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完成《 “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約二萬七千字，經過約十位好友看過，改了又改，至今始是稿。感謝好友們從結構、内容、論据和文字都不吝惜地提建議，使這篇文章與初稿完善太多。謹錄〈結語〉，請大家指正：
中美學者，各有自己的國情，存在著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學術環境、研究角度、理論方法的諸多差異。“新清史”無 論怎麼強勁，畢竟是在異文化的視野中觀察中國，而運用西方理論和話語系統詮釋中國歷史，始終存在一個是否符合中國實情的問題。套用美國國內族群理論詮釋滿 族形成，聲稱滿族先是文化共同體，後來成為血緣共同體，與滿族的歷史實際顯然枘鑿不合。把自我認同，作為近代滿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 歷史研究發展多元視角而去中心化，是正確的，但繼去歐洲中心論和去中國中心論之後，“新清史” 強調滿族中心論；豈不是跳出一個陷阱之後，又跳進另一個陷阱嗎？清史研究固然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只有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才會有落地開花的可能。其實西方學者也多強調「自主性」（subjectivity），他們絕不不會輕易地舍己從人。
學術討論如何擺脫當代政治思潮的影響，讓討論回到學術的範圍內，似乎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就如劉小萌說的：“有些差異，通過討論是可以彌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異，即使討論也難以陶融。” “中國史研究則是一門帶有鮮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學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毫無疑問，我們更希望能夠根據史實修正西方理論，甚至自創理論。
面對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類似“新清史”新觀念的挑戰，固然應視為攻玉的他山之石，啟發我們從更多角度看歷史。但我們也要警覺西方學者尤其是培養“中國通”的東亞研究學者，其持論背後的動機，及其為政治服務的考慮。最重要的還是堅守學術研究的原則，持理性客觀的態度，檢驗徵引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分析問題是否規範合理。以堅實史料與理性分析，以理服人，則“新清史”的挑戰也可以是對中國清史研究的一種啟發和促進，或者說這才是學術應有的態度。部分西方學者雖難免有政治動機，但他們為文，不論撰寫格式和文字用語卻仍能謹守學術規格。因此，我們參與“新清史”討論，要謹守學術規範，切忌意氣用事而使用情緒化文字；否則有理竟成無理。
柯文(Paul A. Cohn) 擺脫歐洲或西方中心觀，主張改以“中國中心觀” 研究中國歷史，但他認為“中國中心觀” 不適應對中國境內非漢族群體的研究。雖然他沒明說他支持以“滿族中心觀” 研究清史，但他認為美國“新清史” 研究還是有貢獻的。參見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上海：中西書局，2014) ，頁555-566，第十一章《“中國中心觀”．柯文與“中國中心觀”》。陳支平與劉婷玉評介“新清史” 說：“研究者們為了反駁何先生的清朝‘漢化’理論而走向了‘滿族中心論’，如果從族群研究的角度來思考，這和‘漢族中心論’在研究理路上近乎如出一轍。” 參見陳支平與劉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評述》， 2013年第4期，頁130-143。
例如“新清史” 以族群理論挑戰過去的研究，就啟發有些學者主張重拾階級理論來研究。陳支平與劉婷玉就主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话，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与其视作一个‘族群’，更应该视作是一个‘阶级’———统治阶级。其在清晚期进行的加强族群文化特征的种种举措，与其说是‘族群’性的体现，不如说是其‘阶级”性的体现更为恰当。再者，如果研究者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一个族群上，不论是‘满族’还是‘汉族’，这难道不是和当今世界多元化的研究理念背道而驰? 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已经对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深入发掘其他民族在清代历史中的活动及其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所谓清朝的‘满族’特性究竟是‘族群’性还是‘阶级’性进行进一步判断。”參見陳支平與劉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評述》。
1958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Defense Education Act)》，於是許多基金會撥款資助中國研究，其中尤以福特基金會出錢最多，在他們資助下，各重點大學如哥倫比亞、耶魯、普林斯頓、華盛頓、匹茲堡等二十三所大學成立東亞(以中國為主體)研究機構，而已有中國研究與教學機構的大學如哈佛、芝加哥、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等，也接受資助培養中國通。參見韓鐵：《福特基金會與美國的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與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上海：中西出版社，2014)頁347-354，第八章《中國學研究新契機．國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會》。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頁48-58，《冷戰時期的美國中國學和費正清時代》。Mark Selden,“Asia,AsianStudies,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Symposium, Introdution,”
如李治亭批評“新清史”是“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的那篇文章(《“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28期，2015年4月20日)，批得太直接，用詞太辛辣；容易被戴上使用文革大批判文字的帽子，會把原本應該是純學術論爭演變成為政治批判；有害於辨正“新清史”的學術討論。李治亭的文章發表後，歐立德就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官網上，以使用文革大批判宣傳文字(Written in the highly sensational andvitriolic langu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era propaganda.) 反批李治亭，歐立德說他們是把學術論爭放回歷史的語境，以避免政治化，這點道理連Vogue這種時裝雜誌的文章也這麼說，但中國學者卻不如此，硬把學術論爭搞成現實政治批判。歐立德說：
“ The article, by retired historian LiZhiting(李治亭)ofthe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ore the rather provocative title,“Scholars evaluate the ‘New Qing History’: ‘A Specimen of “New Imperialist”Historiography’” (《學者評“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 泓按：此處李治亭論文歐立德用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 China Media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英文節譯本。此節譯本甚短，見於http://cmp.hku.hk/2015/04/22/38664/ 2015.10.05下載。). Written in the highly sensational andvitriolic langu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era propaganda, the article alleges,among other things, that among American historians of the Qing there is a concertedeffort to destabilize the Chinese state through our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history of the last dynasty. ”
全文見MarkElliot(歐立德),“Putting Things in Context,” Fairbank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BLOG),May 18, 2015, 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blog/putting-things-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