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明朝是近世第一個以大一統形式”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漢族王朝，重構華夏正統的背景下，對元朝稱以胡虜、胡元等，易於理解，但為何用”勝國”，就顯得特殊。本文論證以”勝國”代稱前朝，是從元代開端，最初的”勝國”於《春秋》中本意為”絕其社稷，有其土地”；《周禮》中為”亡國”，並非專指前朝，到了明代晚期的字典中，已定義為”為吾所勝（亡）之國”，顯示”勝國”之用在元代經歷了意義上的微妙變化。姚燧頻繁地使用”勝國”專稱宋朝，是詞彙擴散與定型的關鍵人物；黃溍則強調元滅勝國（宋），其不殺之仁與大一統之功，凌駕誅征得國之不義；歐陽玄於《進三史表》的語境中，獨稱宋為勝國，在三史並立，爭為正統的特殊情況下，承載了士人真正的意念。入明與修《元史》的元代遺士，延續師輩的”勝國”運用，改以專稱元朝，在二十幾年後以國家立場明言元承宋統，徹底解決元修三史應繼誰為正統的爭議，明以元為勝國，定位的正是宋元明的統序。明中晚期，勝國於易代之際所發揮的正統意義漸漸淡去，胡元、夷狄、胡虜等更符合時代氣氛，直到滿人入主中國，”勝國”於華夷鼎革之中再度浮現。
關鍵詞：勝國、華夷相代、正統、滅人之國
一、前言
以”勝國”代稱元、明，是明、清的習慣，但罕見於宋代以前，在近世華夷相代的歷史規律之下，如何稱呼前朝，是展現今朝立場的主要方式之一，”勝國”之用因此別具意義，但其來龍去脈則迄今無人注意。目前可知，至少到宋代，此一詞彙尚未被以”為我所滅之國”的定義而運用，也不一定專指前朝。
勝國在使用上的普遍化，看似為元明鼎革之後的事情，這或許是長久以來的誤解。明朝是近世第一個以大一統形式”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漢族朝代，由夷入夏的特殊背景下，如何稱呼元朝，隨著不同語境、政局，迭有變化，一般熟知的有胡虜、胡元、夷狄等，尤其在晚明北疆受到蒙古嚴重攻擾時期，更屢見不鮮，明初以降就頗為常見的”勝國”之稱，相較之下，不僅未能展現華夷之義憤，也因雅馴而讓人困惑其意義。
“勝國”之用是否僅是士人用典的巧合？元、明、清的夷夏遞嬗，與”勝國”出現、使用的發展時間相契，顯示什麼訊息？”勝國”是何時、何人開始用以指稱前朝？其意義是否產生過演變？這些問題，或可由明中後期的一條資料開始。曾任內閣首輔、總裁《國史實錄》的朱國楨（1557-1632）說：”『勝國』二字起于張養浩（1270-1329）《遊龍洞山記》”①，直指”勝國”之用，由元人首開其端。朱國楨所言是否無誤並非重點，而是透過他的指引，提示”勝國”之用起於元，甚至成為元、明、清的特色，故探究元人因何與如何用”勝國”，就產生跨朝代的重要意義，這有助於再次理解以往元明鼎革的史觀。
本文大致循兩條路徑探究：一是”勝國”一詞出於何典，在成為前朝專稱之前，人們如何傳述與詮釋典籍中的相關內容；二是勝國如何走出經典，成為前朝代稱，運用的各種情況與定義的變化。就時段來說，將以元代為中心，並涉及明初。由於晚明士人透過辭書編寫，明確化了”勝國”在當時的定義，故本文由此著手，先梳理明中晚期的說法，用以與歷代對典籍中”勝國”的相關詮釋與傳述對比，呈現其異同，再探究元人如何開始運用”勝國”於文章之中，尤其是所處語境與代稱對象，最終分析元明之際透過”勝國”的沿用所表現的意義。
二、”勝國”的明代定義與源起
1. 滅人之國
明人朱國禎認為”勝國”一詞，是元人張養浩首開”先”例。朱國禎出身進士，官至大學士，理應知曉”勝國”絕非元人所創詞彙，故應指創”用”。與朱國禎同時代的張岱（1597-1679）在其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中，注釋”勝國”云：”滅人之國曰勝國，言為我所勝之國也。《左氏》曰：勝國者，絕其社稷，有其土地” ②。張岱引用《春秋左氏傳》中的勝國意義，將”絕其社稷，有其土地”解釋為”滅人之國”與”為我所勝之國”。與張岱同年出生的張自烈（1597-1673）於明清之際編寫字典時，在”國”字之下舉”勝國”一詞，亦曰：”滅人之國曰勝國”①，顯見勝國就是”滅人之國”，已成當時的普遍認知，亦是張岱、張自烈對”勝國”採用的定義。
除此之外，張岱的”為我所勝之國”，則可從明人註解《周禮》的著作尋得蛛絲馬跡。郝敬（1558-1639）的《周禮完解》中提到”祭勝國之社稷”時釋曰：”勝國，周所勝之國謂殷也。勝，克也。刑主克，故祀亡國社稷以刑官為尸”②。釋語中提到殷為周之勝國，周勝（克、亡）殷，應祀亡國社稷，並以刑（秋）官主持。同時代的《周禮註疏刪翼》，則指出”勝國，周所勝之國”的詮釋是出於郝敬③。稍早於此的理學家柯尚遷（1500-1582）亦注疏《周禮．祭勝國之社稷》曰：”勝國，為吾所勝之國，謂先朝亡國也。亡國社稷亦祭之，安其神也”④。按照時間來看，在早於張岱近百年之前，根據明人對《周禮》的疏解，就認知了”勝國”的定義為”先朝亡國”以及”為吾所勝之國”。故明誅伐元朝，亡其社稷，有其土地，稱為勝國，名實相符。
