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代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开启了航海活动和海洋知识积累的新时代。宋人通过海商群体、航海使节和僧侣、历代典籍等途径获得海洋知识，其中海商群体是第一手海洋知识的主要来源。海洋知识通过口耳相传、航海使节和僧侣、礼宾机构及沿边官员的记录等方式传播，使宋人构建出动态、险恶、奇异而充满财富和商机的海洋意象，反映了宋人敬畏海洋、生财取利、华夷有别的海洋观念。宋人对东海和南海地区诸国地理方位已有基本确准的认识，对印度洋及其以西也有大致清晰的了解。出于不同的视角和目的，宋人对海洋知识的选择和海洋意象的构建也存在差异。
关 键 词：宋代 海洋知识
宋代国家实行积极鼓励和相对开放的海上贸易政策，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海洋活动空前频繁，与之相伴，宋人的海洋知识空前丰富，海洋观念出现若干新变。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认识海洋世界的历史上，宋代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宋人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取海洋知识？海洋知识如何传播？宋人观念中的海洋世界，即其构建的海洋意象是怎样的形态？这是以往学者缺乏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考察。
一、宋代海洋知识的来源与传播
(一)宋代海洋知识的来源
本文讨论的海洋知识包括海洋自然知识(潮汐、风讯、洋流、地理等)；技术知识(航行技术、导航技术、航路等)和人文知识(风俗、信仰、政情、商情等)三个方面。所言海洋世界包括作为地理空间的水域世界和处于其中的人类及其居地。对于宋代人而言，海洋知识主要来源有商人群体、航海使节和僧侣、史籍所载传统海洋知识三个途径。
商人群体(包括舟师、水手)是第一手海洋知识的主要来源。商人群体是最直接和最经常的海洋活动实践者。很多海洋知识的获得，特别是技术性知识，需要长期实践积累。掌握上述知识最丰富的人应该是船中的舟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无雨，凡有雨则近山矣”①。“舟师观海洋中日出日入则知阴阳，验云气则知风色逆顺，毫发无差。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涛拍岸则知次日当起南风。见电光则云夏风对闪。如此之类，略无少差。相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有鱼所聚必多礁石，盖石中多藻苔，则鱼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谓之大汛等日分，此两日若风雨不当，则知一旬之内多有风雨。凡测水之时必视其底，知是何等泥沙，所以知近山有港”②。上述说到了宋代常用的几种导航方法：指南针导航、牵星术、地表目标定位、水情定位。日僧成寻所乘宋船即是观察星宿以“知方角”，并“令人登桅，令见山岛”，以航路沿线山岛定位，还垂铅绳探查海水深度，结合海底物质(“日本海深五十寻，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寻，底无石，有泥土”)判断位置，使用了除指南针以外的三种导航方式③。徐兢出使高丽时已使用指南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同时也使用了上述另三种导航方法：星宿导航，“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地表目标定位，徐兢记录了沿线标识航路的主要岛屿；铅锤探查，即“用铅锤时其深浅”，还根据海水颜色(即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等)定位④。这些知识必定只有商人群体中世代口耳相传及反复航海验证才能获得，海商群体才是这些第一手海洋知识，包括技术、自然和人文知识的主要提供者。
航海使节和僧侣也提供了部分第一手海洋知识，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同船商人群体。接待海外诸国使节的宋朝礼宾官员的职责之一就是向其了解其国信息，“图其衣冠，书其山川风俗”⑤。如鸿胪寺就有此职责：“外夷朝贡，并令询问国邑、风俗、道途远近，及图画衣冠、人物两本，一进内，一送史馆。”⑥皇帝接见使节时也常询问境外信息。宋太宗曾向大食国使节询问其国位置及山泽所出⑦。市舶司和沿边路分军政机构也有向入境使节了解信息的责任，接待诸蕃使节的“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⑧。如淳化三年阇婆来使，明州市舶使张肃先“驿奏其使饰服之状”⑨。政和五年规定“有罗斛国自来不曾入贡，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询问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⑩。境外使节给宋朝提供的主要信息有其国方位、赴宋道里、制度、风俗、服饰、气候、物产、沿途见闻等(11)。这些关于海上诸国人等的知识由此得以记录和传播。
本国使节和入宋僧侣也会记录海洋知识。宋朝向海外诸国遣使甚少，除了雍熙四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12)不见向交趾和占城以外南海诸国的遣使。向高丽的遣使则有多次。这些使节回国后按例需将所见所闻写成行程录，呈报朝廷(13)。至今尚可见崇宁年间王云随团出使高丽撰写的《鸡林志》的残本和宣和年间徐兢随团出使高丽所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鸡林志》记载了元丰以后与高丽通使事实，以及会见之礼、聘问之辞等(14)。徐兢称自己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谨因耳目所及，博采众说，简汰其同于中国者，而取其异焉”，“物图其形，事为之说”。该书记载了高丽政情、风俗、城市，以及明州至高丽航路、航行和导航技术等知识。但他们亲见亲历所得知识是有限的，首次航海的徐兢并不可能具备航路、航行和导航技术等知识。宋朝出使高丽主要是雇募商船，“旧例，每因朝廷遣使(高丽)，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复令明州装饰”(15)。徐兢的记录很大部分是来自船上商人舟师的介绍。徐兢船队能否起航，皆由舟师判定风讯。航路沿线的岛屿名皆问诸舟师。如，五屿、排岛、槟榔焦等岛礁的名称都是篙工舟人所告(16)。僧人来宋也搭乘商船。如日僧成寻搭商船入宋，所著《参天台五台山记》记录了从日本到明州的航路、海情、季风和导航方法等海洋知识，也非第一次航海的成寻所能具备，而是得自同船的商人舟师。
