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宅兹中国》、《何为中国》（2014）。曾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1988）、第一届“长江读书奖”（2000）、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2009）、第三届 PajuBook Award（韓國，2014）、第二十六届“アジア·太平洋”大奖（日本，2014）、第八届“香港书奖”（香港，2015）、第三届思勉原创奖（2015）、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7）等。
花样翻新的舶来理论让人眼花缭乱，使急于“从新”的学人上气不接下气。据现在正当节令的理论说，现代民族国家只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因此，跳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是重新理解历史的好办法，它不仅可以破除历史叙述以现代国家为界画地为牢的弊病，也可以从文化、经济和诸多其他元素重新组织跨国的历史，不仅美国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有“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说法，在日本、韩国，当然也在中国，近年来也多有讨论“东亚”或者“亚洲”的区域史论著。这一历史方法当然有很多新奇的启示和卓越的洞见，可是，我却一直有保留和疑虑。二00五年春天在北大举办的“东京大学论坛”上，我曾经借与渡边浩教授一道总结评论的机会，提出“亚洲”或者“东亚”，不一定要直接作为历史研究的空间单位，而最好是把它“作为中国（或者日本、韩国）研究的视野或背景”，因为亚洲也好，东亚也好，各国差异性是很大的，它只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却未必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单位。在历史上，无论在传统还是近世的历史上，在国家或者说有领土范围的皇帝、朝廷或政府始终行使着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权的时候，这种各自为政是否还会仍然影响着不同国家，从而形成“复数的国别史”？且不说历史学至今仍然是回溯民族之根，梳理传统脉络，建立文化认同的学科，就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国别史也还是一个有效清理历史的形式。当然，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既要在更广大范围中检讨过去“国别史”的死角，又要尊重过去诸国各自的历史现实和脉络，与其简单地超越民族国家来拯救历史，是否还不如在国与国的彼此环绕和交错中，重新理解历史？
因此，我相当关注学术界有关朝鲜、日本、中国和东亚各个地区的交涉史研究。恰好在前几个月，看到了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主编的这部新书《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的研究》。全书四部分收录了有关中国、日本、朝鲜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等领域的十五篇研究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夫马进教授撰写的《前言》中，他特意指出，书名虽然用“外交”一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前近代尤其是中国鸦片战争之前，所谓的“外交”是对外交涉或者互相交流，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即diplomacy，正因为如此，本书既广泛讨论了东亚诸国在各个时代的异域理解和想象，也讨论了诸国在实际上的种种交往。
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讨论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如果是讨论传统时代，不能不首先面对“华夷”思想和“朝贡”体系。很多学者都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来自近代欧洲或西方的国际秩序尚未笼罩全球的时候，东亚曾经有一个漫长和笼罩性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以中国为中心想象周边世界的“华夷观念”和它所支持的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体系”。对于这个朝贡体系的研究已经非常多，如费正清、西岛定生、黄枝连、滨下武志等等，历史的细节和策略的多面常常被叙述得很清楚，但是，在一般印象中，似乎这个“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是相当单一的，就是认定中国处于中央，四夷应当朝贡，周边的小国对中央的大国，文化仰视而经济朝贡，周边诸国的当权者从而得到中央帝国的册封或承认。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事实上，观念领域和政治领域是可以彼此分开的，想象的世界和实际的世界是可以分别处理的，一般民众的想象和政治权力的策略常常是不一样的，传统中国对于周边的关系，其实很复杂。