有明一代，士人傳述、刪翼經典時，皆曰”勝”即”滅””克”，與”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的結果相符，以下依照時代先後，簡示《周禮》與明人針對《周禮》的”勝國”定義：
這些說法之間並不一定有承繼關係，僅是顯示明初到晚期對經籍中勝國一詞的相關詮釋差異。但《周禮》所提到的”勝國”，原來是對於”祭勝（亡）國之社稷”的解釋，而非針對”勝國”一詞，柯尚遷的”為吾（今朝）所勝”、”先朝亡國”之解，已超出了《周禮》，似乎是融合了《左氏春秋》中”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的意義。
2. 古代經典中的”勝國”
“勝國”是明代許多文本中元朝的代稱之一⑤，這是”勝國”的應用，甚至可說是再生。但”勝國”的存在遠早於此，並且皆為士人所熟悉的經典，為何遲至元代，突然”走出經典”？這是一個難題。稽之典籍，最早可見於《周禮》的”勝國，亡國也”①，從字面上看，僅指已亡之國或亡人之國，不必然是前朝之義。”亡”同”勝”，視為動詞，即與張岱所言”滅人之國”相近；視為形容詞，即與柯尚遷所言”先朝亡國”相類，值得注意的是，後者明確賦與”先朝”的定義，否則亡國可以是已成歷史的任何一個朝代。今人如對史料稍作搜尋，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就是漢、晉、隋、唐、宋以降，無論朝代以何種模式相繼，皆未曾用”勝國”指稱前朝，但最晚從元中期開始，就可以發現”勝國”獨立出經典之外，開始頻繁地出現於元人史集之中，並且意有所指，至明、清則遍見於各類文本，由此可見，”勝國”之用確實在元朝經歷了為人忽略的發展。
晉、唐注疏的《春秋左傳》曰：”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②，對照《周禮》所謂”勝國，亡國也”，《春秋左傳》原意較偏向動詞，主詞為滅（亡）人之國者，張岱的滅人之國可能即承述於此，而”為吾所勝之國”亦可從《周禮》註疏的典籍中尋找其發展。如果以”滅人之國曰勝國”作為一個線索，最為相關的是晉人集解的《春秋榖梁傳》中有：”霸者存恤鄰國，抑彊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③。此處所談的重點是”霸者之義”，與”勝國”並無直接關係，但張岱所言”滅人之國”即”勝國”，那麼探討”滅人之國”與霸者之義的記載，也應當注意。
《榖梁傳》討論的核心是春秋時代霸者的國際角色，亦即”霸者之義”；明人所傳述的”滅人之國曰勝國”，按理推之，概念應是來自”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的意義，兩者共通之處都涉及”滅”的概念，差異是《春秋左傳》沒有提到滅與義的關係，而《穀梁傳》則涉及了一個問題，即滅人之國是與”抑彊輔弱”相矛盾，故霸者滅人之國有”不義”之嫌。
宋代名儒真德秀（1178-1235）對於《齊人滅項》的傳載，與此相涉。其收錄了唐代以來《榖梁傳》的討論，其中沒有增添個人意見，但亦可代表真德秀對於此段”（霸者）義不可滅人之國”辯證的認可。”齊人滅項”是《春秋》中的著名篇章，說的是滅項者實為桓公，卻不稱桓公滅項，原因在於為賢者諱，但這與”義不可滅人之國”的概念彼此牴觸，兩者之間如何圓滿自在？《文章正宗．議論》內容如下︰
……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范氏曰：据莊十年，齊師滅譚，稱齊師。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知政昏亂易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霸者，存恤鄰國，抑彊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絶其始，則得不終於惡。邵曰：謂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善善，樂其終。樂賢者，終其行也。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桓嘗有存亡繼絶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邵曰：存亡謂存邢、衛；繼絶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善①。
