《二经同卷》,包括《沙弥尼戒经》与《舍利弗问经》,千字文编号“受”字号。卷末有题记“施主/奉顺大夫前判典医寺事金禄/南阳郡妇人朴氏/栋梁戒丘宗旵升焕/同愿道人清印松柏/平江乐桥北姚家印褶”。按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正法念处经》,卷末题记署“高丽国施主/奉训大夫前判典医寺事金禄/南阳郡夫人朴氏施财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舍入子菩寺流通供养/栋梁戒丘宗升焕松柏/同愿道人清印/平江黄土塔桥陆家印藏”[9]225与此略同,盖同为高丽国金禄施财刻印。《元史》载至元元年(1264)高丽国遣使臣金禄来贡,又史料记载金禄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中制科[10]98,未知是否即其人。卷中又有“清音寺”、“宝玲文库”、“鲁德福印”等钤印,“宝玲文库”为二战后旅居日本的英国收藏家福兰克·赫勒(Frank Hawley)藏印,可知此本应是先在日本为福氏所得,后归鲁德福,最后转入巴伐利亚图书馆。

第七,元刻《碛砂藏》本《善见毗婆沙律》,千字文编号“叔”字号,存卷十三。刻工为徐坚。卷中亦有“宝玲文库”、“鲁德福印”等钤印,可知与前一件藏品同为福氏、鲁氏旧藏。

第八,元刻《普宁藏》本《大方便佛报恩经》,千字文编号“器”字号,存卷七。卷末有题记曰:“湖州路武康县崇仁乡崇福宫江常安捐施净财,开刊大方佛报恩经一纸半,上荐先真人养素先生扬君、先师兄江常胜大师、先考江四二承事、先妣曹氏廿八娘子。李常护捐施净财,开经一纸半,上荐先真人养素先生扬君、先师守一大师李君、先师普鉴先生陶君。陈常业捐财刊经二百字,上荐先师江真亨大师。唐常信捐财刊经二百字,上荐先师唐常记大师。褚常修捐财刊经一纸半,上荐先真人养素先生扬君。所生父母,若冤若亲,同生佛界,共证真如。仍保各人福慧增崇,二严克备者。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南山经局沙门如一谨。”刻工为余。卷末亦有“宝玲文库”、“鲁德福印”等钤印,并有墨笔题记一条:“此为大普宁寺藏经。”

第九,元刻《普宁藏》本《摄大乘论》,千字文编号“曰”字号,存卷下。卷末有刻工名“丘崇彬”,据此可知为《普宁藏》零种[7]336。另有《罗摩伽经》,千字文编号“遐”字号,存卷二,无刻工与题记,但其版式、行款、装帧等与《摄大乘论》皆同,似亦为元刻《普宁藏》本。

第十,元刻本《藏乘法数》。此本十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鱼尾。有“小汀文库”、“积翠轩文库”钤印,可知为日本小汀利得、石井光雄旧藏。书中夹有日本藏家题签,谓为元板。按,此书较习见的版本,为日本应永十七年(1410)灵通刻本,乃翻刻元至正二十年(1360)永如刻本,而永如刻本又是在元统二年(1334)可遂重集本的基础上,附入《永明寿禅师心赋》而成。其卷前有元统二年可遂自序,卷末有元统二年余阙后序、至正二十年永如志文,卷端署“合肥明教退隐寂知子可遂重集”。而巴伐利亚图书馆藏本卷前后均无序跋,卷端亦未题撰人,卷末未附《永明寿禅师心赋》。卷中内容亦多有不同,如巴伐利亚藏本首有《释迦宗派图》,末有《西天东土三十三祖》,应永十七年刻本即无。又如《百四十种不共功德》图下,巴伐利亚藏本具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详细内容,而应永十七年刻本则略去,谓“并如经列,兹不复叙”[11]309。可见二者并非同出一源,且巴伐利亚藏本很有可能出自可遂重集本一系之前,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 元明刻本佛道教诗文集

