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珊
辽东是明代北方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区，其治乱形势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兴衰。由于位置偏在东北一隅，明代辽东与内地之间的交往，只能通过两条道路进行。一条是 经山海关与辽西走廊的陆路，另一条则是经渤海海峡，从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莱州到达辽东半岛的海路。洪武初年，明军从登莱地区渡海北上，击败残元势力，将 辽东地方纳入明朝治下，而当时辽东驻军所需的粮食、布匹等后勤物资，也都要通过登辽之间的海路转运获得。在这种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明代辽东的民政与司法 事务分别被划归山东布政司下属的辽海东宁分守道，以及山东按察司下属的辽海东宁分巡道管辖，从而形成了“辽东隶于山东”这一特殊的政区地理现象。
然而，自明中期之后，登辽海道却逐渐衰落以致关闭，使两地联系被人为隔断，不但给登辽两地民生造成极大困扰，也使辽东边疆的后勤保障和战略防御体系遭到严重 破坏。当明朝末年与后金的战事爆发后，为保障辽东战场后勤供应，登辽海道仓促重开，却未能收到明初的良好效果。山东因支持辽东而背负沉重负担，辽东难民大 量涌入山东，又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矛盾。最后爆发地域冲突，引发吴桥兵变，辽将孔有德携登州所储西洋火器归降后金，对辽东战局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将以明代 登辽海道的兴废为线索，对当时山东与辽东之间地域关系的转变过程进行研究，从而为明代辽东边疆经略史提供另一种视角下的分析。
一、明初的登辽海运与“辽东隶于山东”现象的形成
在历年来涉及登辽海道的研究中，以考证明初辽东海运者为多，如吴缉华《明代开国后的海运》①，樊铧《明太祖对海洋的态度及洪武时期的海运》②等。张士尊 《明代辽东边疆研究》③一书中对明代辽东历次海运情况均作了叙述，韩行方、王宇《明朝末期登莱饷辽海运述略》④则对明末辽东海运作了梳理。此外，王赛时 《山东沿海开发史》⑤描述了山东沿海在各历史时期的开发和交流情况；关于明末的吴桥兵变，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⑥，欧阳琛、方志 远《明末购募西炮葡兵考》⑦也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角度予以介绍。本文将以登辽海道形势在整个明代的发展和变化为线索，对当时相关的诸多问题进行具体分 析。
明代登辽海道的使用，建立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长期海上交流的基础上。这两个半岛位于中国东北部，隔渤海海?{南北相望。它们同属于暖温带季风性气 候，分布着落叶阔叶林，在中国自然地理区划中，它们共同组成了辽东—山东低山丘陵亚区。在两个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中，长山群岛和庙岛列岛组成了天然的岛 链，将两地连接起来，从山东半岛北端的登州港?到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之间有许多个可供停泊避风的小岛，为人们渡海航行提供了便利。从石器时代开始，人们 就利用简陋的独木船经这些小岛逐步渡过渤海海?{，进行原始的往来交流。在20世纪中后期进行的考古工作中，许多小岛上都发现了原始文化的遣存，其中以山 东龙山文化向辽东传播的特点表现更为明显，从中可以看出两地间早期文化越海传播、互相影响的途径和过程⑧。
进入历史时期后，航海技术日渐发展，两地之间的民间交流和贸易往来也越发频繁。由于海洋阻隔，这两个半岛经常分处两个政权管辖之下，治乱形势互不相同，所 以每当其中一地发生战乱时，当地居民往往会渡海到另一个半岛避难。如两汉之交王莽将乱时，北海(今山东昌乐附近)名士逄萌就“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⑨。 东汉末年，北海朱虚人邴原、管宁等也因战乱渡海至辽东，随后“一年中往归(邴)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絶”⑩。这种民间自发的移民和随之而来的 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辽东的人文风气进步。此外，一些政治斗争的失利者也会通过这条海路避难，如后唐时期，契丹耶律阿保机的长子突欲在争夺即位权 失败后，从辽东“帅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来奔”(11)，依附中原政权。
