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赖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撰写人：林颀玲（Bard Graduate Center: Decorative Arts, Design History, Material Culture硕士生）
狄宇宙教授 (Nicola Di Cosmo) 简介
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教授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为高等研究院目前主要、也是唯一一位负责东亚研究的学者。他 1991 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印第安纳大学拥有渊远的中央欧亚研究传统，是美国少数聚焦于中央欧亚研究的科系。该系最早成立于 1940 年代，在二战期间提供军方训练中亚语言的学程。狄教授就读期间，此科系甚至依循现在学界已很少使用的古典语言学分类，将此区域研究归类为乌拉尔与阿尔泰研究。狄教授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前，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与纽西兰坎特伯雷大学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不同于传统汉学研究训练出身的学者，狄教授的内亚研究背景，让他特别关注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以及内亚在连结欧亚大陆东西方两端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因此，在目前当红的美国新清史与全球史兴起之前，他早已从「非汉」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所了解之「中国」的形成。
他的成名作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2004)，结合中国文献与考古出土，从中原以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与游牧民族间的关系，提出许多创新的观点。例如，他推翻学者普遍认为农耕是游牧社会进化的假设，提出草原民族开始有能力与中原中国对抗的关键，乃是其由农耕转型发展为游牧型态的缘故。由于对游牧内亚区域研究的兴趣，他也关注清入关前的满蒙关系、清帝国的早期形成、中国的「武」文化等议题，且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他则致力于开发环境史研究的新取径，其结合古气象学与历史学材料研究蒙古帝国的兴起已有初步的成果。例如，他与他的团队推翻以往认为蒙古帝国向外扩张的原因，乃是源于恶劣的气候所造成生存需要所致；他们发现事实恰好与此假设相反，反而在蒙古帝国扩张之际的 1211 至 1225 年间，草原经历前所未有的温和气候及丰沛雨水，成就了富饶的草原生产力，为成吉思汗的军事扩充提供了理想的物质条件。
启蒙：威尼斯大学
是什么契机使得一位义大利青年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事实上，在狄教授大学时期，即 1970 年代末与 1980 年代初，「中国」并非如想象般遥不可及。七零年代冷战时期，风声鹤唳的氛围下，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势力与美国的拉锯，影响着世界局势。此际的义大利内部，则是左右派政治势力冲突激烈、左派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因此，无论是尼克森访问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或是毛泽东逝世，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义大利国内密切关注。社会氛围影响学术脉动，「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几乎都是研究现代领域的，现代历史、现代文学，事实上更多是专注于当代。」狄教授回忆，当时学界的选项其实不多，相较于此类当代研究领域，真正令他着迷的，是中国在不同时代间的变化，他直白地讲：「大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想成为历史学家！」
