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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1-07

葛兆光:在“一国史”与“东亚史”之间 ——以13—16世纪东亚三个历史事件为例

提要

这篇文章选择13~16世纪发生在东北亚的三个历史事件,也就是“蒙古袭来”(1274,1281)、“应永之役”(1419)和“壬辰丁酉之役”(1592,1597),来讨论国别史与东亚史之间的差异。本文指出,如果仅仅站在一国历史的立场、角度和视野来观看发生在东亚的历史,会出现“死角”或“盲点”。因为,只有一个圆心(国家)的历史叙述,会使得历史有中心有边缘,中心虽然清晰,但边缘常常含糊甚至舍弃。其实,边缘的历史未必不重要,如果历史叙述有若干个圆心,形成多个历史圈,在这些历史圈的彼此交错中,就会有很多重叠,这些重叠的地方就会显示出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让我们重新观看历史。一国史可能会忽略这些边缘,而东亚史可以凸显几个历史圈边缘的交叉。

关键词:蒙古袭来 应永之役 壬辰丁酉之役 国史 东亚史

引言:东亚的三个历史事件

对于近世东亚史,特别是13世纪之后的历史,有一些事件对一国史的重要性不一定很大,但对于东亚史来说可能相当重要。

其中,我想选择三个事件进行讨论。第一个是“蒙古袭来”(1274,1281),第二个是“应永之役”(1419),第三个是“壬辰丁酉之役”(1592,1597)。由于这三个事件都涉及东亚中日韩三国历史,所以,观察作为一国史的国史著作如何描述它们,从中也许可以看出“国别史”与“东亚史”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发现,仅仅偏执于各国立场的书写,可能会出现一些历史的“死角”和“盲点”。

下面,我选择在中国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国史著作,如(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2)范文澜《中国通史》(后数册为蔡美彪等著)、(3)郭沫若《中国史纲》、(4)白寿彝《中国通史》,同时参考其他一些大陆、台湾、香港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通史著作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蒙古袭来”:蒙古时代对东亚诸国的不同影响

“蒙古袭来”或“文永、弘安之役”是日本的说法,它在日本历史上当然是第一等重大事件。川添昭二在《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中指出,尽管这一入侵事件最终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征服和殖民结果,但是,它使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形成了一个巨大阴影。所以,此后日本文献中反复出现有关的回忆、想象和描述。研究日本史的原胜郎、研究中国史的内藤湖南,这两位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学者也都认为,这一事件对于日本很重要,在他们分析中,这是日本文化独立的重要开端,从此日本以“神国”自居,有意识地发展自我文化,形成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并挣脱中国中心的“华夷秩序”。

而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的高丽,蒙古这一因素,在历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蒙古控制高丽的时代,不仅蒙古人侵略日本时,高丽就是前沿基地,而且蒙古帝国四边扩张中,要不断向高丽征兵,要求高丽为蒙古提供女子,并把耽罗作为蒙古养马的基地,而高丽则从蒙古迎娶后妃,人们用蒙古名字,官吏结蒙古辫发,甚至蒙古统治使整个国家的政治和风俗,都出现严重的“胡化”。因此在朝鲜史上,蒙古入侵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在中国历史著作中,由于蒙古/元朝被视为“本国”历史,因此这些事件往往被纳入“中外关系史”的章节中。由于这是“本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所以,虽然也承认这是对邻国“侵略”,但相当微妙的是:一方面,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会视蒙元为本国一个朝代,因而把蒙古与日本、高丽之间的这些事件,算在“中外关系”中,因而并不占据历史的过多比重;另一方面,却又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侵略和扩张,算在“蒙古帝国”的身上,似乎这只是由于蒙古人试图建立欧亚大帝国,才产生的扩张行为。

总的看来,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叙述中,占的位置很边缘,基本上只是“中外关系”领域中的一个不起眼的事件,大多只有简单的过程叙述,偶然有一些分析,甚至还出现过一些匪夷所思的说法。

“应永之役”:并不止是日朝之间的一个东亚史事件

所谓“应永外寇”(1419)也是日本的说法。14世纪下半叶,整个东亚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元明交替,蒙古帝国变成汉族王朝;高丽变成朝鲜,李成桂建立了新的朝鲜王朝并且得到大明帝国承认;日本的足利义满实现统一,结束了分裂状态,并且希望纳入明朝的朝贡体制。明朝初期特别是外部尚有蒙古,内部刚刚稳定的洪武一朝,也确立了比较妥协和保守的国际策略,列出若干“不征之国”,从而使东亚三国构成的“国际”开始一个新时代。

