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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

　本文所谓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主要是指民国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直至1948—1949年度结束，亦即1949年7月暑假之前，曾经在下列75所大学或独立学院担任过史学教授的人员。这75所大学是：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政治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安徽大学、中正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英士大学、长春大学、中法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中华文化大学、东北中正大学、江南大学、珠海大学、津沽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中国公学、持志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国立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昆明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桂林师范学院、长白师范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南华学院、安徽学院、江苏学院、相辉学院、华北文法学院、台湾大学、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以及沦陷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及广东大学等。
　　以上75所大学，包括了作为它们前身的大学在内，倘若将这些前身大学单列，则实际纳入本文讨论范围的大学，就有将近100所。这些大学包括了所有在1949年前曾经设有“史学系”或“历史学系”及与史学相关的“国学系”、“文史学系”、“历史地理学系”、“历史政治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史地政治系”、“哲史系”等科系的大学。服务于各大学上列科系中的史学教授，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对象。
　　但要补充说明的是：（一）在上述与史学相关的科系中，纯以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为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人员，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历史地理学系”中，除“历史地理”外，纯以地理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国防地理以及地质学等为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人员，也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二）并非所有大学都设有与史学相关的科系，也并非所有以史学为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人，都在上述与史学相关的科系中服务。特别是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法制史以及社会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往往服务于法学院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科系。为免遗珠之憾，他们中的一些偏重于上述专门史研究的人员，也经过审慎考察后纳入讨论范围。（三）本文虽以1949年7月前各大学的史学教授为研究对象，但由于他们中多数人是由助教、教员、讲师、副教授一步步晋升而来，因此覆盖面事实上极广。尽管如此，考虑到1949年7月前，还有一些副教授，在史学领域已有一定成绩，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后来，因此本文也将他们纳入讨论范围。（四）外籍史学教授也是本文讨论对象之一，他们绝大多数受聘于各教会大学。
　　综合以上各种情况，纳入本文讨论范围的史学教授共有626人，其中本国教授585人，外籍教授41人。本国教授中，正教授526人，副教授59人。这585人就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对象，至于外籍教授，则在分析某些问题时连带及之。以上几个统计数字，是笔者根据各大学档案，以及其他一手资料，从各大学建立史学及相关科系起，逐年逐校排查而得，因此可以说与75所大学及其前身实有的史学教授总数误差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近代中国各大学的史学教授，基本上都可以在这626人中找到。75所大学的情况千差万别，626名教授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各种细节问题，只是将这626名教授，特别是585名本国教授，作为一个群体，就他们的教育背景、流动情况、学科分属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研究，以反映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些许情况。至于各大学史学科系设置情况，史学课程体系，以及史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等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将另外讨论。