海洋知识通过史籍历代积累和传承。从先秦典籍到汉唐史各类史籍所载传统海洋知识都成为宋人获取海洋知识的途径。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地部二十五》“海”条收录了《释名》《说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典籍关于海的记载。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七《地理部》和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一五《地理部》都有“海”条，还收录了从先秦诸子到汉唐各类典籍所载的传统海洋知识，也成为宋人获取海洋知识的途径。记载了法显自印度航海归国经历的《法显传》、“记(高丽)海道及其国山川事迹物产甚详”的南唐章僚所撰《海外使程广记》等书也是宋人海洋知识的来源(17)。史籍所载的传统海洋知识既有基于亲见亲闻的海洋知识的记录，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人对海洋的主观想象和描写，但他们都成为宋人海洋知识积累的组成部分。
(二)宋代海洋知识的传播方式
概括而言，宋代海洋知识传播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商人群体的口耳相传。海洋知识在长期航海的商人群体内部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这一群体文化程度不高。宋代是否存在着流传于这个群体之中的航海图、针路簿或其他有关海洋知识的文字，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的是，海洋知识通过他们的口耳相传而得以世代传承。实际上，不唯宋代如此。西汉派遣官方的黄门译长及应募者从徐闻、合浦沿中南半岛海岸南下、西行，到达印度南部(黄支国)，就是依靠商人，即“蛮夷贾船，转送致之”(18)。航路和航行技术是商人群体专有的知识，法显回国也是搭乘商船。这些导航知识是商人群体的专有知识，在商人群体中世代传承。周去非、赵汝适采集的航海知识，包括航路和海上诸国的商情、风俗、政情等丰富的知识(见下文)也必是在商人群体中口耳相传，不断积累的结果。宋代不仅中国官员需要从商人采集口述的知识，海上诸国也需要从商人口中得到海洋的信息。如真里富国想与宋朝交往，通过宋朝商人了解宋朝情况和交通方法：“小心消息，心下意重，知有大朝，日日瞻望。新州近大朝，新欲差一将安竺南旁哱啰差出来，同大朝纲首拜问消息。回文转新州，已知大朝来去。”(19)可以想知，穿梭于海上各国的商人构建了一个信息网络，传递着关于航路、海情、风讯、航行方式、商情等海洋和海上市场的各种信息。这些口耳相传的信息或以经验授受的方式代代承继，或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有一些海洋知识被当时的使节、官员、僧侣和文人等采集并记于著述，保存和流传下来。
二是航海使节记录海洋经历的著述传播。如上所说，使节著述所记录的既有其亲见亲历，也有很大一部分得自同行的商人舟师，但这些著述所记录的海洋知识随着著述的刊行得以传播。现存最典型的莫过于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该书在宣和末年即开始传播，南宋时刊行，图亡而经存。周辉《清波杂志》卷七载：“宣和末先人在历阳虽得见其图，但能抄其文，略其绘画。乾道间刊于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图亡而经存。盖兵火后徐氏亦失元本。”该书被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觧题》、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脱脱《宋史》著录。元朝修《宋史》将其作为参考(20)。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潘自牧《记纂渊海》及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论海潮都引用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21)。可见该书在宋代已经广泛流传。宋人通过阅读该书，了解了宋朝至高丽的航路、海情、风讯、航行方式等海洋知识。
三是有关官员采集海洋知识的著述传播。上文论及市舶司和沿边路分安抚、转运等机构有向入境使节了解信息的责任，也有官员会主动向商人群体采集海外知识，撰写绘制了不少涉及海洋知识的著述图录。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五记载了“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包括大食、三佛齐等三十余国，且称“如上诸国多不见史传，惟市舶司有之”。可见当时市舶司是掌握海外知识最集中的官方机构。赵彦卫的信息也应来自福建市舶司。南宋赵汝适在福建提举市舶任上所撰《诸蕃志》是现存唯一的宋代市舶官员采集海外知识的著述。该书载海外七十余国道里、位置、风土、物产、贸易等信息，材料主要来自向商人的采集，“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22)。除此之外，该书还征引了史传典籍，如记载三佛齐等国历代朝贡(23)，则非商人所能提供，显然引载了官方记录。再如该书所载注辇国“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24)。该信息最早出自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遣使来贡时译者称其国“前古不通中国。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日乃达广州，约其道路，盖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25)。后《宋史•注辇国传》及《文献通考•四裔考九》之注辇国条都采用了这条记载。赵汝适撰《诸蕃志》也必是抄录了国史关于此条的记载，只是将广州改为泉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了《诸蕃志》。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引用了《诸蕃志》对勿拔国和木兰皮国的记载。可见该书在宋代流传之一斑。
礼宾官员及沿边官员向商人、使节等采集海外信息，留了大量著述和图录。《宋史》所载赵勰《广南市舶录》、冯忠嘉《海道记》《诸蕃进贡令式》(包括海上诸国阇婆、占城、层檀、大食诸国、勿巡、注辇、三佛齐、丹流眉)等(26)，都涉及海外信息。现存有关官员记录采集海外信息的著作有北宋的《文昌杂录》《萍洲可谈》，南宋的《岭外代答》。《文昌杂录》记载了作者庞元英元丰年间任主客郎中时“一时闻见”，包括“主客所掌诸番”，言及南海诸国的方位(27)。该书乾道年间在建康府刊行。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有著录。《萍洲可谈》中作者朱彧记载其父朱服绍圣中任广州帅时之见闻，包括广州市舶司、蕃坊、海商及海外诸国的情况。《岭外代答》记载了海上诸国的位置、风土、航路等信息，或得自他人记载的商人叙述，或得之于史传，如其序言所说是其在广西静江府(桂林)和钦州做官时“耳目所治，与得诸学士大夫之绪谈”。也有直接自海商处听得者(28)。当时广西钦州和海南四州有海商贸易，该书关于交趾以外的诸国信息有可能部分来自于此。各国自建隆以来朝贡等信息则显然出自市舶司等官方机构的记录，不可能通过访之百年后的民间商人获得。该书在南宋已广为传播。
