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勇 厉声 |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作者简介：冯建勇 厉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文章原刊《人文杂志》2018年第10期。注释删除，如需查看请阅原刊。

40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涌现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既是对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的深化及再开拓，也是对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及范式加以利用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是对中国边疆现实情势的因应。

追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之缘由，实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自由论争的空气更加浓厚，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边疆史地研究“非集中专门人力进行经常研究不为功”，至此，边疆研究领域人为设定的禁区开始被打破，一些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开始对一些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工作，并吸引了许多相关学科的学者和青年学者加入其中，进而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二是近些年来中国边疆地区及毗邻周边国家多事，边疆治理难题的内外因素叠加效应凸显，边疆研究者顺应时势，希冀透过对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为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视角与现实借鉴。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种理论的全部观点和结论应当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观察和研讨，要想完全理解现在，惟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同样，要理解一门学科的形成，也只有详细梳理它的学术发展史，才会变得可能。正是就此意义而言，梳理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思想史，可谓必要。以下，笔者拟就目前所掌握的难称全面的资料，对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学科构筑情形、重大理论问题、最新研究范式及学术前沿等问题作专题式的梳理与评述。

在梳理中国边疆学发展历程之前，一个问题不得不予以提出：多数学者将“边疆学”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学术概念来使用，但是对“边疆学”如何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与传播等基本史实，仍然需要进行认真的考察。根据娄贵品的研究，就目前所见，作为学术意义上的“边疆学”一词最早见于《殖边月刊》1933 年6月号，该期杂志编辑罗列了一批与边疆有关的书籍，称之为“边疆学图书一览”。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提出了“边疆学”的概念。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 年，杨成志提出要在国立中山大学设置“边疆学系”，希冀将“边疆学”建设成一门学科，然则未获批准。不过，总体来看，缘于改造边疆政治的现实需求，时人倾向于考察“边政”，遂有“边政学”之说，至于“边疆学”一词则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20世纪90年代以降，出于推进中国边疆研究的强烈愿望，“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开始被提出。1992年，邢玉林首次较为完整地探讨了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除阐述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必要性外，还探讨了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定义、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框架及其功能。1997年，马大正、刘逖亦呼吁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标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并将其视为“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稍后，马大正再次提出，21世纪的中国边疆学应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进行历史和现状的综合研究，“一是中国边疆研究应以中国边疆学来命名；二是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也包括自然科学的部分内容；三是中国边疆学要通过研究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进而全面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规律和探求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治国安邦之策”。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入拓展，本领域的诸多资深、前沿学者集体发声，呼吁构筑中国边疆学。

考察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历程，自然不容忽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引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前身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13年更为现名）的学术规划和学术贡献。自1983年成立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学科发展规划一直强调两个领域的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基础研究领域主要致力于从历史学的研究学科属性出发，着力于历代中国边疆治理、疆域构造、近代中国边界变迁、疆域理论等诸问题；应用研究则着重从维护当下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目标出发，使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等诸方法，开展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关系与区域稳定状况的调研。从中国边疆研究所三十余年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演进的轨迹来看，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一直被置于优先地位。1994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曾有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中心”的动议，希冀以更名为起点，进一步推动单位的学术工作和学科发展。1999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年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未来十年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可归结为：“一个出发点，二个服务，三个坚持。”这其中，“一个出发点”即是“为下个世纪完成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总目标努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2005年9月）提出：“十一五”期间，边疆中心将围绕学科建设和发展来开展工作，以完善中国边疆史地学科体系为核心，努力构筑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理论框架。具体来说，有关边疆学学科的构筑工作，包括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边疆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方法、边疆学的框架结构、边疆学的学科特点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同一时期编制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论证报告》（2005年9月）“学科建设”条目指出，“十五”期间，学术界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研究持续开展，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定拓展。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定位的讨论日益深化，并更加清晰；（2）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的讨论已不再停留在历史学或其他学科的单一层面，而是呈现出跨学科领域的思考。2013年，中国边疆研究所提出了“123战略”。这其中，“1”即以构建“中国边疆学”为中心，从边疆形势和边疆研究的实际出发，通过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进一步夯实构筑“中国边疆学”之基础。