除了数量众多的宋元刻本佛教经典之外,巴伐利亚图书馆还藏有几种元明时期所刻的佛教、道教人士诗文集。此部分收藏数量虽然不多,但多为名家旧藏和稀见之本,现分别叙述之如下。

第一,元刻本《新刊琼琯白先生玉隆集》。该本十一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卷端题“海南白玉蟾著”。全书六卷,卷一收记六篇,卷二歌四篇,卷三旌阳许君传一篇,卷四许真君后传一篇,卷五逍遥山群仙传十一篇,卷六传六篇。卷一末题“建安余觉华刊于勤有堂”。卷前有目录,目录首页钤有“刘氏图章”、“刘简之印”、“海宁杨芸士藏书之印”、“缪荃孙藏”、“云轮阁”、“陆氏筠岩之印”、“面城楼藏书印”、“栋臣”、“漱绿楼藏书印”、“顾颉刚”、“黄节”诸印,可知此本乃清代杨文荪、曾钊、温澍梁、缪荃孙及近代黄节、顾颉刚等人递藏。朱希祖《元刊本玉隆集跋》[12]119、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13]1054-1055所述及的元刻本《玉隆集》,版式、行款、牌记与此本全同,盖即此本。卷中凡遇宋帝年号与皇朝、御书等字样,多抬一格,应是自宋刻出。目前国内所存的元刻白玉蟾文集,仅有《上清集》八卷、《武夷集》八卷,亦均为建安余氏刻,而《玉隆集》仅有道藏本,故此本可谓弥足珍贵。

第二,元刻本《庆元府雪窦明觉大师祖英集》。该本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全书二卷,卷前有宋天圣十年(1032)文政序,卷末有吕夏卿撰明觉大师塔铭,《大慧和尚赞师画像》,自如《重刊语录疏》(文末题“四明徐汝舟刊”),宋开禧元年德云(1205)、元泰定元年(1324)如芝志文。有“小汀氏藏书”、“小汀文库”等钤印,可见亦是日人小汀利得旧藏,卷中且有日文夹注。按此书国家图书馆藏有宋刻本,乃四明洪举所刊,版式行款与此悉同,但卷末未附塔铭等。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另一宋刻,版式行款亦同,卷末附塔铭、像赞,巴伐利亚藏本盖从此出。

第三,明刻本《木一山岩酧酢集》。该本为经折装,半页六行十三字,上下双边,卷前有《木一山岩酧酢集序》。其内容大致为以佛教教义劝世的白话诗,共收录《劝学》等勉劝初学诗十五首,《叹他》等散显正道诗十七首。木一山岩其人不详,玩其诗意,应是禅宗人物。其诗亦罕见,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二、天主教文献

与梵蒂冈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著名馆藏相比,巴伐利亚图书馆的中文天主教文献收藏,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都不十分突出。但其中亦有一些较为稀见的版本值得注意,较具代表性者有三,即明刻五十八图本《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清抄本《圣教真实凭据》与清抄本《天儒同异考》。

《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为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译述的一部天主教版画集,约成书于明崇祯十年(1637),为艾氏的代表作之一,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学者曾评之曰:“我认为这项工程是艾儒略传教工作中的真正杰作。由于艾儒略的工作,中国人第一此不仅能够读到以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述的耶稣的话语,而且能够看到有关耶稣的主要生平事迹的图画。”[14]249其书的主要版本有二:一为明末晋江景教堂刻五十七图本,二为清刻五十一图本,乃自前本抽去《大秦如德亚国协露撒棱都城当天主降生时图》等六图而成,国内外大多数图书馆所收均为此二本。而巴伐利亚图书馆即藏有一部独特的五十八图本,此本与晋江景教堂本基本相同,惟于全书最后,添出《耶稣受难圣堂帐幔自裂》一图,风格与前图不类,似为后人增入。此是目前所知的少数几部五十八图本之一,除此之外,仅知西班牙马德里方济会档案馆可能还有一本[14]260,对于研究《出像经解》的版本具有较高价值。