礼宾机构和沿边官员所绘涉及海外的图也是宋人获得海洋知识的途径。见于记载的有，太平兴国三年知广州李符献《海外诸域图》；淳化五年南海商人画《海外蛮图》；咸平六年知广州凌策上《海外诸蕃地理图》；元丰元年罗昌皓“画占城至交趾地图”。宋朝“秘阁图画”中还“有占城、三佛齐、罗斛、交趾职贡图各一，真腊职贡图二，外国入贡图一，有华夷列国入贡图”(29)。大中祥符九年占城等国入贡，礼宾机构“图其道路、风俗、人物、衣冠，以付太史”。鸿胪寺“复以注辇入贡列诸绘事”。宋真宗诏礼仪院修《四夷述职图》(30)。赵汝适在《诸蕃志》序中称自己“被命以来，暇日阅《诸蕃图》”。这些图都有关于海外诸国多方面信息。宋代《华夷图》也绘有海上诸国信息。
四是各类文献记录和文人创作的传播。市舶官员、礼宾及沿边有关官员获取的海洋知识主要是直接向使节和商人采集，还有一些文人士大夫著述中根据间接的听闻或阅读而记载下海洋知识，甚至创作虚构的海洋故事。宋代类书不仅收录历代文献，也收录宋朝当代文献。《古今事文类聚》和《记纂渊海》还专设“海”条和“潮”条，引历代典籍关于海洋的记载。类书多是应试考生常读之书，如《四库全书》中《玉海》的“提要”称“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因而传播范围较大。沿海地区方志如《淳祐临安志》和《咸淳临安志》都对浙江口的海潮成因和潮候规律有详细记载(31)。《宝庆四明志》记载了海外诸国在明州的贸易情况和明州外海的潮汐规律(32)。笔记小说关于海洋的记载大多来自作者的听闻，甚至虚构。岳珂《桯史》记录了广州蕃坊中南海诸国来华商人的生活(33)。《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海船头发》《海神擎日》《海井》《海蛆》《霍山显灵》等都是讲述海洋故事，除《海蛆》为纪实故事外，其他皆为虚构。《夷坚志》也收录了一系列虚构的海洋故事(34)。这些作者虚构的海洋故事并非记录真实的海洋知识，但在娱乐的同时也传达了海洋险恶、敬畏海洋和因果报应的观念。
二、宋代海洋意象的构建
宋代丰富的海洋知识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在宋人的主观世界中折射出怎样的海洋意象？亦即宋人基于既有海洋知识而构想的海洋世界是什么样的形态？
(一)海洋是由尾闾、洋流、潮汐和季风构成的动态世界
先秦时期对世界的想象是“中国”即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小海环之，其外如赤县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环其外，即“天地之际”，共同构成所谓“天下”(35)。随着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加强，赤县九州之外为小海的假想被放弃。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提出天地四方皆海的设想，“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无几也。四海之外皆复有海。东海共称渤海，又谓之沧海。南海之别有涨海，西海之别有青海，北海之别有翰海”。宋人承袭了这一认识(36)。宋人对于“西、北二海所未尝见，故阙而不纪”(37)，所讨论的主要是东海和南海。
《庄子•秋水篇》称海洋有百川归之，亦有尾闾泄之：“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晋郭象解释“尾闾”即“泄海水出外者也”(38)。自先秦以来，尾闾不过是人们的想象，而宋人却对海洋尾闾的位置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夷坚志》称台州宁海县以东是尾闾之一，“水汩汩成涡，而中陷不满者数十处云。此所谓尾闾泄水者也”(39)。《嘉定赤城志》和祝穆《方舆胜览》引《夷坚志》，称宁海县东有尾闾，“旧传为东海泄水处”(40)。其二在交趾洋以东的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尾闾之声震汹无地”。其三在阇婆国以东，“阇婆之东，东大洋海也。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愈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屿万余，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41)。东北方向是《列子》所谓归虚(又名归墟)：“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名曰归虚。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42)亦即庄子所谓尾闾。这些描述与日本“地极东，近日所出”(43)，向西木兰皮之西是“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44)，勾勒出了宋人对海洋认知的边际。
尾闾之泄是宋人限于传统知识和实践认知而对海洋的错误想象。而宋人对洋流、潮汐和季风的认识是客观存在的。上文论及徐兢船往高丽，根据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等洋流水色确定位置。宋人对其海域的洋流也有一定的认识。福州向东可到琉球国，“其水东流而不返”(45)，商人航行需避开此洋流。海南岛西南之交趾洋是洋流分路之处，称“三合流”：“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46)商船掌握了洋流规律即可因势利导地加以利用。
宋人对海洋潮汐已有深刻认识。徐兢认为古人对潮汐的诸多解释“皆持臆说，执偏见”。他指出潮汐由天、地、水、气互动而形成，“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气升降于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与元气升降互为抑扬”，“方其气升而地沉，则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浮，则海水缩下而为汐”。一昼夜阴、阳之气各一升降，“故一日之间潮汐皆再焉”。“然昼夜之晷系乎日，升降之数应乎月”。潮汐又随日、月运行而变化，形成昼潮、夜潮的潮候规律(47)。这与燕肃元气升降，日月运行，阴阳交替互动而生潮汐的观点相似(48)。《咸淳临安志》记载了钱塘江外四季逐日潮候，即潮汐时辰和大小(49)。《淳熙三山志》和《宝庆四明志》记载了福州和明州外海的潮候。半月一次更替的大小和时辰规律与《咸淳临安志》相同而稍有差异(50)。总体而言，宋人认识到潮汐是有规律的，“潮随月长，昼夜至如符契”。因而近海水路交通都按潮汐计程，而不用里数，即“水路视潮次停泊，犹驿铺也”，如《淳熙三山志》逐程记载了福州自迎仙门至莆门海道十五潮程(51)。《宝庆四明志•昌国县志》记载了该县到周边县份边界的潮程。
晋朝法显由天竺经海路回国已明确提到利用季风。法显乘商船，自天竺“得好信风”东行(52)。宋人已能熟练掌握和利用季风航海。往来于宋朝与南海诸国贸易的商人利用季风，“冬南夏北”(53)，宋朝发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54)。明州向北航行也是“趁南风而去，得北风乃归”(55)。徐兢使团出使高丽，五月发舶，“去日以南风”，七月中旬“归日以北风”(56)。从日本到明州，“贾舶乘东北风至”(57)。商人李充自明州往日本，六月发舶，乘西南季风(58)。宋人还掌握了东南亚与印度洋之间的季风规律，商人往东南亚以西贸易，在蓝里住冬，等待季风。(59)