狄教授就读的威尼斯大学 (Università Ca’ Foscari Venezia) 为当时义大利汉学研究的三大重镇之一，另外两个则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 与罗马智慧大学 (Sapienza – Università di Roma)。然而，即使在有较充分学术资源的威尼斯，中国研究仍隶属于所谓的「东方语言学系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之下，其研究范畴倾向语言学和区域研究。这使得狄教授对中国的了解并非始于历史学，而是语言学。当时，威尼斯的中亚与内亚学的研究传统，主要来自德国。威尼斯大学里教授满文的斯拉夫裔教授，便出自德国满学家福华德 (Walter Fuchs, 1902-1979) 门下。可以说狄教授正是承袭德国的研究脉络，开始接触内亚研究。义大利社会氛围中对当代中国的关切，以及学界倾向语言学的研究方式，使狄教授的知识基础十分特别：混杂着贴近当代中国脉动的最新时事，和东亚语言（如：汉文、满文、蒙文）的训练。他在大学期间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翻译明清时期，朝鲜使节在中国的见闻集《建州闻见录》。同时，他也一边在报纸上撰写分析当时中美关系的文章。
大学三年级时 (1980-1981)，狄教授终于如愿以交换学生的身分，首度踏上中国土地。在北京学习中文三个星期后，他决定前往以历史系闻名的南京大学，直到为期一年的交换生活结束。在中国期间，他的生活十分丰富，不但跨海为义大利报纸撰写中国时事的报导，还在当时中国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中客串一角，扮演宴会上跳着华尔滋的美国军官。
学术研究上，狄教授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好奇，以及德国内亚研究传统的训练，催生他对满洲与中国关系的兴趣。他决定研究努尔哈赤在当代中国历史书写中的形象转变——如何从封建征服者，转变为执行屠杀的暴君。狄教授欲讨论的不仅是汉化问题，也包含汉化的对立面，即满洲人怎么改变中国，以及满州人进入中国后，自身所经历的转变。狄教授的论文成功连结当代中国与内亚研究两个领域，这样的研究取径反映他个人的学术养成背景，但是，狄教授的研究在当时仍然十分特殊，因为当时义大利汉学研究聚焦于当代历史学与古典汉学。
从中国回到义大利后，狄教授又花了一年完成论文，并于 1982 年毕业。义大利当时的学制并未像现在一样严明的将硕士、博士分类，学生只要完成毕业论文，就具备 doctor 头衔，能够在大学担任教授。然而，狄教授甫毕业的求职过程，在学术就业机会僧多粥少的义大利并不顺利，那段时间他靠着在中学教英文餬口。而后，当狄教授得知义大利政府开始支持年轻学者赴美攻读博士的计画时，他毅然下定决心争取，并幸运地获得国家补助前往美国。经济的支持让狄教授能够宽裕且自由地开启他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求学生涯。
转机：前往美国，1984-1989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的乌拉—阿尔泰学系 (Uralic and Altaic Studies)，是现在中央欧亚研究学系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的前身。当时它是美国唯一一所教授中亚研究的学校，也因此毫无疑问地成为狄教授申请学校的首选。然而，美国学校与义大利官方奖学金在申请时间上互相冲突。申请美国学校前，狄教授尚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拿到国家奖学金。在不确定经费来源的情况下，他无法向印第安纳大学确保自己能够前往美国求学。为此，狄教授只好写信给当时蒙古研究的重量级人物——也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丹尼斯．赛诺 (Denis Sinor，1916-2011)，恳请他协助，同时动身参加蒙古学每年一度的研讨会 PIAC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与赛诺教授会面。赛诺教授慷慨地承诺为他写推荐信，此举使得狄教授获得申请赴美奖学金的资格，并在通过国家考试后，顺利地取得奖学金。
狄教授此行的收获不仅于此，在研讨会上，他见识到许多优秀的中亚学者。这些研究者在当时，或在往后，都是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与狄教授的情谊，构筑起青年狄教授的学术人际网络，如德国蒙古学者瓦尔特‧海西希 (Walther Heissig, 1913-2005)。在海西希逝世后，他的部分藏书便转移到普林斯顿大学和高等研究院图书馆。另外，日本满蒙史学者冈田英弘 (Okada Hidehiro, 1931-2017) 与宫胁淳子 (Miyawaki Junko, 1952-) 当时也一同出席。在研讨会发表文章的过程中，狄教授受益于与冈田英弘教授的讨论，两人结为好友，1988 年，狄教授应冈田英弘教授之邀前往日本，为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搜集材料。
