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陆续入居澳门，开展对中国及远东地区的贸易。在此后400多年的中外贸易史上，澳门几度经历盛衰浮沉的变迁。 其中，最后一次变迁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基本奠定当代澳门的经济发展格局及其在中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近年，笔者等人在澳门基金会资助下，编译成《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一书（注：全书由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澳门基金会1998年12月出版。），书中辑录的拱北海关报告颇为清晰地展示出近代澳门贸易地位变迁的轨迹。兹依据相关资料，对此做一研讨。
一、古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成为欧洲最早集结力量、拓展东方远航贸易和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其间，葡萄牙人多次进扰中国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试图依仗其在海外扩张时惯用的武力手段，夺取在华立足点，结果却在明朝官府反击下迭遭失败。16世纪50年代下半叶，葡萄牙人放弃武力进犯的方式，改取谦卑态度与贿赂手段，终于得到明朝官府允许，进入并赁居澳门，从此将这个并不显眼的中国海岛渔港，逐渐经营为闻名遐迩的葡萄牙对华贸易基地和对远东贸易的中转港口。
明朝官府对海外贸易采取时禁时开的政策。1523年以后，全国只有广州可以接受外国商使朝贡贸易。澳门至广州的直线距离仅100 多 公里，水路船运内航可以直达广州及粤西南沿江、沿海各埠，外航可以径直放洋出海；陆路交通也有莲花茎石矶连接内地。交通的便利，使擅长进行商业贸易扩张的 葡萄牙商人获得发展空间。明朝官府不时严厉限制与禁止中国人出海贸易，恰给葡萄牙商人提供取而代之、充当中外贸易中介的商机。从1578年起，葡萄牙人获准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互市。他们因此可以合法地将华南盛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向欧亚各国。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在澳门经商的葡萄牙人建立起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等三条贸易航线，编织成为澳门为中转枢纽港、以里斯本为财富归宿地的国际大三角贸易网络。澳门因此成为名扬海外的国际贸易中转港。
资料表明，经由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向上述国际贸易网络输出的中国商品，主要是生丝、丝织品以及各种土特产品和矿产制品。经由澳门运入中国内地的主要是胡椒、檀香、象牙、白银等。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等外国商人从每年1月开始，向中国商人采购销往马尼拉、 印度和欧洲等地的货物；从6月开始采购销往日本的货物。 这样就可以在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时期用帆船乘风发运，在上述各地获取商品巨额利润。有学者统计，1580—1590年间，葡萄牙商人每年从澳门到果阿的生丝贸易中，赢利36万两银。1636年，该项贸易的年赢利增至72万两。1600年，从澳门运往长崎、果阿的23种商品中，利润率超过一倍的就有16种，其中棉花的利润率超过10倍之多（注：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223页。）。 在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中转贸易获取巨大利润与财富的同时，中国官商各界也从中分享到海外贸易的利益。据统计，1573—1644年的72年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商人在澳门贸易而输入澳门的白银达一亿元以上（注：《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8、179页。）。其中有相当部分流入中国内地，在广东、福建等地区作为流通货币使用，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17世纪40年代，以澳门为主要中转枢纽港的葡萄牙国际贸易航线趋向衰败。其原因是：（一）鉴于葡萄牙商人在对华贸易中长期偷漏船饷、货税，并且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走私贸易，从1631年开始，明朝广东官府不许葡萄牙人到广州参加定期集市贸易。1640年，明王朝正式禁止葡萄牙人到广州经商。其间虽然允许中国商人载货到澳门销售，但中、葡商人有来无往的单方面贸易严重限制与削弱了澳门在中外贸易中的中介地位。清朝初年一度厉行的“禁海”令与“迁海”令，更使澳门与内地的贸易联系雪上加霜。（二）1637—1639年底，日本德川幕府严厉禁止日本人与外国人交往通商，将葡萄牙人及其家属全部驱逐到澳门。澳门赖以繁盛的对日贸易因此中断。（三）1640年12月，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束缚而宣告独立。居留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和议事会随后发动政变，拘捕从马尼拉前来要求澳门效忠西班牙国王的使者，并将西班牙人驱逐出境。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因此断绝与澳门的通商联系，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的远洋贸易被迫中断。（四）1641年1月， 长期挑战葡萄牙海上贸易霸主地位的荷兰人终于击败葡萄牙守军，占领马六甲城及其要塞，随即封锁马六甲海峡。澳门—果阿—里斯本的远洋贸易随之中断。
