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中古中国文献·历史与民族”学术讨论会于2018年10月13日到14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台湾中研院、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吴玉贵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辞。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致辞，并期待本次学术讨论会能从具体问题和个案来透视中古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邢义田教授作题为《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的报告。邢先生以“中原制造”为切入点，谈及中古或更早时期的中国与域外的交流接触和相互影响。他主要考察了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和西汉许多诸侯王墓出土的文物，这些文物都具有典型的斯基泰文化艺术造型，比如裂瓣纹银豆、熊以及翻转的马脚等，认为欧亚草原特色的艺术造型与中原本土的艺术设计有着深刻的联系。此外，邢先生尝试进行反向考察，提出外来艺术母题“在地化”的概念，即中原王朝在外销自己艺术形象的同时，可能也吸收和借鉴了外来的艺术母题，以丰富中原文化的艺术造型。
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作题为《吴何以亡——陆机〈辩亡论〉研究》的报告。戴教授认为陆机《辩亡论》一直被认为是效仿贾谊《过秦论》而作，但与贾谊站在汉初的立场批判秦的政治制度不同，陆机《辩亡论》则是以吴人的心态来检讨吴亡的原因——用人之失。戴教授提到陆机《辩亡论》的写作及定稿与其参与《晋书》的修纂、以及同时拟作《吴书》的计划基本同时，并通过对陆云与其兄陆机的三十余封书信进行研究，推测陆机《辩亡论》与其计划编写但未能卒成的《吴书》有密切的关系，是在当时大的修史背景下所撰吴何以兴衰的一篇总论性文章，也正由于这样的修史经历，才促使陆机全面系统地反思吴兴衰的历史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树峰教授带来《论汉晋户籍文书的判断标准》的报告。韩教授提到记载户口资料的文书叫作“户籍”，不过学界尚未形成对“户籍”的确切定义和一般性标准。报告第一部分，韩教授以许多户口资料被划作户籍为例，提出过去以记载户口材料和户口信息作为判断户籍文书的标准可能需要重新思考；第二部分，讨论并分析“籍”的概念较为广泛，并非“户籍”独有；第三部分，韩教授提出把标注户主作为判断户籍的标准，也即凡是户籍，首位成员必须标注户人或户主。但标注户主的，却未必一定是户籍。他认为此标准虽不足以帮助认定户籍文书，但增加这个标准，某些与户籍具有一定共性的非户籍文书将会被排除在户籍之外；第四部分，否定《口食簿》属于户籍，认为《口食簿》应是统计乡里应役户籍的册子，即用来统计需要应役的户数，并为官方人口统计提供凭证。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带来《统万城与统万突》的报告。报告首先以探讨“统万城”与“统万突”的关系为切入点，发现作为汉语词的“统万”（取“一统万国”意），其实是由非汉语的“统（吐）万突”转译而来。罗老师认为“统（吐）完”对应汉语的“万”，而“突”作为动词，表示“统”的意思被放在词尾。罗新老师提出从语言深度接触来理解族群接触和政治体接触，可以为研究古代东亚世界历史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罗丰教授作题为《北魏漆棺画中尹伯奇的故事》的报告。罗教授提到中国传统孝子故事中，父子矛盾冲突是一个重要的故事类型，而尹伯奇的故事是在父权支配下，反映出继母与假子（前妻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认为尹伯奇的孝行，一直作为冤假错案故事被提及，每个引用者都从自己理解的角度给予诠释，故事细节也随时代而逐渐丰满。伯奇的故事在唐以后从孝行故事中逐渐退出，不再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孝子榜样。换言之，北魏孝子故事中所记载的恶毒父母迫害孝子的故事，不再被社会主流思想所认可。儒家所提倡的孝行模式，在选择筛选某些特定故事的过程中被逐渐固化，“二十四孝”就是这种筛选的结果。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王小甫教授作题为《论宇文泰“汉化”及其成功机遇》的报告。王教授认为宇文泰的“关中化”作为汉化政策，是北族南徙内迁过程的继续，而其“取给一时”策略的成功，就在于顺应当时的社情民意，解决内迁北族生存生活、融入华夏社会问题的同时，冲击涤荡了“魏晋以来门第之政治社会制度风气”（陈寅恪先生语），推动了华夏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的演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爽教授带来《〈太平御览〉所引〈隋书〉比勘》的报告。陈教授通过对《太平御览》所引数百条《隋书》文字进行完整辑录，和今本《隋书》逐一比勘，并与《北史》、《通典》、《册府元龟》、《通志》等诸书對照，发现多条因失检《御览》而未能发现的讹误，检出多条涉及名物、史实等具有校刊价值的异文，辑出多条溢出今本《隋书》的文字。他认为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御览》书中大量引用的《隋书》内容，保存了早期写本的原始面貌，因而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大多以辑佚的方式利用《太平御览》，而对其中保存的正史的版本与史料价值估计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彦弘教授作《由“史源”说“本校”与“他校”——兼谈陈垣〈校勘学释例〉的局限》的报告。孟教授首先提到校勘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接近原貌的可靠、方便的文本，而不是解决古籍存在的所有问题。由此展开讨论校勘必须以版本为依据，并且要保证互校者出自同一史源，“本校”和“他校”也需以同源作为校勘的前提。接着讨论到陈垣先生据《元典章》这部公文汇编性质的“书”，而总结出的《校勘学释例》一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一，是所选《元典章》的底本不佳，其二是《元典章》作为公文资料汇编的特殊性，因其同出一源，故不存在是否“同源”的问题，认为用《元典章》总结概括出的“本校”和“他校”这样的校勘学原理，不能成为校勘的通则。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吴玉贵研究员作题为《〈新唐书·党项传〉释证》的报告。吴教授以《新唐书·党项传》为例，通过逐句对照《旧唐书》、《唐会要》、《通典》、《太平寰宇记》等诸书所载党项内容，发现《新唐书·党项传》在文字和行文结构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史料的选择上，虽如曾公亮《进唐书表》所言达到“事增於前，文省於旧”的标准，但在材料去取以及处理前后矛盾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肃宗末年到代宗时期是唐代史料较为缺失的一段，吴老师推测《新唐书·党项传》郭子仪平定党项的内容应当取自记录郭子仪事迹的《汾阳家传》，这些材料经过拼接处理以解决前后时间上的矛盾，但仍留下许多问题。
在圆桌讨论阶段，邢义田先生提到传世文献仍是历史研究的重心，对出土文献以及图像文献的处理应当谨慎，谈到韩树峰老师对“籍”和“户籍”概念的重新界定，认为这种做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葛兆光教授提出对中古史研究视角的重新认识和转换的问题：第一，在新出土文献未能改变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时，传世文献理应被重新重视；第二，中古史研究领域多关注“北方”，而“南方”所凸显文化、思想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尚未受到学界充分的关注；最后，葛老师还提出中国中古时期“写本时代”所反映的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需要更进一步的认识。
（陈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