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古代典籍的相关史料
对于极为丰富和波澜壮阔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历代先贤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和研究成果。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中外之交通与关系，中国史学具有记载、研究四裔及外国的数千年之优良传统。先秦载籍《山海经》已记有东西南北四方的100多“国”。中国历代之正史，从《史记》至《清史稿》等“廿六史”，都专为四裔、外国列传。《资治通鉴》及中国历代之实录、会典、会要，《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王圻《续文献通考》等“十一通”，《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白孔帖》《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事类赋》《册府元龟》《玉海》《事林广记》《群书集事渊海》《永乐大典》《图书编》《三才图会》《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等等类书，以及《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元一统志》《寰宇通志》《明一统志》《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全国总地志，也都记载有关于外国的丰富资料。
历史上还有各类的专书，往往杂有关于中外交通之若干片断，例如下列方面的著作：
（1）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晋常璩《华阳国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吴船录》，元陈大震、吕桂孙《南海志》，明钱古训《百夷传》、永乐官撰《交址总志》、倪辂与杨慎《南诏野史》、张天复《皇舆考》、田汝成《炎徼纪闻》、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程百二《方舆胜略》、何乔远《闽书》，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师范《滇系》、刘统勋等《西域图志》、徐松《西域水道记》。
（2）地图：宋佚名《华夷图》《禹迹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及黄裳《坠理图》，元《经世大典地图》，明佚名《郑和航海图》、姚虞《岭海舆图》、罗洪先《广舆图》、喻时《古今形胜之图》，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舆图要览》、佚名《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东南洋海道图》《舆地全国》《乾隆内府舆图》。
（3）诸家异物志：东汉杨孚《交州异物志》，吴朱应《扶南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沈莹《临海水土记》，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徐衷《南方记》、刘欣期《交州记》、王隐《交广记》、黄恭《交广记》，刘宋沈怀远《南越志》、顾微《广州志》、裴渊《广州志》，唐孟管《岭南异物志》。
（4）宗教著作：晋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梁释慧皎《高僧传》，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和《释迦方志》、释道世《法苑珠林》、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佚名《翻梵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宋赞宁《宋高僧传》、法云《翻译名义集》、《菩提伽耶碑》。
（5）农、医、兵家著作：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宋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洪刍《香谱》、曾公亮等《武经总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茅元仪《武备志》。
（6）笔记、杂著：晋张华《博物志》、郭义恭《广志》，唐张鷟《朝野佥载》、段成式《酉阳杂俎》和《酉阳杂俎续集》、段公路《北户录》、佚名《梁四公记》，宋庞元英《文昌杂录》、沈括《梦溪笔谈》、朱彧《萍洲可谈》、叶梦得《石林燕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周辉《清波别志》、赵彦卫《云麓漫钞》、吴自牧《梦粱录》、岳珂《桯史》，元周密《癸辛杂识续集》，明祝允明《前闻记》和《野记》、高岱《皇明鸿猷录》、蔡汝贤《岭海异闻》和《岭海续闻》、何乔远《名山藏》、陈仁锡《皇明世法录》，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中国史籍有关外国及中外交通之资料，实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以上这些典籍，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段，所记远近详略各有不同，但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域外其他民族国家的国情文化的认识水平。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史料中还有一些地域的和眼界的限制，还有一些关于异域风情的奇异想象，但总体上来说，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记录了不同历史时代中外交流的轨迹和基本内容。所记的内容，既有当时所了解到的外国的地理方位、交通条件、风俗民情、地方物产，也有与中国的交通往来、使节交聘、商品流通，更表现出当时的中国人所具有的对于域外的知识，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段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些典籍文献，使我们了解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有了最基本的资料和线索，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古代中外交流历史史实的基础。
在历代的文献中，还有许多记载外国以及中外关系的专门性著作。此种载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数类：
（1）交通国外的政治使节及其随从之见闻记、回忆录：汉张骞《出关志》、班勇《西域风土志》，吴康泰《外国传》，隋韦节《西蕃记》，唐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宋镐行录》，金乌古孙仲端《北使记》，元耶律楚材《西游录》、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徐明善《天南行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张立道行录》，明张洪《使缅录》、陈诚等《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费信《星槎胜览》、郑舜功《日本一鉴》，清图理琛《异域录》。
（2）西行求法高僧之行记：晋法显《佛国记》、智猛《游行外国传》，刘宋昙无竭《外国传》、法盛《历国传》，北魏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惠生行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圆照《悟空入竺记》、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宋继业三藏《赴天竺记》。
（3）旅行家、航海者之游记、针经与见闻录：唐杜环《经行记》，五代佚名《西天路竟》，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明吴朴《渡海方程》、佚名《顺风相送》，清佚名《指南正法》、大汕厂翁《海外纪事》、潘鼎珪《安南纪游》、郁永河《海上纪略》、程逊我《噶喇吧纪略》和《噶喇吧纪略拾遗》、王大海《海岛逸志》、黄可垂《吕宋纪略》、叶羌镛《吕宋纪略》和《苏禄纪略》、佚名《缅略》、谢清高《海录》、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等。
（4）有关朝贡、市舶的记录与外事官员之专著：梁萧绎《职贡图》，隋裴矩《西域图记》，唐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明宋濂《渤泥入贡记》、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王宗载《四夷馆考》、张燮《东西洋考》，清江蘩《四译馆考》、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蓝鼎元《南洋事宜论》、傅恒等《皇清职贡图》、梁廷枏《粤海关志》、林则徐等《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
（5）有关同四裔交战、征伐之实录：元佚名《元朝征缅录》《招捕总录》，明佚名《安南弃守本末》、邱浚《平定交南录》、郑若曾《日本图纂》、胡宗宪《筹海图编》、张镜心《驭交记》，清周裕《从征缅甸日记》、王昶《征缅纪闻》和《征缅纪略》、魏源《圣武记》。
