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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2-05

黄修志: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

 

本文发表于《古代文明》2018年第2期,第95-106页。作者黄修志,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经作者授权同意,鉴于字数限制(原文19000余字),本号只贴出“结语”部分,请以纸本刊物为准。全文pdf,可访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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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一、“大礼议”前期朝鲜的遣使与情报搜集

二、“大礼议”冲击下的朝鲜王权与君臣关系

三、“大礼议”与中朝关系的进一步融洽

四、朝鲜王朝后期礼学家对“大礼议”的再讨论

五、仁祖“礼讼”与嘉靖“大礼议”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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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16世纪上半叶,明朝和朝鲜的政治进程颇为诡异。两国皆迎来乱政君王——明武宗、燕山君。虽然两者举动相似,骄奢淫逸、无视劝谏,甚至辱杀大臣,但命运不同。明廷大臣无可奈何,任由明武宗寻欢作乐而死,朝鲜大臣则发动“中宗反正”,废掉燕山君。但不同的命运又导致一个共同的结局,即两位君王身后继承者皆由旁支入承大统。两者因缺乏政治基础,面临群臣压力,都努力加强自身权威。明世宗继位后通过“大礼议”强化了自身皇权威严和力量,加强对群臣的控制,朝廷格局被重组。中宗继位后,朝鲜群臣却鉴于燕山君的教训,加强了对中宗的规训控制,中宗试图引进士林派对抗勋旧派,却被党争利用,酿成了更大士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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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影视缘的朝鲜燕山君和明武宗)


探寻差异的根源,要追溯到两国开国之时的政治设计和主导力量。明太祖、郑道传分别是明朝、朝鲜在政治制度和君主权力上的顶层设计者,①但设计的目的和气象迥然有别,决定了皇权和王权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明太祖是有着绝对权力的开国皇帝,造就了空前的君主专制制度。他废掉丞相、中书省、御史台,设立内阁大学士、五军都督府、都察院、锦衣卫等,实质上是将外廷机关视为对皇权的首要威胁,最终导致后世用内廷宦官系统制裁外廷文官系统,并使外廷各部门之间相互制衡,形成了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统驭思想和大小相制、上下相维的权力格局,这“既是明朝皇权的绝对权威得以维护的根本保证,也是明朝国家权力结构与历代的区别所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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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明清君主专制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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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率文武百官拜谒明孝陵,后面悬挂画像为朱元璋)


郑道传实为朝鲜王朝最大的开国元勋,是丽末、鲜初新进儒臣集团的领袖,以当时之形势,其政治能量实在李成桂、李芳远之上。以李成桂为代表的武臣正是在以郑道传为代表的儒臣拥护下才建立了朝鲜王朝。朝鲜建国后,郑道传主持设计了新都汉城,主导实施了军政方面的改革,按照周礼、宋制、明律编纂《朝鲜经国典》《经济文鉴》,旨在提升新进儒臣在王权体制中的支柱性角色,将军事、行政、监察大权收于宰相儒臣之手,同时儒臣之间相互牵制。他论军将,“大国三军,军将皆卿也”,“盖宰相无所不统,而军机之重,必欲使庙堂知之”;③论宰相,“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宰相天下之纪纲”,“政权不可不在宰相”;④论台谏,“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谏臣抑宰相”,“谏臣当在左右”,“重台谏,所以重朝廷也。”⑤经过后世不断演进,台谏、议政府、经筵、史官等制度促成了包括王权在内的各政治势力之间相互制衡,形成特殊的权力分割体系。也正是郑道传提升士权、压制王权的改革,才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在“戊寅靖社”中被太宗李芳远杀害。虽然在朝鲜初期或前期,有少数国王如太宗、世宗、世祖等会采取措施提振王权,⑥但不会突破总体的制度设计,王权仍相对脆弱,若如明帝般肆无忌惮,必被群臣联合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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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道传,1342-1398,朝鲜奉化人,号三峰,朝鲜王朝与汉城的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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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道传著作《三峰集》中的《朝鲜经国典》)


