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对中国与东南亚间国际关系的文化史思考
一、引言
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感到年纪大了的缘故，反思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长在马来西亚，当时是英属马来半岛，里面有不同的王国。我长大的地方叫霹雳洲，当时是叫霹雳王国，王国信奉的宗教是伊斯兰教，霹雳王国里华人的人数大约占到三分之一。我出生的地方叫怡保，是一个华人的聚居区，多数人来自中国的华南，主要是客家人，当地的生计方式是开采锡矿，锡矿的发展特别成功。我中学毕业之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即今天的南京大学）去念书。当我上到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国共第二次内战打到了长江，南京的学校因为担心战火而关闭，我就回到了马来。马来在二战之后，随着英国势力的渐渐退出，成为马来亚联合邦。联合邦一共九个小王国，再加上槟城和马六甲，就成为马来亚联邦。本来新加坡是属于这一个系统的，曾经都是英国人管理的殖民地，但是英国人跟马来方面谈判的时候，因为顾及到新加坡的华人太多，加入后会使得非马来族群人数超过国民人数半数，马来方面不希望新加坡加入到马来亚联邦。因此后来马来方面就跟新加坡分开了，但是我回到马来的时候情况还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我重新上的大学是在新加坡建的马来亚大学，是现在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前身。结束在那里的深造之后，接着到英国继续学业。
霹雳州地图
我想回述这段历史，一个主要原因是每当我想起那段时期，总会有一个感觉，跟今天的题目有些关系。各方面不同的政体，不同的历史经验，每个人都会有所经历。比如像我，出生的地方当时是叫东印度，长大时这地方是英属的马来半岛。到了1941 年的年底，日本军队打到东南亚的时候，我有三年零八个月是在日本实际控制的领土上生活着的。后来日本被打败了，英国的势力又回来了，不过英国人回来后的情况已经跟二战前大不相同。英国势力回到马来亚，面对着许多反抗集团，有马来亚共产党，也有其他马来民族的国民党，当时各种党派之争，夺权、斗争进行的非常激烈。这段历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要重视在一个区域的整体视野之下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有各自退让的时候，也有很多时候出现强进的情况。各种进退使我有了深深的感受。想象这段历史，联系到整个东南亚历史，以及中国和东南亚相互交流的关系史，强进与退让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考虑。
二战期间日本在东亚及东南亚散发大量反美反英的宣传资料
二、历史上的进退：东南亚与中国
既然我是结合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起进退的概念，想起东南亚历史中进与退的变化，想起中国内部进与退的变化，想起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进与退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都值得考虑。不过，因为我是在东南亚地区长大的，因此我最好还是从东南亚的情况说起。
（一）东南亚：内生的进退
东南亚这个地区非常有意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从地理上看，整个东南亚大概三分之一是大陆，三分之二是岛屿。岛屿分为五个国家，大陆也是五个国家，现在一共是十个国家。东南亚这个名称本来是历史上没有的，这个名称是源自二战时期，英国人把东南亚作为这个地区的战区代号，才有这个名字。之后国际上人们普遍使用成为习惯，就在观念中成为东南亚这个新的区域，因此东南亚是在二战之后才有的地理区域概念。二战之后的情况依然非常复杂。大陆上有越南、泰国、缅甸三个大国，还有柬埔寨和老挝两个小国。各个国家当中生活的族群情况相当复杂。既有处在比较文明阶段的民族，同时也存在相对显得原始一点的民族，同样的，既有现在的土著民族，也有许多外来的民族。但是现在很多所谓的土著民族不一定都是土著，以前的土著民族跟现在的土著民族可能是不同的。东南亚地区比较早的族群，可能是现在柬埔寨人的祖先，我们知道的他们在东南亚大陆长久居住的历史，都是在一两千年之前的事情。而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是跟随藏族从中国云南进入缅甸的，泰国的主体民族也是由从中国的广西、贵州那边迁入的傣族后来经过历史变迁、文化融合演变而成现在的泰族的。中国的秦汉朝代都征伐到过越南，在越南南部还设立了三个郡，这都是当时秦汉的郡县，直到唐朝1000 年间都是以汉人为主体。越南人的本族跟中国华南古代的越族，在语言与风俗习惯上有着共同的方面，现在我们的历史学家已经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越南人不停地南进，强进到南方，攻下占城。占城现在是越南的中部地区，原来的民族跟马来族一样，跟大陆的民族没多大关系，他们是从海上迁到占城去的。越南的南部原来属于柬埔寨的土著民族帝国的版图。随着越南不停地朝南走，占领占城，强进到柬埔寨帝国的南部，留下了原先帝国的小部分区域，即现在柬埔寨国家的版图。同时傣族也就是现在的泰族，从广西贵州那边南移，渐渐把现在的泰国地域给占领了。历史上东南亚还有一个孟族存在，现在的人数已经很少了，孟族原先生活的地区是现在越南的南部与老挝的一部分，结果被缅族与傣族这两个大民族占据了，孟族历史统治过的地域基本上完全属于缅甸了。这是大陆强进，从北到南的政治力量运行的结果。
二战中盟军为抵制日军发行纸钞而印刷的伪币背面马来文与中文反日宣传告示
海上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马来这个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我们现在讲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叫做马来人，印尼其实也有马来人，但是很少，根据最近的人口统计，印尼的马来人只占整个国民人口的4%。我们都很惊奇，因为他们的语言和马来语一样。印尼的国语属于印尼文，跟马来西亚的国语是一样的，多少有一点不同。这些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以前的历史资料里都叫马来族，来源不清楚，名称也不清楚。总之这些民族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历史早期他们都受印度影响，信奉印度教，但是他们来自于什么地方，到现在学界还有争论。最初研究他们的学者认为，马来人也是从中国云南和广西那边迁移过去的，来到东南亚的时间比其他族群来的都更早。后来研究的专家说不对，现在一般大家可以接受的说法是，马来族是出自中国华南，经台湾到菲律宾，从那边移到南方所有的岛屿上，一个结果是语言学者发现岛屿上这些民族讲的语言，都有相当的关联。如果这些认识是对的话，那么从中国华南到台湾，从台湾再到菲律宾，再从菲律宾分散到很远的地方，整个东南亚所有的海岛，都是马来族生活的地方，一直到马来半岛。还有的观点认为这些族群甚至去到更远的地方，他们的足迹延伸到南太平洋，直到新西兰，都是从马来族分散出来的族群。马来族的分布非常广，基本上他们都是海洋人。出海对他们而言是很自然的事情，经济上有需要的话，或者碰到灾难的话，他们上船就远去了。
（二）中国：北进南退
下面谈谈中国方面的情况。秦汉以前什么是中国也是个问题。到了东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后人认识的中国版图扩展至楚国和吴越、进入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境外就是百越，现在我们叫做华南的区域，以前这些区域都是越族的地方。汉人也是从北方南进，分了好几次的南进，才形成今天的国家版图。秦汉时期边界向南走的最远的时候是，秦国一直打到现在的越南中部，也就是过去的象郡。在南方其他地方，存在闽越、南越诸国，秦汉之后只有一个南越国，后来汉武帝削藩，把南越国变成为一个郡县，之后汉朝就不停地南移，渐渐地把华人所有的地方都汉化了。有些南方人到现在为止，都自称为唐人，不叫汉人，说明这个群体在唐朝的时候才被中原汉化的。
