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 | 19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

摘要：罂粟早在唐代就由阿拉伯商人引入中国西南地区种植，19世纪以前是作为花卉和药物使用。中国种植罂粟且作为加工毒品的原料，大约在19世纪初期，19世纪30年代后种植渐广，种植范围也逐渐由西南边疆扩大到内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表面上仍然执行禁烟措施，但因为内外交困的形势，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力不从心。实际上，清政府在默许鸦片走私合法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不少官员主张以自产鸦片代替进口鸦片，这直接导致罂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鸦片加工质量也逐步提高，已经逐渐可以同进口鸦片进行竞争。云贵川西南边疆始终是中国罂粟的主产区，19世纪后期云南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为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产鸦片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进口鸦片已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鸦片是在中国历史上传播时间最短而种植地域最广的一种作物。种植罂粟不仅是政府增加财政税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也是农民增加短期收益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广大农民不仅没有因为种植罂粟改变严酷的生活处境，反而更加悲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因种植罂粟而染上鸦片瘾者越来越多，他们陷入更困难的生存状态；种植罂粟必然占用大量耕地，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经常造成饥荒。

关键词：19世纪；西南边疆；罂粟种植；鸦片加工

 原文出处：《文史哲》2009年第5期

19世纪中国的鸦片史，令人心酸：从严禁、弛禁、开禁到自种自吸，乃至最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消费国。也就是说，中国人从被侵害到自我损害，从开始丧失自尊到最后毫无自尊，这是一个屈辱的世纪。清政府既无力阻止鸦片的进口，也无力阻止鸦片的吸食，后来索性放任自流，从而导致毒品肆虐。中国人民深陷灾难之中。

一、中国最早种植作为毒品原料的罂粟之时间考察

罂粟在中国种植很早，可能早在唐代就被阿拉伯商人引进到中国西南地区，但一般作为花卉和药物使用，种植者很少。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在19世纪之前，鸦片大多来自外洋，吸食鸦片者尚少，种植者更少，基本没有为加工毒品而生产的罂粟。罂粟的使用发生质的变化，即把罂粟作为加工毒品的原料，应该在19世纪以后。那么，为后一种目的而较为普遍种植罂粟究竟开始于何时?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开始于1820年代，罂粟种子最初由印度传入我国的南辐云南，此后又传至四川、贵州、甘肃，再由甘肃传至陕西和山西[1]”。有人认为开始于1830年代，因为早在道光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就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了听任国内种植，以抵制外来鸦片的主张[2]。有人则认为，鸦片战争前国内尚无鸦片生产，到1850年代以后才有相关材料记载[3]。

 中国种植罂粟以作为加工毒品的原料，估计最晚应该在19世纪20年代。因为到了1831年，国内关于鸦片种植的记载突然很多，朝廷频频命令各省缉查鸦片种植与吸食问题，这绝非偶然现象。

下面这条材料值得注意：

谕内阁：前据给事中邵正笏奏：“近年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大多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当经降旨，严饬各省督抚确切查明惩办，并将如何禁绝之处，妥议章程俱奏。兹据阿勒清阿奏：“查明山西省尚无栽种鸦片烟地方，惟太谷、平遥价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等处贸易，日久沾染，颇有嗜食之人。此烟既非晋省所产，则系来自外方，自应责成各该地方官认真查拿，使贩者无从托足，则食者不禁而自绝尸著通谕各省督抚严饬所属，如有奸民种作鸦片烟，随时拿获究办，并著饬令各关口及州县文武各员严行查禁。如有奸商夹带偷漏，一经拿获，即当究明来历，将偷漏之关口暨失察之地方官，一并交部议处。[4]

这段话有几个地方值得注意：其一，邵正笏言“近年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至少透露出两个信  息，一是内地民众种植鸦片已有几年，即最晚在19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种植了；二是种植地方不止一处，可能已扩展至很多地方。其二，阿勒清阿为山西解脱，但又说“既非晋省所产，则系来自外方”，暗指其他省份可能有种植。其三，朝廷把查禁自种鸦片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当不是捕风捉影。