在“华夷思想的成立与汉、北朝、隋唐的外交政策”这一部分中，吉本道雅的论文《中国古代华夷思想的成立》涉及的是西周到战国时期，尽管当时思想世界有“华夷”观念，但是在战国中期以前，就有适应实际世界的“同化”、“遗弃”和“羁縻”等三种方式，尽管由于中国范围的扩大，导致汉代关于“华夷”的观念发生变化，但是，这种不同策略仍然被政治权力拥有者使用，何况古代中国对于“华”、“夷”分界，其实具有可变性，甚至存在华夷逆转的可能性。其实，本书作者之一的岩井茂树过去在《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与东亚的秩序》一文中讨论明代中国与东亚秩序，也说过类似的现象，比如，明帝国在重新构筑对外关系时，一方面用了“称臣入贡”、“制定仪制（指入贡之制）”、“阙庭与皇帝礼仪（指冬至和元旦海外藩王向北礼拜）”、“世一见”、“册封”、“致祭（指吊问）”等等看似天朝帝国的不平等做法，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同时因为文化主义的观念或实际策略，并不采取真的帝国方式，而是“不征诸夷”，与各国已经开始了国与国的关系。这些论述比过去笼统地论说古代中国的“界分华夷”的观念、和“以文化划分华夷”的策略，更多了一些历史感和具体感。下面的一篇辻正博的《魏氏高昌国与中国王朝》，更以魏氏高昌国为例，讨论了在中古时期的中国，对于周边异族国家的朝贡、羁縻、册封、征服等种种不同策略，拿高昌国的命运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进行比较，更看出中国王朝一侧的对外立场，其实，常常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实际策略毕竟不是文化想象。有时候国力强盛，就不免有征服和控制的欲望，有时候无暇顾及，便只好采取好言安抚的策略，有时候算一算得失利弊，便对“远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看一看周边波动，便常常想威服“小邦”使诸夷顺服。朝廷执政者的想法，并不像士大夫或知识分子那么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仅仅凭着理念行事，他们那些非常现实的考虑，常常不得不落实在得失的计算上。虽然古代中国朝廷总想维护“华夷”分界和“朝贡”秩序，但是，在这个国际秩序中还是充满了变数，绝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朝贡体制”就可以说明的，至少，还是要用具体的历史文献来分别研究，历史上中国朝廷是怎样以及为何交替使用朝贡、羁縻、册封、征服等不同策略，以维持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
历史无法逆转，套一句老话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宋代以后的中国，随着汉唐帝国的历史记忆渐渐淡去，到了明清时代，维系中国与四夷的朝贡体制虽然还存在，但是内容已经渐次变化，特别是文化上业已“断奶”后的东亚诸国，即使是过去似乎曾经共享汉唐文化传统的朝鲜、日本、安南等等，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也仍然在不断觉醒。当中国人还在想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时候，实际上，彼此之间的感情和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十七世纪以后，除了清帝国还沉湎在“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幻觉中之外，日本、琉球、朝鲜和安南的“中国认识”其实都在变化。最近，关于明清以后的日本、朝鲜、琉球、安南和中国的关系，有了越来越细致的研究。其中应当特别提到的，就是本书主编夫马进教授的研究。这十年来，我陆陆续续读到他很多有关琉球、朝鲜、日本和中国的论著，那些非常详细和具体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叫做“东亚”的空间里，政治、文化、思想、学术如何互相环绕和彼此交错。
回到本书，在“高丽、朝鲜的对华关系”这一部分中，矢木毅的论文《朝鲜前近代民族意识的展开——从三韩到大韩帝国》相当值得注意，他考察了“三韩”概念的形成，特别是高丽时代延续和传承的“高句丽意识”、高丽反女真以及朝鲜王朝反满清意识的来龙去脉。虽然中国学者常常提及朝鲜对大明王朝的“事大主义”表现了朝鲜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认同，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朝鲜所谓的“事大主义”实际上仅仅是对汉族政权，时间仅仅局限在明代一朝。实际上在表面“事大”的背后，也逐渐培育着“以自国为中心”的独自的国家与民族意识。有意思的是，朝鲜的“自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既有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也有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在高丽时代，早期民族意识的担当者，是与仙、佛混淆的本土佛教互相共鸣的一些人，而在朝鲜后期却是既为保国安民而标榜“事大主义”，又批判佛教中虚妄的自民族主义的儒教知识分子，他们倡导的“朝鲜中华思想”成为“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最顽强的倡导者。