但是,永乐皇帝改变了洪武朝的保守策略,对安南用兵,对朝鲜施压。而李成桂与足利义满在1408年去世后,日朝双方政策也都有转变。继任的足利义持改变了其父之策略,他一反足利义满时代圆滑和妥协的外交方式,对朝鲜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但事与愿违,李朝太宗也是态度强硬的国王,1419年反而出现了朝鲜向日本的对马岛入侵,即日本所谓“应永外寇”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朝野巨大震撼。日本有人甚至觉得,这一事件就如同当年“蒙古再袭”,真是巨大的危机。为了防止朝鲜与大明联手,致使日本两面受敌,因此,不能不重新调整日本的外交姿态。这一年十二月,为了解决战争问题,日本派遣博多妙乐寺僧人无涯亮倪去朝鲜,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才算得到缓解。在我看来,这是东亚此后重建均衡国际格局的一个重大事件。

为什么说,这是东亚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事实上,这一巨变的背后隐隐约约是有明朝阴影的,朝鲜出兵毫无疑问是得到明朝支持,至少是默许的。当年,明太祖就向朝鲜使臣说,朝鲜立国的关键,是对付倭寇(“打紧是倭子”),建议朝鲜一方面采取海疆坚壁清野(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一方面干脆派军队围困日本占据的附近岛屿(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更改变明太祖的稳妥策略,对外逐渐强硬。由于收到朝鲜方面的屡次报告(“大修战舰,欲寇中国”),他对日本相当不满,甚至借口日本以朱元璋画像为箭靶,说出“发船万艘讨之”的威胁。显然,朝鲜敢于主动出兵侵占对马岛,与此有关,也与同一年(1419)六月明朝总兵刘江在辽东望海埚全歼登陆的倭寇这一事件有一定呼应关系。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情况,才使得日本警觉这一事件背后的明朝因素。

可见,日本与朝鲜在应永之乱后的彼此妥协,确实是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明朝最终趋向平衡,形成新的东亚国际格局的一大事件,可是,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历史著作中,这一事件都没有记载。那么,这一东亚史的大事件,为何在中国史叙述中缺席?很值得思考。

壬辰与丁酉:站在什么角度叙述?

“壬辰之役/文禄之役”(1592)和后来的“丁酉之役/庆长之役”(1597),比起主要发生在蒙日、日鲜那前两次事件来要大得多。由于东亚中日韩三国都倾全力直接卷入,战争一连数年,投入的兵力也相当大,其中各种变动,更牵动各国政局,因此,这场战事在三国文献中都留下了很多记载,后来的各种国史著作,也都有较详细的叙述。

不过,对同一场战事称呼就不同,韩国称之为“壬辰倭乱/丁酉倭乱”,日本称之为“文禄之役/庆长之役”,中国称之为“万历东征/抗倭援朝”,在称呼不同背后,其实,可以看到立场差异和角度差异。除了各国留下的文献记载有不同之外,现代历史叙述也各有不同。在中国历史著作中,把丰臣秀吉出兵,看做野心膨胀之后,试图建立东亚大帝国的一种“侵略”。这一点,在朝鲜和中国的历史书中当然没有问题,就连日本方面,也并不否认“侵略”。但是,在描述战争过程时,各自依据己方记载,站在各自立场,对同样的一个“壬辰之役”,这些记载往往有微妙的不同。比如,日本方面对于壬辰之役,会凸显明朝的妥协和日本的强硬。据说,日本提出实现和平的条件,包括(1)明朝皇帝女儿与天皇联姻,即类似“和亲”,(2)明朝向日本开放勘合贸易,(3)割让朝鲜南部等等。据说,只是由于急于讲和的小西行长当时没有正确传达这些意思,所以,才导致1596年自以为是的明朝派遣使者来,居高临下地册封“日本国王”,允许对明朝贡,这才引起丰臣秀吉大怒,发生第二次(1597—1598)战争;而中国方面的记载,则完全没有这些内容,相反,在中国通史著作中,只是强调丰臣秀吉在壬辰之役失败后,“野心不死,为了准备卷土重来,乃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退兵,以便展开新的进攻”,而明朝官员主张妥协,于是“堕入丰臣秀吉的阴谋之中,陷于被动地位”。

