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嘉：写得有意思，是对所有历史学家的挑战

夏伯嘉，1955年生于香港。高中后留学英、美、德，1982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2000年获选台北 “中央研究院”院士。专门研究欧洲中近古史、中西交通史，专著十余本。新作《在紫禁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传》（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中文版将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

夏伯嘉教授回到出生地香港讲学，可用流利的英语、粤语、普通话交流。他也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拉丁文。从语言谈到身份认同，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香港人。我也是一个美国公民，我参加投票，对社会关注。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夏伯嘉的父亲在上海长大，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工作。1955年，夏伯嘉在香港出生，从小读英文学校，中国历史课用台湾的教科书，老师讲到辛亥革命就不讲了，问题太敏感，也不用考试。世界历史则用英文教课，老师是一个德国太太，用英国编的教科书，讲到鸦片战争时，英文课本与中国历史课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夏伯嘉颇 受刺激，喜欢到外面找一些书，透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历史。

从小学起，夏伯嘉阅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向往中国历史里神奇壮丽的祖国山 河。受武侠小说的启发，夏伯嘉觉得历史要写得活一点，而不单只谈论经济、政治、制度而已。当年同侪间喜欢历史的并不多，夏伯嘉感慨地说：“香港是一个文化 沙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大动荡的年代，对中国近代史有很多难言之隐，大家都拼命干活赚钱，对文化、历史并不太理会。”

1972年，夏伯嘉高中毕业，本想在香港读大学，当时的选择只有两间高校：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他看来，香港大学基本上用英文教书，毕业生大多喜欢当公务员或经 商；香港中文大学则有特殊的背景，其中新亚书院为了维护中国文化，颇有明末遗民的心态，讲课则用一般香港人听不懂的普通话。迷惘之际，一位老师建议夏伯嘉 出国读书。于是夏伯嘉考上了英国乡下的一家技术学校，先读大学预科，但他不喜欢英国的生活。

一年之后，夏伯嘉申请入读美国斯沃思莫尔学院。虽然夏伯嘉一直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可是到了美国，决心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外国历史。他从大一开始学德语，受一位老师的影响，对欧洲历史感兴趣，想借此 研究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他在本科修读历史和德国文学，后主修历史。1977年本科毕业后，他赴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他觉得哈佛大学在盛名之 下老师不太理学生，因此，拿到硕士后，转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当时正在耶鲁大学任教。夏伯嘉过年时和同学受邀到余英时家吃饭，其乐融融。夏伯嘉更与余英时的学生康乐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同住的还有一个美国女学生，她跟史景迁学清史，后来成为夏伯嘉的第一任太太。

夏伯嘉专注西洋史，未曾选修过余英时和史景迁的课。不过，他对这两位大学者都很关注。史景迁是一个学术明星，讲课常用大课室；余英时则不喜欢大场面的演讲， 有时索性把康乐等几名学生叫到家里吃饭，晚上谈到两三点，比较像传统中国的师生关系。“史景迁文笔非常好。在中国史专业里，有些人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够专业 化，有些人则觉得很有启发性，因而产生了些争议。但是我觉得他给学者的启发在于：历史不能写得很枯燥。怎么把历史写得有意思，这是对我们所有历史学家的一 种挑战。”夏伯嘉说，“余英时先生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情怀还是大中国文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而不直接参与到社会变动。又因他 在美国自由的学术圈里，可以很客观地看大中国文化圈的发展，思考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他的文章主要是写给中国人看。”

在耶鲁大学时，夏伯嘉开始学意大利文、拉丁文，一心研究欧洲史。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到德国做了一年的档案研究，由德国老师指导。他的博士论文处理德国宗教改革时期 Münster一地，社会结构跟上层思想、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因为德国跟欧洲有很多地方档案，比我们中国的地方史料保存得更好，我可以做很详细的研究。”

1982年，夏伯嘉获得博士学位，留在美国教授欧洲史。为了研究欧洲历史，夏伯嘉学习七种语言，深知其中苦乐。

2000 年，夏伯嘉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十年，他几乎每年都回香港。他观察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虽然没有普选，可是由局部的民主一步步向前。至于经济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仍由大财团、有钱人控制，可是中产阶级、市民阶级力量比较大。1997年以后，香港基本上是正面的发展。”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对欧洲历史那么感兴趣？

夏伯嘉：中学在香港读的时候，大家谈到爱国问题。中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于是就转成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对历史的关怀。我想走余英时先生的路，他是对中国文化 的关怀。当然有些人很喜欢英文，但我却不能认同西方文化。当时我对英国殖民政府很多方面是不满意的，西方文化也不单是英国文化，我在想英国的敌人是谁？是德国跟法国。我就先学一下整个欧洲历史、文化吧！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要是能团结起来，国家发展跟西方发展很不 一样。这一定是香港的环境对孙中山产生了影响。辛亥革命之前，香港不但对孙中山有很大影响，对康有为也是。中国两个不停地要改革、革命的政党的主要创始人都受到香港这个地方的影响：为什么两种文化在香港做得那么好，那么有纪律，城市建设那么好，为什么内地那时候不能做得那么好？我有时候在想：要看看非中国的例子。我看到德国民族性格，觉得很清晰，也很佩服他们能够在大战惨败之后把国家重建起来。现在香港人都有排队的习惯，但以前公车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哄而上。为什么德国人可以排队，我们不排队？所以有时候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不能单单从研究中国来解决，还是要对照不同的西方社会，看看他们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

时代周报：你经常去欧洲实地研究？

夏伯嘉：我做了十几年德国史，差不多每年都去做研究。后来我做天主教反宗教革命运动的研究，就去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我做中西文化交流史，差不多每年都去欧洲做研究。

