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7月27日第23版 点击数： 100 更新时间：2015年07月27日
关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究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数十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定义不能说是完整的、准确的。
胡绳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界
1949年以前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是否区分、如何区分，并不十分在意。这也许跟那个年代里，近代中国的历史还在进行中，不无关系。换句话说，1949年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有独立研究对象的完整学科，还在形成过程中。
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源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此文的发表，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胡绳非常明确地把中国近代历史本身的时限范围，限制在1840年至1919年之间，这次讨论也基本遵循了这一分期。于是，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换一句话说，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范文澜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中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册，是1945年我在延安时写的，当时原想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一气写下来，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上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下编，本书则是上编的第一分册。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故将此书改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个说明明确指出了“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这个事实。范著这一次改动，对以后中国近代史书的编纂影响甚大，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几乎就定在1840年至1919年。可以这样说，1999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书，其时限都是如此。
范文澜率先提出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
在历史学界百家争鸣的氛围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上述分期主张提出了不同见解。范文澜、林敦奎、荣孟源、李新、刘大年、陈旭麓等学者提出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因为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年至1949年的整个时期。
1947年范文澜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该书第一次给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完整概念。该书以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上编；以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历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下编。范著从革命史的角度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框架，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史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组成。这一框架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但它的确是以1840年-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概念这一主张的滥觞。虽然他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中，接受了胡绳的分期；但在1956年7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上所作的报告中，他仍强调1840年至1949年间的历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只是习惯上把1919年前称作近代史，把1919年后称作现代史。在这里，范文澜强调了“习惯上”，表明他并不认同这样的分期是科学的。他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一步深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步提高一步地进行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
胡绳建议把1840年-1949年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又一次发生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坚持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以社会性质作为区别历史分期的标志的意见，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笔者和赵庆云合著的《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这样的分期法割裂了1840年至1949年近代中国这个整体，因为这110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把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下限的分期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诚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分期在当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前进，其局限性愈发显现。解铃还需系铃人，胡绳在反思中曾多次建议打通1840年至1949年，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他在序言里一开始就说：“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同样的意思，胡绳在给《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纪念号题词的时候再次重复。李侃、陈旭麓与笔者都发表文章，论证了认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分期的种种理由。
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是科学的
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书籍采用了1840年至1949年的分期方式。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
总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
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这种主张不仅模糊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也掩盖了1949年这个年份的重要性。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1年开始，这种主张重视辛亥革命，却忽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较之辛亥革命有着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讨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看起来是历史研究中一个具体问题，实际上涉及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讨论，我们明确了，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分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