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沉睡了近七个世纪的宋代海船在泉州后渚成功发掘，举世震惊，它的发现、发掘充满了故事，40多年后，亲历者细述发掘过程——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记
林祖良(左)向本报记者细述古船出土的往事 (陈小阳 摄)
当前，在“一带一路”国家政策的带动下，“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近日，广东媒体来泉追寻“海上丝绸之路”的踪迹，其中，泉州开元寺古船陈列馆内的宋代海船备受关注。这艘古船对泉州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其出土的经过却鲜为人知。
记者采访了原莆田市博物馆副馆长林祖良先生，他于1971年至1976年曾在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从事文物保护等工作，全程参与了泉州宋代海船的发掘工作，从他的亲述当中，我们可以触摸到那段褶皱的历史，并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一角。
后渚港区位于泉州湾内，宋为临江里，元为后渚浦，清属三十六都。它的西北面有桃花山的支脉为天然屏障，东南面与白沙、百崎隔海相望，背山面海，形势极为险要。这里水深港阔，终年不冻，自古以来就是泉州通往世界的重要远洋口岸。
1974年，一艘沉睡了近七个世纪的宋代海船在泉州后渚成功发掘，举世震惊。从那以后，各国从事文博考古研究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泉州”二字一度频现多国报端，中世纪刺桐港的辉煌岁月更如重生般，华丽铺陈于学者们的笔下。这艘宋代海船的发现，揭开了我国造船史及海外交通史研究崭新的一页，甚至被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泉州湾古船出土也被《考古》杂志列为“197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泉州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41年弹指而过，老了时间，旧了故事。当年宋代海船发掘工作的许多重要参与者，如张立、林文明、庄为玑、许清泉等，都已相继故去，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见证者越来越少。在林祖良先生的讲述中，这艘古船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它的身份认定也颇费了一番工夫。
千百年来，泉州港“吞吐四海云帆，鼓荡八面来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流光溢彩，展现蓬勃生机。宋元时期，泉州通过海外贸易与世界各国建立起了深厚友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多元文化交融、交汇之地。泉州湾后渚港区宋代海船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华民族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镌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友谊，以及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永恒记忆。通过这艘古船，重温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传统历史友谊，意义非凡。而那些为海船的发现、发掘、修复和保护作出无私奉献的人们，也理应被载入历史宏卷，为后世所铭记。
实地考察 初探沉船
为了一探这艘神秘沉船的究竟，庄为玑独自留在泉州等待有利于下海考察的日子。当年8月20日，张立、林文明指派林祖良、史其敏(时为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摄影干部)、许觉(时为泉州市文管会开元寺保卫干部)三人，陪同庄为玑前往后渚考察。到达之后，在当地民兵队长的引领下，他们来到海边，见到离岸30余米处的海滩上有一条水沟横在眼前。水沟对面的淤泥下露出十多米长的船侧板，船板离地表约3米。
民兵队长借来木板架设成独木桥，然后搀扶着庄为玑和林祖良走进船体的外露部分。细看船舷侧板，是由三重木板叠合成的，庄、林二人用手伸进淤泥中，捞出好几捆用细绳扎成的“树枝”，长约40厘米，头尾都用刀切得很整齐(这些“树枝”后来被证实为“香料药材”)。林祖良又摸出来三块青瓷片，仔细看过之后(他在莆田时曾追随古瓷行家郑永森学习过古瓷鉴定)，林祖良对庄教授说：“这些瓷片都是宋代的，这船可能是宋代的!”庄为玑听后高兴极了，他和林祖良对视一眼，两个人就像孩童一样咧着嘴乐开了。
此时，史其敏正在海滩上忙碌地摄影着，把庄为玑和林祖良工作的状态记录下来。这里发生了个小插曲：庄为玑在古沉船上查看三重板时，脚下打滑，眼看要栽入淤泥中，林祖良急忙一把搀住他，这才化险为夷。史其敏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瞬间。庄为玑事后对此事津津乐道，在1974年5月1日写给林祖良的信中这样说道：“每忆古船舷旁，我溺您援之以手……岂能忘怀?”
