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国栋
载《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
一 通论
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历史地理学亦密切关联。自20世纪初期以来，诸多学人围绕唐代交通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探讨，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作为概观或通论性的著述较早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6；河南人民1987再版)、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编之四》，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7；台北食货出版社影印1974)、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1940)等。其中陶氏等主编《唐代之交通》在交通史料的勾稽上下了一定功夫，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辟专节述唐代之商业交通，分“内地交通”与“海上交通”两大层面，前者复分水路交通与驿道交通予以讨论，对唐代运河与漕运、江淮间的水路、湘赣二水之运输、大庾岭路之开凿及其意义、自鄂州入长安的水陆道路、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等并有详明的论述，其中对唐代“漕运整理”的几个时期、运河通塞情况也有较恰切的解说。海上交通部分虽借重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和木宫太彦《中日交通史》之说，但也多处提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断代史著作也或详或略地叙述了唐代的交通问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9章第6节《交通》(上海中华1957；上海古籍l959)在充分占有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交通诸问题条分缕析，讨论了内河水运与漕运、运河的开凿与通塞、陆路的开凿、陆路交通工具包括车乘、马驴等、交通设施、制度包括驿制、传马、驿马、程限、烽候等；于海运和海上交通、船舶之制作、桥梁问题等并有论述。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亦专节讨论唐代“交通之设备及程途”(见第59节)，分设备及技术、对外之重要海道两方面予以论列。前者简要述及唐代驿制驿道、水道、海运、关制、航海信风、海舶种类等；后者考南海通道、东北通路，颇多发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专节述唐代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前者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对馆驿、过所问题做出重要解释。这些断代史著作述交通运输事虽较简略，但都甚为扼要，且相对全面，不乏独到见解，故仍属研讨此论题所应参检的文献。
通观唐代交通运输诸问题的研究，最可重视的乃是严耕望、青山定雄的研究。严氏撰《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及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新1版)诸篇，兼有概观和专论的性质。前者论述了唐代的馆驿制度及陆路、水运、海运状况，并讨论了都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与交通的关系；后者之唐代部分“交通”节，论驿制、陆上交通路线、水运与海运、对外交通等内容，虽属概观性质，但实已融入作者对唐代交通问题的通盘性的思考和认识，或可视为作者尔后着力探究唐代交通的纲要和先声。他的《唐代交通图考》是研究唐代交通的划时代巨著，汇集了著者数十年悉心探讨唐代交通问题的心得和主要成果。该书分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河南淮南区、江南岭南区、河运与海运、交通制度、综结等共10卷，其中前5卷业已刊行(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唐代交通图考》第1—5卷，1985，1986)。该书之体例及撰述要旨“以区域分卷，以路线为篇。每篇考论沿途所经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并及古籍诗篇”(具见该书首卷撰述“凡例”)，考论精详，资料甚为繁富，且将每篇考证结果绘成地图附于篇末，各卷末附纲文古地名引得，极有助于学林。卷首之《序言》高度概括唐代交通的特质和总体状况，与各卷各区之专论交相辉映，可谓体大思精。虽内中所述个别地名、道里或地望有偶漏或误释之处，但无损于著者在唐代交通研究上的重大贡献。其《图考》无可置疑应作为唐代交通、人文地理和相关史事研究的必读文献。
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也是有关唐宋交通及相关问题的代表性著述。该书分交通和地志地图两篇，汇集作者研究唐宋时期交通、地理诸问题的主要成果。前篇包括唐代的陆路、宋代的陆路、唐代的驿与邮及进委院、唐五代的关津与商税、宋代的递铺、唐宋的汴河、唐代的水路工事、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宋代的漕运等九大部分；后者包括唐宋时代的总志及地方志、唐宋时代的地图、阜昌的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及淳祐石刻地理图、栗棘庵所藏的舆地图等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唐宋时代交通诸问题的主要课题，其中所获得的不少结论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故被视为该领域“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劳作”(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隋唐时代篇，堀敏一执笔，山川出版社1983)。该书所收篇章既有细致的考论，也有著者对唐代交通乃至财政经济等问题的宏观认识。故亦当为研习该论题者所必备之重要文献。
其他有关唐代交通的概观性和专论性著述较重要者还有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会学院学报》4-1，1977)、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三秦1987)、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4)、《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唐史论丛》6，陕西人民1995)、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下编《商业》交通运输业、边境重要交通路线诸节(中国社科1995)等。这些著述，或对唐代交通进行通盘性概观，或对这一领域内若干课题具体研究的同时，就唐代交通的总体特点、大势等提出若干值得重视的意见。此外，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1992)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论了隋唐交通的主要问题。
二 陆路交通
(一)主要交通线研究