义大利官方奖学金支持狄教授头两年在美国的生活。两年后，他受聘为系上的教学助理，协助其他学生学习满文。在访谈过程中，狄教授饶富兴味地回忆，竟然是由他，一位义大利人，教导韩国学生满文，那情景是当时印第安纳大学里有趣的「国际化」情景。
身为中亚研究领域的重镇，印第安纳大学里聚集了许多重量级学者，包括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 (Elliot Sperling, 1951-2017)，日本蒙古史学者小泽重男 (Ozawa Shigeo, 1926-2017)、匈牙利蒙古学者艾莉斯．萨科齐 (Alice Sárközi) 与捷尔吉．卡拉 (György Kara, 1935-)。如此富饶的智识环境下，狄教授总结，这个阶段有两件事影响他日后学者养成最为深远：第一，是能够亲炙一流学者；第二，是此时期所打下的坚实语言基础，包含蒙文和满文。
中央欧亚研究学系所提供的教学，主要是语言学与区域研究的范畴，而让狄教授最着迷的，仍然是历史学，尤其是史学史。史学史讨论历史如何被书写，以及史观如何发展，他因而决定以司马迁的《史记》作为研究对象。狄教授表示：「我不想只作蒙古学研究，或只作满学研究，我好奇的是整个历史如何被建构。即使当时并没有太多关于史学史的书籍，这是个全新的领域。」缺乏前人引路，他的指导教授白桂思 (Christopher I. Beckwith, 1945-) 也只能从自身专业——吐蕃帝国史 (History of Tibetan Empire)——的角度给予狄教授写作上的指引。大部分论文内容都是狄教授自己摸索、发展而成。狄教授说，他非常感谢当时教授们给予的自由和信任，让他能够尽可能地靠近他想处理的议题与材料，甚至容许他在毕业前就到英国剑桥大学担任长达三年的研究人员。
研究取径的形成：剑桥生活，1989-1991
1989 年，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的蒙古语内亚研究中心 (Mongolia & Inner Asia Studies Unit) 为加强蒙古学相关研究，开放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职缺。狄教授虽然尚未拿到博士学位，该中心的创办人、亚洲人类学家卡洛琳．韩芙蕾 (Caroline Humphrey, 1943-)，在面试后仍决定聘请他到剑桥进行研究。在剑桥时，狄教授不需要开设固定课程，因此，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撰写博士论文。然而，除了论文之外，他并非一无所获——相反地，狄教授认为这段时间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捩点。
「我从纯粹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转变成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方法。」狄教授说。彼时，语言学与历史学领域的主流看法认为，游牧民族的民族特质并不会随着时间改变。这样的假设使得学界讨论游牧民族历史时，将其发展视为一种循环：当游牧民族强盛时，就会侵略中原地区；当他们衰弱时，就离开中原。事实上，这个概念至今仍然盛行。狄教授言道：「所以如果要用别的方式来概念化游牧民族的历史，你会非常需要新的理论。」而当时大部分的理论都来自人类学，藉由剑桥社会人类学系的资源，狄教授大量吸收人类学理论及研究方法，这些理论深切地影响了他，成为他日后研究的主要途径。
狄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中的内亚：对于史记中匈奴的分析》(Inner Asia in Chinese History: An Analysis of the Hsiung-nu in the Shih Chi)，是以历史批评 (Historical criticism) 或来源批评的角度切入司马迁的《史记》。他从司马迁如何得知游牧民族的资讯，到当时的中国应当如何面对这些讯息，来探讨司马迁对这些「化外之民」的史学建构。狄教授认为，司马迁对游牧民族的诠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类似民族志方式的，单纯描述匈奴的性质；另一种则是标准化的，尝试将游牧民族嵌入历史之中。因此，《史记》的内容包含早期游牧民族（如：猃狁、戎、夷）的文化，并依此建立了游牧民族的历史系谱。虽然，建立的系谱并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却显示出司马迁藉由书写历史，将游牧族群的资讯标准化、理性化的企图，并可从中观察其为政治目的服务而产生的「华夷之分」表述形式。