于是，葡萄牙人在东亚的立足地仅余澳门一隅。在葡萄牙人赁居澳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澳门贸易地位首次严重跌落（注：参见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中译本。）。 1640 年成为古代澳门盛极而衰的转折年， 在澳门的中外居民从1555年的400人增至当年的4万人。可是，到1700年却只有4 900多人， 其中葡萄牙等外国人有900人，中国人为4 000多人（注：〔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小雨译，澳门基金会1995年中译本，第13、69页。）。澳门人口的增减，是其贸易地位盛衰变化的反映。
清朝初期，澳门贸易地位一度出现复兴的契机。1679年，康熙颁旨允准澳门葡萄牙人从陆路到广州贸易。1684年，又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清朝官府随即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正税总口，负责征收进口船只的船钞、货税，其中对葡萄牙商船实行低税则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日本允许中国、荷兰商船来往长崎，澳门葡萄牙商人可以借助中国商人，恢复曾经中断的澳门—长崎贸易。1688年，西班牙与葡萄牙重新修好，澳门—马尼拉贸易航线再度贯通，并且扩延到东南亚诸国。中国商人经由澳门往来南洋的贸易也有明显的发展。
然而，葡萄牙未能把握住机会，他们拒绝按照清政府规定，允许来华的外国商船入泊澳门，缴纳船钞，领取印照，致使西方商船径赴广州黄浦港，从而促使广州迅速上升为中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1757年起，广州成为全国惟一的通商口岸，澳门则失去曾经享有的中外贸易中转港的优势。此外，17世纪末18世纪初，澳门葡萄牙人发生内讧，而且长期卷入檀香木产地帝汶岛的战乱，使其元气大伤，以致于在荷兰、英国等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远东贸易新的竞争对手之时，仅能据澳门以自保，再也不能重温昔日将澳门经营为国际贸易中转枢纽港的旧梦。
从18世纪四五十年代起，澳门葡萄牙人的海外贸易再度陷入困境。澳门在中外贸易中的作用则有新的调整与定位，成为依附于广州的外港和来华外国商人及其眷属的临时居留地。1910年，美国学者马士写道：
葡 萄牙人的贸易衰落了，但澳门却繁盛起来，它在中国人的监督下，变成各国与广州间贸易的基地。一切进口船只都在那里雇佣引水和买办，它们也从那里决定出发的 方向。商人们在每季季末，都从广州商馆回到那里，并在那里等待下一季度的来临，使他们得以重新进入广州（注：〔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 三联书店1957年中译本，第50、51页。按：因清政府规定，外国商人在销售货物之后，必须随商船返国，不准在广州居留，所以他们在每年东北季候风结束时，都从广州迁往澳门居住，俟来年再到广州贸易。）。
二、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复兴
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推毁建立在中国闭关锁国政策基础上的“广州贸易体制”，随即将其侵占的香港岛辟为商埠，实施“自由港”政策。这一事件立即在澳门与葡萄牙引起连锁反应。
1843年，中英《南京条约》换文后不久，澳门葡萄牙当局就向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发出照会，提出企图享有与香港同等地位的七条要求。耆英等人坚持认为澳门是粤海关的“兼管口岸”，拒绝接受澳葡当局觊觎澳门主权的无理要求，只对涉及经济性的要求酌予让步。1845年11月，葡萄牙女王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允许各国商船到澳门自由贸易， 完全无视中国在澳门拥有的主权。 次年4 月， 亚马留（Jo āoFerreira do Amaral）就任澳门总督，随即在澳门实施践踏中国主权的自由港政策。1849年3月5日，他发布文告，声称澳门已经成为自由港，勒令中国海关停止在澳门征收关税。他率领士兵，钉闭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驱逐中国官员、丁役。从此，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从赁居转为强占。这一剧变迫使中国商民一度迁离澳门，澳门顿形萧条景象。
不过，澳葡当局从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的自由港政策，却促使澳门在其长期依存的“广州贸易体制”瓦解之后，迅速在新形成的东西方国际贸易网络中找到适宜自身发展的空间，成为粤西海岸及西江地区进出口贸易的首要中转港。粤海关税务司曾评述说：“葡萄牙人在1846年将澳门变成一个自由港，极大地推动了贸易发展。作为远离本国的一隅，澳门的贸易有很多特色。它既是在中国领土内的一个自治的自由港，又是一个几大类商品的非法贸易中心，并影响皇家的海关税收和其他税收。”“到 澳门的进口货物如鸦片、丝绸等，是从澳门中转到西海岸和西江地区的。出口的主要为苦力、茶叶和丝，大部分是从澳门周围农村走私到澳门的。而与西海岸地区的 贸易是最为重要的，大量的鸦片和外国丝从澳门用帆船运到电白、水东、海南和北海，再运回锡、东京丝、贵重药材、棕、茶等，并从海南运回丝、牛和槟榔子等。”