到沿海地方去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海洋的问题是怎么样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大概秦汉时期从北方来的人，对海洋并不感兴趣，见到了大海就满足了，就不再朝南走了。百越之中有一部分人群是在海洋上生活的，比较熟悉海洋生活，这些人在历史上到底怎么样，我们并不清楚，也没有记录。但是就我了解到的，有一部分被驱赶着不停朝南迁移，其中一部分去了台湾或者菲律宾成为马来人的一部分，也有一些人可能迁移到占城、到马来半岛，其余的留在华南被汉化，过了好几代之后，就成为后来的唐人。
不过对于这段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疑问，不太清楚。总之到了唐朝的时候，所有的南方之地，都成为中国人的地方，连越南也算是中国的地方。当然那时候这些地方之间是有所区别的，现在属于广东、广西这些省市，当时都隶属于郡县制度，但是越南则不叫省，因为还没有完全被汉化，汉人和土著之间，还带有一种殖民地的性质。到唐末宋初的时候，越南人在中原的王朝国家陷入战乱的时候，或者分裂难以统一的时候，乘机建立了他们独立的国家。
宋代国家势力的孱弱，造成北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北宋没办法控制越南，越南渐渐建立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国家，与中国渐渐演变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所谓东南亚和中国的分别，这条边界，就是现在的中越边界，这个边界在过去的一千年间都没有变过。在亚洲的历史里，边界能够维持那么长，这是唯一的一个。也许在生活于山区的民族之间，实际边界有过一点小的变动，但是大体情况上中国和越南间的边界没有变化。可以说现在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边界都是新的，但是这个是千年前形成的边界，即中国和东南亚的边界，从五代时期就开始没有变过了。
到了秦汉两代之后，中国南移的趋势是中原的王朝见到了海洋，就不再南进了，之后的历程依靠商人在海上经商。这些人基本上都来自华南两省，即广东和福建，而且出海、下海的这些人是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当中胆量最大的闽南人。历史上，闽南的海商发展最为成功，很早就有泉州港，后来泉州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国际性海港。在五代十国的闽国时期，泉州就变成一个很有用的海港，渐渐地发展到宋朝就更加不得了，到了元朝的时候，更是成为中国最大的海港，比广州还要重要。这当然跟南宋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南宋的首都在杭州，泉州靠得比较近，泉州到杭州之间的海路运输非常方便。随着自身商业贸易的发展，泉州到了元朝的时候也是主要的海港。
本图出自首师大全球史研究中心
汉武帝之后，中国的海上强进就没有什么进展，基本上是依靠商人贸易，包括外国商人到中国来，也包括中国商人到外国去。当时商人的人数非常少，外来的商人比中国的商人人数多，其中主要是马来族的商人比较多。东南亚最富有的一个小国占城，地处今天越南中部，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成为当时所有经商者的必经之地：去东南亚的商人都要途经这里，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商人也要经过这里到中国去。占城建城非常早，但是在商业上经营占城的人并不是当地的原住民，而是马来族，他们占领了占城，把占城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海港，分别与中国和印度洋边的国家做生意。中国的商人跟占城的关系特别密切，我们在宋代就可以发现，闽南人和占城人之间的生意往来非常频繁，也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海南得到开发。海南岛的开发者就是闽南人，经过大陆沿海海运到占城去的这条海上商道，对于海南的开发应该说是起到了作用。
我们稍稍总结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南进的这条路，到了海洋就停止，基本上停滞了一千多年。在大陆上也出现了变化的趋势，因为越南独立之后，就限制了中国在大陆南进的发展。回顾中国到南方去的总的历史趋势，第一个时期就是从秦汉到唐宋，基本上是强进到华南，把整个华南汉化，变成中国的地方，但是没有到别的地方去。第二个时期是强进至云南的时期，岭南之后就是云南。云南地区本来就存有汉化的影响，云南有一些民族渐渐地经历着汉化的过程，比如可能是最早受到中原王朝影响的大理国，受了很多唐朝的影响。以前这个地方有南诏国，但是他们的汉化程度不及大理国那么深。而且大理国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属于中原王朝。元朝蒙古打南宋的时候，它从四川的西部，攻下大理国，再从大理国绕到南方，经过云南贵州，把南宋的南边攻下，使得南宋难以同时应付，最后两面受敌，失败亡国，整个中国就被蒙古族统治了。在那个时期，云南省是元朝的一部分，随着明朝把云南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之后就成为明朝的一个省。因此我们看到，云南成为中国的南方，境外之地变成境内之地，这是五六百年前的事情。第三个时期是明清以来，属于西部、但是也是在南方的范畴内，云南以西，就是西藏的问题。西藏现在的边界也是中国向南方进展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形成印度和中国的边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向南强进的时期，其中还有许多需要扩展的有待研究的新问题。
（三）进退的动力：从宗教到文化
从岭南跳出来，我下面要讲讲云南跟东南亚的关系，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云南平定之后，大陆的情况有所改变。关于云南一段的边界问题，中间涉及到云南和泰族之间的边界、中国主体民族和傣族的关系，这些边界的问题经过明朝、清朝之间几百年不停的争论，直到后来才解决，直到三四十年前慢慢地才真正把边界问题搞清楚。而缅甸跟中国之间，以前也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边界。这个问题从英国在缅甸的时期开始讨论，也是到20 世纪50 年代最后才划清楚的。东南亚地区明确划定的边界，第一段就是中越之间，其余的都很晚，都是在近50年才把边界划清楚的。历史上中国跟东南亚关系，基本上都是围绕贸易展开。生活在中国和东南亚边界地带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面对的是怎么在边界中生存、妥协、避免汉化的问题，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
印尼中爪哇省婆罗浮屠，建于9世纪
华商从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就开始跟东南亚各国家的港口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起初的人数不多，但是到南宋时人越来越多。现在如果比较的话，中国人进入东南亚地区的时间并不是很早的，进入当地最早的应该是印度人，因为印度人跟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可能两三千年前已经开始了。与印度人的贸易关系对整个东南亚的宗教文化、文字语言都造成了很深的影响，整个马来半岛的宗教都是来自印度的宗教，比如佛教，是当时印度的佛教，不是中国化之后的佛教。印度教在东南亚最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印度教已经深入到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影响连同整个马来半岛。一直到15 世纪、16 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进入才慢慢地在马来之间代替了印度的宗教，整个的变化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印度的宗教会退出，让全部的马来地区都改信了伊斯兰教，文化变动如此之大，而且影响深远，这个过程很值得我们考虑。历史上发生的进和退的过程都很有意思，印度教一直在退缩，现在只有印尼的巴厘岛有印度教，巴厘岛的印度教相当纯粹，但是已经掺杂了本地东南亚文化的不少成分，总之印度教一直退缩到巴厘岛，其余的马来地区都成为伊斯兰教的地盘了。而且这种进退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依靠战争，不像现在，一谈起伊斯兰教就要联想到武力。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化完全是和平的，是一个一个的王国属地，从信仰印度教，转到信仰伊斯兰教，一直到最后所有的马来王族的国家都成为伊斯兰教的国家的文化渐进过程。
