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遗址的多样性和研究内涵的丰富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度刊布的考古学专刊、专著、考古发掘简报和论文约560部（篇），数量是2015年度的2倍多。
一 城市考古
城市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度，学界除对都城和地方城市进行了持续发掘和研究之外，还对村镇、码头、园林和水陆交通等方面的遗址进行了相关考察。下文将从都城遗址、地方城市遗址、村镇和其他遗址三方面依次加以介绍。
（一）都城遗址
北宋西京洛阳城的政治地位呈动态变化趋势，韩建华《试论北宋西京洛阳宫城、皇城的布局及其演变》一文结合都城政治地位的变化，分析了西京宫城和皇城在不同时期的形态，归纳了布局特征，指出宋初西京宫、皇城呈回字形布局，宋徽宗时宫城扩大，出现了复合型宫殿建筑群（《考古》11期）。
南宋临安城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了一定进展，在临安城址首次发现了引西湖入城的地下引水系统，第一次大规模揭露了东城墙遗迹，而元代东城墙遗迹的发现，以实物形式例证了杭州的城市变迁，是临安城考古的重要延伸（《中国文物报》4月22日、《杭州文博》2期）。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考古发掘材料为主线，对都城外城、皇城、主要街道、礼制建筑、官署建筑、私居、寺庙宫观、水利设施、教育机构和手工业遗址进行了研究，基本概括了近30年来临安城的考古工作成果。刘未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考证了南宋临安城太庙的建制始末，指出其故址范围东临中山南路、北至察院前巷、西和南均抵太庙巷（《江汉考古》2期）。王征宇探讨了杭州府学在南宋、元、明、清各朝的变迁历史，认为其未易址，“左庙右学”的格局形成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至十五年的重建，此后布局未变（《杭州文博》1期）。洪俊论证了南宋郊坛的建立过程和空间位置，基本判定其位于今杭州八卦田所在区域（《杭州文博》1期）。
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了曾有东向轴线，发现并确认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内东向大型院落的轴线布局及相关遗存，初步确认了院落主体建筑的规模和形制结构，为研究辽上京早期规划提供了翔实的材料（《中国文物报》5月6日）。汪盈、董新林还公布了辽上京宫城城墙遗址、宫城西门遗址和晚期“西大院”北墙遗迹等考古发掘资料（《北方民族考古》3辑）。辽金燕京城是最早开展复原研究的古代城市之一，刘未系统梳理了相关研究史，进一步检讨城市考古方法论，指出源自城市史、建筑史或历史地理研究的某些解释模式在城市考古复原研究中可能会起到双刃剑的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任冠梳理了辽中京道地区发现的78处城址，以城墙周长3600米和1000米为界将其分为大、中、小三类，并分析了府、方州、县、头下州等各等第城址在规模上的差异，提出政治因素自上而下的作用、经济因素自下而上的作用和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作用共同影响了中京道内城址规模（《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金上京皇城揭露了一组大型带院落建筑基址，可能为一处重要的礼制性建筑遗存，出土的灰瓦、青砖等建筑构件较多，还出土了各式钉、车马具、兵器、生产工具等铁器和少量的瓷器、石器、铜器等，发现的铜钱多为北宋钱币（《中国文物报》4月22日）。刘冠缨总结了金上京城的历史沿革，并将其形制特点与其他辽金都城相比较，认为上京城显著体现了金代初期文化融合的特色（《学问》5期）。
［苏联］C.B.吉谢列夫著、孙危译《古代蒙古城市》（商务印书馆）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所进行的古代蒙古城市研究工作做了总结，着重介绍了蒙古帝国的首座都城哈拉和林，其研究对象还包含了13~14世纪漠北草原地区的西勒西勒古城、德尧—杰列克古城、康堆古城三座蒙元时期的地方城市遗址。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于故宫东城墙南段内侧发现了一处古代排水设施，年代不晚于明代早期，应属于明北京城宫城初创时期的基础工程遗迹，填补了故宫初创时期建筑资料的空白（《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
（二）地方城市遗址
张保卿梳理了河北钜鹿宋城的埋藏、发现、盗掘及发掘情况，对出土的遗物和流向进行了归纳，并探讨了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和影响（《华夏考古》3期）。彭娟英对宋代太原府城的选址、城池建设和布局进行了讨论，认为所谓“丁”字街是商业长街巷的附属产物（《文物世界》5期）。郑梯燕公布了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谯楼西侧地块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情况，指出温州子城城墙始建于五代后梁，元至元十三年（1276）被拆除，谯楼西侧新发现的晚期城墙兴建于元至正二十五年，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之前废弃（《东方博物》2期）。广西桂平弩滩村发掘了明代巡检司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发现城墙、城门1座、角楼1座、城壕1条、道路2条、铁器锻冶作坊1处、房址30座、早期防御工事、灰坑84个、灰沟39条、水井2口及采石场等重要遗迹，基本廓清了城址的结构、布局及周边附属设施情况，是明代巡检司城址的首次大面积发掘，为了解明代对西南地区的经营提供了考古学的材料（《中国文物报》6月17日）。蓝勇、彭学斌对秦汉至明清时期重庆主城城址的位置、范围进行了考证，系统分析了城门名称等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周凤平对浙江长兴明清及民国时期城墙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研究（《东方博物》4期）。
城四家子城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古城村北部，是一处辽金城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城址南北向中轴线北部的建筑台基进行了考古发掘，完整地揭露了一座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高台式建筑基址及相关附属建筑设施（《文物》9期）。在对前述高台式建筑基址的发掘过程中，于台基南部发现了一座具有取暖设施火炕的地面式房址F3，时代大致处于辽末金初至金代早期（《学问》3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对该城址北墙进行了解剖式发掘工作，指出城墙由夯土构筑，经历了多次补建和重修，现存遗迹的形成和主要使用时代应为金代（《草原文物》2期）。
黑龙江绥滨发掘了辽金生女真五国部奥里米城址，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瓷片、铁器、骨器、铜钱等（《中国文物报》7月8日）。黑龙江汤原发掘了郎君西古城，明晰了西门址的位置及瓮城城墙的走向和基本形制，城址的形制及结构具有辽金时期的普遍特征，战略与防御功能较为显著（《中国文物报》11月18日）。李鹏通过对美国Conora卫星影像的观察在通辽市科左中旗境内发现了一处城址，将之命名为“苏尼吐城”，认为该城属于辽代小型城址，自辽金后一度废弃，清代曾有大量居民（《东北史地》1期）。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发现了一座大型夯土台基JZ2，庭院以大块河卵石墁铺的做法很考究，为金代建筑中所罕见，是该城可能为金王朝长白山神庙故址的新证据（《中国文物报》1月15日）。孙文政对金代泰州建制沿革进行了考证（《东北史地》2期）。《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系统地建立起了武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西夏遗址档案，对西夏史和武威地方史的研究都有助益。吉林延边磨盘村山城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东夏国遗物，初步厘清了东门、北门两座主城门的形制结构，掌握了城墙和角楼的构筑方式，确认了两座院落内遗存的性质，验证了《元史》对“东夏国”的记载（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三）村镇和其他遗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庙坡底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灰坑28个、石墙1处，出土了金元时期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认为其应为一处低于县级建制的集镇遗址（《草原文物》2期）。