这个革新的假设在当时并未全然获得学界支持。1999 年，剑桥在编《剑桥中国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时，就没有收录这篇论文，而是收录了〈前帝国时代的中国北方边疆〉(“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被收录的文章是狄教授决定将更多心力放在考古学后所撰写的文章，梳理了匈奴帝国出现以前，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发展。狄教授首度结合考古学材料与历史文献，试图为两者的矛盾之处给予合理解释，可说是他论文内容的前沿。这篇重要的文章，也成为他在 2002 年，基于博士论文所出版的专着《古代中国与其强邻》〔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中文版于 2010 年出版〕中的第一部分，为读者提供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基础轮廓。
经过长期的研究工作，如今，狄教授已经发展出对各种研究方法、理论架构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我使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建构游牧民族的历史。考古学是一个方式，中国文献也是，现在则转向至气候变迁。当然人类学仍然十分重要，只是我不再认为这是唯一关键的途径。」以游牧民族的政治文化为例，狄教授指出，能够显示相关内容的文献或档案非常稀少，而且几乎不可能从帝国内部的文书获得，只能从外部进行比较和观察。为了突破这个困境，他新发表的文章 “Nurhaci’s Gambit: Sovereignty as Concept and Praxis in the Rise of the Manchus” 研究早期满洲如何使用「国家」的相关词汇，例如 gurun（满文：国、朝），或是 dacing（满文：大清）时，其所指涉的实际意涵，由此试图理解努尔哈赤的政治策略，以及这些政治意识如何影响满洲的国家形成。上述研究途径正是发挥了狄教授过去所学习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在这个研究中，狄教授追溯努尔哈赤每进入一个不同的政治情势，便使用不同的国家称谓。当他从氏族领导人转变成部落共主时，被统治群体的称呼就从以部族为基础的建州女真 (Jianzhou Jušen)，改成以民族为号召的女真国 (Jušen Gurun)，以合法化努尔哈赤统治其他女真部落的野心与行动。当他开始攻打其他民族后，他又将国家称谓改为后爱新国 (amaga aisin gurun)。爱新不仅是一个家族姓氏，其涵义实为「金」，而金正是曾经一度统治广大北方中国的女真帝国，这样与金国的连结说明了努尔哈赤的企图。十二世纪时金国兼并各民族的势力，尤其是金国对中国的武力行动，这对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分裂给予有力支持。与其并行的叙述还包括向蒙古取回 1234 年金国被蒙古消灭时被掠夺的一切；接着，则是在击败明朝后，以「天命」(abkai fulingga) 作为年号，再次扩大合法的统治范围。满洲统治者刻意建立和金代，甚至元代、辽代的历史连结，以进行政治宣称，这其实是非常具有历史意识的行动。基于这个现象的观察，狄教授认为应该继续深入研究这些民族（或中国叙事中所称之「异族」）如何认知并建构自身历史。
对新清史的看法
无论是内亚研究领域中的满洲研究，或从中国历史背景出发的新清史研究，两者都将满文史料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关注满洲和其所建立的清王朝。狄教授不仅在内亚研究领域耕耘已久，同时也进行许多与中国历史相关的研究。跳脱一般美国学者的研究背景与训练传统，狄教授提出他做为「局外人」对新清史的理解：「新清史的目标，在于试图超越过去清史研究对于满洲进入中国后是否『汉化』的典型论证。它认为一个朝代的中国化或非中国化不能被简单断定，应当尝试用更为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各种文化与政治成分如何构成一个王朝。」
