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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2-10

跨界与本土:澳门商业史研究的回顾及展望

作者简介:

张世慧,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毕业,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在《清史研究》、《近代史学刊》、《澳门研究》、《江汉论坛》、《华人华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澳门商业史一直是澳门史研究中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近十余年来澳门商业史史研究重点逐渐由明清贸易史扩展到近现代澳门本土商业史,澳门华商史、行业史研究迅速崛起,澳门商业史研究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澳门商业史繁荣局面之际,也要看到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时段相对集中,研究内容、主题探讨不深入,理论方法视野的局限等。面对这些不足,在进一步挖掘史料的同时,要拓展研究领域,转变研究视角,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深化澳门商业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澳门商业史的研究才能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建立全球文化互动范式下的“澳门学”也将指日可待。

明中叶以来海外商业贸易的发展,使澳门从香山县所属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进入近代以后,澳门商业又进一步转型,逐渐发展成以博彩业为中心的休闲娱乐城市。纵观澳门四百余年的发展,可以看出澳门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商业兴衰、转型、发展的历史。鉴于此,笔者认为加强商业史研究对推进澳门史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近十年余来,澳门历史研究逐渐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视角转向以“澳门学”为中心的本土化研究,澳门商业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前虽已有数篇关于澳门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但很少有对澳门商业史的研究(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以降澳门商业、商人组织)进行系统评述。本文将在系统梳理澳门商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评述已有研究的成就,最后从内容拓展、理论方法等方面展望澳门商业史研究的趋向。

一、澳门商业史研究的总体状况

纵观百年来澳门史研究,澳门商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贸易史、华商史及行业史。贸易史曾经是澳门商业史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近十余年来澳门史研究重点扩展到近现代,尤其是新资料的推出,华商史、行业史迅速崛起,澳门商业史研究逐渐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东西交汇: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澳门贸易史研究

十六世纪伴随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葡萄牙人的定居,澳门逐渐兴起发展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澳门早期的发展与对外贸易密切相连,早期澳门史很大程度上是一段以贸易为中心的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因此,贸易史在澳门史(尤其是早期澳门史)及澳门商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较早的研究成果,可以追溯到近代学人著述中,代表性人物有龙思泰、马士、张天泽等。龙思泰在阐释澳门与葡萄牙、印度、荷兰、英国及东南亚等地的关系时,把它们相互间的贸易活动作为最重要的部分进行了论述,其研究虽并不完整,但开启了澳门贸易史研究的先河。以澳门为中心的对外贸易,在中华帝国对外贸易史中有着重要地位,马士在其研究涉及到部分澳门贸易史的问题,如在贸易统计中就涉及澳门贸易额问题。近代第一部比较完整论述澳门贸易史的著作,是张天泽于1934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其名称为《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他指出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促使澳门兴起和发展,澳门是早期中葡贸易的中心;1582—1559年是澳门商业的鼎盛时期,之后随着葡萄牙对广东贸易特权的丧失及荷兰、英国的商业竞争,澳门贸易的繁荣逐渐暗淡。总体上说,近代学人关于澳门贸易史论述相对比较简单、粗略,但成为澳门贸易史研究的起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门史研究虽未中断,但略显零散,澳门贸易史成果主要有戴裔煊、全汉升及博克塞等人的研究。戴裔煊通过对中国原始资料与外国文献的相互印证、比较,指出外国学者所倡导的“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是以讹传讹,是被捏造的历史。博克塞的系列论著中,通过西方各种文献资料对葡萄牙在远东贸易兴起与发展进行论述,其中绝大多论述都以澳门为中心,这是西方学者研究澳门贸易史最详实的著作。全汉昇利用大量中外史料对明中叶后,澳门与果亚、长崎及马尼拉间的贸易状况进行了历时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指出澳门不仅是葡萄牙商业网络的重要枢纽,还是以中国为腹地的国际港口,澳门国际贸易发展对明清广东租税收入增加,苏州、杭州经济繁荣,银本位制确立及一条鞭法的实行都有重要促进作用。博克塞和全汉昇的研究为将澳门贸易史置于早期全球贸易史视角下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其观点也被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所吸收。除以上两篇论文外,林子升的博士论文《十六至十八世纪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中对澳门贸易史也所涉及。