香港九龙圣山遗址发现了大量宋元时期南方窑口所产的陶瓷器片，数量超过百万片，主要是福建、浙江等地的窑口，该遗址在宋元时期是一个居住人群较为密集的大型聚落（《考古与文物》6期）。山东垦利县海北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瓷器，包括景德镇窑系青白瓷、耀州窑系青瓷、定窑白瓷和淄博窑系陶瓷器等，初步推测该遗址可能为宋金时期的贸易码头，提示我们应加强宋金北方海路交通的相关研究（《华夏考古》1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圆明园大宫门区域内的部分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了大宫门、西朝房、出入贤良门（二宫门）、东转角朝房遗址和御河遗存等（《北京文博文丛》3期）。承德避暑山庄对内新所遗址、御路遗址进行了发掘，位于新所遗址的中殿为前后带廊、面阔七间、进深一间的建筑，御路为一条近南北向、宽约23米的石板路（《文物春秋》Z1期）。鲍沁星《南宋园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收集了南宋名园遗存的分布情况，对“飞来峰”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汇编了园林相关的文献资料。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了通江县汉壁道上的阎王碥、小新场2处遗址，发现唐至清代的石栈、桥梁、石磴道、碑刻、摩崖造像等遗迹，阎王碥遗址的凹槽式石栈具有典型性，小新场遗址诸遗迹对明清时期汉壁道主道、旁道的认定至为关键，展现了清代乡镇基层社会民众保障汉壁道畅通的努力（《四川文物》4期）。四川通江县渡水溪遗址发现了桥址、石磴道、石刻等遗迹，是清代通巴驿道一处较为重要的节点，简报还刊布了《三费局规费章程及杜弊章程碑》等石刻文字资料（《四川文物》4期）。
郝园林对张家口明代卫所城进行了调查，公布了万全右卫城、洗马林堡、新河口堡、新开口堡、膳房堡和张家口堡的调查资料，并对卫所城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第3辑）。《上海市明清海防遗址调查报告》（上海大学出版社）通过不可移动文物调研、摄影摄像、史料收集等工作，公布了上海市现存的29处明清海防遗址的情况。
安徽淮北濉溪柳孜运河遗址公布了第二次发掘资料，发现了运河河道、河堤、石筑桥墩、石板路、道路、建筑址和木船等，出土了一批遗物，发掘者认为运河柳孜段的废弃年代应在金代晚期，元代初年则完全废弃，逐渐淤废为陆行道路（《文物》12期）。江苏扬州宝应刘堡减水闸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明清时期刘堡闸的完整结构，并出土了一批陶瓷器、铁器和钱币等文物（《东南文化》6期）。《京杭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公布了京杭大运河清口段水利枢纽考古发掘成果，包括对古河道、古堤坝、古码头、渡口、闸、涵洞及其他附属水工及遗迹调查，并对运河沿线古建筑、古城址、古遗址调查成果进行了记录。淮安博物馆勘探和发掘了江苏淮安里运河遗址，揭示的遗迹主要有里运河东堤、木桩、埽工、砖块及条石堆积等，出土了建筑构件、砖雕、陶瓷器、钱币及木桩等遗物，认为该段运河在明代晚期至清代早中期是使用较为频繁的时期（《东方博物》3期）。江苏淮安洪泽湖大堤高良涧船闸段进行了考古发掘，揭示了土堤、砖工、石工三者的砌筑方式，北断面的发掘确认了清代洪泽湖大堤石工墙下的木桩基础结构（《东方博物》3期）。北京大兴区旧宫镇小龙河故道清理出一处桥梁遗址，石桥为单孔，为清代官式做法，出土了银锭榫、铁钉、木桩和望柱等遗物，发掘者认为石桥的修建当与清代顺治至乾隆时期在旧宫地区扩建行宫有关，修建年代不早于顺治时期，损毁时间可能晚至清末（《北京文博文丛》2期）。
刘海旺结合考古发现、文献和绘画材料，对考古发掘所涉及的汴河遗存情况进行了概要梳理，指出汴河均为人工土质堤岸，一般河段的河岸略呈梯形；若沿河有县城及较大规模的集镇，内岸立面上部较为陡直、下部呈缓坡状；若沿河有较大的城市，河岸内面陡直，可以停泊大型的漕船和货船（《华夏考古》4期）。祁小东选取了江苏淮安清口水利枢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体现的明清时期水工技术，主要包括土工技术、砖石工技术和埽工技术三类（《东南文化》5期）。
二 墓葬考古
墓葬考古资料比较丰富，2016年相关研究的数量也较多，刊布了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精彩的研究成果。下文将从考古发掘资料和综合研究两方面对其进行介绍。
（一）考古发掘资料
将年度资料按两宋、辽金元、明清三组分述。
1 两宋
河南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发现了北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王贻孙墓，为平面圆形的仿木结构砖室墓，使用了石墓门，是北宋初期中原地区纪年墓的重要资料（《洛阳考古》3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展示的新安县石寺李村宋四郎墓进行了测绘，该墓为仿木结构八边形单室砖墓，建于宣和八年（1126），上距《营造法式》颁行仅23年，可作为探讨该地区墓葬考古、仿木构形制和壁画题材等问题的标尺（《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巩义天玺华府清理了2座宋墓，其中M244为土洞墓，出土了一件绞胎“裴家花枕”（《中原文物》5期）。山东莱州南五里村发现了一座宋代仿木结构方形单室砖墓，墓室内保存了内容丰富的壁画，并有“元丰七年（1084）”的墨书题记，是胶东地区发现的首例带有明确纪年的宋代墓葬（《文物》2期）。济南长清崮云湖发掘了3座宋代石室墓，出土了2方墓志，墓主人应均属宋氏家族成员，M1、M3平面为圆形，M2为方形双椁墓（《文物》2期）。山西娄烦县下龙泉村清理了一处宋代家族墓地，共发现5座墓葬，墓室平面均呈圆形，内部绘有壁画，部分墓葬顶部保存了塔式建筑遗迹（《文物世界》5期）。
江西省博物馆编著《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文物出版社）收集了新中国江西省境内发现的两宋纪年墓葬40座，并对其中出土的青白瓷进行重点关注。江苏南京西天寺墓园发现一座宋代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墓室为券顶，出土铜镜上有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的铭文（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安徽南陵铁拐发现了2座竖穴土坑灌浆重棺墓，推测应属于北宋晚期同一家族，保存了基本完整的纺织品、木俑和房屋家具组合，器物出土原始位置也基本得以保留，是安徽地区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文物》12期）。《岳阳唐宋墓》（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中公布了湖南岳阳地区出土的一批唐宋墓葬的资料，其中文桥宋墓为长方形并列双室券顶墓，出土了数件青白瓷；茆山发掘了一座宋代墓葬，为长方形并列双室券顶砖室墓，北室与南室仅前堂和后室的封门墙结构略有不同，出土的青瓷和青白瓷应分别产自耀州窑和景德镇窑（《文物》5期）；公田宋墓M1为长方形并列双室砖墓，出土青瓷、青白瓷和酱釉瓷器；伍市工业园公布了6座宋墓的材料，其中1座并列双室券顶墓，5座单室券顶砖墓。湖北荆州西胡家台墓地发掘了2座宋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10座明代土坑墓（《文博》2期）。荆州和悦墓群清理了6座小型宋代长方形土坑墓和砖室墓，并公布了其中3座墓葬的详细资料（《文博》1期）。浙江杭州留下街道西穆坞墓地发现了7座宋墓，其中6座单室墓、1座并列双室墓，单室墓均为火葬墓，推测其为南宋时期（《东方博物》3期）。四川丹棱县宋代大雅杨氏家族墓地清理了3座砖室墓，均为竖穴土圹砖室墓，使用戳印铭文墓砖，铭文与宋代丹棱县大雅堂的兴建有着直接的关联（《四川文物》5期）。四川邻水县麻子坟清理了2座南宋石室墓，结构基本相同，共用一个封土冢，墓志有“淳熙丁未年（1187）”的确切纪年（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四川大学考古实习队调查、测绘了广安市武胜县的一处圆形石室，石室内壁及顶部均雕饰精美图像，可能是一座宋元时期的崖墓，也不排除其是道教信众修行或士人读书的静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
《宋代墓志辑释》（中州古籍出版社）收录了宋代墓志拓片226幅，并进行了录文，是研究宋代墓葬的重要资料。
2 辽金元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宁北镇市辽代帝陵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报道了二道沟和三道沟陵区发现的主要遗址和遗物的基本情况，推测二道沟为辽乾陵所在地，三道沟为辽显陵所在地。考古工作者认为位于二道沟的琉璃寺遗址为等级较高的辽代建筑，可能与帝陵玄宫直接相关；琉璃寺西山遗址一号建筑基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应为辽代，等级明显低于琉璃寺遗址；瞭望台遗址年代应与琉璃寺西山遗址相当，可能起瞭望和岗哨作用；坝墙子遗址性质应为陵园内的分界墙；位于三道沟的偏坡寺遗址始建时代为辽早期，辽亡后建筑基址又曾被利用，可能是与辽代帝陵玄宫相关的建筑群址；骆驼峰遗址可能是辽代高级贵族登高望远的场所；瞭望台遗址与二道沟瞭望台遗址规模、位置相当，性质大体相同；新立辽代建筑遗址可能是一处辽代高等级陪葬墓地，墓葬附近还有相应的祭祀性建筑（《考古》10期），有必要加强对医巫闾山辽代遗迹的总体性研究。