21世纪以来，中国边疆研究进入厚积薄发的阶段，日渐成为显学，国内数所大学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一些期刊杂志以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为使命，开设“中国边疆学”学术专栏，吸引诸多学者投入该领域的研究当中；“边疆智库”建设亦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此间，一些边疆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术优长，分别创出了“边防学”“边疆政治学”“边疆安全学”等不同学术概念，并希冀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事实上，如果把“中国边疆学”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在它成长的早期，应该是只有一株笔直的树干，这就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然后，随着年轮的增长，它逐渐分成两个大树枝，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接着，伴随更多营养的摄入和滋润，两大树枝又分别生成许多丫枝，即“中国边疆史地学”“边防学”“边疆政治学”“边疆安全学”等诸学科分支。

尽管中国边疆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于一门从无到有的新兴学科而言，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之路仍然“道阻且长”：（1）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目前基本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尽管已有学者尝试建立一个多层次、复合性的学科框架，但就目前呈现出来的既有先行成果来看，大多局限于自身的学术背景，难以创出一门具有开放性、多学科视野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2）每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的范式，包括学科的代表人物、经典性著作、普遍性理念等，以此标准来审视当下的中国边疆学研究领域，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目标任重而道远；（3）对照相关成熟学科的发展历程可知，一门学科的形成，从来都不是建立在本研究领域学者自说自话的基础之上，基于此种认知，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者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交流，获得他者的认同，同时还应积极面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国边疆学的既有研究成果、介绍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功能。

总体而言，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是理论发展对于现实需要的一种回应。按我们的理解，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主要应完成三个方面的工作：中国边疆学是什么、做什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边疆学？构建什么样的中国边疆学？这些问题已经有诸多先行者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阐述了中国边疆学构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讨论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内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但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则是如何构建中国边疆学。对此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仍然模糊。我们应深入思考“做什么”，依据构筑好的学术体系理论框架，指导中国边疆研究实践。正是就此意义而言，目前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所处的阶段，依然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发展期，或者说是一个边疆“study”的阶段，还没有到达将其上升为一个“knowledge”的阶段。对此，有学者做了颇为形象的描述：“边疆研究是一片来自不同学科的学术移民涌入的边疆地带，每个研究者携带着不同的知识行李，在这片疆土上利用形形色色的工具进行开发事业，但并未形成共同的认同意识和研究范式、操作工具，仍可以分裂还原为参与人员和跨界结构的学科本体。从学科互涉研究到学科化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这种描述大致符合当下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一般情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疆域、边疆、边界与民族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可视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这些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边疆理论的论述散见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海量著作当中，搜阅、整理极为不易。然而，鉴于此诸文献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一些研究者毅然投入其中，做了一些筚路蓝缕的工作。截至目前，这一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已然获得成效，吕一燃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于逢春等编的《马恩列斯论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可视为代表性成果。

这其中，《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一书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选出了论及国家领土、边界的论著36篇。至于其学术意义，吕先生在“编者说明”中做了详细阐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国家领土和边界的精辟论述，其中有研究国家领土的形成和边界的产生的，有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疆界理论的，有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兼并和侵占别国领土的，有评论当时或历史上发生的边界事件的，还有阐述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国家领土和边界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研究国家领土、边界问题不仅有其借鉴意义，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恩列斯论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一书则从国家统一、领土主权、边疆理论、边疆经济、边界划分、边疆民族、边疆语言、地缘政治等30个类别着眼，系统辑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边疆问题的论述，希冀“将这些熠熠发光的思想精华贡献给读者”。