如果说，这一论文是对朝鲜民族意识史的宏观观察，那么，美国学者戴维·罗宾森（David Robinson）的《蒙古帝国的瓦解与高丽恭愍王的外交政策》一文则是以元明之际为例，所做的有趣的具体历史考察。由于东北亚的“红巾之乱”导致蒙古帝国的瓦解，也造成了城乡的破坏和田地的荒芜，疾病、饥饿以及人口减少，这使得整个东北亚都处在不安之中，它造成二十年以上的辽东政治混乱，也造成这一地区蒙古人、女真人、汉族中国人、朝鲜人激烈的角逐，而辽东的问题，又一直影响到明朝初年的明帝国与高丽的关系。这篇论文把恭愍王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叙述了他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指出“红巾之乱，不仅使恭愍王得以在政策上利用，在元朝统治时期维持其内外的权威和地位，而且可以说影响和形成了新兴的明朝和高丽的关系的轮廓”。在这个观察中，你可以看到朝鲜的“事大传统”和“自尊取向”交织起来构成了东北亚较为真实的历史，朝鲜并不始终是中国的附庸，虽然它比起庞大的中国来，有时是一个自认“东夷”的小国，但是，它却时刻在窥测和旁观身边的中国，所以，读一下伍跃的论文《朝贡关系与情报收集》，就知道朝鲜赴北京的燕行使，如何利用合法外交身份，收集清帝国各种情报，他们对政府公文的抄录、高价情报的购买，其实常常不遗余力。正如伍跃所说，朝贡关系虽然是东亚前近代主要的国际关系，也曾经得到朝鲜王朝的认同和遵从，但是仍然应该注意对朝贡外交的实证性研究。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朝鲜对中国的外交中，虽然一般都承认朝贡关系，但是，始终存在着相对于宗主国支配者的“自主”意识和“自由”选择，这种既有“向心”又有“离心”的思潮，有时成为朝鲜国家安全和民族自保的理据，有时也成为朝鲜国家自立和民族自觉的动力。
还是回到中国。在笼罩天下的汉唐盛世之后，在朝贡体制虽在，文化认同渐疏的明清，其实汉族中国与周边关系，已经相当复杂了。“明清时期的中国外交”这个话题，构成了这部书的第三部分。一九八三年，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编了一部讨论近世早期中国国际关系的论文集，名China among Equals，意思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棋逢对手”（也有人译为“势均力敌国家中的中国”），正如它的副题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显示的那样，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国和邻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宋代以后，中国不像以前的唐帝国那样笼罩天下，蒙元之后，中国已没有那种无远弗届的力量和充分自豪的信心，因此，明清帝国一方面维系着对外宗主国的形象，希望把朝贡体制维持下去，一方面又对外面的邻居相当警惕，甚至有些神经过敏。山崎岳的《朝贡和海禁的逻辑与现实》一文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明代中叶一个名叫宋素卿的翻译，就曾经被视为“奸细”，这一命运反映了当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的明帝国常常摇摆在允许朝贡和严命海禁之间，然而，一些华人翻译作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沟通者，一方面可以因为四夷对中华的崇敬而得到优厚待遇，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因为中国对外夷的猜疑，而遭到不白之冤。一个人的身份、角色和处境的考察看似具体，涉及的背景和问题却甚大，不仅与至今仍然在讨论的明代“倭患”究竟来自日本还是中国有关，也与对倭患的判断背后有什么样的意识和观念相关。
理论和观念常常代替不了历史，对于古人的思想动机的猜度，当然常常可以“先入为主”，但是做历史研究，却无法把研究对象从复杂环境中解放出来，只能根据历史材料，尽可能细致地重新构拟已经消失的过程，全面叙述曾经出现的历史，因此，无论这个过程有多复杂，这个历史有多少面，你都得竹筒倒豆子一样“如实招来”，不可能仅仅凭着理论的翻覆拿历史当烙饼时而这面时而那面。当沈卫荣的《怀柔远人的明代中国与西藏的政治和文化关系》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西南时，他也曾提到中国对四夷的“怀柔远人”。也许，人们会想起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Hevia）那本引起争论的后现代历史著作，不过，沈氏主要考察的是历史，不是一个可以截然分清的概念和由理念制定的制度，更不是凭着现在的“后见之‘明’” 去揣测往事动机和心理，因此，他只能在复杂的“怀柔远人”和“严辨夷夏”之间，重新梳理历史文献，讨论明帝国如何通过西藏佛教僧侣的招聘和使用，对西藏进行控制，然而，历史常常是双向的，正是这一政策，反过来导致了西藏佛教那些神通力、秘密法以及与汉传佛教相当不同的佛教风尚，在汉族士大夫中间流传。
同样，在同一个觐见和聘问的“宾礼”制度下，宗主国中国也会采取很复杂暧昧的态度，策略地对待朝贡国的使节，策略的目的就使他们处于被羁縻和被控制的状态。夫马进在《明清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与“问罪”》一文中，以明清的历史资料为主，讨论过去西岛定生曾经提示的所谓“册封体制”中的“礼”的问题，就涉及中国对朝鲜外交的这一面。他先是以明代初期明帝国与高丽的外交为例，讨论洪武皇帝对于一三七三年朝贡中以两匹私马补充途中死去的贡马、一三七四年朝贡中多六对高丽布这类事情，为何要小题大做地申斥并威胁要兴师问罪，接着，又以一三九二年朝鲜政权变更后，洪武皇帝对朝鲜李成桂致明帝国申诉国号变更的外交文书的反应为例，讨论了明初对于朝鲜外交中的“礼”的话题如何成为明太祖用以制约朝鲜的外交策略。接着，他又以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的资料为主，叙述了一六二三年即明天启三年的所谓“仁祖反正”即有关光海君（李珲）一系和仁祖（李）一系有关皇位正统之争。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原来关于“纂”、“弑”、“正”、“逆”等等传统有关“礼”的观念，不仅常常充当中国方面用于裁断朝鲜政治的原则，而且这一原则的裁断和册封权力，也常常给中国方面带来相当大的政治正当性和外交利益。