辽祖陵考古队发掘了陵园一号陪葬墓，墓葬为前中后三室带左右耳室，中室、后室和两个耳室都是圆角弧方形，应为辽代早期晚段墓葬，墓主人可能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直系亲属（《考古》10期）。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发现了一座辽代仿木结构砖室墓，主墓室为圆形，带左右耳室，出土随葬品共208件（套），根据墓志可知墓主人为后唐德妃伊氏，为研究后唐、后晋和契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3期）。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清理了2座辽代大型墓葬，M1为双室砖墓，后室为八边形，应属于辽代中晚期墓葬；M2为圆形单室砖墓，主室中部靠北有砖砌的棺床小帐基座，出土了数量较多的贵金属殓具组合、玻璃器和瓷器等，瓷器以定窑和越窑为主，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萧氏（《考古》10期）。内蒙古开鲁金宝屯发现2座辽代墓葬，其中M1为砖砌多室墓，用砖均为绿色琉璃砖，墓主人为皇族耶律蒲古（骨），墓葬题记为辽代龙化州具体位置的确定提供了资料（《中国文物报》9月27日）。内蒙古林西县刘家大院辽代墓地共发掘了11座墓葬，包括5座土坑墓、3座土洞墓和3座石室墓（《考古》2期）。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忽洞坝发现了一座被水冲毁的墓葬，在冲沟中收集到167件（套）遗物，判断其为辽代早期墓葬（《草原文物》1期）。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清理了2座墓葬，M1为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的砖室墓，M2为竖穴土坑石室墓，推测2座墓应属辽金时期（《草原文物》1期）。辽宁朝阳马场村发掘了3座辽代圆形砖室墓，仿木装饰和出土器物组合相近，可能为属于同一家族的汉人地主阶级墓葬（《文物春秋》Z1期）。河北承德隆化孙志沟清理了一座辽代中晚期贵族墓葬，墓室平面为六边形，并有柏木护墙（《中国文物报》12月2日）。北京大兴三合庄遗址清理了205座墓，其中辽金墓60座、元墓45座、明墓3座、清墓6座，目前公布了部分材料（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山西沁县上庄发掘了一座金代仿木结构单室墓，主墓室平面八边形，有五个耳室，墓室除北壁外，其余七壁上部均有一组三幅模制砖雕孝行图（《文物》8期；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山西阳泉古城发现了一座金代墓葬，同样也是八边形墓室，并带有3个耳室，墓室绘有墓主夫妇和庖厨备宴等壁画，出土了3件瓷枕（《文物》10期）。山西长治贾掌镇发掘了一座石棺墓，石棺线刻孝行图，推测可能为金代（《中国文物报》7月8日）。长治长子南沟发现了一座金代仿木结构壁画墓，墓室壁面绘孝行、劳作、庖厨、放牧等图（《中国文物报》11月18日）。临汾市汾西郝家沟清理了172座金元、明清时期墓葬，其中金元时期砖雕壁画墓4座、明清时期砖券墓7座，其余多为明清时期竖穴土洞室墓，金代M1有“大定廿二年（1182）”的纪年；出土各类器物200余件（套），主要有陶器、瓷器、铁质文物、石质文物、铜钱、铜烟斗、镇墓砖、镇墓瓦等（《中国文物报》9月13日）。太原市万柏林区王家庄村清理了一座金元时期六边形砖室墓，出土了5件瓷器，墓室内壁绘有壁画（《文物世界》6期）。万柏林区移村发现了一座金元时期方形砖室墓（《文物世界》5期）。陕西甘泉柳河渠湾清理了一座金代明昌七年（1196）墓，为平面呈八边形的仿木结构单室砖墓，墓壁以砖雕和壁画结合进行装饰，壁画内容有门吏武士、孝行题材、侍者、花卉、瑞兽及建筑彩画等，墓室东北壁和西北壁上分别砌出形制特殊的壁龛（《文物》11期）。河南济源龙潭发现了两座方形砖室墓，M1墓主人名为杨志，于金天眷二年（1139）迁葬于此，是济源地区发现的第一座带有明确纪年的金墓；M2为夫妇合葬墓，丈夫土葬，妻子火葬，墓室四壁砌砖雕，推测为宋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
山西阳泉东村发现了一座元代八边形单室砖墓，墓室内部砌五铺作双杪斗拱，各壁面有保存较好的壁画，北壁绘墓主夫妇对坐，并有“宗祖之位”的牌位，男主人身后男童梳“三搭头”、穿左衽衣（《文物》10期）。太原刚玉五一生活区发现了三座元代砖室墓，其中M1保存了精致的壁画（《文物世界》5期）。太原古交市河下村清理了一座元代八边形石室墓，墓顶装饰石刻，墓壁绘有壁画（《文物世界》5期）。陕西横山县发掘了一座元代八边形壁画墓，保存有墓主人夫妇像、孝行图、备酒备茶图和伎乐图等壁画（《考古与文物》5期）。西安曲江缪家寨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元代元贞元年（1295）墓葬，为竖穴墓道前后室土洞墓，墓主人为袁贵安，出土了丰富的陶俑和陶制日用明器（《文物》7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航天城发掘了一座元代竖穴墓道土洞墓，墓室由前室、后室和小龛组成，随葬陶明器等未经扰动，可以对其器物种类、数量及其组合关系进行复原，朱书买地券上书“至元十二年（1275）”（《文博》3期）。
3 明清
《郢靖王墓》（文物出版社）公布了湖北钟祥郢靖王朱栋和其妃郭氏的合葬墓的发掘成果，为研究明代早期藩王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报道了三座明墓，其中王裕口南地M155为长方形前后双室券顶墓，墓主人为明代汝源端僖王朱厚焆与其夫人李氏；豫北纱厂M33为张鲁夫妇合葬墓、M34为张士隆夫妇合葬墓，均为品官，属于同一家族（《考古》5期）。靖江王陵考古工作队先后完成了广西桂林靖江昭和、温裕、安肃、悼僖、怀顺、宪定、荣穆王陵7座王陵以及一处奉祠遗址的考古发掘清理工作，基本明确了各个王陵的陵园布局及构筑方式（《中国文物报》3月25日；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河南孟津县朝阳镇发掘了一座明代长方形土洞墓，墓主人为姚印，篆盖者为书法家王铎（《洛阳考古》1期）。河北邢台巨鹿县阎疃村发现了一座明代多室券顶墓，方形前室正中有一石供桌，其上刻有“嘉靖四年（1525）”等字样，后室由并列的东室和西室组成，壁面镶嵌砖雕（《草原文物》2期）。陕西铜川公布了一座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砖室墓的资料，墓主人为任福，墓葬带有过洞、天井，出土了釉陶祭器、瓷器、玻璃器和木器等随葬品（《考古与文物》2期）。山西太原南内环东延与东环高速互通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一座明代方形砖室墓，出土一块刻有“崇祯三年（1630）”的石碑（《文物春秋》5期）。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村发现了2座明代墓葬、2座清代墓葬，明代M3规模较大，墓主人地位应该较高（《北京文博文丛》2期）。《丽泽墓地：丽泽金融商务区园区规划绿地工程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公布了2座辽代墓葬、253座明清时期墓葬的资料，并刊出了部分出土的陶、瓷、金、银、铜器等随葬器物。北京海淀玲珑巷西部墓葬区清理了明清墓154座、明代建筑基址10处和道路遗迹1处，东部墓葬区清理了明清墓150座和明代建筑基址3处，揭示了明代大规模的宦官墓葬区面貌（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贵州遵义团溪清理了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地，确定了既往认知的杨辉墓是疑冢，而位于其正前方的一座三室合葬的大型石墓才是真正的杨辉墓，并指出其西侧建筑遗址是杨辉墓祠遗址，是播州土司考古的重大新进展（《中国文物报》4月8日）。江苏徐州睢宁龙头山发掘了一座明代仿木结构方形砖室墓，有仿木构的门楼和庭院式的前后室，门楼和墓室有丰富多彩的砖雕和彩绘壁画，并有“万历二十三年（1596）”的题记（《东南文化》6期）。南京市博物馆在江宁县发掘了一座明代砖室墓，墓室三壁有拱形壁龛，随葬品大多不存，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南京前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范雄，曾参与镇压福建邓茂七农民起义（《江汉考古》6期）。泰州发现了两座夫妇合葬墓，属于刘氏家族墓地，两墓平面均呈梯形，出土了墓志、丧葬仪仗及大量明代服饰，为研究泰州地区明代丧葬习俗及服饰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文物》6期）。苏州吴山岭发掘明洪武三年（1370）刘德贞墓，结构为长方形单室券顶，是苏州地区明代早期较低等级墓葬的典型形制（《东南文化》6期）。浙江杭州萧山水漾坞发现了7座明墓，其中3座石室墓、4座砖室墓，M15出土1合圹志，M23出土大量金银首饰（《东方博物》3期）。湖北襄阳桃花岭墓地发现了一座明代中晚期双室墓，夫妻同冢异穴合葬，出土石墓志2方，男墓主刘鹏生前服侍过明代襄阳王（《江汉考古》6期）。武汉黄陂发现了一座明代双室墓，东、西两砖室并列，根据地券文判断下葬年代应在公元1423~1428年（《中国文物报》12月16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公布了明代李文进夫妇合葬墓的基本情况，墓葬为双室，墓前有三层拜台，拜台前分布有石人、石马、石虎、石羊、望柱等石像生和石质建筑构件（《长江文明》2期）。福建厦门市海沧区发现了一座长方形双室墓，墓主人为明代“大总戎”苏滨泉，墓志铭记述了墓主生平并刻有墓葬周围山川地貌图（《文物世界》1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清理了明代文人伦文叙的夫人区氏墓，并发掘了附近的1座明代石棺墓（《广州文博》）。
