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新清史論爭

「新清史」論爭之興起：何、羅論戰

過去一般人對清朝的評價，並無好評，一方面受清末革命宣傳反滿的影響，一方面受討論近代中國衰落的關鍵在於明清的海禁閉關及文字獄等論述的影響。何先生此論一出，讀者咸以為其評價公正，每為清史研究者與教師所引用，大大地改變清代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然而近年來，受人類學家的族群理論、帝國主義理論及邊緣和區域視角的影響，西方史學界開始批判歐洲中心論，而有中國中心觀的出現，他們進一步又批判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中心觀，治清史的學者出現滿族中心論者，而產生所謂的「新清史」學派。

「新清史」論爭始自羅友枝，1996年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時，發表主席就職演講：“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全文刊載於1996年11月出刊的《亞洲研究學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5卷4期，頁829-850。接著知名的《國際歷史評論》(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於1998年6月出了一期討論滿清帝國主義的專號(Special Issue on ManchuImperialism)。不久之後，又有所謂的「新清史四書」：《清代宮廷社會史》、《半透明之鏡》、《滿與漢》、《滿洲之道》陸續出版；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又在《激進史學評論》(Radical History Review)全面評述「新清史」。

羅友枝不同意何先生對「漢化」問題的論斷，他認為清王朝能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主要原因不在於「漢化」，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文化政策，才是清朝統治成功的關鍵；清朝統治者整合各種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擁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區，將帝國打造成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因而主張他們能有效地處理與內陸亞洲蒙、回、藏等非漢族的關係。羅友枝和許多西方史學家一樣，對漢化持負面評價，認為這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物。他們恐懼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認為它是世界動亂之源。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促進近現代中國崛起主要動力的民族主義，就成為西方輿論攻擊的對象。近二十年以來，西方政界、學界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與西方政經優勢的衰退，十分焦慮，多以人權為理由，支持藏獨、疆獨，抨擊中共的民族政策。他們有意無意地把中共政權與中國及漢人和漢文化，混為一談，進而牽怒於漢人與漢文化為主的傳統中國王朝；因此，出現批判何先生「漢化論」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史觀的論調，並不令人意外。

何先生對羅友枝的文章極為不滿，兩年後，強力反擊，在發表羅友枝文章的同一份學報──《亞洲研究學報》上，發表〈捍衛漢化：駁斥羅友枝的《再觀清代》〉。首先，何先生說他的論文是宏觀的，論題是多面性的，羅氏卻單挑漢化這個單一主題來討論，模糊文章的真實意義。更甚者是羅友枝曲解何先生的論點，何先生說：他的基本觀點，明明是滿族創造了一個包括滿、漢、蒙、回、藏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羅友枝無視於此，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一個錯誤的二分法。他無視於滿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就在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和制度。羅友枝又主張：遼、金、元、西夏政權統治漢人與漢地，都只任用漢族官員，他們都拒絕漢化。其實，這四個政權最終都採用漢文化和制度，甚至以漢族五德終始的正統論合理化其政權。征服王朝要鞏固其統治，漢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本是國際學術研究的共識，而羅友枝卻全然視而不見。然後，何先生在文章中，以極大的篇幅，論述九千年以來，漢文化和漢化發展的歷史的各個方面，並且討論非漢族政權如何採用漢化政策，統治以漢族為主的中國。

何先生的文章最後以三點總結漢化：

(一)國際學界依據漢文化的內涵和成就的豐富所作的總體評價，它「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文明都廣博和複雜」。

(二)漢化固有力量來自中國人的人本信仰，推己及人，在與其他民族接觸時，中國人的謙遜、心胸寬廣，給有思想的異族留下良好的印象。漢化的力量又來自漢族能虛心地、能動地借用外來的宗教、思想和物質文化，不斷豐富文化的內涵。