在宋人的知识中，海洋就是由尾闾、洋流、潮汐和季风构成的动态而有规律的世界。宋朝人开展空前频繁的海洋活动，正是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具体地认识和利用了这些知识，借以展开航海活动。
(二)海洋是一个险恶而奇异的世界
在当时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条件下，海洋对于宋人仍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亲历了航海之险的徐兢写道：“惟海道之难甚矣。以一叶之舟泛重溟之险”，其险有三：“曰痴风；曰黑风；曰海动”。若“痴风之作，连日怒号不已，四方莫辨。黑风则飘怒不时，天色晦冥，不分昼夜。海动则彻底沸腾，如烈火煮汤。洋中遇此，鲜有免者”。徐兢船队“使舟与他舟皆遇险不一”。徐兢所乘船在黄水洋遇风浪，船“三柂并折”，不得不更换船柂，但“既易，复倾摇如故”。到达明州后“举舟臞悴，几无人色。其忧惧可料而知也”(60)。海中害船者不唯风涛，还有鱼龙之险。“有锯鲨，长百十丈。鼻骨如锯，遇舶船横截，断之如拉朽尔”。海中还有大如山岳的蛟龙(61)。海难事故的记载频见于宋代史籍。《宋史》和《文献通考》等史籍留下了六起宋日间海难事故和九起宋丽间海难事故的记载(62)。而实际的海难事故显然要远多于此数。吴潜任沿海制置使时就看到“自来倭人间有失舟者”，流落庆元府，“又有高丽境内船只忽遇恶风，时亦飘至台、温、福建、庆元界分”，其任职“两三岁之间，一再见之”(63)。胡则任广西路转运使时也遇“有番舶遭风至琼州，且告食乏，不能去”(64)。“明州、登州屡言高丽海船有风漂至境上者”(65)。而时人知晓或不知晓的更多海难事故则未能载诸史籍。
充满风险的海洋在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被描绘成怪异的世界。何薳《春渚纪闻》载：安焘出使高丽，于“海舟中安贮佛经，及所过收聚败经余轴，以备投散”。途中遇风涛，“见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经轴为求”。舟人将所带经尽数散给，“指顾之间，风涛恬息”(66)。《夷坚志》记载了多个怪异的海洋故事。如，昌国海商在被岛人“缚以铁绠，令耕田”，并烧铁箸灼其股以为戏。赵士藻一行因未及时往广利王庙祭祀，遭遇海难。明州商人泛海，到长人国，被长人抓住折磨。板桥镇商人曾飘至长人岛。另有泉州海贾飘风至一岛，被妇人禁锢于石室，七八年始得脱。明州人蒋员外平素多行善事，一次航海遇风溺水，却有一物托起获救(67)。周密《癸辛杂识》记载了杨师亮航海遇青面鬼及美妇人来索取头发。赵都统航海见“通身皆赤，眼色纯碧，头顶大日轮而上”的海神。一海商在华亭县市中买得一宝物——可将海水变为甘泉的海井(68)。《张氏可书》也记载海船遇风至长人岛，舟人被长人“两手捉两脚，劈作两片，各饵其一”。
《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对中国商船难以直达的地区也有一些怪异的记载。如，阇婆东南岛屿上有吃人族晏陀蛮，“人身如黑漆，能生食人，船人不敢舣岸”，商人遇风飘至者“尽为山蛮所食”。阇婆国东南还有麻罗奴蛮，“商舶飘至其国，群起擒人，以巨竹夹烧而食之”。另有女人国，“舶舟飘落其国，群女携以归，数日无不死”。其国海水间或“流出莲肉，长尺余。桃核长二尺”(69)。木兰皮国所产麦粒长二寸，瓜围六尺，胡羊高数尺。昆仑层期国有大鹏，翅羽直之管堪作水桶，又有“骆駞，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高耳”。海岛野人身如黑漆(70)。但是这两书对大部分海上诸国人等的记载是风俗各异，可贸易交往的蛮夷。宋代不仅商人能够在海外直接接触海上诸国人等，不出海的宋人也可能在蕃坊接触海外诸国商人。如岳珂记载广州蕃坊“海獠”信仰伊斯兰教，风俗异于中国人，富奢而恪守信仰，“挥金如粪土”却“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每岁四五月商舶将来，“群獠”入高塔祈南风(71)。朱彧记载广州蕃坊的蕃商“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但不食猪肉而已”“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72)。这又呈现了一个有别于怪异描绘的常人的海外世界。
海洋的险恶和怪异使宋人对海洋抱有强烈的敬畏之心，海上信仰因此而大盛。泉州和广州地方官在海商出海时节都举行祈风仪式，民间祈风则遍及明州南到海南岛(73)。宋代南海神崇拜也达到高潮，海神多次受到朝廷赐封。宋人还创造了新的海神妈祖。宋代对妈祖的赐封达十五次之多(74)。商海相信僧人随船，能够颂经祈福，“度海危难，(僧人)祷之，则(神)见于空中，无不获济”，因而“商人重番僧”，航海回程，还“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75)。成寻作为对船主的回报就是每天念经祈福。“每日念《圣观音咒》一万遍、《风天真言》一万遍，祈乞海安”。上船的当日的三月十五日，念经，做如意轮供三次，文殊供一次，十六、十七日亦如此。该船启航前“以鸡酒祭诸神，烧纸幡，读祭文”。二十一日风不顺，又“祈神卜之”，成寻更是“念五台山文殊并一万遍菩萨，天台石桥五百罗汉念诵数万遍”。次日风顺，仍“数万念诵，敢无间断”(76)。祭祀几乎伴随着航海整个过程。如徐兢使团发舶前于总持院建道场七昼夜，降御香于显仁助顺渊圣广德王祠，得东海龙君神物(状如蜥蜴)的吉兆。出发日中使登招宝山焚御香祭拜。次日在沈家门祭岳渎之神，刻木为小舟，载佛经粮糗投于海。再次日在梅岑宝陁院祈福。船入黄水洋，以鸡黍祀沙。频繁祭祀的原因如徐兢所说：“一浪送舟，辄数十余里，而以数丈之舟浮波涛间，不啻毫末之在马体。故涉海者不以舟之大小为急，而以操心履行为先。若遇危险则发于至诚，虔祈哀恳，无不感应者”(77)。虔心侍奉神灵是祈求平安的唯一之道，体现了宋人对海洋的敬畏。
(三)海洋是一个充满财富和商机的世界
《记纂渊海》卷七《地理部》“海”条称“海有三德：一曰深广无边；二曰清净不受杂秽；三曰藏积无量珍宝”。另说八德或五德，皆有出珍宝一德。宋代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对海洋带来财富和商机的认识更为具体。《岭外代答》载：“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78)。宋代进口的大宗商品是珠宝、香药等，《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对诸国出产珍宝、香药的种类作了详细记录。特别是《诸蕃志》卷下专门记载了四十七种珠宝和香药的名称、产地、特性等。对于百姓而言，海上贸易利润丰厚，“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79)。这是谈以铜钱购蕃货。其他商品的贸易也有可观的回报。庐陵彭氏商人在广州以数千钱市石蜜，随船出海贸易，途中遇蜑丁以珍珠交换其石蜜。又有某氏携陶瓷犬鸡提孩等小儿玩具随船出海贸易(80)，蕃国小儿以珠相交易。这两人都是随船贸易的小商人。而“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81)。大商富贾获利更多。