毋庸讳言，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边疆学及相关边疆研究的理论指导作用，对其作进一步的解读和诠释是非常有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边疆、领土、主权、民族等问题的阐述，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研究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与边疆研究，应该在以下几个研究领域展开深入研究：（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法、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纳入边疆研究视野，打造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平台，超越已有研究成果的单一学科的局限性，通过对中国边疆学基本原理的探索，构筑一个具有开放性、多学科视野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2）基于中国自身的经验与探索，发挥自我的创造性，厘清中国边疆学学科边界，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界的国际话语权。（3）破解“中原中心主义”“西方殖民主义”史观提倡的“中国乃汉族国家”“长城以北非中国”等错误思潮，用以破解西方学者的话语权，梳理自古至今中国边疆形态与疆域范围，充分展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事实。（4）在探讨新世纪以来中国边疆与周边态势的基础上，构筑新时期中国边疆战略框架。（5）探索历代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的经验与局限性，希冀服务于政府当前各种边疆政策与作为的进一步完善，以期臻于更好的未来。（6）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及时把握国外相关先行研究前沿动态，正确认识、理解边疆与中国乃至世界的联系，探讨以边疆为重要载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睦邻友好与互信合作的可行性。

如果以历史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边疆的“知识话语体系构建”，我们会发现，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力以及知识生产与知识体系构建能力的差异性，无论是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认知，还是民族国家时代的边疆知识体系，多数时候，有关边疆的知识话语体系是由“他者”来构建和表述的。其结果，近代以来，一方面在中国学术界，“中原中心主义”史观大行其道，从而构筑起“中心-边缘”的讨论范式，边疆被视作中原的附庸，相对于中原地带而言，边疆被预设为一个恒定性的“边缘”角色；另一方面，受西学东渐之影响，发端于西方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因历史、语言、文化、地缘等方面的无知识，将中国边疆变成了一种基于西方经验而发的“异域想象”，历代中央政府经营边疆的历史多被解读为“殖民的历史”。

幸运的是，上述两种边疆知识话语体系并不能代表边疆（民族）地位认知的全部。自近代以来，一些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边疆作为处于地理上“一个国家中央地带的边界地区”和处于“政治权力中心边缘的区域”，它与中心地区有着不尽相同的物质与精神形态，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从古至今，中国多元文化存在着一种互动的过程，原有的“中国-华夏”对“四方-夷狄”的同化、统一过程的描述，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原貌。基于这种认识，最近十余年间，陆续有研究者提出，应逐步冲破传统“中原中心”史观和西方“殖民”史观的束缚，从边疆观中国，以边疆为本位（中心）来考察中国边疆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发展。

首先，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杨国桢批判了“大陆思维体系”引导下的海洋、海疆史研究，认为“海洋活动有它自己的起源和发展的历程，自成一个世界，与农业世界、游牧世界是并存互动的，也是人类历史存在的一种实现方式，所以海洋不仅仅是一条路，也是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一个文明的历程”；他进而提出“海上观中国”的研究范式，希冀透过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梳理，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海洋文明基因。施展等则尝试以“东北观天下”“西北望长安”等为切入点，通过对古代中国东西横轴的历史疆域之拓展的梳理，“重建中国历史哲学”。

其次，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王铭铭的“三圈说”理论值得关注，该学说结合了源自西方的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和传统中国的“五服制”观念，揭示了“中心”与“边缘”的辩证关系，强调“无处非中”，亦即“各自有自己的中心、边缘与半边缘之分，各自有自己的‘世界体系’”。依照该理论，“边疆”与“中心”之间的转换可视为一种常态。纳日碧力戈则以“地天通”式的“生存交互性”来确定“边疆”，认为“处处是边疆，人人互为边疆，物物互为边疆”；从现代性的国家主权和文明中心来定义“边疆”，则“化外”是边疆，“他者”是边疆。周建新提出了“边疆中心”的理论方法。在他看来，“边疆中心”的视角，是相对于“国家中心”视角提出的一种理论方法。“边疆中心”视角是一种宏观的物理空间俯瞰的角度，更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空间的观察角度。它的特点，就是把一国的边疆看作“中心”，或者把两国或多国的边缘整体性看作“中心”，把边缘人群作为叙事的主体，并且经常以边缘人群的叙事展开对国家中心的认识。这种理论方法对于跨国民族研究和边疆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上述“从边疆观中国”的研究范式，旨在构建中国边疆本位，阐释边疆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学理上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多样性。然亦须提防另一种风险，即过于强调边疆的历史主体地位，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石硕先生曾指出，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由于片面强调单个民族或区域民族的研究，使得人们对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认识碎片化，以至于只有民族，没有国家。鉴于此，我们需要反躬自省的是，当前中国边疆研究是否亦存在类似的危险性。近些年来，已有研究者针对“边疆属性被置于一种无上的高度，以至于取消了传统中原社会的重要性”的研究趋向，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西方学者则有将边疆地区尤其是草原地区游牧行国和游牧族群凝聚的历史独立于农耕族群之外进行阐述的倾向”，“根源在于学者受到了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的严重影响，从不同的视角将东亚众多政权的构建看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实际上这些族群凝聚形成的政权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回事，多数情况下是以某一族群为核心将其他更多族群凝聚在一起的政治体，而这些族群是否会被整合为一个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民族，要取决于这个政治体存在的时间长短”。更有论者明确提出，片面强调中国历史研究的“边疆属性”，其初衷即在于 “解构” “中国中心论”或质疑“中国同一性”。

