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松尾恒一 ‖ 明清时期中国东海、南海的海盗活动和记忆：兼与日本、中国、东南亚的宗教史迹印证

引 言

日本的长崎是在中国清朝初年开始成为日中贸易口岸的。在江户时代，长崎不远处的十善寺乡（今十善寺町）的唐馆被定为清国商人的居住地，也是与日本商人贸易的中心，主要出口生丝、砂糖、鹿皮等货品。清国商人在回国时，则带回海参、干鲍鱼、鱼翅等日本产的海鲜，因为用草袋（俵）包装，因此也被称为“俵物”。

唐馆里建有天后宫为中心的观音堂、关帝堂、土神堂等，他们在这里祭祀神佛，跳龙舞侍奉妈祖神，清国商人的信仰和祭祀活动得到了尊重。此外，在为祈求航海安全和祈愿冥福所建的中式寺院设有墓地，客死日本的清国商人在中式寺院的僧侣做过法事后，可以葬在这里或者稻佐山悟真寺的国际墓地。其后代可在清明节和普度胜会时对他们进行祭奠。

与清国商人相比，同时期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荷兰人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荷兰人的居住地在长崎附近的出岛。在那里，由于江户幕府对基督教的禁教政策，包括对耶稣、玛利亚等的礼拜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活动都被禁止。他们在长崎死亡后，也无法按照基督教的习惯进行埋葬，只能将遗体沉入海底，以保证不留下任何与基督教有关的痕迹。当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有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信徒不在少数。日本政府在掌握了这一情况后，对来到长崎的中国船只也进行严格检查，以防有基督教徒混杂其中。有时甚至在清国船只入港时，对所有船员逐一盘查。

而在这之前的室町时代，贸易地点则是在长崎西北方向大约七十公里的平户（Hirado），日本与中国明朝、欧洲的贸易都在那里进行。那时的贸易主要由领主松浦氏掌管，外国人在平户的生活，无论是明朝商人还是欧洲人都相对自由，并没有像长崎这样对外国人进行严格管控。明朝商人在信仰方面有疑似个人祭祀用的妈祖像，它作为史迹保留至今。

本文关注在欧洲介入的背景下，明末清初日中贸易的方式、对信仰的处置方式的变迁，以及妈祖神等信仰的新动向和意义。

一  明代贸易、欧洲势力进入东亚以及中日欧的航海

在明清之交，日本国内处于各地大名相互征伐的战乱时期，即室町时代向江户时代的转换期。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如果以时代来区分，可以归为如下两类：一是16世纪的室町时代，与明朝进行贸易在九州岛的博德、平户等港口；二是17世纪初开始的江户时代，仅限于长崎一地与清朝和郑氏政权（东都、东宁）开展贸易。

日本与明朝的贸易在这一时期发生巨大变化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明朝为应对倭寇而实行了海禁政策。倭寇常常进行海盗活动，但也在日本九州岛北部、中国大陆沿海、朝鲜半岛沿岸等地进行民间贸易。海禁政策是明朝针对海盗民间贸易政策的扩大。其二，葡萄牙人进入南海和东海海域，使得明政府和日本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1371—1433）的大船队进行了途经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域而抵达非洲的大航海（“七下西洋”）活动。在此期间，关于妈祖信仰，《明史·礼志四》“南京神庙”中，记录了为了大航海这一国家事业，在南京神庙祭祀天妃，在正月的元宵节、三月举行庆祝妈祖诞的公祭活动：“永乐七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妈祖作为“天妃”（并非“天后”）被祭祀这一情况。

妈祖神起源于宋代福建省一位叫“林默娘”的真实存在的人。她死后不久，妈祖信仰兴起。在明清时期，其信众广泛分布在中国沿海渔民和海商中。此外，她也被尊崇为国家的守护神，元世祖忽必烈时（至元十八年，1281），被称为“护国明著天妃”；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被封为“天后”。妈祖在其去世五个世纪后，获得了与武则天（624－705）同样的“天后”称号，成为护国之神。