《通典》卷7述唐开元间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景况有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录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节文，举主要交通线有七，除海道之外，陆上之要道为：“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此盖举其大略，颇有脱漏。其他有关唐陆上交通线的资料散见于诸种文献。
学术界对此课题已多有探讨，最可重视的乃是严耕望的系列研究。严氏早自50年代前半期所撰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l983新1版)、《唐代国内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诸篇中，即对唐代主要之陆路交通线做出大略描述，60年代中叶之后，围绕唐代之交通地理按地区展开专题系列研究，所撰《唐兰田武关道述略》(《新亚生活》9-12，1966)、《汉唐褒斜道考》(《新亚学报》8-1，1967)、《唐上津道考》(《史语所集刊》38，1968)、《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大陆杂志》36-11，1968)、《唐代茂州西通吐蕃两道考》(《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1968)、《唐代岷山雪岭地区交通图考》(同上《学报》2-1，1969)、《元和志所记凉州至长安两道试释》(《大陆杂志》41-5，1970)、《唐代关内河东东西交通线》(《新亚学报》10-1下，1973)、《唐代北庭都护府通西州伊州诸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1，1974)、《唐代滇越通道辨》(同上《学报》8-1，1976)、《唐代雅州西通徼外三道考》(《董作宾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刊》，艺文印书馆1978)、《唐代太原西北通单于都护府及河上三城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0-1，1979)等数十篇专论(后大多收于同著《唐代交通图考》1—5卷及《唐史研究丛稿》)，搜集大量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逐一考订了唐代各区域交通路线、所经馆驿城镇名称、道里行程、通塞状况，用功甚深。
其他有关唐代陆上交通路线的论考，较重要者如青山定雄《唐代的陆路》(《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佐藤长《唐代青海至拉萨间的道程》(《东洋史研究》34-1，1975)、《关于隋炀帝征讨吐谷浑的道路》(《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历史篇]》，山川出版社1977)、《关于唐刘元鼎的入藏道路》(《佛教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8，1980)、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国彰出版社1987)、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文史》14，中华1982)、《唐代马湖江通吐蕃路线行程考》(《文史》30，中华1988)、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1)、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学术研究》1987-1)、辛德勇《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及关于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的系列论文(并收于同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1996)、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1992)所收相关论文等。日野开三郎《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也与唐代之陆路交通相关涉，可以参见。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陆续刊布，利用相关文书资料考述唐西北交通路线的论著多所问世。如白须净真《吐蕃支配时期的东西交通——关陇道贡道路中断与西域朝贡使》(《东洋史苑》6，1973)、陈祚龙《中世敦煌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路线》(《敦煌学》1，1974)、松田寿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增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中译本，中央民族学院1987)、陈国灿《唐瓜沙途程——唐开天“过所”实地考察小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6，1984)、程喜霖《从唐代过所文书所见通“西域”的中道》(《敦煌研究》1988-1)、《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大1990)、孟凡人《唐北庭城与外界的交通》(《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1985)、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新开道考》(《敦煌学辑刊》1994-1)、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89-4)以及李正宇《敦煌古代交通地理》(同著《敦煌历史地理导论》，新文丰1997)述敦煌四出道路等。上述论著参据史志及出土文书由不同角度对唐西北地区的交通道路进行了或详或略的探讨，使过去史载不详或互有歧疑的若干陆道走向、通塞状况、道里途程和与交通线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逐渐明晰化。关涉唐与西域等地陆路交通的论著还有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稿》(上海古籍1995)、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1993)、前揭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1994)以及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论文集(新疆美术摄影1994)所收多篇论文、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1998)等所收篇章，不拟具列。
(二)陆路物资输送