两地间的官方行动，主要是越海行军与漕粮运输。虽然渡海有一定风险，但终归比绕行陆路快捷，可收到奇兵之效。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一系列在山东、辽东以至朝鲜半岛间进行海上军事行动的事例：
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 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入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 东下海而至山东也。(12)
金、元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处于同一政权控制下，因此当其中一地遭受灾荒时，国家就会从另一地统筹?{运粮食，经海路进行支持。如《金史•河渠志》中载：
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13)
当时的咸平府即今辽宁开原，金代辽东路转运司就设置在此处(14)。当山东发生灾荒时，辽东的储粮可从此处启运，沿辽河入海直抵山东。元朝国家海洋事业发 达，江南漕粮可从太仓刘家港北上，经黄海绕过成山角，转运至渤海周边的辽东、直沽、大都等地。当时的文献中还可看到“辽东告饥，民有易子而食者，朝廷恻 念，发粟十万，海运济之”一类记载(15)。
正 是这些历史传统与经验，奠定了明初以山东登莱为战略基地，向北经略辽东的基础。洪武初年，辽东地区处于几股残元势力的分割控制下，明军虽已占领中原，但北 方燕山一带却在故元势力活动范围内，因此从陆地进攻辽东存在较大困难。而明军在此前与陈友谅、方国珍等势力的交战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水上作战经验，便部署 军力，准备从海路夺取辽东半岛。“于是，卢龙戍卒，登莱、浙东并海舟师，咸欲奋迅，一造辽渖。”(16)在明军的武力震慑下，洪武四年(1371)，故元 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之数”(17)从海路遣使归降，明将马云、叶旺率军从山东登莱渡海北上，迅速占领辽东半岛南端，后来又 逐渐向北方和西方推进，将辽东全境都?{入明朝治下。这也是登辽海道在明代辽东边疆经略中首次发挥的重大作用。
明军登陆辽东后，由于当地久经战乱，土旷人稀(18)，物资供应不足，因此一切军需后勤补给都要依靠登辽海道从山东转运。当时的辽东军粮由东南太仓一带产 粮地供给，而棉衣等物则需从山东、山西等地?{运，就连辽东各衙门所用的历日都要由山东制造，然后渡海送来(19)。如《辽东志》中所言：
初，大军俸粮之资仰给朝廷，衣赏则令山东州县岁运布钞棉花量给。由直隶太仓海运至(辽东)牛家庄储支，动计数千艘，供费浩繁，冒涉险阻。(20)
这条海道是当时内地与辽东之间唯一的交通道路，参与海运的官军们“昼则主针，夜则视斗，避礁托水，观云相风，劳苦万状”(21)。正是海运提供的大量物力和人力资源，才使明军能够对辽东进行最初的控制和经营。在《明太祖实录》中，常可以看到以下一类记载：
(洪武七年正月壬申，)命工部令太仓海运船附载战袄及裤各二万五千事，赐辽东军士。(22)
(洪武九年正月癸未，)山东行省言，辽东军士冬衣每岁于秋冬运送，时多逆风，艰于渡海，宜先期于五、六月顺风之时转运为便。户部议，以为方今正拟运辽东粮储，宜令本省具舟下登州所储粮五万石运赴辽东，就令附运绵布二十万匹，绵花一十万斤，顺风渡海为便。(23)
(洪武十八年五月己丑，)命右军都督府都督张德督海运粮米七十五万二千二百余石往辽东。(24)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壬申，)航海侯张赫督江阴等卫官军八万二千余人出海运粮，还自辽东。(25)
(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庚申，)命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信、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宣信总神策、横海、苏州、太仓等四十卫将士八万余人，由海道运粮至辽东，以给军饷。凡赐钞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二十锭。(26)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戊戌，)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信言，比岁海运辽东粮六十万石，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数。上命增十万石，以苏州府嘉定县粮米输于太仓，俾转运之。(27)
从这些运送粮食布花的数字里，可以看出当时辽东军士对海运物资的依赖程度。洪武一朝是明代辽东与山东之间联系最为紧密而有效的时期，为实现对辽东的控制， 山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时任登州知府的林弼称：“青齐负海，在昔擅鱼盐之利，入国以来田赋既增，而漕运辽东道必由之，于是事始剧矣。”(28)