（注：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在此前后，粤海关历年报告不时勾画出澳门贸易状况的新变化。水路交通方面，1867年广州与澳门间有12艘注册小船往来，其中4 艘定期载客往返，其余8艘“表面上装载适时水果到澳门市场， 但实际上是载运绑架来的苦力到澳门。”此时，广州与香港有28艘注册小船定期往返，每船每月3个航次，平均总载重量为3 360吨。1881年，来往广州、澳门之间的定期进口轮船共约航行289次，接近进口轮船总航次的28％。 同期来往广州、香港的定期班轮则有460航次，占进口轮船总航次的44.5％。1883年，来往广州、澳门的河轮进口275航次，其中有2 艘租用轮船。1884年减至166航次，其中仅有1艘租用轮船。丝、茶出口方面，与征收苛捐杂税的广州相比较，实施自由港政策的澳门对于经营出口业务的华商显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于是，各地生丝汇集澳门，然后用轮船运到香港，销往欧洲和美国。1871年，流入澳门的生丝约有5 892 担，价值235.68万元；1872年增至8 060担，价值322.4万元。大量生丝取道澳门出口，一度严重干扰广州口岸的贸易，广东官府不得不多方防范生丝走私，同时减征不合理的厘金，到1874年才使广州的生丝出口恢复正常。同样，对广州而言，“澳门是茶叶出口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1871年，澳门用轮船运往香港的茶叶有14 511担，价值392 877元；1872年增至24 972担，价值686 730元。此外，1871年，澳门用远洋轮船直接运到欧洲的茶叶有19 299担，价值443 877 元； 1872年增至21927担， 价值504 321元。直到1884年，“由于自澳门出口经常能卖得好价”，华商仍然将茶叶从广州运往澳门出口，致使广州茶叶贸易逐年减少（注：《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43、255、283、76、79、95、286页。 ）。虽然近代广州的出口贸易量仍然大于澳门，可是澳门已经不再是依附于广州的外港，它对广州贸易的分流与竞争已经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苦力及鸦片贸易继续在澳门贸易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澳门的苦力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16世纪初，首批来华的一些葡萄牙人就曾将中国人绑架、贩卖到印度及欧洲，充当奴隶。19世纪50年代初，澳门与香港、汕头成为华南地区苦力贸易的主要集散地。1856年，澳葡当局为了管理当地日趋繁盛的苦力贸易，制定详尽的规章制度。同年，以“招工”为名，诱胁内地贫民出洋充当苦力的澳门“巴拉坑”（猪仔馆）有5间，1872年增至300间。在此期间，每年经由澳门出洋的华工苦力都有一二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贩运到古巴、秘鲁等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国家。1865年，经由澳门出洋的华工有24 343人，其中前往古巴的有15 767人，前往秘鲁的有7 681 人（注：《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25页。）。由于香港、汕头的苦力贸易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于是“葡萄牙人抓住机会，把澳门发展成为苦力贸易的中心。”（注：参见〔澳〕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粟明鲜、贺跃夫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中译本，第51—52页。）据1891年拱北关税务司估计，1850—1875年的25年间，“澳门大约贩运50万华人出洋，获得巨大的暴利”（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笔者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26页。）。而直到19世纪末，澳门居住人口一直不足8万人。鸦片贸易方面，当时广东的鸦片进口共有5个口岸：香港、澳门、广州、汕头及海口。由于洋船运输鸦片需要在港、澳、穗三地缴纳关税，大量的鸦片便通过便通过华船走私进口。当时，澳门是华船的重要货运点，从香港走私进口的鸦片就有不少取道澳门，通过华船分流到粤西海岸及西江各埠。据当时香港商会等统计，1876年香港销往“外国口岸”（主要是澳门）的鸦片有1 839箱。其中， 估计在澳门本地消费400—500箱，其余则多走私到内地（注：转引自《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143、144、146页。）。 另据澳门理船厅（Harbour Master）报告， 1882 年经由澳门输入华南内地的鸦片总值为3597 029元，其中报关船运为1 633 952元，秘密走私约1 963 077 元（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汇编》，第27页。）。二者几乎各占其半，而以走私稍多，从中可以窥测澳门鸦片贸易的概况。近代澳门在苦力及鸦片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固然迅速提升其在近代的贸易地位，但也因此滋长畸形发展与再度衰落的隐患。
