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箫白 | 海盗与东亚世界： 以近年来港澳地区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为中心

澳门会议的发表论文可以粗略分为“海盗与地缘政治”及“海盗与社会经济”两组，各主题又分别收录四篇论文。在前一组中，先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南亚史家Sebastian R. Prange关于前近代印度洋海洋暴力和地缘竞争的讨论。作者力图反驳学界陈见，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检审，提出在欧洲势力进入以前，南亚海域早在西元10世纪便已是环印度洋诸势力政治角力和军事争霸的场域，欧洲人仅仅是地缘竞争“牌局”的迟到者（late participant）。其后两位全球史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Peter Borschberg与伦敦大学Simon Layton分别叙述了荷兰和英国以商业帝国的形式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扩张进程。前者关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如何从自卫姿态（self-defense）向掠夺扩张姿态转换。作者认为是东南亚海域的在地政治与商贸语境，而非远在欧洲的组织总部章程刺激并形塑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度性改革及外交策略调整，以利于公司的在地经营和经济扩张。Layton文章则关注了18至19世纪早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行径。传统认为，英国凭藉武力实现的领土侵略使得多数印度在地统治集团臣服于殖民帝国的淫威之下，本文则提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洋经贸战略协助完成了英国的在地扩张。本组论文中的最后一篇关注清代初期的海禁政策，作者为罗彻斯特大学Dahpon David Ho。文章认为，海禁并非仅仅是针对来自郑氏威胁的坚壁清野手段，其中更蕴含了清政府重新统合帝国主权、规整滨海社会边缘族群的深层次动因。换言之，清初的“清海”政策并非面对海外威胁而被动进行的策略调整，相反，清帝国以地缘竞争为契机，完成了朝代更迭之后“国家”主动进入“地方社会”的任务。

“澳门会议”的“海盗与社会经济”主题同样收录了四篇论文。先有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Michael Pearson提出了具有相当挑战性的反问：海盗真的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吗？通过对比海商们因季风误期、导航偏差以及自然灾害所受到的经济损失，作者认为海盗们对海上贸易造成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那么既然如此，为何今人对海盗的想像如此可怖呢？安乐博的论文揭示了此一文化记忆的内在动因，即海盗群体通过策略性的舆论宣传，建构出自身嗜血、残暴甚至歇斯底里的骇人形象，只为迫使海商承认他们的海上霸权，从而建立一套可持续的海洋生存逻辑。甚至，相当多的沿海社群与海盗集团唇齿相依，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亦助力海盗规训海洋秩序，两者的合作程度其实远超我们的想像。同样供职于澳大利亚，来自莫纳什大学的Adam Clulow便撰文论述了存在于日本军阀与海盗之间的互惠关系。针对一般理解中将海盗划分为的三种类型：劫掠型、商业型、官方赞助型，Clulow的个案研究提出了第四种模型，即融合二、三两类的半商业——半官方海盗行为。在这个层面上，Clulow也揭示了海盗与陆地居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合作。类似主题者尚有香港大学Charles Wheeler关于明遗民介入18世纪越南政治斗争的讨论。作者发现，在18世纪晚期的一次越南国内叛乱中，一批中国海盗发挥的作用尚未为学界所足够认识。Wheeler进而发现这些中国海盗的另一身份其实是逃亡南海的明代遗民。在这个层面上，海盗勾连了17、18世纪的东亚世界，而由他们的积极活动所见，其时的中越关系远比先前想像得复杂。

去欧洲中心论之外，本次会议的理论反思尚关涉“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与“理性暴力”（rationality of violence）。传统研究对“海盗”（piracy）概念的理解较为单一，仅仅指代海盗人群（group of pirates）。然而由本次会议多篇论文可见，英文中的Piracy一词亦可指代一种集体行为，而“国家”或“商业组织”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具备“海盗”特性。如Simon Layton文章便描摹了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扩张进程中如何利用“海盗”逻辑来形塑帝国主权，Peter Borschberg也考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通过对“海盗”策略的借鉴，逐步完成其在亚洲海域商贸竞争中的称霸过程。Dahpon David Ho更直陈台湾郑氏帝国的亦商亦盗性质。Sebastian R. Prange则描绘了印度洋政权争夺海权时的“类海盗”暴力行径。如此，则本次会议的一大理论聚焦便是质疑“国家”与“海盗”之间的二元对立，“海盗”不再必然扮演“反国家”的对抗性角色，相反，“国家”在对外扩张和地缘竞争的过程中，反而相当程度上借用了“海盗”的逻辑，通过行施暴力、掠夺和怖吓来建构国家主权。同时，“海盗”与“国家”之间亦多存在合作关系，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担任“海盗”的赞助人，凭藉“海盗”以实践对外掠夺，或以打击“海盗”的名义完成社会整合。在这个层面上，“海盗”研究的外延和适用范畴得到了大大的拓展。