因此,两国的政治设计和权力结构决定了皇权和王权的不同角色。理解了这一逻辑,我们就可更深入认识“大礼议”对明世宗和中宗的影响。“大礼议”发端于正德、嘉靖之际的政治生态,后世多以道德判断遮蔽事实判断,认为张璁等人是逢迎小人,杨廷和等人为正人君子。但田澍指出,杨廷和等旧势力与正德弊政存在紧密关联,不可能承担嘉靖改革之重任,只有张璁等新兴势力借助皇权才能成为全面改革的中流砥柱。⑦

“大礼议”及祭礼改革前后延宕20多年,其政治波澜早已溢出界外,对朝鲜王朝产生不小冲击,引起朝鲜朝野的高度关注。“大礼议”每一阶段的发展动态,几乎都在朝鲜掌握之中,朝鲜由此渐渐熟悉世宗的执政风格和人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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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朱厚熜,俗称嘉靖帝,1521-1566年在位。他是《海瑞罢官》中的皇帝,《西游记》中玉皇大帝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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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隆庆、万历三位皇帝)


在外交回应上,朝鲜遣使与“大礼议”每一阶段的进展若合符契,尤其是在世宗取得每一次胜利后,虽然国内认为世宗胜利不合乎礼,但中宗多次坚持遣使进贺,既与自身欲突破群臣党争压制的困境以取得皇权支持有关,又与当时朝鲜深陷内忧外患的局势欲缓解危机有关。中宗以藩国诸侯角色支持了世宗,赢得天子赞赏与好感,使双方达成深刻的政治体谅与同情。中宗以此为契机,适时遣使向世宗奏请“宗系辩诬”,最终使前代停滞不前的“宗系辩诬”出现新转机,两国关系出现新突破。另外,中宗在嘉靖二年日本构衅的“宁波争贡之役”和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宫女发动的“壬寅宫变”中都及时做出事大主义的外交回应,不断赢得世宗的褒奖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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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宫变”,1452年,一群宫女合谋意图杀死明世宗嘉靖帝,嘉靖帝险被勒死,被称为古代中国绝无仅有的一次宫女起义。事后朝鲜专门派遣慰问使。图为《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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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争贡之役,1523年嘉靖年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势力在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贸易冲突而导致的武力杀戮事件,大内氏代表宗设沿路烧杀抢掳,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战死,若干官兵被俘,“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成为后来东南倭祸的发端。此事件之后,朝鲜在中日两国间充当了居中调停的角色。图为明人《抗倭图卷》局部。)


所以,两位君王间的合法性互动颇类之前明太宗(成祖)与朝鲜太宗间的投桃报李。如果说两位太宗间的合法性互动使两国关系进入稳定期,那么明世宗和中宗间的合法性互动就使两国关系进入甜蜜期。明世宗成为中宗的保护伞,⑧此时朝鲜事大观念发生变化,明朝被朝鲜视为礼法上的父亲。⑨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回应,朝鲜强化了自身的“小中华”观念和角色,也使明朝认可朝鲜如同内服,加深了华夷一统、两国一体的观念。这增强了明朝在朝鲜遭受外侵时给予军事援助的责任意识,也加深了朝鲜在明朝遭遇外患时给予战略支援的责任意识,实为后来朝鲜遭受日本入侵、明朝面临后金威胁时两国相互援助提供了情感积累和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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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中的中宗国王形象)


在国内反应上,朝鲜君臣围绕“大礼议”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程朱理学和朱子家礼的影响下,朝鲜几乎一边倒地批评明世宗追崇父母,但朝鲜针对“大礼议”的讨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往往隐含本国政治深意,言语之间暗藏机锋,反映出中宗的政治困境和朝鲜舆论制度的特点。“大礼议”的影响并未随着明世宗和中宗的作古而消失,由于朝鲜后来又出现几位旁支继位的国王,在宗庙祭礼上仍面临明世宗当年的问题,所以,往昔“大礼议”的记忆被激活,重现于朝鲜后期更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仁祖“礼讼”可谓嘉靖“大礼议”的朝鲜版本,就客观路线图而言,仁祖以明世宗为榜样,追崇生父再造王权,最终借助明朝皇权支持成功实现称宗祔庙之目标。朝鲜后期“礼讼”的政治实践促进了礼学的发达,所以丁若镛等学者对嘉靖“大礼议”的反思其实凝结了朝鲜“礼讼”的理论资源,虽然不能与同时代清朝学者严密详瞻的考论一较高低,却也颇有见地。