在日本江户时代，唐馆内为祭祀妈祖神，修建的是“天后宫”。而在向明清朝贡的琉球国，在明代时，那霸就建成了“天妃宫”，册封使到访的仪礼之一，就是前往参拜。可见，她是琉球国与明清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天妃宫”作为官方寺庙，可以看出明代对妈祖的官方称呼是“天妃”，而日本对妈祖的称呼则忠实反映了其在中国发生的变迁。

中国明清政权更替之际，日本正逢“室町幕府”的衰落，各地大名割据称雄，进入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德川家因此脱颖而出，于17世纪初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府），掌握实权。而此前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诸国相继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船队途经东南亚或者中国，登陆日本。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接触西方人。日本开启这一新时代，事实上与明朝和欧洲的交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将欧洲人带到日本的，正是明朝的海商们。

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最早到达中国的欧洲国家是葡萄牙。他们在16世纪就以澳门为据点进行活动，并获得了明王朝的承认。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东海对面的日本列岛，而将他们带来的，是明代海商王直（汪直，1501—1559）。

在日本被称为“五峰”的王直，同时也是拥有大船队的海盗。他一开始在日本五岛列岛的福江岛活动，后来将据点搬到了平户。以此为开端，平户不仅迎来了明朝海商，也成为葡萄牙海商、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布教的据点，成为一个国际港。

欧洲建造大型船只，使用四分仪、六分仪、八分仪观测天体活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促使他们发现了南下和东进的航路，这大大改变了世界史的进程。他们曾经试图侵略中国大陆和日本，但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和军队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与此相对，一些在岛屿上生活的民众因为无力抵抗，如菲律宾、中国台湾等地则被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国占领，不仅被搜刮鹿皮等产品，原住民们还被征为苦力，被迫从事低报酬高强度的工作，甚至还经常成为奴隶被贩卖到海外。

不过，日本和明朝的民众也有不少被欧洲人买卖甚至充作奴隶的情况。日本在约一个世纪后的1600年左右，与荷兰以外的处于天主教势力圈的欧洲国家断交，转向锁国，与此也有很大关系。锁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察觉到西班牙、葡萄牙表现出侵占国土的野心。

在欧洲征服美洲大陆和将向东亚的扩张行为正当化方面，基督教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传教士往往随同商人一同活动。这些海商一般以贸易为目的，仅仅停留在港口城市，乘着季风前来交易，再将采购的异国商品装满船只，乘着季风回到欧洲。而传教士则停留在到访国，为了传教深入到内陆的其他地区。

最早造访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的沙勿略（F. Javier，1506—1552），他受葡萄牙国王若奥（P. João,，1502—1557）三世的委托，来到印度果阿，1549年从广州乘中国海商的船只在日本南九州岛萨摩（今鹿儿岛县）登陆。

沙勿略在萨摩期间，曾于11月5日给果阿的圣保罗学院写信，信中对中国船只的航海情况做了记录，其中在船上对妈祖祭祀的情景尤为引人注目：

     从马六甲向中国方向航行100里格（译者注：1里格约等于5000米），我们到达了一个岛屿〔译者注：即苏哈默（GeorgeSchurhammer）、维克（Joseph Wicki）编《沙勿略书函集》中所记的位于广州外海的大澳岛（PuloTimon）〕，调来了抵御暴风雨和大浪的船和木材。之后，他们还准备了大量的祭品祭拜偶像。在几次“礼拜”后，又抽签询问是否会有顺风。抽签显示，天气很好，无需等待；因此，我们高兴地起锚出航了。异教徒们恭敬地把偶像搬到船尾，点上灯火，并在偶像前焚香。我们信仰的是创造天地的造物主和他的孩子耶稣，正是为了侍奉他们，我们才来到这里传播至圣的信仰。