《深圳盐田三洲田清代至民国时期墓葬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公布了31座清代至民国墓葬的材料，墓葬基本形制由外护墙、前堂、祭台、墓室组成，墓主是明末清初由福建上杭迁入此地的客家民系。山东淄博发现了一座清代方形盝顶壁画墓，墓顶和四壁装饰彩绘壁画，绘制墓主日常生活场景及八仙祝寿、日月等画面，在鲁北地区尚属首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初刘昌墓进行了勘探，并清理了部分神道，于神道两侧发现2对石像生（《华夏考古》4期）。浙江临安马家岭发现了一座清代并列三室砖室墓，出土银龙首杖、青铜镜、翡翠鼻烟壶等随葬器物，墓主人为清嘉庆年间的正五品官员（《杭州文博》2期）。
（二）综合研究
葛林杰归纳了晚唐至宋元时期的墓葬悬镜现象，将其分为晚唐—辽宋早期、辽宋中晚期—金代中期和金代中期—元代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各阶段特点，指出悬镜葬俗以顶镜为主，传播呈现由贵族至平民的趋势，本质上是一种道教习俗，影响了堪舆及佛教信徒乃至普通人的葬俗（《考古》12期）。徐婵菲对洛阳关林庙宋墓中的人物持画杂剧雕砖进行研究，认为其表现的是上寿宴会上演出的献香杂剧（《中原文物》3期）。孙锦介绍了赵廷美墓园现状，统计了该墓地陪葬墓的数量，指出文献明文记载的墓葬约80座，实际应有数百座之多（《中原文物》4期）。黄文博释读了买地券文中的“为佛采花”文辞，指出两宋时期的买地券一度出现了将“采花”和“醉酒”文辞杂糅共用于同一券文的现象，应为佛道两教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何沁冰、谢荔对四川合江县石室墓中出土的2具画像石棺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属于北宋时期作品，与泸州南宋石室墓有着内在的联系，宋代四川地区依然存在使用大型葬具的土葬或其他葬式（《四川文物》1期）。
刘未《辽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针对辽代墓葬的特点，分为契丹大型墓葬、契丹中小型墓葬、汉人墓葬三个专题，在此基础上对辽代墓葬等级制度的发展、制度与习俗的互动等问题作以总结，并深化对分区分期问题的理解，指出辽代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差异与阶段性变动是左右其墓葬历史发展方向的深层次因素所在。毕德广、魏坚《契丹早期墓葬研究》系统梳理了辽建国以前的契丹人墓葬和部分沿用早期墓葬形制的辽初契丹墓，指出其一般为竖穴土坑墓，墓向一般为西北向或正北向，葬制分尸骨葬和火葬两种，随葬品的种类、形制及基本组合大致相同；并对墓中的随葬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指出罐与壶是最基本的器物组合；在此基础上对墓葬加以分期，并结合文献研究了契丹早期葬俗（《考古学报》2期）。林栋整合了辽代墓葬中棺尸床的相关资料，将其分为木床、砖土床和石床三类，研究了其族属和等级的差别，并探讨了各类型床的分布及源流（《东北史地》2期）。张利芳从墓葬形制、墓志盖纹饰、壁画人物形象及出土铜钱四个方面，对北京晏家堡村壁画墓的年代再做探讨，指出该壁画墓应该是辽代晚期的墓葬（《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么乃亮等人对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人骨进行了测量和鉴定，认为其应为55±10岁的女性，并对其颅骨进行了重点分析（《学问》3期）。彭媛对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火葬墓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进行了介绍和梳理（《文物春秋》Z1期）。
梁娜梳理了女真萨满墓葬研究史，分析了此类墓葬的类型及特点（《学问》3期）。赵维良、庞志国通过对墓葬形制规模及墓前石造像年代的综合判断，认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一墓区1号墓墓主人为完颜希尹之孙完颜守贞（《学问》3期）。夏天归纳了金代墓葬中的戏曲图像，对这些图像进行分类解读，并阐释了其礼仪性与功能性（《南方文物》3期）。
郭正军总结了江苏地区明代浇浆墓的发现情况，指出墓葬出土服饰存在着比较多的逾制现象（《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杨婧雅、左迟介绍了随州市安居镇出土的明代买地券（《江汉考古》3期）。周加胜公布了深圳博物馆收藏的3块明清买地券的材料（《文物世界》3期）。
陈捷、张昕分析了清代裕陵地宫石刻中的图像和梵字，探究设计者的创作意图和手法，阐释了地宫中仪式性场景的构建方式和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罗晓欢对四川地区清代墓葬建筑的亡堂及雕刻图像进行了讨论，认为亡堂建筑通过对高等级礼仪建筑的多重再现反映了对于建筑的特殊信仰，其中雕刻的宴饮场景传续了宋元时期的“开芳宴”并增加了地区和时代的新特征（《美术研究》1期）。李飞对2010年发掘的贵州凯里炉山一号墓进行了研究，指出该墓年代应在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七星板尸床、棺铺铭旌、两侧置翣、人牙随葬、陀罗尼经被覆尸等事象是对《钦定大清通礼》等礼仪规范的集中呈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
三 手工业遗存
与窑址和陶瓷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数量最为丰富，其他手工业遗存领域也刊布了不少重要成果。下文将依次介绍窑址、陶瓷器研究、窖藏和沉船、其他相关发现和研究。
（一）窑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文物局联合对安徽繁昌窑窑址、窑包分布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确认繁昌境内五代至北宋时期青白瓷窑场4处，分别为柯冲窑、姚冲窑、半边街窑和骆冲窑，初步建立起繁昌窑系列窑场分布与发展的时空框架，认为北宋早、中期应是繁昌窑的兴盛时期，北宋中晚期开始衰落（《东南文化》1期）。在前述调查的基础上，对柯家冲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龙窑1座、作坊基址1处、工棚1处、排水沟和路面各1条，出土了大量青白瓷器和窑具，并将文化遗存分为两期（《文物》3期）。另外，对骆冲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龙窑1座（另有疑似窑炉1座）、房址1座、路面1条，认为龙窑内分室的做法应是分室龙窑的早期形式，房址可能是窑场祭祀活动的寺庙，或是窑场组织管理用房，骆冲窑创烧年代应为五代时期，烧造时间应持续到北宋早期（《文物》3期）。繁昌窑遗址还发现了完整的瓷器成型区，首次揭露了陶车基座、车辙、陈腐池、房址等多种遗迹，为探索和复原南方青白瓷窑址的作坊布局与制瓷工艺流程提供了珍贵资料，并判断作坊区的使用年代为五代—北宋早中期（《中国文物报》1月2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对河南洛阳市白马寺西院唐宋时期窑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窑址5座，出土遗物以砖、瓦等建筑构件为主，认为Y1和Y2组窑的始建年代当在唐中期以后，Y3、Y4和Y5为宋代扩建，窑址大致在金代晚期被废弃（《考古》4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瀍河区新街东部、九龙台街南侧清理了一批唐宋时期的砖瓦窑址，这批窑址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室、烟道等几部分组成，出土有砖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陶罐等生活用器，根据出土的“官”字砖，推测可能是唐宋时期的官窑（《洛阳考古》3期）。陕西富平银沟遗址发现了318座古窑炉，通过科技考古手段确认其为唐代中晚期至北宋时期中国北方重要的制瓷窑场遗址（《中国文物报》3月29日）。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临安市文物馆在临安东北部南苕溪流域新发现一处倒畈窑址，产品为青瓷，胎釉特征、装烧工艺和装饰技法都和天目窑瓷器存在较大差异，与五代至北宋时期的越窑产品非常相似，推测其烧制时代应该是五代至北宋时期（《杭州文博》2期）。福建博物院对福建省福安市首洋村溪尾垱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瓷器多为青瓷，以碗类为大宗，盘、盏也较多，该窑址受龙泉窑影响较大，属于龙泉窑主体的边缘区，烧造年代约在北宋末期到南宋初期之间（《福建文博》2期）。