(三)漢化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進程，中國人不斷引進吸收外來文化，包括今天的西方文化，並隨著時代的變化調整中國傳統。漢化的影響力，也由中國周邊擴展到東亞和東北亞，甚至全球。何先生質疑羅友枝討論中國歷史文化，只強調那少數的3%的民族，而放棄對占97%的漢族及其文化之關注，這樣的論述怎麼站得住腳？拋棄漢化因素，是無法理解清帝國統治成功原因的。

何先生對清朝重要性的研究，雖然遭到一些「新清史」學者的質疑，他們運用滿文資料，發表許多新的研究論著，的確使我們能換個角度，看到一些過去的研究所看不到的事物。這些「新清史」學者不願把清朝當作傳統的中國王朝，但事實勝於雄辯，到最後他們還是不得不承認：「滿洲人有時也稱呼自己的帝國為『中國』，即使是稱呼邊疆地帶。」其實，滿洲的統治者熱愛中國文化，他們熟讀儒家經典，純熟也運用漢文寫作，詩文、書法與繪畫造詣深厚，超乎一般漢人文士之上。他們早就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皇帝，如雍正皇帝所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在清朝統治穩固後，一個多元族群組成的帝國已經形成。隆裕皇太后主導的〈清帝遜位詔書〉說道：「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就是清朝多元一體的民族政策之自然結果。

總而言之，何先生本來主就主張清帝國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帝國，只是以漢民族和漢文化為其主體，採用與認同占多數而優勢的漢民族及其文化，是清帝國長治久安的主因。〈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論點，整體上，至今仍然是屹立不動的。

(3) 「新清史」論爭再起

西方學界的「新清史」論爭自何先生批駁羅友枝之後，只有出身北大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 UC Santa Barbara) 任教的鄭小威博士在2003年發表一篇“Sinicizationvs. Manchuness: 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以贊同羅友枝的立場，論述「新清史」論爭的核心–漢化問題在美國的研究史。2005年，出版一部由司徒琳(Lynn A.Struve)主編的論文集《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Time,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西方學界已聽不到反對「新清史」的聲音，「新清史」論爭便沈寂下來，

反而國內史學界在2000年以後，因羅何論爭之譯介，注意「新清史」的人多了起來。定宜莊於2008年發表〈由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頁9-11。) 呼應「新清史」，引起不少反響。2010年，劉小萌發表〈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闡明「新清史」表現在理論方法、研究角度和觀點的創新，並提出應對之方。其後，由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劉鳳雲和劉文鵬還選輯國外「新清史」的代表性論著，並匯集國內學術界的相關論述與評議，出版《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另外還召開「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更引發討論的熱潮。會議原來的目的是希望將有關「新清史」的爭論置於學術範圍之內，避免將其政治化。實際上，國內學者多強調清代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新清史」學者則注重清代的武力征服，強調民族特性與文化隔絕。美國學者認為國內學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識形態，有損學術獨立，認為他們有民族主義支配的偏見。值此之時，西方「新清史」學者的覌奌得到部分國內學者的響應，報章雜誌和網路上的討論多了起來。

海峽彼岸的臺灣的學者也開始關注「新清史」，中央大學的王成勉教授就於2006年發表〈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汪榮祖、林冠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臺灣嘉義縣民雄鄉：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2013年，中央研究院的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由關注族群問題的臺灣史研究的研究人員領頭組織「新清史研究讀書會」，研讀西方「新清史」論著。2012年11月30日,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汪榮祖教授召開「 清帝國性質研討工作坊」，約集了兩岸清史學者十餘人，討論清帝國的性質，編成《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於2014年8月出版(臺北：遠流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無異對國內「新清史」的論爭，有如火上添油，由於主編汪教授對「新清史」持批判立場，激起一些大陸支持「新清史」的學者不滿。2015年4月12日，姚大力發表〈不再說“漢化”的舊故事 ——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開始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論戰，接著汪榮祖於5月17日發表《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5月31，姚大力再發表《略蕪取精，可為我用——兼答汪榮祖》;6月21日，汪榮祖再答姚大力，發表〈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於“打棒子”嗎？〉，一來一往，火藥味十足；兩人的文章在網路上瘋傳，引起更多人對「新清史」論爭的關注，尤其以《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社會科學網》為平台，發表的文章最多，其中以4月20日李治亭在第728期發表的〈「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旗幟最鮮明，最引人注目。相關讨論至今未息，今年7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歷史研究》編輯部與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還聯合主辦《“清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建構”學術研討會》，回顧與反思「新清史」研究。

