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礼：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内容摘要：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宋元易代 南宋士大夫 浙东地区 政治态度
作者简介：何忠礼，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何忠礼(1938- )，男，浙江绍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一、中国古代士大夫含义的变化
士、大夫这两个称呼，早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但其含义与后来所称之士大夫大相径庭。当时他们只是分封制度下作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个贵族等级中地位最低的两个等级。大夫和士虽地位不高，但天子、诸侯和卿除了享有封土和人民以外，几乎不问政治，而将治理百姓、管理刑狱财赋、出兵打仗的事务分别交由大夫、士和某些武臣处理，士和大夫在诸侯国中作用之大，也就不言而喻。当然，这时候的大夫或士，只有职务上的分工，并无文武上的区别。
春秋后期至战国，士的力量逐渐壮大，出现了学士、策士、方士等，某些庶民因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也上升为士，士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大夫。不过，当时尚未有将士和大夫前后相连的叫法，士和大夫的知识和技能往往是多方面的，如作为贵族后裔的孔子，他深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又以六艺教育学生，所以在孔门72弟子中，就不乏文武双全之人。
大约到战国时期，随着分封制的衰落，士大夫的称呼正式出现。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4年，秦为拆散齐楚联盟，愿意献出商于之地600里，使楚断绝与齐的关系，楚王为此欣喜不已，“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于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1]卷四 这条史料说明，当时的“士”与“大夫”已经连在一起作为一种单独的称呼。但是，既然“士大夫”等同于“群臣”，那么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依然不分文武。
西汉建立后，人们习惯于借用旧称，将地位崇高、只是坐而论道而不负责具体事务的王、三公以外所有文武百官和智能之士，统称为士大夫。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有“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的记载。[2]卷一○ 公元前198年，汉高祖下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贤士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3]卷一 三国学者王肃，在论及古代官制时，称引他书，并据此解释道：“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4]卷一三 又，《汉书》称赞卫青云：“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于士卒有恩。”[3]卷四五 以上所言之士大夫，当然也都包括了武臣。
东汉时，士大夫依然不分文武。建武元年(25)四月，诸将多次推戴刘秀登上帝位，刘秀假装不允，前将军耿纯进言道：“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5]卷一 三国时，诸葛亮劝刘备称帝，也有类似表述，他说：“今曹氏簒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耿)纯言也。”[4]卷三五 以上所称之士大夫，同样包括了文臣和武将两种人。这种情况，直到魏晋后逐渐有所变化。①
到南北朝，随着察举制的盛行和察举中对考试要求的加强，许多能够通经、对策的读书人，往往由秀才、孝廉而踏上仕途，所以在那时，社会上有了“学家多士大夫”的说法。[6]卷九六 北齐建立不久，大行台郎中杜弼以为，当时“文武在位，罕有亷洁”，他向高祖高欢提出加强法制的建议。对此，高欢解释道：“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黒獭(按指北周太祖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黒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7]卷二四 说明到南北朝时，士大夫这一称呼已逐渐与有文化知识的士人产生了紧密联系，武臣开始退出其中所包含的范畴。
进入唐代，科举制度正式形成，考取进士，备受荣耀，他们往往由此升任显宦，因而士大夫正式成了具有相当文化知识和一定地位人的专称。唐高宗时，宰相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人重修《氏族志》，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8]卷八二 由此可见，时至唐代，在文臣眼中，武人不仅已被排斥在士大夫之列，而且还颇受轻视，只有取得一定地位和出身的读书人，才有可能被称为士大夫。
宋朝从立国之初起，就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从宰相到地方行政长官，无不由进士进身。即使遇到战争，武将的行动也必须受文臣指纵，故武人地位更加低下。如仁宗朝抗夏名将狄青(1008-1057)，因是行伍出身，后来虽然官至枢密副使(正二品)，仍终生不敢用药除去早年当士卒时刺在脸上的“面湼”。[9]卷二九○ 他后来常受文臣猜忌，终于惊怖而死。其他武臣在文臣面前，也无不战战兢兢，惟恐触犯禁忌。故自宋朝起，文武已判若两途，虽然门阀制度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士大夫已成为社会上备受尊敬的群体。
