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按我个人的看法，今天关于移民史研究的问题意识，都没有超出，甚至远没有达到县志这段话的作者的程度。这段话又说:“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即使很多人迁到南方去了，这个攀附的毛病还保留下来。比如说现在的客家人，都说来自中原;福建的几个大姓，也都溯源到中原。按作者的口气，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些说法就是事实，而是以之为攀附之风的表现。
接下来，这个作者口风一转，说“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当然这句话里的“异类”这个词有点贬义，我们今天不能这么说，但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指唐末以来，特别是宋、元以来，很多北方的族群进入到中原，造成了北方历史的一大变局。在这个时期，“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付兵燹”，与南方形成对比。他的意思是说，族群变复杂了，战乱又把谱系搞乱了，就是想像南方那样攀附也做不到。直到清代中叶，开始讲究敬宗收族，但关于祖先的事情已经说不清了，于是民间关于洪洞的说法就越来越正式了。
这个作者讲到的所有有关的重要问题的时间，我通常称之为对某一地区来讲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时刻”（historic moment），包括清中叶宗族复兴等等，都非常清楚，非常准确，只是他没有讲具体原因或者背后隐藏的具体故事就是了。他很有历史感，不像今天很多人说到宗族的时候，把它追溯得很久远，好像很早就有很多人在做宗族。他就是讲敬宗收族这一套在社会上是从清代中叶才慢慢多起来的，他没有被少数几个倡导搞宗族的名人士大夫的几段话骗倒。另外他所说的“异类逼处”可能不仅仅指金、元以来的情况，甚至可能包括更早的时段，从十六国以来，至少是唐宋以来。作者暗示，要想理解为何人们选择讲洪洞的故事，为何讲到自己祖先的时候说不清楚，其中就有这个族群的因素。
不管是什么因素，不管这里牵扯族群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这个例子还说明我们做明清史研究没办法回避对宋、元历史的追溯。这样的追溯就是“连续递进”方法的结果，几乎是不得已的，自然而然的。在珠江三角洲也有同样的例子。明末清初广东的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中写了一段话:“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这段话说，我们广东人（其实他所说的广东人不是全部广东人，是指珠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广东人）的祖先多是从南雄珠玑巷迁过来的。因为北宋首都汴梁的祥符有个地方叫做珠玑巷，靖康南渡的时候，诸朝臣最南走到粤北的南雄，为了不忘祖宗的地方，所以也把他们所到之地叫作珠玑巷。这段话其实说得不清不楚，屈大均提到祥符，表示这个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北宋灭亡后的靖康南渡，但朝廷到了临安，怎么会“入岭”呢?朝臣“从驾入岭”应该是南宋末躲避元军吧。当然在民间还有很多传说，讲南宋宫廷里的胡妃或者苏妃到南雄珠玑巷避难的故事，后来官兵追来，那里的人就继续逃往珠江三角洲。
《广东新语》
对这个写在大批广东族谱里的故事，按现一些研究华南的学者的解释，实际上是因明初时入籍问题所引起的。一些原本不在国家户籍系统里的人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之后，要取得合法的身份，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并且获得随着入籍而来的一系列利益，便制造出来这么一个关于祖先来源的传说。实际上，很多通过这个祖先故事证明自己有中原血统的人，其实就是本地的疍民，或者是被垛籍为军的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需要对明清以前的历史投放关注。
清明上河图（局部）
作者认为，持“唐宋变革期”和“帝制晚期”这两种观点的学者并没有很好地思考这两大“变迁”之间的关系，后者尤其认为明中后期以降的变迁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是量上的，也是质上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主要经济动力始自宋代，或者认为明清的发展是唐宋发展的继续（比如伊懋可的《中国历史的模式》，1973年）。无论如何，作者似乎主要是反对把这个阶段看作是“黑暗时代”（dark ages），而是力图证明这近四个世纪的变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的发展进程中都有利于唐宋变革的趋势向明清延伸。
此书出版后，产生了一些反响，也有不同意见。罗祎楠认为，该书并未超过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他既质疑了唐宋以来国家控制力减弱而地方精英力量增强的观点，也质疑了以江南的区域性发展作为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之代表的做法，顺便也对区域性研究表示了审慎的保留态度。但罗氏似乎应该注意到二者有一个也许不太明显的区别，即郝若贝讨论的时间范围是750年到1550年，大约从唐代安史之乱到明嘉靖“庚戌之变”前后，而《宋元明变迁》一书却是以南宋为起点的。这说明，南北宋之交是被该书编者视为一个重要的断裂点的，或者至少是“唐宋变革期”的终点，从此以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郝若贝似乎是把唐中叶以后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发展的历史序列。
北宋疆域图
另外，在《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中，收有台湾“中研院”萧启庆院士的一讲。他这一讲，题目是《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其内容主要就是质疑美国学者编的这本书，其主要观点基本上是坚持传统的看法，就是在两宋之际，金，特别是蒙古人进来以后，对中国北方破坏比较厉害。他认为，在“唐宋变革”与“明清变革”之间，是断裂而非连续的时代，而这一特点正“是由于金、元等征服王朝的介入”。他认为李伯重所指出的江南此时期的持续发展不过只是江南一地的情况而已，而北方则大异其趣。“征服王朝的统治却为全国社会，尤其是北方带回了几许中古风貌，中国近世社会的进展因而受到甚大的延宕。”