此后几个月，各省纷纷来报。如在陕西，史缙奏：“陕西地方，向不出产罂粟花葵花，并无造作鸦片烟之事。惟近来多有私食之人，自系外宋奸商偷运贩卖，地方官查察不力。”[5]在安徽，邓廷桢奏： “安徽省现在尚无私种罂粟花熬烟贩卖之事。惟徽州、宁国广德等属，毗连江撕，山地居多，恐有外来棚民串通该处业户，私种分肥，不可不豫定章程，杜其萌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廷谕令安徽地方关于应“于每年初冬春尽时，两次委员严查，如有私种熬烟情弊，除首从各犯分别问拟军徒外，其贪利放种之业户，即照私种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6]，从谕令内容分析，朝廷似乎知道安徽已有罂粟种植。在河南，杨国桢奏：“豫省民风纯朴，饬属确查，据陆续覆到，均五种卖。”但朝廷不相信杨的奏报，指责‘该属何得以各属具报，均无种卖，遂信以为实?”[7]

果不其然，不久以后，各省陆续发现有鸦片种植的现象。朝廷在给河南的谕旨称：“豫省地广民稠，奸民私种罂粟等花渔利，事所必有，自应严申禁约。”晰湖南：“鸦片流毒最甚。湖南为数省通衢，五方杂处，奸民种植偷卖，事所必有，自应设法严查。”[8]

在云南，罂粟种植更是言之凿凿：

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民人，亦复栽种渔利，自应设法查禁。兹据该督(指阮元—叫[者注)等奏称“民间私种罂粟，缘费工少而获利多，积习已久。该省又多深山穷谷，若不峻立其防，则奸民易犯。惟所称每年冬令，罂粟出土之时，该地方官员会同营员，亲往踞查锄毁一次。次年春末，开花结苞之时，再踞查铲毁一次”等语。该处深山穷谷较多，若令种植之家锄铲，是必不可信主事。若豫带多人，以备锄铲之用，又无此查办之法…．．至土境夷民栽种罂粟，系在逡西逡南边外。著照所议，责成该管道符，严饬土司，晓谕夷民，毋得栽种。[9]

上引材料足以证明，到1831年，不仅各省已经普遍种植罂粟，而且在一些地方(如云南)已经难以控制。因此，笔者认为，早在19世纪20年代，至迟在20年代后期，种植罂粟在全国各地已经不是什么希奇的事了。只是地方官员为了逃避责任，在给皇帝的上奏中故意隐瞒和否认而已。

综上，中国较早种植罂粟的地区是云南。云南自然条件比较适于罂粟的生长，又位处边疆，清政府的控制相对薄弱，早在1736年(乾隆元年)出版的《云南府志蹴有关于罂粟种植情况的记载，且产量逐年提高。19世纪初，罂粟种植技术传到四川，至迟在1821年(道光元年)，涪陵一带很多农民就弃粮种烟了，所产“川土”远近闻名。此后，罂粟种植又从四川传至甘肃、陕西、山西等省山。至19世纪30年代，罂粟种植在边疆省份蔓延，因此，1831年以后的记载非常之多是很自然的。

二、罂粟种植及国产鸦片的增长

如上文所述，作为毒品原料的罂粟在中国种植始于19世纪20年代。19世纪30年代，全国多省 (包括东部和内地)发现种植罂粟的现象，但因为这个时期清政府实行了较为严厉的禁烟措施，因此罂粟种植多在边远和贫困地区，罂粟真正在全国较大规模种植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当然，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表面上仍然执行禁烟措施，但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已经力不从心。在某种程度上说，清政府在默许鸦片走私合法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不少官员主张以自产鸦片代替进口鸦片。光绪朝《东华续录蜷九十八云：“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不过，因为这时中国的鸦片加工技术不高，鸦片质量很差，因此在市场上的销路并不太好，尚未形成对进口鸦片的竞争态势。“总的来说，五口通商时期自1840年至1857年，鸦片贸易的波动很小。”[10]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自种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重要原因。

