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湘藏书纪事
一 淘书爱书乐无穷
慕湘从小就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他博览群书，青灯若读，读书、爱书、藏书已成习惯。但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十六岁就投身革命，南征北战了十多年，忍受着文化的饥渴，终于天随人愿， 1952年从朝鲜战场归国后，被调到北京工作，从此，他在辛勤的工作之余，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逛旧书店上。
刚解放的北京，古旧书籍没有人要，而且很便宜，这给慕湘创造了淘书的良机，他像蜜蜂采蜜似的，一下班就去挑捡，一本一本买回来，积少成多，渐渐有了规模。从此他成了一个“淘书迷”。
节假日人们都带着妻儿老小出入公园,电影院和百货大楼，这对慕湘可是个淘书的好机会，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琉璃厂和东安市场的大小古旧书店及小书摊。
当时的旧书店还是私营，规模虽小种类繁多，一间不足十平米的铺面就是一家书店，一家挨一家，琳琅满目，来淘书者大都是些有学问的文化人，人来人往却都静悄悄地。人们站在那些书架旁，抽着书架上的旧书翻看。旧书多是线装书，有的有书套，有的是散本，有的封套破得掉了骨头别子，大多数的纸张已发黄发脆了。这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代，经过了多少爱书人之手，得以保存到现在，实在是很不容易。所以慕湘小心翼翼地一本本抽出来，轻轻地一页页翻动着，把自己要买的书放在一边，不要的再放回原处。
中午，慕湘随便找家小饭馆胡乱吃个烧饼，喝碗豆汁，又到另一家旧书店挑书，直到天黑才抱着一大捆书，挤上公共汽车回家。
回家后的慕湘顾不上吃喝，却兴冲冲地又去翻看他买下的书。他一本本打开，将折了的书角，用右手的小手指甲轻轻地挑起、展平，再一页页检查是否有缺页、残破，把需要修补的书页和书套另放一边，等空闲时自己修补。
当时部队还是包干制，每月只发有限的生活费，他没有多少钱，省吃俭用省下的几个钱，只能买有限的一点书。破损的书页、书套只好自己动手修补。为此，他到各处庙会的地摊上搜求与古籍颜色相近的旧纸，他到琉璃厂古旧书店看老师傅如何装裱古书，回来学着样子把那些残破的书加以镶衬装裱，他又买些麻粉纸，骨头别子，找些家里的旧白布，用颜料煮成深蓝色，比照旧书套的尺寸、样式裁好，糊好，做成一个个整整齐齐的书套，把破了的书套换下来，还贴上规规整整的书签，恭恭敬敬的写上书名。每当这时，他把修好的书，捧在手上轻轻抚摸，左右端详，像母亲抚摸心爱的婴儿，眉眼间泛出层层笑意，常常夜深人静了，他还深陷在愉悦的陶醉中。
慕湘也到新华书店买些新版的小说和外国名著，买来后，也要珍惜地给它们穿上件“外衣”，包上透明的薄纸，个别的也加上封套。
一天，慕湘在东安市场偶然碰上一部精装的《海上述林》，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欣喜若狂地买下，立即上街买了新的阴丹士林蓝布，专门为它制作了很别致的封套，封套的脊上还特意用粉红色的丝线，精心的绣上《海上述林》四个红字。慕湘为什么对这部书如此钟爱？这要从抗日战争说起。战争时期没有书看，警卫员的挎包里除了他的工作笔记本之外，就是一些从地主老财家或教堂里捡来的残破书页或是片片敌伪报纸，在精神极度饥渴之余，猛然发现战友处有一部《海上述林》。这部书他过去读过，知道这是鲁迅先生为纪念瞿秋白而编辑的，他一见爱不释手，商谈许久才用他仅有的一件黄呢子军大衣交换。这件日本黄呢子军大衣是战利品，只有极少数的指挥员才能够得到。他如获至宝的把《海上述林》背在身上，1942年在日寇疯狂的大扫荡中，他把什么东西都扔掉了，就是舍不得扔下这部《海上述林》，最终才恋恋不舍地把书寄埋在一个山沟的小土洞里，谁知以后再没有机会去取，多年来他一直想着它，因为这部书蕴藏着他的美好记忆。而今见到这部精装的《海上述林》，他怎肯放过珍惜收藏的机会？
由于他视书如命，他的书是不愿借给别人，怕的是人们把书弄坏。1978年他在一封家信写道：“晚上翻看人民文学，是哪个孩子把书看成这样，脱页用浆糊糊得如此 ，一看就看出没一点文化教养。生子如此不能爱书，实使我抱恨终天，……我买来破书一点一滴整旧如新，这是新书都看成了破书，真使我好恼也！有朝一日我死去，我那些书的命运实在可怕，这样的人，不必再读书了！”
他每晚不是看书，就是修书，常常很晚才睡，第二天早晨起不来，睁眼一看快八点了，急忙擦把脸就往工作单位跑，到军营门口常被卫兵礼貌的拦住：“首长！请系上风纪扣！”这时他才知道军装领口和裤门上的扣子都还敞着！
二 淘书藏书结友情
六十年代部队已实行薪金制，慕湘的军衔调为少将，又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晋阳秋》，有了薪金和稿费，他买书的方式和规模也跳出了小打小闹的格局。