很明显,现代的一国历史著作,会为了(国家)自尊,强调各自希望强调的一面。就像中国的历史著作,就一方面会强调中国的支援对于挽救朝鲜命运的重要性,一方面会夸大明朝援军(包括朝鲜)对日本的胜利。

如果可以超越国家/王朝:克服视角的盲点

如果我们超越国家/王朝的立场,采取东亚史的视野,从东北亚整体的角度去重新看以上三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说,(1)蒙元入侵日本(以及将高丽作为“属国”),不仅引起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在文化上激活了各国的自我意识,使得东亚不再延续“以中国为中心”,逐渐改变政治上的朝贡或册封体制、文化上向汉唐宋中国学习和模仿的风气,开始出现政治上的自国中心主义和文化上的独立意识;(2)“应永之役”的发生以及解决,使得东亚三国之间,重建彼此平衡,因此奠定了东亚此后百余年,甚至数百年的国家关系与稳定状态。以朝鲜的“事大交邻”为轴心,一方面明鲜之间通过“朝天”维持朝贡体系的延续,一方面日鲜之间通过“通信”维持对等的国家外交。加上海陆两方面的往来贸易,明清中国、李朝朝鲜、藩府日本之间,除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那段时间外,大体维持着较长时间的平衡,在西人东来之前,建立了一个大体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而(3)“壬辰之役”与“丁酉之役”的发生,则使得这种稳定的东亚国际关系,受到激烈震荡,也埋下日后东亚政治与文化认同崩溃的伏笔。不过,在当时它很快平息,东亚世界又回到“壬辰/丁酉之役”之前所建立的国际格局中,正如前面所说,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西方坚船利炮进入东亚,把东亚拖进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之中。

可是,如果历史学家只是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视野只是限制在现代国家的国界之内,不考虑整个区域的互动与联系。那么,就像一开始我所说的,历史就会留下一些“死角”和“盲点”。我们看到,在中国史著作中,蒙元入侵日本和控制高丽,只是蒙古人/蒙元王朝的世界野心;朝鲜侵占对马,也只是邻国之间的纠纷;至于壬辰/丁酉之役,则说明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朝鲜的国际主义朋友,两国一起战胜了日本侵略军。可是,如果历史学家把这些话题,放在东亚史的视野中重新来看,会不会有新的认识呢?

结论:在交叉处重新发现历史

总之,从东亚史与国别史的差异中,我们看到历史叙述如果只有一个圆心(国家),始终会使得这一历史叙述有中心有边缘,中心往往清晰而边缘常常朦胧,如果历史学家仅仅聚焦中心,那么,边缘总是会被淡忘或者舍弃;我并不认为现在都应当趋向区域史或者全球史,也不认为国别史这种写法已经过时,在东亚诸国国家意识和国家立场还相当强的时代,这种追溯国家渊源与特征的历史写法仍然还有价值,问题只是国别史也应当具有超越国别的视野。如果历史叙述有若干个圆心,划出多个历史圈,在这些历史圈的彼此交错处,就会有很多重叠,东亚史也许可以是几个历史圈的交叉。前些年,我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其实,我也提倡“从周边看日本”、“从周边看韩国”和“从周边看蒙古”,最近,我更希望提倡撰写“亚洲背景中的中国史”。我希望在这些彼此交叉的“周边”重新观看历史,在放大了的“亚洲”背景中重新叙述历史,也许我们真的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我以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既要学会回到历史还没有被浇筑成形的时候(这里的“历史”指的是被书写出来的历史著作)去想象历史,也要学会超越国界(现代国家的国界只是后来形成的)在一个较大视野中去观察历史。如果只是站在今天的国家边界,逆向回溯古代彼此交错的历史,很容易形成固定或固执的“中心-边缘”历史构图,因而忽略“边缘”的存在,忘记这些“边缘”在当时可能就是“中心”。这样的历史叙述,容易因为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历史差异,形成历史评价的偏颇。

作者简介

葛兆光(1950—),男,原藉福建,生于上海。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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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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