印尼成为全世界伊斯兰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走完这个过程不过是四百年。13 世纪的时候，苏门答腊岛北部已经有少数的伊斯兰教徒。这些教徒可能是早年定居于此的印度人。因为印度在东南亚的影响非常早，影响相当大。印度本身也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从波斯湾红海一带的阿拉伯半岛出来，虽然人口很少，但是通过经商，他们同时把自己的宗教带过来，渐渐地影响到当地的国王，慢慢地使得他们也改信伊斯兰教，这是好几百年的历史。13 世纪的伊斯兰教徒，在东南亚成立一个小据点，从13 世纪慢慢地走到15 世纪的马六甲王国，跟中国发生了联系。郑和帮助建立的马六甲王国，从本来信奉的印度教，改信到伊斯兰教。之后马六甲王国把伊斯兰教渐渐地传到其他的马来族群去。从郑和起，到18 世纪的时候，整个马来群岛，除了巴厘岛外，都是伊斯兰教的地盘。
中国方面对于东南亚的影响相对有限，基本上是贸易关系，文化方面除了越南，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影响。越南是汉化程度比较高的，尽管保存有儒家的因素，但后来也信了佛教。但是对于其他的地方，印度的影响则非常大，程度最大的是在海岛之间的各马来民族，也包括大陆的孟族、缅族与傣族。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是从印度传去的，而是从锡兰去的，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这是一段小插曲。印度本地的佛教被渐渐地消灭掉了，都成为了印度教，佛教余下的力量被赶到斯里兰卡去。斯里兰卡的传教士把他们的佛教带到缅甸和泰国，本来缅甸、泰国可能也是印度教影响相当大的区域。后来斯里兰卡的佛教，传到了泰国、缅甸和老挝，一直传到云南。所以云南的佛教来自两部分影响，一部分是从中国内地来的，一部分是从缅甸和泰国过去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到了缅甸和泰国，因此缅甸、泰国、柬埔寨这些国家原有的印度教没有被改信伊斯兰教，而是改信了斯里兰卡的佛教。
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的历史，是许多外来的强进势力，比如宗教的，渐渐征服当地土著的历史，我们要考虑的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势力的影响形成了复杂的东南亚区域。
不同于宗教的影响，华人在这个地方主要是从事经商，人数并不多，因此并没有深刻影响到当地的文化，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非常活跃，连同印度洋上来的商人，这些势力在不停地扩张。一直到16 世纪，靠商人建立和维持的贸易、经济上的关系非常稳定，非常和平，除了小规模的贸易上的争执，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当时海洋上也有以苏门答腊岛、马六甲海峡为主要范围的国家，后来爪哇又建立了一个以海洋为主的帝国。但是无所谓什么帝国，也没有什么显赫的海军力量。海洋上的商人被不同政治的势力利用，为他们经商。从材料上看，没有什么强大的海军势力爆发海洋上的战争，这一点完全与西方的历史不同。
三、现代性的进与退：东方与西方
（一）外来者：西方的进入
我们最后谈的是16 世纪之后进入东南亚的来自西欧的势力，相比之前影响东南亚的势力，他们来自非常远的地方。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西欧建立海洋势力是因为自身在欧洲地中海贸易争夺上的失败，伊斯兰教限制住了他们贸易的范围和经济力量，几次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失败了。因此整个东亚、南亚，以及其他富有、文明的国家，跟西欧都断绝了关系，东西之间都是伊斯兰教的势力，整个中亚、西亚、中东、北非，一直到欧洲的南部、东南部都是由伊斯兰教控制。西欧的地方，被异文化势力隔开，没有办法跟其他地方展开贸易，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马可波罗，他之后的欧洲人都不能到中国来了，因为传统商道都被伊斯兰教挡住了。
因此西欧人只能从海洋上想办法。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葡萄牙，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不过100 万人口，当时福建已经200 万人口了。葡萄牙人航海远洋到印度洋、到东南亚来，它的邻国西班牙派哥伦布到美洲，派麦哲伦航行太平洋。正是这两个小国家，一起带领着整个西欧势力在海上的发展，海洋的历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对比来看，福建当时200 万人，有相当重视海上贸易的传统，本来是有条件出海的，中国海军也很有力量。但是因为中国自己在海上退缩了，所以明朝郑和之后，就没有在海上发挥过任何作用。闽南人中在海上经商的人非常有经验，他们凭借海洋做生意根本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明朝郑和以后的政策把他们限制住了，不让他们出去，根本不能跟外国经商，而是靠外国人到中国来，用朝贡制度，到中国来经商，不许中国商人大量的出去，限制的很严格，要出去的话，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手续才行，人数就越来越少了。在同一个时期，西欧就开始发展他们的海洋历史，他们原本在海洋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比如欧洲文明的发端，就离不开海洋战争，最早的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就是海洋战争，最重要的战役也是在地中海上打的。现在我们看着地中海觉得很小，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地中海是很大的一片海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海战是很了不起的战争。罗马打希腊、埃及、中东好多国家，也是依靠海战。他们能从欧洲打到北非，也是因为有海上的势力。
黑陶画，藏希腊桑托林岛锡拉考古博物馆
西方人对于与海洋有关的海军、海战的概念很早就有。对比来看，中国反而没有这个传统。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对海洋就不感兴趣。五代十国中的闽国因为自身条件，开始要依靠海洋贸易，才建立海运，南宋也是有偏安江南的理由。明朝相对特殊，到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真的是有了海军的规模了，但结果是因为各种理由也退出了，抛弃了整个海洋的活动。与此同时西方是相反的历史进程，最后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都控制了。中国的华商因为没有海军的依靠，最后不能与西方的贸易规模相比。就连伊斯兰教、印度教控制海上的势力，后来也被西方的商人打败了。最后的结果是从红海、波斯湾、南中国海一直到澳门，基本上所有的港口都是由西方的海军占据的。