　　史料方面，鉴于目前流行的各种相关人物传记、年谱、回忆录、自述及人物辞书等等，错误或不准确之处比比皆是，且于1949年前的情况大多语焉不详，本文关于各教授的基本情况，如生卒年、学历、在各大学间流动情况、职称晋升、开设课程、主要著述等等，均以教育部及各大学原始档案为主要依据，特别是其中的教职员名册、薪金册、聘书、应聘书、课程表、会议记录、资格审查表、人事异动表、人事登记表、著作调查表、眷属调查表等。档案缺失，或记载矛盾，则以日记和各大学当时的出版物，如校刊、校报、学报、年刊、年鉴、半年刊、月刊、旬刊、周刊、日刊、大学一览、大学概况、教职员名录、毕业同学录、毕业纪念册等一手资料，加以补充、修正。本文所述626名教授的基本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各项统计，均以这些原始资料为依据。由于数量浩繁，无法一一注明，在此特别予以说明。
教育背景的考察
　　
　　自从清末民初学校教育兴起之后，各级各类学校就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场所，也成为绝大多数人获取知识最主要的途径。而对于大学教授这样一个以传播知识为其主要职责的特殊群体来说，他们接受过怎样的教育，知识背景如何，也就格外值得注意。研究此问题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意义：其一，一名大学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般而言与其所受教育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这不仅是研究大学教授自身应当注意的问题，也是研究任何一门大学学科发展都应该注意的基本问题。其二，在大学教育兴起之后，大部分教授本身就是大学教育的产物，因此，考察大学教授的教育背景，也就成为评判各大学办理成效的标准之一，并可藉此观察各大学在教育界、学术界的不同地位与影响。其三，对某一学科教授群体教育背景的考察，还可以成为观察该学科整体发展面貌的一个重要视角。
　　不过，当我们对一个跨度较大的时段内教授群体的教育背景进行考察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到，由于不同时期教育发展状况不同，人们接受教育的情况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在教育发展状况、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状况以及他生活的时代三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大致的对应关系。因此，对教授群体教育背景的考察，就必须与他们的年龄结构相结合，如此方能将三者的关系较为明晰地呈现出来。
　　在本文所考察的585名本国史学教授当中，最年长的一位是生于1858年的张森楷，最小的一位是生于1920年的黄大受，中间相距62年。如果我们从1855年算起，以每5年为一个年龄段，则正好可将585名教授的出生时间纳入14个年龄段当中。以下是对出生于每个年龄段的教授人数，及各年龄段教授的教育背景所做的统计（表1，见篇末）。
　　首先，从出生年龄段分布来看，各大学史学教授明显以出生于1890—1914年间5个年龄段者占最大多数，合计488人，占到本国教授总数的83.4%。而出生于1855—1889年间7个年龄段者，总计只有82人，占14.0%。至于1915—1924年间两个年龄段出生者，总共只有15人，约占本国教授总数的2.6%。这两个年龄段，也就是“五四”前后出生者，之所以在史学教授群体中只占极少部分，是因为晋升教授、副教授需要一定年限，而生于这两个年龄段者，绝大多数在1949年前只是助教、教员或讲师，并不在本文主要考察范围内。1949年后的各大学文史学系，教授群体的构成才以他们为主。
　　那么，为何生于1890—1914年间5个年龄段者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而非生于此前7个年龄段者呢？这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大学文史教育的发展进程有关。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是最早的国立大学，但实际上直到1909年才开始招收分科大学生，其文科“中国史学门”，也成为各大学中最早设立的史学科系。此后直到1921—1922年度，十余年间只有6所大学设立了史学科系，即由京师大学堂改办的北京大学，金陵、圣约翰、华西协合、燕京4所教会大学，以及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办的东南大学。1922年，教育部颁布新学制，规定“得设单科大学”，并将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之后中国大学的数量才开始快速增长，史学科系的设置也才相应地增多，由1922—1923年度的6个，迅速增加到1926—1927年度的22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大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史学科系数目也呈现不断增加之势，到抗战爆发前，实有史学科系达到了36个。可以说，当近代中国的大学史学教育开始快速发展的时候，那些出生较早且致力于传统文化历史研究的老师宿儒们，绝大部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或正走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路子上。因此便如表1所显示的那样，出生年龄段越早者，任大学教授者就越少。年龄最长的张森楷，仅在成都大学史学系做了两年教授，就很快辞世了。而那些出生于19世纪60—70年代者，也大多在20世纪30—40年代结束了他们的教育和学术生涯。