（6）诸家四裔、外国之专门著作：魏鱼豢《魏略西戎传》，晋佚名《交州外域记》、支僧载《外国事》、释道安《西域志》，刘宋竺枝《扶南记》、竺法维《佛国记》，佚名《林邑记》、《日南传》、《交州南外国传》，隋佚名《天竺记》、张太素《隋书罗剎等国传》，唐樊绰《蛮书》，元黎崱《安南志略》、周致中《异域志》，明黄衷《海语》、李文凤《越峤书》、王世贞《安南传》、薛俊《日本考略》、郑若曾《安南图说》、郑晓《皇明四夷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佚名《荒徼通考》、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蔡汝贤《东夷图说》、叶向高《四夷考》、罗曰褧《咸宾录》、郑大郁《四夷考经国雄略》、包见捷《缅略》、邓钟《安南图志》。[1]
此外，“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出国贸易与考察、出使、留学者踵相接；即足未出国门者，或亲与西人交接，或研读西人所著外国史地，而西人亦竞撰介绍世界情形之书；于是道光以降，谈世界情形与记述游历之书，遂乘时而起。”[2]与此同时，我国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西北史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并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作，如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朔方备乘札记》，洪均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丁谦对史书中《外国记》地名的考证等。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的记载是十分丰富的。陈佳荣指出：
鉴于中国古代载籍有关四裔、外国之资料如此丰富，故它不仅对中外交通史、而且对亚洲各国之古代史研究均不可或缺。外国研究亚洲史地之卓有成效者，莫不多方利用中国史料。法国学者马伯乐（H.Maspero）在研究中南半岛时提到，“其中最可宝贵者要为中国载籍”，“中国之地志，自纪元前数百年以迄于今，大抵确实可考”。英国东南亚史专家霍尔（D.G.E.Hall）则云，“要获得关于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些史料使研究者遇到莫大困难”。[3]
此外，进入晚清以来，清政府开始派出外交官或考察人员赴日本、欧美、俄罗斯等进行参观考察或执行外交使命，他们都撰写了大量的考察报告或出使日记。另外还有一些民间士绅到日本进行考察，他们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见闻写下文字记录。这些史料是晚清以后中国人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表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于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知识水平。
2 国外汉学家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引起许多关心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特别是汉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早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就注意到对中西关系和交往的研究。“研究犹太教与唐景教之传入中国，实开研究中西交通史之端绪。”[4]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西方各国和日本的汉学家率先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利用中国丰富之文化典藏，开展古代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可以说，对于中外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是早期西方汉学的一个重点和基本研究内容。方豪指出：“欧美之东方学及汉学，于东西（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兴起，均有直接间接之关系；其有直接关系者，即研究之方向，大部为与东西（中西）交通史有关者。”[5]法国汉学界一直是国际汉学的中心。法国汉学家沙畹翻译了中国朝圣者义净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见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后又发表了描述几位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印度来华传教士的传记。他以我国史料为根据并参引西方人的记载编撰成了《西突厥史料》，是沙畹“重要撰述之一种”。他又撰写了《中国之旅行家》，通过我国的古籍，考证东亚的外交政策、商业交往、宗教进化及多数国家的地埋古物风俗等。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精通多国语言，主要研究方面为中亚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尤其是明末清初西洋文化东渐史等方面。他对于敦煌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成为他的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1903年，伯希和将元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翻译成法文并加注释在巴黎出版；1904年，在巴黎发表《交广印度两道考》；1933年发表长篇论文《15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航海上旅行》，主要考察了有关郑和下西洋史实的4部重要著作，即:《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另外，伯希和与老师沙畹的共同著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搜集了《大唐古域记》《佛祖统记》《册府元龟》《通典》《九姓回鹘可汗碑》等众多材料中有关摩尼教的记叙，对摩尼教在中国流行始末的论述，是摩尼教研究中的名篇。他还与英国中国学家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合著《马可·波罗游记校注》两卷，在1938年出版。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Maspero，1883—1945）与中外关系史有关的著述有《处于唐朝保护下的被保护国安南》《中国与中亚》《汉以前中国所受西方文化之影响》等。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G.Ferrand）编译和校注的《阿拉伯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是研究8-18世纪东西交通史及西域南海历史、地理、社会和经济的一部名著。这部著作分为两卷；第一卷为两章，包括丰富的文献译文和必要的注释，第二卷为第三章，首先提到的是有关阿拉伯人对地球形状的观念、地球上的区域分布及气候情况、阿拉伯人的地图绘制以及他们把印度洋分为七个海的依据等。费琅还有两部著作《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和《苏门答刺古国考》，都由冯承均译成中文，很有影响。
法国汉学家亨利·柯蒂埃（HenriCordier，1849-1925）青年时代在中国生活过7年，对中国的研究差不多占据了他后半生50年的时间。伯希和曾经说过，科尔迪埃“众多的著作是留给远东研究的瑰宝”。他著有《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3卷（1902）。他晚年的另一贡献是以汉学研究领域新发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重新修订补充了亨利·裕尔的《马可波罗游记译注》和《东域纪程录丛》，使这两部书质量水准更上一层楼。亨利·科尔迪埃还著有《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原系他在1908年11月20日的一次讲演，后整理成册，并附上10余幅珍贵插图出版。这本书中，作者追踪18世纪法国的“中国风尚”、“中国形象”，论述盛极一时的“中国事物”、“中国风尚”如何勃兴、发展而成为统领18世纪欧洲新潮的“世纪风”，是研究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著作。
英国东方学家裕尔（H.Yule，1820—1889）的两部名著《东域纪程录丛》两卷（1866）和《马可波罗游记译注》两卷（1871）使他在东西方交流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可波罗游记译注》于1871年在伦敦出版，即被西方汉学界认为是最好的注释版本，裕尔因此而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奠基者”奖章。1903年和1920年《马可波罗游记译注》经考迪埃两次修订重印，质量更趋完善，被公认为19世纪的博学的不朽之作。《东域纪程录丛》于1866年由哈克路特学会出版。由于它问世时“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所以很快便成为“所有从事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者的便览手册”，“对于所有感兴趣于中国、中亚历史地理，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历史地理的人们，《东域纪程录丛》都是必备的研究指南。”1913-1915年，科尔迪埃又对《东域纪程录丛》进行修订补充，加入大量新的汉学研究成果，分4卷出版。裕尔另外的著作包括：1855年他作为使团成员之一出使缅甸，归国后写成的《出使阿瓦宫廷记》，其中对东南亚地理颇多论列；还有《乔达努斯所记东方奇特事物》（1863），《玄奘所记中亚各国考》（1872），《英—印字汇》（1886）等。