几年来他已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古旧书店和新华书店的各主要门市部，结识了大量的书店营业人员，特别是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从经理到营业员，他无不熟悉，他尊敬他们，爱戴他们，他常说：“别看他们没念过多少书，穿着打扮土里土气的，这可是一批国宝呀！他们有学识、有经验。《贩书偶记》就是卖书人孙殿起写的，至今还是图书馆及研究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现在还在卖书的营业员张宗序能识别出七八百年前宋版书的年代；由售书而成为古书木版专家的王志鹏，能从北洋军阀时代刻印的三十万片木板中，清出三万片，使《明清八家文钞》等十部书重见天日；营业员魏隐如能写善画，正在写版本方面的书，其他许许多多的营业人员也都是博学多识的古籍方面的专家。经他们收购的每一本书，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们给名人送书，与名流学者交往颇深，知道许多名流学者的奇闻轶事”。因此，慕湘挤时间就到书店去与他们谈书、谈版本、淡趣闻……兴味无穷，乐而忘返。他不耻下问，以他们为师，从而学到不少知识，他好学不倦，售书人多么愿意将他们辛辛苦苦收购来的书送到慕湘手里。久而久之，他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0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仅能吃到凭票供应的半斤肉，他将部队分给他的黄羊肉，分一部分送给营业员们，在有钱也买不到肉食的当时，那简直是雪中送炭！1971年正在挨整的他，听说营业员王春华要为乡下的妻儿老小盖房苦于没有钱，他悄悄给王抽屉里放下一百元。一年后王春华不幸突然故去，他又亲自上门交给王妻些钱，帮她料理后事，以后他又想方设法托人为王的下乡子女在北京、山西等地安排了工作，因此北京古旧书界的人们从心眼里敬重他。
文革前他工作忙，不能常跑书店，中国书店的营业员们就根据他的爱好，将收购来的书为他挑选出来另行放置，等他去时抱给他挑。如他多时未去，书店就将挑出的书用平板三轮车拉上，无偿的送到家里，由他去选，有时一次能出动两三辆车。挑剩下的书再拉回去出售。有时一放就是数日，书款常常是数月结算一次，每次数百以至上千元不等。他还和上海杭州等地的古旧书店取得联系，给在大连、杭州、西安、福州、苏州工作的弟弟妹妹寄去书目代为搜集。因此书籍源源而来，1966年1月10日他的日记上就写道：“翻阅善本书、小说、戏曲约数十部，已可观矣！”
文革前，江苏师范学院教授瞿光熙在古旧书店发现慕湘购书目录，问书店是何人？书店告诉他这是北京一位将军，瞿光熙大为惊奇！没想到一个军人还有这种雅兴，他将家藏的重本书无赏赠寄给慕湘。慕湘接到这位不相识的书友馈赠，十分感动。从此书信不断来往，交换着各自需要的书籍。（文革中慕湘被打倒，瞿光熙也受牵连，在造反派的折磨下，瞿光熙跳楼殉难了。慕湘知道后难过极了，悔恨没见上一面）。
随着书籍的增加，一批批书架、书柜出现在各个房间，大小七八个居室的住房，除了书库、书房塞满了书外，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书架和书柜。 惹得老老少少都不高兴。孩子们埋怨：“房子都叫书占了，弄得我们没处住！”老奶奶也嘟囔：“买那些破书旧账能吃还是能喝？”。
这时破书破书套他也没工夫自己装修了，一起交出去加工，常常一部几十元买的书，光装裱就得百十元。书是穿上了“好衣裳”面貌一新了。而他自己，除了发的军装外，连套像样的便服都没有，把緑呢子军服染成蓝色作便服穿。。
他不仅收集古今中外小说，后来又大量买起史书来，他曾说，中国最后一次文献大整理是乾隆时的《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对当时各地的进献书作了大量的销毁处理，而未进献的手稿及刻本，尚有大量散失在民间，尤其是明末清初一些反清的作品，解放以后屡有发现，这些文献正是文化较为精华的遗产，非常重要，至今未作整理。所以他偶尔遇到，便不惜高价买下，买不到的孤本，他还从图书馆或私人处借来找人抄写。自四库全书以后到解放前这二百多年间，正是中国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沦为半殖民地的大变动时期，人民的反抗运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政治经济上的大变革，统治阶级的腐朽，其内容比任何时期都丰富，流行的文献也最少，仅存的零散的文献不加整理，是很难长期流传下去的，但这种工作除了政府的力量，是任何个人办不到的，他曾与好友吉林大学教授杨公骥相约，他收集文献，提供杨公骥写清代文学史或学术思想史之用。为此他广为收集，多年来他节衣缩食，把工资及稿费都送给了书店。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收藏了外国翻译小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明清及民国初年的小说、元杂剧、古诗词集、及旧杂志、史书、美术、丛书、解放后新版小说、杂书等十余类四万余卷。