“齊人滅項”之討論，環繞”義不可滅人之國”與為賢者諱之間的矛盾。癥結在於彼有可滅之由，（霸者）有不可滅之義，通篇關鍵字就是”滅”。解決之道是”惡始善終”，也就是承認桓公有不可以滅的惡，但亦有繼絕（立僖公）存亡（存邢、衛）之善，霸者之義透過始惡終善得到彌補，故能有為賢者諱的待遇。此處不討論哲學層次的問題，僅就表相邏輯來看，桓公滅項與繼絕存亡實是二事，故採用的是”功過相抵”的概念，善與惡還是涇渭分明，”義不可滅人之國”並未質變。明朝的張岱定義勝國時，今人自然無法得知他是否同時想到《穀梁傳》對（霸者）滅人之國的討論，這一點很難證實，但明人以勝國稱元朝，就滅的概念來說，似乎就不免涉入”義與不義”的泥淖，同樣地，元人用勝國，是否有想過”義”的問題？
綜而言之，明代士人對勝國所下的諸般定義，即便未曾明言從何而來，但與《周禮》、《春秋》有關，應不至大謬。但明人的”滅人之國曰勝國”的直述，在《穀梁傳》中，涉及了霸者的角色、滅與義的爭議，在誅伐形式的改朝換代上，飽讀經籍的宋代士人，並未嘗試過以勝國稱南唐等前朝，是否為有意避免，還是巧合，今人難證，但”勝國”到了宋代依然拘於”經典”之中，是不爭的事實。
三、元人的”勝國”運用
既知”勝國”是元人開啟用法，元代的勝國之用就是詞彙定型之前的關鍵時期，除了張養浩之外，何人、何時、如何用，對於釐清勝國的詞彙史與意義，最為關鍵。
1. “勝國”走出經典
隋人曾言：”以強滅人之國，不以義也”②，說明滅人之國在朝代遞嬗的形式上，具有某種程度的道德爭議，加上真德秀收錄的《春秋榖梁傳》中義不可滅人之國的詮釋，應可如此說，滅人之國有層次高低之分，也有功過相抵之法，這都牽涉到”滅”的當下與滅人之國後的作法。相較來說，元儒對《春秋》《周禮》傳統討論，似乎較為缺乏興趣，僅見《周官集傳》撰者、儒學教授毛應龍曾引用宋代進士鄭鍔”祭勝國之社稷”的內容：
鄭鍔曰：勝國，國為吾所勝也，不絶其社稷，所以為戒祭必有尸，未有用刑官為之者。勝國，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絶其祀，是以祭之必用士師為尸焉，蓋其勝之也，本于甲兵之大刑①。
士師為獄官，亦是刑官之屬②。毛應龍未述己意，其《周官集傳》中常見宋人鄭鍔之說。但可以發現，明人”為我（吾）所勝之國”、周之勝國為殷，都在其中，顯示明人的定義，來源之一與毛應龍、鄭鍔這一線的傳述有關，或者根本就是相承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鄭鍔認為勝國社稷失祭，實”我用兵以勝之”所致，周不廢商之亳社，是因為湯的緣故，湯則是前賢，把滅人之國╱用兵（以強、誅伐）╱前賢這些概念放在一起，解釋為何勝人之國，有不絕其祀的義務。
除此之外，元人並未對涉及勝國或滅人之國的部分再有詮釋，也不太有興趣討論經典中與勝國相涉的義理，而是直接把勝國當做詞彙利用，這是元代的特色。如果就”為吾所勝（滅）之國”來看，蒙元（包含大蒙古國與元朝）的”勝國”至少有西夏、吐番、大理、金朝、南宋諸國；僅就忽必烈（1260-1294在位）創建的元來說，南宋則是唯一的勝國；再就元朝為遼、金、宋三朝修史，雖然有違中原王朝的正統觀，僅從不絕其祀的概念考慮，遼、金、宋似乎皆有成為勝國的部分條件了。究竟元代的勝國所指為何，還是要從實際的運用上來看。
首先，應當討論張養浩的《遊龍洞山記》，其撰寫時間在”延祐龍集（四年，1317）丁巳八月”③，”勝國”所指對象，文中並未明言，其中有言”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濟南龍洞山）神曰靈惠公”，可作為一個線索。元人劉敏中（1243-1318）曾言：
靈惠祠，濟南龍洞山靈祠也。……歲旱，禱雨雪輒應，斯山之所由名，而祠之所由立歟。凡石刻四：其一摧剝不可讀，僅辨者”大魏天平四年（537）”，爵四銜，亡其名，天平，東魏也。其一宋元豐某年，太守韓鐸以禱雷，請封順應侯。其一金皇統辛酉（熙宗，1141），南陽韓公美禱雨靈惠公祠，而不著加封之始……④。
從劉敏中所述看來，張養浩的記所提到的勝國，可能是金朝，也可能是北宋，由於”不著加封之始”，只能確定金代時，龍洞山之神已封為靈惠公。從行文來看，張養浩用的勝國，較似興之所致的用典，對象亦不明確，就這一點來看，朱國禎所言的”起于”張養浩之用，本應是指以勝國稱先朝亡國或為我所勝之國的先例，說法恐怕需要修正。不過《遊龍洞山記》的”勝國”確實已脫離經典討論，可據此推測對元人來說，”勝國”的詞彙意義，此時可能已具備某種程度的共識。如果此處的勝國是指金朝，嚴格說來，元朝雖自認繼承大蒙古國正宗，概括承受其勝國說得過去，但用這個標準看，其勝國何其多。如果張養浩說的是北宋，那麼意義上就較為趨近於已亡之國。總之，張養浩確實運用勝國稱某一前朝，這是”勝國”走出經典的例子。
早於《遊龍洞山記》使用”勝國”的其實大有人在。如元初江南名儒程鉅夫（1249-1318）曰：”自古勝國之臣，入仕中朝，以繼勛趾美”①，說的是蒙古滅西夏（唐兀）國，其勛舊昔里鈐部（Sire Gambu，1191-1259）與其子愛魯（Elu，1226-1288）入仕元朝之事。從前後文意看，勝國並非直稱西夏國，較為接近比擬修辭，但也間接指西夏為大蒙古之勝國。程鉅夫的用法，已清楚顯示勝國即”為我所勝之國”的意義，此文繫年為”至大元年五月日”（1308），時間較早。