在英国汉学家中，还有里雅各研究景教碑，并译刊法显《佛国记》。穆尔著有《1500年前之中国基督教》，“实元代中西交通史权威之作”。[6]皮尔著有《法显宋云合传》《玄奘传》，并翻译《大唐西域记》。伟烈亚力著有《前汉书西域传注释》。
在德国，李希霍芬以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美国的汉学家中，德裔学者夏德（F.Hirth，1845-1927）尤长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对汉籍史料亦多有译注。他的《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是一部关于中国和西亚交往史的力作，全书集刊汉籍中有关罗马辖下亚洲各省的记载，对历史、地理、物产等诸方面均有考证研究。他的《论中国美术的外来影响》等论著也有一定影响。1909年，他还和美国汉学家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合作将宋代赵汝适所著《诸蕃志》翻译成英文。1914年柔克义又将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一书，部分翻译成英文。柔克义对上述二书中的古代南洋和西洋地名多有考证。夏德和许多中国学者都有交往，胡适就曾是他的学生。
美国德裔汉学家劳费尔（B.Laufer，1874-1934）贡献最大的领域是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农作物和技术工具的传播，以及人们之间思想的互相渗透。他尤其致力于研究中东地区和远东地区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他的《中国伊朗编》一书，自称是研究“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的，并且“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的一部科学史专著。
以上所说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西关系领域，特别注重汉唐时期与西域的关系。受西方汉学家的影响，日本汉学家白岛库吉、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等人对中西文化交流也都有所关注和研究。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他结合语言比较(对音)之法，考掘中国北部边疆民族史地及中外交通问题，于中古以前有《戎狄对汉民族之影响》《西域史的新研究》《粟特国考》，于汉代有《匈奴民族考》《匈奴休屠王之领域及其祭天金人》《乌孙考》《大宛国考》《罽宾国考》《塞民族考》，于中古有《东胡民族考》《蒙古民族之起源》《室韦考》，于中外关系则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条支国考》《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拂菻问题的新解释》《大秦的木难珠与印度的如意珠》等。
藤田丰八以整理出版敦煌石窟发掘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节略本残简笺》和《汪大渊<岛夷志略>校注》二著确立了在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地位。他的主要著作有两卷本《东西交涉史研究》(1932-1933)，分《南海篇》和《西域篇》。《南海篇》收录23篇论文，研究南亚各地从海路上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并对文化接触作了考察。该篇被列为日本南海史研究的“首要读物”。《西域篇》共收论文16篇，论述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史以及文化交流史，是日本中亚史研究的早期名著。
《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是桑原骘藏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内的重要著作。桑原骘藏在考证蒲寿庚的个人事迹的同时，也深入地研究了唐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海上交流，“实一部宋元时代之中西交通史”[7]。桑原骘藏不仅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与史料，也收集了可观的西方学者的成果，这种丰富翔实的考证正是《蒲寿庚考》的特色。
20世纪下半期以后，国外学者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更为加强，也更加深入，这些情况将在后面章节的相关部分所论及。
3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初创
进入20世纪，我国学者开始对中外关系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术性研究。梁启超著有《中国殖民八大人物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张相文著有《耶律楚材西游录今释》《湛然居士年谱》《西游记辨讹》《成吉思汗陵寝辨证》等。王国维从国学的研究开始涉猎蒙古学和敦煌学的领域，著有《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注》《西胡考》《刘郁西使记校注》《刘祁北使记校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等。陈垣对于西域史和古代西方人进入中国及其宗教历史的研究则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到20世纪30年代，“中西交通史”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门崭新的学科门类。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冯承均、张星烺和向达为代表的专门治“中西交通史”的学者。他们对包括西域、南海在内的整个中外交通之研究贡献尤大，被誉为“北大三杰”，其拓荒之丰功伟绩实不可没。
冯承均（1887—1946）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1911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科，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冯承钧通晓法文、英文、梵文、蒙古文和吐火罗文，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翻译出版了沙畹的《中国之旅行家》《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费琅的《苏门答剌古国考》《昆仑及南海古代航海考》；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马伯乐的《占婆史》，以及大量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文章。冯承均在翻译西方著作的同时，还撰写了《历代求法翻经录》《景教碑考》《元代白话碑》《成吉思汗传》等一批研究专著。20世纪30年代后，冯承均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对西方汉学家著作的翻译和对中国古代学者著作的注释上。翻译出版的著作有《郑和下西洋考》《马可波罗行记》《多桑蒙古史》《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校对注释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诸藩志》《海录》等。
张星烺（1888—1951）为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之子，190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学习，是中国最早攻读生物化学的研究生之一。自哈佛大学毕业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生理化学，1912年8月回国。1919年，张星烺曾应蔡元培之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同时与父亲张相文一起兼任该校国史编纂处特别纂辑员。1926年，他应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还先后在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担任教授。他著有《欧化东渐史》《泉州访古记》，翻译了裕尔《马可波罗游记导言》，还先后翻译了两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1930年，张星烺耗费十余年精力，从中国正史、野史、游记、文集、笔记等274种书籍和英、德、法、日文等42种书籍中摘录有关资料，编辑出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巨册，至今仍然是治中外关系史者手头必备的重要参考资料。