    航海途中，异教徒们又对着偶像抽签占卜，询问我们的船是否能顺利到达日本并返回马六甲。抽签显示，我们的船能到日本，但回不到马六甲；于是，他们心生疑念，拒绝前往日本，准备在中国过冬以待来年。想想我们航海中的痛苦吧！驾船指挥的那些人们只会听从恶魔在签中所说的话，我们能否去日本，只能听凭那些信仰恶魔的人的想法。

虽然在沙勿略眼中，这是“异教徒”的习俗，但他仍然进行了详细记录。在被搬到船上的“偶像”前，明朝船员一直供奉贡品和“礼拜”。这里所说的偶像，应当是指妈祖神。他们对妈祖神求签问卦，直到签上预示航海安全，才出发前往日本。在航海期间，还要向妈祖询问海上的风的情况。从这里也可以得知，他们乘坐的是帆船，在船内祭祀中，关于风的问卜也是十分重要的。罗盘的使用，天体观测技术等中国的航海术，在郑和的时代已经得到普及，但即使有先进的航海术，航海时仍然需要祈求神灵的加护，可见航海本身的危险性。

另外，关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船内的祭祀，在此之后，清代前期，曾有日本渔民漂流到中国，他们乘坐福州船返回日本时，也记下了他们看到的航海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到，除了妈祖神以外，清朝商人还对罗盘进行祭祀，在海上杀猪供奉、焚香，感谢妈祖。这种生产生活技术与信仰祭祀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

二  明代后期官方贸易转向民间贸易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一开始是在明政府与足利将军代表的日政府（室町幕府）间，以向明朝朝贡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朝贡最早是由足利义满（1358—1408）将军与明朝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达成协议，自1401年（日本应永八年）起到1549年（日本天文十八年）止，共进行了十九次。幕府将军被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以朝贡的形式与明朝进行贸易。但是，这种贸易形式并不具有延续性。在日本方面而言，对明朝进行朝贡式的贸易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在中国方面而言，由于郑和下西洋等更主动的贸易方式的存在，以及为应对倭寇袭击和走私贸易则常常实行海禁。

在日中贸易中，从中国得来的“唐物”如茶杯、花瓶等瓷器，在武家和贵族中受到珍视，室町幕府甚至专门设置“唐物奉行”这一官职管理舶来品。这对于茶道、花道、香道等流传至今的日本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艺道从最开始的向神佛祈愿的仪礼，转换为招待客人的礼法，最终提炼成为一种达到了精神文化高度的非物质文化。它们最初都源于中国宋、明两代的禅宗佛教。这些有形和无形的中国文化历经三个多世纪的岁月，升华为日本独特的文化，传承至今。

明代日中政府间的贸易由于两国各自的原因最终停滞了。而另一方面，由民间海商（有时以海盗、倭寇的面目出现）主导的新的日中贸易开始兴盛起来。这种新的日中贸易，将以往从未登陆过日本的欧洲人带到了日本，同时也将日中交流史带入一个新时代。

关于日中政府间官方贸易的终结，以及转向新的民间海商贸易的状况的数据，可以参看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据《明史·外国传三·日本传》记载：

先是，蒋洲宣谕诸岛，至丰后被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岛传谕禁戢。于是，山口都督源义长具咨送还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国王印。丰后太守源义镇遣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请颁勘合修贡，送洲还。前杨宜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丰后岛，岛主亦遣僧清授附舟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诸岛夷众，义镇等实不知。

嘉靖年间，中国大陆沿海“倭寇”活动频繁，他们往往从事走私和海盗活动。虽然冠以“倭寇”之名，但其中中国人居多。明政府为了消灭倭寇，在嘉靖三十四年（日本弘治二年，1556）派郑舜功前往日本，从丰后国（今九州岛大分县）登陆，被当地领主大友义镇抓获并软禁。翌年，郑舜功的部下与大友氏的使者赴京都室町幕府请求镇压倭寇，郑舜功被允许调查日本国情，仍然留在丰后。嘉靖三十六年（日本永禄元年，1558），郑舜功与大友氏的使僧清授一同被送往宁波。正是根据在日本进行的国情调查，郑舜功写出了《日本一鉴》。