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兴起的荷兰，他们拥有当时最为新式的海军，现在我们看荷兰是非常小的国家，但是当时他们的海军是非常了不起的。最早在海上能打仗的军舰是属于荷兰的海军，英国人也是因为打败荷兰才发迹成为世界帝国的。总之，这两个国家的海军势力扩张到了东南亚来。他们双方都是想和中国做生意，但是中国不开门欢迎他们来。因为当时的朝贡制度是那么的严格，不让他们进来，只开了一个小口：让葡萄牙人在澳门，这么一个小地方。所有外来的西方商人，都要经过澳门，等于贸易的中转完全由葡萄牙人控制。英国人和荷兰人非常懊恼，想尽各种方法跟中国经商，都没有成功，明朝、清朝都是如此。尽管后来有了广东十三行的生意人，经过澳门，跟西方人做一点小规模的生意，但是总体还是限制得很厉害。
（二）中间人：华商的崛起
但是这个时期华商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尽管早年受明清海禁政策的影响，从商人数有限。我认为人数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点是，西方人进入东南亚之后，非常欢迎华商到他们的殖民地方去，帮他们去跟中国做生意，尤其，比如当时的西班牙人就欢迎闽南的商人到吕宋去，就是现在的菲律宾，帮助当地建立与中国的贸易联系，荷兰人非常欢迎他们到爪哇来，后来的英国人也是以同样的理由来欢迎他们。当然这个历史进程里面有矛盾，一面是明清政府严格地限制到海外去经商，另一面是经商的人数越来越多，华商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第二点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闽南的华商借中原陷入战乱的机会，建立了许多商团，由郑成功集团领导，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海军，华商的海军最后变成了反清的势力，后来占领了台湾。郑成功闽南这个集团，建立了一个海上的新势力，因为有这个保护的基础，闽南商人经过台湾，跟东南亚开始经商，建立了特别的关系，之后经商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虽然清朝同样执行海禁，同样限制华商出去经商，但是清朝也知道，这个势力太大了，而且利用好他们对于朝廷也有很多好处，商人也可以带来很多外来贸易的好处，因此限制也渐渐地放松了一点，于是经商的人数就增加了。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外来的压力，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
因此从17 世纪开始，华商到东南亚去的人数越来越多，18 世纪人数规模在当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就18 世纪看的话，整个东南亚所有的港口，都有华人的团体，有些地方人数还很多，比如菲律宾的马尼拉，荷兰治下的巴达维亚，即现在印尼的雅加达以及马六甲。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利用华商，在所有的港口跟本地的居民做生意，把他们所有的物产带到上述地方去。西方人就是经过这样的流程，由华商把东南亚各地的物产到他们的殖民地，再经过他们的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通商。在这种情况下，华人的角色显得有点复杂，从西方帝国主义政府的角度来说，华商非常有用，他们可以利用华商跟中国经商，所以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但并不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力量，仅仅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另外从东南亚当地土著的视点来看，中国人地位比他们高，因为这些殖民地政府，欢迎华商、利用华商，看不起当地的居民。这样就在东南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建立了一种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华商要跟本地居民往来经商，而且依靠他们的土产来做生意，同时华商也要常常进入西方世界，要跟他们的官员交涉，以保证维持他们的现有地位，以及与西方世界特殊的关系，这两方面都要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华商到现在为止在东南亚的地位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就是因为这个群体在历史上的角色就站在中间人的位置。中间人的角色很难做，外面对他们未必信任，里面的又恨他们，这些深厚的矛盾，演绎了近代几百年的故事。
荷兰殖民时期雅加达城转变为巴达维亚城
说到这一点就必须谈谈现在，因为许多问题都影响到现代。到二战之后，你们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帝国主义退出之后，所有东南亚的国家一个一个都得到独立，建立他们的新型国家，在建国的过程中，所谓民族、所谓国籍、所谓谁是当地的居民的权利，这些问题都越来越严重。因此大量华人，包括华商与华工，在这些新型国家的地位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中国大陆解放之后，也考虑到这些问题。其实在中华民国时期，国家也面对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从对于东南亚华人的名称上的改变就能看出一点端倪。原本最初称呼海外华人的名称是华商、华工之类，后来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国家开始重视海外华人，因为华人一方面支持清朝当时新政时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所以把华人看得非常重要，就把他们叫作华侨。华侨这个概念的意涵就是你们都是中国人，只是暂时住在国外，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要效忠中国。这种概念的意涵之前是没有的，在海外做生意意味着国家是不管他们的。但是19 世纪末的时候，清朝改变了政策，朝廷知道华人在海外经商很成功，可以帮助他们，因此鼓励华人认同清朝；中华民国从孙中山起同样希望华人认同中国，重新回到中国怀抱。
所以说，国籍概念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从前没有什么国籍概念，国籍的概念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国家为了整合与发展利用的西方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国籍。在清朝跟英国签的《南京条约》里，明确允许英国人能够在上海等中国港口长久地居住，到了《北京条约》之后，更是允许他们到中国内部去生活去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条约里说明了，外国人有侨居的资格。外国人能在中国侨居，那么相对的，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外国人的地方，也是侨居。所以所有的本来没有国籍概念的海外华人，他们不是明朝的移民就是清朝的臣民，现在都变成了侨居他乡的华侨。虽然很多华侨在外国生活了好多代，生活方式根本就是外国人的模样了，但是因为还是和中国做生意的缘故，保留了他们中国人的身份，但是实际中他们是无所谓国籍的。不过那个时候，既然中国政府承认他们是华侨，那么大家也都默许了自己的中国国籍。