    值此之時，西方「新清史」學者的覌奌得到部分國內學者的響應，2013年定宜莊與現今「新清史」主要領頭學者歐立德聯合發表《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歷史學評論》，第一卷），促使學者們從更多元的視角看待清朝的歷史，應該說是一件好事，也是對中國清史研究的一種啟發和促進。我們批評討論「新清史」的標準，首先應該是它在學術上的價值，具體地說，在它徵引的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分析是否規範合理。

四、如何面對西方關於中國歷史

的各種新觀點

    在改革開放與全球化和網路普及到無遠弗屆的今天，如何對待西方關於中國歷史的各種新觀點，的確是我們要嚴粛對待的問題。我們無法關起門來，無視其存在，只有面對。例如面對西方「新清史」學者的覌奌，定宜莊與歐立德就在最近的文章上特別提到「如何面對西方學術觀念與理論的問題」:

　　  當我們評判一項史學研究成果的好壞、一種新的研究範式或理論的成敗時，標準應該首先是它在學術上的價值，具體地說，它徵引的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它的分析是否規範合理、它的結論是否給人以啟示，至於它是來自西方還是東方、中國還是外國、是否“建立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上”，反而應該列為其次。—更多強調要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持的是一種很為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也為學界所普遍認同並接受。我們認為，對於“「新清史」”，何不也參照一下這種態度呢？ —-　由於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源於西方，目前我們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時代之下，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已經成為文化本身，成為我們的當代歷史與現代經驗的組成部分，從而當代中國的問題也變成完全是整個現代性文化自身的內部問題。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更無法在西方之外建構出一個自給自足的中國。[10]

劉小萌也在〈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提出如何回应「新清史」：

1.回應「新清史」，首先要端正我們的態度

我們首先應致力的，—從「新清史」的研究（無論是研究角度、理論方法，還是具體觀點）中汲取有益啟示，以矯正思維和觀點的偏差，畢竟我們久已習慣在一種比較封閉的學術環境下工作，而傳統的慣性往往會消磨思維的敏銳。

 2.回應「新清史」，應注意基本概念的澄清 

　　概念是歷史研究的支點，概念涵義不清，就無法闡明歷史現象內在的邏輯關係。如探討滿族是否“漢化”，首先應對“漢化”的涵義、“漢化”與漢文化“涵化”的差別作出說明。否則，概念模糊，言人人殊，各執一端，討論難以深入。—目前流行的把滿族概念等同於清代的 “滿人”、“旗人”或者“旗族”，表述固然便利，但在許多場合，卻可能造成“今人”對“古人”的一種理解錯位。

還有一個原著的英譯漢問題，定宜莊在不久前人大清史所召開的國際清史研討會上，就此有專題發言，批評了隨意翻譯甚至望文生義等現象。 

3.回應「新清史」，應承認研究取向上的差異 

關於滿漢關係，「新清史」側重從滿漢對立的角度展開討論，中國學者則習慣于從滿漢融合的角度來思考。關於清朝特色，「新清史」強調滿族的主體性，中國學者則兼顧“清承明制”與“滿族特色”兩個方面。關於八旗社會，「新清史」強調八旗制度的特殊性和封閉性，中國學者則關注八旗制度阻隔下旗民關係（滿漢關係）的實際發展。關於民族認同，「新清史」似乎只關注滿族的自我認同，中國學者則更傾向於從滿族的多元認同入手，揭示它與漢等民族的諸多共性，而非單純對立。這些差異的形成，有著複雜的背景與原因，在此無須展開。重要的是，承認差異，明確差異，進而通過討論，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在彌合差異的基礎上求得比較接近歷史真相的共識。 