与此同时，这次会议报告中另一让人耳目一新的框架更新在于对海盗“理性暴力”的强调。以劫掠为生的海盗需要以定量的劫掠目标来维持生计，但过度的掠夺又可能导致海商的刻意躲避或加强武装，严重时甚至会引起沿岸国家的武力清剿，因此，如何在其中寻求平衡，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海盗赖以为生的生存逻辑。安乐博的论文就从海盗形象的文化建构这一角度加以诠释。凭藉渲染自身的暴力倾向及宣称对抵抗的血腥惩罚，海盗力图避免诉诸武力，通过最小化装备、人员损失而最大化经济利益，尝试规训海上贸易，以“理性的暴力”定义海洋秩序。在这样的实践逻辑下，海商也愿意与海盗合作，以少量的经济支出保障安全。甚至在特定情况下，一如Charles Wheeler及Adam Clulow文章所示，海商也会转变为海盗并参与海洋暴力，这便对传统意义上“海商”“海盗”二元对立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澳门会议”将“东亚海盗”议题置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考察，意图与国际同行展开对话，其中产生的范式反思尤有启发。五年以后的“香港会议”，多少亦可见这一学科发展脉络对中国史、东亚史学界产生的影响。

“16—19世纪东亚的海上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的“香港会议”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办，台湾故宫博物院与香港海事博物馆协办。会议广泛深入探讨了前近代东亚海上世界的各种崭新议题，展现了海盗、海商、海防与海洋知识等相关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学者二十余人，共提交论文18篇，在会议规模、讨论细节方面超过“澳门会议”，亦在多方面与之呼应。本文择取其中与“海盗”议题相关者加以讨论。

东南亚海域海盗群体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讨论内容之一。张保仔是清中期活跃在中国闽粤及南海海域的知名海盗头目，本次会议关于该人的报告有两个。香港珠海学院的萧国健细密爬梳了张保仔相关史料及散布各处的历史遗迹与民间传说，勾勒了他从发迹到受降，从个人品德到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线索。而澳门大学的安乐博则着眼于这位知名海盗形象的文化建构过程。他的报告涵盖了从传统时期到近代甚至当代对张保仔的文化消费，考察了文化符号逐步衍生、丰富及嬗变的历史进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丁荷生（Kenneth Dean）从南洋海盗林道干的个案着手，讨论了民间信仰祠庙之于开展商贸网路的重要性，并从中看到离散族群嵌入地方社会的多种面向。海盗掀起的海上风云当然无法脱离陆地社会的参与，中山大学杨培娜的报告便诉说了一批粤东豪强组成的武装集团，如何在明清鼎革之际纷繁复杂的时局当中，参与到海陆社会的利益分成和势力划界中去。

与海盗活动相应，明清国家海防与军事亦是会议与会者热切关注的议题。澳门大学汤开建、周孝雷讨论了16世纪中叶澳门开埠之初葡萄牙人对三次海盗活动的处理方式。在剿灭海盗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葡人除却保障自身安全以外，还表现出通过讨好明廷而获取长期居留权的意图。面对16世纪以来的海盗频发，明清“国家”如何应对？卢正恒和李其霖的文章对此予以关注。先有来自艾默里大学的卢正恒关注明中期以后的三次海盗活跃期——嘉靖中、嘉靖末万历初以及万历末年，海盗的人员组成、海盗潮的发生原因及主要活跃地域产生了何种变化，而明廷又如何不断调整战术战略甚至国家政策以期对抗。再有台湾淡江大学李其霖考察了清前期的海防策略。以福建水师提督为中心，他细密爬梳了清代水师的用人策略，检审清廷如何逐步消弭郑氏势力在东南沿海官军中的影响。

前文已述，活跃在海上的人群常常亦盗亦商。关于海商群体和海上经贸，先有暨南大学钱江对马六甲商贸网路的考察。16世纪以降，马六甲成为南中国海区域贸易的中心，“马六甲贸易圈”囊括了马来—印尼群岛贸易网络、马六甲与中国华南沿海地区贸易通道以及马来半岛以西与印度洋贸易圈交汇的部分，华人海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钱文利用中文历史文献、马来人传说、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及葡萄牙人记述，描述了中国商贾在马六甲的贸易活动东及华商在当地的侨居社区，同时探讨了南中国海诸种贸易模式及其影响。香港海事博物馆的Bill Jeffery则利用了另一种“文献”——水下考古材料，尝试还原古代中国与坦桑尼亚之间的贸易往来。作者通过跨地域合作，组织开展了大量水下考古工作，通过对沉船的发现以及瓷器、钱币等水下遗物的打捞与研究，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历宋元明直至清的层累的历史场景。