他逛旧书店时，常常与一位高个子的长者相遇，他问店员是何人？店员回答是阿英，原来这就是久已闻名的的藏书家，中国左翼联盟发起人、革命文艺活动家名作家阿英，他前去攀谈，而后成了忘年交，每当他淘到好书，便登门向阿英报喜，共同探讨学术，交换心得，共享淘书的乐趣。他曾说这是他中年结交的最好的朋友和老师。
亲朋好友来看他，他总是带他们到宽敞明亮的书房中，指指点点饶有兴味的谈论着购置某书的经过，某一书中的故事梗概，和展现一些书中优美的插图，谈版本谈装裱，以及这些书的历史价值，他为保护了这批文化古籍而自豪，为拥有这座知识宝库而自慰。
三 藏书写书遭劫难
1966年黑风恶雨滚滚来。
这是扼杀文化的预兆，硬说知识愈多愈反动，知识分子被排到地富反坏右之后成为“臭老九”，书籍大都成了封资修，古旧书更是“四旧”当属必然。中国书店等古旧书店关门了，新华书店书也寥寥无几，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霎时间成为一片文化荒漠。
有人早就想打倒他，因他被任命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后，原政委不肯让位，便作为他“抢班夺权的罪证”，造谣中伤成了革命英雄，没文化的要打倒有文化的。文化低的要打倒文化高的，没有知识的要打倒有知识的。他买书、看书、写书，都属于打伐范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成了当然的打倒对象。好心的领导背地里埋怨他“你买那么多书干什么？你写小说干什么？难道真是吃饱撑的吗？”他想不通，莫非是不读书，不写书，除了吃喝玩乐什么知识也没有，整天假话连篇，只知道挖空心思整人的人才是革命者？。
别有用心之徒们，派人到中国书店去查他的书帐，根据他写的小说情节去查他的历史，把虚构的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扣在他的头上，给他扣上了“三反分子”、“假党员”、“叛徒”等等帽子，把他写的曾经得到总政嘉奖的小说《晋阳秋》挂在他的脖子上去游斗。不买书的人整买书的人，不读书的人整读书的人，不写书的人整写书的人，辛勤耕耘的老黄牛，倒成了千古罪人。这叫什么世道，到哪里去讲这个理？！
此时社会上已开始“破四旧”销毁文物和古籍。在短短的20天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就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其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珍藏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历史学家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古籍，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老友阿英的藏书也被抄没……他想，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保护好这些书，祖国的文化遗产不能毁灭。他开始包书了，一包包捆得方方正正的，每天从晚饭后一直捆到深夜，捆了一个多月，光细麻绳就买了二十来斤，天天累得腰酸腿痛。但捆了又怎么办？哪里能存放他的书？谁又敢替他存放哪怕一两捆书？曾几何时，他在老作家阿英处闲谈时，阿英担心一旦打起仗来自己的藏书可怎么办？当时他满有把握的应承过，他将为他的书，藏至战备的山洞里。孰知时至今日，连自己书的命运都朝不保夕了。书是他的命根子，他怎么能离开这些书？
能保存多少算多少吧！他清理出一部分珍贵的古籍版本及一部分犯禁的书籍画册，如刊有江青当年与唐纳在杭州六和塔参加集体婚礼时的画报等，这可是要脑袋的“罪证”，是万万不能露面的，他把它们另行打包，想做特别处理。但怎么处理？他躺在床上，苦思冥想，一筹莫展。忽然看到屋角的天花板上裂了一条小缝，他灵机一动，茅塞顿开。站起身到走廊上看看天花板，上面有个长宽一尺多四四方方的洞口，他喜出望外。夜深人静时，他在走廊的空洞下面，放上一张桌子，桌子上加上一把椅子，椅子上再加一个凳子，他借手电的光，把头伸进去观察了上面的地形，上面很空旷。他高兴极了，但天花板只一层薄板，能不能踏上去？他沿着有房粱的地方爬行！把一包一包禁书藏在上面。