四川省宋瓷博物馆对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宋代窑场堆积进行了整理，共收集、整理出瓷器、瓷片数千件，出土器物以窑场生产的残次产品为主，应即为当地的“龙凤窑”遗存，烧造年代在两宋时期（《四川文物》2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辽阳市冮官屯窑址第一地点，清理窑炉10座、灰坑6个、房址1座，出土了大量瓷器、窑具等，年代上限不早于辽末金初，下限不晚于元，金代应为此次发掘窑址的主要使用时期（《考古》11期）。福建闽清下窑岗窑址揭露了一处宋元时期窑炉遗迹以及一处作坊遗迹局部，发现了保存部分完好的窑顶、窑门、火膛、护窑墙、投柴孔、进气孔等遗迹，窑室内还有成排的匣钵柱等，出土标本主要有青白瓷碗、盘、碟等（《中国文物报》2月26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合作发掘了天柱县瓦罐滩元代瓷窑遗址，清理灰坑14个、灰沟3条、龙窑1座，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3100多件，认为该窑址应是一座主烧青瓷的民窑，年代应在元代早期（《考古》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张闫遗址发掘清理了古陶窑24座，其中宋元时期陶窑3座、明代以后陶窑12座，包括联窑和单体窑两种形式，遗物包括砖、瓦等建筑材料和灰陶容器，推测应是主要烧制日用陶容器和砖瓦的民窑，是关中地区重要的砖瓦窑址资料（《文博》5期）。福建闽清下窑岗窑址发掘了一处保存较好的龙窑，还对储泥池、沉淀池等相关作坊遗迹进行了局部清理和解剖，认为其年代应在元代至明代早期（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在201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房基11座、墙基10道、灰坑30个、水沟2条、天井和路面各1处、辘轳坑3个、澄泥池和缸各2个，出土了明代釉上彩半成品瓷器，推测此次发掘区域应为明御窑遗址内的制瓷作坊遗址，并可能存在给釉上彩半成品上彩的作坊遗址（《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武汉市考古研究所、江夏区文管所对江夏庙山明代官置砖窑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共清理3座窑炉，出土青花瓷器及碎片和模印铭文的澄泥大砖，推测窑址始烧年代在明代前期，废弃年代在明代后期或明清之际（《江汉考古》6期）。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了昌平区朱辛庄的4座清代窑址和朝阳区豆各庄的3座唐代窑址，基本保存较好，都由操作间、窑门、火膛和窑床组成，其中一些窑址还发现了烟道或火道（《北京文博文丛》4期）。福建博物院、华安县博物馆对东溪窑马饭坑、下洋坑2处窑址进行发掘，揭露2处横室阶级窑炉遗迹，并出土一批瓷器标本，马饭坑窑址的年代应该在明代晚期至清代早中期，下洋坑窑址的年代应为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福建文博》2期）。
（二）陶瓷器研究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对2015年“故宫博物院汝窑学术研讨会”会议发言进行了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丁雨分析了宋元时期瓷器裹足支烧工艺的技术传统和渊源，指出西晋越窑部分器物可能是后来裹足支烧工艺之滥觞，晚唐五代的北方窑场也有类似做法，黄堡窑在五代至北宋早期基本采用了此类工艺，裹足支烧工艺在北宋末至南宋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高峰阶段，汝窑、张公巷窑及南宋官窑均采用这种工艺（《文物》10期）。沈岳明指出北宋晚期龙泉窑业与宫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南宋早期龙泉窑因烧造宫廷用瓷的需要而应用厚釉技术，元代龙泉窑在大量外销的背景下也为宫廷烧造用瓷，明成化以前仍烧造宫廷用瓷，并认为枫洞岩窑址宫廷用瓷与景德镇珠山产品有共同的“样”（《文物天地》7期）。羊泽林梳理了福建宋元时期的主要青瓷窑址及其基本特征，对福建宋元青瓷的兴衰和匣钵装烧技术进行了探讨（《东方博物》3期）。张兴国对宋元时期湘江中游地区窑业遗存进行了考察与初步研究，并结合窑址分布情况和人口、城市等要素指出湘江中游地区陶瓷窑址的少数大规模窑场与市镇有着重要联系，而中小型窑址则主要依附于附近农业聚落（郭伟民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徐华烽指出春秋以来文献所记的“钧台”和清代以来所称“钧台”是两个不同的遗迹，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钧州的建立、明万历三年（1575）钧州避讳改禹州、清康熙十九年（1679）禹州城内新建“古钧台”等时间节点直接影响着各时期人们对钧窑概念的认识（《中原文物》4期）。陈芳红、郑建明结合浙江丽水地区纪年墓材料，归纳了龙泉窑从北宋晚期至明清时期的发展脉络，并指出此脉络与通过窑址考古所建立的龙泉窑发展过程脉络基本一致（《文物天地》7期）。
朱梦园对两宋时期皈依瓶进行了研究，并对其形制、年代分期、烧造窑口及丧葬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华夏考古》3期）。李小宇、袁晓春介绍了蓬莱古船博物馆收藏的4件唐宋瓷器，分别为越窑、长沙窑、耀州窑作品，是三大瓷窑在北方地区发现的新资料（《文物》6期）。杨振威、孙小菲对巩义出土绿釉绞胎“裴家花枕”进行了探讨，指出其年代可能为北宋早期，为巩义芝田窑烧造（《华夏考古》3期）。崔名芳、朱建华分析了繁昌窑与景德镇窑青白瓷的历史背景和生产技术，认为繁昌窑和景德镇窑青白瓷生产之间存在技术传承关系，南唐国和繁昌窑对景德镇窑青白瓷的崛起产生了重要作用（《东南文化》1期）。牟宝蕾对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余姚官窑瓷器、定窑瓷器、建窑曜变纹黑瓷盏进行了重点研究，并结合文献指出遗址中的定窑及建窑瓷器应为北宋产品，随宋室南迁一同带来（《东方博物》1期）。黄晓蕙对广东佛山市博物馆收藏的佛山奇石窑标本加以介绍，指出奇石窑始烧于唐,盛烧于宋代，是佛山宋代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南方文物》2期）。
刘立丽整理了金代抚顺大官屯窑址的发现与发掘资料，介绍了旅顺博物馆藏大官屯窑瓷器，并结合文献探讨大官屯窑的兴衰及原因（《北方文物》1期）。李进兴《西夏瓷》（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西夏瓷器的制作技法、装饰风格和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余金保指出元浮梁磁局初衷仅是烧造御用瓷以及部分中央机构用瓷，而磁局大使、副使的主要职责是充当“监工官”，泰定年间浮梁磁局已被裁撤，浮梁磁局和官窑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崔鹏、周浩对2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纹饰进行了研究（《江汉考古》3期）。
吕成龙分析了明成化朝御窑瓷器烧造的历史背景，归纳了御窑瓷器的主要品种，并对后仿成化御窑瓷器进行了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江小民根据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明成化时期瓷器残片，分析了成化时期斗彩瓷器的釉上彩绘制作工艺，并指出成化斗彩瓷器淘汰率较高的原因（《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陈扬以纪年墓出土器物、传世纪年瓷器为主要对象，将明代龙泉窑分为三期，即洪武—宣德、正统—正德、嘉靖—崇祯，并分别论述了三个时期龙泉窑的发展特点（《东方博物》3期）。陈殿分析了出土的官窑青花瓷，总结了混水与器形变化的相关规律，以期为明代官民窑青花瓷的断代提供更科学的依据（《装饰》2期）。彭善国介绍了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15件明清青花瓷器，是研究明清时期陶瓷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资料（《文物》8期）。刘静根据清代《宫中进单》等材料和档案探析了乾隆朝民间对成化官窑的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
李合等人采用元素组成和锶同位素比值（87Sr/86Sr）方法对杭州老虎洞宋代官窑遗址周边的制瓷原料和老虎洞官窑青瓷标本胎体进行了测试分析，指出南宋官窑胎体采用的是高铝、低硅类原料，其原因可能与制瓷工艺（淘洗处理）和原料的风化程度有关（《中国陶瓷》8期）。吴婧玮等人测试了16件唐宋时期耀州窑瓷片样品，指出耀州窑的热激活特性良好，热释光前剂量熄灭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测试方法，瓷样的含水率对其年代结果影响不大（《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4期）。明朝方等人对景德镇地区铜锣山、道塘里窑址出土的早期青白瓷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所谓的早期青白瓷，绝大多数更接近于定窑白瓷，而明显不同于典型的湖田窑青白瓷（《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4期）。马燕莹等人对明代广东“南澳Ⅰ号”出水的景德镇青花瓷标本钴蓝颜料进行了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