《圣教真实凭据》为清代中国士人所撰的一部为天主教辩护的著作。巴伐利亚图书馆藏本为抄本,九行十九字,卷前有康熙五十六年《自序》,卷端题“西子译,苏子述,刘子润”。按雍正二年(1711)耶稣会士巴多明书信,载宗室苏努第三子苏尔金事迹,谓其先读儒家经典及释、道典籍,其后偶尔购得《论人的灵魂》一书,遂对天主教发生兴趣[15]4。而《圣教真实凭据》卷前序言谓:“余天性愚蒙,心思鲁钝,却幼年狠喜欢说道,故留心在佛教、道教两门……后来到了丁亥这一年,偶然上庙去,见了一卷数,书名叫《灵魂论》。”与巴多明书信一一皆合,可知此书前所题“苏子”应即是苏尔金。“刘子”则据卷前自序可知为刘仲符,圣名若瑟。全书五篇,依次为《据认上帝为道统大原信》、《据圣教道理尽善尽美信》、《据西儒传教天下万方信》、《据西洲多国尊奉圣教信》、《据中国儒者悦服圣教信》。其书流传极罕,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均未提及。国内外图书馆中,仅知国家图书馆藏有另一抄本,乃附抄于《代遗篇俗解》之后者,又见于《北平北堂图书馆暂编中文善本书目》[16]747,盖为北堂旧藏。巴伐利亚藏本之价值亦由此可见。

《天儒同异考》为清代士人张星曜所撰,分《天教合儒》、《天教补儒》、《天教超儒》三部分。《天教合儒》摘录儒家经典中合于天主教的帝、天之说,《天教补儒》指出天主教有补于儒家之处,《天教超儒》则论述天主教超越儒家之处。巴伐利亚藏本为红格抄本,九行十八字。《天教合儒》前有《经书天学合辙引言》,《天教超儒》前有《序言》,卷末有跋文一篇。此书向无刻本行世,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均为抄本。以法国藏本与巴伐利亚藏本相校,可见巴伐利亚藏本虽然脱去卷前张星曜弁言与《天教合儒》篇末《经书天学合儒总论》,但文字相异之处很多,足资校勘之用。

三、明清善本

除了上文所述的佛道二家与天主教文献外,巴伐利亚图书馆还收藏有一批明清善本,此批善本不仅刻印精良,且多经名家收藏,亦值得重视,现分别叙述如下。

明代善本方面,较具代表性者有以下几种:

元刻明修本《玉海》

第一,元刻明修本《玉海》二百零四卷,附《诗考》等十三种六十一卷。该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元刻版片左右双边,版心题刻工与字数;明代正德间补版仍左右双边,嘉靖、万历间补版则改四周双边,版心题补版时间、刻版者及字数等。卷前有后至元四年(1338)胡助《玉海序》,至正十一年(1351)阿殷图、王介序,后至元六年(1340)李桓《玉海序》,后至元三年(1337)牒文,明正德二年(1507)戴鏞修版识语,万历十一年(1583)修版题名,万历十七年(1589)赵用贤《玉海引》。卷末有后至元六年王厚孙识语、薛元德《玉海后序》。卷中钤有“黑川氏图书记”、“江户市野光彦藏书记”、“弘前医官涩江氏藏书记”,乃日本学者市野光彦、黑川春村、涩江全善旧藏。

第二,明刻本《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该本十一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单边,双鱼尾。前集卷前有朱熹序,前后集总目前题“建昌郡斋校刊”。傅增湘先生《藏园群书经眼录》曾载一部,正与此同[13]287。卷中有“传是楼”、“圣清宗室盛昱伯羲之印”,但印色与印文均甚可疑,或为伪刻。

第三,明刻朱墨套印本《韩文公文抄》十六卷。该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卷前有茅坤《韩文公文抄引》,引末有墨笔题识:“匪莪手点,时己巳中秋廿□日。”卷端钤“狄坚之印”、“狄坚所藏”,不知出自何人。此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著录[17]121,亦可谓较为珍贵。