　　从教育背景来看，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出生年龄段越早者，获得过科举功名者越多，受过大学教育者则越少。这当然是因为他们依然生活在科举时代的缘故。其中1855—1869年间3个年龄段出生的8名教授，100%有科举功名；1870—1879年间两个年龄段出生的25名教授中，21人有科举功名，占了84.0%；1880—1884年龄段出生的21名教授中，仍有13人有科举功名，约占61.9%。而在这6个年龄段出生的54名教授中，受过大学教育者只有17人，约占31.5%。由于出生于这几个年龄段者，在他们进入成年的时候，中国的大学教育还未完全兴起，因此，除了陈汉章（举人）和史鼐（廪生）分别在46岁和29岁时进入最早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文科就读外，其他人都是清末民初在国外，特别是在日本接受的大学教育，如陈遵统（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程树德（进士，日本法政大学）、黄人望（廪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李兆民（贡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刘彦（秀才，日本早稻田大学）、孟森（廪生，日本法政大学）、王桐龄（秀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吴贯英（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徐益棠（秀才，法国巴黎大学）、章嵚（举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周贞亮（进士，日本法政大学）、朱希祖（秀才，日本早稻田大学）、洪允祥（日本明治大学）、李剑农（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杨啸谷（日本奈良正仓院）等。其中程树德、刘彦、孟森、吴贯因、周贞亮、李剑农等，早年都是在政界活动，后来才进入教育与学术领域。此外，还有少数人进入刚刚兴起的新式学堂读书，如白眉初（北洋师范学堂）、陈鼎忠（湖南法政专门学堂）、伦明（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慕寿祺（甘肃师范学堂）、吴宗慈（饶平师范学堂）、姚明辉（江南方言馆）、张籁（京师法政学堂）、张相文（南洋公学）、朱师辙（江南高等学堂）等。
　　第二，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到90年代初期者，看起来正处于一个过渡时代。从1885—1889年龄段出生的教授情况来看，获得过科举功名者已很少，在28人中仅有4人，约占14.3%。由于这个时期出生的史学教授，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适逢清末民初中国的新式教育蓬勃发展，因此有许多人进入新式学堂或学校读书，如陈安仁（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岑仲勉（北京税务专门学校）、邓之诚（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方树梅（昆明优级师范学堂）、顾敦福（江苏优级师范学堂）、关益斋、胡汝霖（均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李大钊（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柳诒征（三江师范学堂）、钱亦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徐炳昶（京师译学馆）、徐益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杨树达（长沙时务学堂）、尹炎武（吴淞中国公学）、马衡、谢无量、徐光（均南洋公学）、张仲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祝同曾（四川高等学堂）等。同时，由于中国的大学教育开始起步发展，有少数人得以进入较早设立的大学读书，如邓初民（江汉大学）、胡鸣盛、金毓黻（均北京大学）、金兆梓、张星烺（均北洋大学）、刘藜仙（华西协合大学）、徐则陵（金陵大学）等，其中邓、徐、张3人后来又到国外大学接受了教育。还有
一些人选择了到国外接受大学教育，但不再仅以日本为主要留学国。如陈嘉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孝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冯承钧（法国巴黎大学及法兰西学院）、高一涵（日本明治大学）、黄士衡（美国州立爱阿瓦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李大钊（日本早稻田大学）、陆懋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及俄亥俄大学）、徐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及德国海德堡大学）、徐炳昶（法国巴黎大学）、张仲琳（英国爱丁堡大学及伦敦大学）等。