正基于上述考量，我们认为，为阐释边疆的“本位性”，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应当是“从边疆观中国”，但作为重要补充，必要时亦可循“从中心看边疆”的理路，围绕“边缘-中心”“民族-国家”两个宏大视角构筑研究框架。传统的中国边疆研究将“国家”视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因此，多数研究者不假思索地运用“中央-地方”“国家-民族”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解释边疆历史的工具，并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赋予“国家”“中央”某种具有应然的“正统性”意义。毋庸置疑，边疆社会、边疆民族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当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边疆研究，难免有“隔靴搔痒”的偏颇，这就要求我们对边疆历史的研究应置于国家宏大历史叙事的背景下，以此来考察边疆地方对国家的认同，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边疆地方民族精英等关键性媒介，在“国家”与“民族”、“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变化的。就此意义而言，边疆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边疆地方的“在场式”表达，同样，国家的历史亦可在特定的边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全域”地予以呈现。然则亦应指出，我们除了要从国家宏大历史叙事的角度考察边疆之外，同时不能忽视另外一个维度：如果过于强调国家对边疆地方的“自上而下”的主导性作用，则可能忽略了边疆地方、边疆民族自身的能动性和应激性，即其在“中央-地方”“国家-民族”的互动中，亦有自身“现场感”式的思考和表达。这样一种表述通常是边疆对现实“中央-地方”“国家-民族”关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很多时候，这样一种基于边疆“中心”的解释与国家、中央的话语并不完全一致，从而成为重构边疆社会历史的另一个版本。

今日中国之疆域，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进而形成。探讨中国历史疆域的发展及最终奠定的过程，科学地阐释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规律，对于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降，迄至1970年代末期，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厘定及其规律等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出版或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著。改革开放以来，迄至当下，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依然是一个学术热点，不过，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更为具体地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形成路径及规律等诸领域的问题，进而检讨“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学术界就中国历史疆域范围问题展开讨论的学术思想史，我们大概可知，对此问题有过专门研究的几代学者习惯以“历史上的中国”来称呼讨论的主题。那么，何为“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谁可代表“中国”？这涉及到确定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这正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疆域问题存在学术分歧的症结所在。鉴于此，赵永春在考察中国历史疆域问题时，提出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复数国家”的概念，意在表明，古代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多样性民族的复合性国家，应该以华夏（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共同代表中国。葛兆光则创造了一个“移动的国家”概念，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为此有必要超越“汉族中国”这个中心，采集更丰富的，来自不同立场、不同语言、不同叙述的文献资料，论述更广大的地域空间、更多的民族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前述两种观点类似，许倬云亦不赞同以单线历史叙述“中国”，乃因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融合，中原文化已将四周的族群和文化吸纳进来；到了春秋战国，更将这一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坚实的核心；至秦汉时代，则以“天下”格局不断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最终奠定“中国共同体”。经过多年的探索与讨论，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疆域的确定原则依然认识不一，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关于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的确定原则，至少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避免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二是要摆脱传统的王朝史观。具体而言，如果说，三代以前“中国”一词尚存在多种解释，那么，自秦汉以降，它的内涵则大致固定了下来，经历了一个从地域、方位概念到国家政权涵义的演变，即从“居中之国”到“中华帝国”的进程；同时，从政治、文化层次上来看，基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底蕴，历史上任何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乐意将自身领属之疆域自称为“中国”，并且周边政权亦从“他者”的视角多将中原政权称为“中国”，即历史上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小中国”到“大中华”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华丽转身。