二、科举制度下的浙东士大夫
北宋统一江南以前，吴越国统治下的浙东地区，由于受到唐末五代以来战乱和钱氏集团内斗的影响，那里的读书人大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愿参与政治。中原王朝虽然继续实行科举取士，但从浙东到河南，中间隔了一个吴(南唐)的割据政权，赴举也是困难重重。所以近百年间，从浙东地区出来应举和做官的人极少，他们要么耕读传家，要么以塾师谋生。正如陆游所言：“吴越在五代及宋兴，最为安乐少事，然废立诛杀犹如此。方斯时，吾家先世守农桑之业于鲁墟、梅市之间，无一人仕于其国者，真保家之法也。”[10]卷三○ 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吴芾(台州人)、状元黄十朋(温州乐清人)和治蜀政绩卓著的郑刚中(婺州金华人)等的先祖，也都无一不是如此。
北宋建立后，太祖兄弟为了防止世家大族的再起，为了以文臣驱武将，也为了吸收真正的英才为我所用，十分重视科举取士。他们吸取唐朝科举制度弊端甚多的教训，一方面扩大取士名额，一方面对这项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禁止公荐举人，增设殿试，取士不限门第，试官实行锁宿等。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归宋后，北宋虽然获得了统一，但中原士大夫对南人根深蒂固的成见，在科举取士中仍有一定反映。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殿试，“时新喻人萧贯与(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11]卷八四 当时，南方士人不仅科举入仕比北方士人难，考取进士后的升迁也有一定阻力。宋朝建立后的近60年间，共有宰相17名，他们全是北人，直到天禧元年(1017)，才有新喻(江西新余)人王钦若登上相位，②后来也受到北方官员排挤，由此可见一斑。
真宗作为一个好文之主，也十分重视科举取士，他在乃父太宗科举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发解试(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中，全面推行了封弥、誊录之制，从而真正实现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12]卷五 不仅彻底打破了贫富和门第界限，也彻底打破了南北界限，为公平取士奠定了最后的基础。对于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欧阳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13]卷一一三
南宋宁宗朝国子司业王棐对此也说：
科举取士，自唐以来盖数百年……盖乡举里选，其法既废，兼采誉望，有司犹得以执其权。自糊名、誊录之法密，则一于言语文字工拙而已。[14]
至此，南方士人考进士获得了与北方士人平等的地位，考取的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浙东地区的士人，他们本来就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和积累，更加有利于在科场上大显身手。像陆游的五世祖陆轸，就是在大中祥符五年登上了进士第，成为越中陆氏在北宋时登上进士的第一人。此后，陆轸子弟及后裔陆续有人考取进士，其孙陆佃(1042-1102)还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官至尚书右丞(副相，正二品)。这种情况，在福建、江西等其他南方州郡也相当普遍。如祖籍漳州(今属福建)的著名科学家苏颂(1020-1101)，其祖父苏仲昌自太宗雍熙二年(985)16岁预乡荐，一直考到真宗天禧三年(1019)，三十余年间仍然是一领白衣。可是苏颂之父苏绅，21岁就登上了进士第。仁宗庆历二年(1042)，苏颂也考取进士，在哲宗朝官至宰相。③
根据目前保存下来最为完整记载两宋进士名录的《四明六志》所载，在北宋69次科举中，真宗朝以前共行科举35次，其中明州(浙江宁波)共取进士43人，而在真宗朝以后至北宋灭亡的34次科举中，明州共取进士71人，[15]卷一○ 两者时间相差不多，而取士人数则大不一样。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临安(浙江杭州)成了南宋的政治中心，这对地近京畿的浙东士人而言，无论进入太学读书或是应举都带来了极大便利，所以考取进士的人数比北宋中后期又有大幅增加，且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州郡。如绍兴十八年王佐榜，全国15路共取进士330人，其中来自浙东地区的士人占了53人；④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取进士601人，浙东地区的士人占了92人，⑤都超过其他各路的平均数。在浙东地区各州中，更以明州士人登进士第的人数为最多。如理宗绍定二年(1229)黄朴榜，共取进士557人，仅明州一个州，就录取了45人，在全国二百余个州郡中，所占比例之高，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⑥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浙东地区考取进士高第的人相对也比别的路多，南宋共出49个进士第一名(状元)，而浙东地区竟占了10个。⑦
人们诟病宋代恩荫之滥，是有道理的，但这仅仅是言其入仕人数之多而已，若以授官大小论，则不尽然。按《宋史·选举志》所载，南宋对恩荫出身者的授官，不仅不优渥，而且明显加以抑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文臣而言，终生只能做一个选人(最低级的文官)，少数选人即使侥幸获得改官，此后升迁的速度也远比进士出身者慢。所以在南宋的京朝官中，很少能见到恩荫出身者的影子。反之，一旦考取进士，尤其是进士高科，前途就不可限量，往往十余年间，就能升至侍从、执政，或者监司、州郡长官。所以浙东地区尤其是明州士人，在朝廷做高官的人很多，时谚云：“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16]卷下 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反映。
