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王者”魏斐德：一位改变了我的人生的中国人——郭廷以教授

结果，我们这些新丁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令人尴尬的反常处境。我们大都掌握了几种欧洲语言，并且在西方正规的学院或大学的训练下，已习惯了运用成年人成熟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写作，而初级的中文学习却逼使我们突然变回了孩童。我们结结巴巴地依照教科书要求，反复练习着最基本的中文例句，诸如简单的日常问候、在中国餐馆点菜、上公交车购票、到邮局寄包裹等等。我们的老师通常都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年轻女性，她们操着一口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国语，由于说得实在太标准了，竟使得北京街头的日常语言变成了土话；此情此景，就如同英国BBC的英语播音使得伦敦街头的日常语言变成了方言。

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我在伯克利学习《初级汉语》时，我的老师赵元任教授正是该书的作者。尽管如此，我和研究所的同学在最多数的时候仍颇像穿着成年人衣服的小孩：一方面，即令是最初阶的中文文法和口语也常令我们学起来倍感吃力；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伤心地承认，我们那种先天不足的中文程度，和我们在从事当代欧洲史和美国史研究时便早已熟习的高水平要求，又是相差得何等的遥远。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沮丧不已。作为未来的中国史专家，我们也痛感于被套牢在中国语文和社会科学之间而难以自拔。一方面，在伯克利东语系有着像白之(Cyril Birch)、卜弼德(Peter Boodberg)、赵元任、陈世骥、Michael Rogers、Edward Schafer等等极渊博的资深汉学家，他们本来应为我们提供从事学术研究的工具，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把我们淹没在国学和西方语言学的深厚而沉重的传统之中——此一传统他们或继承自清代的学术大师，或继承自西方像Giles, Kalgren, Pelliot, Chavannes, Maspero等学术巨匠。另一方面，在离东语系仅有一巷之遥，历史系里有着像Robert Brentano, William Bouwsma, Gene Brucker, Carl Schorske, Joseph Levenson 等声名显赫的当代学者；他们对上中古的罗马、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新教改革的日内亚、世纪末的维也纳，以及后孔子时代的中国等地的文化风习，是如此的熟极而流，如数家珍，就如同他们驾驳着Bloch, Burckhardt, Huizinga和Momigliano等人的思想之翅，自由自在地上下求索，神游八表。

事实上，在美国由韩战到越战期间制造的大约八百个中国研究的博士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一面为中文生字而不停地査阅Mathew 所编的中英字典，一面认真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们周遭的美国同胞对中国是如许的无知，致令我们能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地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但我们在暗地里又都知道，自己真正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这种普遍的欠缺感，不出所料伴随着我们考取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而与日俱增，尤其是后来我们来到了台湾，直接地向在地人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用「学习」二字来形容当时我那种死命地要摸索方向的急迫感，未免有些过誉。在刚抵达台北的头几个月，我住在一幢日式的房屋里，几句用简短的文言写在手掌心的日常用语，便成了我与别人交往的唯一法宝。我的窘态百出，常使专门替我煮食和教我说中文的山东仆人笑不可仰。对中文的又聋又哑飞快地销磨尽我作为学生的热忱和作为学者的士气，尤其是当那些乘载着我来往于台大的三轮车夫（通常是些退伍的老兵），也会公开表示：一个老外居然自以为对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无所不知，简直是异想天开！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会运用儿时在山东私塾就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四书」，随便念出《孟子》的前一句，要我接着念下一句，并在我无法做到时兴高采烈地剥下我那中国通的假面具。

终于，我积聚了足够的自信，带齐了介绍信，找到了来往于台北市中心和“中央研究院”的公务车，来到了座落于南港煤坑的绿坡之上的近代史研究所，第一次晋谒了该所的所长。郭廷以教授殷勤地欢迎了我，一点也没有摆出大师的架子。当他带着我在近史所四处串门，向其同事介绍我是费正清器重的学生，并带着我参观了傅斯年图书馆和近史所的收藏，我的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我知道近史所将是我开展工作的风水宝地。因为，在这里我将能得到学术的启迪和指引，在这里我将会把我的笨拙的力气，引导向饶有意义的研究和写作。

数月之后，费正清应郭教授之邀来到近史所担任访问研究员，我的天启于焉得到了确认。在郭廷以特别为他举办的欢迎茶会上，费正清被某一位研究人员问及：他最初是如何决定要当一个汉学家的？费正清温文而技巧地回答道：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所谓的汉学家。他一直以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有着一定的概括能力，同时又有着东亚地区某些硏究知识的中国近代史家。

郭教授保护了这些反威权主义的学者及其成果，一如他同样地支持了近史所学者，对当时的西方学术权威所表达出来的抗辩和不从。吕实强质疑了美国韦伯学派所倡导的「自强运动失败」说，王尔敏则摒弃了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Franz Michael和Stanley Spector 教授宣扬的「地方主义」论。

通过对一九六〇年代我们在台北试办的非正规研讨会作一鸟瞰，我极感奋地了解到，在由近史所的学者极为成功地举行并容许我列席的定期学术讨论会中，他们的实证史学工作，既得益于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诠释，但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西方的诠释。此一感悟对我个人而言十分紧要，尤其是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大陆史家各种带有批判性的言论，已因文化大革命的压制而全部被消音。他们的被迫失语，使得欧洲、日本和美国等中国之外的中国近代史专家，竟一心以为自己才是中国史学缘斯的传薪者。但真实毕竟予人以更多的慰藉。我们愈来愈了解到，无论是在家庭、性别和经济史，或者是在各省区现代化的累积等各种新兴的研究领域方面，正是“中研院”近史所使得中国的晩清史和近代史研究能保存生机并继续繁荣昌盛。在我们的同事的著述中，有极根本的一部分是缘自我们自己的博士论文。和四十多年前我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情势相较，我们的学生很可能有着比我更为完备的训练。但我恐怕他们将无法如我一样，能有近在咫尺之遥，仰望着大师如郭廷以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