比較值得注意的用法，可以先看浙江名士黃溍（1277-1357）於至正五年（1345）所撰杭州《鳯皇山禪宗大報國寺記》，云：
昔在世祖皇帝，執金輪以御宇内，聲教所曁，與如來化境相為遠邇，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惟宋人藉中華之運，保有荊、揚、益三州之地，久而未服。至元十一年，肆命宰臣，會師南伐，不三載而勝國之社遂墟。
……世祖皇帝肇建兹寺，以鎮南服，非它列刹比。……至正四年今住持正逵寔來……。溍竊觀自古帝王有天下，運祚之綿長，必取以仁義，守以仁義，我世祖皇帝承靈山之付矚，以不殺而定天下于一，攝一切世界歸一世界，取之既有其道，所以守之者不特厖恩濊澤周浹乎……②。
黃溍以”不三載而勝國之社遂墟”形容南宋臨安出降，其勝國之用概念顯然與《春秋》的絕其社稷相合，應非巧合。鳳皇山為南宋皇城所在，忽必烈下旨在故地建寺，”以隆國勢”、”以鎮南服”。元仁宗（1311-1320在位）時寺遭大火。泰定帝（1323-1328在位）繼位後特命江浙行省左丞相兼領宣政院事答剌罕脫歡重建大報國寺，這一段關於大報國寺的建立、毀損與再興，是黃溍根據主持正逵所持之狀而追記。其中也提到”始創寺時，斸地得斷石，乃《安國羅漢院記》，相傳此即其故址。異時以院為行宫，而今復為寺，殆非偶然。”安國羅漢院為吳越國敕封之寺，宋滅吳越，以安國羅漢寺故地為皇宮；元取南宋，復於其地建皇家寺院，黃溍特別錄下此記載，不無顯示國運遞嬗，因果循環之寓意。
而黃溍在這篇記文中，強調元”不殺而定天下於一”，取之有其道、守之以仁義，雖是格套，但以”勝國”代稱南宋，圍繞著滅宋之事論述，具有再定義之效。黃溍以仁義、不殺、靈山付矚，談的還是滅宋（勝國）的正當性，不殺而定天下、取守皆有仁義，有意無意地涉及前述為賢者諱的《春秋》辯證。黃溍暗示元不殺而混一天下，是為以仁義滅人之國，反之，滅人之國如無罣礙，或許就無需強調世祖定天下於一，取之有其道。就語境來說，黃溍於此的勝國運用，較之張養浩有較為明顯的意義，不僅談元滅宋的正當性，也間接回應到《春秋》《周禮》的疑義。以黃溍之說，元似乎立下”滅”的一種典範。
此外，黃溍於至正八年（1348）代順帝撰追諡滅宋名臣的制書，再次使用勝國曰：”惟東南，勝國之故墟，資將相重臣之坐鎮……”①，封贈對象為蒙古大將、官至江浙行省平章的兀良合也速䚟兒（1254-1298），這是勝國被用於官方文書的例子。
2. 元人的”勝國”運用
除了被朱國楨視為”始作俑者”的張養浩，以及討論滅宋正當性時以勝國稱南宋的黃溍之外，元代士人運用”勝國”的情況尚多，足可顯示此一詞彙在元代的發展史，而姚燧（1238-1313）是必須首先提到的關鍵人物。姚燧於忽必烈後期入為翰林直學士，至大二年（1309）除翰林承旨②，他生於金亡之後，黃宗羲（1610-1695）編《明文案》，稱其文”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③，是目前可見使用”勝國”次數最為頻繁，時間最早者，至少超過二十次，最早一次約在至元廿二年（1285）的《別丁編修序》中以勝國稱南宋④，贈序的對象是南宋遺臣，在其他時代較晚或繫年不明的篇章中，亦屢次用勝國代稱⑤。姚燧為一代文宗，其不斷運用，元代士人自然起而仿效。
中期士人中，最樂於用勝國的一群士人，常有兩種重疊的身分，一是進士，尤其是元代第一次開科舉的延祐二年（1315）乙卯科同年；二是這些人多曾為翰林、集賢等館閣之臣，是元晚期修纂三史的要角，故”勝國”之用從文集帶入了正史之中。
汪古部色目士人馬祖常（1279-1338）為延祐二年右榜第二⑥，在一篇送別序中曰：”東南有勝國故都”⑦，偏向文學手法。山東人張起巖（1285-1353）是馬祖常同年的左榜狀元，仕至翰林承旨，詔修遼、金、宋三史，任總裁官，其運用勝國稱南宋次數雖少⑧，但狀元、翰林、三史總裁官的特殊身分，使其文章必定成為天下士人之焦點。黃溍亦是延祐二年進士，曾任侍講學士、同修三史、知經筵事①，其勝國運用前已述及。同是延祐左榜進士的名臣許有壬（1287-1364），是南人中罕見官至中書左丞者②，多次運用勝國稱南宋，例如議論南宋失國之事曰：”王（伯顏）以雄姿大畧，濟以至仁，取勝國兵不血刃”；提及北宋南渡事，云：”靖康板蕩，思陵踽踽東南，……然用之而未至者，人也；得之而復失者，天也。簡齋陳公既參大政，尋以疾辭，遂至不起，……君子於是有以見勝國之不能復有中土也”③。不僅用勝國代稱南宋，評論滅宋則與黃溍如出一轍，更批評勝國之失。
這些延祐同年進士之間，帶有一種聲氣互通的默契，而將勝國與南宋正式畫上等號，並載入正史之中者，則是南人歐陽玄（1283-1357），他是延祐二年左榜第二甲進士，任翰林直學士、與修《經世大典》，至正三年（1343）以翰林學士任三史總裁官，至正五年（1345）更知貢舉，進翰林承旨，十四年（1354）充廷試讀卷官④。歐陽玄不僅是名滿天下的進士、翰林、三史總裁官，知貢舉與廷試讀卷官的身分，著述更受天下士子注目，”勝國”之用透過他，擴散更廣。至正五年（1345）他代丞相阿魯圖撰《進宋史表》：