（三）窖藏和沉船
济南老城区卫巷遗址发现了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一罐宋代金银器，其中金器10件，银器25件，器形包括金簪、金钗、金耳坠、金环、银钗、狮形银配饰、银钏、银镯、银壶、银盒、银块等，推测时代当为北宋早中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湖南宁乡冲天湾遗址清理了一处瓷器窖藏坑，其中青瓷、青白瓷分别产自龙泉窑和羊舞岭窑，埋藏年代大致为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可能是因某种祭祀情况所遗留下的窖藏坑（《文博》6期）。浙江安吉孝丰东山出土了一批窖藏瓷器，有青花、粉彩、白釉红彩、白釉瓷，器形包括碗、杯、碟、盘等，其年代为清代嘉庆至道光时期（《东方博物》3期）。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故宫南大库区域揭露出一处瓷器残片埋藏坑及周边建筑的原始地面，埋藏坑的形成年代在清光绪至宣统间，出土瓷器残片标本数万片，其年代自明洪武时期至清光绪时期，使我们得以了解宫廷废弃瓷器的处理方式（《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
“南海Ⅰ号”考古队公布了2014年的发掘和清理资料，基本揭露出沉船船体和船货表面轮廓，出土了一大批以瓷器占大宗的沉船遗物，指出“南海Ⅰ号”沉船属于福船，是一艘南宋中晚期远洋贸易商船，出土瓷器大部分产自江西、福建和浙江，几乎囊括了当时南方的主要窑口与瓷器种类（《考古》12期；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发掘了一只沉船，沉船内及周围区域出土的器物有100余件，推断沉没的年代可能为元代晚期（《文物》2期）。海南西沙群岛“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和遗物初步提取，认为出水石质造像的造型和服饰具有明代风格，瓷片则为清代遗物，推测该遗址有明代和清代两个不同时代的堆积（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调查了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提取水下遗物180余件，确认其为清北洋水师的致远舰（《考古》7期、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四）其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自贡井盐遗址及盐运古道考察资料，共考察古盐井15处、水运系统10处、陆路盐道4处、摩崖石刻4处、古墓葬1处、文物建筑61处及其他遗存2处，大部分与盐业生产、运销等有关，是自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古调查（《南方文物》1期）。
刘思然等对江西上饶包家金银冶炼遗址进行了调查，初步廓清了该遗址的采矿、冶炼区域，认为该遗址的主要使用年代为唐宋，且有可能延续至更晚时期，为研究我国古代脉金开采以及火法冶炼金银技术提供了新的材料（《南方文物》1期）。李延祥等介绍了河北邯郸武安市矿山村炼铁炉的考察情况，测定该炼铁炉年代为距今1130±30年，属于唐宋时期，冶炼使用了木炭为燃料，其冶炼产物为含磷生铁（《华夏考古》4期）。
罗飞对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北宋道钟进行了分析，认为其钟纽与钟体曾经分属于两口不同的古钟，钟纽可能来自一件大晟钟（《北京文博文丛》1期）。王春燕、冯恩学对辽代金银器中的西域胡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其中的突厥和粟特文化因素（《北方民族考古》3辑）。王成介绍了丽水市博物馆收藏的2件元代铁香炉（《东方博物》4期）。扬之水选择了明藩王墓出土金银首饰的若干实例，考订了其造型、纹饰以及当日可能的设计构思，并为之命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李杨介绍了雍和宫陈列的明代铜铸须弥山（《北京文博文丛》2期）。贾敏峰介绍了定州天庆观的镇殿铁狮子，其铸造于明正德四年（1509），并根据铭文还原了天庆观的历史沿革和建筑格局（《文物春秋》Z1期）。
四 宗教考古
四川安岳岳阳镇菩萨湾摩崖造像现存造像19龛，有千佛、西方净土变、千手观音、五十三佛、十方佛等题材，造像分属唐—宋、清—现代两个大的时段，唐宋时期造像数量较多（《敦煌研究》3期）。常青调查了杭州宝石山摩崖造像，认为最早的龛像造于10世纪的吴越国时期，宋元明时代陆续补凿，而最为集中雕刻的年代是宋元时期，下限为明代（《东方博物》2期）。陈爱峰考释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券顶的壁画，确定其中6幅壁画出自《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将该窟壁画的绘制年代界定在北宋初（10世纪末）至回鹘归顺蒙古之前（13世纪初）（《敦煌研究》6期）。常青调查了杭州玉皇山天龙寺佛教摩崖造像，指出第1、２龛造像应雕于乾德三年（965）前后，且有统一规划；第3龛造像表现水月观音，年代约在至正三年（1343）重建天龙寺时期（《文博》1期）。徐汝聪对上海地区佛塔出土佛教文物中的藏传佛教因素进行了介绍，其时代从元代延续至清代，反映出不同朝代藏传佛教文化的融合方式和融入程度（《东南文化》5期）。谢鸿权梳理了顶幢的相关材料，明确了相关定义，指出其为经幢与碑铭、墓表等墓葬陈设的杂糅（《文物》11期）。刘合心、徐进梳理并公布了陕西发现的佛教供奉塔、造像塔和画像砖塔的基本情况，其时代自北魏至明清（《文博》6期）。雷玉华等《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在对川北石窟和摩崖石刻造像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龛像类型进行分析，结合纪年龛像，对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作了分期研究。
陈悦新选择安岳石窟卧佛院、千佛寨、玄妙观、圆觉洞、毗卢洞、华严洞、茗山寺七处石窟寺为研究对象，指出该地区盛唐至五代继续流行唐两京地区的佛衣样式，两宋时期露胸通肩式佛衣和菩萨衣较为普遍，反映了川渝地区唐五代承袭中原文化、两宋时期地方文化盛行的独特面貌（《文物》10期）。陈悦新选择大足石窟北山、宝顶山、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五处石窟寺为研究对象，将佛衣与菩萨衣分为两期，第一期约晚唐五代时期（892~965），第二期约两宋时期（1078~1252），晚唐五代流行中衣搭肘式和通肩式佛衣，承袭中原文化；两宋时期流行的露胸通肩式佛衣，反映了地方文化盛行的面貌（《敦煌学辑刊》1期）。郭俊叶《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刊出了作者实地考察的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多方面的探讨。陈菊霞依据榆林窟第35窟后甬道南壁曹延禄、曹延瑞的供养人题记和后甬道北壁于阗公主和阴氏夫人的排列次序，将第35窟的重修年代推定在端拱元年（988）至咸平五年（1002）之间（《敦煌研究》3期）。曾文国对泉州宋代五塔岩佛教遗存及历史源流进行了探讨（《福建文博》2期）。
魏淑霞、胡明对西夏塔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梳理，并对未来研究作了简单展望（《西夏研究》1期）。张小刚、郭俊叶对文殊山石窟群后山古佛洞中发现的西夏《水月观音图》和《摩利支天图》进行了考证，并比对了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石窟和敦煌、黑水城等遗址的相似艺术品（《敦煌研究》2期）。邵军对西夏宏佛塔天宫出土的数件绢画进行了探讨，辨认了2件炽盛光十一曜图中诸曜的身份，确认了护法力士为月孛图，对玄武大帝、千手观音、大日如来等形象有新认识，并对千佛、护法神的图像性质与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敦煌研究》4期）。赵晓星、朱生云整理了山嘴沟、须弥山、阿尔寨石窟的西夏遗存，认为山嘴沟石窟是西夏中心区最为重要的石窟遗存，须弥山石窟群仅能找到西夏游人题记，阿尔寨石窟现存洞窟主要为蒙元时期的作品（《敦煌研究》5期）。何卯平、宁强对敦煌和瓜州两地西夏时期石窟艺术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敦煌由于历史的惯性继续了归义军时期的佛教艺术制作热情，但仅限于改建或补绘前朝石窟；而相对稳定而强势的瓜州则营建了一批特色鲜明、原创性极强的新窟（《敦煌研究》6期）。朱生云分析了西夏时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的原因，认为其反映出西夏人重视五台山信仰的特点，新绘制的炽盛光佛经变说明西夏在重修时也引入了自身信仰（《敦煌学辑刊》3期）。