 19世纪60年代后，罂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鸦片加工质量也逐步提高，已经逐渐可以同进口鸦片进行竞争。云贵川是中国罂粟的主产区。在云南，偏远地区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广泛种植，如布朗族在19世纪70年代就熟练掌握了罂粟的种植技术，他们从11月烧地，12月下种，次年5月收割，连种7至15年后再另择荒地开垦[11]。不仅如此，甚至省缄昆明附近都有罂粟种植，如光绪年间有人游览昆明时描述道：“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12]据估计，云南全省竟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为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吧贵州省种植罂粟显然是受到云南和两广的影响。贵州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罂粟成长，尤其在黔中部和东部地区，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种植面积相当大。因为贵州鸦片品质极佳，价格又不高，几与洋货相抗衡，因此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如开州(今开阳)、婺川(今务川)等地“开垦之地半种洋烟…… 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己久，骤难禁革”[13]。到光绪初年，贵州所产烟土已运销两广。在黔西北和黔西南的彝族居住区，人们也学会了种植罂粟[14]。

四川罂粟种植更是后来居上。川东罂粟种植主要受广东影响，同治《酉阳直隶州志》卷十九记载，邻近湖南和贵州的土家族聚居区酉阳州(治今四川酉阳)种植罂粟就相当普遍，加工的烟土“得价甚昂贵，故乡村篱落皆遍种之”。以涪陵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也有大量耕地改种罂粟，同治八年(1869)《涪州志》杞载：“远近有种罂粟，牟利倍蓰。”涪陵成为西南地区鸦片贸易中心。1883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此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这样描述鸦片种植的盛况：“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15]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罂粟种植遍及全国，史籍中很难找到不种罂粟的省份了。北至蒙古、东北三省，西至甘肃、陕西，南至福建广东，以及山西、山东舸南和相对富庶的江浙地区等，大量的土地用来种植罂粟，甚至成为部分农民的主业(见表1)[16]。著名汉学家和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据他说，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17]。郑观应忧心忡忡地说：“今直省相率仿种，甚如川黔，全境皆是。”[18]很多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一成以上，有的则高达半数以上。如福建闽北各地，“农民嗜利者，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而嗜烟者亦传染愈众”[19]。浙江台州府的罂粟种植更是十分惊人，“浙东台郡，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20]。有人估计，1880-1881年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二十六万五千担”，“山东捕洲等处每年所出烟土亦有一十三万五千担”[21]。如果这个估计大体可信的话，那么云贵川占到了全国罂粟产量的60％以上，四川一省可能就占全国的40％。川土售价低廉，尤其具有竞争力，很快增加了市场占有率，不仅排挤了洋药，而且压制了其他省区的土药。

    表1    中国罂粟产量及耕种面积的估计(1866-1894)

资料来源：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6页。

因为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外国进口和走私鸦片逐年减少，至1880年代以后，国产鸦片数量超过了进口鸦片。

    中国鸦片对进口鸦片的竞争优, 势大约开始于1860年代末期，因为直到1867年，“印度鸦片的到货数量虽然略少于前年的数量，但是看来还没有受到中国自产鸦片产量增加的重大干扰”[22]。但是，仅过了一年，进口鸦片就受到了国产鸦片的激烈竞争。1867年鸦片进口值达2230．4万两，而1868年仅为1853．7万两，下降了近17％；不仅如此，“其价格也同样地下降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障碍是云南和四川两省种植罂粟面积大为扩大”[23]。此后，类似记载甚多，反映了中国鸦片产量逐年大幅度提高，如“罂粟种植量的增加对外国鸦片的消费量起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在近五年间，其进  口量始终停滞不前，1872年则确有下降，与此同时，中国鸦片的产量确已是原来的四倍还要多”[24]。

  “目前中国生产鸦片的数量如此之大，进口鸦片遭到的竞争如此严重，以致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如果不考虑到这种竞争就会显得不够完整。”[25]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竟达到80.12％[26]。到1881年，不仅波斯鸦片进口全部停止，而且(‘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27]。中国鸦片的发展速度惊人，仅过一年即1882年，鸦片已经不仅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了。“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台湾和其它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因此，“中国鸦片终将把外国鸦片赶出中国，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28]原来进口鸦片在沿海尤其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大堀市有较大市场，但到19世纪末，这种情况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以上海为例：