当然，南宋士大夫决不限于科举出身的人，少数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养者，无论以恩荫入仕，甚至是一个白丁，有时也被列入士大夫之列。所以南宋士大夫往往以学术和文化为纽带，相互间结成密切的关系。浙东地区不仅入仕人数多，而且学派林立，学者众多。如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和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和喻偘、金华学派的吕祖谦和唐仲友，以及四明学派的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人，都是其中的翘楚，他们无论是否入仕，都可以称为士大夫。
三、以浙东地区为主的南宋士大夫在宋元易代时的政治态度
南宋士大夫就其总体而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肩负了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重任，同时又为传承和发展北宋以来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为传播“忠君爱国”“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南宋的文化软实力。南宋军事力量虽然较弱，但立国时间却长达153年，在强大的蒙(元)铁骑攻击下，浴血奋战达45年之久。一个弱宋所以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文化软实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士大夫对南宋国家的存在，功绩不能低估。
那么，当国家面临灭亡和亡国之后，南宋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又是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以往学者多从元初文人的“移民心态”上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⑧这些论著，对笔者皆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本文则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南宋士大夫在国家灭亡前后的政治态度，进行一些论述。
综观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当时士大夫的政治态度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或坚持斗争，宁死不屈，或杀身成仁，壮烈殉国的士大夫。仅在《宋史·忠义传》和《昭忠录》两书中，就记载有二百余名南宋末年的殉难者，除了部分守将、太学生和妇女，大部分是文臣士大夫。其中宰执就有多名，如著名的民族英雄、状元丞相文天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国家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率先起兵勤王，拒绝向元军投降。临安陷落后，又转战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失败被俘后，囚禁大都长达三年零两个月之久。在囚禁期间，文天祥不顾各种威逼和利诱，誓不出仕元朝，最后慷慨就义。此外，还有已经致仕的左相江万里、左相陆秀夫、状元出身的右丞相陈文龙、参知政事高应松，⑨他们在抗元战争失败后，拒不投降，或投水，或投海，或绝食而死，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气节。虽然，在一般士大夫中，殉难者远比上面列举的宰执为多，在地方志书中多有记载，但从总体而言，这类士大夫在南宋全部士大夫中还是占少数。
第二类是隐居山林、家乡，拒绝征召，不愿与元朝政府合作的士大夫，也包括了部分被迫弃城逃跑的士大夫。这类士大夫人数最多，他们后来虽然不再参与政治，但其中很多人或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或从事儒业以维持生计，为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和宣扬爱国思想作出了贡献。对此，笔者将在后面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例，对他们重点进行论述。
第三类是在蒙(元)军队的大规模围攻下，眼看前途无望，或城破被执，为苟且偷安，又受到高官厚禄的引诱，投降并出仕元朝的士大夫。从历史记载来看，这类士大夫的人数虽比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士大夫为多，却比第二类士大夫要少。对于这类士大夫的变节行为，看似情有可愿，但其实则不然。这方面，我们可以浙东衢州(今属浙江)人留梦炎为例，考察他们在宋元易代中的表现。