　　第三，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以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者，已完全进入新式教育发展时代。由表1可以看出，他们中已经没有科举功名获得者，而高师及大学以上出身者则占了多数。其中接受过高师教育的，主要是1905年前几个年龄段出生的教授。由于1922年后，高师纷纷改为大学，此后出生的史学教授中，已不再有受过此类教育者。大学教育方面，在1890—1914年间5个年龄段出生的488人中，有442人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占到了90.6%，其中1900—1904、1905—1909、1910—1914三个年龄段出生的教授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者，更分别高达93.3%、95.4%和96.7%。考虑到上述年龄段出生者适逢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加之清末以来的留学热潮依然在延续，如此高的比例并不让人意外。当然，这也是作为一名大学教授理应具备的资质。
 
•专题论文•
以下是为了更进一步掌握各大学史学教授在国内外大学接受教育的情况，而根据就读院校所做的统计（表2，见篇末）。
　　因有同一人在两所乃至两所以上学校接受大学或研究院（所）教育的情况，表2中 “大学”和“研究院（所）”两列统计数字时有重复计算。就实有人数来看，如表1所统计，在585名本国教授中，有493人曾在国内外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约占84.3%；又有45人接受过高等师范教育，约占7.7%。而在493名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教授当中，有391人在国内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约占79.3%；有257人在国外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约占52.1%。先在国内接受大学以上教育，又到国外接受大学以上教育者有152人，约占30.8%；完全在国外接受大学以上教育者有104人，约占21.1%。
　　由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就国内教育背景来看，近代中国大学的史学人才，主要出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以及金陵大学等五、六所学校。不过，各大学造就史学人才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是造就史学人才最多的大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曾在北京大学接受过本科教育，后来成为史学教授者，多达87人，占到本国教授总数的14.9%，在各大学中独占鳌头。（二）史学系是培养史学人才最主要的机构。曾在北大史学系就读本科，后来成为史学教授者，有陈功甫、陈汉章、邓广铭、杜呈祥、傅振伦、高亚伟、胡厚宣、金宝祥、劳幹、李方晨、李树桐、林冠一、刘熊祥、卢政鉴、单士元、史鼐、宋泽生、苏康甲、王玉哲、王德昭、吴廷璆、吴相湘、夏德仪、萧鸣籁、谢兴尧、许预甲、杨向奎、杨志玖、姚从吾、余逊、张圣奘、张国威、张政烺、张傧生等30余人。（三）文学院其他科系，特别是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在培养史学人才方面，有非常大的贡献。其中出自中国文学系的有陈庆麒、董作宾、范文澜、傅斯年、金毓黻、柯昌泗、孟寿椿、钱卓英、孙伏园、吴道安、许德珩、郑天挺等；出自哲学系的有陈廷璠、顾颉刚、韩寿萱、韩儒林、胡鸣盛、黄文弼、黄凌霜、嵇文甫、蒋复璁、梁园东、罗倬汉、孟云桥、容肇祖、苏甲荣、余又荪、朱谦之等。此外，出自英文系的有程憬、郭智石、罗家伦、尚钺；出自政治系的有毛以亨、陶希圣、萧一山；出自经济系的有段锡朋、胡寄窗、马非百、杨东莼（肄业）、赵迺抟；出自法律系的有余精一；出自教育系的有陈东原；出自地质系的有裴文中；出自数学系的有毛准。其他还有葛延林、葛定华、俞静安、施畸、汪诒荪等人，因资料原因，就读科系尚待进一步查证。北大史学人才培养的这个突出特点，除了因为中国文学系偏重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哲学系偏重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史学均有密切关系外，与当时一些文科教授在各系间开设课程，以及学生在各系间互选课程或旁听，也是有关系的。（四）20年代初建立的研究所国学门及30年代初由它演变而来的研究院文史部，和进一步演变而成的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是北大培养史学人才的又一极重要的阵地。其中出自研究所国学门（包括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的有班书阁、蔡尚思、丁山、董作宾、杜钢百、傅振伦、顾敦鍒、黄绶、黄文弼、刘厚滋、单士元、商承祚、王森然、谢兴尧、姚从吾、姚名达、郑天挺等；出自研究院文史部的有李光信、商鸿逵、陶元珍、张鸿翔等；出自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有方国瑜、李埏、王玉哲、阎文儒、汪篯、杨志玖等。需要指出的是，前列北大史学系培养的人才，大部分出自30年代鼓吹“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傅斯年幕后主持北大史学系时期，而20年代在朱希祖主持下的史学系，由于特别强调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灌注，而不注重史学研究方法和技能的训练，那时的史学系并不能够为研究所国学门提供多少生源，研究所国学门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校外，或校内的文、哲等系。