运来上海当地消费的中国产鸦片数量大增。外国船从四川省运宋鸦片经过海关的数量多达2093箱，而1891年仅179箱。据说最近几年来中国生产的鸦片质量大有提高，现在所有上海的鸦片店里都能找到它。外国鸦片价格的上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刺激消费中国鸦片的作用，但是显然，全中国都在发生以中国鸦片逐渐取代外国鸦片的情况。任何地方对外国鸦片的需求都没有上升的倾向。它最多只能维持住原地，而在有些地方，如中国北方各港，它几乎已完全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吸用中国鸦片的地区以及耕种罂粟的面积都在与年俱增。[29]

各项统计显示，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产鸦片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进口鸦片已  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见表2)。

表2  1879及1906年鸦片生产及消费（单位：关担）

资料来源：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所，1997年，第319页。

不过，尽管在1880年以后的许多年中鸦片进口数量逐年减少，但鸦片在进口的外国产品中仍占  有很大数额，价值仍然最高[30]。

  三、鸦片生产发展的原因及其后果

罂粟种植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就遍及全国，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传播时间最短而传播地域最广的一种作物。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条：

第一，清政府既然不能阻止鸦片进口，则索性弛禁；有官员认为，与其大利为外人所得，则不如允许自种；甚而有人认为，种植罂粟不仅是增加政府税收的一个重要项目，而且是一种“爱国行为”。

弛禁的言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存在，最著名的弛禁者当然是许乃济，他的观点多年来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典型。道光十六年(1836)，他向皇帝呈上<鹕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众其中最后一段话说：

鸦片烟土，系用罂粟花结苞时刺取津液，熬炼而成，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叠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利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前明淡巴菰，来自吕宋，即今之旱烟，性本酷烈，食者欲眩，先亦有禁，后乃听民间吸食，内地得随处种植，吕宋之烟，遂不复至，食之亦竟无损于人。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特虑夺南亩之地方，荒农夫之耕作，则关系匪轻。但以臣所闻广东省情形言之，九月晚稻，刈获既毕，始种罂粟，南方气暖，二三月便已开花结实，收浆后乃种旱稻，初无碍于地方，而大有益于农夫，应请敕查各省旧种罂粟处，如果于早晚两季，均无妨碍，亦准听民之便，庶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舶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此亦转移之微权，是否可行，合并陈明请旨。[31]

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许乃济的观点肯定是要受到批判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处境宋考虑，他的话或许不无道理。从历史的发展，尤其从鸦片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来看，他的观点反而得到了应验——正是土烟将洋烟赶了出去。另外，当时朝臣最为关注的是白银外流问题，在走私横行和禁吸无效的情况下，许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暂时妥协的办法。当时赞同弛禁观点的尚有两广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但后来弛禁观点遭到众多官员和社会舆论的批评，许乃济以致于声名狼藉，被夺官削职。禁烟当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少，对近代外交与贸易的一窍不通，以及对禁烟后的一系列后果没有充分的估计。

鸦片战争起源于鸦片贸易，导火索是禁烟，由于中国在战争中失败，因此禁烟条例尽管没有作废，但实际上已形同虚文。虽然清政府在战后并未承认鸦片贸易合法，但慑于外来强权，对鸦片贸易已基本不干涉，而是想通过缉拿吸食者来禁止鸦片。“其意谓苟吸食者无人，则贩卖者不驱自退，如此可杜绝鸦片之来源；且中国治内地之人民，外人亦无所藉口。”[32]这种想法实在太荒唐，根本无法执行不说，实际的后果是弛禁。国内罂粟种植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蔓延至全国，绝对不是偶然的。