但是在二战之后，这个问题就显得严重了，像东南亚这些地方的新兴国家会说，我们现建立了新的国家，那么你们这些华人到底是什么国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这时也是很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尤其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这涉及到中国跟东南亚这些国家怎样建交，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冷战的情况下，反共的势力同样在东南亚也很活跃，让东南亚的国家去反共；而东南亚的各个地方也都有当地的共产党，共产党也要去支持他们，怎么样支持他们，也是一个问题。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万隆会议就借机召开了。周恩来总理宣布说，当地的华人可以选择当中国侨民，对于回国表示非常的欢迎；如果华人要留下，那就是中国的侨民，一定要守当地的法律；同时华人也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国籍，加入了之后，就是当地的国民。对当时的华侨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年轻的一代，反而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既然不要回中国去，就要在当地生活下来，加入当地的国籍，很多人都认为很自然。但是有些老一辈的人，感到非常的伤心，就感觉好像中国把他们放弃了一样，不保护他们了，他们认为自己失去了与中国的联系。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与印尼华侨妇女代表见面
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中国方面有所改变，东南亚方面也有所改变，因此关于华人的地位，华人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那是一个很困难的时代。有很多当地年轻的中学生认同中国，而不认同当地的政权，不入籍，就回到中国来了。也有一些人想在当地生活，在当地的政治中表现得很活跃。因为冷战关系，亲共与反共的势力都不断出现，可见那个是非常困苦的时代。从华侨要成为当地入籍的华裔，这需要一个过渡期，需要考虑的影响很多。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困难，中国也面临了很多问题。从外面看，中国国内情况也比较混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使得许多海外的华人不敢也不能回来。在那种情况下，有一些华人不得已选择了入籍。当时在东南亚那些地方入籍也非常困难，当地的人并不欢迎他们，给他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使得他们非常的艰苦。华人身份变化的总的趋势很明显，从华商、华工，到华侨，再从华侨到华人、华裔。
四、当代国际关系的进与退：中国与世界
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到底中国跟这些新兴国家的关系如何？这些国家对中国又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崛起了，是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现在还在了解这个问题，而东南亚各国家也要考虑如何跟中国建立新的关系。
（一）崛起的中国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亚洲唯一的大强国，自汉唐以来，历经明清。但是从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再到二战后，中国却成为了一个非常衰弱的国家，被各个西方国家欺负了不知道多少次，跟日本也打了那么多年，非常弱小贫穷，而且近代中华民国时期，因为内战导致国家分裂地那么厉害，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力。那时候海外的华人靠不了中国，要靠自己生存，靠自己应付当地不同的情况。虽然说是中国人，但是中国没办法保护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活动。这一百多年里，外面的势力，不管是亚洲的、欧洲的、美洲的、还是东南亚的国家，总之已经习惯了这个概念，就是中国是个衰弱的、没有力量的国家。现在中国崛起了，这就成了一个很新的观念。
过去的中国那么强大，根本对东南亚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什么来往，来往的非常有限；现在中国的崛起，反倒跟东南亚的关系变得很特殊了，非常重要。重要的理由当然有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崛起和中国这30 年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经济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势力，从前没有什么全球化的经济，传统社会都靠的是契约形态的经济，从根本上讲，中国是一个自足的国家，没有什么贸易、外贸，一直到清朝末年也是如此。
现在不同，现在的经济发展是靠全球化，中国30 多年的发展靠外贸、出口。外资投入到中国的工业中，通过中国加工生产出口到全世界，因此贸易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且除了市场之外，资源也要从外国运过来，石油是最明显的，其他资源也是靠从外国运过来的。运输途径主要依靠海运。我们要注意到全球化是靠海洋来开展贸易的，海洋和全球贸易分不开。没有海洋上的发展，就没有全球化，这一点是可以从很绝对的意义上说的。因此现在的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到海洋的问题。几千年前中国对海洋的态度是可有可无的，基本不重要，现在则变得十分的重要，需要重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跟海洋、全球化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海洋经济，主要涉及到的是东海和南中国海，因此这两片海域就变得非常重要。
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前的学员合影，摄于1871年。北洋舰队的主要海军将领和大部分军舰的舰长(当时称管带)几乎都是留欧船政学生。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第二排左五)、“经远”舰管带林永升(第三排右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第三排右五)、“威远”舰管带林颖启(第三排左三)、“超勇”舰管带黄建勋(第三排左四)、“康济”舰管带萨镇冰(第三排左五)、“广乙”舰管带林国祥(第二排左三)、“靖远”舰管带叶祖珪(第一排左四)、“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第一排左六)
历史上，中国的海军势力自郑和以后，没有什么发展。开始发展是在清朝末年，经左宗棠在福州主持造船厂、培训海员才正式开始。回顾当时海上的势力，英国拥有规模最大的海军，英国培训了日本的海军，因此在亚洲，日本的海军是最强的。后来继承英国势力的，就是美国的海军，也是由英国培训的，出自一个系统。因为美国的经济力量的崛起，他们超过了英国，继承了英国海军的势力范围，这是后来的事情。当19 世纪中国想建立海军的时候，面对的情况很困难。找英国人来帮自己建立中国的海军，英国人不肯，英国人觉得中国过去是个大强国，不能把他们海军建得太好，就去帮日本，因为日本是小国。中国的海军建设基本上是依靠法国，但是法国的海军实力不如英国。到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海军之强，完全得益于英国的培训，中国不如他们。甲午之战失败虽然还有其他的理由，但是主要的一点，还是日本海军是英国人在亚洲培训出来的，中国没有那样的基础。在第一次跟法国打的时候，法国本来是培训中国的，结果跟法国打起来了，那是1885 年，中国海军没有打败法国的海军。到了甲午的时候，就更不行了，打不过日本。从甲午之战一直到1949 年解放，中国有什么海军呢？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没有办法建立海军，根本没有这个力量，因为从民国开始就军阀混战。民国建立之后，南京政府成立也没有这个力量，不停地在打内战，打日本，根本没有机会发展海军。虽然有了几条船，都是买的别人的，培训的人员也少的可怜。