在此期间，清朝广东官府为了分享港澳地区对内地的鸦片贸易利润，长期在港澳口外水域设立常关税卡，征收低于海关税率的厘金。这一举措也有助于提升澳门的贸易地位。1868年7月1日，两广总督瑞麟经与英国驻广州领事布鲁克·罗伯逊（Brooke Robertson）商议，宣布在新安县的汲水门、佛头洲、九龙寨（后增加长洲）以及香山县的凼仔、过路湾（后改为拱北湾和前山）等处，设立常关税卡，驻泊炮船，向来自港澳地区的华船所载鸦片征收厘金，从而造成持续18年之久的所谓“封锁香港（Blockade of Hong Kong）”事件。 这些常关税卡只对过关鸦片征收每箱16两银，较诸征收每担30两银的海关税率为低，容易为原先设法避税的走私华船所接受，致使粤海关税务司的收入顿减。1872年，直接面对澳门的拱北常关迁往更为靠近澳门出入航道的马溜洲岛，并于次年向所有过往货物征收税费。在此缴纳较低税费之后，可以在终点减征四成的洋货关税，其结果是“促使澳门成为粤西海岸贸易之汇集地”（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汇编》，第3页。）。
1886年，在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人的斡旋下，“封锁香港”事件获得解决。作为这一结局的连带效应，根据1887年3 月达成的“中葡里斯本草约”，同年4月2日，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在毗邻澳门的对面山拱北湾设立拱北关，派驻税务司，开关征税。与同时开关征税的九龙关一样，拱北关只向来自港澳与外洋的华船征收洋药税厘，两关成为分别面向港澳地区的特殊的中国海关。
同年12月1日，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及其附约在北京签署。 条约正式承认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并规定“未经大清国首肯”，葡萄牙“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这是葡萄牙人赁居与占领澳门以来，中葡两国首次签署的商定澳门地位、中葡关系与通商贸易等事项的条约。它使持续三百多年的葡萄牙人进入、赁居与最终占领中国领土澳门的历史进程，以两国条约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葡萄牙人从此在“法理”上取得“永居管理澳门”的地位；清政府则继续将澳门作为中国国内的特殊港口，予以国内港口的优待。这在当时属于振兴澳门贸易的好消息。1889年11月12日，由澳门总督指定、并有澳门市政议员及华商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在澳门《本省公报》（Boletin da Provincia）上发表调查澳门商业状况的报告，肯定拱北设关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对促进澳门贸易的作用，称：“1888年 间澳门贸易得以改进的值得注意的原因是：一、中葡条约的结果确定澳门的政治地位，华商获得信心，因而能够吸引资金，增进贸易；二、中国海关税务司宽待澳门 华商，免除贸易重税，给予特许经营，这就大大促进贸易的发展。澳门华商的证词和委员会成员对本地商业调查的实际经历都证明，仅此上述两点就可以解释1888年出现的商业进展。”（注：转引自《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汇编》，第8页。）
拱北关设关后的贸易报告证实了上述结论。兹将该关记录的1887年至1891年间的主要贸易数据列表如下（注：根据1887—1891年的历年《拱北口华洋贸易论略》及《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整理，其中1887年仅为4—12月的统计数据，1888年则为全年统计数据。1888 年的出入口船只统计数字中，包括上年未计入的港澳华船1 299艘。 表内的贸易货值均为华船贸易的报关值，轮船（当时称为“洋船”）贸易额不在拱北关统计之列。）。
项目 出入口 华澳间贸易 港澳间华船
年度 船只 货值(关平银两) 贸易(关平银两)
1887 8032 5000000
1888 18419 8508975 3474415
1889 23768 9087487 3699597
1890 24200 10358659 3673659
1891 19600 9994221 3676557
项目 鸦片入口 本关税课
年度 (箱) (银两)
1887 850
1888 1500 408942
1889 1676 425464
1890 2090 463709
1891 1881 463540
从表中可以看出，拱北设关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促使澳门贸易再上一个台阶，稳居粤西海岸及西江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中心的地位。其间，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即当时所谓“华澳间贸易”），主要是澳门与广州府、肇庆府、高州府、雷州府、琼州府（海南）、廉州府等地的华船贸易。所谓“华船”，又称“民船”，一般指华人拥有的传统木船、帆船。19世纪80年代后期，华人一度在西江航道上使用脚踏船尾驱动轮使之航行的“车船”，并开始使用蒸汽拖轮牵拉木船船队。这两种属于“华船”的较为先进的航运方式随即应用在澳门与内地的航线上，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由于广州府与肇庆府可以沿西江航道直达澳门，高、廉、雷、琼等所谓“下四府”则有粤西沿海航路与澳门相连，无形中便形成通过澳门与外洋贸易衔接的相对成型的经济圈。于是，澳门虽然“既非生产中心，又非消费中心”（1888年拱北关税务司语），但它却以自由港政策以及居澳华、葡商人的经营热情，迅速成为汇聚粤西海岸及西江流域经济圈（以下简称“粤西南经济圈”）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商业中心”（1892年拱北关税务司语）。