第四,明万寿堂刻本《大明一统志》九十卷。该本十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版心下题“万寿堂刊”。卷前有天顺五年(1461)《御制大明一统志序》,李贤等《进大明一统志表》,《大明一统志图叙》,纂修官题名等。卷中钤有“开万楼藏书印”,或为清代汪启淑旧藏,另有朱墨笔圈点批注。

第五,明刻本《高太史大全集》存十四卷。该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卷前有景泰元年(1450)刘昌《高太史大全集叙》,洪武二年(1369)胡翰,洪武三年(1370)王祎、谢徽《缶鸣集序》,卷端题“吴郡高启季迪著,南州徐庸用理编”。卷中钤“莲浦”、“墨卿”、“莲浦珍藏”等印,并有朱墨笔圈点批注。书衣钤“缪凤林”印,可知为近代缪凤林旧藏。按此本有黑口本、白口本之别,黑口本较为早出,而白口本或为明代正德、嘉靖间刻,巴伐利亚藏本即较为晚出之白口本,然亦属难得,《四部丛刊》本即从白口本影印。

第六,明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附录》一卷《杜工部文集》二卷。该本八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鱼尾。卷前有宝元二年(1039)王洙《杜工部诗史旧集序》,皇祐四年(1052)王安石《杜工部诗后集序》,元祐五年(1090)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嘉泰四年(1204)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卷中钤“张士珩父楚宝字韬楼”、“冶山居士”、“健松书屋”、“张继垕”、“佛昆”等印,书衣钤“缪凤林”印,可知乃近代缪凤林及张士珩、张继垕父子递藏者。此本与明代较流行的玉几山人刻本之版式行款均同,但版心未题刻工,乃别一本。

第七,明刻清初递修本《宋学士全集》三十三卷。该本十一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下题字数。卷前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雷礼《刊宋学士全集序》,嘉靖三十年(1551)陈元珂识语,以及《新刊宋学士全集凡例》。卷端题“赐进士第文林郎浦江县知县高淳韩叔阳汇集,举人张元中编次,庠生张孟昂校正。奉政大夫处州府同知兼摄县事即墨周日灿修补,庠生张应广重订”。书衣钤“缪凤林”印,与上二书同为缪氏旧藏。据其卷前所题,可知此本乃明嘉靖间韩叔阳刻本,而经清初周日灿修补者,亦不多见,《中国古籍总目》仅著录国图、上海、辽宁有藏[18]521。

第八,明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本《津逮秘书》十五集,阙第四集《黄帝授三子玄女经》, 《女孝经》、《墨经》三种。该本九行十九字,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题“汲古阁”。卷前有崇祯三年(1630)毛晋《津逮秘书序》,胡震亨《小引》。钤有“郑杰之印”、“注韩居士”等印,乃清代福建藏书家郑杰旧藏。

清代善本方面,以钤印本《秋闲戏铁》较具代表性。《秋闲戏铁》为清初严乘、罗公权所辑印谱。全书十卷,卷一至卷八为严乘所刻,其中卷一至卷六前依次有陈常夏、张居昌、罗耿辰、唐朝彝、李襄猷、李基益序,卷八末有严氏跋文,卷端题“闽漳严乘佛宣摹”。卷九、十为罗公权刻,前有罗应鹤序,卷端题“云间罗公权续汇”。此印谱国内稀见,国外仅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二部,又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残本一部[19]1050-1051。

除以上所述之外,巴伐利亚图书馆所藏明清善本中,可注意者还有不少。如明刻残本《南华真经旁注》(存卷二至卷五),乃日本渡边千秋旧藏。明刻本《淮南鸿烈解辑略》二卷,有“瑞典艾氏藏书”印,似为汉学家艾思仁旧藏。清初刻残本《格致草》,虽仅存后半部,但却为此书在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传本之一。以上诸本亦具有较高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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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古籍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11&ZD109)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谢辉,历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献学与海外汉籍方面的研究。

●排版配图:百揆

●图片来源: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東亞數字資源庫(http://ostasien.digitale-sammlungen.de/cn/fs1/home/stat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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