除提供后勤物资外，许多山东籍军士和家属(29)也被安排在辽东驻守，进行最初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如设在辽阳的定辽左卫就是由五千六百名青州土军组成，而定辽右卫的军士则包括五千名莱州土军(30)。在后来设立的沈阳中、左二卫的人员中，也包括许多山东校卒(31)。
正是基于这种密切的联系和依赖，洪武二十九年(1396)十月，当全国进行按察分司的设置?{整时，辽东都司所属地方被编为山东按察司下属的辽海东宁分巡 道(32)，使辽东的司法监察事务隶属山东管辖，两地之间正式建立起行政制度上的关系。到正统年间，山东布政司下属设立辽海东宁分守道(33)，使辽东全 境的民政事务也正式纳入山东?管辖之下。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以辽东隶属山东的行政设置。明人总结其原因，认为是登辽海道将两地联系在了一起。《全辽志》中载巡按周斯盛言：“国家建置之初，以 之(辽东)隶山东者，止以海道耳。”(34)后来山东巡抚王在晋也在《三朝辽事实录》中称：“洪武辛亥，(辽地)以渡海定辽之故附山东。”(35)顾祖禹 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回顾说：“而辽东隶于山东，亦以登、莱海道也。”(36)辽海东宁分巡道和分守道的设立，正是决策者们对登辽之间紧密联系既成事实 的肯定。可以看出，由于登辽海道和海运的存在，当时辽东对山东的依赖比对其他周边地区都更加明显，因此受山东管辖也最为合理。
除后勤转运职能外，当时的登辽海道还是从都城到辽东主干道的组成部分。当时明朝国都尚在南京，从都城前往辽东，登辽海道是必经之途。据洪武二十七年 (1394)成书的《寰宇通衢》记载，由京城出发至辽阳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北上山东蓬莱，然后经登辽海道渡海到辽阳的海陆兼行路径，总共经过四十驿，行程 三千零四十五里。另一条则是绕行今山海关到辽阳的陆路，总共需经过六十四驿，行程三千九百四十四里，比前者多了将近一千里(37)。因此这条路线成为都城 与辽东之间的主要交通道路，辽东官员任免、朝鲜使臣往来都需经此道进行。在洪武年间的明人行程记録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洪武十年夏四月，有僧自辽之金山越海而来。……四月，渡沧海于登莱，当月至京师。(38)
《戍辽渡海》：
天风万里噀洪涛，惊见神峰立巨鳌。……未结柳船驱五鬼，又将蓬鬓犯三韩。(39)
由于地处要津，又?{藉国家政策带来的有利形势，洪武年间的登辽海道在国计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辽西地区也归于明朝治下，山海关—辽西走廊一线驿 路开辟之后，陆路也未能完全取代登辽海道的地位。当时登辽关系格外密切，不但辽东后勤供应由此得到充?分保障，山东沿海地区也获得了发展与繁荣。登州因此 由州升为府，获得了更高的行政地位(40)。
二、明中期登辽海道衰落的原因考察
登辽海运奠定了明初对辽东实行稳固统治的基础。然而明中期之后，登辽海道却逐渐衰落，以致彻底关闭，给登辽两地的民众生活和辽东边疆防御带来了极大不便。当晚明人回顾这一事件时，通常认为是由正德年间的刘瑾造成，如万历年间山东巡按御史王雅量言：
弘治十八年舟坏运废，正德年间海运复通，商贾骈集，贸易货殖，络绎于金、复间，辽东所以称乐土也。自逆瑾用事，海船损坏不修，料价干没，山东本色悉改折色，由山海陆运入辽，海运复废。(41)
王 雅量提到的海船损坏、布花折色都是当时确实存在的问题，但登辽海运的废弛与海道的衰落，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并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造成。首先从文献 记载中可以看出，海运规模的缩减，早在洪武末期就已经开始。原因是海道运输虽在辽东初归附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毕竟只是战时的权宜之计，运船倾覆导致重大 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以至于“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42)。如洪武七年(1374)，定辽卫都指挥使马云率领的运粮船队在海上遭遇暴风， “覆四十余舟，漂米四千七百余石，溺死官军七百一十七人，马四十余匹”(43)，损失惨重。因此当明初战争状态结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供给辽东的长 途军粮海运最终被当地屯田所取代。洪武三十年(1397)十月，朱元璋诏称：
辽东海运，连岁不绝。近闻彼处军饷颇有赢余，今后不须转运，止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44)