1896 年以后， 澳门与粤西南经济圈的历年华船贸易报关货值增至1 200万两（关平银，下同）以上。1921年， 因原来从广州进口的棉纱等货物大量改由拱北关进口，致使该关与内地的华船贸易报关货值猛升至3 000万两；1922年至1928年间，每年则大都稳定在2 000万两以上。其中，澳门与内地贸易一般约占六成以上，可见该项贸易始终在上升。不过，港澳间的华船贸易进入20世纪以后则呈明显下降趋势，1909年的贸易货值跌破100万两，1917年降至74万两。 这是香港与粤西南地区的轮船贸易发展之后，不再需要较多的华船运载货物取道澳门中转运输的结果。
此时，历史悠久的澳门渔业也有长足的进步，以致获得“中国的第二产鱼港”的美誉。渔业自古以来就是居澳华人赖以谋生的传统行业，近代澳门实施自由港政策，同样有利于渔业的发展。1912—1921年间，“大约有一千八百艘澳门渔船从事渔业，船员及在岸上从事相关贸易的男女人员约四万人。本十年间，从澳门出口的鱼类总值平均每年超过三百万元。”其中，每年用轮船运往广州、香港的海鱼大约价值40万元；其余的海鱼主要销往广东内地。澳门近代渔产品畅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那里能够买到价格低廉的进口洋盐，每担盐仅售一元，中国的官盐每担售价则为三元半”。用洋盐腌制海鱼，成本较低。澳门渔船的平均捕鱼量约为120担，货值2 000元（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95—96页。）。这在当时属于较高水平。
为内地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业和近代企业在澳门也有相应的发展。早在1881—1884年间，侨商陈启源一度将其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迁至澳门，改名和昌缫丝厂， 此事或为澳门有机器缫丝厂之始。 1887年，澳门共有3家使用蒸汽机为动力的缫丝厂。不过， 其中一间缫丝厂因恶臭殃及附近住家，当年被澳门政府关闭。1912—1921年间，华商在澳门开设的纺织厂共有9家，利用日本或上海出产的本色纱、 染色纱进行生产，然后销售内地。其中，容穆堂规模最大，拥有100 部外国马达织机，工人约350人，日产各色袜350打。 其次为东亚织布厂， 有200架较先进的土织机，工人约180人，日产各类布约100匹。 澳门的沿海渔业及华船运输业向来颇为繁盛，木船修造业也随之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初，澳门有9家造船工场，凼仔有2家造船工场。在拱北一侧的湾仔与银坑，则共有18家大型造船工场和20家小型造船工场。它们原先大多设在澳门，因为内港淤塞而迁往拱北。为了吸引这些工场迁回澳门，澳葡当局特地在青洲附近与澳门半岛东面兴建华船避风港及泊碇工程，并已取得进展（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100页。）。澳门近代企业中， 较为著名的还有生产水泥的青洲英泥公司（注：参见《中华民国四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华民国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民国二十二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拱北关部分）》、《民国二十四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拱北关部分）》， 《汇编》， 第205、302、322、334、375、377页。）。此外，还有若干制作炮竹（爆竹）、神香、茶叶的工场以及簸米和将鸦片炼制为“洋药丸”（熟膏）的工场等，其经营情况与澳门进出口贸易的盛衰演变紧密相连。
三、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下降
19世纪中后期，澳门从先前依附于“广州贸易体制”的外港地位，跃升为综揽粤西南经济圈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中心，从而达到其近代贸易地位演进的辉煌顶点。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新的竞争对手相继崛起，加上澳葡当局的管治失措，澳门贸易地位重蹈由盛而衰的覆辙。
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实施“自由港”政策以后，澳门长期享有的西方商人对华贸易的优势由于受到香港的挑战而逐渐消失。19世纪60年代起，香港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华南进出口货物的分配中心（注：Eitel, E. J.,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59.）。此时，港澳地区虽然同为“自由港”， 可是香港拥有的天然深水港的地理位置以及英国殖民资本主义的进取方略，最终制约着港澳间的贸易格局，使之主要表现为香港向澳门运销包括鸦片在内的外国洋 货，澳门向香港运销中国土货，前者的贸易货值一般都大于后者。在这一贸易格局中，澳门实际上充当着为香港向内地采购土特产品与转销外国商品的被动角色，“俨然一香港货物趸栈”（注：《光绪三十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汇编》，第232页。）。而且， 随着粤西南经济圈被迫逐渐对外开放，以及轮船运输业的发展普及，粤西南各埠陆续改以香港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中转枢纽，从而进一步加速香港地位的崛起与澳门地位的下降。1876年和1877年，琼州和北海相继开放为通商口岸，“加上由于安全、快捷的轮船取代慢速、笨拙的木船，致使西海岸贸易中的可观部分转往香港，澳门在西海岸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受到沉重打击”，“所有利权，约十之五六归于香港大埠”。