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洋史”悄然兴起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研究日益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全球史注重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从宏观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注重比较研究。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作为自古以来人类交往的重要场所，海洋日益进入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海洋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路也发生了诸多转变，“新海洋史”正在悄然形成。

　　海洋本位在历史研究中登场

　　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以陆地为本位，并依此构建起世界历史的学科框架。在这种“陆地史观”有意无意的影响下，一些所谓的“海洋史”不过是“海洋周边陆地史”。换言之，在这类所谓“海洋史”的历史叙事中，有关海洋的历史不过是陆地历史在海洋空间的延伸，海洋本身并没有被视为历史发生和发展的“场”来加以观照。约翰·麦克在《海洋：一部文化史》中对此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海被描绘成舞台的背景，而陆地是剧情真正展开的舞台……海本身的特性，人与海互动的性质，在海上发生或因海而发生的联盟，那些缔结、巩固或撕毁的和约，所有这些在这种历史著述中都是见不到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关注全球联系与交往历程的全球史兴起。受全球史思潮的影响，一些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视角由陆地本位转向海洋，即从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陆地看海洋。在他们的研究中，海洋不再是陆地的“延伸”，而是被当作与陆地相平行的历史舞台，海洋本身成为他们研究的前提、方法和“视座”。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在《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开篇所指出的那样，“本书是地中海的历史，而不是其周围陆地的历史。”

　　“新海洋史”带来研究创新

　　在“新海洋史”研究中，“海洋”不仅是交流通道（即“网线”），也被视为包括通道以及沿岸港口城市和岛屿（即网上的“结”）所构成的频繁交流互动的“世界”。这种认识上的调整，给海洋史研究带来了诸多新变化。

　　首先，海洋城市和岛屿、港口的体系性研究开始兴起，并且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发生了由“陆地性”向“海洋性”的转变。以前述《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为例，是书考察了地中海沿岸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代表性城镇，例如休达、热那亚、威尼斯、杜布罗夫尼克、叙拉古、迦太基、亚历山大、科林斯、萨洛尼卡、士麦那、阿克、特拉维夫等等，并且将它们置于地方性的或泛地中海性的贸易网络中加以历史学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及威尼斯时，作者关注的重点不是其政治制度和社会阶层等“陆地性”研究内容，而是威尼斯给整个地中海贸易带来了什么影响，在东地中海统一性的重建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海洋性”问题。在作为互动区的海上世界里，港口城市、岛屿及船上社会，不仅是商业贸易的场合，也是种族、信仰、文化的交互舞台。西西里岛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历史上，西西里岛是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是多元文化共存之地。中世纪以来，在被信奉基督教的诺曼人占领之前，这里曾先后处于拜占庭和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诺曼国王罗杰二世是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典范，被誉为“跨越东西方”的国王，甚至有学者认为他所缔造的“是一个和平与快乐的国度，他本人就像和平的缔造者所罗门一样”。他执政时期，每个族群都有相当的自治权，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在自己的法庭审判跨宗教案件的自由。

　　其次，海洋在思想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印度洋为例，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印度洋就编织起贸易和人口流动的网络，使得从东亚到东非的广大地区建立起联系。上古时期，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就通过这个网络传到东南亚各地。后来，伊斯兰教也借此传播到非洲东岸、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港口城市，商人、朝圣者和学者的不断往来，推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社会建立起相互联系。伊斯兰教不仅带给印度洋部分地区以共同的宗教信仰，还有共同的语言、法律体系、货币政策，以至于14世纪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每到一处，都可以遇到相似的文化和语言上的地标。

　　再次，“新海洋史”所关注的是人在海洋世界互动网络的形成和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在阿布拉菲亚的笔下，“人”成为地中海的真正主角，人类是如何感知地中海的，成为《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的中心内容，该书的副题“地中海人类史”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该书涉及的人类群体主要有商人、传教士、朝圣者、军人以及游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该书谈及贸易时所关注的是“从事贸易的人，而不是他们所运送的商品”。正是在人类不断交往、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地中海各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真正赋予地中海以统一性的是“人”，而不是自然环境。

　　最后，“新海洋史”还挖掘出了海洋世界的内在运行机制这一新问题。在当今一些地中海史学家看来，中世纪地中海贸易网络的运行，得益于一系列地中海规则的形成。中世纪的地中海虽然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拉丁基督教世界三大势力争夺的对象，但并没有形成一家独霸的局面。因此，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将其法律覆盖到整个地中海区域，而是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不同法律共存的局面。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分属不同政治体系的法律规则和行为习惯开始相互渗透、影响，最终形成了许多通行规则。这些通则主要涉及商人的安置、贸易的开展、战争与媾和、俘虏的赎回等。正如弗朗索瓦·吉普鲁在《亚洲的地中海》一书中所说，中世纪地中海是“通过对法律的共同尊重联系在一起”的。

　　研究触角伸向大航海时代之前

　　早期海洋史研究所描述的所谓“海洋史”，实质是西方世界的海洋开拓史，大航海时代之前各海域的历史进程被完全掩盖。与之相反，“新海洋史”研究则把近代以来西方的海洋开拓活动视为西方融入既有的海洋网络、与当地人不断互动的历史进程。近年来，印度洋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据研究显示，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洋已经有了成熟的交往网络，葡萄牙帝国以及后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赖于当地劳工维护军事工事、修建船只、充当翻译和代理商等等。在葡萄牙人占领的果阿以及荷兰人占领的巴达维亚，欧洲人所占比例不到10%，在其他地方则更少。可以说，欧洲人在印度洋的扩张，并没有推翻原有的体系，而是努力去理解、适应，最终嵌入其中。当然，欧洲人也给印度洋注入了新的全球动力。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运行过程中，需要不断与当地人谈判，从而赋予印度洋以荷兰人的特性。该公司在好望角、斯里兰卡、巴达维亚等地拥有殖民地，不仅从事贸易，在香料种植园使用外来劳工从事生产，而且还强迫人们在各殖民地之间流动，从而增强了相互联系。但无论如何，近代以来，印度洋世界的古老网络、传统地方社会仍然维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总之，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给历史学诸多领域带来了重大改变。海洋史也不例外，新海洋史研究对于深入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将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夏继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