当他刚把这些禁书藏好后，造反派就来抄家了，他们原计划将这些“封资修”的“四旧”抄去销毁的，推门一看傻眼了，天哪！这么多书可怎么搬动？于是他们改变了主意，先把慕湘带走关起来，把家里的老老小小集中在楼下两个房间里，其他房子全部贴上封条，每天专案人员来此上班，他们出出进进，寻找罪证，拿走了几十年他的所有日记及全部小说手稿，也挑走了他们喜爱的书籍画册。大量的书籍正准备销毁时，中央军委下达了八条命令，他的工作单位不属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单位，他们才不得不放了他，回到家重新看到了他的书。
军委八条并未彻底改变他的命运，别有用心之徒又巧立名目，揪住历史不放，连续折腾着他。后来妻随单位下放云南，孩子们插队陕北。他一个人陪同老母亲艰难的守着这些书。
1970年又把他赶出将军楼，准备将他疏散到外地。人要走，书要装箱，哪里买箱子？没地方买，只好自己动手。于是他将家里所能搜罗到的 旧家具，木料利用起来，做起了书箱，于是他又成了木匠。请看他当时的日记。
1970年1月20日： 买锯，刮箱板做箱子，连日心脏疼。
1月21日： 将大书架拆了，改为三个箱子，拼箱板的缺角，买麻袋（装书）四至五元一个。
1月23日： 破木板，将一块破木板破两开，很费劲。
1月24四：日： 做成一箱，晚装旧杂志。
1月29日： 装第二箱，五四时的，第二箱未满；：。
2月1日： 仍破木板，刮木板。
2月18日： 订好三个箱子。
2月19日： 用木条拼了三个箱子，用书柜挡板订了箱子，把破碗柜改为书箱子。
2月21日： 锯一板，一分为三，箱板厚的拆开，锯做两个。买纸箱买不上，托人买了四个，一大三小，买了螺钉。
4月8日： 破一树干为两半，钉箱子，湿的很，划木头 。
4月15日： 按书的大小尺寸分包。
4月18日 借一刨子刨一天，累得很。
4月24日： 改三小箱为一大箱。
经过数月辛劳，终于做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木头箱子，加上纸箱麻袋，总算把书都装起来了。
被赶到职工宿舍，除了老母亲还有一张破板床外，其他什么家具也没有了，书箱垒起来做了桌子和坐凳。他睡在书箱拼起的床上，书箱大小高矮不一，用棉被垫上，仍是棱棱角角的硌人。他不顾这一切，不管怎么，伴他的是他的精神财富，他的灵魂支柱，他最心爱的书。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有让他走，书被钉在箱子里，想找什么书也找不出，守着书又无书可看。整天无所事事，活到这沙漠般的瀚海里，简直是浪费生命。他孤独、寂寞，痛苦，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出去溜达。一次偶然走到福田公墓，进去看看，这里大都是旧社会有点身份人的墓地，也还埋有个把外国人。墓碑已被造反派砸得七零八落，他仔细辨认着那些断片上的碑文，有的文辞很美，还有一块碑文竟是一首诗，像是丈夫对爱妻的怀恋，这一定是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可惜诗句已很不全了，以后他又几次去，想找全这块诗碑，终于未达到目的。但是以后他还不时到这里走走，这里没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没有杀气腾腾的口号，没有使人胆战心惊的勒令，没有大标语和荒谬绝伦的大字报……在这里还能找到一点被残踏过的冷清和宁静，残墓断碑还可透露出人间的点滴温情。他站在那里，久久地仰望着这漫天乌云，茫茫不知所然，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伟大国土上呵！何时才能再现蓝天绿洲？！
四 为保藏书受欺骗
当兵的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在哪安家。”这几年的风风雨雨，为保存这些书，他实在伤透了脑筋，谁知道以后的形势会怎么样发展？人不管“发配”到哪里都好说，总不能拖着这百十箱子书东走西转吧！应该把它安置在北京，那就需要有自己的房子。当时所有的房子都姓“公”，根本没有买卖这一说，只有想办法租房子。说来也凑巧，一个老战友女儿的同学，一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中年女工，非常主动地承担给慕湘租房子，张口就是“没问题“，还称她的同学在房管所工作！这真是天赐良机，车到山前真的有了路！慕湘简直有些心花怒放，当时他因心脏病住在医院，这一下病情也轻了好多。
她几乎每晚下班后都要到医院去，不是探视的时间她与门卫嚷吵，说她要看她的“叔叔”，他叔叔是“将军”。每次她都有好消息带来，她硬硬实实画了一个大饼给他，她提出什么要求，他都只好答应，市场上买不到的中药珠丸等，他买好给她，她要看病，他帮她找医生，为保护他的藏书，他违心地替她办事。
一天，她来说房子已找好，搬迁证已拿到，只是忘记带来。又提出她弟媳肝病需要球蛋白治疗，街上买不到，慕湘又托人买来两盒球蛋白送她。医院军医告诉慕湘“你侄女的事我给她办了！”慕湘很诧异，“什么事？” “不是你叫给另外的女孩开病退证明吗？那女孩是插队知青！”“我没有说过！”“你侄女说是你说的，还说你叫我到你家做客呢！”。慕湘这才恍然大悟上当了。