于国家而言，“诸番国各以其国货来博易、抽解”(82)，宋朝可获得大量市舶收入。因而也以经济眼光看待海上贸易。有官员说“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司乃“富国裕民之本”，“于国计诚非小补”(83)。宋高宗充分肯定海上贸易可为国生财，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84)。宋朝自北宋所制定的鼓励中外商人贸易，实行抽解和博买的市舶制度就体现了从海洋取财的观念。海洋可为国生财这是汉唐所未曾有过的思想。
《诸蕃志》对海外诸国信息的记录非常重视对本国物产、海商所用商品等市场信息，充分体现了海上交往以经济贸易为重心这一现状和观念。如占城国志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商业信息：土产，“土地所出，象牙、笺、沉速香、黄蜡、乌樠木、白藤、吉贝……”；贸易政策，“(外国)商舶到其国，即差官摺黑皮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交易。如有隐瞒，籍没入官”；前往该国的海商所带商品，“番商兴贩，用脑麝、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等博易”；其国内的贸易和货币情况。阇婆国志也记载了这四个方面的商业信息：土产胡椒、象牙、犀角、真珠、龙脑、玳瑁、檀香、茴香、丁香等；外国“贾人至者，馆之宾舍”；“以铜、银、鍮、锡杂铸为钱，钱六十准金一两、三十二准金半两”；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漆器、铁鼎、青白瓷器等交易。这是一个完整的商业知识指南。不仅占城、阇婆如此，该书对三佛齐国、蓝无里国、大食国、渤泥国、麻逸国、三屿等宋朝商人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基本上记载了上述的商业信息(85)。这一方面是赵汝适的信息主要是向海商采集而来，另一方面其对所采集信息的选择也客观反映了宋人向海洋生财取利的商业观念。
与《诸蕃志》重视商业信息不同，宋代正史对海外诸国知识的选择特别注重朝贡活动。《宋会要》“蕃夷”的主要内容就是诸国的朝贡和册封等政治信息。以阇婆国为例，上举《诸蕃志》记录了该国丰富的商业信息，而《宋会要》却只记录该国九个年份的朝贡事迹，完全不记录商业信息(86)。《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则较少记录如《诸蕃志》中的商业信息，而以朝贡和册封等政治交往为主。元朝所修《宋史》的海上诸国采纳了《诸蕃志》等书的若干史料，包括物产、货币等，但不载商人贸易情况，且大大充实了朝贡和册封的内容。这些史籍选择海洋知识的角度是为华夷秩序作政治解说，要构建的是四海皆朝贡宋朝的华夷秩序下海外蛮夷世界。
(四)对海上诸国地理方位的认识
现存清晰标注海上诸国地理方位的宋代地图有南宋《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在该图中，日本位于苏州正东海中，流求(台湾岛)位于明州昌国正东海中，三佛齐、注辇和阇婆国位于漳、泉、潮州正东，皆在海南岛以东。这是否代表了宋代海洋知识的客观状况？如果不是，该图所反映的海洋意象与宋人实际掌握的海洋知识又有何关系？我们还是先考察宋人对海上诸国方位的实际认知。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载表明宋人对高丽的方位有清晰的认识。即“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87)。由明州经定海招宝山，虎头山，昌国县沈家门、梅岑、海驴焦、蓬莱山、半洋焦，出大洋，经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夹界山、五屿、排岛、白山、黑山、月屿、阑山岛、白衣岛、跪苫、春草苫、槟榔焦、菩萨苫、竹岛、苦苫、群山岛、横屿、紫云苫、富用山、洪州山、鸦子苫、马岛、九头山、唐人岛、双文焦、大清屿、和尚岛、牛心屿、聂公屿、小青屿、紫燕岛、急水门、蛤窟、分水岭，到达高丽礼成港等(88)，这四十余个地表目标构成了明州至高丽的航路。徐兢的著作已经佚失的“图”除了绘高丽所见事物，还应包括“海道”(航路)图，即其所说“谨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89)。书中记录了指南针、地表目标、牵星术、铅锤探测等四种导航方法，其航路图完全可能包括所经岛屿、针路、更数和牵星图，是包含《郑和航海图》几个要素的航海图。成寻所记日本至明州的航程，经高丽耽罗，到苏州洋石帆山、明州徐翁山、烈港、虎头山、招宝山，到明州，表明宋人对日本的方位及日宋间的航路、日程、海情有清楚的认识(90)。《宝庆四明志》称明州与高丽间“来乘南风，去乘北风”，而日本来明州的“贾舶乘东北风至”(91)，对其方位认识是明确的。
宋人对南海诸国的地理位置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赵汝适称自己所见的《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因“问其志则无有焉”(92)，于是撰《诸蕃志》。今图已不存，但若志为图解，则可想知该图或许是东南亚及其以西诸国在内的“世界地图”，甚至标注了地表目标(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针路(《诸蕃志》“阇婆国”条称该国“于泉州为丙巳方”，即是针路)和里程(或更数)的航路信息。今图而志存，但结合《岭外代答》等书仍可见宋人对海上诸国地理方位比较清晰的认识。
宋人辨识南海诸国方位时有几个定位点，分别是交趾、南海、交趾洋、三佛齐、阇婆、故临、大食。唐人修《梁书》及《南史》用交州定南海诸国方位，称“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93)。马端临修《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一方法，称“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94)。周去非撰《岭外代答》也用交趾为重要的定位点：“西南海上诸国不可胜计，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趾定其方隅。直交趾之南则占城、真腊、佛罗安也。交趾之西北则大理、黑水、吐蕃也”。交趾之西有细兰海，“中有一大洲名细兰国，渡之而西复有诸国。其南为故临国，其北为大秦国王舍城、天竺国。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大食之西有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95)。大食国诸国中心是麻离拔国，在蓝里西北方，自蓝里“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96)。位于非洲的昆仑层期国和波斯国以交趾定位，都在“西南海上”(97)。可见宋人对占城、真腊、细兰、故临、大秦、天竺、大食诸国(西亚地区)、木兰皮诸国(北非地区)、昆仑层期、波斯(东非地区)等的地理位置有基本准确的认识。
