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拜根兴
摘 要： 现存朝鲜半岛和唐朝关联的金石碑志共有233篇。金石碑志可验证、补充《旧唐书》、《资治通鉴》、《三国史记》等文献记载的缺失，有助于对入唐新罗僧侣关联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唐与朝鲜半岛关系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翔实有力的证据。
数年前，笔者曾撰写《韩国古代史关联金石文的现状与展望》一文，探讨了中国境内涉及中国东北史、中韩关系史、韩国古代史之金石文现状 〔1〕221-235。然而，由于历史、语言等诸多原因，历来从事中韩关系研究者，对于古代朝鲜半岛当地出现的史料，特别是对金石碑志资料相对重视不够， 进而造成对一些问题解释不清或者存在疑虑。本稿即以“朝鲜半岛现存金石碑志与古代中韩交往”为题，探明现存朝鲜半岛和唐朝关联金石碑志的现状、数量、历代 的著录情况，以及现存金石碑志在研究唐与朝鲜半岛诸政权交往中的作用。总之，发掘新的史料，可对唐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翔实有力的证据。
一、 朝鲜半岛古代金石文的编辑研究
朝鲜半岛现存古代金石碑志，韩国东国大学校史学科金福顺教授将其分为五大类型：其一，为公布国王的治绩、开疆拓土之伟业，以及记载缔结国家间关系的刻 铭纪事，韩国境内的《真兴王巡狩碑》、《中原高句丽碑》是其代表；其二，国家向百姓发布的禁令等刻石，其中涵盖有当时修筑城池关联碑刻（如高句丽《平壤城 石刻》，新罗《南山新城筑造碑》），以及规定财产继承，明确奴隶身份而建立的《迎日冷水里碑》、《蔚珍凤坪碑》等；其三，新罗中代出现的陵墓碑刻，著名的 有《文武王陵碑》、《兴德王陵碑》、《金仁问残碑》，以及有关僧侣事迹碑文等；其四，新罗时代刊刻的石经，主要是新罗中代以后所刻石经，不过，现在看到的 只是一些石经碎片；其五，新罗下代流行的僧侣碑铭，著名的如崔致远撰写的四山碑等〔2〕。
然而，据考察除以上所列之外，还应加上统一新罗时代众多的佛教造像铭文，以及数量虽少但意义颇大的唐人纪功碑铭等。至于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金石文，现 学术界公认的当是1979年在韩国忠清北道中原郡可金面立石村发现的《中原高句丽碑》，碑石建立时间为高句丽文咨王在位初期，即5世纪末期。
10世纪之前，朝鲜半岛金石文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看到相关金石碑志文著录或专门的金石文书籍，一些金石碑志散见于文人文集之中。编纂于12世纪 中期，韩国现存最古的正史《三国史记》中，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并未引用或提及相关金石碑志。13世纪90年代出现的私家著作《三国遗事》中收录了一些金石 碑志，而高丽时代似乎并没有出现专门的金石碑志著作，看到的仍然是一些文人文集中收录的金石墓志史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朝鲜时代中期。首先，成书于15 世纪中期的《东国通鉴》，其中收录了个别碑文。1481年的《东国舆地胜览》，1530年增补完毕刊行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一书中，在古迹、佛宇等项目 中，对关联金石碑志有简单著录。随后的方舆地理书籍如《高丽史·地理志》、《世宗实录·地理志》等书，都涉及到个别金石碑志文。朝鲜宣祖（1568— 1608）之孙李俣，编著《大东金石目》〔3〕一书，首次对朝鲜半岛内的金石墓志等予以著录，并写有简单的解题。许穆撰有《王孙郎善君金石帖序》云：
公子朗善君，我宣祖亲王孙也。不以尊贵自居，居处被服如儒士，笃好文墨古事。尝聘大国，于今虽文献坏亡，犹博求前古遗文，得衡山神禹碑七十七文，观龙 蛇怪神状。公子于书，可谓极博矣！又求观大东名人书，如山碑、海碣、陵寝、群祠、浮屠，古迹、古今墟墓之文，过百余帖。其旧者自新罗金生、崔学士，至今千 余年。其远者妙香、云门、智谷，皆千里而遥。其间麟阁、兴法、白月碑最旧远，皆千年古寺。概论之，书为天地之文，世降文亦降。古者太昊氏始作书契，三代各 异书，隶书始于后秦；魏、晋氏来，又变而为楷。草书书体纵不及仓、籀书，然其理则一也。故严正?礻氏肃，有古书之遗者，或有纵荡自恣，不可模状者，亦有怪 怪奇奇，极造化之妙者，殆如鬼神焉。大则日月星辰之炳耀，散则如鸟兽虫鱼草木之奇，珠玑花实之美丽。观于此尽矣，善乎。公子之贤于艺，可谓善游者也。