向达(1900—1966) 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北京大学讲师。1926年，向达年仅26岁时就在《学衡》杂志上发表《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原考》，从此走上治中西交通史的道路。1933年在《燕京学报》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成为其代表作。1934年出版《中西交通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35年秋，他到牛津大学鲍德利(Bodley)图书馆工作，在英国博物馆检索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1937年赴德国考察劫自中国的壁画写卷，1938年回国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中西交通史”的基础上构建的。上述3位大家可以说是我国治中外关系史的开山学者。这些前辈学者的著译，内容涵盖古代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及美洲交往路线的史地考证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反映了中国古代与汉字文化圈以外的异域文明国家之间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此外，在中外交通的诸多具体方面，许多前辈学者均有颇高之造诣，贡献良多。陈佳荣将其概括为以下14个方面：
（1）华侨史研究方面，有何海鸣、刘士木、李长傅、张相时、温雄飞、陈达、刘继宣、束世澄等。
（2）中西交通史方面，如张维华、方豪、岑仲勉、朱杰勤、陈受颐、白寿彝、杨志玖、全汉升等。
（3）南海交通史方面，在新加坡发起创办南洋学会，并成为当时《南洋学报》主持人的姚楠、许云樵、张礼千，允称早期之“星洲三杰”。
（4）南洋民族研究方面，如林惠祥、徐松石等。
（5）南洋史地研究方面，如苏继庼、韩槐准、陈育崧、罗香林、饶宗颐、正赓武、邱新民等。
（6）中南半岛诸国研究方面，如陈序经、黎正甫、陈荆和、吕士朋、黎东方。
（7）中泰交通史方面，如嵇翥青、陈礼颂、陈棠花、陈毓泰等。
（8）中缅交通史方面，如方国瑜、王婆楞、夏光南等。
（9）中印关系方面，如季羡林、许崇灏、常任侠、金克木等。
（10）中菲交通史方面，如吴景宏、刘芝田、陈烈甫、陈台民、王德明等。
（11）中日交通与琉球研究方面，如卫挺生、王辑五、梁嘉彬、梁容若、汪向荣等。
（12）中国与美洲之关系方面，如朱谦之、卫聚贤等。
（13）海外交通史方面，如章巽、韩振华、田汝康、庄为玑等。
（14）郑和下西洋之研究方面，如郑鹤声、徐玉虎等。[8]
在以上这些方面，前辈学者都做出了进入的探索，先后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这种基础性的工作，不仅表现在资料性的挖掘和梳理，更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方法论的探索。上述这些学者的著作，有许多已经成为本学科的经典，至今仍为学术界时常引述和必备的参考。如李长傅所著《南洋华侨史》，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证》等，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陈受颐的《18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鲁宾孙的中国文化观》《〈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及《18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等多篇论文，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汪向荣《中日交涉年表》和《中国人留日教育史》，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如此等等。白寿彝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交通史》是中国交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张维华的《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注释》利用上百种中西文资料，纠正了四国传中不少讹传的史实，补充了许多罕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勾勒出明中晚期中国与西方几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的概貌。美籍华裔学者洪业在1935年所撰《考利马窦的世界地图》中说：“两年前张维华君著《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注释》，既将尤侗、万斯同、王鸿绪三家伟文与明史传勘校，又复远征博引，细加注证，这也是可喜的贡献。”后方豪所著《中西交通史》和日人和田清所著《中国史》等，都曾引证此书，成了中西交通研究者案头必备之著作。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更是影响广泛的通史性专著，至今仍被广泛引证。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上述前辈学者的著作都多有研读和引述，极为受益。
4 中外关系史学会及其学术活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进入到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在许多方面、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在“中西交通史”的基础上，将这一专门的学问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外关系史”。从“交通史”到“文化交流史”和“关系史”，标志着学术界的研究已经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深入、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诸多领域。
1981年成立的具有全国性质的“中外关系史学会”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深入发展和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形成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建制的核心，是由科学家组成的专业团体，具有共同的追求目标，为加强交流、促进科学进步而结合在一起。“加入这种团体或机构的成员都有着共同的科学探索目标，并经常进行充分的学术交流。”[9]
科学共同体比较重要的功能，包括科学交流、出版刊物、把个人知识和地方知识变成公共知识、塑造科学规范和方法、培育科学新人、与社会的适应和互动、科学普及或科学传播等。“科学事业的发展正是由这些共同体承担并推向前进的。”[10]
专业性学术团体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学术从此步入规范化、独立化的轨道。我们将看到，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以后，在与学科建设相关的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获得了极大的推动。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成立源于1979年4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的倡议。1980年，季羡林、翁独健、孙毓棠等学者联名发起成立中外关系史学会，并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学会的筹备工作。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会议选举孙毓棠为理事长，韩振华、姚楠为副理事长，马雍任秘书长。还选举宦乡为名誉理事长，季羡林、翁独健、朱杰勤等学者为名誉理事。当时共有会员50人。
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后，为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成为相关领域研究学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学会开展了大量的学术活动，为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会下设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丝绸之路史等3个专业委员会。学会出版了多集译丛和论丛，汇集了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每年还出版一期学术通讯。自 2011年5月 16日起，创立了专属网站。
学会成立以来，独自举办了或与其他学术机构、大学合作举办了数十次学术研讨会。1986年9月，在宁波召开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2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会议选举韩振华任会长，姚楠任副会长，夏应元任秘书长。1988年8月，在河北北戴河举办第3次学术讨论会，继续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问题。1992年，在扬州召开第4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扬州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1994年3月，在深圳大学举办第5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华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1997年11月，在广西东兴与暨南大学历史系合作，召开了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6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会议上夏应元当选为会长，这时的学会会员发展到约200人。1998年，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杭州大学合作在杭州召开了第7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
