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摘译（1）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 [英]郑扬文（Zheng, Ya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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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扬文的这部鸿篇巨制，探索了自1483年至二十世纪这段历史时期中，鸦片消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的鸦片史发端于明朝中叶。鸦片最初是作为春药由附属番邦进贡给朝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鸦片逐渐流入民间，成为社会不同阶层的消遣用品，从此，鸦片消费开始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这部著作追溯500年来鸦片消费的历史踪迹，追寻是谁把鸦片带入中国，它又是怎样在中国传播，蔓延到了整个社会，以致无论贫富，普遍堕入吸食鸦片的恶习。书中汇集了大量生动史料，并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研究提供了鲜明和独特的视角，这部著作对诸如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东亚史以及整个中国研究等领域的学者而言，是值得关注的。

郑扬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于200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引言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鸦片问题是一个重大课题，这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和专著。但是，在有关鸦片战争和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即中国社会对鸦片消费形成巨大需求，其原因何在？吸食鸦片的主体是什么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造成鸦片在中国的蔓延？鸦片本身具有类似于烟酒茶的消遣休闲功能，但是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此。那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鸦片构建了中国复杂的病态文化？鸦片传入中国后的几百年中，传播之猛，简直是如火如荼。形成对照的是，在此期间，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却是茶和糖的流行和本土化。

鸦片的社会存在由来有自。但是历史学家尚未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角度去研究鸦片；他们也没有从消费入手解释鸦片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在鸦片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历史学家着眼于鸦片贸易，有的关注鸦片战争，有的则着重研究帝国主义与其他政治体制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鸦片历史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似乎只是战争史剧中无足轻重的一幕。而我的研究则不同。我所关注的问题，首先是鸦片由药用价值向消遣享受功能的转变。其次，当人们发现鸦片的消遣功能之后，为什么会迅速流行和蔓延。如果要对鸦片战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出充分的解释，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吸食鸦片的是些什么人，是什么时间什么原因使鸦片成为中国的忧患。本书介绍了鸦片的引进和吸食风气的形成的过程，对中国鸦片吸食和大量消费的成因做了初步的探索。

我之所以用传记体的方式研究鸦片，是因为正如阿琼•阿卜杜勒（Arjun Appadurai）和伊戈尔•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所说，“商品跟人一样，也是社会的存在”，换言之，它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史”1。作为商品，无论是住宅还是艺术品，它们都是独立于所有者的社会存在。我们关于鸦片的研究，从其本身的历史和所处的环境两方面展开。所谓鸦片社会生活，是对鸦片由最初的消遣作用，到后来转化为社会符号的历程的真实记录。之所以在考察商品流通时关注其形式的转化，是因为正如阿琼•阿卜杜勒（Arjun Appadurai）所说， “商品的价值体现于形式、功能和它们发生发展的轨迹。只有通过对这种轨迹的考察和研究，我们才能够解释和预测复杂生动的人类社会交易行为。”就鸦片的吸食而言，其社会含义是那些先行的消费者所赋予的。首先是士绅和官僚，他们的烟枪精雕细刻，奢华至极，甚至镶满了宝石。从奢侈的享受到不可或缺的毒品依赖，不同地位，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中国人赋予鸦片以不同的意义。

正如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指出的，人类学研究的发生学方法是革命性的。他以奴隶制度为例。最初的奴隶来自战俘，他们被视为非人化的个体，可以被当做商品交易，而到后来，当他（她）融入了主人的社会集团时，便又恢复了“人”的地位。奴隶受非人待遇的最初经历，标志着他们“从自然人的属性向商品属性的转移”。鸦片也同样经历了属性的转移，它从最初的药品，变成了后来的奢侈消遣用品。所谓消遣，“常常是一种满足人们新奇的欲望和需求的功能”。当鸦片于1483年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并没有明显体现这方面的功能，那时它只是一种源于草药的“用于催情的宫廷秘制丹药”。2鸦片的消遣功能是在鸦片而后的500年历史中形成的。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强调，“一个更具有理论色彩的史学著作，应该以必不可少的生活史资料为依据”。本书是一部有关鸦片的社会生活史。鸦片从明朝中叶开始，其最初形态是一种宫廷春药；到十八世纪这种昂贵的“洋货”或“舶来品”成为于士绅官僚精英阶层最流行的嗜好；至晚清和民国时期则更加泛滥，在大众中普遍流行。这些历史将告诉我们鸦片的消费者是什么人，是什么时间和什么原因导致了鸦片的流行和泛滥。这也有助于我们整合明清和民国时期经济特别是文化和社会的完整图景，从而也使我们了解鸦片消费文化的变迁和延续。