正是李俣的这本书，16世纪之前朝鲜半岛所见主要金石碑志赫然在目，我们对朝鲜半岛古代主要金石文史料由此有了概略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李俣只是酷 爱碑石书法，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其并未著录一些自认为书法不精之金石史料。此后，一些学者文集中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金石碑志的考订，如18世纪洪良 皓的《耳溪集》，其中就有新罗时代关联金石文的考证文字。安鼎福编著《东史纲目》，韩致渊《海东绎史》，也都不同程度地引用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金石碑志。
从18世纪中叶开始，随从朝鲜朝贡使到达燕京（今北京）的朝鲜学人，和中国在京学者进行了密切并实质性的文化交流。乾嘉学派学者坚实的考据功力，丰硕 的学术积淀，使得朝鲜学人流连忘返，在此过程中，他们赠送中国朋友许多朝鲜当地的金石拓片。酷爱考据、醉心金石的清朝学者如获至宝，他们编辑相关朝鲜金石 著作，考辨史实激扬文字。这样，翁方纲的《海东金石零记》，刘喜海《海东金石考》、《海东金石苑》，吴庆锡《三韩金石录》等书应时而出，并形成辑录考辨朝 鲜金石碑志的高潮。特别是刘喜海编辑《海东金石苑》一书，虽然1831年左右已经完稿（刘氏道光末去世），但历经磨难，后4卷散佚，1874年前4卷刊刻 出版，1923年全书8卷终在刘承干不懈的努力下完璧刊刻面世〔4〕。这部朝鲜金石碑志总集，直到现在仍然是学者了解朝鲜金石碑志文的入门之作。朝鲜国内 受中国乾嘉金石考据学风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金石大家，秋史金正喜就是其中代表人物。金正喜编纂了《金石过眼录》一书，总结探讨朝鲜境内的金石碑志的历 史、艺术、文化等领域的内涵，成为朝鲜后期最具代表性的金石学者。
19世纪末，日本势力一步步渗透朝鲜，到甲午更化后达到顶点，直到1910年将朝鲜半岛拖入殖民地的深渊。日本人控制的朝鲜总督府出于多方面的目的， 组织了大规模的古迹调查，先后编辑出版了《朝鲜古迹图谱》（全15卷，1925—1935），《朝鲜古迹调查报告》（1937—1940）等大型图书，从 学术研究角度来说，对于学者了解朝鲜境内的名胜古迹、金石碑志很有帮助。而在此之前编集的《朝鲜金石总览》（上下，1919），以及随后出现的《朝鲜金石 总览补遗》（1919—1923），可以说是此一时期朝鲜境内金石碑志辑录研究的集大成者。
1945年光复之后，韩国学界在民族主义史学大旗下，对境内的金石碑志非常重视，不仅数次组织全国性的古迹调查活动 。，发现了此前不为人知的金石史料，而且总结性地编辑考释现
本文原文有金石碑志，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金石碑志总集式的著作。如李兰英《韩国金石文追补》（1976，中央大学校出版部），许兴植《韩国金石全文（古 代）》（1984，亚细亚文化社），韩国古代社会研究所编《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1992，驾洛国学开发院），金瑛泰编著《三国新罗时代佛教金石文考 证》（1992，民族社），黄寿永《韩国金石遗文》（1994，一志社），《译注：罗末丽初金石文》（1996，韩国历史研究会），以及赵东元编著《韩国 金石大系》（圆光大学出版局），任世权、李宇泰编集《韩国金石文集成》（2002—2005）。而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韩国古代金石文资料 集》（1995，3册），则是对此前金石文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全书共收录碑志、塔铭、造像铭、墨书等各种金石文233篇（包括韩国境内的中国系金石碑志， 但不含中国境内发掘出土的金石碑志），囊括了三国时代、统一新罗各个时期的金石文作品；书中罗列学者们对同一金石碑志的不同判读意见，注明该金石碑志相关 的研究书籍及论文，对研究者进一步了解探讨关联问题提供了方便。