竊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馭，櫛風沐雨，詎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禀授之筭。揚舲而平江、漢；卷甲而克襄、樊，恭行吊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收圖書於勝國，輯黼冔於神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而歸祕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示一統之無外。……⑤。
歐陽玄以周、孔破題，兩位正是傳說中《周禮》《春秋》的作者，兩本經典則是”勝國”相關義論之來源，殊為巧合。《進三史表》中他獨以勝國稱南宋，雖是展現文學技巧的官方文章，但必須體認的是，三史並修是對中國歷代以來正統論的重大”破壞”，而元代終於修前朝史，又是儒治取得突破進展的象徵⑥。歐陽玄深知《進三史表》將是流傳後世的重要記錄，在此一文本中以勝國稱南宋，確立了”勝國”等同南宋的意義，也賦與了此一詞彙在宋元正統相承的載體性。 遼、金史纂成早於宋史，以脫脫掛名所上之《進遼史表》曰：”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茀。……予奪各循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①，此表亦出於歐陽玄之手，強調其起于朔方，立國二百餘年，由強而弱，有可鑒戒之處，當然遼非亡於蒙古，缺乏成為”勝國”的條件，除非採用寬泛的”先朝亡國”。《進金史表》曰：”維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眾，橫行天下。……我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鐵木真），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愾；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睿宗仁聖景襄皇帝（拖雷）冒萬險，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峯，乘大雪，遂定中原。……”②，稱金源，亦不用勝國，提到成吉思汗以”無敵之仁”收兆民之心，金朝是亡於窩闊臺在位時，此語主要作用在修飾蒙古興起後對四鄰的征伐，並非針對滅金的正當性，與黃溍滅宋之論語境不太相同。
三史並立是元代史的重要議題③，從南宋亡國之初，修史之議已起，延宕多年的主因就在孰為正統之爭。修史之事成為敏感的議題，漢族士大夫大多傾向以宋為正統，其中在野者態度較為激烈，頗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氣慨；朝中的士大夫，則權衡大局，恐宋史最終因而湮滅，故歐陽玄、張起巖等站定先求大局之成，擱置爭議。南宋丞相虞允文（1110-1174）後人虞集（1272-1348）曾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以俟來者”④。當時離南宋崖山故事已超過六十年，元政日蹙，修史的政治意義迫切，三史並立是擺脫正統之爭泥淖的解藥。歐陽玄用勝國可能是依照元代士人的默契，順勢而用，但於三史表中獨以宋為勝國，使此一詞彙與正統爭論產生聯繫，也間接明確化勝國即為吾所滅之國的定義。
除了延祐進士之外，尚有泰定元年（1324）甲子科進士宋褧（1294-1346）亦以翰林直學士與修遼、金、宋史，用勝國指南宋⑤。
非進士出身而與修三史者，有兩位舉足輕重的士大夫，一為蘇天爵（1294-1352），他所撰《滋溪文稿》《國朝名臣事略》皆為《元史》最重要的史源①，曾與修《實錄》，考訂三史，在一篇墓誌銘中以勝國稱南宋②；一為危素（1303-1372），在至正二年（1342）薦為經筵檢討，與修三史，廿四年（1364）拜翰林學士承旨，後棄官居房山。明洪武二年（1369）授翰林侍講學士，三年兼弘文館學士，尋謫居和州③，他所用的勝國皆指南宋④。南方士人况逵，由吏出身，出職為縣尹、路推官，是輾轉地方的低階官員，亦曾以勝國稱南宋⑤。