1999年11月，学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行政学院、香港中华万年网和厦门大学合作，在厦门召开了第8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在这次会议期间，由耿昇接任会长。耿昇担任学会会长14年之久，直到2013年卸任。耿昇长期从事中法关系史研究，侧重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在中亚史方面，涉及敦煌学、突厥学、藏学、蒙古学、中国与阿拉伯—波斯关系史诸领域。他已经出版了著、译著作60多种，发表译文200多篇、论文及介绍性文章100余篇，在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很有影响。在担任学会会长的十多年间，为团结全国及海外的学者，深入这一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耿昇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为学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耿昇除了担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外，还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交史博物馆华东师大海外汉学中心兼职研究员或教授。法国亚细亚学会的国外会员。1995年获得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
进入21世纪后，学会的学术活动更为活跃。一批新生代学者加入到学会的队伍里来，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增添了有生气的新生力量。2000年，中外关系史学会与西北民族学院等单位合作，在兰州举办第9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为“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2001年10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广东社会科学院、云南社会科学院、香港中华万年网、云南大学等单位合作，在昆明召开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10次学术讨论会，也是学会成立20周年的纪念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此时学会会员已有500余人。
2001年12月，与宁波文化局、浙江日本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宁波召开第11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宁波港与海上丝绸之路”。2002年11月，与深圳大学合作，在深圳召开第12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为“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2003年8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在乌鲁木齐召开第13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2003年11月，与澳门理工大学、澳门基金会等单位合作，在澳门召开“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讨论会。2004年2月，与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合作，召开第15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史”。2004年11月，与暨南大学合作，在珠海召开“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的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5月，与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合作，召开了“明清以来的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2005年8月，与延边大学、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合作，在延吉市召开了“多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12月，与宁波市文化局、浙江日本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召开“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2006年8月间，与新疆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文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喀什师范学院等单位联合，在喀什举办了“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学术讨论会。2006年12月，与深圳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对外开放史”的学术讨论会，这是本学会组织的第21次学术讨论会。2007年5月，与沈阳故宫博物院、澳门基金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沈阳召开了“明清之际的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2008年3月，与琼州大学、香港海外交通史学会、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在三亞联合举办“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学术讨论会。2008年8月，与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联合在阿拉尔召开“环塔里木中外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2008年10月间，与联合国泛丝绸之路系列活动组委会、鲁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蓬莱市人民政府联合，在山东蓬莱举办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5月，与陕西师大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榆林学院联合主办，在陕西榆林召开“草原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2009年9月，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在云南蒙自举办“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2010年7月，与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合作, 在兰州举办 “2010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2010年8月，与新疆新和县人民政府共同发起主办“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2010年11月，和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东亚共同体与中日韩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2010年11月，与华侨大学合作主办“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2011年4月，和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7月，和中国先秦史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三星堆博物馆和三星堆研究院等联合举办“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与欧亚古代文明国际研讨会”。2011年8月，与辽宁省历史学会、沈阳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3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2011年11月，与广州大学、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 “广州十三行与清朝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20日至21日，与杭州市佛教协会合办“第十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城市与古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2013年8月日,与南澳县人民政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南澳一号’与‘海上陶瓷之路’”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学术研讨会。