当然，由于时间的沧桑以及人为的破坏，除过统一新罗末期僧侣塔铭保存比较完整之外，朝鲜半 岛现存的古代金石碑志文多残缺不全，大部分只是碎片残块而已，为我们全面探讨这一时期中韩关系各个层面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本文的撰写即依据上述《韩国古 代金石文资料集》、《译注：罗末丽初金石文》收录的金石碑志，摘出和中韩关系关联的金石碑志文，对涉及唐朝与三国末及统一新罗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二、 金石碑志所见古代中韩交往
1. 中国的天下秩序与中韩关系
众所周知，古代中韩两国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堪称世界发展史上的典范。从汉武帝时代汉四郡的建立，到南北朝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双向朝贡，而隋唐时 代与朝鲜半岛国家的交往更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对于这种关系，学者们的见解并不相同。如韩国著名中韩关系史研究专家全海宗就以“朝贡关系”加以概括，徐荣 洙、卢重国、金翰奎等先生则有相似或其他独特的见解〔1〕1-3。中国大陆学者孙进己先生提出历史上周边民族、国家向中国王朝“进贡”的三种不同方式，以 及“臣服”中国历代王朝的三种形式，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中国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5〕。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高明士教授则用“德、礼、政、刑”四 个字，将中国历史时期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关系以“中国的天下秩序”加以概括??〔6〕，以历史的但却是全新的角度，为深入探讨古代中韩关系乃至古代东亚国 家关系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架构。朝鲜半岛出现的金石碑志，可以验证高先生的说法。
如现存《文武王陵碑》残文、《金仁问残碑》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后者有“□途违事大之礼，大帝赫然发愤……”语，说明当时唐朝为了维护中国的天下秩 序，在“德、礼、政”措施均不能起作用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刑”，即出兵征伐之手段，用兵高句丽。同时，新罗与唐缔结了藩属同盟关系，《三国史记》卷5只 是记载了金春秋赴唐请兵，“请改其章服，以从中华之制”，永徽元年（650），新罗“始行中国永徽年号”，次年（651）“春正月朔，王御朝元殿，受百官 正贺。贺正之礼，始于此”，然而，新罗具体的执行情况，史书的记载并不明确，金石碑志则可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如同唐朝当时出现的墓志碑石形式一样，上述《文武王陵碑》、《金仁问残碑》在遇到皇帝、诏敕等关联字句时，前面均空两个字或两个字以上 。如在“宫车晏驾遏密在辰”的“宫车”前，“君王□□”之前，“天皇大帝”之前；“圣临百谷之□□”之前，“诏授特进荣高……”之前，“高宗天皇大帝”之 前，“大帝赫然发愤”之前，“诏□□怀忠果干力公强式”之前，均用空两个字的形式表示尊崇之意。这是新罗与唐藩属关系的突出体现。