西南诸国基本上指东南亚半岛诸国、印度洋沿岸及西亚、北非诸国。东南亚海岛诸国被称为“正南诸国”和“东南诸国”。交趾“正南诸国，三佛齐其都会也。东南诸国，阇婆其都会也”(98)。三佛齐在交趾洋正南，其国“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99)，其位置“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阇婆国则“在海东南”，即三佛齐国在阇婆西北方(100)。阇婆以东是“东南海上诸杂国”，如东女国、沙华公国等，是海商罕至的神秘世界(101)。关于加里曼丹岛上之渤泥国的位置，《诸蕃志》载，阇婆国“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又十日，至三佛齐国”(102)。实际上渤泥国在阇婆正北，因阇婆往中国必先向西北三佛齐方向航行，至渤泥也是如此，因而误以为渤泥在阇婆西北。但渤泥处于阇婆至三佛齐航路中间，距两国皆不甚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渤泥国往北就是菲律宾群岛上的麻逸国和三屿。“麻逸国在渤泥之北”，“三屿、白蒲延、蒲里噜、里银、东流、新里汉等皆其属也”。三屿往北是流求国(台湾岛)，“流求国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土人间以所产黄蜡、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屿”，显然与三屿相接。台湾岛南部有毗舍耶，与晋江县彭湖到“密迩，烟火相望”。(103)
综上可以看到，宋人对海上诸国地理方位的判断虽个别地方小有误差，但总体上与实际方位基本符合。特别是对高丽、日本、流求、毗舍耶、三屿、麻逸、渤泥、阇婆、三佛齐、蓝里等环绕东海、南海的岛链，以及中南半岛的占城、真腊、真里富、丹流眉等的地理方位认识基本正确，对马六甲以西的细兰岛、印度、西亚、北非和东非诸国的地理方位也有大致近于实际的判断。如果充分利用宋人获得的海洋知识，完全可以画出一幅如鲍德林图书馆所藏明代中期的对南海地区地理方位有基本清晰准确描述的《雪尔登地图》类似的地图(104)。因而南宋《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并不反映宋人海洋知识的实情，它对海洋世界的描绘目的不在于显示海洋世界的实况，而是彰显舆地九州为中心的，重华轻夷的天下观念。
宋人的海洋意象已全然没有了秦汉时期神仙世界的影子，海洋世界变得更为清晰而实际，这是伴随着宋代海洋知识日益丰富而出现的变化。宋代在国家实行相对开放的海上贸易政策，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等因素推动下，海上贸易空前繁荣，为海洋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长期从事航海实践的海商群体是宋代第一手海洋知识的主要来源，参与航海的使节和僧侣也提供了部分第一手海洋知识，历代典籍有关海洋的记载也是宋人获得海洋知识的途径。这些知识通过世代口耳相传，航海使节和僧侣的著述传播，以及礼宾机构和沿边官员的采集记录等多种方式得以传播。
日益丰富的海洋知识通过多种途径的传播，在宋人的观念中构建出一个包含若干新变的海洋意象。宋人继承了传统关于海洋尾闾之说，并对尾闾的位置提出了更为明确的看法，构建出由尾闾、潮汐、季风和洋流组成的动态的海洋世界。同时，宋代虽然不再强调秦汉关于海洋的神仙世界的想象，但在宋人的认识中海洋仍是一个由客观危险和怪异想象构成的险恶而奇异的世界。这一认识也推动了宋代海洋信仰的巨大发展。宋代官民都在日益发展的海上贸易中获得利益，海洋被认为是一个充满财富和商机的世界。官民都以生财取利的心态认识海洋，这是汉唐所未有过的。宋人获得的海洋知识已可比较清晰正确地判断东海和南海地区的高丽、日本、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中南半岛沿海诸国的地理方位，对印度洋沿岸及西亚和北非等地诸国的地理方位也有近于实际的判断。
同时，我们也需看到，宋人站在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目的，对海洋知识的选择及海洋意象的构建存在一定的差异。商人群体和沿边官员意在探明航路、海情、地理方位、市场信息等海洋世界的真实形态。礼宾机构官员及正史编撰者，包括华夷图的绘制者更关注利用海洋知识进行政治解说，选择记录朝贡、册封等政治信息，构建四海蛮夷怀服的华夷天下秩序。而一般文人则以娱乐和教化的意识讲述海洋故事，并于其中寓含宗教观念的教化。
①朱彧：《萍洲可谈》卷2，《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李国强点校，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
②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1—112页。
③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1，王丽萍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④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八册，虞云国、孙旭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34、135页。
⑤《宋史》卷163《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854页。
⑥⑧《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951、9962页。
⑦《宋史》卷490《大食国传》，第14120页。
⑨《宋史》卷489《阇婆传》，第14092页。
⑩《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第9814页。
(11)(13)黄纯艳：《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渠道》，《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第4204页。
(14)《文献通考》卷200《经籍考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743页。
(15)《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序》、《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第8、129页。
(16)《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卷35《海道二》、卷36《海道三》，第133、136、137、139页。
(17)《宋史》卷205《艺文志四》，第5188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觧题》卷8《目录类》，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59页。