唐代陆路之物资输送本有官私两类，官用物资的输送与租税、军需相关联，故可属财政史的课题；而民间物资输送则又与商业贸易相关涉。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官用物资的输送方面。青山定雄《关于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史学杂志》44-9，1933)一文论唐代之水陆转运使已对陆路之物资输送有所涉及。张弓论唐代仓制也对陆运问题予以考察(《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1986)。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书考释——唐代西域陆路交通运输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1)结合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王奉仙被捉案文书，分析了唐西北陆路交通运输机构、运输“兵赐”和运输中的雇作人问题。青木场东的几篇专论很具代表性。所撰《首都长安食粮调达中的陆运·唐代的洛陕陆运制Ⅰ》(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中国都市历史的研究》，1988)、《唐宋的陆运》(《东亚生产和流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书店1993)、《唐代的输送法——行程法及其运用》(《产业经济研究》29-2，1988)、《唐代的水陆运费》(《东洋史研究》50-3，1991)等，对唐代陆运额、运费、官物输送的种类、行程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参见同著《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篇》，九州大学出版社1996)。荒川正晴《关于唐向西域输送布帛与客商的关系》(《东洋学报》73-3，4，1992；中译文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6，武大1998)一文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讨论了唐对西域运输方式和运输体制的变化。指出唐对西域军需物资特别是布帛的补给，从7世纪依靠马坊的递送体制转化为8世纪实际上依靠客商输送的体制。作者的这一论考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对于理解唐代的运输体制、陆运方式、客商问题以及唐对西域的经营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传世史籍及敦煌文献中有所谓“般次”一词，与唐宋时代陆路交通方式相关联。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1993)率先探讨了这一问题。沙知《般次零拾》(《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1997)广泛搜集相关资料，指出“般次”的多种含义，颇值重视。
与陆路物质输送相关联的还有车辆等交通用具问题。加藤繁《车坊》(《东洋学报》15-1，1925，同著《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中译本第1卷，商务1959)一文早已指出城市中的车坊与交通运输的营业有关。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著者自版，1968)进一步考察了唐代与邸店业相关联的交通运输诸业务，包括畜车旅具的买卖修补、赁驴业与驿驴、赁车业与车坊等问题，列述了这些业务与陆运、商业的情状。也颇有助于唐陆路物资输送的认识。马德《敦煌壁画交通工具史料述论》(《敦煌研究》1995-3)、朱天舒《从出土文物看唐代的主要畜力交通工具》(《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三秦1995)等，则分别就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物考察了唐代的若干陆路交通工具问题，为唐代陆路交通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或新的例证。
三 河运与海运
(一)内河水路交通与运输
《旧唐书》卷94《崔融传》载融上疏谏税关市，论及唐前期内河交通运输有云：“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唐国史补》卷下叙舟楫之利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人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谿、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发白帝，暮彻江陵’……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诉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仅此两条，即可见唐代诸主要内河航运交通之一斑。
关于唐代内河水运交通概况，若干水利史著作并有涉及(如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1939；张念祖《中国历代水利述要》，华北水利委员会图书馆1932；长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1979；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1987)，但大都简单描述，或史料欠缺，可资采择之处不多。较早对此论题予以论列的可推青山定雄氏。青山氏在关于唐代的水利工程、唐宋汴河(见下节“运河与漕运”)、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史学杂志》44—9，1933)等系列论文中均或详或略地对包括运河在内的唐内河水运交通问题有所探究。尔后的不少学人关注的重点大都集中在运河与漕运方面。也有一些篇章在论述运河与长江沿岸的城市问题时对长江之水上交通有所述及(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4)。目前所见关于长江和其他水系交通运输的专论主要有辛德勇《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何荣昌《隋唐运河与长江中下游航运的发展》(《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六朝隋唐时期长江流域航运交通的开发》(《苏州大学学报》1993-2)、杨钧《隋唐时期黄河的河运》(《杭州师院学报》1982-1)、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陕西师大学报》1983—4)、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廖幼华《唐宋时代鬼门关及瘴江水路》(《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成功大学1999)以及龚胜生《历史上南阳盆地的水路交通》(《南都学刊》1994-1)等。此外，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前揭)也曾多处论及各区之内河交通、流程等问题，如《关内河东间河上诸关津及其东西交通线》(见京都关内区卷)、《河阳以东黄河流程与津渡》(见河东河北区卷)及《太原北塞交通诸道》之六“代北水运考略”、《隋唐永济渠》、《河北平原南北交通两道》(并见河东河北区卷)、《仇池山区交通诸道》之三“今成县略阳地区汉唐时代之水陆交通建设工程”(见秦岭仇池区卷)对相关区域之内河交通(含运河)等并有深刻揭示，且资料详备，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国彰出版社1987)也参据相关资料，讨论广州至京洛的若干水路交通线。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下编“国内商业”部分述唐代内河航运，分别讨论两京一带的水运、华北其他地区的水运、长江水运、灵渠的通塞与水运等，并注意到唐代诸内河航运与前代的关联，提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性的意见，颇值参读。
(二)运河与漕运(含“水路工程”)