1897年西江开放，允许外国轮船航行，西江沿岸的三水、梧州、江门各埠先后开放为通商口岸，“促使曾经是澳门货物销售地的江门、陈村及顺德等较大的销售中心，转而向香港和省城进货。澳门商民试图依靠往来该地至三水之间的两艘葡萄牙水型轮船，来维护此项贸易，但成效甚微”。1899年11月法国强行租借广州湾之后，“以往澳门与该国的贸易现已集中到香港”，“香港开往广州湾的载货轮船数则逐渐增加，此类轮船正在逐渐夺走华船的载货业务，因为悬挂外国旗可以免交华船无法免交的各种税费”（注：引自《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光绪二十三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26、48、 72 页。 ）。 鉴于这种状况， 拱北关税务司贺璧理（Alfred E.Hippisley）在19世纪末就警告说：“香港的持续富裕及其商业重要性的不断加强，肯定会令其逐年成为澳门的强大竞争者，并且把商业贸易从拱北吸引到九龙。”在 港澳竞争中，四通八达的轮船运输显然有助于香港获取澳门一度主宰的粤西南经济圈的进出口贸易，最终迫使澳门只能利用华船运输成本低廉、吃水较浅的特点，维 持与邻近地区如水东、电白、阳江、广海、新宁、香山、石岐等地的较小范围的进出口贸易，不再占有粤西南经济圈进出口贸易的主要份额。到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广东公路建设与汽车交通的发展，“运销珠江口各处之货物率多摒弃民船，改由汽车及其他非海关管辖之水陆途径输入”（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民国二十二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拱北关部分》，《汇编》，第26、375页。）， 澳门作为粤西南进出口贸易中转港的作用进一步衰减。
近代澳门贸易还遇到西江流域后起竞争对手的牵制。其中，江门开埠对澳门贸易的分流作用最为明显。江门位于西江左岸，原属广东新会县，距离澳门仅45英里。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等“下四府”的货物在运抵澳门之前，也可进泊江门。由于江门商务发达，银号资本较为丰厚，货物“入口时，即有该口银号估计货值，预行垫支银两，以济其用。若运至澳门，必俟将货卖出，始可得银”，因此江门逐渐成为“下四府货物总汇之区”（注：《光绪十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汇编》，第145页。）。1897年西江开放，轮船可以从香港直航江门。 1904年，江门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这一切都使得江门可以利用轮船运输，直接与香港进行进出口贸易。江门作为粤西南经济圈的重镇，倒戈转向势如后院起火， 严重缩减近代澳门贸易赖以复兴的发展空间。 《1902至191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写道：“列入本关统计的棉布与绒布进口，从1897年西江开放起便呈减少之势，1904年江门开埠更使其剧减。要评估这一剧减势头，可以注意如下数据：1892年，棉布与绒布进口分别为359 366匹与14 495匹，1911年不过有45 166匹与2 608匹。”面对江门在新兴的轮船贸易中崛起，港口淤浅的澳门只能以蒸汽拖轮牵拉华船航运的改良方式，“使得华船贸易得以和江门的轮船贸易抗衡”。然而，轮船优胜于木船的时代进步，使得江门分享澳门进出口贸易的趋势势不可挡。20世纪20年代以后，江门已与广州、香港、澳门四埠“同为珠江流域贸易转运枢纽”。1931年元旦，广东政府规定，“所有经由内地运销外洋之货物，均须报经粤海及江门二关出口，拱北关出口贸易遂告式微”（注：《1902至191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79、111、114页。）。澳门不再享有粤西南经济圈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中心的地位。
香港的崛起与江门的分流，构成近代澳门贸易地位下降的外因。导致澳门贸易地位下降的内因，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苦力贸易与鸦片贸易相继衰竭，导致畸形发展的近代澳门贸易出现的难以替代的缺失，不可能再对粤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9世纪50年代中叶，澳门取代香港而成为华南苦力贸易的中心。在中外人士反对苦力贸易的舆论压力下，葡萄牙政府和澳门政府决定从1874年3月27日起，禁止在澳门贩运苦力出洋， 并且宣布“如果贩运苦力的副代理人（拐子手）仍继续操持此业，他们将被宣布为游民，这也意味着有把他们遣返回国的可能性”（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6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0页。）。 禁止苦力贸易一度给澳门畸形的社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以致1874年竟被称为澳门的“灾难年”。为了“招徕商旅”，重振澳门远洋贸易， 澳葡当局竟试图重操旧业， 在1899年着手设立轮船公司时，决定开通来往葡萄牙与墨西哥的两条远洋航线，其中墨西哥航线主要用于运送华工，到该国修建铁路。 1890 —1893年，有4艘德国轮船抵澳，共装运华工2 000多人出洋（注：光绪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汇编》， 第143、156、162页。）。 鸦片贸易同样是近代澳门“招徕商旅”的特种行业，并且构成主导近代粤西南地区进出口贸易链的重要环节。然而，“根据1911年5月的中英协定， 先前视为合法的在华洋药贸易与洋药种植，都将从1917年12月31日起终止”。民国成立后，鸦片贸易逐渐为世人所不齿。据拱北关报告：“1912年，该项进口减少近半。次年再减一半，与此同时洋药丸价格则增加一倍。1914年，洋药进口只有51 箱。 1915年减至十担。嗣后再无洋药经由本关进口。”虽然澳门流向内地的鸦片走私活动没有停止，澳葡当局也依然允许在澳门吸食鸦片，并且将出售鸦片专卖权作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98页。），可是民国初年以后，鸦片贸易毕竟失去先前维系澳门与粤西南地区的经济交往的重要作用。
