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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2-01

吴景平 | 关于中华民国史对象与体系的思考 ——从民国档案史料的刊行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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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得益于学术环境和条件的极大改善,中华民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问世的各种论著难以胜数;另一方面,史料工作成绩斐然,尤其是档案史料的开放刊行,成为整体意义上民国史研究的先行部分、支撑部分。

笔者从事中华民国史的教学研究和相关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多年,目睹了民国档案史料开放刊行是如何促进民国史学科发展的。尤当指出,1979年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辑各卷的陆续问世,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公开出版且明确冠名民国史档案的资料集。这套资料的选编出版前后历时二十余年,正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由初步发展走向全面繁荣的关键阶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民国档案史料的刊行,不仅为诸多民国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提供了便捷查阅和征引的档案史料,也有助于学界对于中华民国史对象和体系的再思考,而近年来民国档案史料刊行和开放的新局面,无疑有助于将民国史学科发展提升至新的境界。

中国大陆地区关于民国时期史料的整理刊行,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初稿的编辑工作。这套资料汇编是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在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和田家英等学者及档案界老一辈领导的支持帮助下,于1956—1959年期间编成的。所收入的档案史料内容从1919年至1949年,在采行国内革命战争分期的框架和标题之下,共编为4辑224册,约2 000余万字。收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各辑各册的档案史料,均注有全宗和案卷号,确确实实属于民国史档案。但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仅只排油印100套,提供少数机构单位内部查阅。由于未公开刊行,印数少,印制质量较差,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完成学业的民国史研究者而言,甚少有直接查阅使用该套资料的经历。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编写抗战初期大事记的需要,在导师的介绍之下,曾前往上海社科院某研究所查阅过这套资料。到1990年起笔者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虽然系资料室有全套《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但因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已经陆续出版,除了在研究生课程上需要向学生介绍之外,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并未直接使用过这套资料集。

至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并陆续公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则是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919—1949年)初稿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并补充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档案资料而编成的。如果进行比对,从相当部分档案资料的文本来看,《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可以视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直接底本。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在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某编辑办公室,亲见一段段直接剪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的褐黄色文稿,粘贴在统一的文稿纸上,有待作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编成稿进行审校处理。毋庸赘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凝聚着包括《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选编者在内的几代档案史料工作者的艰辛努力,应得到中华民国史研究者的感谢和敬意。

与《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以各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来分辑不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五辑,分别是《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五辑的出版情况如下: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辛亥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全书共约16.4万余字。

两年后的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共36.2万字。

1986年,在学界的关切和期盼中,《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新编就的专题——第四辑《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上下两册,由自江苏人民出版社分立出来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共126.9万字。

五年之后的1991年,恰逢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迎来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编辑出版的一个高潮,主要是该资料汇编的第三辑《北洋军阀》出版了,该辑按照政治、军事、财政、金融、农商、工矿、外交、教育、文化、民众运动等不同专题独立分卷,共17册,1 000余万字。

也就在1991年当年,此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辛亥革命》和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合并为一册,改以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名义出版;1986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下两册,也于1991年改为(一)、(二)两册出版。是年,江苏古籍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至第四辑,按照统一的深蓝色布面精装版式,分20册一并展示在研究者面前。

与前四辑不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由于跨越年份长,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差别性,待刊行的史料数量甚多,遂按照前后不同时期分为三编共70册,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其中,第五辑第一编(1927—193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共25册,1 200万字;第五辑第二编(1937—194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998年出版,共27册,1 667万字;第五辑第三编(1945—194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至2000年出版,共18册,1214万字。

上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共五辑90册,总篇幅约5 000余万字,是中国大陆地区已刊各种涉及民国时期档案史料集之中,体系最为全面系统、篇幅最大的。

不仅如此,为了便利读者全面掌握《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辑、各编、各册的内容,201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总目索引》两册,包括《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分册索引、类目索引和总目录,对目录中因原编校者疏漏而呈现的错字、别字、漏字及衍文等情况,在核查档案原件的基础上予以纠正。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辑的刊行,极大地便利了民国史研究者,为诸多民国史研究著述的撰写,提供了便捷查阅和征引的档案史料。