其次，金石碑志中广泛使用唐朝年号，即使新罗和唐关系紧张时期也不例外。如上所述，新罗武烈王金春秋在位之前，新罗使用自己的年号，或者直接用干支纪 年 。作为宗主国，唐朝对此问题非常重视。贞观二十二年（648）冬，新罗遣派使者邯帙许朝唐，唐太宗敕令御史，“问新罗臣事大朝，何以别称年号”，邯帙许解 释曰：“曾是天朝未领正朔，是故先祖法兴王以来，私有纪年。若大朝有命，小国又何敢焉！”〔7〕《三国史记》卷5笔者以为：新罗是否采用唐朝年号，成为此 时唐朝和新罗缔结更加紧密关系主要障碍，正因为此问题的解决，才有随后金春秋父子的赴唐请兵事件的发生〔1〕27-28。金春秋返回新罗后，新罗即以永徽 元年正式使用唐朝年号。唐朝年号在新罗金石碑志中随处可见。其一，使用唐朝皇帝年号记载金石碑志建立书写的时间，这在朝鲜半岛关联古代金石碑志中相当普 遍，《韩国古代金石文资料集》中所列钟铭文、造像铭文、金石碑志文、砖瓦铭等即能说明这一点。其二，如同唐朝自身一样，新罗不仅使用唐朝年号，而且部分采 用唐朝的避讳。如“神龙二年金铜舍利方函铭”载铭文制作时间为“神龙二年景午三月八日”；其中“景午”当是“丙午”。初唐时代为避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日丙 的名讳，金石碑志及文献史料中多见其例。又有《新罗天寿山寺迹碑》，有“寿拱二年岁次丙戌……”字样，其中“寿拱二年”即“垂拱二年”；新罗为何将“垂 拱”改为“寿拱”，未见有相应的解释，笔者以为此可能是避某人的名讳。其三，7世纪70年代唐朝和新罗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新罗仍然千方百计从各种管道 获得唐朝年号变更的消息，进而使用唐朝变更后的年号。庆州雁鸭池发掘出的“调露二年砖铭”，月城附近望星里瓦窑遗址“仪凤四年”板瓦铭文，上世纪70年代 东国大学校蔚山佛迹考察队发现的“上元四年”摩崖铭文，都是唐朝和新罗关系最为紧张时期新罗出现的金石铭文。新罗始终如一的使用唐朝年号，说明“罗、唐此 前数十年千丝万缕的关系，唐文化在当时东亚世界无可匹敌的优势地位，东亚以唐为中心，包括日本、新罗等新型国际秩序或东亚文化圈的构成发展，特别是处于发 展变化之重要时期的统一新罗国家对先进文化的强烈需求，不会因为罗、唐双方此前的冲突而中断交往；双方重启交涉大门亦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政 治家都不会无视此客观存在”〔8〕。
第三，从金石碑志的题目亦可证明“中国天下秩序”下的罗唐藩属关系。上述“文武王陵碑”的完整碑名应是“大唐乐浪郡王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新罗文武王陵之 碑”〔9〕。崔致远写有著名的“四山碑”，其中三个题名为“有唐新罗国故国师谥真镜大师宝月凌空之塔碑铭”、“有唐新罗国故知异山双溪寺教谥真鉴禅师碑 铭”、“大唐新罗国故凤岩山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而“海东故神行禅师之碑”的撰者则题为：“皇唐卫尉卿国相兵部令兼修城府令伊干金献贞”，“武 州桐里山大安寺寂忍禅师碑颂”的撰者亦题为：“入唐谢恩兼宿卫判官翰林郎臣崔贺奉教撰”。与此相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当然，唐朝境内出现的新罗僧侣 传记、碑铭题名也是如上形式。
2. 金石碑志与古代中韩关系研究
验证、补充史书的记载。关于648年末金春秋父子入唐请兵事件，《资治通鉴》卷199，《旧唐书·太宗纪》，《新唐书·太宗纪》，《日本书纪》卷 25，《三国史记》卷5等史书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高丽金富轼编撰的《三国史记》对此记载最为详细，但由于《三国史记》出现相对较晚，其可信度往往令人担 忧。对此，崔致远撰《有唐新罗国故两朝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有所涉及，载云：“则昔武烈大王为乙粲时，为屠秽貊乞师计，将真德女君命，陛觐昭 陵皇帝，面陈愿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许，庭赐华装，授位特进。一日，召诸蕃王子宴，大置酒堆宝货，俾恣满所欲。王乃杯觞则礼以防乱，缯彩则智以获多。众 辞出，文皇目送而叹曰国器。及其行也，以御制并书《温汤》、《晋祠》二碑，暨御撰《晋书》一部赉之。时蓬阁写是书，裁竟二本，上一赐储君，一为我赐。复命 华资官祖道青门外则宠之。优礼之厚，设聋盲乎，智者亦足骇耳目。自兹吾土一变而至于鲁。”