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史研究者既要甘于坐冷板凳，又必须有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绝对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
南炳文，1942年1月生，河北省广宗县人。196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和故宫博物院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89年，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著有《南明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明清史蠡测》、《明清考史录》、《清代苗民起义》等，合著《明史》、《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史》（明朝卷）、《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清史》、《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第8册）等，合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明史研究备览》等。
在南开园，人们时常看到一位骑车上下班的老者，每逢年轻师生向他问候时，他都下车谦和地还礼，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南炳文。他在明史领域辛勤耕耘数十载，治学严谨，著述颇丰，既注重宏观的历史阐释，又注重精细的微观考辨。他的学生中已有很多人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近日记者采访了他，听他讲述自己的治史经历和治学理路。
1善思善行步入史学大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明史研究领域躬耕数十载，成果不菲。您是如何踏上历史研究之路的？
南炳文：1961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学专业，幸运地被录取。初入大学时，我以为学习历史就是记时、记人、记事。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汇集了郑天挺、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著名史学家，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渐渐懂得，从事历史研究，要善于思考，提出问题，通过分析、归纳等方法解决问题，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从而认识历史的本质，获得经验、教训和启示，便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难题。
在老一辈史学家的指引下，我逐渐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在这个过程中，郑天挺先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早在本科学习期间，我就经常听郑先生的学术报告，旁听他的课，他渊博的知识和解析历史问题的方法让我获益颇多。1978年后，我担任郑先生的学术助手，直至1981年他去世。在这三年中，我有更多的机会与郑先生接触，他与学术界同仁间的谈话也使我受益匪浅。正是在郑天挺等诸位前辈学者的指点和教诲之下，我才得以步入史学研究的大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您先后完成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遗民传》、《万历起居注》的辑校工作。目前，您又在主持“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明史》修订工作，需要做大量的史料长编，这是否意味着您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移？
南炳文：最近几年，我除了做一些专题研究以外，从事的研究课题均与文献修订和整理有关。1978年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史学研究蒸蒸日上。大量文献得以影印出版，有的还实现了数字化，这都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因种种原因，各种史料难免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有的还因年代久远而残缺不全。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在引用史料时，必须认真考证辨析，也需要进行文献整理、校勘修订，尤其是对一些常用的大部头文献、基础性文献，更应如此。
现今存世的《万历起居注》有十种版本，而且均为残本。2000年后，我开始分别辑录出各版本共有和独有的内容来，并详加校勘和补正，同时与明朝奏疏等文献进行比对，基本恢复了《万历起居注》的原貌。2010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辑校万历起居注》（共6册）。此外，《泰昌起居注》、《天启起居注》仅存于日本，国内学界关注较少，我也进行了校勘和整理，201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即《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共3册）。
2007年以来，我又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的修订工作，这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一部分。我们主要对初校成果进行复核，在尊重前人成就的前提下，做必要的取舍和修订；搜集前人除初校本之外的相关成果，复核后做出取舍；将复核前人已经取得的相关成果后，在其吸收到修订工作中；仔细阅读《明史》全文，并比对相关资料，尽可能发现《明史》记载的错误。目前，《明史》的修订已进入收尾阶段。下一步，我们拟启动《明实录》的校勘，它已被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2史实勾勒明代社会发展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与汤纲先生合著的《明史》一书出版后，获得了学界好评，并曾荣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多年来一直是许多大学历史系的必读书目。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您和汤先生采取了哪些治史原则，能否谈谈具体撰写情况？
南炳文：我撰写《明史》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大学二年级阅读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时，我就产生了研究明史的想法，并立志撰写《明史》。1979年，我与汤纲先生合作写作该书。其中，明初、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由汤先生负责，明中期、后期和南明时期由我撰写，文化部分则由我们两人联合撰写。经过多年努力，1985年、1991年分别出版了《明史》上册和下册。由于我撰写的南明部分篇幅过大，为避免册数过多，《明史》出版时，只得将南明部分改为简述。1992年又单独出版了《南明史》一书。2003年，《明史》一书又被纳入“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得以再版。
在撰写《明史》时，我和汤纲先生确立了以下原则：一是以史实说话，努力做到言必有据；二是秉笔直书，实事求是；三是史论结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四是发挥历史的资治功能，重视总结历史启示。当时，史学界对明史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明代初期和晚期，对明代中期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因此，我们力争在这些薄弱环节上有所突破，在明代中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风气等领域下了大功夫，希望揭示明代社会的总体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明史研究的状况一直比较关注，1999年曾在《历史研究》发表《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一文，对二十世纪国内明史研究做了概括和评述。作为中国明史学会的前任会长，您认为目前国内明史研究有哪些成绩和不足？
南炳文：对于明史研究的现状，我总体上比较满意。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年轻学者不断加入到研究队伍中，研究不断深化。作为明史学界的一名“老兵”，我为此感到高兴。但明史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学者急功近利，对于明代历史缺乏总体了解，只求短平快。有的仅仅是为了晋升职称而急于发表文章，缺乏扎实的基础；学者重复性的工作做得太多，学术原创性不够。我们应该摒弃浮躁之风，脚踏实地，加强沟通和协作，促进明史研究的发展。