新清史开展的研究议题，相较于过往清史研究的「汉化模型」(Sinicization paradigm)，其所开拓出的新面向不仅留意中国对清王朝的同化（或汉化），更重视清王朝带给中国的影响。这当中包括关注入关后被清王朝保留的非汉元素，例如社会层面的八旗制度，以及八旗制度创造出的新社会阶级。「然而问题是，我们去取代汉化模型的，会不会也仅是另一种模型而已？」狄教授质疑，「族群性」 (ethnicity) 对某些人而言可能仅是另一种模组。满洲所保留的某些民族特质，的确有助于了解满洲或清史，但仍需要讨论，比方说，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个多元民族的制度。除此之外，在清代还出现多元文化、多元政治语汇等现象，用这个角度去理解清王朝，也是新清史研究正推动的一种论述模型。
就观察清帝国的复合面向而言，认知当时存在的文化多样性和新社群分类是研究清代很好的切入点，但狄教授指出，清帝国的社会阶层分类并非全然固着于种族之上。而且，在讨论这些不同种族的关系时，必须注意的是，在清代很少看到大群的人口迁移。即使有驻扎兵团的移动，却不必然意味着清王朝试图维持帝国内的文化一致性。针对此一现象，狄教授说：「我不认为清帝国是个熔炉。」相较于一统化的社会，清统治者可能更致力于保持帝国内各种文化的分离与差异，但也并非极端的隔绝。虽然的确有许多人因为种族而居住在分离的区域，然而，我们又同时能看到许多满汉通婚的例子。因此，在清代要如何定义一个种族身分和认同，其实需要更细致的讨论，而新清史确实给予这样的讨论许多空间和机会。
另一个新清史的特点是重视非汉文材料，但诚如狄教授所言：「这其实并不是新清史的发现。」他强调，清代满文、蒙文、藏文材料在日本清史研究的传统中使用已久；发源于德国的欧洲学派也以满蒙藏档案研究清代，这些研究方式都属于内亚研究学门的一部分。是以，相较于二元的汉文—非汉文材料之争论，狄教授认为两方面应当合作。当然，并非在所有研究主题上都必须使用其他语言的材料，很多时候汉文材料已然足够。依循此理解，狄教授说：「新清史真正的创建，或许其实是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另外，面对不断进行的满、蒙、藏史料整理和出版，狄教授对于未来想进入清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给予非常实际的建议：「一定要会至少其中一种语言！」同时间，中国也在增加这些材料的使用机会，比方说，第一历史档案馆已出版大量满蒙文史料，不仅如此，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还有更多档案遗存，等待研究者发掘。
超越「汉」╱「满」二元论
狄教授的研究角度与新清史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清史研究者往往认为若要了解清王朝，满州文献是最可靠的，并将满洲王朝与之前的汉族王朝作出区别。然而，在狄教授的研究中，满洲建立族群认同的方式，例如：建立满洲与辽、金、元等征服王朝的连结，以及所使用的政治语汇，其灵感很有可能都来自于中国历史材料。又，满洲使用中国历史的线性叙述方式建构自身的史观，狄教授就诠释道：「也可以说，是中国塑造了它的敌人。」这样的角度，或许超越了无论传统清史或新清史，以民族本质作为政治差异性来由的历史论述。取而代之的，是更仔细地观察农业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互动与影响。事实上，两者都在彼此族群形成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要研究内亚民族，仅处理它们本身的文化材料是不足的，还是需要回到它们与周遭文化体的连结。
「要从酋长制的小型部落，转型为宏大的帝国政体，历史意识是有必要的。」狄教授说。这个问题不仅满洲会面对到，也是所有内亚民族的课题，因为当它们要成为更大的政治体系时，就必须有所改变。在亚洲发展而成的游牧帝国往往具有某些共向性，或是相似的帝国建构与进程，但这并不意味游牧民族就一定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狄教授举回鹘汗国 (Uyghur Empire) 为例，他们从未征服中国，但他们在蒙古高原发展出农业文化与城市系统。这和一般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并汉化的假设不同，事实上，回鹘汗国完全能够在游牧地区发展出自己的文明系统，不一定要经过汉化。我们也能够观察到，突厥或是辽，都会模仿在其之前的游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这样对中关系的继承在游牧民族的政治系统中极为常见。因此，清将自己与辽、金、元作连结，也是基于这些游牧帝国与中国的关系，正是清想与中国建立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反而成为他们创造满足帝国野心的政治语汇时重要的参考基准。