根据以上记载，并对照《三国史记》，可以看出：其一，塔铭证实了 《三国史记》卷5的记载，并且指出当时新罗请兵的目的就是要屠戮百济。其二，塔铭说出了一些细节，明确了新罗当时迫于时事，实施远交近攻策略，而且不择手 段。其三，金春秋其人特别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此大概和他曾经出使高句丽、倭国的丰富经历有关，但由此获得唐太宗的好感和礼遇。其四，从现存崔致远的著作 看，崔氏对他的故国新罗情有独钟，但塔铭中并没有提及《三国史记》卷7“新罗文武王答薛仁贵书”中所谓的“罗唐密约”，如果罗唐之间真有什么“密约”，崔 氏相关著述中焉能没有任何表示？
《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此碑石1999年在韩国庆尚北道金泉市与尚州市交界的弥勒庵内发现，现收藏于金泉市所在的直指寺内。碑石长61cm， 宽68cm，厚约15cm；碑文现存15行，行21字，无撰刻者姓名。对此碑石的价值，笔者曾经有所论述〔1〕201-211。另外，根据《大唐平百济国 碑铭》，苏定方作为持节神丘、?夷、马韩、熊津等14道大总管，联合新罗，率10余万军队征伐百济，但除过上述四道之外，十四道中的其余十道名称不得而 知；然而，《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中出现了另外三道，即含资道、加林道、唐山道，其对此一时期中韩关系研究的价值由此可窥一斑。
另外，《金仁问残碑》中有“……骇目贞观廿一年□□□诏授特进荣高□用仪左貂右蝉定中国之行礼奏闻”字样，韩国学者权德永教授由此认为现存文献记载可 能有误，金春秋父子入唐请兵应该是在贞观二十一年，可备一说。还有，据《三国史记》卷44《金仁问传》载，新罗文武王以金仁问战功卓著，赐位大角干并食邑 五百户，而且有封地。载初元年，唐朝授辅国大将军临海郡开国公金仁问为左羽林军大将军。然而，金仁问的封地在新罗何处，史书并未记载。上述大朗慧和尚白月 葆光之塔碑铭有新罗王子金昕言及他与无染大师均属王室所出，而金仁问为其直系祖先。“有一寺在熊州坤隅，是吾祖临海公受封之所”。就是说，曾经7次往返与 唐罗之间，在唐朝居住20余年的金仁问，其在新罗的封地一直保留到150余年之后，并且依然得到新罗人的崇敬和爱戴。
关于新罗入唐使的具体名称，韩国学者申滢植将其总结为朝贡使、贺正使、告哀使、谢恩使、进贺使、请兵使、谢罪使、陈慰使，以及宿卫、文化请求等名目 〔10〕。权德永统称其为遣唐使。但是，金石碑志提供了新的入唐使节名目。无染禅师塔铭中有“瑞节”使、“朝正使”（应该和“贺正使”同性质），真澈大师 塔铭中有“入浙使”，了悟和尚塔碑称“入朝使”，朗空大师塔碑称“备朝使”等。无疑，探讨金石碑志中的这些不为研究者注意的出使名目，对此一时期唐朝与新 罗关系的研究不无裨益。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金石碑志文的存在，其既可验证补充文献资料，又能为研究者探讨某些特定问题提供根据。
纠正文献资料记载的缺失。按照现存文献记载，显庆五年（660），唐朝派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领10余万唐军，联合新罗军队，共同发起征伐百济之战。 两军从不同方向，各自独立作战，最终对百济都城形成合围。而且，新罗军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到达指定位置，进而造成两军的摩擦云云……但是，现存韩国忠 清南道扶余市定林寺5层石塔底层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却有不同的记载。显庆五年，唐朝派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持节神丘、?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 管，率水陆军13万联合新罗征伐百济，其中?夷道行军总管就是新罗王金春秋。《碑铭》记载和现存文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夷道军队中不仅有新罗人左武卫中 郎将金良图，更有?夷道副总管右武侯中郎将上柱国唐将曹继叔，行军长史唐人杜爽，左一军总管上柱国唐人马延卿。