运河作为隋唐时代贯通南北的水路交通线，具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运河之漕运状况因着各河道的通塞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等各种缘由而递有变化。因此，运河及其漕运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甚为关注的课题之一。藤田元春(《中国大运河的地理学研究》，《史林》11-3，1926)、青山定雄(《唐宋汴河考》，《东方学报》2，东京，1931；《关于唐代的水利工事》，《东亚学》2，1941；并收于同著《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又同撰《隋代大运河的开凿》，《历史教育》2-6，1954；《唐的交通和隋的大运河》，《世界历史大系·东洋中世史》2，1934)、外山军治(《唐代的漕运》，《史林》22-2，1937；《关于漕运的诸研究》，《东洋史研究》3-2，1937)、石原道博(《中国漕运史研究札记》，《历史学研究》7—11，1937)、张昆河(《隋运河考》1、2、3，《禹贡》7-1、7-2、7-3，1937)等较早涉及这一论题。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略论大唐帝国与运河》，《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1989)、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阎文儒(《隋唐汴河考》，《辽海引年集》1947)、小岛市太郎(《隋的统一和运河的开凿》，《史学研究》1950-4)、伊藤安展(《唐代的漕运额》，《史渊》1951-49)、邹逸麟(《隋唐汴河考》，《光明日报》1962．7．4)、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东京近藤1971)、筑山治三郎(《唐代的漕运与和籴》，《京都产业大学论集》5-1，1975)、陈正祥(《唐代的黄河与汴河》，《新亚学报》11下，1976)、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2，1979)、杨希义(《略论唐代的漕运》，《中国史研究》1984-2)、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1987)、清木场东(《唐代的东南漕路》1，《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29-3，1988)、王力平(《韩混与唐代漕运》，《河北师院学报》1987-4；《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王朝中(《唐朝漕粮定量分析》，《中国史研究》1988-3；《唐代安史乱后漕粮年运量骤降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3)等分别研究了隋唐乃至唐宋时期的运河与漕运问题，或对运河之某一河段的通塞、演变等予以考订。中国唐史学会唐宋运河考察队编《唐宋运河考察记》(三秦1985)及《运河访古》(上海人民l986)所收十余篇论文亦对此期运河或漕运分别进行了论述或辨析。而在上述之研究成果中，以青山定雄、全汉昇两氏的业绩最具代表性。
青山定雄氏早在1931年即发表著名的《唐宋汴河考》一文，后又相继撰写论著多种，具见前揭，对隋唐运河诸问题进行了详密的研究。作者的重要贡献在于：其一，详细地考订出唐宋汴河河道的位置，揭示出隋的通济渠(即唐宋汴河)开凿之后汴河的行程与隋以前“古汴河”之间的重大差异，对汴河这条南北交通干线在唐宋时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给予了恰当的估价。作者参据大量史籍记载，尤其是诸种行记，首先考订了宋代汴河的位置，运用逆向考察的方法，论证了唐代的汴河与隋炀帝所开凿的通济渠，并对隋以前“古汴河”的位置进行了辨析，指出隋炀帝以前的古汴河河道是在大梁(唐之汴州、宋之汴京)东面的雍邱附近东流，至徐州南入泗水，再汇入淮河；隋炀帝以后之汴河河道则在雍邱分为新、旧两条，新河道是由雍邱东南流入淮水，这条河道开凿以后，可以避免以往古汴河与自然河流相似的迂曲状况，从而使水道缩短，也意味着南北水路交通干线的缩短，唐宋汴河所沿用的正是这一新河道。作者在上述考订的基础上评述了大村欣一、谷森饶男诸氏旧说的欠缺(大村欣一《中国运河研究》，《东亚研究会会报》4；谷森饶男《论日唐交通道路》，《史学杂志》26-5，并见青山定雄《唐宋汴河考》一文的述评)，并对汴河在此期国家漕运及公私行旅、商贾往来的作用等做出了重要的提示。其二，论证了隋代运河诸河段的开凿问题，并对唐宋时代包括运河在内的水路工程、设施等进行了重要的论述和解说。分别讨论了唐代自关东江淮至京师长安的漕运路线、北中国的水路、南中国特别是长江以南的水路、连结南北的运河与都市以及唐宋时期运河(侧重于汴河)的航运设施、闸堰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颇值倾听的意见。青山氏的研究业绩并不限于运河及其他河道的水路交通，对于此期水利史、水政、商业史的研究也有着多方面的启发意义。同时作者对李翱《南来录》、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欧阳修《于役记》、楼钥《北行日录》等行记中有关唐宋汴河资料的勾稽和运用上也用力甚多，均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当然，青山定雄氏研究的侧重点在于隋代运河各河段的位置、开凿情况及唐宋汴河河道与隋通济渠的承继关系、唐水路工事等方面，而于运河在中晚唐时期的阻塞情况未及论列，述汴河流经地点也有与《南来录》记述不相吻合之处等等。但却为学界日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全汉昇氏《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一书则从漕运和财政立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运河在唐宋帝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国家机构运作中的重要作用诸问题。作者按照不同的时段考察了唐宋时代运河的通塞的情形，依次讨论了唐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及北宋立国、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宋金的对立与运河等，在厘清各不同时期内运河通塞、漕运状况的基础上，揭示出运河对唐宋帝国的重大影响。认为运河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并因之使国家凝结为一个坚固的整体，运河的畅通与否关系到帝国国运的盛衰；与此同时，随着运河的诞生，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也发生剧烈变动。作者以洛阳、汴州为例，论证其所以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正由于运河的影响而导致的经济地理的变动；而运河沿岸的河阴、睢阳、宿州、泗州、扬州、真州、镇州及杭州等之先后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码头进而发展为繁荣的城市，也同样由于运河的影响所致。作者还对运河在促进南北不同地域内商品交换的作用等予以简要的提示。全汉昇氏的探讨立意新颖，见地高远，可视为20世纪唐宋运河与漕运问题研究的鸿篇巨制。但似亦有未审之处，如断言运河的开凿并始于隋，甚为笼统；对运河的作用特别是唐高宗至玄宗开天盛时长安对江淮漕粮的依赖估计过高，未察当时输入关中之粮米除江淮之外，并有河南、河北以及河东等，《册府元龟》卷487《邦计部·赋税一》开元二十五年九月诏、《通鉴》卷214、《旧唐书》卷9《玄宗纪》、《唐会要》卷87《漕运》高宗咸亨三年条、《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均记述甚详。同时，推论中古之经济中心早在隋代业已南移，似亦有可商可议之处。
(三)海上交通与运输
隋唐五代时期的海上交通与运输远过于前代，相关资料散见于诸种文献，《新唐书·地理志》录贾耽“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广州通海夷道”及敦煌石室所出唐《水部式》残卷等尤可关注。