留梦炎是理宗淳祐四年(1244)状元，在政治上颇有声望。度宗咸淳十年(1274)正月，升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德祐元年(1275)二月，贾似道亲率南宋水陆军队主力十三万，北上抵御元军，在丁家洲(在安徽铜陵北)被打得大败。于是元军乘势南下，江南大震。“沿江制置大使赵溍、知镇江府洪起畏、知宁国府赵与可、知隆兴府吴益皆弃城遁。知和州王喜以城降”。[9]卷四七六月，留梦炎被紧急召回临安。十月，出任左相。但他任相仅一个月，就弃位逃归家乡。次年秋天，元军破衢州，留梦炎向元军投降，被元世祖任命为吏部尚书。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二月，他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17]卷一八 综观留梦炎仕元的20年间，虽然也做过一些好事，如针对元朝“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的现状，[17]卷八一 向元世祖提出恢复科举考试的建议。元世祖“尝欲仍旧税江南山地，以梦炎谏而止”。[18]卷三五 又在他的建议下，元朝市舶司所征货物税，由原来的“十五抽一”降为“三十取一”等。[17]卷一七 但这些毕竟都是小节，他和大多数降官一样，当事关自己的性命和荣华富贵时，就彻底抛弃了大义。史载：南宋在大都的降官王积翁等10人，欲向元政府提出释文天祥为道士的建议，遭到留梦炎的反对，他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9]卷四一八 事遂不成。由此可见，留梦炎也是一个置文天祥于死地的罪人。对于这样的人，人们当然不能予以原谅和肯定。
除了上述三个类型的士大夫以外，当然也不排除有主动投靠蒙(元)，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的士大夫。不过，这种士大夫在宋元之交，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所以本文在此暂且不表。
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论述浙东地区士大夫在南宋灭亡前后的政治态度。
以上所说的第一类人，在历史记载中，浙东士大夫几不可见。属于第三类的人则较多，除上述留梦炎外，缙云人潜说友也是其中的一个。此人曾多年知临安府，有一定政绩。德祐元年三月，元军逼近平江府(江苏苏州)，时任知平江府的潜说友便弃城逃跑，次年在福州降元，被元政府除为福州宣慰使。在元军大举进攻面前，南宋各地以城降，并出仕新朝的士大夫肯定不在少数，在这些人中也一定会有浙东士大夫。如鄞县人赵孟传，原为南宋沿海制置使、知庆元府，到至元十五年(1178)，摇身一变，已成了元朝的浙东宣慰使，[19]卷五 身份转换之快，说明也是一个投元的官员。人们所以在方志等史籍中，很少见到这些人的记载，只是由于他们也感到自己的变节行为并不光彩，所以有意加以隐讳的结果。
相对而言，浙东地区士大夫最多的是第二类人，他们中著名的有王应麟、黄震、胡三省、陈著、史蒙卿、蒋晓、戴表元，陈观、赵孟何等人。由于上述诸人在宋元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基本一致，限于篇幅，笔者仅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三人为例，分别作些考察，以见一斑。
王应麟(1223-1296)，庆元府(即明州)人，淳祐元年(1241)进士。他从小就聪颖异常，知识极其渊博，于制度、典故、经术无所不通，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宝祐四年再中博学宏辞科。终官吏部尚书兼给事中(从二品)。贾似道溃师江上，王应麟“陈备御十策，皆不及用”。[9]卷四三八 德祐元年十一月，常州为元军攻破，前锋逼近临安，王应麟便离开临安府，逃归故乡。后来元朝以翰林学士征召，王应麟力辞不起。
王应麟在隐居的22年间，全身心地浸淫于著述之中，每天笔耕不辍。据《宋史》本传所载，他所撰著作达23种之多，被收入《四库全书》和传至后世的尚有《玉海》《困学纪闻》《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四明文献集》《通鉴答问》《汉制考》等15种。多数人认为，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也出自于他之手。《四库》馆臣对他的评价很高，言其“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20]卷一一八 王应麟归隐后为什么要如此勤奋地著述，恐怕与这样一种信仰有关：认为在元朝的统治下，只要保存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也就变相地保存了华夏国祚，因此南宋虽亡，中国并没有亡。
黄震(1213-1281)，慈溪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终官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从七品)。所至皆有政绩、直声，戴表元曾云：“余少壮时，州之慈溪有黄东发(震)先生，以经术、行谊、政业为江南名卿。”[21]卷一四 德祐二年春，临安沦陷，黄震见国事已不可为，便自绍兴府逃归，隐居于鄞县宝幢山下。为躲避元朝征召，他“誓不入城府，所居日湖图籍、器物，争掠取亦不问”。[22]卷五 对于黄震在此后五年的隐居生活，同为遗民的谢翱赋诗作了记载，其诗有云：“甬东寺里逢陈若，双袖龙钟行带索。问知黄公旧避逃，宝幢山下坐丛薄。日惟一食祷先灵，不愿拾得不死药。仰天呼号得正终，一往不复至城郭。公初著书女立旁，公死(母)[女]亡家濩落。”[23]卷四 读后令人动容。
黄震为朱熹四传弟子，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将黄震的学术思想命名为“东发学案”予以介绍。他一生著述较多，流传至今的有《黄氏日抄》《古今纪要》《修史传》《古今纪要逸编》四种。撰于亡国之后的《古今纪要逸编》，又名《理度二朝纪要》，类似于国史而极为简单。黄震撰写该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总结南宋“致变”亦即灭亡的原因，作为惨痛的教训以留给后人。在书中，他不时发出“尚忍言之，痛不忍言而言之”，“国事遂有不忍言者矣”等慨叹，[24]表达了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对亡国的遗恨。
胡三省(1230-1302)，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宝祐四年进士，终官奉议郎(正八品)、知江陵尉。自他踏上仕途起，就着手为《资治通鉴》作注释。因为知识渊博，尤其擅长于名物考证，后被贾似道邀入幕府。德祐元年正月，随贾似道北上抗元，师溃，间道归乡里。