永乐年间，从江南到辽东的大规模运粮行动停止，登辽海道仍承担着短途运输和交通、贸易等职能。因辽东缺少布匹，山东仍按照惯例运送布匹和棉花，岁运“布三 十三万三千八百九匹，花绒一十三万九千五百八十斤，由海运自登州府新河海口舟运至金州卫旅顺口交卸”(45)。这是一项彼此两利的措施，给登辽两岸的经济 和民众生活都带来了便利，如郑晓在《今言》中所说：
辽山多，苦无布。山东登莱宜木绵、少五谷，又海道至辽一日耳。故令登莱诸处田赋，止从海运。运布辽东，无水陆舟车之劳，辽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贩辽货，两便之。(46)
在明代前期，真正对登辽海地道位造成重大冲击的事件，应是明成祖迁都北京。迁都后，从北京前往辽东只须经由山海关陆路，而不必再经过登辽海道绕行，使其在 全国交通路线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从《一统路程图记》中可以看出(47)，登辽海道已被彻底排除在从首都通往辽东的主要交通线之外，成了一条僻处海隅的局域 交通线，仅承担登辽两地间海运布花和民间交往的职能。
而 且此时的登辽海运已经不再是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强制行动，而是和平时期按部就班的固定程序。随着时间的推移，海运事务中产生诸多细节矛盾，辽东与山东之间的 地域利益冲突也逐渐显露出来。虽然辽东的民政和司法事务在名义上归山东管辖，但主管辽东事务的辽东都司却独立于山东管辖之外，这使得两地的地位相对平等， 因此在发生利益冲突时也更加互不相让。比如在货运交接环节中，按照原有规定，山东运船应先将棉布运抵辽东，由辽东官员查验数量及质量，确认收货后再行返 回。但正统二年(1437)时，山东左参政王哲称：
登州府每岁转运绵布，赴辽东都司给赐军士。比至，收受官员故称纰薄短窄，责令转运之人赔偿，以此破家者众。请敕辽东都司每岁委官一员，同布政司委官预赴登州府验视，中度者方行转运。上从之。(48)
由于辽东军官勒索山东转运船只，在山东官员的提议下，棉布交接程序被改在山东进行。辽东派员前往山东查验棉布数量质量，合格后再装船启运，“勒取登州府解 户布、钞等物”(49)的辽东军官也受到降职处罚。问题看似得到解决，但新情况又随之出现。正统十一年(1446)，辽东官员奏称：
近例辽东差官往山东领运(布花钞锭)，所差官俱系(山东)布、按二司所属，每有不堪，徇私顺受，军士不得实惠。请今后照旧例，命布政司部领过海，交付巡抚都御史给散。(50)
当 货物交接改在山东进行后，占有地利的山东官员又开始徇私克扣，以次充好。但由于辽东派往山东交接货物的是辽海东宁分守道和分巡道下属官员，在职务上归山东 布政司和按察司管辖，所以也很难对货物的质量和数量提出异议。因此辽东总兵官请求将交货地点仍改回辽东，以保证辽东军士的权益。又如景泰三年(1452) 时：
近 登州卫言：洪武、永乐中，本卫海船攒运军需百物赴辽东者，俱旅顺口交卸，甚便。近令运至小凌、六州河、旅顺口、牛庄河四处交收。缘小凌河等处滩浅河淤，往 往损失，即今运去回，船回再去，秋深风高，海洋险远，尤为不便。请于所余布花钞锭六十余万，暂运于旅顺口，以后年份仍运于小凌河四处，宜暂允所请。从之。 (51)
按 照原有规定，山东运往辽东的军需物资从登州港出发，全部送达距登州最近的旅顺口，再由辽东各卫分别前去领取。这对登州卫而言，显然是最便利的方案。然而新 规定令运船将货物分别送往辽东海岸线上远近不等的小凌河、六州河、旅顺口、牛庄河四地，这虽然有利于辽东各卫领取物资，却也增加了山东运船的工作负担和技 术困难。在登州卫看来，新增加的这些交接地点不但延长了航行路程和时间，如果遇上秋深风高的恶劣天气，还可能造成事故损失，而且这种损失还需运送者自己赔 付(52)，自然造成了山东方面的不满。这些利益冲突与矛盾直接影响了山东方面运送布花的积极性，因此对海运事务产生懈怠甚至抵触情绪。
除 这些主观细节原因外，登辽海运的衰落与时代背景关系更为密切。自永乐之后，明代海洋航运事业呈现普遍下滑趋势，自此直到嘉靖的百年间，从山东到辽东的布花 转运事务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山东布花更多从山海关陆路而非登辽海道运往辽东，二是将布花折银的现象与日俱增，最后完全取代了原有的本色缴?{。从 表面上看，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因白银货币日趋广泛使用所致，另一方面是因登州港海船损毁严重，数量减少以致运力不足造成。但从当时的各种现象分析可知，其背 后还有更多深层原因。
布 花由海路改为陆路运输，客观来看，主要与山东和辽东的地理形势有关。通过登辽海道运送山东全省六府的布花，原本就不是最合理的选择。因为山东和辽东内部都 存在着明显的东西地域差异，辽东地方以辽河为界，分别以辽阳和广宁为中心，形成河东与河西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而在山东，西三府济南、东昌、兖州位于运河 沿线，更便于内陆交通，东三府青州、登州、莱州则位于胶东丘陵及其周边，距海洋更近。由于登辽海道位置偏东，更便于辽河以东地方与登莱等地进行海上交流， 而辽西与鲁西之间的交流，则以经辽西走廊和山海关的陆路交通更加便利。由于距登辽海道较远，又有山岭阻隔，如果先将鲁西三府的布花运往登州港，再经海道集 中运往辽东，不但会消耗陆运费用，增加海运负担，还会给布匹的储存造成诸多不便。正统元年(1436)时，就发生了“山东六府布花钞，俱运赴登州卫，拨船 装送过海，给赏辽东军士。而船运不时，堆积守候，多至损坏”(53)的事件。于是到景泰七年(1456)时，单一通过登辽海道运送物资的制度终于作出了相 应?{整：
