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美] 王国斌 / 罗森塔尔著，周琳译，王国斌、张萌审校，2018年10月出版，283页，58.00元。
加州学派与“大分流”
对中西方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研究长期充斥着“宿命论”的观点——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制度上。似乎中国有着先天性的不足：中国文化先天上不热爱私有，中国社会先天上抵制契约精神。当然这种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解释在上个世纪就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与反思，以彭慕兰所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2000）一书出版为契机，在十余年前的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
围绕着“大分流”观点，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以及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等著作相继问世。这些学者致力于讨论这一问题，即“为什么在工业革命后，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分道扬镳，并且最终导致了中国在十八世纪后出现了没落”，他们被统称为“加州学派”。
当然，跟随着“加州学派”的形成与立论的，就是针锋相对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英国的农业是否如彭慕兰所讲，十八世纪前并没有发生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二是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是发展还是内卷的问题；三是从理论上展开探讨。简而言之，中国和英国是否可比，又以什么模型进行比较。
《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
对 “大分流”理论的修正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国斌先生，显然在十年中一直持续着对批评的反思与进一步探究。2011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更加详细地解释与修正了“大分流理论”。本书的中译本由四川大学周琳老师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大分流之外》修正了彭慕兰《大分流》一书中的一些观点，比如并不锁定某种特定的资源（如煤炭）或机械（如蒸汽机）的发明对经济的推动力上，而是将视野扩大到一个时期的政治、制度原因及其所带来的广泛影响。
相比于彭慕兰的研究，王国斌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殖民化看作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较之于耗费高成本在国内寻求资源与市场，发展海外殖民无疑是更为便利和可行的。当然这也呼应了全书的一个主题，即中国与欧洲的分野并不是某种偶然事件或是某种禀赋不同，而是各自政治形态在调控各自资源配置时产生的必然后果。中国之所以没有殖民活动，是因为国内市场已经足够消化国内的生产力，而相对长时间的和平使国内交易成本最低，所以没有海外殖民的迫切性。
这种“资本以最小代价实现最高收益”的说法同样用于解释如下问题：中国的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乡村而非城市，中国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信贷体系。简言之，就是因为这一切在一个非竞争的地域环境中，太容易实现了。而欧洲所谓的“制度化”“契约化”“规模化”“代议制”都是一种“生于忧患”的意外收获。
当然，比较史学都非常可能陷入一些先天的困境，这也是考验历史书写者的地方。首先，“加州学派”最被人称道的，就是去“欧洲中心化”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前提在今天来看，已经不算是一个“新闻”，而可以归为常识了。但是既然是比较研究，就要确立比较项。
“中心化”的一个好处是，比较项是自然生成的，比如：欧洲有大机器生产——中国为什么没有？欧洲在近代有明显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为什么没有？但当中心被强行抽离了之后，我们就只看到了不同。毫无疑问，比较史的前提，都是认为某种历史现象是“可比的”，而并非毫无关联的两个系统。
无论是彭慕兰还是王国斌，之所以采用了“Divergence”（分流）这个词，并且为这种分流找到了时间点。那么前提都是预设了，中国和欧洲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前，经济发展至少在形态上表现是相似的。王国斌将这个时间点定在了蒙古征服前，正如作者所说：“到了19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大分流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其肇因却潜藏在很久以前的那些时代。”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期，作者没有言明。从时间的节点上来看，和中日学者所说的“唐宋变革论”很切合。不过不论是内藤湖南还是钱穆，“以宋为界”都是出于政治制度上的讨论。以王曾瑜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虽然认为对唐宋之界的划分是经济学上的，即：“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但是时间又与王国斌所划定的有所出入。
第二，既然是可比的，用以比较的个体设置到什么层级，且比较项精细化到什么程度。经济史内部对之前彭慕兰观点的反对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反对“加州学派”立论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中西历史放入更精细化的对比当中。而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英国不仅与中国不同，与欧洲也有不同。
王国斌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显然对这两个问题都做了一定的回应，但是似乎又不太明确。本书列出的比较项，如“家庭组织形式”“工资”“市场分布”“信贷规模”“契约形式”“政府收支”等，都是一些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选项。但是这些选项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是不是全部的可比项，作者都没有系统说明。
关于地域间的对照，虽然作者反复强调：“每一个理论或模型都充分地考虑到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不仅仅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差异，还包括各个地区内部的差异。”但是作为一种“中观”的切入视角，本文显然更侧重于表达欧洲既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整体，又存在着英国、法国、德国和低地国家的巨大差异。相反，作者很少提及中国在广袤国土上的差异性，虽然这使比较简单化了，但是对于区域差异的处理，便显得颇为暧昧。
《大分流之外》的表达方式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本书已经发展了十余年前关于“大分流”的讨论内容，并没有继续执着于解释“边际效应”和“斯密式增长”，而将研究深入到更为具体和广泛的环节中。
本书在叙述如下观点时，构建了一些函数模型方式，为了便于理解，我将各函数所显示的结论总结如下。
家庭结构与劳动力市场。