时代周报：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产生了什么影响？

夏伯嘉：欧洲工业发展那么先进，可是战争导致很大的破坏。欧洲从16世纪起，就经历了几度霸权的更迭。第一个是西班牙帝国，基本上只要有一个帝国兴起，其他 国家继而组织人民抵制它，削弱它的力量。当西班牙势力开始消退，法国取而代之。17世纪后半叶，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法国称霸欧洲。后来，德国打败法国， 取而代之。可是西班牙、法国、德国共同的敌人是谁？英国！德国统一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工业大国，他们人口最多，发展海军，这对英国来说，是很大的威 胁。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对抗英法俄为主。德国战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至于战争跟经济演变的微妙关系，一方面破坏很大，但另一方面有技术突破。像中国这类统一的国家，经由中央政府把资源从富有的地方分配到一些比较穷的地方，清朝是这样做的。可是对欧洲来说，战争产生了国家间互相的竞争，所以发展很不平衡。

时代周报：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在世界各地为什么有这么多殖民地？

夏伯嘉：最早是葡萄牙，那个时候葡萄牙是欧洲一个很穷的小国。商业贸易时代，葡萄牙在印度洋有各个不同的据点，但也没有打算要建立一个强大帝国。澳门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明朝、清朝的官员可以到澳门去，有什么事件可以干涉，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澳葡政府才说澳门是他们的领土。葡萄牙是采取通商模式。西班牙则 是领土侵略的方式。后来的新兴国家，荷兰基本上是依循葡萄牙的路线，领土扩张不是他们主要的目的。法国、英国走的是一个比较混合的路，起初是通商，后来发 展成领土占领。18世纪，英国和法国在欧洲争夺霸权，不仅在欧洲，在北美也打起来，逐步发展成帝国。到了19世纪，欧洲国家才疯狂扩张，殖民主义也是经过 几个世纪来发展的。

时代周报：香港和新加坡以前都是殖民地，奇怪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反而发展出非常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出来。

夏伯嘉：中国历史上，春秋以后就没有城邦，没有城邦就没有小的政治体，而欧洲从希腊城邦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城邦发展。城邦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公民意识很 强，即便城市没落以后，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可还是有一种共同体制，公民意识还是保留下来，跟帝王体制相抗衡。中国从周代以后就没有城邦了，大秦统一以后， 中国就是一个大帝国，帝国内部的城市是没有自治的，一直由中央支配。香港和新加坡出现以后，把城市搞得很好。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缺乏相关的历史经验来治理 城市。香港在回归前后才慢慢发展出民众力量。民众力量开始成为一种舆论的力量，报纸的力量，电视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力量，中产阶级的力量，市民的力量，工会的力量，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政治开始产生关怀。香港这方面比新加坡进步一点，因为新加坡对政权的控制比较严。

▲希腊城邦

时代周报：中国在1840年以后，深受所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从中国来说是受苦受难的。从欧洲来说，向美洲、亚洲扩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夏伯嘉：通商对他们来说可以赚钱，英国跟中国通商，英国人在中国买茶叶、丝绸回去，是一个亏本生意，后来他们找到鸦片，赚钱还是他们的出发点。另外一个出发 点就是殖民，主要还是北美。那时候，法国在北美有殖民地，可是法国皇帝不愿意让大量的法国人去那边移民，因为怕去的人太多，国内不够人当兵，不够人纳税。 所以，英国人去北美的比较多，要比法国多10倍，把殖民地的资源剥削再运到自己国家去，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时期的样子。日本人搞的也是这 一套，搞得比较晚，把中国东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时代周报：你跟欧洲学者交流，他们怎么看中国现在的发展？

夏伯嘉：有些认识中国的人很担心中国的危机，特别是贪污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对中国的国力强盛是非常佩服和惊讶的。中国的地位在最近十年跟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欧洲现在到处都看到中国游客，特别是在巴黎。我觉得中国不但要学西方消费社会，还要学他们做得好的一些事情，像社会福利机构。这方面欧洲做得比美国 好得多。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大的项目，需要国家来做投资。整个欧元区中最稳定的几个国家，法国、比利时、德国，他们的医疗保险制度都做得非常好。

时代周报：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欧洲实现了？

夏伯嘉：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得非常好。当然，他们没有十几亿人口，德国才九千万人，法国才六千万人，比利时才一千万人，可以做得很好。要是在中国，一个广东省，一个江苏省也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整个中国来做的话，就非常困难。中国等于整个欧洲大陆。欧洲的医疗保险制度，费用非常低，可是他们的税收很高。譬如 在比利时，你的薪水到了某一个地步，大概要交60%的税。可是，读大学基本上一年的学费才几百欧元，住院一年也顶多几百欧元。

时代周报：中国现在的住房、医疗等民生问题非常突出，欧洲有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夏伯嘉：医疗方面，法国、比利时、德国做得不错。房子的问题，荷兰大部分的人是租房子，租房子有租金的限制，这是政府来控制的。比利时每年加房租都有控制的。另外一方面，大量地鼓励建筑公屋。现在中国政府可以做这个事情。

时代周报：欧洲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有没有特别的经验？

夏伯嘉：腐败是人性。我想各国都有腐败，官员都有腐败，关键是比例：是大部分腐败，还是小部分腐败？有没有民众的监督？民众的监督就是靠比较独立的舆论，报 纸、电视的监督。好像俄国就是一个问题，有很多新闻工作人员莫名其妙给杀掉了。这在欧洲、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还是有腐败的，一旦曝光，官员就要丢官、坐牢，所以，人家还是不太敢腐败。另一方面，可能在欧洲、美国，官员薪水不算太低。有时候，内地干部的信仰不太够，贪污的机会太多了。明朝的官员薪水是历史最低的，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贪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