高楠顺次郎最早注意到唐代的对外航海交通问题(高楠顺次郎《以唐为中心的对外航海交通》1、2,《史学杂志》14-4、6,1903)。谷森饶男(《关于日唐的交通道路》，《史学杂志》26—5,1915)、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中译本，陈捷译，上海商务1931)、桑原骘藏(《唐宋元时代中西交通考》，中译本，冯攸译，上海商务1930)、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的研究[南海篇]》，星文馆1933)、木口健藏(《日隋交通史的考察》，《史学研究》12-3,1941)、鞠清远(《唐代之交通》，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1944)、岑仲勉(《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东方杂志》41—18,1945)、李天一(《唐代中西海上交通之港口》，《中央日报》1947.5.28，1947.6.4；《唐代中西海上交通之航程》，《中央日报》1948.7.5，1948.7.19)、韩振华(《第八世纪印度波斯航海考》，《福建文化》3-2,1947；同撰《唐代南海贸易志》，《福建文化》3-1，1947)、章巽(《隋唐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6—1)、罗香林(《屯门与其他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新亚学报》2-2,1957)、家岛彦一(《唐末期中国、大食间的印度洋通商道路》、《历史教育》15-5、6,1967)、小叶田淳(《中世纪日中交通贸易史的研究》，刀江书院1969)、严耕望(《隋代人文地理》、《唐代人文地理》上、下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新1版，原刊于1954。严氏于上述诸篇对隋唐五代海外交通及海运略有述及。又同撰《唐代交通图考》，拟于第8卷专述《河运与海运》，惜未得见)、日野开三郎(《新罗末年三国的鼎立与对大陆海上交通贸易》，《朝鲜学报》16、17，1960—1961)、森克己(《遣隋使与遣唐使》，《东洋学术研究》9-1，1970；《日唐、日宋交通航路的发达》，《日本历史》1971—272)、武伯纶(《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文物》19722)、汶江(《评(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文物》1978-11)、林家劲(《唐代广州与南海的交通》，《学术研究》1979-6)、钮仲勋(《从唐代中日海上交通看鉴真东度》，《地理知识》1980-4)、张铁生(《中外交通史初探》，三联1965)、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3；《唐代中国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青海师大学报》1985-1)、王文楚(《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东返日本航路再探》，《历史地理》2，上海人民1982)、刘成(《唐宋时代登州港海上航线初探》，《海交史研究》1985-1)、高伟浓(《唐宋时期中国东南亚之间的航路综考》、《海交史研究》1987-1)、王振芳(《唐五代海运勾沉》，《山西大学学报》1989-1)、闻之(《唐五代闽海上交通的特点》，《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1，福建人民1982)、张泽咸(《六朝隋唐间福建地区的海运与开发述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1993；同著《唐代工商业》下编，中国社科1995)等分别讨论了隋唐或唐宋时期的海上交通航线、重要港口、航程及海运等问题。李剑农(前揭《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之《商业交通》)、吕思勉(前揭《隋唐五代史》之《交通》)、韩国磐(前揭《隋唐五代史纲》4、5)、王仲荦(《前揭《隋唐五代史》上册6)等也对此有所述及。其中，木宫泰彦、桑原骘藏、藤田丰八、岑仲勉等学者的早期成果虽有可商或待补充之处，但对主要交通线、交通史地的考证、论列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对此期海上交通与运输并有系统论考者可推张泽咸90年代的新作。前揭张泽咸氏《六朝隋唐间福建地区的海运与开发述略》一文及专著《唐代工商业》下编论述隋唐五代海上交通路线与航程，作者参据诸种文献，在前人已有考订基础上，就贾耽所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广州通海夷道”和未为贾耽所记的日、唐间的交通路线及其航线、航程的特点多所揭示。并往往上溯两汉六朝，以考察隋唐海上交通线的由来和新的变化。在沿海航运方面，作者搜集大量史料论列了此期华北、山东半岛与辽东等地的海运、东南沿海一带的官、民泛海运输等。特别是对隋唐时期军粮的“河海联运”、山东半岛至辽东的海运、江南之稻米、布帛经海运至幽、燕地区等史实的揭示甚具启发性。作者还根据《水部式》所记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州差水手海运的条文，推论出唐东部、北部沿海海运发展的实况。张泽咸的上述论考，是目前所见有关隋唐海运论题的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成果，很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当然内中似亦有若干值得补充之处，如论述隋唐福建海运，亦有若干资料可以利用，如《唐故登州司马王府君(庆)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34号)所述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征高丽之战，曾以山东半岛为基地，白海路运兵至辽东(朱长义《<唐登州司马王庆墓志>所见唐前期山东半岛若干史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6，武大1998)。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若能进一步利用墓志、僧传和相关行记资料，对本论题的研究将会更为深入。
与上述论题相关联者还有刘洪石(《唐宋时代的海州与海上“陶瓷之路”》，《东南文化》1990-5)、寥大珂(《唐末五代福州海上交通的发展与甘棠港的兴衰》，《福建史志》1993-2)、刘希为(《唐代海外交通发展的新态势及其社会效应》，《海交史研究》1993-1；《略论唐代海外交通发展的新态势》，《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1993)、樊文礼(《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4-2)等学人的论考，也值得一读。
四 交通制度与交通设施
(一)公验与过所