1980年代以来,随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及中山大学相继成立港澳研究中心,澳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澳门贸易史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从整体上对明清以来澳门贸易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聂德宁、何芳川、万明、莫世祥、李金明、张廷茂等人。相比全汉昇,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资料的挖掘和运用。莫世祥利用拱北海关资料清晰地展示出近代澳门贸易地位变迁的轨迹,认为贸易地位变迁促使澳门在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中重新定位,谋求新的发展之路,并基本奠定当代澳门的经济发展格局。张廷茂利用新出版的明清档案以及葡文档案、报刊等资料,对明清澳门海上贸易进行宏观和整体上的把握,其研究成果是继全汉昇以来最系统、最完整的澳门贸易史研究著作。二是阐释视角的转换。万明突破以往贸易史研究偏重重葡人经营的局限,指出澳门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史中国商民和居澳葡人共同作用的结果。戚印平则认为耶稣会士及其管区代表在澳门商业贸易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传教士活动与商业活动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杨仁飞、何芳川、李金明等还将澳门贸易史置于整个东亚及世界贸易体系中考察其影响及意义。

澳门贸易史在整体深入的同时,也逐渐走向精细化。明清以澳门为中心的贸易航线众多,张廷茂则侧重对明季澳门与马尼拉海上贸易的开辟、发展进行研究,指出澳门—马尼拉贸易17世纪初粗具规模,经过二三十年后达到极盛,但随着1640年葡萄牙革命爆发及西葡两国关系恶化而结束。此外,他还对17世纪30年代澳门—长崎贸易危机进行分析,认为贸易危机不在于贸易利润的下降和日本“朱印船”的竞争,而在于中、荷、葡三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相对地位的变化,贸易资金的周转恶性循环,及宗教矛盾的恶化。李庆新对1550—1640年间澳门对暹罗、马六甲、印尼等东南亚各港口贸易进行论述后,指出葡人采取王室贸易和私营贸易形式经营澳门对东方贸易,澳门与东南亚是构成亚洲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戚印平对明末澳门葡商对日贸易论述中,提出澳日贸易从来就不是澳门葡商与日本顾主间的单纯商业贸易,而是各种政治力量、各方利益需求间相互冲突、相互制约,最后达成某种平衡的产物。顾卫民则着重论述16-17世纪耶稣会士参与长崎、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及作用。赵立人考察了十三行与澳门贸易关系,认为十三行出现于明代,直到1684年清政府开海外贸易之前,十三行的主要贸易口岸并非广东城,而是澳门及邻近的十字门。

在澳门贸易种类上,万明利用考古发现、博物馆文物及中西文献材料,分析了以往澳门贸易中所忽视的青花瓷贸易,指出葡萄牙在明代中西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彭浩对明末至民国时期澳门茶叶出口贸易进行研究,认为澳门是中国茶叶销往欧洲的最早出口地,对中国茶叶的发展及世界茶文化发展有永不磨灭的贡献。张晓辉对近代澳门与内地的茶叶贸易进行论述,认为清末澳门一度成为粤茶出口重镇,但民初随着洋茶的竞争及澳门商务地位下降逐渐衰落。但刘馨秋等人则认为清代澳门茶叶贸易自1887年后就急剧衰落,并指出清末民初澳门茶叶贸易衰落最主要的原因是落后的茶叶贸易无法适应日益激烈的世界茶叶市场的竞争。

贸易管理与控制方面,戴一峰利用中国海关档案及其他资料对澳门民船贸易管理进行研究,最终透视初晚清海关与中央及地方的关系。黄启臣、刘冉冉都对明清时期澳门贸易管理考察后,指出澳门海外贸易是直接在中国政府管理之下进行的,其中澳门同知、澳关委员、香山知县及县丞扮演重要角色。韦庆远从清初广州黄埔设港事件出发,透视了中葡双方关于广州外贸通商权的纠纷。

澳门贸易发展兴衰历程上,学者基本都认同16、17世纪澳门贸易的繁荣及清朝以来的衰落。但在贸易兴起原因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早期学者如黄启臣、邓开颂认为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澳门地理条件及海禁政策是主要原因;近来学者如张廷茂、戚印平多强调应从葡萄牙、澳门、传教士等多方面考察,认为世界贸易航线、内容、格局的转变、澳门港停泊条件及香港的崛起对澳门近代贸易衰落影响巨大。澳门贸易特性上,早期受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显著,黄启臣、邓开颂认为澳门贸易是野蛮的、掠夺性贸易,对西方资本主义和东南亚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近年来学者多认为澳门贸易是东亚贸易体系乃至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澳门在成为国际商贸大港的同时,亦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中西方经济文化发展都有一定促进作用。