3微观考察是宏观研究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中，既有对明代历史的宏观研究，又有微观考察，您如何看待二者间的关系？
南炳文：有的学者侧重宏观研究，有的学者则侧重微观考察，在历史研究中，二者本身没有高下之分，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侧重哪个方面，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都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微观研究需要具备宏观视野，否则可能会见木不见林，停留于历史细节和表象，难以认清历史的全局和本质，容易导致研究碎片化。受后现代理论影响，这种现象目前比较严重。宏观研究必须以微观考察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根基，得出的结论不免流于空泛，难以立足。
我非常注重微观考察。例如，关于《万历起居注》的几篇文章都是微观研究。正是这些微观研究让我得以了解现存《万历起居注》的整体情况及其缺憾，从而为我整理校勘这一珍贵文献奠定了基础。宏观研究是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的总结和把握，它需要敏锐的洞察力。我虽然注重微观研究，但没有停留于此。《明史》、《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史》（明朝卷）以及《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试论明代中国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明清时期古代中国社会的终结及其教训》等都力图从宏观上把握明朝发展的大势。《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纪念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在考察中国朝贡体系和欧洲殖民体系这两种对外关系模式的基础上，指出从道德角度来看两种模式可分上下，但从实际后果来看，皆应予以否定。这表示我们应该探索国家间新的外交模式，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类似的历史经验应当认真总结，这种总结既需要建立在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需要从微观研究中跳出来，从宏观角度进行把握。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些学者的知识面非常广博，但却散漫无统，未能取得人们期待的科研成果；有些学者的知识面比较狭窄，在科研上往往遇到瓶颈，发展后劲和潜力不足。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博”与“约”的关系？
南炳文：文献校勘和整理必须具备宽广的知识面，否则很难进行。实际上，任何学术研究都应当注意“博”与“约”的关系，历史研究更应如此。“博”是“约”的基础， “约”是在“博”基础上的深入和重点突破。如果一味求“博”，而不注重“约”，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深入，导致游骑无归。历史的发展具有连贯性、复杂性，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没有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就有可能一叶障目。在明代思想文化研究这一领域，如果对先秦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的经典不熟悉，不了解历代思想文化的变迁，对明代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
因此，我一直注意处理“博”与“约”的关系。虽然我进入大学不久就确立了以明清史（尤其是明史）为主攻目标，但也认真学习了其他时期的历史。除了精读明代史籍外，我还通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让我在研究明清制度和史事时，明了其渊源，通过相互比较发现其时代特点。在学习过程中，我还撰写了《试较〈史记〉与〈资治通鉴〉关于商鞅变法的记载》、《关于部曲的含义和身份》等论文。我们应该做到“博”不废“约”。倘若“博”而不“约”，就不免博杂浅陋。
4不盲从迷信国外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 有人认为历史学尤其古代史研究距离现实比较远，只能是“书斋里的学问”，因而往往对历史学的功能产生怀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南炳文：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与现实联系紧密。今天的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又会成为明天的历史。社会尽管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古今社会存在很多共性。因此，历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现实，了解现实社会的复杂性，这有助于加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同样，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我们又可以反观社会，从中得出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当然，我们也不能生硬地将历史与现实挂钩，甚至歪曲历史。我的很多研究实际上都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例如我在改革开放初期撰写的《明代两畿鲁豫的民养官马制度》，虽然重点论述明代马政的演变，但主旨是揭示经济效益在其中发挥的推动作用，以期从历史角度加深对现实商品经济的认识。历史研究者既要甘于坐冷板凳，又必须有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绝对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从事明清史研究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与国外学者交流，担任了很多国外大学、科研机构的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我们应当如何吸收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南炳文：学术研究应当有开阔的视野，加强与海内外同行间的交往，经常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或者互访讲学。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比较深入，我略通日语，因此我与日本学术界的联系较多，多次去日本访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可以获得很多宝贵信息。日本著名学者山根幸夫向我介绍了日本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对我大有帮助。《辑校万历起居注》之所以能够出版，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与海内外学术界的交流。
我们要吸收国外学术理论和研究成果的优长，但决不能盲从迷信。国外的理论、方法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学界确实亟须理论概括，我们要借鉴西方理论，针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提炼出本土化的历史理论，但也并非所有国外的新理论、新提法都正确。有的外国学者思维方式有局限性，或对有关资料了解太少，随意提出一种新说，貌似有理，但却不合乎中国历史的实际。对此我们不可盲目跟随，应该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国外的新提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培养了很多学生，可谓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近年来由于受到考核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有的大学教师非常注重科学研究，忽视了教学工作。请您谈谈教与学的关系。
南炳文：教学相长，其益无穷。首先，在教学中，为了把问题讲清楚，需要做很多准备，这促使我进一步从事研究；其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很多问题会给我很大启发。学生大都是年轻人，他们思维活跃，各有特长，也是我请教的对象。
教学中，老师主要是在开始阶段充当引路人。随着学生从科研入门到专题研究的步步深入，师生间越来越变成学友关系，彼此各有专长，可以取长补短，成为互相学习、帮助和合作的好朋友。在社会灾难、中韩关系、中欧关系等研究领域，我曾经指导过的很多学生都是我请教的对象。在我主持的《明史》修订和点校工作中，核心成员也主要是这些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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