可是，当时由于以魏忠贤为首的官员的腐败与贪渎，虽然李政权也通过种种方式得到册封的正当性，但是，朝鲜方面如洪翼汉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对这一来自明帝国的册封，态度相当复杂，这一结果甚至影响了后来朝鲜各方面人士对于明、清之间复杂的倾向和态度。此后，也许是由于朝鲜对于清帝国始终存在着蔑视和敌忾之心，因此清帝国常常会以这种“非礼”作为理由，对朝鲜进行制约，但是到了吴三桂之乱平定，清政权进入稳定时期，这种以外交文书的“违礼”而“问罪”的事件就结束了。以上这一系列事情，正如古代所谓“礼”和“刑”一样，是明清对于东亚诸朝贡国外交统制的原则和策略。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这种来自“礼”的原则有时候也是双刃剑，它一方面成为宗主国支配朝贡国的正当性工具，在道理上迫使朝贡国“服从”，一方面也会成为朝贡国用来检验和质疑宗主国的尺度，就像“华夷观”成为朝鲜士大夫内在的“攘夷”态度和自称“小中华”的依据一样。
不再一一复述书中的内容，其实，岩井茂树的《清代互市与沉默外交》、中砂明德的《荷兰国的朝贡》都相当有价值。有时候，我很佩服日本学者那种穷尽史料的态度，也很赞同历史研究中的多种语言工具的使用，因为这能够发掘更多的文献资料，包括一般不常用的非汉文资料，像前一文章使用了大量满文档案，而后一论文中使用了荷兰文的文献，在这里，语言知识和工具就格外重要，难怪当年傅斯年创办的，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
说到东亚外交交涉，不能不说到近代或现代，历史学家很怪，眼中看到的是传统时代，心中想到的常常是当下时代，并不是古为今用，只是历史必然延伸到现在，全书最后一部分是“近代东亚诸相”，有讨论薛福成于一八九0至一八九四年间与英国谈判处理滇缅国境划定一事的箱田惠子《薛福成的滇缅界务交涉》，有通过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在菲律宾、日本和中国举行的十次远东选手权比赛大会，讨论殖民地菲律宾、半殖民地的中国和已经成为列强的日本之间的不同情况，并深入分析了体育、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的高岛航《远东选手权比赛大会与YMCA》。
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篇永井和的《东亚史的“近世”问题》，他回到日本本身，去讨论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理论问题，即究竟什么是世界性的“近代”？日本的“近代”是从“开国”开始，还是从“明治维新”开始？“近代”是否应当是多元的，是否历史应当有多个不同的系谱？在世界近代系统中，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亚洲的近代？最后，这篇论文还讨论了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以及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宫岛博史、杉山正明有关问题的论述，为这一问题勾勒了日本学术界的讨论系谱。这相当有意义，因为今天中国、日本、韩国等区域讨论的有关亚洲和近代的很多内容，仍然与日本学术界当年提出的这一问题意识，有着相当复杂的关联。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想象的还是实际的》的论文，对来自日本的“亚洲主义”有一些批评。我总觉得，日本学界喜欢用“亚洲”或者“东亚”为历史单位，以描述一个超越现代国家界线的空间，一方面有自明治以来伴随大日本主义而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的影子，一方面有当代日本学术界以超越现代西方为名而追随更现代西方理论的嫌疑，而且对于日本中国研究界来说，它有着使中国研究纳入亚洲框架，从而重返日本关注视野的意义。但是，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简单加入以“亚洲”或“东亚”为整体框架，淡化国家历史叙事的策略，这恐怕未必是福音。依我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虑，不如采取“复数的传统和现代”加上“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 似乎更妥善一些。
对于“东亚”以及东亚诸国之间的交涉史，日本学者有相当长的研究传统，正如吉本道雅在《后记》中所追溯的那样，自从一八九四年日本在那珂通世的倡导下，于高等师范学校中设置东洋史学科以来，这一学科一直对亚洲尤其是东亚诸民族的“交涉”相当关注，无论是白鸟库吉、桑原骘藏还是内藤湖南，都在同时关注着中国史、日本史、蒙古史和朝鲜史。在这篇《后记》中，他提出了一个有趣味的、也是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在进行有关东亚诸国交涉这类的课题研究的时候，要注意使中国史料“相对化”， 要注意收集和使用中国以外的甚至是汉语以外的“异质的”资料。对于日本、韩国的学者来说，中国史料无疑带有“中国的立场”，无论是角度褊狭，还是偏见傲慢，或者是观念歧异，都需要借用日本或韩国的资料加以考订，任何一个国家的史料，也许都有自我想象和自我塑造的嫌疑。我一直觉得，如果通过“异域之眼”（这是兴膳宏教授的说法）和“殊族之文”来反观，也许反而能够揽镜自鉴，看清自己的上下左右。因此，“相对化”和“异质的”这两个概念意味很深，也许，里面有很多问题意识和新的角度，是值得中国学者深思的。（《中国东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夫马进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二00七年三月版）
转引自：《读书》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