　　清华大学的史学人才培养与北大有所不同。（一）清华历史学系同样造就了不少史学人才，如陈超、刁鸿翔、谷霁光、郭守田、何基、胡嘉、梁嘉彬、罗香林、区宗华、沈鉴、孙毓棠、汤定宇、陶振誉、汪篯、王栻、王文杰、王信忠、吴晗、杨绍震、姚鉴、姚薇元、张贵永、钟道铭、周培智、朱延丰等，比起北大史学系来并不逊色多少。但与北大明显不同的是，清华的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并没有培养出一批史学人才来，甚至举不出一位曾经在这两系就读，后来在各大学担任过史学教授的人来。出自其他各系的史学人才也很少，只有政治系的郭宣霖、邵循正、赵光贤，经济系的梁方仲，以及外文系的赵俪生。清华与北大在史学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一巨大反差，可能与其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的培养目标或发展方向与北大不同有关。清华中国文学系从一开始就标举“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方针，并不像北大中国文学系那样重视文学史；而清华哲学系“重视逻辑，恐怕已是全国都知的事实了”，也不像北大哲学系那样重视哲学史。因此，清华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与史学系的关系相对是比较远的。（二）研究院是清华造就史学人才最主要的机构，出自其中的史学人才有39人，在民国时期各大学研究院（所）中是最多的。其中出自20年代国学研究院的有陈守实、程憬、戴家祥、杜钢百、方壮猷、冯德清、葛天民、黄绶、蓝文征、刘节、刘纪泽、王庸、王静如、卫聚贤、吴其昌、吴金鼎、谢国桢、徐中舒、杨鸿烈、杨筠如、姚名达、周传儒、朱芳圃等，无论从人数还是影响来看，都堪与较早设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相匹敌。但应注意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清华的文、史、哲等系是同时建立的，并且存在时间只有4年，因此，其生源完全来自校外。而在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设立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培养的史学人才中，则有不少系清华历史学系出身，如罗香林、区宗华、沈鉴、王栻、王信忠、姚薇元、钟道铭、朱庆永、朱延丰等。当然也不乏其他系和校外出身者，如政治系的邵循正、经济系的梁方仲，以及来自南开大学的鲁光恒、马奉琛，岭南大学的何格恩，齐鲁大学的张立志，北平民国大学的王静如，以及不曾入过大学的何士骥等。（三）在与清华有关的史学人才中，有一类人情况较为特殊，即改为大学以前清华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选送到美国大学和研究院（所）学习，其中一些人回国成为各大学的史学教授，如陈石孚、陈复光、陈嘉勋、雷海宗、李济、李飞生、李惟果、梁思成、刘朴、刘崇、鲁潼平、潘大逵、皮名举、时昭瀛、王造时、王绳祖、吴士栋、吴泽霖、萧公权、余楠秋、张忠绂、张荫麟等，其中以外国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教授居多，也有回国后转治国史及其他专门史者。由于清华学校并非专门培养史学人才的学校，上述史学人才的养成，只能说与清华有一种间接的关系。还有极少数人，如陈嘉勋、陆懋德等，则只是在赴美留学前，在清末的清华学堂当中接受过几个月的预备教育，与清华的渊源就更浅一些。
　　北平师范大学培养的史学人才中，出自历史系或史地系的有柴德赓、陈述、何竹淇、侯外庐、黄元起、黄现璠、蒋益明、李旭、王天民、王华隆、魏重庆、徐知良、徐嗣山、张鸿翔、周春元、周传儒等；出自国文系的有方国瑜、傅筑夫、纪庸、梁容若、刘汝霖等；出自英文系的有黄静渊、沈炼之、杨人楩、杨鸿烈等；就读院系待定的有陈高佣、方壮猷（未毕业）、张云波等。本科毕业后又进入该校研究院学习的有何竹淇、黄现璠、王华隆等，以及来自中国大学的刘铭恕，河南大学的罗宝册，燕京大学的赵泉澄，及未曾入过大学的孙培良等。另外，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出过不少史学人才。其中出自史地部的有常燕生、程国璋、李泰棻、孟世杰、熊梦飞、许毅（重远）、张大龢、张邃青等；出自国文部的有郭宝钧、周予同等；出自英语部的有胡宜斋、焦实斋、周谷城等。虽然人数不及北大、清华之众，但其中一些人在史学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燕京大学是办得最好的教会大学之一，特别是它的历史系享有盛名，国学研究所和研究院办得也非常出色。出自历史系的有邓嗣禹、冯家昇、侯仁之、胡肇椿、栗庆云、聂崇岐、齐思和、田农、王伊同、王锺翰、翁独健、杨生茂、赵丰田、赵泉澄、周一良等15人。出自其他系的有：国文学系的郑德坤，外国语文学系的陈国桦、戚佑烈，政治系的陈芳芝、顾敦鍒、姚曾廙，社会学系的林耀华、瞿同祖等。历史系还是其国学研究所和研究院的主要生源之一，上面列举的15人中，除了胡肇椿、栗庆云、齐思和、田农、杨生茂5位外，其余10人都进入该校研究院进一步学习。其他出自国学研究所和研究院的人物还有白寿彝、班书阁、陈芳芝、陈梦家、顾廷龙、何格恩、林耀华、毛汶、蒙思明、牟润孙、瞿同祖、沈维钧、谭其骧、王伊同、萧炳实、叶国庆、余协中、曾宪楷、张立志、张芝联、张维华、郑德坤等。其人数与北平师范大学大体相当，但影响似应过之。