迄今为止,诸多公开发表的民国史研究论著对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征引确切情况,已难以胜计,我们可以看一下冠名“中华民国史”的代表性著作中的体现。

中华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早,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1979—1984年,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中华民国史研究标志性的成果,当首推李新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华书局版多卷本《中华民国史》。这部著作的第一编(全一卷)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参考文献中便列有1979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而1987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属于北洋袁世凯政府和皖系时期,这两卷撰写期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北洋政府部分尚未出版。

正如民国史学界所指出的,“1984年以后,民国史研究走上了繁荣的阶段”。在中华书局版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尚未编写完成的情况下,1985年问世的《中华民国史纲》,可以视作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本为民国史“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系统的概貌”的著作,全书共6编19章,5 5.6万字,其中“运用大量第一手史料特别是档案文献”,但只是在第一编的第一章“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中,直接征引了业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二辑中的多段档案史料,其余各编各章所需要查找的档案,只能是通过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查找,这无疑是一大缺憾。显然,民国史研究要实现繁荣,呼唤着民国史档案的整理刊行推出新的成果。

随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后续各辑的出版,这套系统的资料汇编为民国史著作的撰写提供查阅和征引档案史料来源的作用日益突显。200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中华民国史》,共约250余万字,则得以把业已全部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至第五辑,均作为直接征引来源和参考文献。而2011年即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全套出齐的《中华民国史》共12卷16册中,《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辑也同样成为征引来源和列入参考文献。

如该资料编者所言,“30年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因其资料内容翔实全面、学术标准规范、史证性强,成为中华民国史学界必备的资料参考,并被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资料室所典藏”。这是《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为推进民国史学科发展起到的最为根本性的作用。

除了提供内容各异、数量丰富的档案史料之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还有力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断代通史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尤其是在民国史的研究对象和体系这两个基本问题上。

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对象,自然就是民国时期的历史;而1979年问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民国史对象的内容及其体系问题。该书的编者指出:“这一套历史档案资料,第一辑为《辛亥革命》(1911年),第二辑为《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第三辑开始,按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教、群众运动等大类分为若干辑,每辑分为若干册。”虽然该编者说明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是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919—1949年)初稿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补充而进行编辑的,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自一开始就表明其对象或主要内容并非限于政治领域,也没有采行《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的国内革命战争史的框架结构,而是以民国的产生和中央政府的替代为经,以各政府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教、群众运动”诸领域的同步展开为纬,定义了民国史的对象和展示其体系构想。

可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最初的体系构想相比较的,是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序言中的表述:“中华民国有它的创立时期(1905—1911),民国成立以后又可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1月——1912年3月)、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和国民党政府时期。我们编写的《中华民国史》,把中华民国创立时期的历史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合在一起,作为第一编;把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二编;把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三编。”这一序言落款的日期为1980年10月,其中提到的分期,与1979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编者说明的表述实际上是一致的。

以后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各辑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如下: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辛亥革命》,全书按照辛亥革命从酝酿到发动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各地人民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二是清政府预备立宪;三是四川保路运动;四、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与第一辑的“革命史”体系构成不同,分为政治、军事、财政金融、教育四大专题。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北洋军阀》,按照不同专题独立分册,即政治(2册)、军事(4册)、外交、财政(2册)、金融(2册)、工矿、农商(2册)、教育、文化、民众运动等,共17册。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分两册,包括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外交、文化教育五大专题。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分为三编,各编之内按专题分册如下:(1)第五辑第一编(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十年内战1927—1937年),包括政治(5册)、军事(5册)、外交(2册)、财政经济(9册)、教育(2册)、文化(2册),共25册;(2)第五辑第二编(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1937—1945年),包括政治(5册)、军事(5册)、外交、财政经济(10册)、教育(2册)、文化(2册)、附录(2册),共27册;(3)第五辑第三编(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1949年),包括政治(5册)、军事(2册)、外交、财政经济(7册)、教育(2册)、文化,共18册。