在胡三省的著作中，以《资治通鉴音注》97卷最负盛名，该书初成于南宋末年。德祐二年，浙东兵乱，书稿全失，他发愤重新著述，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才再次撰成。在该书中，胡三省与黄震一样，对故国的怀念溢于言表。如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嘻，有志焉，然吾哀矣。”[25]卷首 反映了他对元朝的不满。序文最后，不书“至元”年号，而书“旃蒙作噩”(即乙酉年)，也有深意。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或“我宋”，所释地名，皆用宋朝州名，惟在卷197 对盖牟城的注释，作“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25]卷一九七 说明即使入元近10年以后，胡三省仍以宋遗民自居，拒绝承认有元为正统。
总结以上三人在宋元易代时的表现，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隐居故乡或山村，拒绝元朝征召，也不承认新朝统治的合法性；二是以遗民自居，始终保持民族气节；三是通过著述，一方面表示对故国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努力传承中华文化。以浙东地区为代表的其他第二类人，情况虽各有不同，其政治态度大致也类似。
四、南宋浙东士大夫在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成因
南宋浙东地区大部分士大夫在宋元易代之际的这种政治态度，其造成原因，当有多个方面。
第一，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思想教育和熏陶的结果。一是尊《春秋》之义，“严内外华夷之辨也”。[26]卷一 在这些士大夫的心目中，蒙古是外来民族，作为汉族人，决不能成为异族人的臣民。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有局限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无可指责。二是在古代，特别是南宋，随着理学的形成和传播，忠君爱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对于以经义起家而考取科举和一贯尊奉理学思想的这部分士大夫而言，贯彻仁义道德，已成为他们做人的信条。前面提到的陈文龙，兴化城破被俘，元军要他投降，“文龙指其腹曰：‘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强之，卒不屈，乃械系送杭州。文龙去兴化即不食，至杭饿死。”[9]卷四五一 文天祥临刑前作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9]卷四一八 都反映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给了他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于王应麟这类士大夫而言，虽然表现有所不同，但力量的源泉却并无二致。
第二，力图通过文化优势，以进行消极反抗。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他虽接受西夏遗臣高智耀关于“儒术有补治道”的建议，[17]卷一二五 尊孔崇儒，推行汉法，自称中国。但是，从总体而言，元朝的思想文化仍远不及南宋先进。因此，对于那些亡国的士大夫而言，他们一方面通过著述，可以继续传播先进的宋文化，以达到国虽亡而文化不亡之目的，为今后的反元复国做些思想准备；另一方面用极为隐蔽的手法，通过著述，在字里行间来否定有元统治，以尽自己微薄的反元之力。
第三，时至南宋，士大夫的尚武精神已丧失殆尽，因此无力领导抵御蒙古南侵的战争。本文在前面已经提到，早在先秦时，无论是士、大夫或士大夫，他们的武艺虽不一定都很娴熟，但射箭、驾车、用剑，还是必备的基本功。秦汉以后，文人习武也相当普遍。东汉班固的“投笔从戎”，东晋祖逖的“闻鸡起舞”，都是文武兼顾的典型。当时，文臣虽然大多以佩剑为装饰，但射箭比试、角力较劲，也屡见不鲜。西汉的萧何、三国的曹操、曹魏的司马懿、隋末的李渊、唐末的朱温都曾经获得所谓“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礼遇，说明当时的官员，尚有佩剑的习俗。北宋建立后，由于将“重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士大夫对武事和武人更加轻视，认为武艺乃“粗人”所为，对此不屑一顾。但当时士大夫出门骑马，还是常事。⑩可是，到了南宋，由于受南方地理环境的影响，士大夫已弃马坐轿或坐船，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丧失了。至于指挥军事，更是一窍不通，如抗战派大臣李纲的抗金失败；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再三辞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一职；坐着轿子指挥抗元战争的文天祥，战败被俘。此皆与不懂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即将亡国的士大夫而言，在军事上可以说毫无作为。宋朝的这一基本国策，虽然稳定了国初政局，抑制了武人政治的再现，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容低估。
最后，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士大夫弃城而逃或擅自返乡归隐的这种举动。一般人认为，无论如何它不是一个爱国士大夫所应有的作为，理由是“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但是笔者觉得，大道理当然没有错，但还得跳出狭隘的忠君思想，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