户部奏：山东登州卫海船损坏者多，其应赏辽东军士布花不敷运给。宜令本布政司量拨济南、东昌、兖州三府棉布十三万匹、棉花五万斤、钞五十四万贯，运赴山海卫堆积，仍行广宁卫差官验收，量拨军夫运回本卫，以俟辽河以西各卫所官军关领给散。从之。(54)
于是辽东二十五卫以辽河为界，河西十一卫所需的俸钞布花由鲁西三府提供，经山海关陆路运送；河东十四卫则由鲁东三府供给，经登辽海道运送。但此后登州海船 损毁越发严重，海道运力进一步下降，再加上山东方面对海运的懈怠，“船只损坏者无人修理，钞布拖欠者不肯补还。至成化十三年海运不通，官军绝望，祖宗制度 废弛尽矣”(55)。于是成化十四年(1478)初，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王崇之提出了将本色布花折银运往辽东的建议：
辽东阻隔山海，官军俸钞、布花类皆取给山东、河西诸卫。今陆挽既难，海运复废，军士怨嗟，恐贻意外之患。乞敕山东布政司将原欠布钞折价赍银，以纾目前之急。(56)
同年五月，锦衣卫带俸指挥吴俨也奏称海运船只经常漂没，“辽东军士，冬衣布花出自山东民间……岁由海道以达辽东，多为风波漂没，民被其害，而军不沾实惠。乞敕该部议，将(成化)十四年以后每粮一石收银四钱，于陆路解送边方，以给军需，庶免飘没，而军民俱便”(57)。
针对这些意见，户部认为“辽东地无布花，若令折银，恐后难继，然既岁久数多，亦暂准所言，俟后仍如旧例”(57)。辽东缺布，不能完全用折银取代，所以只 能采取折中方案，先将积压布花折成银两，待造出运船之后，再行海运。然而成化之后登州港运力继续下降，即使除去鲁西三府，当地贮藏的东三府布花也难以尽行 运输。到弘治十六年(1503)时，登州府收贮的布匹已是“积多且朽，难以尽运。乞准作沿海官军月粮之数。每米一石折给布一匹”(59)。
将布花折银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从当时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本色折银的过程中有差价利润可图，这也使得折银举措日渐增多。如《明武宗实录》中关于正德三年(1508)的记载：
山 东登州府丰益、广积二库所收登宁等八场折盐布匹，例以海船运赴辽东，分给军士。近因船坏未修，不能转运，岁久积多，无所于贮，恐致腐坏，欲借充沿海军士月 量，且请折收银价。户部议移文巡按御史，督二司守巡等官，核其所积之数，以见在海船陆续运送辽东，仍严督该卫修船备用，不得仍前折银，致误边计。有旨令输 所积布赴京库收用，不必往复延滞。辽东官军今年俸粮，户部别为计处，务令两便。海船仍令所司修造，毋致废弛。于是户部覆奏，输京之布其鲜洁可用者，可四十 万匹，每匹折银二钱五分，则为银十万两，宜兑支本部及太仓银，运送辽东，以作官军俸粮。有旨，匹折银二钱。时已停年例输边之银，乃复取输边之布入京，而以 银折之，瑾之好为纷更如此。(60)
这段记载，应当就是本章开头王雅量提到“自逆瑾用事，海船损坏不修，料价干没，山东本色悉改折色，由山海陆运入辽，海运复废”的来源。可见当时登州府的意 见是将库存布匹充作沿海官军的月粮，而辽东军需可按照先例以折银方式供给。但户部认为一再折银会使辽东物资匮缺，因此决定仍将库存布匹装船海运。然而刘瑾 却坚持将存布折银，目的是从折银差价中牟利。《全辽志》则从另一个角度记载称：“正德初，登州守臣具奏，布花暂解折色，比本色仅可当半，盖一时纾省民力之 意。”(61)布花折银后只相当于原价的一半，实际上减轻了登州的税额，缓解了当地负担。
无论陆运还是折色，这些政策变更的前提是登辽海船的日渐损毁。山东登州卫原有海船一百只(62)，正德元年(1506)时，登州府尚存十八只海船运送布 钞，然而船只保养维护的代价太大，一旦海上遇险被毁，必定得不偿失。“每造一船，用银六七千两，既成，复不堪?{运。其遭风而毁者，所鬻之价，仅得四十分 之一。”(63)用以造船和修船的摊派银成为各地的沉重负担，登辽海运也演变成一项投资高、风险大、劳民伤财的弊政。于是嘉靖三年(1524)，登辽海船 终于彻底停造：
先 是，南京工部派征浙江、江西、湖广、福建诸省银六万余两，造海船运送山东青州诸府布花于辽东，以给军士兼防海寇。其后青州诸府以海运多险，已将布花议折银 输辽东，而派征造船银雨如故。至是，南京工部右侍郎吴廷举言，海船之造，劳民伤财，无益于用，请革之便。下工部议以为可，上从之。诏自今海船罢造，勿复征 派扰民。(64)
然而如本文第一章中所述，登辽两地间路途并不遥远，“自金州旅顺口达登州新河关，计水程五百五十里，而海中岛屿相望，远不过百余里，近数十里，可泊舟避风 涛，故道具在，海边居人能屈指而计也”(65)。两地间顺风时半日即可到达，又有此前积累的千百年航海经验，本应该稳妥进行的登辽短途海运，为什么会屡屡 发生风险事故？
《筹海图编》中有一段记载，从中可看出登辽海船损坏的实际原因：