初探沉船后，几人将打捞物漂洗干净，带回地区文化组研究。庄为玑根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的中国船是三重板结构，判定这可能是元代以前的古船，林祖良则依据捞出来的瓷片是典型的宋瓷，认为可能是宋船。至于那些成捆的“树枝”，他们都认为应该不是当柴禾用的，长度那么短，头尾又切得很整齐，倒像是药材，这一点在后来也获得证实。
海船出土震惊世界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古船的发掘自1974年6月9日正式拉开序幕。参加田野发掘工作的单位有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地区文管会、泉州海交馆、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和泉州中学历史科校际教研组等，参加人有叶文程、苏垂昌、林祖良、陈泗东、王世战、刘衍坤、李再铭、李登俊、郑焕章、唐杏煌、郭慕良、张克秦等;周海宇、柯孙瑶和黄炳元等负责宣传接待工作。
经过2个多月的苦战，在发掘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发掘工作于当年8月25日顺利结束，沉睡已久的古沉船终于完全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庄为玑先生虽因年迈，不能直接下海参加发掘工作，仍时常来信指导，询问工作进展。只要有空，他就来发掘工地关心古船的出土情况。”林祖良谈及当时的发掘情况时，这样补充道。
从古沉船船体结构上看，除龙骨外，舷侧板用三重木板，船壳板用二重木板。《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中国船“侧面欲坚固，用三重木板”。《蒲寿庚考》引元代说法“当时中国船，船底系用三重木板”，这些与沉船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宋元船只的结构相仿，可见多重板结构应是宋代海船的特征之一。海船共有13个船舱，水密隔舱是唐宋以来我国木造海船的特点之一，这在中外文献中也都有记载。这艘古船的形制与宋船相符，但宋船的形制有些也为后世沿用。因此，要判断它的年代，还须结合船舱中的出土物来考察。
古沉船船舱中出土的陶瓷器不少。青釉器中的各类器物造型，一般都具有宋代陶瓷器形制特点。如青釉花瓣式盒盖和青釉碗、青釉洗等器物，是宋代龙泉窑烧造的，这类青釉器内外均施釉，釉汁光亮莹润，表面呈细小碎裂纹。其装饰花纹，如莲瓣纹、刻划纹和缠枝花纹等，也都具有宋代装饰艺术。黑釉器中兔毫盏标本，是宋代建阳水吉建窑的产品。白釉瓷盒和瓷碗等，按其釉色和造型，与新中国成立后闽南地区宋代古窑址所出相同，应属同一时代。
出土的铜钱，按其年号看，少数为唐钱，多数为北宋钱与南宋钱。龙骨两端“保寿孔”中放置的铜钱，都是北宋时期的，说明船的建造与下水年代较早。而船上其他部位发现的铜钱，年号最晚的是南宋度宗年间铸造的“咸淳元宝”(1265年至1274年)。船上没有发现宋代以后的铜钱，这对判定这艘海船的年代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从船舱出土物来看，数量最多的是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宋代泉州海外通商贸易发达，香药、香料的海外输入很频繁。这些香料木和胡椒的出土，正是宋代中外经济交流的实物证据。 船中还出土了木牌与木签，墨书文字的木牌(签)上写有“曾幹水记”、“林幹水记”、“张幹水记”等，结合宋代官制研究，“幹”系“幹办官”的简称，这样的称谓在元代未见沿用，这也是推断海船年代的一个佐证。
1974年9月9日，“古船发掘报告编写小组”成立，由林文明、许清泉、林祖良、王洪涛、陈泗东组成，林文明任组长，许清泉任副组长。编写小组主持编印《古船资料辑录》《晋江地区古陶瓷窑址汇编》，翻印了《岛夷志略》《瓷器概说》《文物保护文件汇编》等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75年3月，新华社正式发布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消息，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并称之为“世界考古珍闻”，是“中国近年来的重大考古收获”。
古船船舷侧板为三重木板叠合而成
1974年8月20日，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庄为玑和林祖良、史其敏等人前往后渚考察退潮后的沉船情况。图为庄为玑(中)、林祖良(右)从船体暴露部分捞出瓷器和香料药材。 (史其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