唐代有关过所、公验的史料散见于《大唐六典》卷6刑部司门条、卷30关条及《唐律疏议•卫禁律》、《册府元龟》卷191、《五代会要》卷16等，但语焉不详。宋洪迈《容斋四笔》卷10过所条曾约略述及过所之源流，亦所言甚简，亦未及过所与公验之异同。幸日本智证大师圆珍入唐取得之过所和公验计十通得以发现，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多件唐过所或公验以及请过所文书、敦煌莫高窟122号窟窟前基址所存唐残过所的陆续刊布，学术界对唐代公验与过所问题日益关注，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内藤虎次郎是20世纪唐过所研究的先驱，其所撰《三井寺所藏的唐代过所》(原系作者1930年11月9日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新址落成庆典仪式间召开的演讲会上所作的演讲，后刊于《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弘文堂书房1931；又收于《内藤湖南全集》7，筑摩书房1970，中译文见万斯年编译《唐代文献丛考》，开明书店1947)一文率先介绍了日本滋贺县园城寺(三井寺)所藏圆珍关系文书数十通中有二通唐代过所(分别钤有“越州都督府印”和“尚书省司门之印”)及若干公验。在对汉晋至唐过所源流考察的基础上，就圆珍携来的二通唐代过所的内容逐一解说，征引唐代诸种文献及日本关市令中的相关条文，论述了唐代过所行用的制度，并据《册府元龟》卷191相关记载推论过所的行用止于五代时期的后梁。内藤氏在该文中还进一步指出过所与公验的差异，认为：“过所之用与公验颇不同，过所仅用于关津之处，而公验则可用于普通的州县镇铺”；“公验又称为公据，其一直行用至宋代。”在内藤氏的这一揭示下，学术界有关唐过所、公验的研究相继展开。l933年，仁井田陞氏于所著《唐令拾遗》(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印行)关市令第二十六据源顺《倭名类聚抄》所引唐令复原唐开元二十五年：“诸度关津，及乘船筏上下，经津者，皆当有过所。”此唐令逸文属内藤氏前揭文所未检，对研究过所制度有着重要价值。尔后，仁井田隍氏著《唐宋法律文书的研究》(东方文化学院1937)之第3编第6章专述“过所及公验”，移录内藤氏业已介绍的过所及公验之外，复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录之牒(公验)等，就内藤氏对过所与公验的理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公验通用之区域狭小，与此相对，过所所行用的区域却较广。”如何理解过所与公验之异同，小野胜年《圆仁在山东的见闻》(《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会1961)一文进行了分析，指出“公验”这种方式分为正式的和略式的两类，或广义的和狭义的区别。公验就广义而言是指“公的证明书”，在这个意义上，旅行证明书(过所)也是公验的一部分。进而在书式上对两者进行了比较。1965年秋，敦煌石窟122窟前基址发现唐天宝七载(748)过所残片(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文物》1972-12)，1975年7月，《文物》杂志刊行《一九七三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简要介绍了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年间七件过所及其他官文书的内容，同时发表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并见《文物》1975-7)一文。该文首先移录了内藤氏上揭文所介绍的尚书省司门发给圆珍的过所，然后分别介绍、研究了唐瓜州、西州户曹给石染典的过所；唐益谦等请给过所的牒文；有关麴嘉琰请给过所的高昌县文书；有关蒋化明丢失过所案件的文书等，参据此相关文书，考察了唐开元年问的交通制度和文书行政的动态(这一论文后经改订增补，以《吐鲁番出土的几件唐代过所》为题收于同著《蜡华山馆丛稿》，中华1987)。指出“过所，就是通过关、戍、守捉的通行证明”，并对请过所的程序包括审批和检查制度进行了考察。作者在此文发表时未及分别过所与公验，后在订补文中予以纠正，指出公验即过所之副本。陈国灿《唐瓜沙途程——唐开天“过所”实地考察小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6，1984)则参据上揭阿509号墓出《唐开元廿年石染典过所》和敦煌出唐天宝七载残过所诸守捉“勘过”的记录及相关资料，考订了瓜州、沙州间诸守捉的位置及这些守捉与馆驿、烽候的关系。程喜霖自1985年以降连续发表《唐代的公验与过所》(《中国史研究》1985—1)、《<唐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某人行旅公验>考——读<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之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7，1985)、《<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勘给过所案卷>考释——兼论请过所程序与勘验过所》(上、下)(同上《资料》8，1986；9•10合刊，1988)、《汉唐过所与中日过所比较》(《敦煌研究》1998—1)、《论唐代关津与过所的关系及其国防治安功能》(《湖北大学学报》1999-2)等，较系统地讨论了唐公验、过所问题。对公验、过所文书进行缀合，考索了请过所的手续，关于“公验”的定义，亦分为广义、狭义两端，大体同上举小野胜年之说，但就两者的异同有进一步发挥，认为“过所和公验都是路证，内容基本相同，作用无异，然行文形式不尽一样，公验形式比较灵活”；两者“可以互称”，但“公验的含义远比过所广泛。”作者还认为：“过所与公验的审查机构虽是县司，可是批给者，止见府州”。这一认识受到杉井一臣氏的质疑。杉井氏《关于唐代的过所发给》(《布目潮讽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亚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0)一文，根据圆珍的公验，证实发给过所的机构不仅有州，而且有县司。同时，该氏还分别就长安和地方过所发给的机构进行了考察。
除上揭诸项研究成果外，砺波护《唐代的过所与公验》(《中国中世的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从文书本体学的角度对唐代过所与公验问题的研究很值得重视。该文首先对日中史学界关于过所公验的研究史进行了全面回顾，然后依次移录“入唐僧将来的公验与过所”(包括最澄与圆珍的公验、圆珍的过所)及“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过所与公验”，对入唐僧携来的过所与公验并附以首尾完备的图版，以与录文相对照，同时附以详细的解说，包括过所、公验之纸质、墨色、尺寸、钤印情况、请过所之时间、地点、背景、“勘验”经过等逐一介绍、论考，对前人所忽略或误释的问题亦多所揭示。结合所移录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唐公验、过所残卷及其他史籍记载，重新推敲了过所的发给机构等问题。砺波氏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几将日中所藏唐公验过所文书网罗无遗，其在文书本体学上的探讨亦极有助于学界在此课题上的推进。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研究唐与日本过所制度者，尚有泷川政次郎《过所考》(《日本历史》118～120，1958)、曾我部静雄《日唐的度牒与公验》(《日本历史》297，1973；订补文重收于同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6)、馆野和己《日本古代的交通政策——关于本贯地主义》(岸俊男教授退官纪念会编《日本政治社会史研究(中)》，土高书房1984)及程喜霖上揭文等，均颇值一读。
程喜霖的专著《唐代过所研究》(中华2000)追溯过所的起源及两汉过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其中涉及唐过所式、过所的申请程度、勘验原则、勘验运作；考察唐代路证公验，公验的行用及与过所的异同，以及公验与过所的嬗替；论述公验过所与唐代边防及国家统一，公验过所与唐代交通贸易，以及公验过所揭示的唐代社会关系等。该书可以说是公验过所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二)长行坊制度
唐代长行坊作为一重要之交通机构，因史籍记载缺漏长期未为人们所知。有关长行坊、长行马问题主要见于敦煌石室及吐鲁番古墓葬所出文书。业已刊布者具见《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斯坦因在中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另参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二《文书录文整理》，武大1994)、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文书、日本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和新出吐鲁番文书(见《吐鲁番出土文书》收阿斯塔那506号墓、35号墓出长行坊、长行马驴文书等)，伯希和文书和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中也有若干件。