一直以来，中国古代疆域沿革史及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性课题。此间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与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可谓本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中国古代疆域史》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创新性观点，认为古代中国疆域整个历史进程的实质主要在于“发展”而不是“扩展”；古代中国疆域从结构格局上看，是由多层次（即统一王朝或一般王朝的直接辖区和特别辖区）、多类型（即统一王朝辖区、民族政权辖区和民族地区，分立时期为各朝邦辖区、民族政权辖区和民族地区）向大一统辖区一体化发展；从时间上看，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导向和主流，分立意味着统一局面的瓦解，但又从另一个方面酝酿着新的统一，后复归于大一统；从空间上看，统一的范围越来越扩大；从程度上看，统一的力度越来越强化。《中国近代边界史》详细阐述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边界变迁的历史。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同样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前沿性问题，研究者们或引入政治学的“国家学说”，或运用历史学的“长时段”理论，提出了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认识。关于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与模式问题，新世纪以前鲜有学者撰文进行论述。作为尝试，于逢春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出发，创出并论证了“五大文明板块”理论，希冀“发掘中国统一多民族历史疆域形成的内在动力与机制”。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历史疆域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等五大文明板块构成，“在此诸板块上兴起的各种政权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不断碰撞、彼此攻防与吸纳，渐次融为一体，并最终由清朝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底定了中国版图”。于氏的另一篇文章进而探讨了中国历史疆域得以底定的内在机理，即“五大文明板块”得以统合是因为古代中国有“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华夷同源”谱系理论等粘合剂。虽然在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文明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疆域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文明板块的领袖心中的国家疆域模式始终是统一的帝国，尽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统一的帝国”是想象的或理念之物，但“随着‘大一统’思想渐次成为‘五大文明板块’上各种政权的共通意识形态，各个板块上的人们也随之逐步累积了实践‘大一统’思想的物质基础”。如果说，“大一统”思想及其“天下观”为中国疆域统合提供了丰富的哲学依据，那么，司马迁的《史记》则从血缘、谱系入手，构建了“华夷同源”的族群认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构筑的华夷共祖认同体系，不但为华夏族群所认同，而且为夷狄族群所认同，进而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于氏认为，虽然古代中国帝国建立者出身的民族（族群）各不相同，但维系帝国链条运作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论、“华夷共祖”谱系等古代中国文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关于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的讨论，一方面继承了此前的传统，着重探讨历史上“以谁代表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确定原则等理论性问题；另一方面则逐渐摆脱了“如何看待”一类理论、思想性的纠缠，开始更具体地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范围及其形成规律之类问题的探索与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新形势下有关“中国”与“中国历史疆域”研究热潮的兴起，是与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极为相关的：（1）在学术界，国际上，美国“新清史”与中国学者围绕清朝“汉化”的交锋，引出“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基于对“中国”问题的焦虑感，分别从“内与外”“周边与中国”“内亚中国”等不同视角对历史上的“中国”加以解读或检讨。（2）在社会层面，当前中国社会普通民众对于同一个“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依然有多元的理解，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人人皆可设定议题，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围绕历史上的辽、元、清等非汉民族王朝的性质存在严重分歧。