对《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一书，萧先生指出其“对征服王朝及北方社会注意不足”，随即又指出一个普遍性的缺憾，“即是南北两方现存史料与相关研究之多寡非常不平衡。有关辽、金两代及元代北方的史籍、文集、方志远少于南方，以至研究北方区域历史者往往因资料欠缺而裹足不前。”
这就等于把问题重新提出来，就是怎样评估这个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像萧启庆院士以及其他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就是对金、元时期的华北地区，整个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实际上研究甚少。但是问题毕竟还是需要提出来，即使是假设，即使没有定论，也可以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不过在提出问题的时候，以往有些历史观念是需要调整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北宋时期的疆域图，它清楚地表现出这一时期各个政权版图的情况。过去我们常说南宋是偏安的，而北宋还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但实际上北宋的版图并不比南宋大太多。与元、清以及现在的中国版图比相差很大。我展示地图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了解北宋或者南宋这么大一块地方，表示我们对地图上呈现的全部地域都了解了;或者说，通常我们的头脑里有一个中国的概念，但这个中国究竟是今天的中国还是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在脑子里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也就是说，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现在的中国并不等同于历史时期的中国，而是以为北宋或者南宋就能代表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或者现实意义上的中国。因此，我们需要扭转一种观念，就是用宋人的眼光来看待、用宋人的材料来说明所谓的中国，因为这种眼光或者材料只能说明宋，而不能说明别的地方。而当时的北宋或者南宋，就是东南角那么小的一块地方。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是以两宋为主导的，以它们为基本取向，来审视、判别、褒贬其他地方，或者来概括整体，显然是容易失之偏颇的。
元代疆域图
同样，只是从地图上观察就可以知道，元代和刚才我们看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元代的版图到了很北边，到了巴尔喀什湖以北，到了很多现在已经不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地方，此外还向西南大大扩展。只有西北角，也就是现在新疆这块地方没有被划在元帝国的版图之内，是察哈台汗国。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在这样一种大版图的空间中去感知历史，而不是在南宋或在现代中国的版图中看。要在这样一个版图的视野下去审视这个版图内部的不同地方，看这些不同的地方如何在一个大版图里面发生具有崭新意义的联系。这两幅地图告诉我们一大一小两个观察历史的角度，但反思的问题，反思的史观都是相同的。看了这些地图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研究明清史，却要去关注宋元?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即试图观察宋元明之连续性的学者，大多是从对唐宋的思考历时性地向下推演他们的思考的，与之相较，很少有关注明清史的学者向上回溯宋元的历史及其与明清的关系。这可能是历史叙事的习惯使然，因为故事都是从前向后讲，逆时序的逻辑很容易使叙事变得混乱。人们对历史的回顾是逆时序的，但把历史讲述出来又必须是顺时序的。
但原因也可能不仅如此。在王朝史的叙事中，元朝与宋朝是截然对立的，这不仅是因为元灭亡了南宋，本质上还是因为元是蒙古人的政权，与南宋的汉人政权不同，所以元末民变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相号召，而实际上此时期在贫富方面这两个地区正好可以调过来概括。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明朝与元朝也是截然断裂的。葛兆光已经提到，虽然已有研究说明，元明之间并无民族革命之色彩，倡导华夷之防是明中叶以后边患日大的结果，但还是可以看出明太祖建国后重建汉人传统的努力。事实确乎如此。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元明之间许多制度上的连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看到朱元璋在反复强调“一反胡元之政”，无论在礼制建设还是重典治国的问题上，元朝的弊政始终是他挂在嘴边的靶子。这种现象不仅不自相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延续元朝的制度是为了统治初期的稳固，强调自己推翻元朝的合法性也是为了统治的稳固。此外，革命史叙事也为这一界限的划分推波助澜———元朝是被元末农民战争倾覆的，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应该不同于旧王朝，这样的改朝换代与军阀混战造就的新王朝是不同的。
元大都
带着这样的视角回到北方，我想强调的是两宋之交和明清之际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这就是为什么要想很好地理解明清就要很好地了解宋元的道理所在，也是我们今后与前辈学者就宋、金、元进行讨论的基础。明代中叶在北方兴起的民间宗教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不仅在清代影响很大，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代，但如果局限于明清是无法很好理解的。清初满洲人以少数兵力一举征服华北，人们一直在寻求原因，但如果仅限于明末清初的史事也不能给予圆满的解释。