《日本一鉴》关于日中的走私贸易，是从倭寇开始记录，其中提到了以日本为据点的王直：

夫广私商始自掲阳县民郭朝卿。初以航海遭风漂至其国、归来亦复往市矣。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五年，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嘉靖庚子十九年継之，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自兹东南衅门开矣。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宁波知府曹诰，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广捕接济通番之人，鄞乡士夫尝为之拯拔。知府曹诰曰：“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明年，癸卯二十二年，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寇盗亦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一、许二通番，致寇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郎机夷竟泊双屿。伙伴王直，于乙巳岁二十四年往市日本，始诱博德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明年，复行风布其地。直，浙倭患始生矣。

该记录中提到的“双屿”，是明朝海商和葡萄牙人、东南亚人、日本人进行贸易的国际港。从这里可以得知，当时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已经从以广东为据点的南海，扩大到以双屿为中心的东海。

葡萄牙人在双屿修建官府、医院、教会，企图将其殖民地化。明朝对此深怀戒惧，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派朱纨进攻双屿。当时，在许栋手下的王直从战斗中逃生，组织起海盗团体，占据浙江省舟山群岛的烈港，自称“徽王”，成为与徐海（（?—1556）并称的倭寇首领。

三  以平户为据点的日中贸易——从王直到郑芝龙时代

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谈到，与王直接触并进行贸易的，是日本北九州博德的商人“助才门”。博德是日中政府官方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港口城市，自唐朝以来，一直在日中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的许多大海商也居住在这里。

在平安时代，朝廷在博德设有相当于国家机关的大宰府，统辖对外政策和日本西南沿岸的国防。此外，还修建了用于接待唐国、新罗、渤海使节的迎宾馆——鸿胪馆。外国使节入住鸿胪馆后，再前往大宰府或者都城。因此，博德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平安时代（中国唐代）到前近代日本国家外交的窗口，一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贸易作用，另一方面商人也通过私人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

王直在这种背景下造访博德，进行商业活动，其后又将据点迁移至日中航线上的五岛列岛。

天文九年（1540），五岛的领主宇久盛定正式承认与王直的商贸关系，在福江岛修建了住宅（现在，王直住宅旧址附近还保留着王直使用过的六角井）。天文十一年（1542），王直与平户的领主松浦氏会面，之后交流十分活跃。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葡萄牙人带到了日本，而葡萄牙人则带来了火枪。葡萄牙人将火枪带到日本的具体情形，日方、葡方秉持多种资料，各执己见，尚无定论。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资料认为：1543年（天文十二年），乘坐王直的船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将火枪带到萨摩（今鹿儿岛县）的种子岛，是火枪第一次传到日本。后来，在王直的指引下，葡萄牙船在1550年（日本天文十九年）来到平户港，平户成为日本与中国和葡萄牙海商进行贸易的国际港。

以平户为据点的日中贸易，在王直死后由手下李旦（？—1625）、李华宇兄弟继承下来。李旦是福建泉州人，起初以马尼拉为据点进行活动。其后移居平户，继承了王直开辟的贸易线路，从日本政府取得了象征贸易许可的朱印状，开始了朱印船贸易。

李旦将自己在平户的宅邸借给英国商人考克斯（Richard Cocks）作为英国商馆，甚至将日英贸易纳入到自己的管理之下。在李旦死后，平户贸易则由郑芝龙（1604—1661）继承下来。

郑芝龙与平户领主松浦氏交往甚笃，在松浦氏留下的诸多物品中，有被认为是郑芝龙所使用过的印章，以及生丝贸易中用于计量的“丝印”（见下图）。所谓丝印，是在进口生丝时，作为确认生丝的依据而打在每束生丝上的，同时也是计算交易额的重要凭据。根据松浦史料馆所藏《平藩语录》的“上郑氏古铜印记”的记述可知，这个丝印是郑芝龙所用过的，并且郑芝龙的贸易是被松浦氏公开认可的商业活动。据推测，通过郑芝龙的生丝等贸易，平户领主松浦氏也从中获得了不小的利益。