在我们看来，造成认知“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认知困境的根源在于，当前一些国内外学者习惯于在西方所拥有的思想资源与历史传统的语境中探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态及其范围。从纵的时间轴来说（古与今），自世界迈入民族国家时代以来，我们使用民族国家体系的标准去检验传统王朝国家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我们今天所处的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与当时的历史语境进行对接。因此，探讨传统王朝国家历史疆域与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认识到，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我们在使用这些传统思想资源的时候，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怎样谈论中国历史疆域问题才是贴切的？从横的空间轴来观察（东与西），一些西方学者乃至中国本土学者试图用殖民主义的概念来解释清王朝对新疆、西藏、蒙古地区的治理——他们将前近代中国的许多统一王朝认作是旧式的殖民帝国，亦包括被视为“早期现代帝国”的明清王朝在内。不言而喻，他们所使用的“殖民主义”概念，乃是基于西方传统的思想资源与现实政治实践而发。在此，我们需要提出一个疑问：这样一种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能否有效地与中国历史时期 “天下主义”思想资源、现实政治进行对接，用以解释前近代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 

显然，西方的历史任何时候绝不等于中国的历史。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观显然拥有自己的规制与尺度。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汲取自身所拥有的历史传统文化，追溯中国古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理解前近代中国的疆域观，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用作审视中国历史疆域之基础。恩格斯在批评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德维尔时指出，“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借用这句话来检讨处于两个时代（王朝国家时代、殖民主义时代）和两种国际体系（天下主义、民族国家）夹缝中的“中国”认知，以及与之关联的中国历史疆域界说，或可这样认为，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线性历史观是在西方民族国家时代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可以用来解释西方民族国家时代的历史疆域形态，但绝不应被视作一个绝对的、普遍性的原理，不能无条件地挪用过来解释中国历史疆域发展的一般进程。毫无疑问，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并不具有一种先验性的普遍意义，而是在特定环境、经验条件下催生的规范性体系。我们承认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对于塑造欧美国家历史疆域和当代世界国家边界的维系作用，但亦应观察到，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并不具有历史应然的超越性，对于中国而言，王朝国家“大一统”的疆域观维系中国历史疆域形态的解释尊重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无疑更具历史合理性。基于上述理由，探讨中国历史疆域与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时代边疆治理等诸问题，切不可简单地移植西方理论或概念。不言而喻，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土的历史资源与当下的政治实践，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历史疆域理论。

几十年前，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考察古代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时候，创出了“中华世界秩序”理论。费氏认为，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一种“世界体系”，并曾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认同，影响迄于近代。“朝贡制度”这一学术概念被提出之后，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力，“学术同行称引不缀”，已然成为“不朽之势”。相对于国外研究者从对外关系的角度阐释朝贡制度，中国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有自身的问题意识。

一般国内研究者认为，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建立在传统的“天下观”“大一统”理念和“华夏中心论”的基础上，由边疆地区推广到邻国，甚至遥远的国家。如果将“朝贡”视为一个体系，则在这个体系当中，正如传统的“五服制”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与各藩属国有亲疏、内外之别。基于此种问题意识，有研究者提出，中国古代王朝的朝贡体系，可分为“内圈”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与“外圈”周边朝贡国的朝贡制度，二者具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属性。判断中国古代王朝朝贡制度“内圈”与“外圈”的核心标准在于：一、是否被纳入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二、是羁縻建置的君臣身份还是具有独立性的藩属国身份；三、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四、是发展为民族地区建置还是被条约体系所取代。

按照上述标准，有关朝贡制度的“外圈”研究，显然涉及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研究者认识到，朝贡制度构建了一种基于“华夷之辨”、以中国为中心而以他国为藩属的不平等秩序，是一种等级关系的制度化形式。但必须认识到，这种不平等性主要体现在朝贡表文和一套繁琐的朝贡礼仪之中，本质上双方关系具有非强制性，重名不重实，“来者纳之，去者不追”。在政治方面，宗主国对藩属国进行“册封”，并要求后者定期“朝贡”，但不干预各藩属国的“内治外交”，且以维护藩属国安全为己任；在经济方面，宗主国对各藩属国实施“厚往薄来”原则，“对于贡国，朝贡有真正的经济价值，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使贡国处于服从地位的一种手段”。正是基于对朝贡制度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诸多研究者提出，源自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与源自西方的殖民主义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如果说朝贡制度以自愿性、非扩张性为主要特征，那么殖民主义则与之相反，殖民主义体系中的宗主国在政治上强行对殖民地建立“保护权”，控制其内政与外交，并在经济上进行剥削，将殖民地变成其原料产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