嘉靖“大礼议”和朝鲜“礼讼”,看似争夺宗庙祭礼的名号,实为争夺君统合法性,反映了以皇权或王权为中心的宗庙祭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其间的祭礼理论、宗法秩序、帝统传承等冲击着政治结构和周边秩序。但作为一种仪式,嘉靖“大礼议”和朝鲜“礼讼”都在构建一种政治神话。“仪式实践是滋养这些政治神话的主要方法。在仪式庆典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象征是神话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有助于建构对政治世界和身处其中的各种政治主体的政治态度的理解。”⑩

应该看到,嘉靖“大礼议”发生于16世纪的大背景中。一方面,明朝维持的封贡制度和国际秩序在16世纪开始发生巨大动摇,另一方面,16世纪无论对明朝儒学还是朝鲜儒学都是一个分水岭。在明朝,陈白沙和王阳明开始反思朱子学,心学兴起,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阳明心学开始传布朝野,“大礼议”中不少议礼大臣与王阳明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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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1472-1529,浙江余姚人)


在朝鲜,士林派开始登场,在学术发展和政治斗争中完成了儒学的朝鲜化,开创了性理学,随着士林派在16世纪中叶最终掌控朝政,朝鲜的性理学也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明朝儒学和朝鲜儒学之间开始出现思想上的分野,这种分野实为两国儒学在不同政治生态中的具体呈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君臣对“大礼议”的态度。对朝鲜来说,明朝既是一个巨大复杂的榜样,也是一个性格迥异的他者。朝鲜对明朝宫廷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臧否和取舍,归根结底要看能否适应本国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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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西江大学桂胜范教授著作《中宗的时代:朝鲜的儒教化与士林运动》)

 

①明太祖、郑道传曾于金陵会面,当时郑道传代表高丽赴金陵朝贡,但两人关系因辽东问题而迅速恶化,郑道传主张攻伐辽东,是以明太祖视之为眼中钉。后来明太祖借助一系列外交事件影响了高丽政局,间接瓦解了以郑道传为首的强硬派,化解了辽东疆域危机,详情参见张澍:《洪武年朝鲜表笺事件与辽东疆域危机》,《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

②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③ [朝鲜王朝]郑道传:《三峰集》卷7,《朝鲜经国典》,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서울: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418页。

④[朝鲜王朝]郑道传:《三峰集》卷5,《经济文鉴》,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서울: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83-386页。

⑤[朝鲜王朝]郑道传:《三峰集》卷5,《经济文鉴》,第395—397页。

⑥参见[日]平木實:《朝鮮史の展開における王權:朝鮮王朝時代を中心に》,《朝鮮學報》,1991年第138期;[韩]金燉:『朝鮮前期君臣權力關係研究』,서울:서울大學校出版部,1997年;[韩]崔承熙:『朝鮮初期政治史研究』,서울:지식산업사,2002年;刘波:《朝鲜王朝初期的中枢机构改制》,《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⑦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2—67页。

⑧Seung B. Kye, 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A Korean Approach toMing China in the Early 1500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ume 15, 2010, pp. 41-66.

⑨[韩]桂胜范:「파병 논의를 통해 본 조선전기 대명관(對明觀)의변화」,『大東文化研究』,2006年第53辑。

⑩[美]大卫﹒科泽著,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⑪[韩]车惠媛:「16세기 국제질서의 변화와 한중관계」,『東洋史學研究』,2017年第140辑。

⑫关于中宗时期的儒学发展与士林成长,参见[韩]桂胜范:『중종의 시대: 조선의 유교화와 사림운동』,서울:역사비평사,2014年。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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