元和九年（明天启三年，1623），郑芝龙在平户与日本女子田川松（1601－1647）结婚；次年，生下了儿子郑成功（1624—1662）。于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日本和明朝各自进入大变革的时期，投身到时局的惊涛骇浪中，同时也经受了很多磨难。

四  明末清初对日贸易中的郑芝龙和郑成功

明末时期（日本室町时代末期，即安土桃山时代、织丰期）的平户，继葡萄牙之后，又有西班牙、英国和荷兰前来从事贸易活动。

而日本正处于列国（地区）割据，织田信长（1534—1582）和曾是他手下的丰臣秀吉（1536—1598）逐步完成统一时期。织田信长在天正五年（1577）被任命为右大臣，地位仅次于左大臣。虽然被家臣谋反杀害，但其统一日本的事业由丰臣秀吉完成。丰臣秀吉成为辅佐天皇的摄政，权倾一时。

丰臣秀吉亲自出马平定九州岛，发现九州岛各地基督教横行，特别是天主教势力的扩张，导致教堂的大量兴建和神社、寺院的凋敝。日本人被贩卖至欧洲，受到奴隶般的对待。丰臣秀吉受到刺激，在天正十五年（1587）发布了《伴天连驱逐令》（“伴天连”是葡萄牙语“padre”的音译，意为“神父”）。

在丰臣秀吉去世后（庆长三年，1598），政治实权掌握在江户的德川家康（1543—1616）手中，一方面，为杜绝西班牙、葡萄牙对日本国土的觊觎，开始实施一系列锁国政策，将耶稣会等天主教传教士逐出国门，对那些执意留在日本国内的传教士和日本信徒处以刑罚，宣布与葡萄牙和西班牙断绝国交（英国在与荷兰的战争中失败，已从日本撤退）；另一方面，又认为有必要了解以欧洲为代表的世界形势，因此保留了长崎作为国际贸易港，与中国和信仰新教的荷兰保持贸易往来。

在这一状况下，郑芝龙只得迁至长崎进行对日贸易，这比起之前在平户的贸易要严苛许多。由于他有基督教信徒身份，甚至有洗礼名叫做“Nicholas”，而日方掌握了这一信息，因此，他的船队在长崎进行贸易时，经常会被长崎的政府部门严格盘问。荷兰海商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密切关注着郑芝龙在长崎的动向，记录下他们的贸易品和交易额，甚至记录下他们由于基督教嫌疑受到长崎政府盘问，从船上搜出与基督教相关的中文读物的事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广东等清朝来的船只上，安放有祈祷航海安全的妈祖像，在大海上每日祭祀。到达长崎后，有列队将妈祖像安置到中式寺院或者唐馆内的天后宫的惯例。而中国在明代就有传教士宣传基督教，到清代时，民间信众甚广，导致有人将玛利亚像伪装成妈祖像带到日本。因此，中式寺院的中国僧侣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鉴定从中国船上安置到天后宫里的妈祖像。

为了祈求航海安全，在海上进行妈祖祭祀是重要活动。另一方面，玛利亚作为“Stella Maris”（海星圣母），也是护佑航海安全的神。在基督教信徒极端排斥异教神的情况下，那些笃信基督教的清代商人是否真的在船内安放妈祖像，是否真的进行祭祀，尚不能断定，这个课题须留待将来进行。

日本与天主教国家断交，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基督教传播。与此同时，中国的明朝被满族政权打败，建立了清朝。郑芝龙在开始的时候与郑成功一起抗击清军，但后来在隆武二年（1646）时向清军投降。其后，郑芝龙受清军之命劝降郑成功，但郑成功抗清意志坚决，劝降未能成功，郑芝龙反而因此冠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害了。在此期间，田川松夹在投降清朝的丈夫郑芝龙和抗击清朝的儿子郑成功中间左右为难，终于在1646年清军攻陷福建之际，在自家宅邸内自杀了。