小木船渡江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解放中国，建立人民政府，没有靠海军，都是陆军一路打下来的。我那时在南京，记得解放军到长江，要过江都需要克服一些问题。因为没有海军，连船都没有，都是靠当地的一些小船，当时连过江的问题都很困难。后来我才知道，中国解放军的海军是1948 年在泰州建立的。在那里，人民解放军是因为需要过江，才开始着手建立海军。当时海军没有船，没有所谓海军的人员，没有专门懂得海军的人，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培训人才。解放军的第一艘海军军舰，是从国民党那边投降过来的。那时谈不上中国拥有海军，中国还没有办法好好地建立海军。当时还有一个外部条件。在冷战时期，40 年代全世界的海军，都在反共国家的手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有海军的国家只有苏联。但是苏联的海军实力也极有限，比起其他国家的海军，苏联的海军很可怜，黑海受到土耳其、希腊的限制，波罗的海受瑞典、英国的限制，根本打不出去，唯有一个港口在东部海参崴，剩下都是在北极。所以俄国无法建立起实力了不起的海军。历史上，俄国就面对来自海军的问题，日俄战争的时候，俄国的海军在东海就全部覆灭了。
中国解放之后，海军从哪来呢？没有办法培训，所有的海军都是反共的，这是背景。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注意到邓小平也没有讲要建立海军，对海军的问题没有多谈。那时候在军队方面不多谈，基本上谈的就是要发展经济。各方面是在有了现代化之后慢慢来。也许不一定对，但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中国重视海军是从20 世纪90 年代才开始的。苏联垮台之后冷战结束，中国开始认真地考虑建造大量的船只，建立一个相当好的海军的目标，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经历20 多年发展的海军，跟英美国家苦心经营了三四百年的海军势力相比较，肯定不一样。英美国家海军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在海上的势力不容小视。
这里面也有具体国情的原因。中国三分之二的边界是在陆地，三分之一才是沿海的港口。因此中国的军力，三分之二的精力还要考虑到大陆边界的国防问题。可以说，中国国防三分之一的考虑是在海上，三分之二是针对大陆。美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大陆上没有敌人，南边的墨西哥和北边的加拿大根本不成问题。他要照顾的是东西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所以海军势力对美国而言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全部精力都用在海上，当然天空上也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就海陆方面的军事注意力投入来比较，美国全部精力还是在海上，是一个海上的势力。而中国的国防军事只有三分之一的考虑是海洋的问题。
当然就像我之前讲的，现在全球化的问题不仅是国防的问题，还有经济的、贸易的问题。因此海洋的运输，以及海运的重要性国家必须很清楚。自己国家海洋的海线要保护，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中国也有两个海的问题：东海与南海。东海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中国和日本的两国关系，但是南海则涉及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其中还有许多问题。
最新的变化是出在内部，东南亚本身的性质改变了，跟历史上情况完全不同。从前是一片大陆地区：马来半岛、一个海洋：南中国海，上面分布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宗教性质，彼此不同，而且完全不合作、不来往。简单商业上有一些少少的贸易关系，但是政治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往，整个东南亚没有形成一个集团能够对抗外来的势力，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十个新兴国家，其中两三个是比较强大的，印尼将来可能是个大国，现在大概也是，但是它将来的势力将会更大。越南也有相当的势力。缅甸难说一点，不过也有可能。连泰国也不会是一个小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也许还是小国，虽然菲律宾人数很多，但是国家很穷，可能还要长久地依靠美国，这是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情况。
（二）统一的东盟
总之，这十个国家，现在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东南亚十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契约感，基于这个新的契约感他们建立了东盟组织，这个组织建立的背景很有趣。本来是出于共同反共的目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五国发起建立了东盟，当时这五个国家都是倾向反共的。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冷战之后东盟发展为十个国家，吸纳了像越南、老挝这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新加入的柬埔寨也有共产党的背景，缅甸虽然是反共的国家，但是也有很多独立的观点。这几个国家无论从历史背景，现实政治都不相同，但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国家组织–东盟，成立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契约，一方面考虑怎么对付中国，一方面考虑怎么对付美国，也对付印度。他们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在这个复杂全球化的经济里，某一个小国无法独立生存，非得一统，至少在某方面发出共同的声音，能够有话语权，才能够争取国际上的生存空间，这是他们组成契约的出发点。既然如此，这十个国家的领导人连同他们的政府官员们，费了不少精力，尽量想办法让这十个国家成为一个契约的政权。这样的话，在形成统一的局面之后，就可以应付各种各样的危险。
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样跟他们建立新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正是朱镕基总理提倡建立东盟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这个政策非常有效，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个政策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因此他们用反攻的方法来限制中国和东盟的特别关系，不停地在周边活跃着。因此现在的形势就变得更复杂了，中国与东盟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坦白地说，南中国海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本身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有主权问题的争论，因此可以有这个借口，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进而趁机来影响到将来的发展。而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也不是非要亲美，或者亲中。其实他们基本的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独立、统一的东盟，如果他们能够统一，能够有同样的对外政策，能够共同面对临近的所有势力保持东南亚地区的独立与稳定。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也不能不跟着他们活跃。因为新加坡的国家利益跟他们一样，如果靠东盟统一发展，新加坡还可以生存发展，不然的话，太小的国家，也没办法独立地生存发展。总之，东盟的将来对中国非常重要。从中国的观点来看，统一的东盟不是个坏事，是好事。朱镕基总理曾经讲过，中国的利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东盟，东盟国家自己也认为要统一。我认为这是对的。我不敢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同样的政策，但是总的趋势，大家都认为：将来的世界，随着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将会使整个世界的发展东移到亚洲地区来，东盟应该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主要的理由就是它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洋之间，在陆地上也是占据重要的关键位置：中国、日本之南，澳大利亚、美国之西，随着将来印度的发展，在这几个外围国家的发展情况下，东盟站在中间，分享到的好处应该是很多的。