其实骗他的人并不是坏人，在那个“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风气下，有权势人家的子女，自然有人将难得的学习机会，优越的工作岗位送上门来，任你挑选。只有那些无权无势的才不得不去“人托人”走后门呢！她一个可怜巴巴的普通工厂女工，既无有权势的爸爸，也无有点面子的亲属，连后门都走不通。她不得不自己去闯。设法找个“叔叔”或拉上点什麽关系，以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当时并不稀罕，不过她不该欺骗这个爱书人。
五 继续淘书欢乐多
七十年代初，各单位下放的干部就陆陆续续回城了，一般都没有工作岗位。整天悠悠荡荡到处走。当时流传几句顺口溜：“有钱难买靠边站，老婆上班我做饭，怀揣月票满街转，晚上又把电视看。”就是当时的写照。慕湘也是个满街走的人，他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楼下问童子，老翁上街去，只在此城中，街多不知处。”一次街上偶遇一个中国书店的老营业员，久别重逢彼此关怀的询问着，从而他得知中国书店已开门可买书，也知道了一些老营业员的下落，像绝处逢生一样，从此他义无反顾的又走向书店。
几年未买书了，一进书店如获至宝。他发现了些名人的书经历浩劫流落在外，他想将它们收集起来，日后物归原主。一天他在北京隆福寺旧货摊上买到1953年版的。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他翻开一看，书的天眉地脚写满了批语，有许多是对原书内容的修订。他猜测孙楷第先生这本书，一定是文革抄家抄走后，流落到旧货摊上。同为藏书人，他能体会到这本书对孙先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丢失了一本书，而是丢失了一段历史；丢失了一段文化；丢失了孙先生的心血；丢失了孙先生毕生的寄托，他决定将书赠还，并于书后题诗：
《璧还孙楷第先生
“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改定稿本》
天上风云可预测，人间祸福无定时。
古今典籍聚还散，得书失书寻常事。
秦火隋禁明清狱，难比举国毁书日。
穷探曲海杂剧考，改订待印弃商肆。
偶见此书难释手，皓首通人春蚕丝。
我今得书心虽喜，但念失者梦魂思。
爱书颇知失书若，怎如原书归原主。
同是劫中失书人，相赠何必曾相识。
在与孙楷第先生取得联系后，专程登门奉还。孙先生百感交集，向慕湘表达了真挚感谢之意，并在日记中称慕湘是“尚义君子”并说，就凭世上还有这样的“真正好人”，也要尽快将这部书定稿付印出版。
此后他又买下了孙楷第的《歧路灯》《暖红金印记》，叶德辉的《阳明三编》，刘半农的《名儒字案》，石印《金圣叹传》，王绶珊的《南雷文案》，李一氓的《清石刻有字集》，明刊《归有光集》，初刻《长生殿》，《镜花缘》等。其他只要见到他喜爱的书，就不惜高价去买，如《鼎峙春秋》当时一部就售价四百元，《元曲选》售价二百八十元，《西洋记》（缺二卷半）售价一百元，他都毫不犹豫的买下。仅1977年6月11日他日记上的记载：“上午在中国书店买书一千二百零伍元，下午又去挑书一百二十七元八角的书·····中国书店的老底子都清出来了。”
1974年12月20日又记载：“旧书店与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关系甚大，多少大学者都靠旧书店滋养，无书店既无文化！”，所以他很多时间呆在书店里，不管天气如何。“看书去海王邨（即琉璃厂），坏天气，人少些……”1974年12月9日记载“得黄黎洲遗著丛刊……此书找了好久，今日才遇到。”
1974年4月22日日记记载：“下午去琉璃厂……五时归来吃了三个烧饼，
身体固然要爱护，但什么不干，只一心为保命，活着也就没意思了。”
买到好书，他欣喜若狂，一时拿不定主意未买的书，后被别人买走，他则惋惜不已。他日记记有；
1974年4月17日“上午去琉璃厂买十四元的书，下午想起《宋元通鉴》还是要买上，又去买了一百三十三元的书，《通鉴》是嘉靖刻本……《列子》是万历刻本……印的十分精良。”
1974年4月26日“去琉璃厂，今日买书二十七部，一乐事也！”7月22日又去琉璃厂“买贯华堂的《六才子》，当时小杨让我拿，我嫌破，回来考虑其书不常见，买书多年，尚未见过，即决定还是去买了。”
1974年8月5日“买影印《还魂记》，同文版《聊斋》，为此上月在东安市场收购处见到，告小杨留下，至今一个月才转来，颇为高兴。”
1975年5月23日“去琉璃厂挑书九十九元多，今日买的《谢金山全集》及《建安七子诗》颇满意。”
1975年6月19日“到中国书店老裴拿出《南雷文定》前后集，盖初印本……此书很难见，至此，《文案》、《文定》、《文约》皆有初印本，今日收获很大。”6月26日又记“最满意的是屈大均的《翁山诗外》，残本三十元……此为清代禁书，书本钞补桎精，中缺二卷，未缺一卷，稀世之物也……”27日记“得此残 乃近年一大快事，欢悦之情尤甚于前得南雷文定也，……到阿英处告已得书之乐事！”