五  与郑成功相联系的妈祖记忆

由于郑成功出生在平户，母亲又是日本人，再加上对邻国从明到清改朝换代的关心，郑成功自出世起就为日本人所知晓。

据传，1624年（日本宽永元年）7月间，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松在怀胎时来到平户海滨的“千里之滨”拾贝壳时，忽然感到一阵胎动，来不及回家就在海滩树荫下的岩石后面生下了孩子。后来，这块石头被称为“郑成功儿诞石”或者简称“儿诞石”，现在成为平户的重要历史遗迹。

这个孩子一开始取名为“福松”，后来父亲郑芝龙为了庆祝儿子诞生，祈愿其健康成长，专门铸了一尊妈祖像。这尊妈祖像连同千里眼、顺风耳像都保存至今。

平户与郑芝龙以及当时的领主松浦氏关系很深，也与郑成功和妈祖神有诸多关联，因此这段历史至今为平户人所讲述，成为平户人的骄傲。

郑成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在台湾打败了荷兰人，建造了台湾第一个天后宫——鹿耳门天后宫。具体情况是：郑成功在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占领澎湖诸岛，三月起攻打安平古堡，次年二月攻陷城池，一举击溃荷兰人，建立郑氏政权。

在攻打安平古堡时，郑成功的舰队经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海域，从海湾内侧和外侧同时进攻临海而建的安平古堡。当时，苦于鹿耳门水道太浅，舰队无法顺利通过。对于这一点，清代三位学者分别有记述。邵廷采《东南纪事·郑成功（上）》说：

是年正月，成功决意取台湾，诸将谓夹板船多炮火，难近，鹿耳门水浅，不可渡。成功引舟径进。三月，次澎湖，至鹿耳门则水骤涨丈余，舟大小衔尾而渡，红夷惊谓自天而下。先取赤嵌，红夷走王城死守，复烧其夹板舡，尽歼之。围至十二月，红夷出降，生存者仅百数十人，纵其归国。

梁廷枏《海国四说》云：

   顺治九年，郑成功寇镇江败归，谋取台湾。会荷兰通事何斌逋夷，负遁鹿耳门，说成功以水师从鹿耳门乘涨入，与荷兰相持，久克赤嵌城。荷兰战败，弃台湾。

胡建伟《澎湖纪略》说：

顺治七年，芝龙子郑成功自江南败归，遂袭澎湖；乘潮水涨大，进鹿耳门，据安平城，红夷以死拒。成功告以此地乃先人之业，应归于我，财物仍听尔载归。红夷乃遁去。

为了等到鹿耳门的水深足以通过舰船，郑成功等待数月之久。也有传言说，是得到了妈祖的帮助才等到了涨潮。在鹿耳门天后宫的官方网站上有一篇《历史的回廊：历史的鹿耳门天后宫》，有如下内容：

   公元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四百余战舰抵达台湾鹿耳门外沙线，因水浅，船只无法行驶，郑氏乃设香案焚香祝祷，祈求妈祖助涨潮水；果然水升丈余，于是挥军登陆鹿耳门南岸北汕尾屿，进而赶走荷兰人，收复台湾……

郑成功的舰队自台江海域进攻安平古堡，击溃荷兰人入城后，将其改名为“安平城”。郑氏政权三代都居于此城，城内的基督教教堂里安置有妈祖像，后来又于永历二十二年（1668）修建了安平开台天后宫。

值得一提的是，1725年（清雍正三年）在鹿港建立的天后宫，与关渡宫、北港朝天宫并称台湾三大妈祖庙。鹿港天后宫的建立与郑氏政权在台湾的终结、清朝收复台湾有着密切关系。清朝将军施琅（1621—1696）从福建进军台湾是在1683年，据说他出发时从湄洲天后宫带了一尊分灵的妈祖像，他坚信自己能顺利渡海登陆台湾正是因为妈祖神的加护。在打败郑氏政权后，施琅将军一族开拓了鹿港，在此建立庙宇祭祀湄洲的妈祖。