　　     必須強調，有些差異，通過討論是可以彌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異，即使討論也難以陶融。中美學者，各有自己的國情，存在著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學術環境、研究角度、理論方法的諸多差異。「新清史」無論怎麼強勁，畢竟是在異文化的視野中觀察中國，而運用西方理論和話語系統詮釋中國歷史，始終存在一個是否符合中國實情的問題。如有學者套用美國國內族群理論詮釋滿族形成，聲稱滿族先是文化共同體，後來成為血緣共同體，與滿族的歷史實際顯然枘(ruì) 鑿不合。再如把自我認同，作為近代滿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其實，與民族、族群相關的諸多概念，都是西方的舶來品，在中國的民族學界，圍繞這些概念已爭論了至少幾十年，聚訟紛紜，迄今仍未有窮期。民族學、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概念，都離不開從國外學術界的批量引進，與之相比，中國史研究則是一門帶有鮮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學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毫無疑問，它們只有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才會有落地開花的可能。 
4.回應「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或錯誤 　　

「新清史」在“矯枉過正”的同時，有時難免走向另一個極端。如美國「新清史」標榜從滿族角度研究是其特色，與清史研究的本意明顯抵牾。難道說，從漢族角度從蒙古族角度或任何其他一民族入手，就不是清史研究嗎？真正意義上的清史研究，應包括清朝（清代）這一時段內、任何與清帝國龐大空間相關的歷史現象，是沒有疑問的。從這個角度講，美國的「新清史」在定義上是有問題的。再者，「新清史」否定滿族所建清朝（還引申到歷史上蒙古族所建元朝）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或以漢滿民族衝突對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強調滿族特色卻無視漢族和漢文化的主導作用，均有悖中國歷史發展、滿漢關係發展的基本事實。他們的這類觀點，其實並不帶有多少新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曾提出“滿蒙征服論”，其代表作為《異民族征服中國史》。「新清史」尚不能與之劃清界限，已陷入很尷尬的境地。同時應強調的一點，對中國學者而言，其觀點已超出純粹學術研究的範疇，而表現出鮮明的政治性。 

他們三位都提到应该站在纯粹學術的立場面对外來的新覌念，「無論是研究角度、理論方法，還是具體觀點中」「汲取有益啟示」；要正視中西學者研究取向的差異，差異可通过研究討論解決。也就是通过坚實史料與合理的分析，理性客覌的態度研究的成果，以理服人。如同在前文提到中西學者对「科举與社會流動」爭議，我的處理方式。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識，不同的是定宜庄和欧立德視西方學者的覌奌已具普世性，不同意以中國國情否定之。其實就如劉小萌說的：「有些差異，通過討論是可以彌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異，即使討論也難以陶融。」「中國史研究則是一門帶有鮮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學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毫無疑問，它們只有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才會有落地開花的可能。」劉小萌的提法是比較持平而正確的，既不封闭，也不一味跟著西方學者走。[11]

    劉小萌提到的最後一奌，也是西方學者最不認同的，就是西方學者的觀點往往「超出純粹學術研究的範疇，而表現出鮮明的政治性」。而西方學者也常指責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历史的民族主義傾向，並持以否定中國學者之研究成果。例如他們批評中國學者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讨論時，引用蘇聯史家的話:「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覌奌(openly nationalistic and racist views) 。」[12]而一些國内學者也附和这種指責，認為國内學者对「新清史」的批評的背後是民族主義，也有學者認為「新清史」被批評為「分裂史」是誤讀。因為绝大多数讀者和學者並未讀过「新清史」論著的原文，而是透過中文譯本瞭解的；中文譯本往往譯錯或漏譯，不能怪「新清史」論著的原作者。似乎言之成理，劉小萌也說:「有一個原著的英譯漢問題，定宜莊在不久前人大清史所召開的國際清史研討會上，就此有專題發言，批評了隨意翻譯甚至望文生義等現象。」這種情況所在多有，不足為怪，但因此說中國學者对「新清史」的批評是誤讀了「新清史」論著，那也未必。