两宋之交之所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是因为此时期出现了北方历史上的一次大转折。《宋元明变迁》一书的作者为什么采用南宋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段的起点?这以后有怎样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又怎样与明清的历史连接起来?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江南地区的发展，理由是江南是中国唯一免受战争破坏的地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宋元明变迁视为走向江南的地方化，因为江南表现了唐宋变革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走向”。我理解作者的意思并非像评论者以为的那样，试图以江南一隅代表整个中国，而是说唐宋变革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江南地位的凸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正如陈正祥所论，这个过程由“永嘉南渡”启动，经“安史之乱”后的推进，至“靖康之变”后形成定局，南宋偏安的压力更促成了东南沿海的发展，使后者渐成中国最发达区域，次第由中部到西部，发展水平渐低，这一格局在明清时期已几与今日无差。讨论江南和作为时代起点的南宋，意义即在于此。
永嘉南渡
由此，江南地位的凸显与农牧关系的紧张化产生了直接的联系。该书之所以强调南宋的开端意义，在于强调草原帝国或游牧政权南下扩张的影响。在五代与北宋时期，契丹、西夏和金先后在北方与宋对峙，最后金灭宋，其后一方面可依中原政权的立场将其理解为南宋与金划江而治，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北方民族政权将华北变成了它版图的一部分。显然，两宋统治者都无力解决这样一种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金解决了一部分，元朝则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据有原来宋、金的版图，而且据有了西南的大理，与青藏政权的关系也更密切。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完全是元继承了宋的正统，更毋宁说元缔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具有草原帝国意义的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元把这份遗产留给了明，只是这份家业在明的手中略有萎缩，而到清才得到发扬光大。
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或许是个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所谓北京成为都城的历史，是从辽南京或者金中都开始的，也许辽南京只是雏形，因为它只是契丹人同等重要的几个都城之一，不具有至高的地位，而金中都则不同。随后就是蒙古人的元大都。但也许很少有人反过来想，没有这些北方的草原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强盛，究竟还会不会有北京?也许北京就永远是被称为燕、蓟或者幽州的北方边城。甚至明朝在永乐以后亦以北京为都城，也是拜元朝所赐，因为没有蒙古的问题，也就不会有“塞王”守边，不会有燕王建邸于此，当然也没有这个都城的基础。而所有人都应该清楚，北京成为帝国都城给近800年的中国历史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所以，我把这件事称为近800年来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化。草原民族造就的都城，其影响绝不仅在于对华北乃至更南部的影响，还在于这些民族的生存空间在更西、更北。这就是把这一变迁时期的开端定于两宋之交，并一直延伸入明的道理所在。有论者以为《宋元明变迁》一书的编者“忽视了北部中国的情况”，虽意在强调对中国北方的研究亟待加强，但恰恰没有意识到这正是这一时段在北方的历史脉络，认识北方在这一时段的某种连续性，并不需要与讨论江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路数同出一辙。同时，如前所述，理解此时期江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并形成经济—文化繁荣的核心区域，离开草原民族“南下牧马”，恐怕也会失之偏颇。
金中都复原模型
以上意见有几层意思。第一，草原民族的兴起是从唐中后期开始的，辽、金、元的南下趋势不能只从北宋算起，甚至还有可能是北朝和隋时期的内亚和东亚历史运动的余绪。这场运动与所谓“唐宋变革”诸面向的关系有多密切，恐怕还不是可以遽下结论的事。第二，自宋至明是否就缺乏了连续性，从上述运动来看就未必可以证实。我看这一连续性不仅进入了明代，甚至进入了清代和当代。诚如萧先生强调的前提，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经济已露疲态，这个趋势的开始显然不应算在金、元头上，而且继续显现于明清。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连续性表现为另外的特点，不能完全用与江南或华南相同的标准去衡量。第三，对金、元华北社会的判断恐怕要基于更为丰富的材料。现有的估计，以萧先生文中所示，农业亩产并不低于南宋，破坏是因灾害和战乱，而所谓猛安谋克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都语焉不详;冶铁的情况究竟如何，也还缺乏史料证明;至于北方人口顿减，除了战争的原因外，尚未可知是否对脱籍人口给予了足够的估计;而在这里是否复成“族群等级社会”，亦需分析证明。此外，如何超越这样一些指标，对这一地区进行新的考虑，是我们面对的更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