六  林道乾和林姑娘：明代后期的海盗和东南亚女神信仰

几乎与王直同一时期，与海盗有关联的历史人物还有林道乾和其妹林姑娘。现在，林姑娘是以泰国的北大年府为中心所信仰的女神。因此，将她与明清期间传入日本的妈祖信仰进行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

记录林道乾事迹的基本数据，有《潮州府志·林道乾传》和清代张廷玉等编纂的《明史·外国传四》等。

林道乾生卒年不详，出生于华南地区，王直死后，他接手王直的海盗船队，势力庞大，他们以浙江舟山等地为据点展开活动。嘉靖四十五年（1566），林道乾在与明军将领俞大猷（1503—1579）的战斗中失败，逃往澎湖群岛，入台湾北港。

有趣的是，此时，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向东南亚、东亚扩张这一全球动向相关，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弗莱·胡安·德拉·康塞普西（PadreFr. Juan de la Concepcion）编写的《菲律宾诸岛通志》第三卷“附录二·台湾略记”中，也记录了俞大猷与林道乾之间的战斗和林道乾在澎湖列岛、台湾入港时的情况：

1564年，即嘉靖皇帝（世宗）四十二年，都督即舰队长俞大猷在中国东海航海时遭遇海盗林道乾（Lintao Kien）。

     海盗林道乾勇猛傲慢，爱惜名誉，渴望荣光。一看到那个中国人，立即张起船帆，对其发起进攻。如果不是中国舰队的司令官颇有胆略，处置得当，恐怕难以取胜。司令官面对海盗的进攻并不慌乱，在海盗的突击过后进行了强硬的反击，战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入夜后，海盗退却，退至澎湖岛让部下休息，以图再次进击。但中国司令官更加老到，乘胜追赶到港口。到第二天拂晓，海盗不得不接受敌方舰队占领一部分港口的事实。他在战斗中失去众多士兵，生存下来的人变得毫无战意，认为再次入港是鲁莽行为，于是航行至爱尔摩莎岛，在此停泊。中国舰队长欲乘胜追击，但是由于对港口了解甚少，为了船只安全，退回并占领澎湖岛。将此地士兵全部捕获，留下守卫队驻守此地后凯旋回国。回国后，将此次出征与发现之事报告朝廷，朝廷大喜，派出一文官就任诸岛长官。林道乾认为当地人野蛮，不满于此，随将捕获的岛民全部杀死，将其鲜血涂上船板，残酷之极，前代未闻。之后，出港退至广东省，在此地不幸身死。

由此可见，林道乾与明朝对峙的行为，也引起了欧洲的注意，认为这是发生在明朝乃至东亚的大乱。但是，认为林道乾败走广东并在当地死去，是个误传。

林道乾的确从东海撤退至南海，但是这场战斗的十年之后，即1578年前后，他又从南海南下，登陆马来半岛，之后来到北大年（Pattani）。北大年苏丹国女王拉图·比伽（Raja Hijau，1584—1616年在位）对于有过率领大船队经验的林道乾十分欢迎。为了打败敌国大城王国，女王命令林道乾制造火炮。林道乾制成了两门大炮，一门小炮，为北大年苏丹国的战斗做出了贡献。根据道乾（Tao Kien）的发音，女王赐予林道乾以马来名“Tok Kayan”（Kayan，即“卿”的意思）。制成火炮后，他被任命为北大年港的管理官，并改信伊斯兰教，获得巨额财富，藉此建造了库塞清真寺。