闻 辽东天井之国，百货难出；登莱苦盐之地，物产不多。而登、辽隔海甚近，风顺半日可达。太祖旧制，岁运登、莱花布以给辽军，辽阳之货亦得载于山东，彼此军民 交受其利。既而捕巡官军假公济私，报称官船不许私载之律，往往搜捕攘夺。故海船不敢入港，远泊大洋，潜以小舟私渡，数被风涛损失，官费修造，咸议其不便， 遂奏折银陆运。海道既绝……(66)
由此可知，山东运船返航时私载辽东货物，海防 官军借机勒索，海船为躲避搜查不敢入港，偏离航线远泊大洋，才会遭遇风浪以致损毁。登辽海运的衰落原因，首先是山海关陆路分流了原登辽海道的部分布花运 量，而余下的海运也因政策和管理中的问题而得不偿失、日渐衰落。明初建立起的正常海运线路和秩序被破坏，损毁船只耗费大量银两进行维修，终因劳民伤财而停 造停运，长达一百五十年的辽东海运就此废驰。这其中既有客观条件的影响，更是管理中的人为因素所致。
三、明后期登辽海禁的原因及对两地民生的影响
海 运布花制度废弛后，登辽之间逐渐形成了彻底海禁的局面。由于嘉靖年间中国沿海普遍实行海禁，登辽海禁看似也只是全国统一政策中的一部分，但从当地的具体情 况看，与南方沿海因倭寇导致海禁的情形又有很大不同。嘉靖年间的辽东官员陈天资将当时登辽海禁的原因总结为三条，即海洋风险、倭患和逃军，随即又对这三条 原因逐一进行了驳斥：
或有一患风波覆溺为说者。然江、浙、闽、广、苏、松之间海舟往来，未始以风波故遽絶海估。纵有之，亦估客贪利，舟载溢量，兼之舟人?{驶不谨致。然耳风波虽内河时亦不免，岂特辽海之中能溺人哉？
或又有以虑倭患为说者。然倭自(永乐年间)刘江望海埚之捷，至今怀畏，未敢萌一念以窥辽右。且其国距辽远甚，而辽又居登莱海岛之内，东南山一带险巇，隔海千余里，倭岂能飞度至辽也？辽不自惧，而登人反代辽忧，果何为也？
或又有以虑逃军为说者。然考海商之出自辽者，引给于察院，挂号于苑马寺，验引有金州之守备，验放有旅顺之委官，抵登则又有该府通判之验，有备倭都司之验，法亦严密甚矣。逃军岂能越度？(67)
以上三点理由中，海运风险已在本文第二章中进行分析，它只能导致海运停止，却不构成海禁的理由。担心倭患的理由也并不充分，因为当时登辽一带并没有南方那 样严重的倭患。如明人所言：“往者倭奴之入，闽浙为甚，苏松淮扬次之，登莱又次之，而辽左则绝无至者，其地形水势不便也。通倭之人，亦惟闽浙习为之，而辽 左不能，其船只舟师不惯也。”(68)从当时情况来看，对两地关系影响最大的，当是陈天资所说的第三条，即辽东逃军问题。陈天资在驳斥中称辽东勘察严格， 军士很难从登辽海道逃亡，但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嘉靖年间的辽东逃军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他们占据登辽之间的海岛，对山东沿海安全角成困扰，官方担心其将来会 “勾结倭寇为患”(69)，这应是当时实行登辽海禁的一个重要原因。
辽东军士逃亡现象从明朝前期就已开始。由于地处东北，辽东气候较内地更为寒冷，在当时人看来，辽南的盖州卫已是“地颇寒苦”(70)，辽北的开原一带更是 “每岁未秋，劲风先至。三冬，江海为之合冰，山川雪凝，平地丈余……‘非茹腥膻而不能居此方’”(71)。又因辽东山地居多，可耕种土地较少，明初以后屯 田制度日渐崩坏，卫所军官“往往占种膏腴，私役军士，虚报子粒，军士饥寒切身，因而逃避”(72)。早在宣德时，已是“军士在戍者少，亡匿者多，皆因军官 贪虐所致”(73)，到成化年间海运废弛，将士缺乏冬衣，更使得“军士冻馁流离，缺伍者多，官员剥军自养，废职者众”(74)。
辽东军士逃亡后，或回原籍，或逃入附近少数民族地区以至朝鲜境内，或逃往登辽之间的海岛，开发岛田耕种。他们最初聚集在辽东近海岛屿，如位于今普兰店湾内 的万滩岛(75)等地，后来聚集的海岛范围逐渐向南扩展，山东近海的许多岛屿上也遍布辽人。弘治以后逃人聚集海岛的记载大量增加，嘉靖年间进入高发期， “流移逃逋，潜藏日久”(76)。最初只是开田谋生，后来却是“亡命交匿于诸岛，时时出剽掠……击之则虑起兵祸，勿击则(登莱)二郡绎骚无已”(77)， 对山东沿海的安定造成了很大威?{。明代普遍实行内敛的海洋政策，在处理具体事务时，禁绝远多于疏导，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认为“海滨之人，多连结岛夷 为盗”(78)，因而令军民不得乘船出海。虽然嘉靖年间的辽东和山东沿海还未曾出现严重倭患，但在当时南方沿海倭患频?发，全面实行海禁政策的背景下，辽 东军士逃亡、岛民啸聚、勾通倭寇三类事件被联系在一起，成为登辽海禁的主要官方理由。
此外，从陈天资“辽不自惧，而登人反代辽忧，果何为也”一语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辽东官方认为是山东在主张海禁，并认为在山东强?{倭患的背后，还另有原 因。嘉靖《全辽志》中称，在从海运衰落直至实行海禁的过程中，由于航运不通，山东本应交付给辽东的积压布花数目逐年增加，“近积欠至七十余万，即是则海禁 之意不在所言之害，而恐(海道)通后，吾执左券以责备耳”(799)。在他们看来，如果重开登辽海道，山东将没有理由再拖欠辽东的布花，山东方面是担心辽 东向其索债，才不愿重开海运。