近代以来澳门对外贸易逐渐衰落,新式苦力贸易、鸦片贸易等非法贸易逐渐兴盛。邓开颂、康大寿、黄绮文等对苦力贸易进行了专门研究,揭示西方殖民国家对中国劳工掠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邓开颂、郭卫东对鸦片战争前的澳门鸦片贸易考察后,指出澳门在19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是鸦片走私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葡澳当局的鸦片垄断政策引发与英商的严重冲突,致使鸦片贸易输华渠道转移至伶仃洋,澳门鸦片贸易也引起清政府禁烟政策的几多演变。

综上所述,澳门贸易史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内容已涉及贸易的各个方面,其研究视角已超脱简单对外贸易研究的理论,并逐渐成为澳门商业史,乃至澳门研究最成熟的一个领域。

二、华商崛起:澳门华商与近代中国

近代以来,澳门对外贸易逐渐衰落,但伴随着澳门殖民地化所形成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及澳门城市化建设的展开,大量内地华商被吸引到澳门投资。华商的进驻使澳门博彩业、鸦片业、零售业等诸多产业迅速发展,澳门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直止19世纪末,澳门经济繁荣的同时,澳门华商也掌握澳门经济命脉,成为近代澳门社会的主导力量。鉴于澳门华商的重要地位,近年来澳门华商逐渐成为澳门商业史研究的新热点。

早在澳门回归前后,学者对澳门华商就有所关注。邓开颂、杨仁飞、吴志良等人著述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如杨仁飞对澳门华商阶层的出现及兴起原因的专题论述,吴志良《澳门百科全书》还辟有人物篇对澳门著名华商进行详细的介绍。但这些成果多是对近代澳门华商进行“全景式”俯瞰,缺乏细致深入探讨,研究较为粗浅。近年来,不少青年学者,开始致力于澳门华商史研究。林广志对晚清华商的研究获得学界瞩目,其博士论文《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即是第一部以澳门华商为主题的著作。他在论述晚清澳门华商如何崛起的同时,对华商与澳门经济近代化的关系进行阐释,同时把华商家族及群体组织与华人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对华商在晚清政治漩涡中的态度、作为以及其生存之道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此外,随着《澳门宪报》等资料的整理出版,近代澳门史研究的资料不断丰富,澳门华商史迅速从不同研究路径展开,呈现强大生机。

1、澳门著名华商人物及家族    

近现代澳门华商的崛起是一个整体性、模糊化的论断,其实际内涵是一个个杰出华商人物及家族的兴起。不同的澳门华商个案的研究,不仅为近现代澳门华商群体提供了详实、丰富地实证研究,也透视出澳门华人社会发展演变历程。基于对当前澳门社会的现实影响力,较早受到关注是现代华商,尤其是何氏、马氏及崔氏三大家族。赵荣芳、关振东、吴楠利用文献资料及访谈口述报告,分别对何贤家族的主要社会、政治、经济活动进行论述,高度评价他们对澳门社会发展及澳门与中国大陆关系所做出的贡献。谢常青对马万祺的生平予以详细叙述,反映出其“作为一位爱国儒商奋博有为的业绩”。林建超、黄卫洪则对崔氏家族核心人物崔德祺进行简要探讨。此外,澳门著名华商何鸿燊也备受瞩目,其生平事迹及商贸思想均有学者论述。这些传记类研究成果,从严格意义来说很难称之为学术研究,但保留了史料,为深入研究奠定了翔实基础。