在清政府高层，弛禁派人数在增多，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原来禁烟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也有了弛禁的想法!为了摆脱越来越严重的银荒，很多地方官员都在考虑在自己辖区种植罂粟以抵制洋烟，阻止白银外流。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时，署江西抚州府文海征求他的意见。此时林则徐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明确表示赞同以国内种植罂粟宋抵制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文海曾致信林则徐，提出严禁洋钱洋货的建议。1847年初，林则徐这样答复文海：

至于变通之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黄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为绍兴之美酝瑚南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33]

    林的这段话特别有意味。其一，他从最为严厉的禁烟转而赞成弛禁，仅仅过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其二，其禁烟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大量的白银外流，使国家财政状况窘迫；其三，如果自种自吸，即“内地自相流通”则完全无碍，此前他曾经说过的那些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豪言壮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其实，林的观点与道光十四年(1834)两广总督卢坤说的话几乎如出一辙：“有谓应弛内地栽种莺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34]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已经合法，但仍规定官员不许吸食鸦片，不许开设烟馆，不许种植罂粟。但众所周知，上述条文形同虚设，罂粟种植不仅不能制止，反而很快导致罂粟花开遍全国。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清政府“禁内不禁外”的政策根本不可能实行下去，地方官员也大多充耳不闻；二是清政府“利令智昏”，借禁烟而大肆收敛钱财，此即所谓臭名昭著的“寓禁于征”。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也注意到了清政府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即种植罂粟虽然形式上被禁止，但实际上却由于提高对外国鸦片的关税征收而受到鼓励。另外，在上海双口、天津等口岸，尽管形式上禁止中国生产鸦片，但却正式向生产者征收厘金，而且还比向外国鸦片征收的税低50％，因此中国鸦片在同外国鸦片竞争中，实际上是受到清政府保护的。虽然很多中国人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鸦片“是必不可少的，从而减轻了鸦片有害的想法。他们还向政府力陈把这种已经证明是无法完全禁止的东西作为一种税收来源的可取性”；他们希望排除一切进口商品，认为进口会抽走本国财富，而“如果我们提高厘金，并在国内运输途中设置障碍，进口外国鸦片就会变得无利可图”[35]。

关于“寓禁于征”的实质，学者已有很好的论述：

    盖当时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又适值军用浩繁需款孔急，遂决定弛鸦片之禁公开收税。但禁与弛禁二者根本不相容，既弛禁则主禁之政策，决不能并立，而“寓禁于征”之政策，亦实根本欺人之谈也。因吸烟者一经成瘾，苟非施以强迫之压力，不易戒除，虽倾家荡产售妻鬻女，而鸦片不能不吸。故‘寓禁于征”政策实行之结果，徒使吸烟者速至于“家败人亡”之地步而已。况所谓“寓禁于征”之主旨，乃在于“征”，而非在于“禁”。结果此种政策反成为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也。自鸦片弛禁之后，使大多数国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国力既因之而疲，国势亦因之而弱。[36]

    总之，为了与外国鸦片争利，为了不使中国财富流向外国，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应付和填补诸如支付战争赔款胸置洋枪洋炮牍压太平天国等等而导致的国库空虚的现状，征收罂粟种植税和鸦片交易税便成为清政府的首要选择。

    第二，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种植罂粟比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有利，从生产效益来说，其密集型劳动适合于中国国情。

    鸦片的禁吸与否和罂粟的禁种与否，通常是政府和官员们考虑的事情，农民只关心自己的生存问题。19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生存于这个世纪的农民非常艰难和不幸，因此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谋生，而种植罂粟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种选择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不仅种植罂粟的经济效益比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高，而且要求的种植条件不高，市场也大，容易出售。

种植罂粟比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经济效益到底高多少?笔者没有找到非常精确的材料，但相关记载证明，前者至少是后者经济价值的3倍以上，最多可能达十几倍。所谓“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今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37] 9世纪后期，在广大农村种植罂粟如同种植五谷杂粮一样司空见惯，很多地区家家产户都种，不种反倒很奇怪。云贵川陕等许多地区有大批罂粟种植专业尸，华北舡南华南等地农民也在自己零散的土地上竞相种植。

