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关于中国“朝贡体系”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朝贡体系”这一概念的发明人，是哈佛大学教授、近现代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朝贡体系”的说法，是在他和华裔汉学家邓嗣禹合作的论文《论清代的的朝贡制度》中最早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 “朝贡制度（the tributary system）曾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传统关系的主要形态，进而成为近代以前中国为中心之整个东亚地区的一种基本国际关系形态。”它的主要特点是：
1，中原超越“四夷”依靠的是先进的文化基础——儒家思想与文化，而不仅仅是政治基础;
2，在外国贡使心目中，朝贡的实质只是贸易而已。
3，中国通过朝贡在经济上并不能获得实际的利益，其目的在于: “一是为了显示帝国的慷慨，二是为了用一种合适的方式继续维持四夷对中国的服从。”（这一方面他们沿用了蒋廷黻的观点）
4，朝贡制度就是古代中国的外交制度。
费正清和邓嗣禹的研究，为中国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本文选自壹嘉即将出版的新书《东学西渐》（有删节），从中可见费正清与邓嗣禹及其他中国学者在学术上的密切合作，他的学术成就，包括“朝贡体系”的提出，与此紧密相关。
初识北平成知已
1928年秋，当时正在哈佛大学学习的费正清接受国际政治学教授韦伯斯特的建议，开始从事中西方关系史新领域的研究工作。1929年，费正清前往牛津大学深造，师从历史学教授马士，也正是在这时，他决定把毕生精力投入到近现代中国及中西方关系史的研究。
费正清和费蔚梅在北京四合院的婚礼
要利用中文资料就必须学习汉语。1932年2月，费正清来到中国，居住了将近四年，在这里他与费慰梅（Wilma Cannon）结婚。最初，他在清华大学进修时，把全部的工作时间都用在了语言学习上。为了更快地通过语言关，他徜徉于北京的街道与市场中，并广泛接触中国学生和各界人士，学会了基本的汉语会话。1935年，他结识了时任燕大史学研究所讲师、《史学年报》主编邓嗣禹，两人在日后成为师生与多年的合作伙伴。
燕京时期的邓嗣禹
邓嗣禹，字持宇，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32年任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主席。在硕士导师洪业的指导下，他先后编纂、出版了《〈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1934）、《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1935）。这些书目为费正清查找中文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评价与记载：
哈佛燕京学社之所以成功，部分地在于洪煨莲（洪业）教授和其他人士的工作。譬如说，他们在燕京时编制了一套汉学引得（Index）丛刊，为大部分中国经典和人物传记提供了原文重要词语的检索。
……
1935年，我结识了燕京大学一位年轻而富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文献目录学家邓嗣禹，他刚好与我同年，手头有无数中文参考著作。比我早2年到达中国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与邓嗣禹合作编写了一部不朽的近代著作《中国参考著作叙录》（1936年）。
毕乃德也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到燕京大学作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在中国与邓嗣禹相识。两人在合作出版《中国参考著作叙录》一书时，正好都是30岁的年轻学者。该书后来曾于1950年、1969年、197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多次再版。
中西合作出精品
1937年7月，邓嗣禹接受燕大同学房兆楹邀请，辞去燕大教职，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由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博士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1644-1912）的编纂工作。费正清也参加了编写工作。邓嗣禹负责编写33位太平天国时期正反两方面人物的传记，其中有三位作为反面人物的清朝官员（徐广缙、怡良、穆彰阿）的传记就是他与费正清两人共同完成的。
《清代名人传略》
在恒慕义博士的领导下参与编写《清代名人传略》的工作，让费正清与邓嗣禹有了第一次合作的机会，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友谊。
1938年，邓嗣禹获得了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学业优秀，1939年他再次获得燕京学社奖学金，并利用课余时间与费正清合作撰写了《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On theTransmission of Ch’ing Documents”）的论文，此文于当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4卷第1期上。1940年和1941年期间，两人又合作撰写了《清朝文件的种类及其使用》（“On the Types and Uses of Ch’ingDocuments”）及《论清代的朝贡制度》（“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先后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5卷第1期和第6卷第2期上。后来，这三篇论文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清代行政管理：三种研究》（Ch’ing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人们通过《清代行政管理》一书所提供的资料，就能够看到清王朝统治机构的运转情况，如分布广泛的邮政、盐税、经由大运河供应北京的漕粮运输、防止黄河泛滥的治理部门与关税系统等。其中关于清朝公文的两篇文章，通过对《筹办夷务始末》各类文件进行分类，集中研究了联结北京和各省市的邮政体系，并以注明准确时间的公文为实例，绘制出了一张表明种类公文由地方送至北京所需时间图表，由此推断出其他公文的具体时间，从而对清政府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详细的研究。
哈佛时期的邓嗣禹