(18)《汉书》卷28《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
(19)《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第9832页。
(2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21)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15《地理部》，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潘自牧：《记纂渊海》卷8《地理部》；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八《地理门》，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22)赵汝适：《诸蕃志注补》赵汝适序，韩振华补注，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年，第Ⅳ页。
(23)《诸蕃志注补》卷上《三佛齐》，第47页。
(24)《诸蕃志注补》卷上《注辇国》，第127页。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己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48页。
(26)《宋史》卷203《艺文志二》、卷204《艺文志三》，第5107、5123、5136—5137页。
(27)庞元英：《文昌杂录》卷1，《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四册，金圆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15—116页。
(28)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序”，杨泉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卷一“象鼻砂”条有“尝闻之舶商曰：自广州而东其海易行，自广州而西其海难行”语，第37页。
(29)王应麟：《玉海》卷16《太平兴国海外诸域图》、卷153《祥符注辇来贡四夷述职图》、卷154《建隆占城贡方物祥符献师子》《祥符诸国奇兽》，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303、2817、2829、2835页。
(30)吕祖谦：《东莱外集》卷4《祥符四夷述职图赞》，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31)《淳祐临安志》卷10《山川》，《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15-3318页；《咸淳临安志》卷31《山川十》，《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642—3645页。
(32)《宝庆四明志》卷4《叙水》、卷6《叙赋下》，《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33、5054—5059页。
(33)岳珂：《桯史》卷11《番禺海獠》，第125—127页。
(34)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甲志》卷7《蒋员外》《岛上妇人》；卷10《昌国商人》；《夷坚乙志》卷8《长人国》《无缝船》；《夷坚丙志》卷6《长人岛》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4、59、86、249、251—252、415—416页。
(35)《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4页。
(36)(37)(42)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15《地理部》。
(38)郭象：《庄子注》卷6《秋水第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39)《夷坚乙志》卷16《三山尾闾》，第318—319页。
(40)《嘉定赤城志》卷25《山水门七》，《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472页；《方舆胜览》卷8《台州》，第141页。《方舆胜览》将方位定于仙居东。
(41)《岭外代答校注》卷1《三合流》、卷2《海外诸蕃国》，第36、74页。
(43)《宝庆四明志》卷6《郡志六》，第5057页。
(44)《岭外代答校注》卷2《海外诸蕃国》，第75页。
(45)《淳熙三山志》卷6《地理类六》，《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836页。
(46)《岭外代答校注》卷1《三合流》，第36页。
(47)《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第127—128页。
(48)《淳祐临安志》卷10《江潮》，第3315—3316页。
(49)《咸淳临安志》卷31《山川十》，第3644—3645页。
(50)《淳熙三山志》卷6《地理类六》，第7835页；《宝庆四明志》卷4《郡志卷第四》，第5033页。
(51)《淳熙三山志》卷6《地理类六》，第7835—7839页。
(52)法显：《法显传校注》，章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2、145页。
(53)廖刚：《高峰文集》卷5《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4)《萍洲可谈》卷2，第149页。
(55)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论舟楫之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38页。
(56)《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9《礼成港》，第148页。
(57)《宝庆四明志》卷6《叙赋下》，第5057页。
(58)[日]《朝野群载》卷20《异国》，黑板胜美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1938年，第455页。
(59)《诸蕃志注补》卷上《故临国》《大食国》，第114、173页。
(60)《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9《海道六》，第148、149页。
(61)(72)《萍洲可谈》卷2，第150页。
(62)《宋史》卷491《日本国传》、卷487《高丽传》、卷281《吕端传》、卷321《丰稷传》，第14136、14036、14044、9514、10423页；《文献通考》卷324《四裔考一》，第8929页；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40《高丽使先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2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元丰三年三月甲戌”条，第7366页；《高丽史》卷6《靖宗世家》、卷8《文宗世家二》、卷16《仁宗世家二》；《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五，第3686页。