李静杰介绍了巴林左旗盖家店出土的辽代青铜佛板，其内容关联北朝以来数百年造像史，还与印度造像艺术有关，反映了基层民众的西方净土信仰情况（《敦煌研究》6期）。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和蓟县文物保管所公布了蓟县盘山天成寺“大朝丁酉”悉昙梵字经幢的调查资料，指出此幢造刻于金元交替之际，使用悉昙梵字书写真言，为研究悉昙梵字及其在汉地的流变提供了样本（《文物》7期）。赖天兵公布了杭州吴山元代宝成寺摩崖南段的一组造像，考证其为观音或度母救难图中的诸难图像（《文博》5期）。赖天兵对杭州余杭南山元代造像进行了研究，补录了新发现的大型残像，考察了佛和菩萨像的样式（《杭州文博》2期）。
张磊以平武报恩寺和北京智化寺转轮藏为例，对明代转轮藏的沿革、形制特征和艺术造型进行了研究（《文物》11期）。齐庆媛考察了榆林悬空寺万佛洞明代壁画地藏十王地狱变相，认为其表达了趣善之人生前预修诸功德、以期将来经由地藏菩萨救度往生西方净土世界的思想，同时具有追荐亡魂、普度众生的功能（《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杨小晋、刘显成介绍了四川蓬溪县慧严寺大雄殿明代壁画的基本情况（《四川文物》3期）。陈凤贵调查了四川泸县玉蟾山明代十一面千手观音摩崖造像，指出其既学习藏传佛像的风格，又沿袭汉传造像风格，是汉藏造像文化传统相互学习交流的结果（《四川文物》5期）。孙涛介绍了北京白塔寺收藏的一件明代释迦牟尼铜镀金造像，并分析其风格特征和藏文刻款，指出其极可能是由帕竹噶举高僧、丹萨替寺寺主京俄索南坚赞亲自主持铸造（《北京文博文丛》3期）。刘丞对首都博物馆藏慈寿寺及永安寿塔发现的9尊造像身份和制作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它们是研究明代晚期造像艺术风格的标准样式（《北京文博文丛》3期）。李俊汇总整理了陕西地区现存的喇嘛塔资料，分析喇嘛塔的典型形制与汉藏佛塔构件的组合形制，指出其多为明清时期西安府与榆林卫汉传佛教寺院内的高僧墓塔（《文博》4期）。李俊、乔建军调查了陕西榆林市神木、府谷二县石窟及摩崖石刻，共发现藏传佛教主题石窟四处，年代范围应为清代（《考古与文物》3期）。张龙等人讨论了颐和园赅春园十八罗汉摩崖石刻，指出其雕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前后，是乾隆厘定十八罗汉名称后的创作，构图方式以西藏地区十六、十八罗汉环绕佛陀的唐卡为原型，罗汉呈密宗相，为赅春园增添了藏密的色彩（《文物》10期）。
五 古代建筑
徐怡涛探讨了公元5~13世纪中国砖石佛塔塔壁装饰题材类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脉络，指出砖石佛塔塔壁分别以佛教题材、仿木构建筑题材和佛教与仿木构的混合题材装饰，使佛塔呈现出“佛国”与“人间”的不同倾向（《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高义夫对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滴水进行了研究，指出滴水整体呈长条弧形和弧边三角形两种形状，大致可分为唐—五代时期和宋—元时期两个阶段，南北地区滴水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纹饰相差较大（《东南文化》5期）。陈玉宁等《西夏建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运用古建筑类型学梳理了已发现的西夏建筑遗址遗迹，并对建筑结构布局、构筑特点、时代地域特征等进行比较性研究。
李会智以山西地区唐至清代表性宗教木结构建筑为研究对象，类比分析了其梁架结构的时代性和区域性特征，总结了梁架的组合形制和区域性结构手法，以及历代营造技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文物世界》1、2、3期）。常亚平、任霄分析了山西五代—民国古建筑门枕石的时代特征，并对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中国文物报》5月27日、6月24日）。俞莉娜、徐怡涛对晋东南地区五代宋元时期补间铺作挑斡形制进行了木构建筑形制类型学研究，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为五代时期至北宋末期（10世纪初~12世纪初）、第二期为北宋末至金大定前期（12世纪初~1170年前后）、第三期为金大定后期至元末（1170年~14世纪中叶），并关注了挑斡形制在《营造法式》影响下的普及、金后期至元代挑斡的位置上移、“不出昂而用挑斡”等现象（《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常亚平等人对山西长治地区元、明、清、民国古建筑柱础石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分型介绍（《中国文物报》3月18日、4月1日）。《山西万荣稷王庙建筑考古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自2007年始，对万荣稷王庙进行持续考察、测绘和建筑考古研究的成果，作者将考古学与建筑史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结合，对稷王庙做了基于历史学视角的“精细测绘”和建筑考古研究。徐新云、徐怡涛以万荣稷王庙大殿为例，探讨了建筑形制考古类型学研究成果对解读14C测年数据的作用，以明确14C测年技术在中国古代建筑测年上的使用和研究潜力（《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安建峰对山西晋城紫金山大云院进行了调查（《文物春秋》3期）。
王素辉、崔伟丽认为河北正定隆兴寺天王殿始建于宋初，乾隆时期的“那正”工程使天王殿外貌发生改变，成为反映不同时期特征的古建筑复合体（《文物春秋》Z1期）。汪盈、董新林分析了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形制与营造，指出其即为“辽太祖纪功碑楼”，是辽祖陵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碑楼建筑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辅以“副阶周匝”的平面布局，内柱采用“移柱造”的做法（《考古》10期）。裴蕾介绍了河北张家口威远台的历史沿革、建筑构造形制及现状概况（《文物春秋》Z1期）。杨红、纪立芳从大木梁檩枋彩画纹饰切入，对紫禁城现存明代官式彩画进行了分期探讨，将其分为早（永乐—弘治）、晚（正德—崇祯）两个时期（《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王方捷、何蓓洁对清乾隆朝大高玄殿建筑群的演变进行了研究，指出乾隆帝赋予大高玄殿以祭天祈雨、追祭先祖的新功能，使大高玄殿转变为集观、坛、庙三重身份于一体的独特场所，并分别从组群、单体及形而上三个层面对该建筑群进行了有节制的改造（《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中国古代建筑与营造科学价值发掘丛书”系列（天津大学出版社）包含了诸葛净、白颖《苏州东山轩辕宫》，徐怡涛等《山西长子成汤庙》，刘畅《山西北马玉皇庙》和丁垚《蓟县独乐寺山门》等书，是对古代建筑个体的细致研究和价值发掘。
六 中外文明交流
弓场纪知概述了1998年到2001年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情况，指出从9世纪的晚唐到18世纪初的清早期，中国陶瓷持续销往福斯塔特，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陶瓷贸易市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王冠宇主要考察了收藏于东南亚、中东及欧洲等地的早期中葡贸易瓷器，探讨了此时期中葡瓷器贸易的规模、路线及交易模式等问题（《海交史研究》2期）。辛光灿借助德罗乌兰遗址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对13至16世纪满者伯夷王国的发展史、满者伯夷和中国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考古与文物》6期）。丁雨、秦大树介绍了肯尼亚乌瓜纳遗址出土的299件中国南宋—清代瓷器标本，指出元代—明早期和明代晚期是中国瓷器输入东非的高潮阶段，代表瓷器种类分别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并对其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考古与文物》6期）。申浚介绍了非洲地区发现的元明龙泉窑瓷器，指出非洲出土龙泉窑的瓷器年代为北宋至明代中期，元至明代早期的龙泉青瓷占中国出土外销瓷器数量的首位，并探讨了龙泉窑瓷器在非洲的传播路线与兴衰的现象和原因（《考古与文物》6期）。王冠宇对葡萄牙中部一处修道院遗址出土的16世纪中后期中国瓷器进行了集中介绍，对其加以分期并归纳各期特点，可以补充对于此时期中葡贸易瓷器主要品类及风格的认知（《考古与文物》6期）。
刘未收集了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31处宋元时期沉船资料，将所出贸易陶瓷分为7期，发现宋元时期参与贸易活动的诸省窑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动，同时期各窑场在外贸活动中也存在着较大的角色差异（《考古与文物》6期）。袁泉、秦大树对元代新安沉船出水的花瓶进行了研究，从文献和实物上对“梅瓶”“胆瓶”和“花瓶”加以分析，结合赵宋王朝的文化复古取向介绍了新安金属仿古花瓶的不同种类，并讨论了花瓶用制在中世日本的迁播流变（《考古与文物》6期）。郭学雷对“南澳Ⅰ号”出水瓷器与同类器物进行了比较，结合历史背景推测其应为隆庆开海不久后沉没，分析了它的始发港和可能的航路，并认为它是一艘正常出海的商船（《考古与文物》6期）。田兴玲等对“南澳Ⅰ号”出水玻璃珠进行了分析，确认了明代玻璃制造的技术特征（《文物》12期）。