与其他作物相比，种植罂粟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这一点恰恰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土地资源紧张，人均耕地非常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便宜，因此实际上不但没有增加成本，反而充分利用了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只要最后的实际经济效益高于其他作物，对于农民来说就是划算的。一般情况下，清末民初在产烟地区的烟土市场上，1两烟土约值大洋1元，1元大洋可以买几十斤大米，以每亩烟土产量50两计，便可交换大米近2000斤。以此计算，每户农民如果种植3亩罂粟，在扣除各种杂税后，基本可以达到温饱或略有剩余的水平[38]。这是极有吸引力的。当然，从各地情况看，农民种植罂粟所得仍然非常有限，大利为官府及贪婪的官员所得。

    种植罂粟的确给清政府带来了较高的税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但罂粟的广泛种植也给清代社会带来严重的恶果。上文说到农民种植罂粟比种植其他作物的收益较高，但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广大农民不仅没有因为种植罂粟改变严酷的生活处境，反而更加悲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因种植罂粟而染上鸦片瘾者越来越多，他们陷入更困难的生存状态。

    全国广泛种植罂粟直接导致吸食者迅速增加，一是国产鸦片产量提高后，不仅使鸦片价格下降，而且随处都容易买到，改变了原来进口鸦片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前因为鸦片数量少，价格高，吸食者多限于城市和农村中的富裕人家。随着烟禁的废弛和国内罂粟产量的提高，农民中的吸食者迅速增加，并远远超过城市吸食人口。二是农民自种自吸，许多农民收获了自己种的罂粟后，便迫不及待地在田间地头架锅煮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吸食鸦片不仅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而且严重损害了他们健康，增加了犯罪行为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吸食者不仅身体上被拖垮，精神上也被击垮。当时的在华传教士丁韪良曾对吸食鸦片者和酗酒者作过比较，他说：

    这两种毒品间的后果的差别是十分巨大的……醉鬼不喝酒时能正常工作；吸鸦片的人离了烟枪什么也干不成。大多数酗酒者可凭意志戒掉这个恶习；抽鸦片是一种病，要戒掉得全靠吃药。酒在几年内才能把人变为奴隶；大烟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能完全俘虏吸食者……，最终，许许而来的毒品侵蚀了体力，麻痹了神经，当然缩短了寿命。吸食鸦片的费用尽管数额巨大，但与所失掉及从中觉醒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39]

    2．因种植罂粟而占用大量耕地，粮食产量受到很大影响，经常造成饥荒。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种植罂粟是一种破坏性的生产，有百害而无一利。至清代后期，中国的人均土地和粮食占有率已经很低，却又因种植罂粟使情况变得更糟。据统计，1900年中国鸦片产量为37．6万担，1894年产量估计约30-35万担，取中数32．5万担；以平均亩产鸦片3市斤计，则32．5万担鸦片侵占耕地达1300万亩；如依每户平均种植罂粟田6亩计，则需耗用200余万户的农业劳动力[40]。罂粟田挤占粮田，粮食自然大幅度减少。由此我们可以推论，19世纪社会经常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流民增多，与大规模种植罂粟有很大的关系。

种植罂粟的危害在1870年代的华北特大旱灾中毕露无疑。1876’1878年华北发生连续干旱，饥荒遍及北方各省，华北地区“很大部分的可耕面积都播种了罂粟，因为人们发现这比种麦或其它谷物更为有利；结果粮仓都是不满的，连一年旱灾的储备粮也没存下”[41]。山东的情况至为糟糕，“据估计有300多万名男女和儿童从那里迁往南方”[42]。山西的情况是“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小民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43]。旱灾所造成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在华的外国人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境况：

    饥荒——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报告：由于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和危害性最大的干旱，以致以前曾因土地特别肥沃而被称为“中国的乐园”的华北各省再次受到了饥荒的蹂躏，而这些地区，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是英国货的主要消费地。干旱向北延伸到蒙古，向东延伸到朝鲜，最西端的甘肃和四川北部也遭到旱灾之害；另一方面华南包括四川南部在内则同时遭到暴雨引起的严重水灾，而在旱灾与水灾地区之间构成缓冲地带的长江流域却遭到蝗群的蹂躏。[44]