藤枝晃《长行马文书》(《东洋史研究》10—3，1948)、《长行马》(《墨美》60，1956)两文最早关注、介绍长行马及长行坊文书，所据主要为京都有邻馆藏唐代文书。指出长行马与驿马的差异，认为驿马是按驿换乘的马匹，长行马则是从起点到终点不用换乘的马匹；长行马制度是驿传组织的特例，是在没有设置驿传的边境地区承担公用交通而产生的一种制度。藤枝氏的研究因所依文书的限制，尽管较为简略，对长行马和长行马管理机构的判断存在不少待修正之处，但却开启了这一研究课题的先河。
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3，1981)进一步参据相关文书特别是新出部分吐鲁番文书，较全面地考察了长行坊问题，就长行坊的组织、制度和任务、长行坊与馆驿的关系、长行坊的作用及其所体现的唐地方行政机构的某些特征等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其中对长行坊的任务、长行坊之交通路线、长行坊的建置和人员及其管理制度的揭示颇具启发性。指出都护府、都督府或州一级及县一级均有长行坊机构，其任务是供官吏及一般人员和家属乘载，不承担大宗运输任务；州长行坊的长行牲口途程是以州与州之间的距离为准；长行坊内至少有牧马所、长行群、槽等机构或设施；在管理制度方面如建立“帐案”及建立严格的申报和审批条例等，颇见严密。作者不同意藤枝氏长行坊只是在未设馆驿的地区采用的制度之说，而认为长行坊是与馆驿相并存的交通组织。
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书考释——唐代西域陆路交通运输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1)指出长行坊不只是交通机构，也是个运输机构，不仅运送行人，也运送货物；车坊、长行群或牧马所都是长行坊或长运坊的分支机构。
荒川正晴自80年代末期以降连续发表多篇论文或报告讨论或涉及长行马、长行坊问题，所撰《唐河西以西的传马坊和长行坊》(《东洋学报》70-3、4，1989)、《斯坦因所获“长行群文书”的研究——Ast．3.07-08,037号文书的分析》(《西北史地》1990—2)、《西域出土文书所见的函马(上)、(下)》(《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40、41，研究特集Ⅰ-Ⅱ，1990)等论文，认为长行坊不同于传马坊，是驿传制之外的制度，但与驻留镇守军制相应的长行坊制8世纪初有代替河西传马坊的趋势；长行坊较之县属传马坊，其运用有所不同的是可在州一级发挥作用，兵员密切介入了对马驴的直接管理。作者在《关于唐向西域输送布帛与客商的关系》(《东洋学报》73—3、4，1992)一文中也申述了与此相同的意见，可以参见。
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大1990)是目前所见研究唐西州长行坊问题的最详备的论考。该文在藤枝晃、孔祥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长行坊的设置、长行坊的牲畜种类与数量、长行坊的牲畜管理制度、牲畜的饲料、经费的使用与来源、长行坊及其牲畜的任务等方面详加论列，分析细致入微，充分运用新出相关吐鲁番文书是其特色。在长行坊设置的地域范围、时限，长行坊内部的管理、组织系统、人员分工、牲畜情况，长行马、驴的用途、程限，长行坊及其附属机构长行群等方面对前人之说做出重要补正。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者还有仁井田陞《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探险中收集的文书与马伯乐的研究——特别是唐代有关马政文书与西夏高利贷文书》第四部分(同著《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交易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以及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2)等人的论考，不具论。
学术界的上述论考使唐长行坊制度的许多问题得以明朗化，但也存在若干争议或有待探讨的侧面，如长行坊与馆驿的关系、长行马与传马的关系、唐西州长行坊与高昌王国远行马制度的关联以及长行坊制度是否仅行用于西北地区等，将是今后进一步思索的论题。
(三)馆驿制度
唐馆驿制度的史料散见于《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两《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诸种文献，但所记均极简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之逐渐予以关注和研究。
坂本太郎《古代驿制的研究》(至文堂1928)在研究日本律令时代驿制的同时，曾比较研究了唐代驿制。对驿之种类(陆驿、水驿、水陆驿)、驿长、驿马、驿之管理机构等有所论列。陈源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1-5，1933)较全面地考订了唐代前期的驿制。这些早期的论考在史料的搜集上下了较大功夫，并大体勾勒出唐代主要是唐前期驿制的轮廓，作为先行者的业绩是颇值珍视的，但也存在若干局限。如玄宗时代驿制的改革及其驿制在中唐后的变化未及关注，对馆制所言甚简以及对某些内容的误释等。青山定雄《唐代的驿和邮》(《史学杂志》55—6、7，1944)一文在坂本氏、陈源远氏论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了唐代的驿制及其职能和变化。依次讨论了驿制的发展、驿制的变化、驿制的废弛、“邮”及其内容等问题。指出唐代的驿不仅是在军事上，同时也作为广泛意义上的官用交通通信机构或设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唐玄宗时代由于形势的变化，驿的负担加重，传马缺失，而对之进行了改革；安史乱后驿的使用日益紊乱，驿马缺失，驿走向弛废，而另一方面递铺却逐渐广为设置，以递夫的脚力承担递送任务，宋代递铺中所见步递、马递、急脚递等三种职能即是沿此发展而来。青山定雄的这一论文还涉及唐代驿制的其他具体问题，对传世文献关涉唐驿制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运用，获得的诸多结论很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不过，由于唐代馆制的资料甚少，青山氏亦仅从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检得若干条，故对馆之研究相对薄弱，也未对不同地域内具体的馆驿问题详加考释；文中对“驿家”的认识和“驿”与“传”的关系的判断亦有可商之处。