本书之所以选择文化的视角来考察鸦片，究其原因正如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曾经强调指出的，“任何事物，即使是最普通的事物也都体现着独创性和可选择性，都体现着一种文化。大量的知识和相应的价值观念总体上是依附于具体的事物对象的”。3对此，罗什以服装为例加以说明。“任何一件服装，无论就其本质而言，还是通过其中的细节，都在表达着许多含义。服饰具有社会交流的功能，因为每一个人的衣着打扮都与他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4同样的道理，其他的消费形式，包括鸦片吸食也具有类似的功能。罗什强调，这一点是应该从整体到局部都加以关注的。就吸食鸦片所配备的烟具及附件而言，不同的标识代表着不同的族群和家族，而不同的色彩、样式、质地以及所镶嵌珠宝的类型，则显示其属于不同的社会职业和不同的社会集团。罗什进一步指出：“对消费现象的历史研究，必须包括对需求的分析，因此必须分析需求的结构，消费者的类型，供应路径以及供给组织的分布。” 5 为了了解需求，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普通生活的构成”，换言之，就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或者说，“看上去似乎是没有什么历史的那些历史：包括物质生活和生物学意义上的行为、食物的历史性变化以及食品消费的历史。”6 就中国而言，吸食鸦片如同喝茶和饮酒，属于物质生活和生物学行为，同时也属于饮食史和消费文化史。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他在这部力作中对“品味鉴赏和文化消费的科学”进行了研究。7 布迪厄把这一科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和音乐的消费；我的研究将把这种科学方法的应用领域扩展至鸦片的消费。布迪厄认为品味鉴赏是“社会阶层的标志”，而消费是“以倾向性、自觉性、预谋性为特征，去满足有差异的社会需求的一种功能。”这样的定义，也适用于鸦片消费的早期先驱者，这些上层士绅和官僚，远在平民百姓对鸦片一无所知的时代，早就在吞云吐雾地享受着其中的乐趣。正是这些人，他们培植了鸦片吸食文化，并使鸦片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他们以鸦片作为自身的定位，使之区别于下层社会，并理所当然地显示着这种社会差别。布迪厄在分析美术和音乐作品的消费时指出“一件艺术品的魅力和趣味，只作用于那些具有文化素养的人，这好比密码的解读只能由密码设置者来完成。”8烟枪上镌刻着的古雅诗句，温文尔雅的青楼名媛的陪伴，这些条件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和象征，意味着吸食鸦片者的文化修养和鉴赏能力，他应该是那种具备了“解读能力”的精英。布迪厄号称“一只脚踏入马克思理论体系，另一只脚留在文化研究领域”。9 我们对鸦片的研究也接近于这样的方法。在明朝期间，鸦片是一项贵族化的奢侈消费。在十九世纪，鸦片才成为一种以满足烟瘾为目的的必需品。鸦片的故事体现着品味和差别，也显示着社会的政治关系和阶级构成。

有关消费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消费合作社：神话与结构》（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是一种语言”。10 作为后现代派社会学家的鲍德里亚，打破了“生产主义”的传统思维定势，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公德与社会关系组成的系统，又是交换的平台”。11 这一观点当然也适合于吸食鸦片的行为。用鸦片招待朋友、同事和客人的应酬方式，渗透着晚清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无论客人是否喜欢鸦片，主人为了“体面”（客气或时尚），都要用烟土来招待，这样便体现出了一种中国式的“社会公德”、“社会关系”和“交换平台”。由于人们对上流时尚的追求， 鸦片消费成为普遍的行为。消费本身固然是受个体支配的行为，但它同时也“服从于社会的控制和政治环境的评价”。12与此类似的有酒精特别是伏特加白酒的消费。鸦片消费是受社会评价影响的典型范例。当富人享用的时候，它是时尚和地位的象征；当穷人开始吸食的时候，便被视为堕落的标志，最后甚至演变为犯罪行为。当下层社会吸食鸦片造成明显的社会恶果的时候，则由掌握着话语权的士绅和官僚阶层则对鸦片消费作出重新定义。可见，消费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