   , 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以前不仅能自给自足，而且经常可以调出多余的粮食；自从罂粟面积扩大排挤粮食作物后，也经常发生粮食危机，“一遇荒歉即有鲜饱之虞”[45]从19世纪晚期开始，四川从全国最主要的商品粮出口省之一转而从外面购进粮食，其原因是“唯莺粟乃能获利”，致使大片良田 “渐变烟苗，丰年之粒食尤昂，歉岁之阻饥立告……官禀私藏，并形匮竭”[46]。此后，无论丰年歉年，粮荒一直伴随着中国人，直至20世纪。

    19世纪的中国人为鸦片所害，似乎中国人被施了魔法，从高价买入到“自食其果”，一步步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这是我们民族的创伤和耻辱，是永远都需要汲取的教训。正如张之洞1883年所说，“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47]，即必须严禁鸦片。鸦片不仅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更侵蚀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后者比前者更难以治愈。“治理鸦片问题的全过程，似乎在向我们昭示这样的事实：铲除鸦片烟毒，精神上的因素比身体上的因素更重要。”[48]事实的确如此。

[1]李三谋：《鸦片在山西的危害》《晋阳学刊》1990年第6期。

[2]朱庆葆、蔚秋明、涨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页，于恩德认为；“当此时期中(指1729-  1830年)，鸦片完全来自外洋，井无内地种植者，如有亦为数甚少。如雍正七年之定例，仅及兴贩及开设烟馆者。关于吸食者并无明文规定。盖吸食之人并不甚多。”见氏著：《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跃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9页。

[3]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

[4] 《清宣宗实录》卷一八四，道光十一年二月戊戌。

[5] 《清宣宗实录》卷一八七，道光十一年四月庚寅。

[6] 《清宜宗实录》卷一八七，道光十一年四月乙巳。

[7] 《清宣宗实录》卷一九O，道光十一年六月癸巳。

[8] 《清宣宗实录》卷一九一，道光十一年六月辛丑。

[9] 《清宣宗实录》卷一九一，道光十一年六月丙午。

[10]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29页。

[11]参见王树五、床恩常编：《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12]包家吉：《滇游日记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七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第35页。

[13]徐建生编：《疆本堂汇编》，转引自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164页。

[14]《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

[15]转引自来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第4页。

[16]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56-464页。

[17] 《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贸易报告》，见《上晦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玖第257页。

[18]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禁烟上》。

[19]《益闻录》第123号，光绪八年九月十七日。

[20]《益闻录》第201号，光绪七年八月三十日。

[2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58页。

[22] 《领事文极司脱关于鸦片的补充备忘录》，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李必樟编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2页。

[23] 《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68页。

[24] 《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57页。

[25] 《领事麦华陀1873年度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S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04页。

[26]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趴仅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318页。

[27] 《领事许士1881年度上海贸易报告A见仅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敢第607页。

[28] 《领事许士188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晦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634-635页。

[29] 《领事哲美森1892年度上海领事管区的贸易和商业》，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82页。

[30] 《领事许士1880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66页。

[31] 《许太常奏议域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474页。

[32]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众第81页。

[33]林则徐：《复署江南抚州府文钞》，《林则徐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

[34]卢坤：《道光朝外洋通商案》，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第25期，北京：京华印书局，1931年。

[35]《领事麦华陀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33页。

[36]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96-97页。

[3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

[38]参见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第151-152页。

[39] [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4页。

[4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302页。

[41] 《领事达文波187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晦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37页。

[42] 《领事达文波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08页。

[43] 《曾忠襄公奏议》卷八《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

[44] 《领事达文波187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晦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众第502页。

[45]光绪《垫江县志》卷三《物产》。

[46]锡良：《锡良遗稿·奏稿》卷五《覆奏陈钟信请整顿积谷折》，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27页。

[47]张之洞：《陈明禁种莺粟情形折》，《张之洞全集》卷七《奏议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

[48] [美]史景迁：《中国纵横——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夏俊霞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