「新清史」的討論，尤其在華人學術圈內，大多視之為學術討論，只有少數以之為政治論爭。近來一些维護「新清史」的人說到羅何爭論，常把被妖魔化的民族主義者標籤，貼在反對「新清史」學者的身上，例如說: 「何炳棣是個『無可救葯』不自覚的民族主義者(Ho is a“hopelessly” unconscious nationalist)。」[13]尤其在中國崛起的当下，反对「新清史」的學者常被與執行維穩的中國政府畫上等號，反对「新清史」的學者在學界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其實主導「新清史」的西方學者並沒有那麼無辜，他們的文章所表達的政治意圖，其實很清楚，只是華人學者在譯介時常故意把這一部分完全割棄。國內讀者甚至學者一般是透過譯介瞭解的；因此，誤以為不同意「新清史」的學者，不是跟著政府當局走的狂熱民族主義者，就是不瞭解西方學術傳統的井底之蛙。舉例說，「新清史」的領頭人羅友枝(Evelyn Rawski) 的那篇引起論爭的文章《再觀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History) ，至今沒有全文的中譯，只有張勉勵的譯介(〈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介紹一篇西方研究清史問題的論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1999年5月〕，頁113–124。)；因此，國內的討論沒能全面檢驗羅友枝的論述，支持「新清史」的文章不知是故意的，還是沒讀到，對這段話總是略而不談，也許是怕讀者讀到之後會興起對羅友枝論文學術性的懷疑。反對「新清史」的人，似乎也沒讀到原文，不知道羅友枝這段議論的存在；批評時，就沒能打到要害。羅友枝通篇文章的主旨在排除漢民族在清帝國中的政治地位，甚至在最後一部分的〈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Qing Histor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和結論，直接抨擊近現代中國政治與學術，認為「漢化」是來自梁啟超、孫中山等漢民族主義者的「詭辯」，並非國家民族主義的概念，暗示它需要被去除；羅友枝在文章的最後，有一段令人不快的表述：

正如以前的中國政府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地鎮壓少數民族獨立運動，並一再強調自己有決心維持對西藏、新疆、內蒙古的統治。1949年以來，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一直在確保統一國家框架中少數民族的代表權地位，和注重少數民族的終極同化之間擺蕩。孫中山和其他早期民族主義者討論assimilation時所用的名詞是「同化」，人民共和國學者代之以「融合」，也就是各民族在歷史上長期「相互學習與影響」過程的結果。儘管有很多「民族團結」的口號，研究當代中國的人仍然會注意到在人民共和國內仍持續存少數民族族群的民族主義。一位西方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將此現象視為歷來現代中國政府在建立構成中華民族 “想像的共同體”上的失敗。他的總結是中國是一個「沒有真正融合為一個個民族(nationless)」[14]的國家。

讀過羅友枝這段話，很難令人信服她沒有現實政治考量，而是純學術討論。依據美國歷史學會會員共同遵守的《職業行為準則》，羅友枝應該把她的“political beliefs”“ inform their work”, 但他並沒有交代清楚；支持「新清史」的國內外學者更是不提，反而將討論引導至西方流行的後殖民、族群的新理論。

總之，面對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新觀念，應視為攻玉的他山之石，方可啓發我們的研究。正視中西學者研究的差異，通過研究討論深入理解差異。持理性客覌的態度，以堅實史料與理性分析，以理服人。但也要警覺西方學者尤其是培養中國通的東亞研究學者，其持論的背後動機，畢竟多少是有實用目的，而不僅是純學術研究，他們的中國歷史研究往往難以擺脫為政治服務的考量，不是每個都是百分之百的純粹學者。部分西方學者雖難免有政治動機，但他們為文，不論撰寫格式和文字用語還是謹守學術規格；因此，我們參與「新清史」論爭時，還是要謹守學術規範，切忌使用情緒化文字，否則有理竟成無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