上述元代士人運用勝國的情況，可以得到幾點訊息，首先最早用勝國並非張養浩，而是姚燧在忽必烈至元廿二年，也就是南宋亡國不到十年之後，首開先例，顯示”勝國”走出經典，可能與元滅南宋這個史無前例的夷夏遞嬗，混一疆域事件有關。再者，元代目前可見運用勝國的例子，除了張養浩與程鉅夫之外，幾乎皆指南宋，而較為頻繁出現的時間點，則在延祐開科之後，透過許多進士、館閣之臣的擴散，確立勝國即南宋的定義。而元修三史的重大事件中，歐陽玄只稱宋為勝國，應是有意為之，根據明初元遺士主導的《元史》載：”詔修遼、金、宋三史，召（歐陽玄）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藳，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⑥，顯示歐陽玄在三史修纂中，掌握最終修改權，更承載他個人的意志，勝國既是南宋專稱，無形中也賦與了原有定義之外關於正統繼承的暗示。值得一提的是，前述黃溍強調”不殺而定天下於一”，以仁義滅南宋的記文，撰寫的時間點正是三史完成之際。
四、重構華夏正統下的”勝國”運用
元明之際有一群士人常被認為執著於”君臣大義”而淡薄於”華夷之辨”，以致於明朝雖為漢族王朝，卻依然面臨塑造正統的壓力⑦。蕭啟慶教授曾言：”元明鼎革雖是由夷入夏，但多數進士選擇忠於元朝。這一結果與宋元之際南宋進士對易代的反應相比較，兩者相差不大”⑧，華夷的差異，並未使易代之際的士人在出處抉擇上產生根本性的差異，這佐證朱元璋確實存在重構華夏正統的焦慮。出仕明朝的元代遺士，透過扶持新朝的正統性，也同時尋得出處抉擇的正當性，在這樣的背景下，元代晚期三史並立所遺留的正統爭議，在二十幾年後，透過宋濂等人修撰《元史》而得到最終結果。
在此舉兩位入明不仕，並延續用勝國代稱元朝的士人。王禮（1314-1386）字子讓，是江西廬陵人，以字為名。至正十年（1350）魁江西鄉試①，元末遷廣東帥府照磨，他入明不仕，曾聘為考官，有《麟原文集》②。他是鄉貢進士，選擇當元朝的遺民，王子讓在一篇由歐陽玄撰序的廬陵劉氏族譜題跋時曰：”深幸勝國時江南未遭兵燹，故冠蓋之族往往治其家譜，不知者以為一家私事，知者以為升平之氣象”③，此處勝國稱的是元朝，述及元（征服）時江南未受破壞，有助於保存家族與延續文化底蘊，與黃溍等強調元朝以不殺而定天下於一相承。
李延興（繼本）則是至正十七年（1357）丁酉科第三甲進士④，初名守成，大都路人，曾授翰林檢討，元亡不仕。明代以師道尊於北方，有《一山文集》傳世，據說洪武後期尚存⑤。曾兩次在記文中用勝國稱元朝，言：
杭當山水佳麗處，自五代及乎勝國，其民完富，不識金革。帝元辟南堧而撫之，至仁旁洽，兹踰百稔。後雖小值弗靖，尋復輯綏，民之桑梓無恙，松楸逾茂，又數稔於兹，國家餘澤之所溉，亦優渥矣⑥。
追憶杭州自古以來的富麗，經歷了多次鼎革，尤其是元朝撫以至仁，元明之際雖稍有動盪，依然桑梓無恙。如果要說懷念前朝，王子讓與李繼本才是典型，而他們用勝國稱元朝，暗示勝國意義的延續，已經從宋轉移到元。
選擇出仕明朝的元代士人，大多是修撰《元史》的要角。宋濂曾多次以”勝國”稱元朝，時間在順帝（惠宗）甫北歸、朱元璋開局修史之際，曰：”先生（戴表元）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⑦；”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微……”⑧；”况當勝國之都，嘗爲人物之藪，教鐸斯振壹是……”⑨，同時，目前未曾發現宋濂曾以帶有華夷意義的胡元、夷狄等稱元，需要代稱時皆用勝國，上述議論也看得出來都與修《元史》有關。如果說三史修纂時，勝國之用是歐陽玄、黃溍等漢族士人暗示元繼宋統的一個默契，受業於元代儒林四傑之二（柳貫、黃溍）的宋濂，其勝國之理當也超出文學意義。
與王子讓同樣曾是元鄉貢進士的貝瓊（1314-1379），入明任國子助教並與修《元史》，曾賦詩評論元朝：”父老歌延祐，君臣憶至元”①，在華夷史觀下，被視為懷念元朝的鐵證。但實際上這僅能說明貝瓊的記憶中，忽必烈與元仁宗兩朝代表著元代的治世。劉基也（1311-1375）曾有《築城詞》道：
城高固自好，更須足食仍足兵，不然劍閣潼關且難保，獨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無城亦不盗②。
此詩的背景，據稱是朱元璋於南京、鳳陽大興土木，修築城牆而起。述說民眾不喜築城，卻又依賴高牆帶來的安全，故築城並非錯事，但話鋒一轉，卻說治理之道不能光靠深溝壁壘，前朝至元、延祐年間，城牆拆光了，治安卻依然良好。劉基與貝瓊在元代或講學或任官於地方，他們對至元與延祐的記憶是一樣良好的。不過如果是難捨前朝君臣之義，應當好壞含混，甚至同情元順帝，況且他們的評論符合元朝政治發展的實情，尤其是忽必烈行漢法、元仁宗重開科舉，興衰治亂的政治評價，並不出奇。故此，也令人反思過往遺民研究只針對士人在華夷觀之下的出處抉擇，是否框架了易代之際士人的研究③。明太祖朱元璋曾賜給劉基手書曰：”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洪武四年1371）”④，這是議論元朝政治得失，更是朱元璋定位的元、明相對關係之語。