其次，澳门航道逐年淤浅，港口工程与商业设施落后，澳葡当局举措惰滞，致使澳门难以长期发挥吸引和凝聚粤西南经济圈进出口贸易的中转港功能。澳门位于珠江与西江的出海口附近，属于适宜帆船泊靠的浅海潮汐港，不利于发展吃水深、载重量大的轮船贸易。早在1891年底就预言澳门贸易地位行将衰落的拱北关税务司贺璧理指出：“珠江及西江河水带来大量淤泥，致使位于两江出口处的澳门港口迅速淤塞，或许是导致澳门商业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澳门官方多次吁请葡国政府准许动用现有基金疏浚港湾，但至今未奏成效。”而且，迄至19世纪末，号称“自由港”的澳门仍然没有创办银行和保税货仓等商业金融设施，而香港则从19世纪40年代中叶开始就创办有这类设施，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1871年香港货栈公司开办公共货仓业务，这一切都反衬出澳葡当局在经营澳门“自由港”方面无所作为。贺璧理因此疾呼：“澳门想要维持其重要港口的地位，葡萄牙当局首先要从漠不关心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允许澳门疏浚港口。然后，更重要的是兴建保税货仓……这样银行才会提供所需的预付款， 加快航运贸易。 ”（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汇编》，第28页。）但这一呼吁未能唤醒澳葡当局的“昏睡”。18年之后，即到1908年，才有资料表明澳葡当局终于开始筹措疏浚港口，却仍然议而不决。直到1911年初夏，澳门政府才进行“改进周围水路的惟一行动”，与香港一家工程商行签订合约，疏浚进入澳门港口的一条航道。1920年1月， 澳门政府开始实施兴建人工外港的“雄心勃勃的工程”。计划耗资1 200万元， 由里斯本政府提供担保；准备“兴建一道南面防波堤”，“一道东面防波堤”。这两道防波堤可供22英尺的船只靠泊。此外，还计划从东南挖浚一条“运河航道”，“连接澳门盆湾，通向深水区”，并修建大码头、堤岸和船只下水设施等。整个计划预期8年完成。然而， 拱北关税务司却发现这一计划存在治标不治本的致命缺陷，即“将大笔款项花费在河口港工程的计划上，却不考虑对河口自身的保护”。实际上，澳门面临的“不仅仅是锚地淤浅的问题”，更有当地“方圆数英里的全部河床，正以每年几英寸的速度升高”的困境。由于西江和珠江“河水从东、西两边流经本地，已成强弩之末，汇入大海时流速减缓，淤泥便沉积下来。众多的群岛、密集的渔桩、人工养蚝设施以及其他阻碍物，都造成淤塞”，因此澳门港口工程必须与河口保护一起进行综合治理。拱北关税务司认为，疏浚计划“没有谋求中国政府或者当地衙门的合作，或许是件遗憾的事情”（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100、101页。）。其后的结果表明，澳葡当局反复筹划的疏浚港口工程与市政建设计划，始终落后于西江开放后的粤西南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西江河沙淤塞澳门港口的速度，澳门贸易地位的下降自属难免。
在导致近代澳门贸易地位下降的各项内因当中，最不引人注意却又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澳葡当局呆板惰滞的治澳作风，压制着自由竞争的“贸易之魂”，使得进入近代的澳门贸易仍然局限在包税专卖制度的窠臼之中，以致始终未能借助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精神，焕发出飞跃发展的竞争活力。包税专卖是近代澳葡当局为了保证财政收入而实施的制度。1892年，经葡萄牙政府批准，澳门政府开始对当地华人饮用的“料半”廉价米酒实行包税专卖，此后陆续对各类生活用品及赢利行业推行包税专卖制度。20世纪初以后，澳门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专营权的包税款”，鸦片专营、赌博专营、彩票专营成为“三项主要的包税专营项目”（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103页。）。澳门包税专卖制开始实施之时， 拱北关税务司曾评论说：“专卖制度肯定增加澳门的生活支出，压制竞争这一贸易之魂；但它们带来官府需要的收入，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改进房屋及道路卫生等，因此这种制度还是有些好处的。”（注：《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41页。）后来的历史却证明，压制自由竞争这一“贸易之魂”的专卖制度给澳门造成的其实是弊大于利。1892年5 月澳门开始对“料半”米酒实行包税专卖后，酒价平均增加16％，结果激起澳门华人商铺大罢市，声势之大，“为澳门开埠三百多年来所未有”。澳门政府被迫撤换原由香港商人担任的该项包税商，改由“一显要葡人”专营。此后，澳门对各类商品陆续实施的包税专卖制度，几乎都严重损害该项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例如：“1894年澳门实行煤油专卖，使得华船的进出口货运量剧减，严重损害澳门的繁荣，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复元。”