学术界对澳门华商人物家族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初时期。娄胜华研究澳门魅力型社团领袖形成问题时,对曹有、王禄、何连旺等近代澳门商界领袖人物有所研究,并总结出他们的一些共同特质。林广志的博士论文曾有专章对晚清澳门华商及家族进行研究,其内容涉及王禄、何连旺、卢九、曹有、冯成、陈六、柯六、林莲、陈芳、萧瀛洲、李镜荃等10余个华商家族,但其研究正如作者所言“这些家族的档案资料、商业行迹多湮灭不减,难以考估”,“对这些家族做出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评述目前还是比较困难”。同时,林氏还发表系列专题论文对澳门著名华商卢九家族进行研究,考察其主要经济活动及对近代澳门的贡献。晚清何连旺家族是澳门另一巨商,汤开建利用其收集多年的资料,详细论述了何连旺家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活动对近代澳门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对20世纪初其家族兴衰原因进行了考察。张建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口述及历史文献资料对清末曹建业及其家族主要事迹及活动,尤其是曹氏在镜湖医院创办中地位进行概述。胡雪莲通过对澳门华人巨商何廷光与《知新报》的关系,探讨澳门华商的交际网络。吴淑凤在研究抗战后澳门汉奸问题时,也对澳门商会会长高可宁有所论述。此外,为进一步推进近代澳门华商人物研究,学术界还召开了“卢九家族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对卢九家族的主要人物及活动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提出要建立澳门本土知识体系,通过华商人物及家族透视近代澳门华人社会形成、结构及演变。但从当前研究状况看,华商人物研究仍需要拓展,尤其要重视20世纪中期华商人物的研究。

2、澳门华商社团史

澳门无政党政治,“社团社会”是近现代澳门的重要特点。在名目繁多的社团中,华商社团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林广志认为晚清澳门华商社团组织的近代化历程,经历了神缘性组织、业缘型组织、慈善性组织、联谊性组织及政商性组织五个发展阶段。汤开建、马根伟关于澳门慈善史研究中认为华商基本主导着澳门慈善团体,指出慈善团体是早期华商团体的主要表现形式。梁毅鹏对清末民初澳门华人团体论述时,指出华人团体与社会存在矛盾,对澳葡政权有对抗行为。从总体上研究澳门华商社团的同时,个案研究也较为突出,尤其对澳门中华总商会的研究令人瞩目。1950年代初期,黄豫樵对商会的沿革有所介绍,1972年澳门中华总商会发布的七十年纪念刊也对商会的发展演变有简单概述。娄胜华对澳门近代社团研究时,对中华总商会组织系统及活动有所阐释。吴树燊利用档案资料对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原因、时间进行重新考订。从以上研究成果看,澳门华商社团史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近代主要华商团体的发展脉络尚未有清晰的认识,亟待加强研究。

3、华商与澳门近代社会    

自近代以来澳门华商成为澳门社会的主导力量,华商在澳门近代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吴志良认为,华商在调节近代澳门政治危机中华商扮演着重要角色,维持了澳门社会稳定 。马根伟、黄鸿雁的研究表明,华商是澳门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倡导者、组织者。

娄胜华研究抗战澳门救亡赈难团体时,认为工商界及其组织中华总商会在救亡赈难中处于核心地位。何伟杰利用镜湖医院档案,指出镜湖医院的运作机制受澳门商人集团的领导。林广志从卢九家族个案入手,探讨了华商在澳门早期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不过,谭世宝同时指出澳门华商在中葡的政治冲突中还存在投机活动。赵利峰则通过对赌商的系统研究,提出近代澳门华商的崛起与承充专营制度密切相关,该项制度促使澳门华商和澳葡政府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胡根对澳门近代博彩业及部分华商的研究成果,显示华商对近现代澳门公共交通、市政建设及教育发展等有着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多是“点到为止”,罕有细致、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4、澳门华商与近代中国革命

近代澳门地理位置优越,政治环境特殊,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场域。辛亥革命以降,各式党派团体的精英、要员,或避难或筹划活动多集聚于此地,澳门可谓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华商作为近代澳门华人社会主导力量不免与各党派力量结交,因此,澳门华商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角色毋庸置疑的引起学者的关注。卢燕丽论述了二十世纪初澳门与资产阶级革命关系,认为澳门是资产阶级党人活动的重要基地,是他们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何伟杰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澳门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予以考察,对澳门华商与辛亥革命、国民党关系多有涉及。林广志的系列论文显示了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其最新观点认为孙中山早年在澳门华商中找不到政治运动的“热心同志”,但辛亥革命之后以卢怡若兄弟为代表的澳门新一代华商对辛亥革命有了新的认识,逐渐转变为革命“热心同志”。不过,谭世宝对此表示质疑,指出林氏所依据的主要史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真实性值得怀疑,进而认为卢怡若等人参与孙中山及同盟会的若干革命活动是伪说。民主革命时期澳门曾是中共的秘密活动基地,左双文的研究表明,何贤、马万祺等华商与柯麟等澳门中共地下党有着密切联系,经常协助中共购买战略物资,支援解放区的经济工作。至1950年代初期,尽管澳门是国民党反攻大陆的重要据点,但在何贤、马万祺等商会领袖的协助下,澳葡当局签订了驱逐澳门国民党的协定。

