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海外学者利用地方史料和田野调查，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在清代乡村社会历史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新成果特别对晚清乡村社会结构和民间集体冲突（例如械斗等）有新的理解。
在海外有关清代地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以华南区域史最为突出。滨下武志指出，华南研究不仅是从地理角度对长江流域以南的沿海和内陆地区进行的区域性研究，更是从跨学科的多元取向和史料运用的广泛性，针对具体学术问题决定研究范围。[1]八、九十年代以后，科大卫（David Faure）、萧凤霞（Helen F. Siu）和中国学者合作，结合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明清以来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文化变迁，并对宗族演变、族群关系、乡村市集、祭祀群体等不同类型的地方社会组织提出了新的见解。[2] 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有关宗族问题，科大卫指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摒弃一般人类学学者所谓的“血缘群体”和“亲属组织”的概念，从地方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是如何在明清以后成为华南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他根据在香港新界东部和珠江三角洲的田野调查指出，在国家不断向民间社会渗透的大环境下，宗族获得不断发展。自明清以来，国家向边陲地区扩张时，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上讲，设立军政机关、整编户口和征收赋税；从文化角度讲，国家不断地利用文字（例如科举）[3] 和国家礼仪（例如旌表节孝和地方祭祀等）[4] 在地方进行教化，力图使官方的意识形态普及民间，籍此建立正统的政治文化社会秩序。官方正统文化和地区民间文化相互冲融，地方社会内不同的利益团体出于自身的考虑，或者接受、或者抵抗政府的意识形态。在这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国家宣扬的儒家的“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等价值观念也通过教化体系广泛地深入民间。同时，地方松散的血缘群体和许多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群体，也利用官方所允许的宗族机制作为整合团体的手段，重整基层社会组织，从而达到自保和壮大各自派别利益。这是清代华南宗族势力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5]
第二，神明崇拜和民间祭祀仪式是地方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政府力图将它们纳入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之下。民间神明的正统地位取决于政府的许可，当得到官方的敕封后，地方官员和士绅将其登载于地方史志，百姓立碑建庙，继而通过日常祭祀礼仪和民间出版物的宣传，地方神明被完全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之中。丁荷生（Kenneth Dean）研究福建一代的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和广泽尊皇等民间信仰，这三个地方神明的演化发展说明了政府将地方信仰正统化的过程。[6] 华森（James Watson）以香港新界沙江天后宫为个案研究，讨论政府如何通过敕封地方神明来统一民间信仰。[7] 但是民间信仰并不一定完全屈服于国家正统，宋怡明（Michael Szonyi）以江南五通信仰为个案，指出民间社会并不完全接受朝廷敕封的神明。换言之，国家试图将官方理念通过教化深入民间，但这个过程是复杂的，结果因地而异。[8]
第三，九十年代以后的研究除了关注地方的宗族和寺庙之外，还注意到其它跨村社会组织（集市）和管理机制（乡约）。由于清代经济发展，社会矛盾多样复杂，地方社会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调节矛盾和管理乡族，由此形成了许多跨村组织。科大卫考察香港新界东部的地方社会，指出清末该地区已经出现许多有多个宗族组组成的地域联盟，这些组织的建立是为了不同的需要，例如建立和控制地方市场、联合管理民间祭祀活动等等。这也说明地方精英在组成地域联盟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务实思想。[9] 科大卫同时又鼓励学者跳出城市和乡村二元划分框架，尝试从地方文化史的角度了解身处城乡的民间精英是如何使用相同的手法整合地方上的政治社会秩序，以保证自己在地方纠纷中占据有利地位。[10]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兰金（Mary B. Rankin）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指出由于清政府未能彻底地对民间进行直接管辖，地方精英往往通过控制宗族、寺庙和集市的方式巩固自身地位，从而保证在和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博取最大的利益。[11] 安乐博（Robert Antony）和林珍珠（Jane Kate Leonard）等学者尝试从清代危机应对机制（例如处理自然灾害、地方动乱等）的角度，探讨晚清国家如何联合不同的地方精英，借助商会、公所、基督教教会等社会组织来巩固政府的统治。[12]
虽然上述的地方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但是欧美学者通过利用官方档案、地方史料和田野调查，将类型繁多的民间组织作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民间习俗和官方正统文化的互动关系，探讨地方上的乡村群体如何借助外来的力量整合原有的乡土秩序，并依靠政府支持的模式来重整村落内部的联系。这种官民交往的互动过程，既反映了地方精英增强自身利益的种种尝试，也说明了政府将正统文化深入地方的努力。从学术理论角度讲，九十年代从事地方研究的学者全面超越了弗里曼（Maurice Freedman）的宗族理论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地方商业市场架构，重建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倡的“地方观点”（native point of view）。[13] 近年来，许多学者沿着同样的思路探讨华南地区以外的民间社会组织，例如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对清末民初山西农村社会文化的研究。[14] 九十年代以来的新成果强调，如果要了解清代地方社会的内部复杂性和地区差异性，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千丝万缕的联系，既要注意利用传统的文字档案，还要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过地方视角了解地方社会和地方文化。
清代地方动乱主要包括民间械斗和其它类型的集体冲突，这些械斗和冲突行为是地方不同利益集团关系纠纷的集中体现，有别于大规模民变中出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激化的政治矛盾。以往学者对民间集体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体间的敌对行为（inter-group conflict），鲜有注意到群体内部的矛盾（intra-group violence）。例如，兰姆利（Harry Lamley）和许达然（Hsu Wen-hsiung）对清代台湾社会械斗现象的研究就是探讨台湾不同族群、姓氏和行业之间的武装冲突，他们指出台湾长达一个半世纪（1683-1895）的械斗主要是缘自闽南籍贯和客家台湾人之间的利益纠纷。[15] 兰姆利还发现清代闽南和粤东地区的械斗也脱离不出本地人和客家人为求生存而爆发的族群冲突。[16] 这些学者多是根据官方文献来研究民间集体冲突现象，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他们很少留意到地方群体内部矛盾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内部和宗族内部的冲突。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在考察清末广东潮汕地区械斗问题时，特别强调群体内部冲突和群体之间矛盾同样复杂。首先，每个乡村和宗族内部大多是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阶级、和不同信仰的社群交叠组合而成。