同年因火药招商缴饷承办，“价贵于往昔不止十分之一，各工获利较少，相率去而之他，即发卖爆竹之巨店亦迁往内地”。（注：《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光绪二十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二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汇编》，第41、169页。）澳门政府坚持推行包税专卖制度， 是因为据此可以坐享包税商的赢利。以包税价格最高的鸦片专卖为例，1913年的专营权价格为每年1 056 666元，1918年跃升到6 667 000元，1921 年后降至3002 000元。仅仅相隔8年时间， 澳门政府的“洋药”包税收入就增加2倍以上。可是，各项包税专营的上缴税费当中，却只有1 ％划归专管市政建设的澳门市政厅（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98页。）。包税专卖制度之“利”，归于包税商与澳葡当局；其弊则压制本地的商业竞争，不断削减澳门贸易的对外吸引力与竞争力。贸易既非完全自由，港口设施又不能与时俱进，自诩为“自由港”的澳门势必在近代贸易的竞争中，落伍于蒸蒸日上的香港。香港的崛起与澳门地位的下降，是英国与葡萄牙为代表的新、老殖民资本主义制度在远东霸权地位交相更替的具体反映。
当近代澳门从粤西南经济圈的商业中心地位滑落下来的时候，它因缘际会地捕捉到新的发财之道——博彩业，澳葡当局因此又增加新的包税收入。澳门的赌博业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40年代便有“赌馆林立”的景象。1875年，广东官府禁止在该省利用科举考试进行“闱姓”赌博活动，遂使澳门得以开设“闱姓”彩票，专擅其利。为了获得该项博彩的特许经营，澳门每年上缴葡萄牙的财政款项达353 000元。1885年， 广东官府一度开放赌禁，“澳门垄断‘闱姓’博彩的地位被废除”，当年上缴葡萄牙的财政款项大幅减至36 000元（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汇编》，第26页。）。1912年起，澳门政府首次对经营番摊的赌博业进行招商开投，包税经营。专营期限由当年7 月至1916年止，每年缴税603 000元。1916年7月1日起进行第二次开投， “出价最高者多系鸦烟公司中人”，包税额增至1 286 666元。 当时澳门番摊、赌馆共有24间。1918年，由于广州开赌，澳门赌馆立即减至8间， 承包商“获利无几，即禀请政府将合同取销”。当年澳门政府重新招商承办，为期5年，每年认缴饷银减至52 万元（注：《中华民国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汇编》，第318页。）。显然， 澳门赌博业的盛衰，与广东是否禁赌密切相关。彩票方面，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澳门彩票逐渐形成白鸽票、山票、铺票三大类。 其中， 铺票自1909年起招商专卖，为期5年，每年缴费仅15 000元。1914年后， 每年缴费剧增至582 000元。1915年至1916 年间， 每年缴费减为8 万多元。1917年，进行为期5年的新一轮招商承办，每年缴费增至213 600 元。 1922年起，5年内每年缴费576 600元。白鸽票与山票的专卖始于1912年，每年缴费372 000元。1915年后，改为每年缴费12 万至38 万元不等。1920年起，年缴12万元，为期5年。合计澳门政府在1922 年间获取三大类彩票与赌博业的专营收入，共达1 216 000元。 如果加上当年的鸦片专营收入，就共有400多万元。 联系到当年内地出口澳门的土货贸易货值也只有关平银424万多两（注：《1912至1921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中华民国十一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汇编》， 第103—104、339页。），澳门政府从鸦片业与博彩业专营中分享的显然属于巨额利润。尽管这些利润不能挽回澳门贸易地位下降的颓势，却构成失去“商业中心”地位之后的主要经济支柱。1946年6 月澳门政府正式宣布禁绝鸦片之后，博彩业进而发展成为澳门独特的支柱行业。
虽然古代的澳门曾经是葡萄牙人经营的国际大三角贸易的中转枢纽港，晚清的澳门也曾充当中国惟一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港，这一切却都是生产力不发达、商品经济不发展以及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结果。19世纪40年 代以后，澳门利用列强侵华造成中国社会巨大变动的情势，迅速成为粤西南经济圈的商业中心与进出口贸易的首要中转港。然而，周边地区的竞争，轮船、汽车等近 代交通工具的进步，以及澳门自身的缺陷，却导致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再度滑落。它促使澳门在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中重新定位，谋求新的发展之路。因此，今人可 以从相关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尽管近代澳门贸易在重新组合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减少到不再显赫的地步，可是它的绝对值却在稳步增长，澳门的 城市建设、交通港口设施、文教卫生条件也不断有所改善。近代澳门的历史变迁，为现代澳门逐步成为以博彩业闻名于世同时兼顾毗邻地区进出口贸易的港口城市， 奠定了基本的发展格局与物质基础。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莫世祥，1952年生，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