大家都一致认为，统一的东盟是件好事，对大家都有益，那为什么还有问题呢？所有的国家都尽量想办法，能够维持东盟统一。但是存在不同的势力，会有一些人认为，要让东盟统一就要让它倾向哪一方面。在现实中，东盟的国家是不愿意”亲”哪一方面的。据我了解的所有东盟国家都希望东盟应该是完全独立的，站在中间，跟周围的大家一样的要好，得到最大的益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统一很难。本来大家是有很大希望的说东盟统一一定会成功，但现在看起来不简单，就是因为南中国海的问题。这就是说，怎么样处理南中国海的问题，会影响到将来东盟的前途。俗话说，小事情纠纷多，出现纠纷很容易。但是我觉得要解决起来也不太难，要尽量的避免在南中国海有任何的冲突、任何的纠纷。尽量避免的话，就在无形中让东盟有时间解决它内部的矛盾，让东盟可以成为一个比较统一、独立的势力。如果不解决问题，让人家挑唆，使得南中国海不停地不安静，就很容易分裂，让东盟自己从内部分裂。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东盟现在里面就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菲律宾就太靠近美国，很多东盟国家不同意它的政策，菲律宾也知道其他国家不同意它；泰国也依靠美国，而越南却不敢依靠美国，因为它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至少传统上保持非常友好。中越关系非常奥妙，特别重要，也很特殊，这是因为中越关系里面同时包含着一组矛盾，一方面中越有很特殊的关系，几千年的历史往来。另一方面越南要成为东盟的成员，东盟成员国家都希望它不要跟中国有过于特殊的关系，这里面就出现了问题。像缅甸本来也是跟中国很要好，而且相当独立。但是现在各种势力又想借缅甸干涉东南亚的国家关系，这里的问题已经引起东南亚地区的关心与注意。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所有东南亚的领导，他们都同意一点，东盟将来是要统一的，无论如何东盟的前途是靠一统。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够形成一种共同的对外政策，这样的东盟才有益于亚洲将来的发展，统一的东盟才是最有希望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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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环节
现场提问一：对比历史上印度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在东南亚生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孔子学院在那里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请您谈一下对此问题的看法。
现场提问二：请您从历史与文化角度，进一步解释”上海症候”与”广州症候”的说法？
现场提问三：您觉得就中国崛起而言，在文化方面中华民族应该如何实现复兴？
* 因为讲座时间缘故，采用观众集中提问，王赓武教授统一回答的方式进行。
王赓武教授：
综合以上的提问，我觉得自己应该从文化问题的角度来回应较好。关于文化的问题，我想这可能跟中国本身的儒家思想有关，从最早的材料上看，儒家思想都不赞成打出去，都是考虑自己的文化，怎么样能够发挥、怎么发展，主要在国内能够维护是基本的理念，没有传教的意识。理由很多，大概是因为儒家的思想是来源于农业经济的基础，最适合乡村的生活。也就是强调从家的概念出发，齐家是最重要的，齐家之后才可以治国平天下，出发点是来自修身齐家，对于家的概念太重视了，限制住自己的活动范围；重视家的发展、生存、富有，因此对外界的探索受到了限制。每一个家族之间的关系都特别重要，外界的其他关系不怎么重视。外来的影响有一点特殊，其中有传教的因素，比如基督教就特别重视传教。但是其实伊斯兰教并不重视传教，它也是由于个别商人的经历，把他们自己信仰的宗教带到别的地方去，就影响了当地的人，但是不重视传教。总之他们的概念没有受家的限制，他们的教义什么人都可以去信，你只要入教，就成为教会的成员，全部的精力从自己的国家民族，移到宗教信仰上去了。这样比较来看，这些宗教可以很容易脱离本土的概念，而去信仰一个普遍的新的思想、新的意识形态。印度教也是不传教的。曾经有人说，佛教多少有一点传教的精神，但是不像基督教那么重视。它的传教精神是，跟从它的道理，把教义讲清楚。因为印度佛教在其他地方流行开的理由，是因为有人出去，跟人家去解说佛到底讲的是什么。这样看，佛教有一点传教的精神，但是不像西方那样有系统，有政治背景的传教。佛教传教没有政治背景，纯粹是内部自身的发展，把它信教的道理，给人家知道，使得别人也清楚了解他们的意思。
印度教到东南亚是不是传教来的呢？我们不知道，没有记录。我所知道的就是，许多当地土著的国王，很快接受了这些印度教的概念，建立他们王国的制度。换句话说，东南亚各地建国的过程中，利用了一些印度王国的佛教概念，这些概念被带到东南亚去，当地才成为国家。在这之前，他们没有国家概念，都是各个民族在各地的发展。因此我们说在东南亚，国的概念来自印度教和佛教。之后怎么会信伊斯兰教呢？也是非常奥妙的过程。基本上是因为一些国王，听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讲自己的宗教。这些人经商很成功，很富有，而且很愿意帮助这些国王经商，说他们成功的理由跟宗教有关系。伊斯兰教的商人影响力很大，渐渐地说服了这些东南亚的国王，这些国王都被劝说接受了伊斯兰教。国王接受之后，他的臣民很忠诚的跟随，也信了伊斯兰教。经过几十年的工夫，好几个王国都信伊斯兰教了，后来的两三百年间，整个马来群岛都信奉了伊斯兰教。这么快的转变很难理解，但大家都相信这一变化来的很快。
儒家思想则不一样，与另外一点也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儒家成为了中国国家的领导思想，几乎是中国各个朝代意识形态的中心。也就是说儒家思想跟中国国家政体有太密切的关系，使得这个儒家的思想教义本身没有了一个本性，本性已经属于国家了，跟中国的政体，跟朝廷有直接的关系。其他的国家看来，既然没有需要，就不会对这个感兴趣；儒家也不会传到外面去。正是儒家依靠自己国家的政体，一方面使得儒家很成功，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被管制的相当好。但是同时儒家的思想，受到了束缚，变成国家的一套东西，要传到别的地方不容易，只能要依靠国家去传播。