(63)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4《奏给遭风倭商钱米以广朝廷柔远之恩亦与海防密有关系》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4)《宋史》卷299《胡则传》，第9941页。
(65)《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36页。
(66)何薳：《春渚纪闻》卷2《龙神需舍利经文》，张明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67)《夷坚甲志》卷7《蒋员外》《岛上妇人》、卷10《昌国商人》；《夷坚乙志》卷4《赵士藻》、卷8《长人国》；《夷坚丙志》卷6《长人岛》，第54、59、86、217—218、249、415—416页。
(68)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海船头发》《海神擎日》《海井》，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2、123、125页。
(69)《诸蕃志注补》卷上《海上杂国》，第243、254页。
(70)《岭外代答校注》卷3《木兰皮国》《昆仑层期国》，第107、113页。
(71)岳珂：《程史》卷11《番禺海獠》，第125—126页。
(73)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1—84页。
(74)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3—196页。
(75)《萍洲可谈》卷2，第150页。
(76)《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第2、3、4、6页。
(77)《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卷39《海道六》，第131、132、134、148页。
(78)《岭外代答校注》卷3《航海外夷》，第126页。
(79)(81)(82)包恢：《敝帚稿略》卷1《禁铜钱申省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80)曾敏行：《独醒杂志》卷10，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1页。
(8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十月己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14页。
(84)熊克：《中兴小纪》卷23“绍兴七年闰十月庚申”条、卷32“绍兴十六年八月戊戌”条，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65、276页。
(85)《诸蕃志注补》卷上《占城》《三佛齐国》《蓝无里国》《阇婆国》《大食国》《渤泥国》《麻逸国》《三屿》，第8—9、46—47、80、88—89、173—175、265—266、273、276页。
(86)《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第9830页。
(87)《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封境》，第19页。
(88)《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至卷三九《海道六》，第130—147页。
(89)《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第129页。
(90)[日]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第6、10、11页。
(91)《宝庆四明志》卷6《郡志六》，第5057页。
(92)《诸蕃志注补》赵汝适序，第Ⅳ页。
(93)《梁书》卷54《海南诸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83页；《南史》卷78《海南诸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47页。
(94)《文献通考》卷331《四裔考八》，第9123页。
(95)《岭外代答校注》卷2《海外诸蕃国》，第75页。交趾在今越南北部，细兰国为今斯里兰卡，此大秦、天竺皆在印度境，占城位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位于今柬埔寨全部及越南、泰国及老挝部分地，故临印度西南部之奎隆，木兰皮位于北非(《岭外代答校注》，第60、76、77、82、91、107页)，佛罗安位于马来半岛西部(《诸蕃志补注》，第73页)
(96)《岭外代答校注》卷3《大食诸国》，第99页。蓝里位于苏门答腊西北，麻离拔国即今阿曼之米尔巴特(《岭外代答校注》，第91、101页)。
(97)《岭外代答校注》卷3《昆仑层期国》、《波斯国》，第113、114页。昆仑层期国和波斯国皆位于东非(《岭外代答校注》，第113、115页)。
(98)《岭外代答校注》卷2《海外诸蕃国》，第74页。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南部，阇婆国位于爪哇岛(《岭外代答校注》，第87、89页)。
(99)《岭外代答校注》卷3《航海外夷》，第126页。交洋即交趾洋，在“海南四郡之西南”，即位于海南岛西南面(《岭外代答校注》，第36页)。
(100)《岭外代答校注》卷2《三佛齐国》，第86页；《诸蕃志补注》卷上《阇婆国》，第88页。
(101)《岭外代答校注》卷3《东南海上诸杂国》，第111页。
(102)《诸蕃志补注》卷上《阇婆国》，第88页。该书“渤泥国”条的“渤泥在泉之东南”的方位判断是正确的，但又言“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显与“阇婆国”条矛盾，从三国实际位置看，“阇婆国”条更为合理(《诸蕃志补注》，第265页)。
(103)《诸蕃志补注》卷上《麻逸》《三屿》《流求国》，第273、276、281页。麻逸为菲律宾群岛之岷多峨岛，三屿指菲律宾群岛中之多个岛屿，流求国指台湾岛(《诸蕃志补注》，第273、276、281页)。
(104)钱江：《一幅新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郭育生、刘义杰：《〈东西洋航海图〉成图时间初探》，《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该图收藏机构鲍德林图书馆将其《雪尔登地图》，钱江将其命名为《明中叶福建航海图》，郭育生等认为应称为《东西洋航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