文革前，慕湘在北京东安市场五洲旧书店偶见一部《第一奇书野叟曝言十九卷一百四十三回》清夏尔铭撰，光绪杭州“知不足斋”(鲍廷博）刻初印本。此书已为外国人订购，慕湘为使这部珍籍不外流，拼凑全部资财购之，并上书政府，政府禁令：此种古籍禁止外流。
据《小说丛考》云：“是书为江阴夏君所作，夏君康熙时人，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以名诸贡生，屡遁科场，郁郁不得志，乃出生平所学，悉于是书泄之。相传成书时，适值圣祖（亁隆）南巡，乃为装潢成册，欲呈御览，诸亲友以书多讳语，恐触上怒致不测。不听，乃以危言动其妻使阴阻之。其妻乃于每册毁去四五纸。迨将献，故惊曰”汝欲上呈御览耶，向小妇儿不知毁去多纸矣”。夏怒甚，急为补缀齐全，而驾已沿江东下，不及献矣！”
据周越然云，“野叟曝言不易求，当年售价不过三十元左右，二三年后亦不过百余元，今有愿出千元者征求多月，尚无书来。岂其珍贵反在宋本之上乎？”又云“此为最初刻本，市场上出现印刷无不精良，因当时发行者只有40余部而已。”可见其珍贵。
1966年1月24四日，他去琉璃厂见“一部《芥子园》，《水浒》很精，王春华以为在灯市口书库中我看过，故未留我，已给了北京图书馆，价二百元，记得那次看了一下，……竟失之交臂。”
1972年12月19日，“去中国书店买日本画册，一部清人雅剧……已卖师大，是郑振铎送孙楷第的，有孙的校文，我悔未拿上。”
1975年6月19日记“原来屈大均为僧时，其师为梦起，号天然，不知是否《瞎堂集》作者的天然和尚，可惜瞎堂集》一年多未拿，上次去拿已为音乐学院买去。”
他每次出差，所到之处的古旧书店是他必去之地，每次都购买不少书籍回来。1979年1月他出差太原，听说汾阳一带民间流落些古书，且有《拍案惊奇》等，工作任务完成后，他便趁机出访。从太原出发经交城到汾阳，通过县委，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深入群众中查访藏书的线索，终于在汾阳城里访到一有书者。这家男主人已八十有余，神志不清了。女主人说有过一箱子书，被她烧了不少，还有些破烂在床下箱子里，当即翻出查看，他挑出了一部黄嘉惠的《董西厢》，立即买下了。这日他日记上记着：“此次拍案惊奇未找到，找到此书也差强人意。”
他即忙于买书，又忙于读书，每买回一本书，他都要把作者、版本年代，查考清楚，全书梗概有个印象，然后有重点的去读，真是日以继夜，手不释卷。请看他1975年6月27日日记：“读《翁山诗外》，昨晚读至午夜以后，未能释手，今又续读。……屈诗一泻直下，读之毫无倦意，深夜中竟忘却是在读诗，恍如与屈子悟对，听其侃侃谈国事，娓娓诉衷曲，其奋扬激发处，令人发指，其一往情深处，引人心酸……”可见其读时之投入。
他勤学苦读，占有大量的文史知识，常能随时随地发现一些祖国的古文化遗迹。一年他在太原的晋祠小住，在晋祠庙院里发现过姜仲谦的谢雨文，而且是赵令畴手书的。（1978年5月17日记）。发现过明朝治的碑文，碑已当了石桌，唐经柱当了石凳。（1978年5月25日记）一次他散步到晋祠附近的赤桥村，那是春秋时代豫让刺赵襄的地方，此事战国策里有记载，司马迁的史记中刺客列传里也记得很详细。如今这座豫让桥，上流已堵了，垒了猪圈，只剩下流的一边。桥边小观音庙已扒掉了一半，正殿的神全打了，只剩下豫让，已头臂不全了。（1978年5月25日记）。去太原的北大寺，……大殿还好好的，三尊佛像还在，宋雕罗汉像搬得满处皆是，有的缺头断手，雨淋得彩绘全脱，找碑也没一个了，大殿两侧角柱子下面快要空了，墙上的砖也扒了，看了真让人生气，这些年我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宋雕罗汉像已全毁了。（1978年5月23日记）
为了写小说做准备，到北京后，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认真的阅读。五十年代初的冬夜，他曾躲到一个没有暖气的小房里夜读，为了御寒，他不仅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外加皮大衣，还把裤口、袖口用带子扎起，一个人静静的读。他读了大量国内外名著，并认真地作了笔记。那时军队高干每年都有一月休假，别人休假时都带上老婆孩子出外公费旅游去了。而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是看就是写忙个没完，学海无涯勤作舟，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写出了《新波旧澜》第一部《晋阳秋》。邓拓同志曾为《晋阳秋》写诗一首：“抗日救亡说从头，往事连篇青史留，血火山川今再造，高歌千载晋阳秋。”
《晋阳秋》获得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嘉奖，后来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六 藏书终于见天日