陈君静在《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一书中写道：“费正清与邓嗣禹合作出版的《清代行政管理》一书，不仅证实了《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材料的价值，而且还扫除了美国学者考察中外关系问题的一些障碍，使他们懂得如何通过中文材料来窥探清朝各种社会制度的动作模式。”
《论清代的朝贡制度》是费正清一直以来所关注的朝贡制度这一主题的初步成果。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虽然此文的完成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之多，但今天研读起来，其中关于朝贡制度的理论阐释及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仍然可有力推动当今朝贡制度研究领域向深度发展，对目前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王志强：《西方朝贡制度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山东师范大学李云泉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再论清代朝贡体制》开篇指出：“自1941年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与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合作发表《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一文以来，其学术观点长期左右欧美、日、韩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费正清、邓嗣禹合著的《清代的行政管理：三种研究》，
《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一文即收入此书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国际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身，曾邀请邓嗣禹、杨联升、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他整理清代史料，并合作出版了多篇论文。
1949年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最早开设“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课程时，邀请邓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学讲授该课程。在任教期间，两人再次合作，共同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两本书。
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中，费正清与邓嗣禹首次提出“冲击－反应”理论，他们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历史是皇朝的循环，中国社会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西方国家来到中国，对“停滞不前”的中国产生了冲击，面对冲击，中国作出了反应，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传统习惯、政治制度都出现了改变，开始“走向近代”。“传统－近代”模式大体可以概括为：欧美近代工业社会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楷模或必然趋势，在西方入侵前，中国是一个凝滞的传统社会，只有在西方影响下，中国才能沿着西方走过的路发展。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虽然在此书出版后，一些学者曾提出过不同的观点，费正清与邓嗣禹在之后的再版过程中，也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过多次修改与补充，但“冲击－反应”理论的观点却依然保留在书中。
对于这段经历，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由于我在1938—1941年间的合作者邓嗣禹再次来到哈佛作为期一年的战后进修，我们便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通力合作，于1950年拿出了一部厚厚的《1839～1923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1839-1923）的油印稿，全书共有65篇重要的文献。邓先生起草了其中的大部分译稿，并汇编了我编写的有关作者的大部分资料。接着我又写了书的最后文本，以把这些文献材料连成一体。这个文本经过我的同事们的逐一修订，又使我得到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晚年费正清
1964年，邓嗣禹与费正清又再次合作，发表了《中国的外交传统》（“The Chinese Tradition ofDiplomacy”）论文。邓嗣禹因此成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中，与费正清合作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留美学者。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1964年期间，两人先后合作发表的著作、论文就有六篇之多。
破冰之旅与晚年的回忆
1972年2月，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5月份，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邓嗣禹随同费正清一行共六人，作为中美两国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如果说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和考察了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那么，邓嗣禹作为他的助手与长期的合作伙伴，无疑对费正清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帮助和贡献。可以说，两人长达五十多年的合作及其成果，是中美两国学术界合作的经典范例和最好见证。
彭靖著《东学西渐》将在9月出版，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