明修《元史》甚早（洪武元年冬）⑤，故與修者多為熟知前朝掌故的元遺老，朱元璋欲重構華夏正統，必須爭取元遺士的支持，強調元為胡人政權與政治之失，又得承認元繼宋統之事實。元末進士宋訥（1311-1390）受朱元璋命，為”歷代帝王廟碑”撰記云：
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①。
這是一段頗為重要的文字，以明朝的立場，將漢、唐、宋、元的統續清楚排序，更指出這些王朝之所以能紹正大統，是因皆能混一寰宇，即”大一統”，在這個條件之下，元朝作為正統王朝的地位，已經無可動搖，並凌駕於華夷之上。大名鼎鼎的劉基對於宋、元、明統序，立場亦清晰，曰：
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國家之興，上軼漢唐與宋，而盡有元之幅員，夫何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遠也②。
這是洪武年間劉基為《蘇平仲集》所作之序。劉基以元承宋統開端，看似平常，但就在不到三十年之前，這句話並非理所當然，元廷中參與修史的士大夫，至少表面上必須接受元並承遼、金、宋之統，劉基此言，了結當年虞集”以俟來者”之願，同時，劉基也認為，中華文運也在正統的元朝由許衡、姚樞、虞集、黃溍、揭傒斯等人延續發展。但劉基的元承宋統與元朝文運興盛之論，一度招致後世學者批評”近於不知恥之類”③。
劉基論及明朝文運時，說道：”金華蘇平仲……，他日必以文名於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④，頗為推崇。蘇平仲，名伯衡，為晚元明初金華士人，被劉基認為是明朝光大中華文運的接班人，他如此評論勝國用人之政：
勝國設監學，以教貴游之子弟、拔田里之秀民，使受業其間，滿百人即止，取之如此，其難也。業成，然後積分；積分及格，然後考試，考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必三年大比，然後與天下貢士群試於禮部，進之如此，其難也。試於禮部，中有司之繩尺，荣于天子之廷，然後賜第出身，例不過七品官，浮湛常調，遠者或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然後改官，其改官而歷華要者，十不能四五；淹於常調，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用之如此，其難也⑤。
蘇伯衡、宋濂與劉基同屬浙東士人，他議論元朝國子學生在取、進、用方面的三難，而國子學已是貴冑子弟特有的入仕途徑，暗示一般人仕進的加倍艱困，以勝國之失在於制度上待士不夠”優誠”。蘇伯衡曾為元末鄉貢進士①，所言應是部分親身經歷，以及元朝士人的普遍認識，也借此展現對新朝的期待與認同。但錢穆依然認為”其（蘇）心中之元，則與劉、宋諸人所存無大異”，語帶責備②。
與修《元史》的元朝人趙汸（1319-1369），入明未久即辭世。他的人生幾乎都是元朝之民，遊於虞集之門，未出仕，以讀書著述為己任。入明應朱元璋修史之詔，曰：”聖天子既平海内，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於京師。乃詔修《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又道：”先生（操琬）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汸者，亦得以預聞纂修之詭，……子姑遲之，吾待子於番歙之間不遠矣”③。趙汸一方面陳述積新朝極撰修勝國之史的氣象，又因友人辭歸，透露懨懨隱退之情，這是士人”身在朝廷，意在山林”的傳統④，但後世研究者以趙汸修史的態度”不夠積極”，而將他歸類為”元遺民”⑤。事實上，趙汸的詩文並未能展現他的隱退是出於對元朝的情感，或對新朝的隱晦抗拒，他未曾出仕元朝，確實也在修史詔不久後即過世，”支離昏昧”之自述，從結果來看，應非推託之詞，歸為元遺民不免有幾絲牽強，也反映”遺民”研究對易代士人領域的侷限。
綜而言之，經歷元明之際的士人，在情感上對於元朝之亡有所遺憾，是人之常情。這些曾經是元朝人的士人，對於元朝的評論以及代稱，顯現的是承認元朝在文化上為”夷狄”的事實，也有政治之失，但無損其大一統王朝的定位，因此才會給予後世他們對於元朝帶有看似矛盾曖昧的情緒。宋訥在《壬子秋過故宮》長詩中有句：”百年禮樂華夷主”⑥，就是最清楚的表達。且元末明初士人幾乎不用胡元、胡虜等代稱，此時他們的元朝師輩們所用的”勝國”，成為最中性而恰當的選擇，既不致影響朱元璋華夏正統的建構，也可表達宋為元所滅、元為明所滅的延續關係，更可兼顧兩朝代之間士人的複雜情感。尤其參與修《元史》的遺老，透過”勝國”之用串起元修三史至明修元史的線。