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她的著作《有益的饮酒》中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类学观点。”13 她说，“同样是研究酒精滥用的问题，人类学家总是用自己的独特视角提出有趣的观点。”她认为医学界和社会学家夸大了饮酒的危害。正如德怀特•希思（Dwight Heath）所指出的，“在研究酒精和人类行为的交互关系时，即使是所谓的‘硬科学’专业人员也承认不能仅仅局限于生理和心理范畴，而必须连同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一起综合考虑。”14 在关于鸦片问题的研究中，我借鉴了这些有特色的人类学观点，因为饮酒与吸食鸦片具有明显的类似之处。“饮酒的实质是社会行为，是在一定的公认的社会情境中进行的”；这也适用于鸦片的吸食。15 关于消费的社会情境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著。大卫•克里斯汀（David Christian）在《生命之水》（Living Water）中指出，俄国革命前夕，伏特加在俄罗斯社会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托马斯•布雷南（Thomas Brennan）也有论述认为，在革命前的巴黎“饮酒具有正面作用”。而大卫•哈德曼（David Hardiman）则揭露，在殖民地时代的印度，饮酒行为中往往带有不同的政治意图。布雷南（Thomas Brennan）的著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对传统意识的挑战，号称“三件长袍”的神职人员、贵族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对酒馆文化的排斥态度无疑会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产生影响。16我的这部著作也将对“中国长袍”们的陈旧观念发起挑战。

黛博拉•卢培登（Deborah Lupton）关于饮食和消遣文化历史的观点对我们有更深刻的启示：“食物和饮食习惯以及偏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填肚皮’的问题”。17 就鸦片而言确实如此，吸食鸦片从来不仅仅是个“吃”的问题。卢培登认为：“饮食作为习惯和偏好不但受家庭影响，而且与一个人所属的社群息息相关。”她指出，鸦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往往是亲朋好友聚会时一起分享的一种休闲方式。食物是一种“终极‘消费’品”，鸦片也是如此。18  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发现一种称之为“麦当劳化”的现象，它指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商家会去迎合民众消费习惯的“最低公分母”。当吸食鸦片在晚清时期成为最底层大众的需求，而去迎合这种“最低公分母”的时候，这正是所谓“麦当劳化”的过程。彼特•阿特金斯（Peter Atkins）和伊恩•鲍勒（Ian Bowler）总结了近期以来食物研究的动态。机能主义学派强调饮食的“功利主义属性”，而结构学派则把关注点集中于“从深度和广度上探索形成饮食习惯的原因”以及饮食的品味审美如何受文化影响和受社会约束。”20 鸦片吸食在本质上固然有功利的属性，但也受社会文化的约束。结构机能主义学派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则对上述两派的观点有所兼收并蓄。道格拉斯认为，从本质上讲，进餐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将“摆脱对长时期来占主导地位的物质主义的‘生产导向’式社会学解释的依赖，转而采用一种着眼于消费和生活形态的学术框架，对吸食鸦片这一‘系统’加以剖析”。21 这正是我们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说，我们将从饮食历史和消费文化的角度对作为商品的鸦片和吸食鸦片的行为进行研究。

前面提到的所谓 “三件长袍”（指神职人员、贵族和自由职业者等）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吸食鸦片的资料，这对鸦片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人关于鸦片的记载，其资料多来自于宫廷和衙门，所以这些资料事实上总是带有禁欲主义和“政治正确”的色彩。这正如布雷南（Brennan）在评论十八世纪巴黎的公众饮酒和大众文化时所指出的：“关于平民大众生活的描述，往往来自于外部社会和社会上流阶层的记载。这样，精英阶层的观点就成为我们最容易获得和最大量的历史资料。”22 在这些精英阶层看来，底层社会的通俗文化和饮酒习俗“造成并标志着”下层社会的堕落，而酒馆则是“不幸和淫荡的象征”。23 十九世纪鸦片所受到的评价也同样如此。历史学家有意或无意地依赖于源自政府的信息，因此在对鸦片的批评上保持了具有官方色彩的偏见。不过，学术界和官僚阶层也不乏对于官方历史中存在的偏见的谨慎：“历史学家的信息资源来自三个方面：官方史、家族史和野史”。24 老一代汉学家也就此提出告诫：“中国历史是由官僚撰写并为官僚服务的”。25 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方史总是带有“浓重的伦理色彩和‘褒贬’意识”。