如果站在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看，上述行动当然都是不合法的。元军在丁家洲之战中全歼南宋军队主力以后，百官的弃城和逃归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一情况，太皇太后谢氏命人揭榜朝堂，对官员们提出警告，榜文谓：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平日读圣贤书，自诿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可令尚书省别具见在朝臣，在京文武，并与特转二官；其负国弃予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其榜朝堂，明吾之意。[27]卷七
但是，这一榜文并不能扭转“庶僚畔官离次”和“守令委印弃城”的状况。德祐二年正月，一日午朝，甚至出现“文班止六人”的凄惨场面。[9]卷四七
那么，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南宋士大夫，为什么会在此时竟如此言行不一，将忠君观念抛之脑后?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有那么一批贪生怕死，只以理学思想装饰门面，以为进身之阶的士大夫，但是也有其他具体原因不能加以忽视。
一是与最高统治者和一二大臣的决策错误有关。
丁家洲之战前夕，贾似道已经意识到此次前往迎战，已是凶多吉少，一旦战败，京城临安将会不保。为此他在战前与殿前都指挥使韩震等人约定，万一战败，“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28]前集 丁家洲之战失败后，韩震立刻将此建议向右相陈宜中报告，但遭到陈宜中和太皇太后谢氏的坚决反对，韩震也以谋反罪被杀。贾似道的迁都计划彻底破产。[29]德祐元年十一月，元军破独松关，临安城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首鼠两端的陈宜中，这时也向太皇太后谢氏提出迁都的建议，但再次遭到拒绝。不到两个月，元军入临安城，恭帝、谢氏、二宫和留在城中的部分官员，皆被元军俘虏北去，重蹈了“靖康之变”的覆辙。因此，在两次提议迁都不成，死守临安府又无出路的情况下，士大夫们纷纷离去，并无过错，否则就是愚忠，并不可取。
二是为了使百姓免遭元军杀戮，以存活更多的无辜百姓。
面对汹汹而来的元军，在城池兵力空虚，甚至无兵可守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士大夫，如果死守，除了殉难，还会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就是被屠城。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弃城而逃，实在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抉择，所以对这些没有退路的士大夫，也不能过多地加以责备。
以上所言，或许能够解释，在国破之际，以南宋浙东地区为代表的众多士大夫，被迫逃归乡里隐居的原因，并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注释：
①如西晋挚虞(250-300)说：“《周礼》武贲氏，士大夫之职也，皆以兵守王宫。国有丧故，则衰葛执戈楯守门，葬则从车而哭。”挚虞称守卫王宫的武贲为士大夫，就是一个明证。见(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礼中》，中华书局1974年，第626页。
②参见《宋史》卷二一六《宰辅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5416-5443页。
③参见(宋)苏象先《苏魏公谭训》卷二《家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参见《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参见《宝祐四年登科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参见《宝庆四明志》卷一○《郡志十·叙人下·进士》、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附录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1-301页。
⑦他们分别是刘章、王佐、王十朋、木待问、詹骙、陈亮、傅行简、袁甫、徐俨夫、方山京等10人，参见《宋史选举志补正》附录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1-301页。
⑧主要有：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载《辅仁学志》1946年第14卷1、2合期，第191-214页；(日本)植松正《元代江南の地方官任用につぃて》，载(日本)《法制史研究》第末8期，第1-42页；萧启庆《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载(台北)《历史月刊》1966年第4期；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载《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147-159页；包伟民《略论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载《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57-167页。
⑨参见《宋史》卷四一八《江万里传》，第12525页；卷四五一《忠义六·陆秀夫传》，第13276页；卷四五四《忠义九·高应松传》，第13347页；卷四五一《忠义六·陈文龙传》，第13279页。
⑩北宋后期诗人晁冲之有诗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反映了北宋时，一个老者尚能骑马的事实。载《晁具茨先生文集》卷一二《夜行》，《苑委别藏》本。
本文原载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