这些历史意识又是从何而来？狄教授认为，口语传递难以保存如此大量的历史事件，其传递范围无论在受众上或时间上都有所局限。然而，满洲表现出的政治知识与线性史观却来自数世纪以前：包括金与蒙古的关系，与契丹辽的历史。他推测，历史建构更有可能来自汉文材料。当时的满洲并不排斥中国文化，许多汉文经典在满人间流通有无。从这个角度观察，或许某种程度上清也可以被算作是中国朝代；毕竟，清统治者使用汉文材料、汉式官僚、汉人政府机构等来进行治理。于此，虽然狄教授与传统清史学派同样将清归类为中国朝代，但两者的论述有所不同，狄教授特别强调：「我不接受所谓的『汉化』论述，我认为满洲的确维持了他们的差异性，他们并没有变成汉人。」汉化包含两个部分：吸收与同化，而这两部分能分开来看待，若以满洲为例，满人可以使用汉人的系统和资源，但这不意味他们是被同化的。
清虽然可被视为一个中国王朝，但清史研究仍包含许多满洲史以及其他内亚民族史，因为清帝国的内部确实是多元融合的，包含许多元素。狄教授认为，未来的清史研究需要更关注其他语言的史料，但这并不是向新清史学派靠拢，事实上，搜集更多方面的资料，一直是历史学科的基本工作，并非意味着采取特定的立场。另一个重点是，如何看待清帝国内各区域的互动关系；将新疆或西藏独立出来研究并非试图分裂中国，而是透过仔细的比对与考察，更加理解前述边疆地区与中国主要都市（如：北京、江南）之间的联系。如果将清视为「帝国」，那么很清楚的，帝国是由核心与边陲共同组成，关注边疆的研究方式能够使研究者反思该如何定义清王朝，并一再询问：这个帝国有什么特征？或有哪些不同于其他帝国的性质？狄教授从内亚研究的视角出发，提醒道：「国家的治理概念并不一定『仅』属于中国传统，也可能来自世界上的其他区域。」以清为例，理藩院和八旗制度都不属于中国，甚至挑战了中国传统。狄教授认为，需要澄清的是「对于如何壮大政治势力，或治理广大的疆域，这些民族并非一无所知。」如何跳脱汉民族与草原民族的二元对立，将成为研究者日后重要的思考方向。
为建立游牧民族的历史，最近狄教授开始与科学界合作，进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所推行的计画，该计画研究气候变迁与蒙古帝国兴衰的关联。在这个合作中，他发现认识环境变迁对于理解游牧民族的文化与历史极为重要。自然因素影响游牧民族人口数量和经济状况甚剧，天然资源的丰足或缺乏往往直接导致游牧王朝的兴盛或衰败；因此，无论是经济或政治层面，游牧民族都必须发展出对抗天灾的策略，保持具有弹性的经济模式，并在危机下生存。是以气候变迁的研究，将能够为内亚研究带来许多崭新的议题，同时也开拓历史研究的疆界，在受限于游牧民族文字史料缺乏的前提下，自然科学研究或能为研究者提供更多讨论的维度。
狄教授任职的高等研究院，其历史研究学群横跨许多不同领域。大约在九零年代中期，历史学群开始向非欧洲的历史研究方向扩展，此扩展有两大趋势，一方面是伊斯兰艺术和历史，因此 Oleg Grabar 和 Patricia Crone 等伊斯兰学者加入高等研究院的行列。另一方面是发展东亚研究，梅隆基金会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当时的资助计画让三位东亚研究学者来到高等研究院，每位学者停留两年，他们被赋予的任务是带来更多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在研究院中举办与他们的研究主题相关的读书会和研讨会。紧接着，亨利卢斯基金会也表示愿意提供一位讲座教授的名额 (endowed chair) 作为补助，这也就是当时还在纽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任教的狄教授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要契机。
关于东亚研究学群的性质，狄教授表示，研究院最核心的宗旨是聚集该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并且提供平台促进彼此交流。因此，研究院并不会因为研究领域不同而对某些申请者有特别偏好，或筛选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只要申请者提出的研究计划是可行的、有趣的，他们都会被列入考虑；即使目前中国研究占据多数，狄教授也很希望看到研究韩国或日本的申请者出现。除了希冀丰富研究区域的多样性之外，狄教授致力于寻求更多学科的加入，除了历史学，他希望还能兼顾到文学、艺术史、哲学及宗教等领域。有些人会质疑不同领域之间的研究者是否能真正的互相对话，但事实上在研究院内，对话的机制和场合一直非常活络，即使每个人生产的研究成果不同，但都能透过大量讨论激荡彼此想法。狄教授期待未来能够招募更多来自东亚地区的研究者，包括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地，让他们与目前研究院内的美国学者一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