随着敦煌吐鲁番所出相关文书的陆续刊布，唐馆驿制度的研究有了新的推进。大庭修《吐鲁番出土的北馆文书——中国驿传制度史上的一份资料》(《西域文化研究》第2，法藏馆l959)结合青山氏的上述研究，复检得圆仁所记馆驿资料十余条，指出唐代驿舍乃继承汉代传舍的传统，唐代的馆由汉代的厨演变而来，即唐馆驿是厨传的演变。进而根据大谷探险队所获“北馆文书”及中村不折所藏数件同类文书等，考订了其中所记的“北馆厨”与西州都督府往来的公文内容和处置程序，揭示出唐代经营“馆”的大致情况，对史籍记载相对缺乏的唐代馆制提供了新的资料。鲁才全《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6，1984)、《唐代前期西州宁戎驿及其有关问题——吐鲁番所出馆驿文书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大1983)、《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吐鲁番所出馆驿文书研究之二》(同上《初探二编》，武大1990)等系列论文，利用吐鲁番文书中相关资料，研究了唐馆驿制度的若干具体问题，在“驿家”、“馆家”问题上，纠正了日本若干学者的旧说；通过对西州宁戎驿的个案考察，揭示出唐馆驿制的若干内容，如唐于西州始设馆驿之时间、驿丁的两种来源(“民丁差充”与“阙官白直”配充)和服役时间、服役之地域、驿长充任者的身份等并有论列；复围绕唐前期西州馆驿制度中驿马的配备及其管理，驿田的分布、驿田的数额以及驿田所种作物，馆田问题，驿墙的修造包括驿墙规格、建筑材料、料功、审批程序、征役兴造情况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唐代馆驿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鲜的认识。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北大1986)也利用敦煌吐鲁番所出文书具体地研究了唐初馆驿制的若干侧面。孙晓林《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1991)考订了西州所设蒲昌、柳中、交河、天山、神泉、礌石、银山等20“馆”的位置及作用，在“北馆”问题上对大庭修旧说予以纠正，并分析了馆的组织、馆的经济供给与使用、馆的任务；对西州馆与长行坊、西州馆与驿的关系进行了推测。该文可视为目前所见有关唐代馆制最全面的篇章之一。
围绕唐代的传制以及传与驿的关系，传马、驿马等问题学术界也多有讨论。青山定雄上揭文认为唐代之驿置有驿马、传马，因利用者的目的及往来官员的品级不同而在使用上有所区别。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传马坊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1982)分析了唐总章二年八、九月沙州敦煌县传马坊文书所体现的指挥系统、两种传送方式、程限、马驴服役的注记覆剩制度及传马传驴的差别等具体问题。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2)则认为长行马就是传马。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的传马坊和长行坊》(《东洋学报》70-3、4，1989)等相关论文(具见本节“长行坊制度”所揭)指出唐西北之传马坊与驿不同，另撰《唐代驿传制度的构造及其运用》(《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79-83，1992)一文首先检讨了驿传制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所在，依次详细地考察了驿马的职能、传马的职能、敦煌传马使用的事例、唐代驿传制度的构造包括“粮马递”、“公私马”、“驿传制度与当地社会”等关涉唐驿传制的诸项问题，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意见。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4)指出：唐代的传并非是独立于驿的一个实体，唐前期传指传舍、传符、传送马驴，传舍、传符后分别为馆、纸券替代；后者合并到驿马中，唐玄宗以后传实质上已不存在。并认为递在唐后期首先出现在度支系统，普及后发展为递铺。
研究唐代的馆驿或驿传制度，探明或考释具体馆驿的名称、位置以及作用是必要的。上揭陈源远论文以及姚家积《唐代驿名拾遗》(《禹贡》半月刊5-2，1936)业已做过初步的工作，而严耕望在此方面的贡献尤巨。所撰《唐代交通图考》(前揭)述各区驿道，对所经之馆驿名称、位置均参据诸种文献详加考订。如《唐两京馆驿考》(《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图考》1，《京都关内区》)考长安、万年、洛阳、河南四县境及伊阙关南之馆驿即达18个之多，且于其方位、在交通上之地位乃至沿革、置废情状等均有精详考述。另如前揭孙晓林氏考西州之“馆”等，均属研究唐代馆驿、交通问题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四)关津及相关问题
“关”、“津”是唐代交通制度中之重要组成部分，并沿前代之制而又有新的发展。《大唐六典》卷6记有二十六关，区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关置于京城四周，有驿道相通，“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其余关为下关。并分水陆，关设关令，有关门，行门禁之制，凡行人来往，皆据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见《唐律疏议》卷8《卫禁律》)。“津”乃渡口，临水济渡处谓之“津”，有如陆道之设“关”，津置津吏，“掌桥船之事”，“诸度关津及乘船筏上下经津者，皆当有过所”，分见《大唐六典》卷30、《倭名类聚抄》引唐令。
青山定雄《唐五代的关津与商税》(《横滨大学论丛》2—3，1950，前揭《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的研究》重收，吉川弘文馆1963)较早也是目前所见较详备地研究唐五代关津问题的专论。该文探讨了关津制度的概貌、关的分布与增减、关津的性质及与商税的关系等，并参据诸种史志有关“关”的记载，分区域统计隋唐时期诸关的名称、所在位置和关之数字。严耕望前揭《唐代交通图考》巨帙考各处道里途程也对“关”有所述及。
砺波护《神都洛阳的四面关》(金田章裕编《关于亚洲都市的形态与构造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研究报告书，京大文学部1990)、《唐代的畿内与京城四面关》(《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汲古书院1992)分别研究了武周时期“神都”洛阳的四面关和唐京师长安的四面关，后者之考订尤详。作者在青山定雄已有论考基础上，对唐初关的置废进行了研究，并考订出京城四面关的范围：京兆府之蓝田关、子午关、骆谷关、库谷关四关为南面关；华州的潼关与同州的蒲津关、龙门关是东面关；岐州的散关和陇州的大震关是西面关；位于西北的原州陇山关、木峡关两关为北面关。作者还对安史乱后京城四面关的变化、关津与商税问题予以简要论列。作者的研究是围绕唐代食实封和畿内制度展开的，而对“四面关”所获得的认识甚有助于唐代关制研究的进展。
张泽咸前揭《唐代工商业》下编也对唐代的关、津有所论列，颇值参检。
与“津”有密切关联的还有“马头”、“埠”或“步”等，亦多见于唐代文献，日野开三郎《中国称之为埠的地名及其沿革》(《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12，三一书房1989)指出“步”与“埠”同义，设置之所均是水陆交通之要冲，“步”之地名已见于南朝，此语主要在中国南方使用，后世则将“步”写为“埠”，“埠”逐渐成为通商、交易的中心，并以此为中心发展为城镇。日野氏的讨论旨在说明草市、市镇发展的过程，未及揭示这种步或埠与津的异同。
敦煌所出P.2507号唐开元《水部式》残卷除关涉堰渠、水碾等农田水利的内容外，亦提供了唐代之津、桥梁、海运等交通运输方面的贵重资料。罗振玉最早对之进行了研究，参据此卷载“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及令莱州置谙知风水之海师、拖师等运镇粮事，复检得唐墓志及诸种史籍中关涉唐海运、水运资料十一事(并见《雪堂校勘群书叙录》下，1913)，甚有助于唐代河运、海运史的研究。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7，1936)、仁井田陞《敦煌发现唐水部式研究》(《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1936；同著《中国法制史研究[法与道德•法与习惯]》，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王永兴《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北大1984)等也曾分别就此残卷所见唐河运、海运及桥梁问题有所关注。
(原收于《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