三、“本土化知识体系”:澳门行业史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华商的崛起及博彩业的兴盛,澳门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对外贸易口岸逐渐转变为商业娱乐城市。澳门本土的诸多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博彩业俨然成为支柱产业。近年来,澳门史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近现代时期,近代澳门社会经济转变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澳门学界开始倡导建立“澳门学”,形成本土知识体系,曾经在中外交流史视角下缺失的澳门本土史,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在此背景下,澳门行业史研究成果迭出,尤其是澳门博彩业史的研究异常繁荣。

1、澳门博彩业史

自近代以来澳门一直是东方“蒙特卡罗”,博彩已成为澳门最瞩目标签和符号。但早期关于澳门博彩业史的研究十分不足,多是某些著述中零散、通俗的记载,如何汉威的近代广东赌博业研究、郭双林、萧梅花合著的《中华赌博史》,费成康的澳门史研究,以及少量葡萄牙学者著述中有所体现。这些研究大多没有充分利用澳门报刊、档案,难以对澳门博彩业史整体、细致的研究。

近年来,澳门博彩史受到广泛关注,先后有胡根、赵利峰及张廷茂的三部澳门博彩业史专著出版,这些成果把博彩史研究推向新高度。三部著作虽都以晚清澳门博彩业为研究内容,但研究思路重点及方法不尽相同。胡氏主要创新点在于对晚清博彩制度的变化、发展及政府保障博彩业发展的措施进行有力的分析,指出博彩业对澳门社会的影响。赵氏则充分利用中葡档案资料,深入阐释澳门博彩业建立原因、兴起发展过程及与粤、港两地的关系,指出在粤港夹缝中生存的澳门建立并发展博彩业,是一种“尴尬图存”。张廷茂大量引用葡文原始文献,对澳门博彩中的番摊赌博专营的发展进行研究,指出番摊赌博专营在澳葡财政运作中起支柱地位。除这些研究外,林广志还从整体上对晚清澳门华人赌商的产业投资及其特点进行论述,指出赌商多元投资的的特点及其致命弱点。另外,与之前澳门博彩业研究集中于晚清时期不同,赵利峰还对民国时期博彩公司(如启兴、大兴、集福、源源等)进行初步研究,指出民国时期是澳门博彩业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2.澳门其他行业史研究

对其他行业,学界也有所关注。渔业经济方面,1940年代麦振华就对澳门渔业、渔民状况有详细研究,是当前澳门渔业研究主要参考资料。陈衍德对近代以来澳门渔业经济与妈祖信仰进行探讨,指出妈祖在澳门渔业经济中发挥着强有力的凝聚力,妈祖成为渔民利益的捍卫者。孟庆顺通过对整个20世纪澳门渔业兴衰进行长时段探讨,认为20世纪前半叶渔业在澳门产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直至1960年代才随着澳门工业化的发展逐渐走向衰落。朱德新等人则侧重于20世纪澳门的渔民、渔业行业组织及渔业经济变迁的考察。

金融业方面,1940年代麦建增已有深入研究,内容涉及澳门货币、金融组织、黄金市场等。炮竹、火柴、神香曾为近代澳门三大传统手工业,蔡佩玲对其中的火柴业、神香业进行研究,理清了其发展主要阶段及状况。此外,自1996年以来澳门培正中学史地学会对澳门各行业进行口述调查,先后出版了三编澳门行业调查报告,涉及澳门本土几十种行业,其中有很多对行业历史发展的介绍。

这些成果揭示了澳门本土经济发展的状况,尤其是对澳门支柱产业——博彩业,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为澳门商业史的整体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澳门商业史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近十余年来,澳门商业史研究逐渐形成了一支整齐的科研队伍。不仅如此,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澳门大学等还设有专门研究中心,且各机构之间联系交往频繁。加之,近年来澳门市文化局、澳门基金会等组织加强对澳门研究的资助,使澳门商业史研究有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贸易史、华商史及行业史的研究成果也表明,澳门商业史研究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成就。但欣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澳门商业史研究仍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升的空间。主要体现如下。