1975年底，政策终于落实到他的头上，他又有了乌纱帽，中国书店的老营业员朋友们奔走相告，喜不自胜。曾几何时他没有小汽车，天天坐公共汽车跑书店，买了书拿不回来，营业员们下班后，骑自行车帮他送到家。现在他又是首长了，房子大了，汽车小了，他却没功夫跑书店了，但书店经常与他联系，随时告诉他一些书的信息，或把一些他可能要的书带给他。1978年他出差山西，6月19日他给家人的信上说：“中国书店来信告我，有四本《付山手稿》180元，我告他们暂放下，等我回去再说，看是否真的，如果是真的，岂止值180元。”未过几天，书店即将这四本手稿及其他三件印件给他捎去。“我都留下了，共214.5元。书店到家里取钱可付给他。”（1978年8月26日家信）。“中国书店已寄来一部《霜红龛集》，书价十元，到家取款可付他。”（1978年7月16日家信）
有了官，生活上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新居是西旧帘子69号独门独户的四合院，离琉璃厂近，将来退下来跑琉璃厂方便，这是他最满意的一点。有房子了，藏书要见天日了，但是旧房都是砖地，很潮湿，为了防潮，特别是怕潮了书，他想改砖地为洋灰地，又不肯让单位找人施工，于是他利用节假日领上并非心甘情愿的男孩子们日夜挖地不止，自己弄些灰砂搅拌后填平。一家大小好多天起早贪黑累得个臭死，结果不仅地抹得不平，干后一扫，地面就起皮。无奈又不得花钱请工人返工。大部分房间都摆上书柜书架了，业余时间大人孩子都帮他搬书箱、开书箱、拆包、上架。要想短期内分门别类的使数万册书各得其所，谈何容易。尽管大家累得腰酸臂疼，但繁重的登记造册、编目等工作还得从头做起，（过去编的大部分目录，文革中被抄去了。）所以他的业余时间又是日以继夜的干。老妈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断嘟囔：“总有一天你得叫书累死！”累是累了些，但他可以在这广阔的书海里流连了。寂静的夜里，他又抚摸着他心爱的书，写下书跋、记下笔记述、考证校对，常在津津乐道中不觉东方已现白。
他时时关心着书的安危。1978年4月他出差山西，时间较长，5月20日给家人的信中就说：“夏天了，经常看看书房里是否漏雨。”6月19日的信，“夏天了，要常检查房子是否漏水，千万不要湿了书。”6月27日的信：“夏天雨季，多看看书房，是否漏水，及时采取措施，免遭损失。”7月1日信：“葡萄结了没有？能遮住窗子吗？还是把帘子搭上，否则书和家具都经不起晒的。时刻检查是否漏雨，以免湿了书。”9月7日信“我很担心家里的书，特别小书库是平顶，要经常注意，前面小窗也往里流水，地上的东都要收拾到桌子上，以免湿坏，客厅和南屋的山墙也看看是否潮了，把书离开墙”。11月29日信：“客厅书柜后的暖气开关漏水，我挂的铁盒接水，不知还在否？需要每天倒水，勿湿了书。”仅此数信，可见一般。
1978年他已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组织上要调动他到兰州军区任副政委，当时部队正在配备各级干部班子，无职务的老干部不少，能得到组织的照顾和安置已属不易。但他考虑再三，认为自己这时没必要去和别人争个一官半职，请求组织上先安排别人。他一再向组织上表明他并非留恋北京的生活，（他对生活一向要求不高），他十分发愁的是他的大大小小一百多箱子书，“每搬一次家，就要损坏丢失一些，一旦从北京转移到外地，目标很大，万一失散了，也是十分痛心的事。”他今后还要继续使用这些资料，马上交公也不妥当，而且这些东西离开他手，也许就暂时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于是他向组织上郑重提出，请创作假二到三年，暂留北京。得到组织上的同意后，他留了下来，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的《新波旧澜》四部小说之二《满山红》之三《汾水寒》之四《自由花》及校点了刘大鹏的一百一十万字《晋祠志》
慕湘正在专心致志写作时，不幸夫妻感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离异。前妻将其珍藏在南屋里的五千多册古籍全部拉走，慕湘发现后心痛欲绝，他写了一本厚厚的《被许静盗去的书目》，他说，海峡两岸还要统一，她爱钱，我爱书，决心攒钱将书赎回，岂知这些书被其前妻东藏西藏，丢失许多，剩下的书和慕湘日记，全在他大女儿手中，看来完璧归赵统一是无望了。后来慕湘再婚，其后妻企图将部分藏书卖到香港，慕湘大为光火“祖宗也能卖钱？”继而又发现在他住院期间后妻将其全部存款偷走，他决心离婚而引发心脏病，于1988年5月20日凌晨含恨离世，终年72岁。
七 慕湘藏书归何处
慕湘一生除了书几乎是一无所有。对这些书的命运，他早就耽心过。1972年12月他给子女的信中说，“我已老了，只有留给你们了（指书），但是否能留住，我也很耽心。”“不要等到将来人亡书散，白忙了一场空。” 1974年4月另一封信上又说：“这些书是我的劳动所得，将来交给谁呢？难免有些茫然若失。”