2014年3月,太湖文化论坛联合在巴黎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2014年9月，与北方民族大学合作，在宁夏银川举办“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讨会。2014年，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合作，在郑州召开“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学术讨论会。2015年9月，与塔里木大学及其西域文化研究院合作，在新疆阿拉尔等地召开“丝绸之路核心区高峰论坛”并考察。2015年9月，与陕西师范大学及其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合作，在西安召开“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法司、华文学院合作，在北京联合主办“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据以上所列，中外关系史学会之1981年成立以来，直到2015年，共举办了45次学术讨论会。其中一大部分学术讨论会都在会后将会上交流发表的学术论文集结出版。这些学术讨论会为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专家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汇集了全国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各方面专家的大批研究成果，促进了学术研究发展趋势和学术信息的交流，对于推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 晚近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进展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老一辈学者辛勤耕耘，不断有新著问世，年青一代学者逐渐成长起来，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有生力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一大批以中外关系史为主攻方向的博士陆续毕业，或在海外留学的青年学生陆续归国。他们具有广阔的世界学术眼光和深厚的知识背景，站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具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有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对浩瀚的史料进行新的和深入的挖掘，新见迭出，成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深化的重要力量。其中一部分学者接受了国际史学界的新的史学理论，包括最新流行的全球史观，以全球史观的立场重新审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得出了许多颇有启发价值的新认识。
因此，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成为显学，在学术视野、学术观念上都有很大突破，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在许多研究课题上，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比如在各国别史的研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宏观研究，在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马可·波罗、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俄罗斯馆、19世纪的传教士运动、中国的“三大物产”、海外汉学等等专题方面的研究，都已经很深入了。另一方面，大批海外的原始文献和研究著作得以翻译出版，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国外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比如商务印书馆、大象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出版了多卷册海外中国研究的丛书。大象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耶稣会士书信集》，就是很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再比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主编的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陆续出版，更是极有价值的鸿篇巨制。
大体而言，晚近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进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通史方面，而1987年由周一良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问世，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这部著作以不同国别为专题，请相关的专家撰述，大体上勾勒出中国与不同国家文化交流的历史线索，具有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的意义，在学术界很有影响。沈福伟在1985年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8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完整的中西文化交流通史性的著作，更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87年，陈佳荣在香港出版了《中外交通史》，以史料详实见长，梳理丝丝入扣，也是这一学科的奠基性著作。此外，还有何芳川主编的2卷本《中外文化交流史》、李喜所主编的5卷本《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王介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张海林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等。笔者所著3卷本《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是在1998年出版的。较大规模大型学术丛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10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这个系列先后出版了《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海外华人华侨文化志》等10余卷著作。
（2）西域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点。早在20世纪前期，冯承均等中国学者，以及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和日本的汉学家，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汉唐时期的西域史与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方面。晚近以来，我国学者仍把西域研究作为重点。主要成果有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和《西域文化史》、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王颋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纪宗安的《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殷晴的《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12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等。美国学者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所说的“外来文明”也主要是指西域文明。相似选题的还有上文提到的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及荣新江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都是研究唐代对西域文明的接受和吸收。