然而山东登莱濒临大海，同样倚赖海洋渔业与海上贸易，且当地是产棉区，本色布花比折色银两更易缴?{。在海洋贸易畅通时偶尔执行折色，或能起到纾缓民力的 作用，但如果在完全海禁前提下年年实行折银，不但布花无处销售，更无法获得银两以供缴纳，只会更加重当地负担。因此，登州官方对海运布花事务会有所懈怠甚 至拖延，但如果因此而倡导?民间彻底海禁，于本地民生并无利益。如《四镇三关志》评论登辽海运时说：
或曰：“山东人不愿为之。”嗟嗟！非然也。余检往牒，即墨人苦布花之折色矣，登州人苦禁海之萧条矣。何言山东人不愿也？山东人愿，辽人愿，则不愿者谁乎？余不知其故矣。(80)
那 么登辽之间究竟为什么要实行海禁？这主要应与明代都城防御政策和海防建设的整体思路有关。从明代开国时的布局来看，从来就没有计划让山东和辽东沿海充分开 展外向型海洋经济，而是从一开始就将它们设置为军事互助防御地区。明朝自初建时起便面临着来自倭寇的海防压力，洪武二年(1369)，“倭人入寇山东海滨 郡县，掠民男女而去”(81)。在洪武七年(1374)进行从江南太仓到辽东的长途海运期间，曾督理海运的靖海侯吴祯还要负责督兵捕倭事宜(82)。在朱 元璋看来，“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83)。作为明代中国东北方屏障，辽东在面向东北亚地区的整体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又因 “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84)，故在两地建立府治，增加兵力，作为防海备倭的前沿要地。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国家都燕，大海在 左肱”(85)，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海防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它们隔海相对，互成犄角形势，共同组成了从海上捍卫京师的第一道防线。当时山东沿海设有登州、文登、即墨三个 水军营，辽东沿海也有包括关、城、堡、台、墩在内的一系列军事防御建筑。虽然自永乐年间之后，倭寇极少来到辽东和山东，但从明廷的经营思路来看，两地的战 略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辽东之地，南拒倭寇，东连高丽，北控胡虏”(86)，登州“三面距海，为京东捍屏”(87)，从边防部署上来看，这两个半岛只是 全国军事布局中的一颗棋子，其地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安排，如明人所说：“登州备倭之设，祖宗盖为京师，非为山东也。……故论京师，则登州乃大门，而天津二 门也。”(88)明代后期，在中国南方沿海普遍受到倭寇侵扰，北方防御又呈内敛保守状态的整体形势下，渤海周边的经营更呈现出谨慎内敛的趋势。由于“登、 辽与倭共此一水……辽与京畿陆地相接”(89)，两地间的海洋交流被视为可能导致倭患的隐忧，控制渤海海?{附近的海上活动，也成了海防建设中的重要步 骤。与京师的安全相比，无论是辽东方面提到的山东拖欠布花款项，还是辽东方面未提到的辽东逃军侵扰山东沿海，都只能算是实行海禁的次要原因。当地的外向型 海洋经济和相互交流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只能受到限制和打击。
然而海禁政策只能切断官方海运，登辽民众沿袭千万年的生活方式很难彻底改变，民间的自发贸易一直在努力进行。如《筹海图编》中所言：“从来公事不如私事之 勤劳，官物不如民物之坚厚”(90)，走私取代了海运，渔船代替了官船，“虽隔绝海道，然金州、登莱南北两岸间，渔贩往来动以千艘，官吏不能尽诘” (91)。
在嘉靖之后的隆庆年间，山东也曾采取措施，将附近二十个海岛明确归属，分别划给青州、登州、莱州三府管辖，并采取严保甲、收地税、查船只、平贸易、专责 成、修哨船等措施，强化海岛管理，又与辽东方面协作，“令辽镇重禁金州等处人，毋复越海”(92)，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万历即位后，登辽间开始执行更严格 的海禁政策，官方采取坚壁清野措施，将山东登莱各岛全部招抚荡平，严格限制民间渔船数量，其余船只全部劈毁(93)。辽东巡抚顾养谦记述：
辽左亡命逃入海岛中，渐众而数为盗，又藏匿辽左逃亡卒，或杀之海中，为害日甚。抚臣奉命设策，悉招降其众，散之金、复间，使复其业，焚烧岛中屋庐，凿舟塞井，而沉其器具于海。海患平而设禁，禁海不得通，登辽遂绝。(94)
这是登辽间禁绝往来最为彻底的时期。“山、辽抚按将商贩船通行禁止，寸板不许下海，仍严督沿海官军往来巡哨。”(95)这些强硬措施在短期内看似有效，实 际却是消极的只破不立，徒使大量岛田民徙地空(96)，却未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海岛发展和管理秩序。而流民啸聚现象也并未从此绝迹，整肃之风过后，很快死 灰复燃。浙江秀水人陶朗先在万历后期出任登州知府，对当时登辽间的海岛情形有详细描述：