笔者以为：新罗王金春秋统领的?夷道军队， 不仅有新罗军队，而且还包括部分唐军主力，反映了当时罗唐两军联合作战的实际状况。也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解释苏定方率军到达德积岛之后，新罗王派遣王子金 法敏，大将金庾信率战船百艘迎接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德积岛上，唐军完成了必要的补给休整，新罗军与唐朝部分军队的混编也宣告完成，这既是当时战争的需 要，也是新罗与唐紧密联合的具体表现。为什么这样解释？从《碑铭》及文献史料记载看，在唐宿卫的新罗王子金仁问担当3名副大总管之一就能说明问题。对此， 笔者曾在其他论著中有详细具体讨论〔1〕48-50，故不再赘述。《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远在朝鲜半岛，历代学者长期以来茫然不知，19世纪初出现的金石著 作中才见部分录文著录。朝鲜半岛的金石著作、史书亦是如此，现存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亦未见提及，16世纪中期出现的《新增东国舆地胜 览》，才第一次著录了《碑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中、韩、日三国相关文献史料，对当时出现的第一手材料，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引用或采录，这是十 分遗憾的事情，而《碑铭》对研究罗唐共同灭亡百济关联问题的价值当是不言而喻的，此应引起学界的重视。
关于咸通六年（865）唐朝派使到达新罗问题，中国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书未见记载，韩国史书《三国史记》卷 11云：“夏四月，唐懿宗降使太子右谕德御史中丞胡归厚，使副光禄主簿兼监察御史裴光等吊祭先王，兼赙赠一千匹，册立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持节大都督 鸡林州诸军事上柱国新罗王……”。崔致远《大崇福寺碑铭并序》也提及此事，可纠正史书记载的缺失。碑铭载曰：“遂于咸通六年，天子使摄御史中丞胡归厚，以 我乡人前进士裴匡，腰鱼顶豸为辅行，与王人田献，?钅舌来锡命曰：‘自光膺嗣续，克奉声猷，俾彰善继之名，允协至公之举，是用命尔为新罗国王，仍授检校太 尉，兼持节充宁海军使。’”其一，文献记载担当副使者为裴光其人，而金石资料明确裴光（匡）“我乡人前进士”，即为新罗人，符合唐中后期出使新罗正使由唐 人担当，副使选派在唐新罗人的实际情况。〔11〕其二，文献记载副使为“裴光”，金石碑铭中则记其为“裴匡”，因为朝鲜语中光、匡二字发相同的音，此音同 时可用光、匡等汉字表示，故而两处记载似没有什么错对之分。其三，碑铭中明确裴光（匡）其人为“前进士”，就是说他曾在唐获宾贡进士，这一点很有价值。当 然，关于胡归厚等出使新罗，虽然中国正史未见记载，但全唐诗中有曹松《送胡中丞使日东》诗。曹松天复年间（901—903）七十余岁及第，其咸通时正值壮 年，或许与胡归厚有来往。就是说，这里的胡中丞极可能就是胡归厚其人。另外，上述碑铭还记载曰：“抑又流闻，汉使胡公归厚之复命也，饱采风谣，白时相曰 ‘自愚已往，出山西者不宜使海东矣！何则？鸡林多佳山水，东王诗以印之而为赠，赖愚尝学为缀韵语，强忍丑酬之，不尔，为海外笑必矣。君子以为知言。”可以 看出，由于中华文化的传入，新罗上层的儒学修养空前提高。为了保持唐朝文化的绝对优势，历来唐皇帝对出使新罗的人选都十分重视。一些饱学之士衔命出使，不 辱使命 。上述胡归厚的忧虑，反映了唐末出使新罗使节的现实状况，当然，崔致远根据传闻记载此事，其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亦不得而知。
统一新罗后期入唐的新罗僧侣形迹研究。上文业已提及，新罗末以崔致远为首的留唐学生撰写了许多禅师塔铭，这些塔碑文保存良好，其中唐与新罗关系、佛教文化交流关联的内容很有价值。