其一,研究时段比较集中,侧重于明清时期,近现代研究略显不足。如贸易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末及清代中前期,而华商史及行业史研究也仅仅关注晚清时期。这不仅仅澳门商业史研究状况,整个澳门史研究也呈现如此情形。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当前澳门史料整理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资料尚未系统挖掘。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的澳门中国重要的贸易枢纽,是中外交流的窗口,因此受众多明清史学者关注。此外,早期研究澳门史的学者多有明清史研究的背景,这种学术传统也使得澳门商业史研究选题多集中在明清时期。近年来澳门华商史、行业史研究的兴起,虽然把研究时段延伸至近现代,但多止于辛亥革命。当前20世纪中后期澳门史主要集中于五·二九工人运动等重大政治事件,此时段商业史发展状况仍较为“模糊”,研究性的学术论文屈指可数。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澳门(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近现代商业史的研究,从而在整体上探讨四百年来澳门商业的兴衰、转型与发展。

其二,研究内容、主题、对象挖掘不够充分。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史、华商史及行业史领域,其他如物价、货币、市场秩序、商业经营等领域研究关注尚少。因此,已有研究成果仅仅是展现了澳门商业史的局部面貌,其整体状况尚不清晰。不仅如此,已有研究领域在广度、深度上也有待拓展。关于华商史的研究,已有成果多拘泥于单个人物,缺乏对澳门华商群体的整体性描述,而对华商社团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晚清时期镜湖医院、同善堂的研究,对商会、同业公会及其他商人组织缺乏系统考察。即使是对华商人物的研究,也大多是宏观性地介绍生平、经营及社会活动,鲜有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深入探讨。贸易史方面,有学者把澳门贸易史纳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考察,但研究多注重澳门对外贸易交流,很少考察澳门与中国大陆的贸易网络。行业史研究方面,偏重于博彩业,其他行业史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正是因为如此,澳门商业的独特发展模式尚未被揭示出来。

其三,研究视角、理论及方法存在局限。早年学者把澳门贸易史研究置于全球贸易视野下,分析澳门在早期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获得学界一致认同。但在论及澳门与海外世界的联系,很少从全球化视角分析澳门海外贸易对明清以来岭南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近年来澳门华商史、行业史的崛起,使澳门“本土”史研究有所进展。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的问题意识略显模糊,难以与其他地区的已有成果形成“对话”。以华商史研究为例,明清以来的中国商业史是学界关注、研究的热点,而已有对近代澳门华商群体的研究成果,很少与国内商人群体研究进行比较,进而揭示近代澳门华商的特征。同时,澳门商业史研究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时常被忽略,致使当前澳门商业史尚未跳出地方史的研究路径,形成真正“自下而上”的区域史研究。此外,澳门商业史研究往往把视角仅集中于澳门一隅,就澳门谈论澳门,把澳门与岭南社会割裂开来,这使得澳门商业史的研究缺乏宏观视野,进而很难把握澳门商业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因此,要在不断扩展澳门商业史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同时,更要从理论方法及研究视野上进行创新,弥补不足,推动了澳门商业史研究的不断进步。

其四,史料挖掘和运用的不足。近十余年来虽然大批澳门档案、报刊、文集等资料陆续出版,但史料挖掘和运用的不足依然是制约澳门商业史研究的最大瓶颈。就档案资料来说,现已出版的澳门档案史料多集中于明清时期且内容多涉及政治、中外关系方面,近代澳门商人社团、企业等商业史档案还未大规模整理挖掘。此外,从已出版的档案来看,对档案原文录用也存在任意摘录及失准等问题。报刊资料方面,《镜湖丛报》、《澳门宪报》等澳门报刊已有整理出版,但报刊资料多呈现琐碎、繁杂,缺乏系统性,如果不同其他资料配合使用,很可能造成“盲人摸象”,难以形成整体性的认识。另外,已整理刊行的档案、报刊资料,多于清末便戛然而止,迄今尚没有一部关于20世纪中后期澳门商业史的资料汇编,这对研究时空有着较大的制约,并使澳门商业史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自近代以来少数巨型商人主导着澳门华人社会,这些重要商人的文集、谱牒、掌故及传记也是研究澳门商业史的重要资料,关于这方面资料已有部分被挖掘,但这些资料来源比较复杂,不少甚至是其后人“加工”而成,有些论者使用时并未注意。诚如谭世宝所言,如果不能全面掌握资料的出处及源流,“新材料”、“新研究”只能沦为违规及演义之作。因此,澳门商业史研究在史料广度、深度上不断挖掘的同时,还要对史料源流进行详细的考订,以便更加客观地揭示澳门商业史的发展历程。