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我查阅了浩如烟海的野史和非官方著作及资料，包括中国人称为“笔记”、“杂记”的各色各样的资料，甚至包括色情书刊。通过这些资料，我对吸食鸦片的主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有了更多了解。例如，据《鹂砭轩质言》（[清]戴莲芬 撰》一书透漏，鸦片在清代嘉庆中期“已经成为遍及上层和下层官僚的一种嗜好”。学者和官僚，他们本身是早期引领鸦片消费的先锋，但是到1830年代，由于鸦片泛滥需要对之作出政治评价的时候，他们又成为鸦片恶习的定性者。“淫书”或色情书籍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如称为《画舫录》的书籍，就是一种专门介绍青楼名妓的著作。书中有对男女人物吸食鸦片情节描述，揭示了从清代中叶以来，鸦片消费如何借助性服务而蔓延为一种新的行业。这些书籍显示了民间资料的价值，揭示了历史的真相，补充了官方历史资料的不足。这些资料不仅读来饶有趣味，而且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坚定了我未来在浩瀚如海的中文史料中继续探索研究的信心。除此以外，另一类有价值的资料是出自晚清和民国初年宴请和婚宴的菜单。这些菜单显示，提供鸦片吸食是款待客人的一项很引人注目的项目。

本书记录了鸦片从其早期作为娱乐休闲项目到晚期成为某一种社会符号的演变过程。各章的内容分别考察了不同阶层对鸦片的享用或依赖。鸦片的消费从奢华的享受到成瘾和依赖性的必需品，经历了若干阶段，十五世纪是引进和转化阶段，十八世纪是普及阶段，1800年至1860年为城市化阶段，1861年至1911年为完全社会化阶段，最终在二十世纪衰落。

第一章追溯明朝时期的鸦片社会生活，在此期间鸦片实现了由药物向奢侈品的转换。鸦片最初由明朝的附庸国作为进贡品奉献给朝廷，供皇帝和嫔妃作为春药使用。这种由药物向性用品转换而来的属性，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之后。第二章关注的焦点是十七世纪。这一时期，中华帝国发生了改朝换代，烟草也在此期间完成了其本土化的转换。在这一章，我把鸦片置于更大的环境中，与烟草、鼻烟以及号称四大餐饮文化的茶、烹调、餐具和草药一并加以考察。正是明朝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有助于烟草和鸦片的消费，这一消费文化为鸦片的繁荣提供了最好的土壤。第三章是关于十八世纪的研究。在此期间，鸦片进入中国有两种途径，一是属国进贡，二是来自东南亚的旅居者和台湾复归后进入内地人士的携带。鸦片作为一种新的消费品融入了清王朝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并由文化精英和官僚阶层把鸦片带入了性消费领域。第四章对嘉庆年间（1799-1819）做了重点考察。鸦片在买办和腐败官僚的推动下完成了本土化的转换。在此期间，吸食鸦片从王公贵族向内宫宦官蔓延，接着是在士绅和官僚阶层扩散，而且进一步向社会大众和日常生活扩散。

第五章是对道光时上半期（1820-50）的研究。文化艺术界和官僚阶层的在欣赏和品味上的示范作用，使吸食鸦片在城市中心成为时尚。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吸食鸦片从上流社会扩散到中间阶层和下层社会。第六章讨论鸦片战争前夕（1839-42）对鸦片消费的政治定义。当上层文人吸食的时候，鸦片代表着文明和时尚，在穷人开始吸食以后，鸦片便成为社会问题，并招致禁令乃至引发了战争。而且由此所带来的政治性评述一直延续到现在。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被英国打败，是因为此前中国早已被鸦片征服。第七章研究1840年代和1850年代。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在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又遭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60）；这一段时间，由于走私猖獗加上种植和消费的本土化，使鸦片在中国广泛扩散。即使在战争期间，鸦片也依然是社会生活的引领因素。1860年，大烟馆甚至跟米店、茶馆等比肩并立。鸦片就像大米和茶叶一样成为中国人的日常消费品。第八章专写妇女的鸦片生活。直到清朝末年甚至更晚近时期，鸦片一直在娱乐部门保留着春药和性服务的功能。这种功能有助于富人打发无聊，也有助于穷人艰难度日。这种功能催生了青楼女子的另类生涯，也成为她们无法挣脱的有一道枷锁。