结论是社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加大，核心家庭与扩展式家庭提供劳动力的差异会大大缩减。
推论：
家庭结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结论是以扩展式家庭为主的经济体较以核心式家庭为主的经济体工资更低，并不意味着两种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有实质差异。
正式与非正式的契约实施机制。
中国人和欧洲人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其实是取决于交易的性质。
推论：
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可利用时的契约实施问题。结论，除了商业借贷之外，市场需求不大的商品一般都依赖非正式制度进行交易。而那些与个人品味直接挂钩的商品，都依赖正式制度，在陌生人直接进行交易。
战争与制造业布局。
结论是战争会造成乡村资本单位增加，使乡村的劳动力优势丧失，从而使制造业向城市集中。
推论：
战争、制造业与资本密集程度。结论是战争中的欧洲会比和平中的中国拥有更大规模的城市制造业。
信用的定价。
结论是违约风险更大的借贷者，无论大额、小额，都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如果说中国的借款人信用不足，那么即使他们申请的是小额贷款，借贷成本同样很高。
推论：
从一个市场到多个市场。结论是由于中国的借款人通常是扩展式家庭的“弃儿”，所以即使在平均借贷收益相同的情况下，中国信用市场的利息率也应该高于同类的欧洲信用市场。之后进一步的推演是，中国在此情况下衍生出了自己的借贷体系，与欧洲并无优劣之分。
税收和公共产品。
结论是当权力集团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个国家的所有税收用于发展公共产品，所以一个专制国家往往不如民主国家富裕，但是作者同时质疑，这个模型是否符合十八世纪欧洲的历史事实。
将战争的变量引入模型。
结论是当战争发生时，公共开支较大的国家的税收会增加，公共产品投资会减少，战争使中国的税收从整体上低于欧洲。
当这些主题和结论都列出来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结论：
一些传统上被我们认为是导致欧洲与中国分流的因素——家庭组织形式、契约精神、金融市场、资源禀赋，在中欧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优劣，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是战争，而直接控制战争发生频率的，就是政治形态。
当然，王国斌以研究的细腻精致闻名，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在研究中致力于构建若干个小而精致的模型，而非一个大而普适的框架。之前在对彭慕兰和杰克·戈德斯通的争论中，王国斌就表示，单一因素决定论在历史研究中是行不通的。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他就试图全面回溯中西历史分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以再现一个宏大的经济社会生态。
针对之前对“加州学派”的研究没有延伸性的批评 （参见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一文），本书试图将清末到新中国乃至今日的经济政策做一个串联。经济史无疑比政治史有更强的接续性，但是涉及中国近代的复杂局面，作者的论述可谓浅尝辄止。然而本书的重点并非中国怎样步入现代化，分流的发生和原因，至于分流之后的再次合流，算是本书论述的一个归宿。
对经济史研究的一些反思
我们对王国斌作品的疑问，有一些是基于其研究方法的，也有一些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作者的聪明之处在于，对读者会质疑的操作细节，他自己首先提出史料采用上的局限性。比如，就借贷利率而言，作者坦言对中国借贷关系的研究，是基于当铺这一特殊的质押机制上的。
对经济学这种需要坚实数据支撑的研究而言，无论欧洲还是中国，十七、十八世纪的数据都是非常缺失的。尤其是中国，数据不仅在数量上非常不足，在可信度上也值得怀疑。比如作者引用了滨下武志研究中清末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数据，而就清代中国的财政制度来说，收入和支出一般不会全部当年兑现，并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所幸的是，作者并没有对这些数据做精细化处理，仅仅得出了一个量级上的结论。
和很多理论性研究一样，本书并没有采集一手信息，而是广泛搜集了各类研究的结论，而关于中国明清经济很多关键问题的结论，基本上都是在数据先天不足的基础上做出的合理化推断，那么将这些“合理”归结为一处，得到的也只是一种“合理性”。
此外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稍加了解，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在讨论的过程中，基本上都采用了“一般均衡理论”，即着眼于整个经济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及供求量决定的一种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并将这种理论扩大化，不仅表现出各商品间的互动关系，更追求一种市场间的互相表达，并认为给定某种状态后，影响该状态的因素会自行调节以达到平衡。相对于之前强调单一要素的形式模型——比如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这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历史研究中，我们经常发现，似乎连可以给定的要素都没有，也不能排除未列入表达的要素。我们完全不能肯定，是否对某一现象有影响的全部要素，全部被列入了表达当中，这种筛选还是经验性的。
在我们的常识中，经常会把“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历史”（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用历史的视角研究经济”混同起来，但这在本书的理解中，尤其要分清。经济学在《大分流之外》中，更多是作为一种研究经济行为本身的方式（公共投资、信贷、工资水平等），而非一种广义上的“行为效果学”。这一点虽然作者没有申明，但是还是需要读者从中加以辨别。作为“行为效果学”的经济学和其他被哲学化的自然科学一样，已经部分失去了其普遍适用性。比如书中会把所有的自然人都假定为要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这是一种经济学上的假设，而不能推演到历史现实中，所以亦不能在这一层面上否定作者的研究方法。
对以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中国历史学界并不陌生，建国初期对“五朵金花”的讨论，是构建新中国史学理论框架的重要工作。其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对“加州学派”的质疑或是拥护，有很多不同层面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种讨论应该是基于同一层面的。正如哲学难题“阿基里斯追乌龟”一样，讨论要针对——至少是理解作者的理论框架与推论过程，而非单纯批评结论。因为在历史问题的探讨上，结论往往是非此即彼，也是最没有意义的环节。所以不论是评价王国斌的作品，还是“加州学派”，也至少要站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角度上，
加州学派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审视东西差异时，没有非简单地以“文化宿命论”或是历史细节，否定差异的可知性。因为对历史学的研究而言，“宿命论”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它将所有差别归结于“文化或是地理上的先天差异”，从而无视更复杂和全局的思考。这种做法无疑轻松而又看似理性地诠释了一些历史问题，然而最终却将历史研究引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