自从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以后，“丝绸之路”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概念，引起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近年来翻译的外国学者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它突出的特点是把丝绸之路沿途的考古发现以及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结合起来论述，成为此后学者一再引述的依据，甚至其叙述的方式和结构也被一再模仿。此外还有法国学者让-诺埃尔·罗伯特的《从罗马到中国——凯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法国学者F.B.于格和E.于格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英国学者吴芳思的《丝绸之路2000年》，以及俄罗斯学者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的《丝绸之路史前史》。我国学者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较早的是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此后，有林梅村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石云涛的《3至6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赵汝清的《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研究》和刘迎胜的《丝绸之路》等等。
（3）在南海交通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方面，冯承均的《中国南洋交通史》、陈佳荣的《隋前南海交通史料研究》、韩振华的《南海诸岛史地论证》以及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刘芝田的《中菲关系史》等都是值得重视的著作。关于“海上丝绸之路”，较早的著作的常任侠的《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是较早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系统系研究的专著。此外还有陈高华等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另外，还有一些以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为视角的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4）在郑和下西洋研究方面，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郑一钧的《论郑和下西洋》，是关于郑和较早的研究成果。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各地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也促进了对郑和研究的一个高潮的出现，相继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其中有王天有、徐凯、万明编的《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杨怀中主编的《郑和与文明对话》、孔远志和郑一钧的《东南亚考察论郑和》等。
（5）在佛教文化传播研究方面，20世纪前期出版的有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吕澂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蒋维桥的《中国佛教史》，为中国的佛教传播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下半期，又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更是体制庞大、论述全面的著作。孙昌武的5卷本《中国佛教文化史》也是一部学术水平比较高的专著。此外，还有两部外国学者的著作值得重视，一部是荷兰学者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一部是美国学者柯嘉豪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
（6）在国别史研究方面，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历史史料非常丰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用力颇多，另一方面是因为中日为近邻，人员来往自古以来就非常频繁，我国从事中日关系的研究队伍也很大。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基础性著作。此后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的著作还有道端良秀的《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上垣外宪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大庭脩的《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尾藤正英的《日中文化比较论》、增田涉的《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等。早在1937年，我国学者王辑五就出版了《中国日本交通史》。台湾佛教学者释东初在1971年出版的《中日佛教交通史》，也是一部体制庞大的著作。80年代以后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是汪向荣的《古代中日关系史话》、周一良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以及王勇的《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张声振的《中日关系史》、郑彭年的《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陈小法的《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和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等。除了这些通史性的著作外，在许多专门的领域也有深入的研究，涉及到佛教、学术文化、艺术、民俗文化等等方面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还有有关遣唐使、鉴真、徐福、朱舜水、移民、留学生的研究。严绍盪的《日本中国学史》详细地梳理了日本的中国研究历史脉络，他的关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也很有深度。王勇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对汉籍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钱婉约对近代日本学者在中国访书的研究，也都值得关注。
另外，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明清时期与琉球的交流也比较关注，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还有徐斌所著《明清士大夫与琉球》、赖正维的《清代中琉关系研究》等。
（7）在中韩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1984年出版的朴真奭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是较早的一部著作。90年代以后，有杨昭全、孙玉梅的《朝鲜华侨史》、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朝关系通史》、陈尚胜的《中韩交流三千年》、黄有福和陈景富合著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拜根兴的《7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党银平的《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等。近年来，随着韩国将150卷“燕行录”汇集出版，中国学者也给与了高度重视，撰写了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其中有邱瑞中的《燕行录研究》等。
（8）中国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传教士团和俄罗斯汉学两个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翻译的俄罗斯学者阿多拉茨基的《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和斯卡奇科夫的《俄罗斯汉学史》，我国学者的著作有肖玉秋的《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曹天生主编的《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蔡鸿生的《俄罗斯馆纪事》、柳若梅等的《沟通中俄文化的桥梁——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院士汉学家》以及闫国栋的《俄罗斯汉学三百年》等等。
（9）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通史性的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外，他还有两部著作《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和《资源开发与文明进步》，全面论述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老一辈学者阎宗临的《中西交通史》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宿白的《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和孙机的《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论述中西文化交流。