五、澳门商业史研究的几点展望

鉴于已有研究的现状及问题,澳门商业史不仅要拓展研究主题和时段的深度、广度,还要从理论方法及视野上有所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澳门商业史的研究要突破地方史研究路径,把澳门商业发展置于近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中进行研究,揭示澳门在明清以来东西方商业文化的碰撞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商业模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值得努力。

其一,拓展史料搜集的广度、深度,建立完整、系统的澳门商业史资料库。明清以来澳门一直是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域内域外关于澳门的史料可以说浩如烟海,有学者认为总量超过敦煌卷数十倍。面对如此庞大的资料,必须有重点、有层次的进行系统整理。首先,加强20世纪中后期澳门商业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其主要方向有:(1)整理现存澳葡政府所藏关于商业法令政策的文件,从而上层考察澳门商业政策的演变。(2)重视澳门本土商人团体、企业的档案资料、会刊等出版物,透视澳门商业模式的具体运作。(3)不断挖掘如《澳门宪报》、《华侨报》等澳门本地报刊资料,进而把握澳门商业发展的全景。其次,重视葡文文献资料的利用和翻译。澳门长期在葡萄牙的统治和控制下,形成了大量葡文档案、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散件于葡萄牙外交部及各大图书馆,其资料反映葡国视角下澳门商业演变的历史。这些资料大多未见整理,如果葡文资料与国内资料相互印证使用,无疑将会大大深化当前我们对澳门商业史的理解。再次,收集关于澳门的调查报告、游记、文集等散落资料。近代以来澳门以其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吸引了各色人物、集团,其中许多留用文字性记载,这些资料散落于各地,需要耐心搜寻。如日本侵华期间就曾对澳门进行调查,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就藏有一册百余页的澳门调查报告,内容涉及澳门商业、贸易、金融等若干方面。又次,借鉴历史人类学方法,对澳门商业史资料进行系统搜集。澳门偏属一隅,域内、域外虽有很多资料,但多是政策性文件或者表面、概括性的描述,如果要深入研究澳门商业演变,需要从澳门本地入手挖掘民间遗留的商业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民间商业账簿、契约及商人团体碑刻等,以及对澳门重要华商本人及其后人进行口述访谈。相信通过以上几点的努力,会逐渐建立起系统完整的澳门商业史资料库。

其二,深化已有研究方向,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从而比较清晰地揭示明清以来澳门商业的发展脉络。关于已有研究深入方面,贸易史的研究要注重澳门与岭南腹地之间的贸易联系,同时要考察近代以来澳门贸易内容、航线等方面的转型与变迁。华商史方面,要进一步挖掘澳门华商人物的同时,要注重分析澳门华商的群体性特征。此外,葡萄牙在澳门形成了一种独特统治环境,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华商如何进行适应、生存及选择,也是值得研究和比较的课题。行业史方面,近代以来博彩业一直是澳门主导产业,对于博彩业的研究不仅要理清其行业发展、运作的模式,更要注重这种特殊产业与澳门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探讨博彩业对澳门城市文化、教育、就业及日常生活等若干领域的影响。另外,澳门行业史的研究也要注重在澳门历史上有过繁荣,而当前衰落的行业(如爆竹业、火柴业、神香业及金融业等),通过这些行业兴衰的过程,透视澳门商业发展的变迁。

澳门商业史尚有许多研究领域值得拓展,就现在可利用的资料来看,有以下几点可以着重推进。首先,拓展研究时段,把精力集中到澳门近现代商业史研究领域中来。明清时期澳门商业史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受限于资料,其研究已经很难有大规模的推进。但澳门近现代史(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历史)有大量的档案、报刊等资料可供利用,通过对澳门现代商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而且对当前澳门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借鉴作用。其次,加强澳门商业制度、商业政策的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角色越来越受到学界认同,因此,对澳门商业制度的研究能从总体上把握澳门商业史发展、变迁的轨迹。长期的殖民统治使澳门商业制度即受到中国商业习惯的影响,也移植了大量葡萄牙的商业法规。在这种背景下,明清以来澳门商业制度如何吸收、调和各方因素形成本土特色的商业制度,无疑对研究近代亚洲商业制度上形成有所帮助。再次,注重澳门近代商业转型的研究。早期澳门商业以海外贸易为主导,近代以来以博彩为代表的娱乐业成为澳门的支柱,此转型过程在澳门商业史上有重要地位,对澳门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近代澳门商业转型的研究,才能从源头上理解当前澳门经济发展的现状。第四,深化澳门中华总商会史研究。民国初年成立的澳门中华总商会,自成立之初就成为澳门华人社会的领导。20世纪澳门重大政治、经济及社会事件中都有中华总会商会的身影,乃至当今中华总商会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子侄,依然是澳门政界的主要领导力量。对20世纪澳门中华总商会深入研究,不仅能反映出上世纪澳门商业发展的历程,也能透视出澳门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除以上几点外,对澳门物价、消费、收入等涉及民众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也需亟待拓展。