与最初按照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顺序分辑的构想不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增加了独立的一辑,即第四辑《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华民国史对象的确立和体系的构建而言,把南方军政府(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赋予相对独立的地位,实在是很有见地的。这一安排,彰显了1917至1927年期间的南方政权,即孙中山南下护法之初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1921年组织的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1923年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任大元帅)、孙中山去世之后由大元帅大本营改组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开始之后的武汉国民政府,与当时的中央政权——北洋政府之间处于对峙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与通常意义上的地方政府不同,是有着特定时空范围的南方政权。虽然单从时间维度上看,可以把南方政权划入北洋政府时期,但南方政权并不属于北洋政府,是北洋政府体制之外的特殊政治实体;在南方政权与此前的南京临时政府之间,以及与嗣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在理念与主义、政治实体与组织架构、主导性人物等方面,有着本质属性的相同面,更多的是承继而非替代关系。

至于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实际出版显示的体系,继第一编(全一卷)之后,确实推出过属于北洋时期的第二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五卷,以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三编的第一、二、五、六卷。然后,2011年出齐的12卷共16册的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的体系中取消了“编”,而是统一按照时间顺序分卷:第一卷(2册,1894—1912);第二卷(2册,1912—1916;第三卷(1916—1920);第四卷(1920—1924);第五卷(1924—1926);第六卷(1926—1928);第七卷(1928—1932);第八卷(2册1932—1937);第九卷(2册1937— 1941);第十卷(1941—1945);第十一卷(1945—1947);第十二卷(1947—1949)。

最后统一出齐的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各卷,在书名之下只注卷数和起止年份,没有特定的分期注明,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是按照辛亥革命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第一卷)、北洋政府时期(第二至七卷)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第八至十二卷)排列的。下面通过第二至第七各卷对于各自研究对象的表述,以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比较。

第二卷(1912—1916)著者称“本卷主要论述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历史。从时间上说,就是从1912年到1916年6月……本卷书重点是写政治史,同时对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经济、财政问题也进行了探讨”。第二卷共有十章,从第一章“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到第十章全国一致迫袁退位和袁的败亡”,绝大部分属于政治领域,只有第三章“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和第七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带有外交的内容,第五章“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属于经济领域。

第三卷(1916—1920)著者称“本卷叙述的内容,是北洋军阀皖系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与变化过程。时间从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上台,皖系军阀开始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直胜皖败为比,前后正好四年”。第三卷共八章,从第一章“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到第八章“直皖战争”,均属于国内政局演变的领域;除了第三章“西南军阀的纷起”和第四章“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之外,其余六章均可视为“皖系统治”的范围。

第四卷(1920—1924)著者表示“本卷研究的是1920年到1924年北洋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本卷仍然以政治史为记述的中心内容,旁及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层面的叙述。其利在线条清晰,着重阐释历史的政治演进及其大格局,而其弊在忽略了历史的多样化及其互相影响的关系。或许留待今后,我们可以更从容的心态与更多元的思考,探究历史的多样化面相”。第四卷共七章,除了第七章“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之外,其余6章均为政局变动方面的内容;而涉及到孙中山的南方政权的有第一章“动荡中的南北政局”、第三章“西南的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第三章“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

第五卷(1924—1926)著者表示“本卷的论述乃从当时的北京政治运作入手”。第五卷(1924—1926)共七章,除了第五章“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属于外交外,其余六章均为政治及军事领域;涉及南方政权的则为第三章“初期国共合作”和第七章“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

第六卷(1926—1928)著者表示“本卷所述,大略从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入湘,到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天津,时间约两年多。其间,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由并肩对敌到彼此刀兵想见,盛极一时的北洋军阀由撑持半壁江山到终于覆灭收场”。第六卷共五章,均以国民党军政举措为中心,分述与中共关系的嬗变及与北洋军阀的进退较量,没有经济等其他领域的专章。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围绕民国史的对象和体系问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辑与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各卷有着两方面的差别。