至于朝贡制度的“内圈”研究，国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多认为，透过该问题的研究，可作为考察古代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之关系的一个面向，理解“华夏”“四夷”的基本内涵，并能够为研究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实证的典范。周书灿通过对商代外服制的考察指出，商代外服制是一种藩属体制，类似汉唐时期以原始性和松散性为特征的间接管理和统治的羁縻制度。在外服制的藩属体制下，商朝四土的政治疆域极其模糊。伴随着商朝国力的盛衰和对四土政治、军事经营的推进与收缩,商朝疆域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祁美琴透过对明清两代朝贡制度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朝贡制度内、外圈层结构变化的问题，提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

迄至近代，朝贡制度的命运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该问题，多数研究者透过实证性研究指出，受“条约体系”的冲击，中华帝国曾经的“屏藩”朝贡诸国纷纷“独立”，“朝贡”遂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维系数个世纪之久的“中华世界秩序”亦随之土崩瓦解。为此，有研究者专门考察了近代以来基于“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朝贡制度”与基于“国际法”的西方“殖民体系”之间的碰撞和交锋。对于朝贡制度的命运问题，冯建勇通过对战后国民政府统合坎巨提的研究，考察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包括新疆省政府）对于坎巨提政治归属问题的主观认识及外交实践，指出：“尽管传统帝国的身影已渐行渐远，但帝国时期的‘朝贡体系’仍然微妙地影响着国民政府的政治与外交实践。”

综合上述考察可知，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对朝贡制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从实证性研究的视角出发，考察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二是基于疆域理论研究的维度，考察朝贡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其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发展研究的指导性意义；三是从古今衔接的视角，探讨朝贡制度的近现代命运。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中国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如何参与建构未来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学研究者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历史时期以中国中央王朝为中心、基于朝贡制度而构建的“中华世界秩序”对于当下乃至未来国际秩序的重塑是否具有启发性？对于该问题，有研究者指出，朝贡秩序的建构与维系清晰地表明，“中国对其文明的信念并无类似开化别处世界和承担这一责任的那种富有侵略性的使命感”。正缘于朝贡制度拥有此类历史遗产，一些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声称，从事朝贡制度的研究，其目的乃是为了从中寻找灵感，以化解当下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紧张的现实；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或是为当今乃至未来紧张的国际关系寻找一种具有较强亲和力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型。显而易见，他们坚信现代中国与中华帝国具有历史上的连续性，而且这一连续性会以帝国的形式在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朝贡体系”的研究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如火如荼地次第展开之际，亦有研究者对“朝贡体系”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传统东亚秩序是一个共生体系或秩序，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这一体系又是多中心的，并非单一中心的等级秩序。构成东亚内生体系的框架以及这种内生秩序运作方式的要素主要包括多种互动方式、朝贡贸易、自愿交往、和平共生以及共同合法性，其中每一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们是构成和维系这一共生体系的原理，也是东亚内生秩序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秩序的特征。此外，我们还观察到，亦有研究者将朝贡体系理论用于解读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创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朝贡体系。作为有史以来所建立的最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盟网络的轮轴或中心，美国向其盟友和伙伴（或朝贡国）提供军事保护及经济上的市场准入。作为这些努力的回报，美国直接寻求的贡品一方面是它被承认是唯一的强权或霸主，另一方面则是其他国家效仿其政治形态和理念。

