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回顾

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研究关注的基础性内容，2018 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晚清政治史、中共革命史、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外关系史（外交史）和人物研究等几方面。

晚清政治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方向，虽然近年来受到史料限制，新成果并不多见，但仍有众多学者继续坚守在这一领域进行“ 深翻”。2018 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呈现出研究主题多元化的趋势，不过研究主题仍以传统的制度史和人物研究为主，代表性论文有侯宜杰《〈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上奏问题商榷》、王宏斌《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复》、李文杰《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任智勇《〈石渠余纪〉版本源流考》、崔岷《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李皓《宣统三年的东三省总督更替》等。

专著方面，李细珠的《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对晚清中国三种发展道路进行对比分析，并指出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彭贺超的《新军会操：中国近代军演早期形态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勾勒了中国近代军演的发展脉络，评价了新军会操的成效、问题及其制度性影响。

革命史作为以往近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受西方“新革命史”观念的影响，中国学界也逐渐流行用“新革命史”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中共革命的得失。2018 年的研究中，“概念”和“话语”问题的探讨受到学界的重视，代表性的论文有陈金龙《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翁有为《中共民主革命理论建构中的“ 封建”意涵之演变》、毕玉华《建构与调适：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帝国主义”概念》、杨念群《重建“中华民族”历史叙述的谱系——〈重塑中华〉与中国概念史研究》等。

经济史和社会史均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的历史学分支，但这两个领域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得不到学界重视，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随着1978 年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的进行，学界也在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取得长足进步。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在2018 年还是非常受研究者重视的，涌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

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经济史、土地问题和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等方面。有关晚清经济史的研究，吴昌稳有专著《晚清协饷制度研究》，论文主要有虞和平和吴鹏程的《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与官商博弈》、郭永钦的《晚清地方蠲灾钱粮考成的常见术语及核算技术》、李文杰的《息借商款与晚清财政》、刘诗古的《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张瑞龙的《中央与地方：捐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龙登高等人的《近代公益机构的融资模式创新——海河工程局的公债发行》、曹南屏的《“考试不足得人才”：清末科举改制与出版市场的互动及其影响》等，都从不同方面关注了晚清的经济制度与活动。

涉及土地问题的论文有小田《论租佃关系的日常性状——基于20 世纪30 年代苏州“打催甲”的考察》、谢一彪《江浙沪地区堕民对主顾的固定服役权述论》、胡英泽《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等。

涉及民国经济制度变革的论文有杜恂诚《20 世纪前期白银汇率的两次异常震荡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燕红忠和许晨《日本不同殖民集团对我国东北货币本位政策之争（1906—1933）》、程朝云《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驳“殖民统治有益论”》等。连玲玲的专著《打造消费天堂》对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的文化变迁做了深入研究，是经济史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此外，黄正林等著《民国河南社会经济史》，吴松弟主编的9 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也是经济史研究代表著作。

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历史学分支，社会史研究范围涉及广泛，包括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社会生活、法律史等诸多方面。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吕文浩编写的《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系统梳理了1980 年代中期至2015 年间大陆学者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并对此前相关的学术源流稍作追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还推出了“教研相长七书”，用7 本专著集中展示了该中心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张德明的专著《基督教与华北社会研究（1927- 1937）》则是集中关注了基督教在华北的活动。

关于民国时期法律的研究有李严成《“上海律师甚多败类”：从一起名誉纠纷看民国律师形象》、陈霓珊《民国民事立法中的“保守”与“激进”——基于爱斯嘉拉本土化立法方案的考察》等。杨天宏的著作《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从民初标志性的政治人物和事件入手，探索民国创立之初的制度建构及运作，力图对民国政治史上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探寻和廓清。

思想史和文化史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是学界研究的“显学”，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关注度有所下降，但仍是2018 年中国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的变迁、新教育兴起和发展、知识分子思想史等方面。

有关社会文化的变迁，电影和戏剧两种日常娱乐方式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方面代表性的论著有黄健敏《移影换形：从〈建国史之一页〉到〈勋业千秋〉》、魏兵兵《娱乐政治：京剧与民国前期上海精英阶层的形塑》、郭安瑞的译作《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等。此外，陈平原的著作《左图右史和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通过各自独立但又内在关联的十篇文章，将近代启蒙、新知传播、传教士、女学、科幻小说等诸多内容，配以图片的形式生动再现了晚清画报缤纷的面目。张帆的专著《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歧变（1896- 1919）》则是专门分析了近代“科学”概念的演变。

教育史也是研究的重点，论文如赵力《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对儒学教育的地方性适应——以宁波崇信义塾为例（1845—1867）》、张海荣《清末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与“ 学部三折”》、梁晨《从教育选拔到教育分层：民国大学院校的招生与门槛》等。专著方面，严安生的《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对近代中国人留日问题，尤其是从精神层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谭皓的《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依据中日双方原始档案史料，并与时人日记、游记、回忆录等个人记录互补互证，尝试考订史实，钩沉梳理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的历史脉络。樊书华的《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 1951）》对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缘起、整体概况及成就等作过较详细的论述。麦哲维的《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文化》，以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建立的学海堂为中心，考察了19 世纪聚集在广东省城和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精英在家庭背景、治学途径、事业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面相。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论文有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陈鹏《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观的再认识》、徐佳贵《“五四”与“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温州地方知识人及刊物为视角》等。专著方面，黄丽安的《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以时为序，特别着重朱家骅在中研院制度化及国家学院体制化等方面，层层递进，自成逻辑，充分发掘、利用大量一手档案文献资料，从而保证了其论证的可靠性。张太原的《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详细梳理了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问题。高波的《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对1886 到1932 年张东荪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胡悦晗的专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以1927 至1937 年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郑大华的《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则是专门分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