第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突破了最初的构想,把南方政权(第四辑)视作有别于北洋政府(第三辑)和南京国民政府(第五辑)之外具有独立和并列地位的部分。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体现的是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的法统地位替代关系;虽然也述及了南方政权的主要史事,但分列入第三至第六卷即北洋政府时期的若干章中,在对象和体系层面都无法显示出南方政权的相对独立性。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的这种安排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处理既有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也促使学界进行新的思考。

第二,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对象系以政治领域为主要内容,在北洋时期的五卷共37章中,分别只有在两卷中设有与外交领域(三章)和财经领域(两章)相关的专章,关于政治领域(含主要政治实体之间的军事较量)的专章则为32章。我们再来看看最初问世的《中华民国史》序言中的如下阐述:“《中华民国史》主要地是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长兴亡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就构成民国史的主要内容。”这是在民国史书写对象问题上非常明确的以政治领域占主导地位和以政治变迁为基本内容的表述。与此直接相关,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的主要叙事仅在政治领域有较明晰的连续衔接展开,其他领域的制度、体制、重大政策和事件等没有体现出连续性,甚至缺失;而在体系上除了单一按时间排序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毫无疑问,中华民国史当然应当关注于“三座大山”的兴起与覆亡、各政治实体的兴衰、中央政权的兴替及其主要的史事,但相关兴衰的体现、兴替的缘由和影响,除了政治、军事、外交之外,可以忽略财经与其他社会领域吗?更何况,1912年以来,中国的财经体制和基本制度转型、社会各领域发生的重大变迁,这些转型和变迁是与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并行发生的,与政治领域之间有互相影响,但并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除了第一辑《辛亥革命》之外,其余四辑的内容选定,力求政治领域和政治变迁与军事、外交、财经等领域的并列,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和第四辑《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在把各领域分别按专题出版的情况下,各专题领域必有排列先后,政治部分作为第一专题领域,或许较易显示出主要性和重要性;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主体部分即第三辑《北洋政府》和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各编中,均按政治、军事、外交、财经、文化、教育等领域分为不同的分册,并无先后排序。在这两辑的体系中,政治的重要性没有削弱,但所占比例大体与军事持平,但明显小于财经专题;如果把政治与军事、财经与教育文化作为比较的双方,应当说是并重的。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不是仅有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档案史料,财经等领域的研究并非处于无米之炊,而是有着极为丰富的档案史料资源。

进而言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不仅提供了超越已有民国史著作述及的档案史料文献,也促使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理解民国史对象和体系的构建。这不是说中华民国史的对象和体系中,政治领域和政治变迁不应占主要和主导地位,而是说为了尊重历史和全面客观地理解这段历史,中华民国史对象的内容不应局限、偏重某一领域,与此相应的体系构架不应只体现时序的单一维度,而应当体现各不同领域的运作变迁之间的同时性、交互性和并重性。

以上所述,还可以引述出中华民国史在中国通史体系中的担当问题。1911(1912)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是否应当视作一个与前后时期不同的独立时期,具有与明史、清史大致相等的断代史地位?如果是,这一断代史的名称无疑非“中华民国史”不可,其对象的内容则应涵盖各主要社会领域、区域和对外关系。这些都不是革命史、中共党史、国民党史、军阀史等所能承当的,而其起止时间的准确无歧义性,也不是中国近代史、近现代史等所能比拟的。中华民国史作为断代通史不应只是某一领域的专门史,各领域具有全局意义的记事和变迁,应当都有体现并得以阐释。

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辑陆续出版的同时,该汇编中各时期所收入档案史料数量的不平衡问题,也就突显出来了。大体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五辑数量最多,北洋时期的第三辑次之,其他三辑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南方政府时期较薄弱。这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实际收藏各时期档案数量和整理情况的差别直接相关。另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基本上是“见事而罕见人”,甚少见有关于民国史上诸多重要人物的档案史料文献,这对于民国史学科发展颇为不利。

可喜的是,2011年即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为该馆整理北洋政府档案时新发现的700余件档案,主要包括临时大总统府文件、大总统电报房来电和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文书三大类,均系首次公布,有助于填补或印证已刊辛亥革命档案史料,并补充完善南京临时政府开国档案史料。