和隋唐对朝鲜半岛政权战争关联的塔碑。如“真鉴禅师塔铭”（崔致远撰）中言及真鉴“俗姓崔氏，其先汉族，冠盖山东。隋师征辽，多没骊貊，有降志而为遐 氓者。爰及圣唐囊括四郡，今为全州金马人也。”“净土寺法镜大师慈灯塔碑”（崔彦?扌为撰）云法镜“俗姓李氏，……，远祖出自圣唐，远征辽左，从军到此， 苦役忘归，今为全州南原人。”“无为寺先觉大师遍光塔碑”（崔彦?扌为撰）云先觉“俗姓崔氏，其先博陵冠盖，雄府栋梁，奉使鸡林，流恩兔郡，所以栖心云 水，寓迹海濡，今为武州□□人。”自箕子东渡朝鲜之后，由于不同原因，历代都有大量的中原人士移居朝鲜半岛。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大量的隋朝兵士流落半岛， 进而成为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主要原因之一。唐太宗父子毕数十年之功经营东北，直接促成新罗的半岛统一，但由于各种摩擦及最终交战，仍有唐人散落于此。八世 纪以后，唐与新罗新型关系建立，使者往来不断，也有唐人定居新罗，此显示了不同时期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国家复杂而渐趋良性的交往历程。
唐懿宗与新罗朗空和尚的交往。查《旧唐书》卷19上，《资治通鉴》卷252等文献记载，没有发现咸通十一年唐懿宗接见新罗僧侣之事，但“新罗国故两朝 国师教谥朗空大师白月栖云之塔碑铭”（崔仁滚撰）却有记载，云：“遂于咸通十一年，投入备朝使金公紧荣，西笑之心，备陈所志，金公情深倾盖，许以同舟。无 何，利涉大川达于西岸。此际，不远千里至于上都。寻蒙有司特具事由，奏闻天听。降敕，宜令左街宝堂寺孔雀王院安置大师。所喜神居驻足，胜境栖心。未几，降 诞之辰敕征入内。懿宗皇帝遽弘至化，虔仰玄风，问大师曰‘远涉沧溟，有何求事。’大师对敕曰‘贫道幸获观风上国，问道中华。今日叨沐鸿恩，得窥盛事，所求 遍游灵迹，追寻赤水之珠，远耀吾乡，更作青丘之印’。天子厚加宠赉，甚善其言……。”首先，朗空和尚是咸通十一年得到备朝使金公帮助，乘船经大海到达唐 境，又辗转来到京师长安的。其次，以奉佛著称的唐懿宗，诏令安置朗空于长安左街宝堂寺，显示了其对这位新罗和尚的特别关注。其三，唐懿宗降诞日为11月 14日，而朗空和尚在此特殊的日子被敕入宫，得到唐懿宗的接见。皇帝的问话平常一般，而朗空的回答则自然可爱，说出了当时入唐求法新罗僧侣的普遍心声。唐 朝皇帝和僧侣，特别是和异域僧侣见面的机会不少，但《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僧传类书籍，笔记小说的记载却相当有限。上述塔碑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 难得的史料，它不仅给以喜佛著称的唐懿宗增加了新的史料，也为回到新罗的朗空和尚赋予无可复加的奇异光环。
新罗西海岸主要港口。从文献史料中，我们只知道朝鲜半岛一方港口有唐恩浦、党项城等，而且其均为朝鲜半岛人士朝唐的出发地。然而，入唐使者返回着陆地 是何处？人们知道的并不多，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很明显，此与唐罗长期、频繁的友好往来的现实是极不相称的。金石碑志史料提供了新罗僧侣、使者返回港口 的相关资料。“真澈大师宝月乘空塔碑”载真澈“天?八年，乘查巨?，达于罗州之会津……”?①，“先觉大师遍光塔铭”载遍光“乃于天?二年六月，□退定武 州之会津”。除此之外，还有“全州喜安县浦口”（静真大师圆悟塔碑）、“全州临陂郡”（洞真大师宝云塔碑）等。上述地点均位于朝鲜半岛西南海岸一带，并与 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吻合，均为当时重要的登陆点。同时，新罗乃至代之而起的高丽与唐亡后的五代王朝的交往中，这些港口所起作用更大。
本稿在论述朝鲜半岛现存金石碑志的历史、现状，以及历代著录、编集考订的同时，对金石碑志在探讨唐朝天下秩序、唐与新罗各个时段关系也做了一定的讨 论。如何评价金石碑志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相同。具体到朝鲜半岛古代金石碑志，笔者以为首先应当重视当时出现的第一手史料，在全面考察比 正前提下，明确撰著者个人因素可能造成的偏差，然后确定其价值。相信随着中韩双方交流的深化，更多金石碑志不断面世，其对唐代历史研究的推动当是可以预见 的事情。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