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有四个时段最受关注。一个是早期的中西交通，翻译的法国学者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和英国学者亨利·裕尔的《东域纪程录丛》，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法国学者弗雷德勒克·J.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则侧重古代东西方的“互动”研究，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欧亚大陆两端虽然距离遥远，山关阻隔，但并非没有关系，汉朝皇帝关于西域的一个决策，就可能引起欧洲的大震动。这个观点对于研究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很有启发意义。我国学者石云涛的《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余太山的《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丘进的《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都是研究早期中西关系的专著。
第二个时段是蒙元时代的中西关系。法国学者雷纳·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和《草原帝国》，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其他西方学者相关的著作也有翻译。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不多，但有不少论文发表。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一是蒙古与教廷的交往；二是来华的外国人即“色目人”，如陈垣的胡人华化研究；三是马可·波罗游记研究。早在1924年，张星烺著《马哥波罗游记导言》。30年代，冯承钧翻译了法国汉学家沙海昂注的《马可波罗行纪》。杨志玖在1999年出版《马可波罗在中国》是比较有深度的研究著作。
第三个时段是明清之际的文化交流。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时期，大规模的西方贸易，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东来，都对双方社会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学东渐，使中国人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了解了西方文化的面貌，为晚清时代的思想文化变革奠定了基础。中国文化大规模传播到西方，在欧洲掀起了艺术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中国风”，也启发、激励了启蒙运动。对于这两方面，中外学者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前一个方面，有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萧萐父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徐海松的《清初士人与西学》、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趋同与辨异》。樊树志最近出版的《晚明大变局》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后一个方面，德国学者利奇温的《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法国学者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维吉尔·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亨利·柯蒂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以及中国学者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许明龙的《欧洲18世纪中国热》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中外学者对传教士和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比较充分，如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顾卫民的《中国天主教编年史》和《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法国学者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英国学者阿·克·穆尔的《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学者邓恩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和法国学者J.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等。学者们更关注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的作用，如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和《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樊洪业的《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安田朴、谢和耐等的《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和《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等。
第四个时段是晚清时期。这一时段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极大冲击，引起中国社会文化内部巨大的变革。所以，这一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往往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结合在一起，或者在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中已经包含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就包含着许多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和评论。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和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重点研究了西学东渐对晚清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较早的是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和《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两本书。顾长声还撰有《马礼逊评传》。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85年出版了李志刚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则侧重研究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2014年出版的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是对基督教传播史最新的研究成果。
除了上述这些方面之外，在许多专题史的领域，也都有许多研究，如对于留学生和华侨史的研究，对于在哲学、美术、音乐、科技、医学等等领域的文化交流，都有专门的研究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四大发明”在海外传播的研究，以潘吉星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最有代表性。张秀民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也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
[1] 此节主要是依据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导论部分的概述；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年版，第5-9页；另见《南溟网》。
[2]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3]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年版，第9页。
[4]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5]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6]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7]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8]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年版，第10-11页。
[9] 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0] 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