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民国时期的“大数据”

“大数据”，自然离不开统计，而中国的传统史学，因缺乏统计数据，缺少“实证”，历来为西方史学界所诟病。

中国的传统史学为叙述史学，古籍文献中虽不乏统计的“数字”，然皆为社会统计性质，为政府缴税赋、征兵役所用，是广义上的“统计”，而不是西方近代史学界所言的“数理统计”意义上的“统计”，只为“数字”，而非“数据”。

广义上的“统计”，随着人类计数活动的实践发展而来，其缘起可追溯至久远的上古时代，此不赘述。“数理统计”随着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传入中国。

中国在传统上，本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统计”可言。

1913年，数学家顾澄翻译的英国统计学家尤尔的统计学名著《统计学之理论》，可视为英美数理统计学传入中国之始。

民国时期，西方的近代科学已普及于世人，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随着大批欧美、日本留学生归国，作为应用数学分支的统计学，由于具有“验国情盈强，国势强弱，参互比较，以实施政之方”的作用，被当时社会所认识，得到了从政府到学术机构、民间研究团体的重视，各类统计大行其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北洋政府于1916年5月4日设立了专门的统计机构——统计局，直属国务院，其主要职责为：统一管理各部院统计事务；开展不属于各部院的统计工作；刊行统计报告，交换各国统计表，管理各官署统计会议事项等。南京国民政府则于1930年12月筹备、翌年4月1日正式设立主计处，直属于国民政府，掌管全国岁计、会计、统计事务。由政府统计机构的设置可见，民国时期，统计事务已提升至国家层面，统计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一时间，林林总总之各类统计，如喷薄旭日，遍地霞光。从地域而言，有全国性的，诸如：《中国最近之主要统计》、《全国行政区划及土地面积统计》、《全国警政统计报告》（民国20年下半年）、《中华民国战时财政金融统计》等；有地方性的，诸如：《天津市统计年鉴》（民国17年度至21年度）、《山西省统计年编》（民国29年份）、《直隶教育统计表》（民国13年份）、《江西福建浙江皖南各县二十九年度岁入岁出统计》、《兰溪实验县户口统计及分析》、《台湾省主要经济统计》、《彰化市政统计》、《澎湖县统计概要》等。从内容而言，有宏观性的，诸如：《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廿四年辑》、《北平社会概况统计图》（民国20年）、《北平市政府统计特刊》（民国23年）、《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民国17年度）、《上海市统计》（民国22年）等；有微观性的，诸如：《河北省通县县势及交易场概况》《济南市饭馆业调查统计报告》《济南市理发业调查统计报告》《福建省之蔗糖业》《二十年来之焦作工学院统计图表》《台湾茶业》等。这些统计资料，在时间跨度上，或数年，或一年，或半年，或数月；在规模上，或数页，或千页；在内容上，凸显专业性与行业性，专业性方面包括物价、人口、气象、教育、司法、农林、土地等，行业性方面几乎全面涵盖，如建筑、金融、交通、手工业、蔗糖、桐茶油、纸、火柴、人力车夫、牲畜等。

当时，开展各项统计工作的主要为三类机构：政府各级部院、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民间行业协会。它们所提供的统计数据，皆具有较高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为今人开展有关民国的各项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其收藏分散，不成体系，坊间虽有部分整理出版，但相对于整个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总量，只是管中窥豹，难见全貌，不免流于琐碎。为整理、挖掘这部分珍贵史料，南京大学出版社与南京龙瑞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分步骤对民国时期统计资料进行系列开发，首先于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将重庆图书馆所藏209种关于抗战大后方的调查统计资料，整理、汇编为75册，出版了《重庆图书馆藏抗战大后方调查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在当时的环境下，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各机构、各学术团体与大学、大后方各地方政府等，对大后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物产资源等各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统计，所形成的调查统计报告供政府机构作决策参考。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调查人员深入第一线，用数据精确地记录下战时中国最真实的状况。这些珍贵的统计资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涵盖农林畜牧、地质矿产、人口、土地、工业、妇女儿童、产业工人生活、教育、交通、金融、宗教、风俗娱乐、军事、公产等，包括物价、工资等各种指数。战时大后方各种物资极度匮乏，这些珍贵文献既有铅印，又有油印和手抄本，所用纸张质量较差，基本为四川土纸。这209种文献均为首次公开出版，对抗战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又与上海图书馆合作，整理、汇编并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民国统计资料》，计220册，可谓鸿篇巨帙。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开埠城市之一，自开埠伊始，以其便利的交通、广袤的腹地，成为当时的商贸中心。西方商人、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西方近代的器物与思想也随之进入这个东方古国，打破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封闭状态。近代文化在上海产生、发展并得以广泛传播，而新闻与出版这种近代社会思想的传播方式，在这个四方汇集之地也蓬勃发展起来，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平明出版社、广益书局等，创于此、长于此、辉煌于此，成就了上海这座中国近现代文化出版的中心。成立于1952年的上海图书馆，得天时与地利，富藏中国近现代历史文献，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上海图书馆藏民国统计资料》，共收上海图书馆所藏民国统计资料894种，对于上海图书馆有藏，而坊间已整理出版的646种，于总目中立“存目”一栏以蓄之。

《重庆图书馆藏抗战大后方调查统计资料》与《上海图书馆藏民国统计资料》两书，对所收文献，皆列有提要书目而总其成，以便于读者查阅。

统计资料，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其价值在于实证性，它赋予社会科学诸多自然科学的“硬性”指标，以“数字”来呈现与诠释历史及社会。它告诉我们，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生产、生活的，为“曾经”建立了坐标，如同当下的GDP、人均、费效比等注重“用数字说话”一般，一切皆建立在“数据”之上。故而可以说，民国时期统计资料，把“曾经”牵引进了现在的“大数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