　　中央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东南大学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6年，但它所造就的史学人才却不少，如出自历史系的陈训慈、陈祖源、陈登原、陈憬初、郭廷以、束世澂、向达、张廷休、章诚忘、郑鹤声，出自国文系的胡哲敷、赵万里，出自教育系的徐益棠、周谦冲，出自地学系的王勤堉、诸葛麒，还有科系待定的洪承中、孔德、刘纪泽、杨筠如、郑师许等，共计21人。其中陈训慈、束世澂、向达、张廷休、徐益棠、郑鹤声、周谦冲、诸葛麒都是南高的毕业生。南高毕业而未入东南大学者还有姜子润、刘掞藜、缪凤林、施之勉、王庸、张其昀等。而在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后，出自该校的史学人才有历史系的胡澱咸、蒋孟引、李絜非、孙正容、谢兆熊、姚公书、袁寿椿、章巽、周轼贤，中国文学系的方步瀛、楼公凯、王凌云，外国文学系的范祖淹，哲学系的邓永龄，社会学系的马长寿，政治学系的谢义伟，法律系的陈梦家，畜牧兽医系的郑学稼等，共计18人。不仅人数少于南高和东南时期，更重要的是，出自中央大学的史学人才，虽然后来也成为各大学的史学教授，但多数并没有太大影响，只有蒋孟引、马长寿和章巽较为重要。而影响很大的陈梦家并非出自文史科系，且其当时的兴趣也不在史学方面而在文学方面，直到后来进入燕大研究院随容庚学习，方倾全力于古文字学和古史的研究。郑学稼所学“畜牧兽医”更与史学毫无关系，他后来在史学等领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留学日本的经历。可以说，中央大学在造就史学人才方面，比北平师范大学要逊色很多，若比北大、清华、燕京，更难望其项背。民国时期大学史学系普遍的特点是“极注重考证史实，而不注重解释历史”，而中央大学史学系自始即在科目设置上标举“注重实用”的原则，主张“史为经世之学，固以实用为归”，“较之时人之以考据空想为史学，或称为史而学史者颇有不同”。这或许是它所培养的人才大多难以在当时的史学领域发生较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除以上几所大学外，其他大学也都或多或少出过一些史学人才。本科方面，如金陵大学的蔡维藩、陈钟浩、陈恭禄、丁云孙、韩亦琦、李小缘、刘继宣、鲁瀚文、马文焕、涂适吾、万国鼎、王绳祖、徐则陵、徐家骥、余文豪、章诚忘、周荫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朱滶，中山大学的岑家梧、陈国治、戴裔煊、黄福銮、梁钊韬、王兴瑞，武汉大学的曹绍濂、陈锡祺、辜勉、陶元珍、王名元、项英杰、张孟伦、张继平，辅仁大学的史念海、许衍梁、姚鉴，南开大学的陈同燮、陈振汉、梁启雄、鲁光恒、马奉琛，西南联合大学的程应镠、李埏、熊德基，复旦大学的陈序经、费巩、耿淡如、梁希杰、潘硌基、瞿兑之、孙寒冰、陶樾、谢德风、鄢远猷、杨熙时、应功九，暨南大学的江应樑、苏乾英、谭其骧，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林惠祥、刘朝阳、叶国庆，东北大学的李符桐、阎文儒、张亮采，四川大学的李源澄、黄大受，齐鲁大学的吴金鼎、张立志、张维华，华西协合大学的刘藜仙、蒙思明，岭南大学的陈受颐、何格恩、黄延毓、李兆强、杨成志，沪江大学的贺昌群（未毕业），之江大学的葛绥成、顾敦鍒、毛汶、萧炳实，浙江大学的孙守任，湖南大学的吕振羽、曾宪楷，河南大学的郭豫才、罗宝册、张秉仁，山西大学的马腾淮，光华大学的郭斌佳、潘莳、谢元范、杨宽、张芝联，大夏大学的林志纯、苏希轼、吴澄华，中法大学的牟润孙、聂鑫、商鸿逵，东吴大学的吴于廑、张梦白，北平大学的钱实甫，北京政法大学的贺培新、侯外庐，北京民国大学的雷敢、王静如，中国大学的刘铭恕、齐燕铭、孙次舟、吴泽、徐宗元，武昌文华大学的冯汉骥、李兆民、汤吉禾、吴之椿，中国公学大学部的郭虚中、胡不归、李祥麟、罗尔纲、吴景贤，震旦学院的李璜、左舜生，大同大学的李彭、唐长儒、张礼千，正风文学院的王仲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陈千钧、魏建猷、王蘧常、吴其昌，朝阳大学的阎宗临，上海群治大学的杨荣国，交通大学的顾榖宜，持志学院的胡道静，上海国民大学的刘节、卢剑波，吴淞政治大学的鲁默生，上海大学的罗髫渔、史岩，武昌师范大学的侍尧墀，武昌中山大学的徐德嶙，武昌中华大学的李飞生、唐祖培、余也非，成都师范大学的萧熙群等。研究院（所）方面，如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吴于廑，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的赵光贤，中国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徐宗元，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的陈国治、戴裔煊、黄福銮、江应樑、梁钊韬、区宗华、潘莳、王兴瑞、朱杰勤，厦门大学国学院的魏应麒，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李符桐、张亮采，复旦大学研究院史学部的谢德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的刘熊祥，武汉大学研究院的郭守田、谭英华、周春元，河南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张秉仁等。以上人员中，有些是在同一所大学先读本科，后入研究院（所），所以名字有重复出现。此外，除北京高师、南京高师外，其他高等师范学校也都出过一些史学人才，如卞宗孟（沈阳高等师范学校）、陈安仁、容肇祖、姚宝猷、曾纪经（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邓永龄、穆济波（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冯德清、韩道之、李则纲、钱亦石、沈刚伯（均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注释从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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