1986年9月，慕湘带着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回到他离别了51年的故乡，萌生晚年回蓬莱家乡定居，带回这些书在蓬莱城建一座像宁波天一阁样的藏书楼，死后留给家乡一座人文景观。他给蓬莱县委和政府写信，得到的回复使他十分失望，他写信给他的弟弟慕彦夫“这些领导没有什么文化，我这些珍贵的古籍怎能放在民众教育的图书馆？这使我犹豫了”。
慕湘虽有遗嘱，“死后将全部图书捐献国家……”但对慕湘藏书的归宿问题却发生了很大分岐。北大教授吴晓玲闻知后，愿出200万购买部分古籍；其结婚不到三年的后妻坚持买钱大家分；八一厂要送给北京图书馆或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大妹王少木、二妹慕列尔、小弟慕彦夫及族姪慕丰韵则认为这些都不附合慕湘的生前的遗愿。于是派其二妹和小弟由慕湘长子慕丰新开车，专程到蓬莱商谈建藏书楼事宜。得到蓬莱政府应诺后，经总政批准，于1988年7月1日，将全部图书和部分遗物运抵蓬莱，无偿的捐献给家乡人民。
八 来自慕湘藏书楼的报告
慕湘生前常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凝聚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根基。古籍储藏著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藏书是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载体，我国历代对藏书修典都十分重视，所以被誉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
中华民族有着读书、藏书的优良传统，历史上有著众多藏书大家，全国著名的有宁波范欽的“天一阁”、南浔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楼”、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藏书楼”和毛晋的“汲古阁”，这些藏书家都希望把珍藏留给后人世世代代保存下去，但由于物欲使然，其后人竟把古籍当成财产来进行了分割，即使大部失散或毁坏，特别是经过文革浩劫，典籍被首当其冲破了四旧，私家藏书焚毁始尽。现在这些藏书楼只剩下空壳旧址，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业而翻修扩建为纪念馆，建筑规模宏大，却没有任何珍藏。像慕湘藏书楼能藏有这么多丰富的珍贵典籍，在当今私人藏书中，全国也属罕见。
慕湘虽然爱书如命，但对自己的收藏，从来不看成是个人的私产，他一生都是在为保护传承祖国文化遗产做贡献。慕湘所收藏的古籍不少是善本珍籍、海内外孤本，为使自己收藏不失散、不失传，所以留下遗嘱，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
由于慕湘家庭的复杂情况，其大妹王少木、二妹慕列尔、小弟慕彦夫遵照慕湘生前遗愿，将慕湘的藏书和部分遗物运到蓬莱，无赏的捐献给家乡人民。历经8年艰辛，蓬莱政府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修建了慕湘藏书楼，并对慕湘藏书的价值、地位、含金量及其重要性是逐步加深了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越来越高，因为这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现在的藏书得到了良好的保护，这得益于蓬莱政府和文化局领导的重视；得益于蓬莱有识之士的支持；得益于馆内同志的努力。因此被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不仅是藏书楼的光荣，也是蓬莱的骄傲，更是慕湘的生命延续，是慕湘的一块丰碑。
慕湘的名字已成为无私奉献的道德符号。是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符号。在当今拜金主义横行，贪腐成灾的风气下，更显出慕湘精神的可贵和祟高。像慕湘这样化尽一生心血，省吃俭用收藏这么多的珍贵古籍在军队中为数不多，全部无赏捐献国家更为罕见。
今年是慕湘诞辰100周年，为弘扬慕湘精神、宣传保护典籍的重要性、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很有意义的。
这就是慕湘藏书的简要过程，一个伟大文明古国哺育出来的忠诚的儿子，一个为收集保存这批祖国文化瑰宝耗尽心血和精力的爱书人，一个为祖国解放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将军，辞世后向家乡人民献出的全部爱心和赠礼。
朋友们！为了慕湘这份真情与虔诚，更为了祖国文化遗产发扬光大，请珍惜这些书籍吧！！
编者慕彦夫2016年6月于姑苏迎枫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