但是，林道乾的母亲思念儿子，担心道乾来到北大年后不再回国，派女儿林金莲来到北大年。由于在北大年，林金莲是传说中的人物，人们尊其为爱国女神，因此，关于林金莲的记载真假难辨。最为流行的传说是：林金莲为带回哥哥道乾，来到北大年，但哥哥一心想要留在北大年，无意回乡。金莲心系母亲，在道乾建造的清真寺旁自缢身亡。

在北大年，林道乾被华人华侨视为英雄；同时，林金莲被称为“林姑娘〔Lim kun Yew（马来语）、lín gū niáng（中文）、ลิ้มกอเหนี่ยว（泰语）〕”。作为爱国女神，她受到华侨们的信奉，人们在她自缢的库塞清真寺旁建成林姑娘道观（道教寺院），参拜者甚多。

在北大年，祭祀林姑娘的庙宇之一“灵慈圣宫”（见下图），原本是于明朝万历二年（1574）为祭祀宋代福建僧侣清水祖师建立而成，19世纪后半叶的拉玛五世时期，在北大年当地华人的提议下，与林姑娘合祭。此外，在南部与北大年接壤的也拉府，“也拉慈善堂”旁边的庙里，主神供着潮州地区所信奉的宋代僧侣“宋大峰祖师”，右边是观音菩萨和林姑娘，左边是福德正神。

在北大年，春节的最后一天，正月十五元宵节和二月十二的林姑娘诞生节，都是各个寺庙中祭祀林姑娘的重要的节日和盛会。在“灵慈圣宫”正月十五举办的“常年游神盛会”中，神轿过河是高潮之一。据说，在轿子手抬着神轿过河的仪式中，由于林姑娘的加护，即使不会游泳也可以轻松渡过。这或许是对林姑娘渡海而来这一传说的再现。

玉置还提到，北大年府的灵慈圣宫和其附近的寺庙“华侨互助社”中，同时祭祀着林姑娘和妈祖；然而，在也拉慈善堂和合艾同声善堂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祭祀从北大年的寺庙中分灵出来的林姑娘，却没有看到妈祖。据此，玉置推测，林姑娘的信仰，或许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善堂的设立才在周围城市中逐渐流行起来，是比较新的信仰。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林姑娘与妈祖一道，成为北大年府华侨华人社会的精神纽带，并在结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祭祀妈祖的崇福寺、兴福寺等中式寺院，基本承袭了隐元禅师的临济宗派生出来的黄檗宗。在扩大妈祖祭祀、信仰方面，佛教尤其是临济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中式寺院中，元宵节的法事十分隆重，日本长崎乃至整个九州岛地区都有许多华侨前来参拜，向妈祖献上红蜡烛，进行祈祷。由此看来，在考察东南亚地区航海神妈祖信仰向周边国家的扩大，考察亦盗亦商的海商在东亚、东南亚所进行的走私贸易和航海神、民俗神的传入并且本地化时，有必要将佛教尤其是禅宗寺院、僧侣的活动纳入视野。同时，佛寺中的佛、菩萨与当地民俗神的共同祭祀，也可以与日本的神佛习合进行比较。

 结 语

传说、历史文物等文化遗产，作为公共记忆，保存、继承的对象一直为人们所争论；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类遗产的认定、登记政策，关于其重要性，各国之间在整体上已达成共识。但是，在世界规模的全球化背景下，在摸索地域层面上的多文化社会的存在方式、异文化理解方法的过程中，应该如何认定、让后世继承对于人类而言的“公共遗产”，有必要重新思考“公共”的“公”的范围，有必要进行超越国家层面的讨论。

编者注：该文是作者参与的广岛大学科研项目“9—10世纪敦煌佛教、道教、民间信仰融合资料综合研究”（荒见泰史教授主持）、名古屋大学科研项目“宗教文本遗产探查和综合研究——人文学档案、网络建构”（阿部泰郎教授主持）、中山大学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物与文献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王霄冰教授主持）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由湖北大学讲师梁青博士翻译、摘要的英文部分由京都大学讲师MichaelJamentz翻译，发表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第621—631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烦请继续向下拉，就可看到。

 责任编辑：田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