举例来说，越南能够跟儒家有密切关系是因为历史上它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千年的关系，使得越南到现在为止，还有相当深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朝鲜和韩国也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是自愿的，因为非常仰慕中国的文化，派了许多国家精英的人才，到中国来学习。学成之后，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也采取了儒家的思想，当作他们国家的领导思想。日本的话，根本就没有完全接受儒家思想。日本最初是非常仰慕唐朝帝国的，他们也学习中国。但是唐朝的时候儒家地位还没有那么高，还有佛教、道教。最早日本建立国家的过程，基本上的理念不是以儒家为主，是以佛教为主的，儒家只是一部分而已。一直到17 世纪德川政权建立时，日本才正式利用儒家思想当作国家的主导思想。因为之前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为主，因此到现在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还是比较浅的。儒家思想和中国政权的密切关系，可能是由于儒家不能像其他宗教那样到处去传播造成的一个影响。因此儒家就没有一个独立思想的自由，并不是真正能够用思想去说服人家的。结果就是人家就难以接受，中国也不去传教。中国只能正统地把东西拿出去，才算是向别人传播影响；儒家本身没有独立的教义来说服人家。因此要信儒家的话，就要跟中国走，但这样又会变得跟中国关系太过于密切。一个”家”观念的基础，加上国家跟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太过紧密，反而使得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受到限制。中国的乡土概念非常深，我认为到现在还是如此。
关于广州与上海的文化症候，上海是开港的第一港，外来的势力影响是最大的，外来势力进入中国，就是从上海进来的。其实与外国联系最初是广州带头的，广州跟外国开始联系最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从汉朝的南越国之后，所有中国跟海外的关系，大部分要经过广州。广州对于中国对外发挥影响有很大关系。但是广州对于中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广州人自己并不接受这些外国的文化影响，反倒是广东人非常爱护中华文化，抵制外来文化。上海则不同，开港是在19 世纪以后，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势力。不像早期的广州，所有外来的商人只是少数。广州可能受到一点外来影响唯一的一段时期，就是受到佛教影响比较大的那个时期。我们知道南方的佛教是来自于广州的，北方的佛教是长安丝绸之路带过来的。南方的佛教，跟北方佛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有南方海路传来的佛教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太大，后来佛教也基本上汉化了。
从伊斯兰世界到东南亚的商人也是要去到中国的，穆罕默德的《可兰经》里说，要到中国去学习。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他们贸易的重点也是广州一带。阿拉伯世界的史料里说，黄巢之乱波及广州的时候，广州被杀的阿拉伯人就有几万人。我第一次到广州去的时候去参观过一个清真寺。寺庙里的人自己认为这座清真寺有着非常古老的一段历史，他们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我不敢接受。他们说是穆罕默德的叔父把伊斯兰教带到广州的。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那么广州从7 世纪起就有伊斯兰教的教堂了。这个我不信，但是总之广州的伊斯兰教的确有很悠久的历史，即使不是7 世纪，8 世纪、9 世纪的广州当然也有伊斯兰教了，这应该是属实的。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广东人基本上不接受伊斯兰教。后来葡萄牙占领了澳门，使得这里成为一个天主教传教的地方。早期一些来华的耶稣教徒，都是经过澳门进到中国去的。但是广州人中间信仰天主教的人很少。中国到现在为止最有名的天主教徒还是上海的徐光启吧。
这种差异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本身内部就有很大的不同，上海人、广州人、东北人、北方人都不相同，各有各的区域之别，但是你们现在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其实在地方上还是有着很多特殊之处，是值得注意的。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开放的原则就是以上海为基本模式的。当然也受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影响，但这些影响跟上海的模式差不多。其实香港以前就是一个小上海，香港不是因为大陆的历史变化的话，也会不像今天的香港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大港。正是因为1949 年上海关掉了，让所有最活跃的上海人都跑到香港去了。香港的经济从1949 年才真正发展的，香港成为了第二个上海。前几个月我到重庆去的时候，重庆说在嘉陵江北部，要进行一个很大的发展计划。一开口就说，这是学的浦东，就是上海模式。但是我到西安去的时候，感觉到当地的乡土文化非常强烈，人们的观念基本上是很保守的。原有中国的许多观念，还在那里得到体现。
这些经历都使得我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开放的模式，是一个模式吗？但是中国原有的乡土模式，好像并没有被废弃掉，仍旧非常的坚强保留着。这两个势力相当平衡，不能够忽略一个或者另一个。一方面是代表改革开放的上海模式，重庆现在学的浦东，其他大城市受上海模式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在全国任何一处地方，也能够感觉到乡土观念依旧非常强。面对这两者，不是对立的问题，而是平衡的问题。对于这两方面，中国都需要：一方面代表一种进步的、向外面学习的力量，尤其在科技、技术、经济方面；一方面是对于自己的文化，可能在乡土文化里才能够很好地保存。如果没有这一点认识，中国的前途就更不清楚了。如果平衡的话，两方面都会好，一方面保留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同时又能够吸收接受新的概念，这样才能够使得整个社会进步发展。
我的回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 本文为王赓武先生2014 年11 月8 日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所作讲座整理稿。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承办，得到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资助。承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卞恒沁同学提供讲座速记稿，王钊同学提供现场录音，特此一并致谢。
** 王赓武先生祖籍河北正定，1930 年出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泗水。1955 年获马来亚大学（今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57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 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 年起任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 年至1995 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1994 年荣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目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先生于2007 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为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与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