“勝國”成為前朝的代稱，最初或許有幾許偶然，但其延續則不僅是賣弄經典文字，也承載了元、明兩代修史者的意願。明中期之後，勝國漸漸成為諸多代名詞之一，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性隨著元明之際士人的凋零而隱沒，由於明朝北疆受到蒙古的侵擾日甚，明代中晚期士人更樂於用胡元、夷狄、胡虜等較能顯示立場與發洩情緒的詞彙，”勝國”的溫和與中性，就顯得不合時宜了。
五、小結
宋代以前不用”勝國”，或許與曹魏至北宋以來，形式上多以”禪代”得國，而”勝國”征誅的涵義，在政治上缺乏使用空間所致。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勝國”用以代稱前朝，確實從元代開始，朱國楨之說是本文最初的第一個線索，需要修正的是，第一個用勝國的元代人應是姚燧，用於至元廿二年（1285），遠比朱國楨所言要早許多，姚燧也是最為頻繁的使用者，對於”勝國”作為詞彙的擴散，有最重要的影響。
從晚明士人張岱、郝敬、柯尚遷對”勝國”二字的定義，得到”滅人之國曰勝國”與”為吾（我）所勝之國”，成為第二道線索。探究《春秋》與《周禮》中關於勝國、滅人之國的相關義論，以及衍伸的”義不可滅人之國”的矛盾，由宋代名儒真德秀傳述的”齊人滅項”，以功過相抵、始惡終善、為賢者諱的詮釋，讓”滅”或”滅人之國”的不義，取得解決。
元代士人在姚燧之後，”勝國”之用日益擴散，而且除了程鉅夫曾提到西夏之外，可以確認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代稱宋朝，張養浩之用所指不明，可能是金也可能是宋。順帝朝修三史，勝國之用更具突破性，黃溍於封誥制書、歐陽玄單獨於《進宋史表》中，稱南宋為勝國，在三史修撰的正統爭議中，”勝國”之用除了是文學技巧之外，也承載了用者的意念。元代士人議論元滅勝國（宋），亦頗有功過相抵的概念，例如黃溍等強調取之以仁義，不殺而定天下於一，將大一統之功蓋過霸者之義。
元末明初的士人延續運用”勝國”，尤其是參與修《元史》的宋濂、劉基、宋訥、貝瓊、蘇伯衡、趙汸等。當時朱元璋意在重構華夏正統，卻也揮之不去士人承認元朝作為大一統王朝的現實，明朝的正統必須建立在繼元之上，才能上接漢、唐、宋，士人們沿用”勝國”，而不用胡元、胡虜等華夷情緒之詞，顯示的是文化上元為入華之夷主，但混一寰宇，紹正大統更高於此，而明盡有元之天下，則繼承了歷代以來的正統。明中晚期之後，勝國的特殊性漸漸淡去，胡元、夷狄、胡虜等更符合時代氣氛，直到滿人入主中國，”勝國”再次於華夷易代之中扮演著承載正統的角色。
最後，或可以方孝孺（1357-1402）勝人之國的議論，略作小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㦸弓矢之器，而姦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①。
方孝孺於著作中常見華夷之辨，但罕見議論元朝，他是宋濂的學生。上述所言道德之師與仁義之師，表面上談的是戰的概念，也涉及歷代經典中如何滅人之國的層次，其中滅人之國曰勝國或義不滅人之國，已經不成問題，而是如何滅（勝）。方孝孺的”勝國”是動賓詞組，勝是動詞，而不是專指某朝，黃溍曾用仁義之師強調元滅宋的正當性，可說是宋之所以獨為元的勝國所由，方孝孺則認為，仁義之師是較低的層次，更高的境界是道德之師，似乎又回到哲學層面的討論了。
總之，勝國的詞彙史發展，是一條串起元修《三史》至明修《元史》的線，至少承載著晚元到明初同脈相承的士人意念。勝國之用，從一開始帶有幾許偶然，最終成為宋朝的專稱，明滅元之後又成為元的專稱，成為正統論之下，宋元明之統的表現處之一。清朝入主，再次以明為勝國，使”勝國”之用形同元明清的特色，也顯現華夷相代之規律的影響。詞彙本身本來沒有太多特殊性，但因用者、所用之處、所用之時，承載了意料之外的作用與意義。（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作者：洪麗珠，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本文為四川大學引進人才科研啟動經費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代碼：YJ201716，經費編號：20822041A4203）。初稿提交於2015年12月10-11日南港中研院舉辦之”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修改期間承史語所副研究員陳雯怡、台灣科技部”近世士人與社會”標竿計劃成員、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10-20世紀的中國社會與文化”討論會成員諸多賜正，並蒙匿名審查學者指正，獲益良多。謹此一併致謝。
来源：《文史》2018年2期。原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