总体来看，最近十年间，朝贡制度研究已然成为一个前沿学术问题。探讨其内在缘由，乃因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一直将朝贡制度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疆域理论予以对待，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二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和平崛起，作为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因应，研究者开始重视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构建的“中华世界秩序”。无论是历史学界宏观的纵向考察、微观的个案分析，抑或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界的理论构想，皆表明朝贡话语和朝贡体系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至于理念与现实如何对接、能否重叠，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关于这一点，马克·曼考尔早就指出：“不能根据西方的习俗和实践解释朝贡制度。如果想在传统中国的制度或观念中发现与现代西方相同的东西，就会造成误解：它们也许在结构或功用方面比较相似，但是，如果放在传统的儒家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就会看到它们可能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朝贡制度更适合从传统中国的语汇和制度出发从整体上加以理解。”对于该问题，中国学者亦表达了一丝担忧。李云泉即指出，不管中国是否曾为东亚中心的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成立，但若一味使用“功利化的西方现代政治话语”解读朝贡体制，并一切以实力和政治为指归，则极易掩盖不同时空下古代朝贡制度及其衍生的双边关系的多样性、差异性，从而导致这一业已消失的东亚国际关系体制的失真。不言而喻，对朝贡制度的认知，应注意这一名词产生的时间和空间，如果不加区别地加以使用，则可能陷入“误用”“滥用”的境地。显然，无论是作为“中华的世界秩序”，抑或是作为“东亚的国际体系”，朝贡体系所承担的亚洲的历史模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难以在当前的东亚地区回光返照。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大量优秀论著的涌现及其表现出来的研究纵深之拓广，不仅推动了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进程，也促进了一些重大历史疆域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形成了最新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理论和方法。具体来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色：（1）出于推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强烈愿望，并受益于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发展，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被提上日程，吸引了诸多前沿学者的注意力；（2）突破本土性边疆研究知识构架的局限，以一种全球性的多元化视角汲取国外边疆理论的营养，加强对国外边疆理论源流考镜和前沿成果的追踪，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边疆理论、历史疆域理论研究；（3）逐步冲破传统“中原中心”史观和西方“殖民”史观的束缚，从边疆观中国，以边疆为本位（中心）来考察中国边疆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发展；（4）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检讨处于两个时代（王朝国家时代、殖民主义时代）和两种国际体系（天下主义、民族国家）夹缝中的“中国”认知，以及与之关联的中国历史疆域界说，进而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历史疆域理论；（5）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考镜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中华世界秩序”，希冀服务于当下乃至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

当然，亦应认识到，尽管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者为推动边疆研究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但这种尝试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初始阶段，诸多现实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1）相关领域的研究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比如历史时期，在中国与周边藩属关系和朝贡体系的指引下，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形成了许多相互交流、相互继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同类、同质性历史文化，例如高句丽历史文化、成吉思汗历史文化、铜鼓历史文化。这一类历史文化既是中国的边疆民族文化，又在今天周边国家的历史叙述中不可缺少。如何看待和界定这一类边疆历史文化，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一个“理顺”的问题。（2）中国边疆史地理论研究亟待拓展与深入，诸如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理论、历史疆域理论、边疆治理理论等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为此应基于中国自身的经验与探索，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破解“中原中心主义”“西方殖民主义”史观提倡的“中国乃汉族国家”“长城以北非中国”等错误思潮，用以破解西方学者的话语权，梳理自古至今中国边疆形态与疆域范围，充分展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事实。（3）国内主要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力量围绕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问题全力攻关的同时，仍缺乏长期有效的合作、交流机制，以至于学术研究中存在着信息交流不畅、资料数据难以共享、选题重复、学术资源利用率低等突出问题。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法、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纳入边疆研究视野，打造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平台，超越已有研究成果的单一学科的局限性，通过对中国边疆学基本原理的探索，构筑一个具有开放性、多学科视野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4）面向未来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不仅要有深厚的学术性研究做底蕴，同时还应展现其与现实契合的一面。基于此，一方面需探索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潜力与局限性，希冀服务于政府当前各种边疆政策与作为的进一步完善，以期臻于更好的未来；另一方面，还应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及时把握国外相关先行研究前沿动态，正确认识、理解边疆与中国乃至世界的联系，探讨以边疆为重要载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睦邻友好与互信合作的可行性。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构建中国边疆学仍应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这需要我们一方面细致梳理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从历史当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从动态的视角认知新时期乃至未来边疆省区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着重展望中国边疆学研究如何回应“变化中的边疆”，深入阐释重塑边疆的重要变量，回答“变化中的边疆”所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