乡村和宗族内部关系的整合和分化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其次，虽然乡村和宗族成员生活地域相同，但是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因此群体内部成员既有团结统一的期望，也有因私人利益而出现的矛盾和分裂。每当出现纠纷时，乡村和宗族成员可以通过互相协调和角逐，来重整内部关系。李榭熙的研究指出，乡村和宗族内部的不同派系，利用加入基督教增加自身的政治筹码，参与地方利益冲突。[17] 另外，普拉尼亚（Roxann Prazniak）在研究清末新政期间出现的抗租、抗税等暴动事件，发现中央政府为求加快近代化的步伐而推行的一系列地方改革，新的政策并不完全适合实际，反而加重了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由此产生了许多反抗新政改革的暴动。这些乡民利用地方流传的起义故事、歌谣和传说佐证他们的反抗活动，利用民间的乡村、寺庙、市集和宗教网络来动员群众。虽然这些暴动被官方渐次镇压，但其中反映出了地方社会并不完全认同国家近代化改革的方案。[18] 普拉尼亚还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乡民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的概念，强调中国地方社文化中不乏锄强扶弱和打抱不平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往往成为推动百姓抵抗暴政的精神力量。[19]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以来，海外从事清代地方社会历史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他们研究的选题和视角不尽相同，但研究成果体现了一个共同取向，即摒弃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审视地方社会变迁，转而尝试从地方社会的立场，来探讨在面对正统文化扩张时，民间乡土文化一方面是如何凭借官方允许的语言和方式来重建地方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是如何以新的面貌进入正统文化范围，籍以巩固各团体在地方社会的既有利益。新的研究成果强调利用地方史料和田野调查，目的在于深入了解地方上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以及各组织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和史料运用的多样性是这一代学术成果的突出特点。
[2] 科大卫、萧凤霞主编，《回到田野：华南地区的地域关系》（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参考艾尔曼，《清代科举文化史》（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4] 参考戴真兰，《丑事：清代18世纪的女德》（Janet Theiss, Dealing with Disgrace: The Negotiation of Female Virtue in 18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5] 科大卫，《成为广东人：明代的文化演变》，载于科大卫、刘陶陶主编，《统一和分裂：区域文化和地方认同》（David Faure, “Becoming Cantonese: The Ming Dynasty Transition,” in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丁荷生，《华东地区的道教礼仪和民间信仰》（Kenneth Dean, 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7] 华森，《神明的统一化：华南沿海的天后崇拜》，载于约翰逊、黎安友、罗友枝主编《清代大众文化》（James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a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8] 宋怡明，《统一化神明的假象：晚清的五通信仰》（Michael Szonyi, “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Cult of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1, 1997.）
[9] 科大卫，《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新界东部的宗族和乡村》（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 科大卫，“超越韦伯：明清市集和经济发展”，载于科大卫、刘陶陶主编，《中国城乡：地方认同与地域观念》（David Faure, “What Weber did not Know: Tow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g and Qing China,” in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1] 周锡瑞、兰金主编，《中国的地方精英和统治模式》（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12] 林珍珠、安乐博，《龙、虎、狗：晚清的危机应对和国家权力》（Jane Kate Leonard and Robert Antony, eds.,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Q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中文版见：王诲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14] 哈里森，“华北的村落认同：刘大鹏日记中的地方感”，载于载于科大卫、刘陶陶主编，《中国城乡：地方认同与地域观念》（Henrietta Harrison, “Village Identity in Rural North China: A Sense of Place in the Diary of Liu Dapeng,” in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5] 兰姆利，“清代闽南粤东地区的宗族械斗”，载于李普曼、哈瑞主编，《中国的动乱：文化和反文化论文集》（Harry Lamley,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jian and Eastern Guangdong under Qing Rule,” in Jonatha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eds.,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0.）；许达然，“清代台湾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暴动”，载于卡普主编，《中国的内陆边疆：台湾历史地理研究》（Wen-hsiung Hsu, “Frontier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Disorder in Ch’ing Taiwan,” in Ronald Knapp, eds.,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0.）
[16] 兰姆利，“清代闽南粤东地区的宗族和姓氏械斗”，载于刘广京主编，《清代的正统理念》（Harry Lamley, “Lineage and Surname Feuds in Southern Fuk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under the Ch’ing,” in Liu Kwang-ch’ing, eds.,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7] 李榭熙，“上帝与暴民：粤东北地区的集体冲突”，载于林珍珠、安乐博，《龙、虎、狗：晚清的危机应对和国家权力》（Joseph Tse-Hei Lee, “Christian God and Hostile Communities: Collective Violence in Northeast Guangdong,” in Jane Kate Leonard and Robert Antony, eds.,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Q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 普拉尼亚，《官逼民反：晚清反抗近代化的农民暴动》（Roxann Prazniak, Of Camel Kings and Other Things: Rural Rebels against Moder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nham and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19] 斯科特，《乡民道德经济学：东南亚社会的暴乱和生存》（James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