其三,转变研究视角,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推动澳门商业史研究进行理论创新。近年来史学研究越来越社会科学化,理论、范式层出不穷,在学界对新理论、新方法虽有收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但不可否认它们为不同领域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对话平台。澳门商业史研究要有所推进,在研究广度、深度进行拓展的同时,必须要摆脱简单的史料堆积,在研究视角、方法上进行借鉴、创新。面对澳门商业史研究现状,有以下几点拙见。第一,从全球史的视野下分析明清以来澳门商业史的发展、演变。澳门本是南海渔村,伴随着葡萄牙殖民者贸易活动,逐渐发展为明清时期重要的外贸口岸,这其中早期全球化贸易扮演主要角色。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纳入全球进化进程的加快,粤省及香港的开埠,澳门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冲击,最终转型为发展博彩、鸦片等畸形经济。因此,可以说全球化与中国的互动一直主导着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把澳门商业发展置于全球史的视角下,不仅有助于把握商业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还有能揭示出澳门商业发展史中的关键问题。此外,从全球史视野下研究澳门商业史,也与对近年来澳门学者提倡建立全球文明互动发展范式下的“澳门学”相切合,有利于“澳门学”研究的理论创新。

近期钱乘旦主编的“全球史与澳门”系列丛书,就是从全球史观出发研究澳门在全球化起步阶段中的作用,这对从全球视野下研究澳门商业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第二,跨越“民族—国家”视角,超脱澳门地方史研究。澳门长期受葡萄牙控制,特殊地理政治环境导致其商业活动具有跨区域性、跨国性的特点。澳门商业模式产生、存在于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仅仅从中国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势必导致一叶障目先入为主的问题。因此,对澳门商业史研究要走出越“民族—国家”的框架,超脱区域性的地方史研究路径,把澳门置于整个亚洲商业秩序体系中,探讨明清以来澳门商业发展、演变与整个东亚商业体系之间的关系。第三,注重网络理论与澳门商业史研究。网络是相互群体之间为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不同形式的交换和互动模式,网络理论以其跨学科性和超越民族国家性的特点,近年来在华人商业史研究中受到高度重视。澳门是一个移民社会,其华商与大陆、香港及东南亚等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投资、贸易为主的等商业网络,也含有华商与迁出地的社会文化的交流。通过这些网络澳门和整个亚洲及世界密切联系起来,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澳门商业史研究中要注重网络理论的运用利用,着重分析明清以来澳门商业网络、华商网络形成、建构等重要问题。第四,运用跨学科方法,从多角度研究澳门商业史。在全球化进程下,澳门商业发展史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仅依靠史学的实证研究很难理清其发展变化。因此,要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全面综合研究澳门商业的发展史。具体来说,如通过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可以分析出明清以来澳门物价、贸易额、消费水平等波动状况;运用社会组织学方法,能考察澳门商业组织、团体的结构和变革;利用历史人类学方法,有利于对澳门特殊的经济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分析。相信通过对这些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澳门商业史的真实面相将愈加清晰。

一直以来澳门史研究的学者试图建立全球文明互动发展范式下的“澳门学”,从而揭示多元文化下的“澳门模式”、“澳门精神”。对“澳门学”的提倡反映了学者的理论自觉,有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澳门研究范式。但“澳门学”并非空中楼阁,需要大量澳门研究的成果支撑,澳门商业史研究无异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澳门贸易史、华商史及行业史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就,这为澳门商业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若能在广泛挖掘和运用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视野,既从长时段对澳门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进行系统深入探讨,也加强精细的个案研究,澳门商业史的研究将会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全球文化互动范式下的“澳门学”也将指日可待。

栏目主持人:杨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2016级硕士研究生

编辑:王佳敏,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2015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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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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