厦门大学的郑振满和张侃分别讨论了闽人在东亚海洋世界中的角色。郑振满关于福建“水上人”的报告凸显了明代海禁政策对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社会的影响。作为“以海为田”的水上人，如何利用朝廷政策取得身份的合法性和利益的最大化？郑文主要依据地方文献，考查了明代福建水上人的生存环境与生计模式，探讨了河泊所与渔课米、澳甲与渔兵、海商与海盗的相互关系。张侃则关注史籍中对闽商的“污名化”现象。闽商是参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主要华商群体，围绕保存大量闽商在粤生活细节的《盟水斋存牍》，张文认为因为入澳贸易存在大量限制，闽商常常违禁交易，甚至非法参与葡萄牙人开辟的贸易路线。因此多遭到官吏、士绅、地方代理商人的勒索，迫使闽商采用诸如诉讼、贿赂等等手段予以打点，从而逐步遭到“污名化”。

相较而言，“香港会议”因为与会者的学术背景，更多探讨的是中国史的相关议题，较少参与国际历史学界的理论对话。然而这并不影响会议提交论文的学术品质，恰恰相反，相当多的报告展现出极具延展性的挑战范式的潜力。例如钱江报告强调了闽粤华商对东南亚商贸网络的形塑和改造，通过描绘他们与欧洲势力在东南亚的经贸战争，钱文彰显了他跳脱区域史框架的全球史视野。Bill Jeffery的报告则展现了在进行海洋史研究时充分利用海洋考古资料的重要性。海洋史家往往抱怨文本资料的匮乏，却常常忽略了另一种理路——物质文化研究可以带来的益处。郑振满的报告则提醒我们在细化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不妨关注特定族群对于宏观历史的形塑。近代早期走向全球的闽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同一性的文化认同和行为逻辑？郑文无疑引出了一个让人相当兴奋的学术方向。

从“海盗史”到“全球史”

迩来欧美学界异军突起的“跨国别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正深刻影响着西方史家关注东亚、关注中国的视角和标准。海盗则因应其群体特质，作为先天的“跨国别”，甚至是“去国家标签”的一群人，受到学界愈加集中的关注。本文介绍的两次学术会议，虽然皆在中国举行，却因与会学者的学术背景，成为了观照学术界“西风东渐”与“冲击—回应”的一面镜子。

两次会议对国际史学界最直观的贡献在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去魅。报告充分显示，早在欧洲势力到来以前，前近代亚洲国家已和海洋产生多元联系，对海权亦具备足够重视。亚洲海盗亦与其大西洋、加勒比海“同行”一样，具有经济理性的“智慧”，他们就生存策略的考量别无二致。同时，两次会议皆展现了海盗与陆地国家之间频密而复杂的纠葛，两者的互动关系是检审前近代“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优质素材。此外，会议报告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世界史领域的“全球微观史”转向，即通过个体、族群或民间信仰，来考察宏观情境下的跨区域联系。充满机动性的海盗，无疑是这一类微观史的极佳关注对象。

白璧微瑕的是，尚有一些领域并未得到两次会议与会者的足够关注。比如女性议题。女性在海盗群体中并不陌生，如在关乎张保仔的历史记忆中，其妻子郑一嫂其实有相当多的戏份。在去儒家礼仪标签的海盗社会中，女性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议题。同时，家庭关系是联系海盗与陆地社会的重要纽带；因之产生的女性掠夺、人口贩卖、妓女等等议题亦值得关注。再比如移民问题，也尚待学界进一步发掘。东南亚闽粤移民社会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学术领域，诸如民间信仰、地方社会嵌入机制、离散族群等议题也已经得到学界的重视，海盗群体在其中发挥的，无疑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方向。除了上述两个议题，比较史学的视角也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一方面，如何建立东亚海盗与欧洲、美洲海盗之间的比较，他们与陆地社会的互动是否存在类似的机制，又是否产生自相似的动因，都是值得比较与深入探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同样具备高度机动性、以劫掠为主要生存模式的草原游牧民族是否与海盗群体存在可比性？他们的生存逻辑，季节性的掠夺行为或与定居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是否类似？国家的应对方式又有何不同？通过这样的比较，无疑可以深化目前的认识。最后，处理跨国别研究时，语言无疑是一个重要门槛。如何综合运用多语言、多类型的史料进行史实重构，依然是困扰学者的一大难题。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对话或许是相关议题走向纵深的必要路径。

本文原刊于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二期，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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