第九章详述鸦片催生的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对鸦片褒贬不一，有赞美，有谴责，也有客观的描述。伊芙琳•罗斯基（Evelyn Rawski）指出：“在文化传播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透过鸦片体会到语言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和传播机制。26 文学著作向我们展示了鸦片的普及和流行，以及在中国人心境中潜移默化的渗透和增长。第十章着眼于186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在此期间，鸦片已经彻底地社会化。对于劳苦大众中的“瘾君子”而言，它是赖以活命和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对于政治家，它是筹措资金的工具。它持续地吞噬着中国，但是也推动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变革；它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影响着亿万人口——从慈禧太后到男女百姓，都在享受它，屈从于它。第十一章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鸦片崇拜和鸦片文化，这时鸦片消费已经成为一种优雅的时尚和物质文明形态。人们趋之若鹜地追捧鸦片，甚至成为招待客人和亲朋好友聚会时分享的一道“美味”。鸦片已经成为一种正规的社交工具和交易品，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人们往往通过鸦片的分享获得相互之间的认同。事实上，鸦片最终竟然成为国际舞台上象征中国形象的符号。第十二章聚焦于二十世纪。在这期间，鸦片成为军阀、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以及日本侵略者争夺中国的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手段，谁控制了鸦片，谁就控制了中国。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代以来鸦片又以新的面目死灰复燃，它的幽灵正在中国游荡。

从春药演变为物质文化，从一般的社会性转化为政治经济特质，鸦片活跃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舞台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本书在讲述有关鸦片故事的同时，也探索了汉学研究方面的几个“黑洞”。第一，鸦片具有春药和性娱乐品的历史背景。尽管关于性交易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鸦片曾经是中国的“性娱乐品”，这还是第一次进入学术视野。第二，鸦片揭示了文化传播的机制。鸦片作为一种时尚的传播，遍及东南亚、中国、西欧和北美。这种跨语言，跨阶层和跨越大陆的文化专递机制有待更多的研究。第三，历史学家往往忽视了鸦片在内陆的传播。本书揭示了鸦片在内陆地区的运送和传布。第四，在史学界对复杂的明清经济的探索中，没有注意到“洋货热”即热衷于外国产品这样一个重要的消费趋势，例如檀香木、燕窝和自鸣钟以及之后的鸦片一样都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历史学家也没有关注到朝廷、士绅和官僚这些最早的“洋货”消费先驱。正是这些人向世人传递了有关洋货的“福音”，也是他们促成了对鸦片的需求。第五，许多历史学家受官方历史的影响，长期以来认为鸦片 “被中国上流社会深恶痛绝”。27 这就是鸦片消费所得到的政治性定论。

第六，鸦片造成的女性地位和环境的改变。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所论及的鸦片问题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中国妇女。第七，在鸦片的研究上，许多论者注重的是鸦片对于清朝晚期的毁灭性的破坏，但是很少从消费、商品和流行文化的角度去探讨这一课题。鸦片的破坏功能是一方面，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承受着压力和紧张的社会各阶层提供了缓解和逃避的功能。最后一个“黑洞”涉及到共产党。陈永发认为中共在延安时期种植鸦片是为了渡过经济危机。我将证明，其实是他们需要获得“鸦片管制权”。“如果鸦片没有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对明清时期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重要意义。”28 通过鸦片可以看到它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显著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在政治和宗亲方面的密切联系促进了鸦片的引进。但是，如果没有城市经济的市场推动和本土的消费文化，鸦片不可能在中国繁荣兴盛。中国人不但吸食鸦片，而且对这种外来的消遣方式给予了重新定义，使之植入了一般的消遣和性娱乐生活。明清两朝和民国时代为鸦片的入侵提供了最佳时机和最佳市场，使之融入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鸦片的中国化受到外部和内部两种力量的推动，是这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本《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算是抛砖引玉，中国历史学家必将超越中国中心观的旧框架，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