另外,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共17册出版之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其所藏北洋政府档案全部64个全宗中,精选约21 600余件史料,共12万余页,于2016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以《北洋政府档案》为名,分188册影印出版,另编有目录8册一并出版,档案内容涉及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金融、交通、教育、社会、文化、司法、监察、民族、地方行政等各方面。该《北洋政府档案》的问世,无论对于北洋时期相关专门领域还是整体性的研究,都将起到重要推进作用。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属于综合性体例,对于有关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档案文件,无法较完整地收入。为了补充这方面的不足,1980年以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另行编辑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1912—1949年)》,按照重要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以及企事业机构等,编辑出版了近百种专题档案史料集,这些史料集对相关的专题研究极具价值。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的第一部分“政治”下虽然设有《国民党改组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二大”及查办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等专题,但作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一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共刊行了65种档案文件,共106余万字,其中绝大部分会议记录是第一次公开刊行,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收入了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期间各日的会议记录第1至第17号,共77页;《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收入了1926年1月4日至19日期间的会议记录第1号至第26号,共268页;《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会议录》收入了1926年2月1日至10月30日期间共66次的会议记录,共251页;《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收入1927年3月10日至17日期间的会议记录共70页;收入了中国国民党中执会二届常委会共15次扩大会议的速记录(1927年3月19日至6月10日);以及《中国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录》(1927年3月14日至28日)共23页、中国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速记录(1927年3月30日一8月15日)共345页,等等。这些会议记录、速记录对于研究1924—1927年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运作、北伐、国共关系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十分翔实的第一手档案史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业已出版的其他专题档案史料集主要有:《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档案史料选编(上、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下)》(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9—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2册,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4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6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4册,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涉及多个重要领域,有的专题史料还有增订版,如《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待到2005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下)》篇幅有较多扩大,新增有海军、空军抗战等史料。

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办和发行的《民国档案》(季刊),自1985年5月创刊以来,便成为诸多民国史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期刊之一。迄今为止,《民国档案》是全国唯一专门刊载民国历史档案和民国史研究论文的国家级史学期刊,尤其是每期均按专题公布民国档案资料,为学界及时提供新近发现和整理的民国档案史料。《民国档案》创办33年以来,已出刊130余期,刊登档案史料1 200多万字;而自2000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五辑出齐以来,《民国档案》出刊已有70多期,换言之,已经新刊发600万字以上的民国史档案史料。

作为集中典藏中华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及直属机构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总量约为225万余卷,约4 500万件,2亿2千万页。与如此丰富浩瀚的典藏相比,业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专题档案资料集以及刊行的各期《民国档案》,固然是中国大陆地区民国档案史料工作的基础性重要成果,但民国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已有的水准上,拓展研究领域并深化研究层次,是海内外民国史研究者的共同要求。民国档案史料的整理开放和刊行工作任重道远,尤其是加快民国档案的数字化进程,根本改善民国档案史料的查阅方式,提高利用效率,诚为当务之急。据了解,2012年至2017年年底的五年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档案整理、扫描、缩微拍摄、破损档案修裱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近年来民国档案史料刊行和开放的新局面,包括档案史料的种类、数量、利用方式等方面均有极大的进展,无疑将有助于民国史学科发展提升至新的境界。可以想见,在档案史料部门和研究者的共同关心和努力之下,民国史研究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如果把视野拓展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之外的档案文献的整理、开放和刊行状况,包括台湾地区和海外,那么如何弥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不足甚至缺憾,已是推进中华民国史研究十分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如上所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辛亥革命》的篇幅较为单薄,第一部分《各地人民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完全没有与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直接相关的史料。而原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中,就有《中国同盟会史料》(《革命文献》第二辑)、《兴中会史料、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等。又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孔祥熙的个人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图书馆所藏顾维钧、陈光甫等民国重要人物的个人档案,台湾地区“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及下属机关的档案等,在拓展民国史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完善民国史体系方面所能引发的思考,将大大超出本文论及的几个方面。这将是需要另外撰文论述的题目。

吴景平 | 关于中华民国史对象与体系的思考 ——从民国档案史料的刊行谈起 - 海交史 - 1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1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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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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