刘冬媚公布了由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纪要（《中国文物报》1月15日）。森达也以南宋和元代为中心，考察了中国海外贸易陶瓷器生产地及海外贸易运输线路的变迁，认为南宋、元外销东南亚与西亚的线路以泉州为出发点，而销往日本的则是以福州和宁波为出发地（《考古与文物》6期）。刘淼、羊泽林介绍了明清华南外销瓷业的考古发现，指出明清福建制瓷业逐渐向闽南进行集中和转移，西方人的参与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明清外销瓷业的兴盛，厦门港地位提升，清代以德化为中心的制瓷业格局形成（《考古与文物》6期）。
七 墓志、碑刻
（一）墓志
魏军考释了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出土的吕倩容墓志，志主祖父为吕大防（《考古与文物》3期）。高建国对陕西神木出土的北宋徐德墓志铭进行了研究，志文反映了北宋与西夏的部分战事（《北方文物》4期）。陈朝云、常乐介绍了现藏于郑州市古荥镇纪公庙的北宋孔宗尧墓志，并对北宋前期科举选官和任子推恩、恩荫奏补制度等进行了研究（《中原文物》1期）。马智忠对南宋《胡纮墓志》进行了补释（《文物》9期）。张树军释读了陕西安康南宋王诚夫妇墓碑的碑文，对志主夫妇和其子王彦的身份进行了考证（《文博》2期）。
王策、周宇考证了辽代名臣刘六符和其子刘雨的墓志（《北京文博文丛》2期）。孙勐、胡传耸公布了辽代李熙墓志志文，并分析了辽代前期的职官设置情况（《北方文物》1期）。李俊义、张梦雪公布了《辽萧德顺墓志铭》的铭文，并考证了其家族世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孙勐考证了北京密云大唐庄出土的一合墓志，志主为辽代官员张晋卿（《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孙建权考释了金《孙即康坟祭文》暨辽《孙克构墓志铭》，并将其与北京市新街口豁口地区出土的“孙氏先茔残幢”相比对，指出二者应当出自同一人手笔（《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
王新英公布了金代时立爱家族成员时昌国的墓志铭，为金代早中期家族墓地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北方文物》1期）。刁丽伟、赵哲夫考释了黑龙江省宁安市出土的女真文残碑，为金代胡里改路辖区奥屯将军（猛安）的墓碑（《北方文物》1期）。王新英考释了刊刻于金大定十九年（1179）的《李抟墓志铭》（《学问》5期）。
李雨濛介绍了《大元故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太常礼仪院事田公墓志铭》，志主为元代官员田忠良（《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傅清音释读了西安碑林收藏的两方《元辅昌墓志》，一为砖志、一为石志，两者间隔35年（《文博》2期）。樊波考证了西安碑林收藏的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张翼墓志》，并借此证明了志文提及的《张令尹去思碑》即陕西高陵出土的金明昌五年（1194）《张翱碑》（《文博》4期）。邹虎、赵鹏翔公布了山东莘县近出元代左庭墓志资料，志主左庭曾奉诏增修汴京故相国寺，是相国寺在元代发展的重要材料（《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呼啸考释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高林墓志，志文涉及蒙宋之间在四川的多次战役（《四川文物》4期）。刘坤对河北宣化的元代潘泽神道碑进行了考证，其碑文为文学家姚燧所撰，并对神道碑出土位置及废弃时间加以推测（《文物春秋》3期）。
王三营、王庚公布了开封市采集的明代张述泉墓志的材料，志主与周王府存在姻亲关系（《华夏考古》3期）。孙媛考证了杭州萧山出土的《明故东垚处士赵公圹》墓志，志主为赵东垚，为明代萧山地区丧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东方博物》3期）。虞金永公布了南京淳化出土明代《梅母太孺人张氏墓志铭》的材料，志文的作者是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李东阳（《文物春秋》Z1期）。张丽芳公布了明代沁阳回族人买风妻马氏的墓志，是研究该地区回汉通婚、民族融合情况的基础资料（《洛阳考古》2期）。
（二）碑刻
程宇静对正定隆兴寺内的“惠演碑”“田锡碑”和“葛蘩碑”三通宋碑进行了考证（《文物春秋》2期）。李森公布了元代名臣张养浩碑文，碑阳面为张养浩署款的散曲和程文撰书的《遂闲堂记》，阴面为李泂撰书的《云庄先生张公画象赞》与题诗（《考古与文物》2期）。蔡春娟梳理了元代《涿州新建庙学记碑》和《涿州重修孔子庙碑》，修正了清代方志及金石记载的相关错误（《北方文物》2期）。李俊义等人调查了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全宁张氏先德碑铭》，系汉蒙文合璧碑刻（《北方文物》1期）。
孙华对重庆涪陵白鹤梁题刻的数量和字数进行了核查，订证了部分题刻年代和内容，并对水文题刻的枯水水位问题进行了研究（《考古学报》1期）。四川阆中石室观石窟发现了18幅摩崖题刻，其中11幅保存较好，可分为造像记、粧修记、藏经记、高道记、游记等类别，时代自隋唐至明清，是珍贵的道教活动史料（《四川文物》2期）。马垒重新释读了北京房山孔水洞金代摩崖题记（《北京文博文丛》3期）。
2016年度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内容涉及城市、墓葬、手工业、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等领域，会议成果多结集出版。其中《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内容包括了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扬州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相关研究、隋唐宋辽金元明时期城址和墓葬的相关发掘研究、城市建设与规划历史的相关研究等方面共计43篇论文。《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内容包括10至12世纪东亚地区都城和重要城址考古发现和研究、帝王陵和墓葬考古发现和研究、辽代其他重要考古发现与契丹辽文化研究等方面的32篇研究成果。《宋代五大名窑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主要反映了近年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对宋代汝窑（10篇）、官窑（7篇）、哥窑（2篇）、钧窑（12篇）和定窑（6篇）的瓷器产地、年代、胎釉原料、烧制工艺、釉色、釉质形成机理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涉及考古、器物等方面的人文科学研究和综合研究成果（7篇）。《故宫博物院八十八华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文章涉及了钧窑遗址调查及考古发掘，钧瓷的品种、始烧年代、科学检测及研究方法等问题（20篇）。《华安东溪窑学术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对福建华安东溪窑的遗址情况、窑业生产、瓷器特征、烧造工艺和海外贸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34篇）。广东省博物馆等编《“16至17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围绕沉船与水下考古、造船与航海、陶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物品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24篇）。
综上所述，2016年度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有较大程度的进展，在传统的重点研究领域如都城、制瓷业、墓葬等方面继续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一些以往关注较少的领域不论是在涉及的领域还是分布的地域上都有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考古学还应更加关注考古学自身的问题，如不同类型遗址的田野考古技术与方法，尤其是开展工作较多的领域；对于一些不同种类遗迹比较集中的区域，已经具备开展区域性整体研究的条件，如医巫闾山辽代遗迹，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帝陵，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出辽代对这个区域有总体的规划，充分利用了自然景观；在考古材料的阐释方面，如何使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进行互补，发挥这个时期考古材料的作用，尚有许多提升的空间。
（本文由《中国考古学会年鉴》编辑委员会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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