登 至辽之路从东北行，而海中诸山如螺如黛，绕于登辽之间，俗谓之岛。岛有在登境而应属登辖者，有在辽境而应属辽辖者。其中灌莽阴森，鞠为茂草者固有之，乃平 衍膏腴，可井而耕者不小矣。自登辽戒绝往来，而海中诸岛一并弃而不问，海贼乘机盘踞其中，非夏非夷，自耕自食。问之辽，曰：“登之流民也。”问之登，曰： “辽之逋寇也。”如刘公岛一处，离威海卫不百里，海贼王宪五造房五十三座，踞而有之。职督率汛兵逐其人，火其庐，而其地见在丈耕。他如黑山、小竹、庙岛、 钦岛、井岛等处，业已开田八千余亩。(97)
可 见海禁政策不但未能解决海岛问题，反而使两地官员有了相互推托责任的理由。官方放弃管理，客观上给岛上的流民提供了发展空间，使海患越发严重，而辽东逃军 现象也并未因海禁而得到控制。卫所、屯田制度废弛已久，边疆秩序越发混乱，军士逃亡现象愈演愈烈，到万历后期，辽北重镇开原城中的人口已经不满二千户 (98)。官方无法在源头加以有效控制，却希望通过阻塞海道的方法制止军士外逃，自然成效甚微。如陶朗先所言：
至于逃军一项，何地无之，亦何地必欲以海为限？虑辽军之逃，而以不通海运壍之矣。彼大同、宣府、宁夏、延绥等边皆无海者，将特凿一海以界之乎？(99)
在辽东日趋凋敝的前提下，即使没有海道，军士们也会从山海关逃亡，或者逃向兀良哈和女真、高丽等地。而当时的海禁措施也是名存实亡，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管理疏漏，根本无法制止军士外逃。《万历野获编》中就载有这样一个事例：
曾 记幼年侍先人邸之，有吴江一叟，号丁大伯者，家温而喜啖饮，久往来予家。一日忽至邸舍，问之，则解军来，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为盗，发遣辽东三万卫充军， 亦随在门外。先人语之曰：慎勿再来，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顾，令之入，叩头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一月，则王姓者独至邸求见，先人骇问之，云已讫 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细诘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来，则批回在手。其人到伍，先从间道遁归，不由山海关，故反早还，因与丁作伴南旋……彼处戍 长，以入伍脱逃，罪当及已，不敢声言。且利其遗下口粮，潜入囊橐。(100)
该逃人遁归所经由的“间道”很 可能就是海路，目的地应是天津或周边某地，因此才能比绕行山海关陆路的差人更早返回。在这个事例中，差人与犯人合作，在将犯人送至辽东，履行押解程序完毕 后领回批文，犯人也随即从充军地逃回，与差人共同返乡。充军地的军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逃军包庇纵容，最后脱逃之风只能愈演愈烈。可见逃军的根源仍 在于管理混乱，单纯切断登辽海道的举措，既不能治标也不能治本。
明代辽东对外交通只有山海关与旅顺口两途，海道既绝，一切正常商贸往来都须经山海关进行。陶朗先在《登辽原非异域议》中提及山海关的征税问题，这应当也是实行登辽海禁的一个重要原因：
常 人狃于目前苟幸无事，山海一线不以为危，而反欲藉此一线以为国税之咽喉。在是谓海路通行，恐山海关之税坐亏，而登辽两处瀚漫，不可稽查者。殊不知九达之 途，终出城门之轨；千章之干，不离孚甲之根。由山东达辽，虽由大海，而水陆必由之途，未有能越旅顺口而飞渡者也。今旅顺见属辽东，原与山海关同一枝派，而 金山去旅顺不远，原设有海防同知一员，专管海务，莫若并以税务令其监管，稽以海盖道臣，核以山海关部臣，万一山海之陆税稍亏，则旅顺之水税旋溢，况海运轻 便，往者必多，计其所税，补足山海关之外，未必不有赢余。况事权尽属于辽东，则国税仍归于山海。旅顺口之熙攘，孰非山海之金钱？合旅顺口于山海关之金钱， 又孰非国家之利耶？(101)
可知当时有意见认为，山海关是国家征税的重要关卡， 如果使登辽海道重开，由于海洋浩瀚，难以稽查，大量税款将从海上流失。这种思路正是明代官方对海洋事务一贯心存疑虑和抵触的延续，在同等条件下，宁愿放弃 海路而优先选择陆上途径。而山海关也确是明代重要关津，自辽西驿路开辟以来，常有守关者借机勒索的事件发生。早在宣德元年(1426)，就有前往辽东的官 吏被守关军官阻拦，“旬日逼取棉布三百九十五匹，方令度关”(102)。正德年间，镇守辽东太监朱秀在山海关外八里铺设立官店征税，勒索来往车辆行人 (103)，到嘉靖八年(1529)，山海关以东的辽西走廊西段上，六七十里之间共设立了三处征税点，“商人重困，边民受害”(104)。万历年间，神宗 派出宦官前往各地关卡收取各种名目的税费，山海关既是扼守辽东向外交流的唯一通道，自然也会成为征税的重要关津。既有陆税的吸引力，又有对海洋的习惯性排 斥，各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使得登辽海道更难开启。
登辽间实行海禁后，两地间的正常海上往来也无法进行，给民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嘉靖年间，辽东生员前往山东布政司参加乡试，本应经登辽海道抵达山东，但因 海道不通，这些生员不得不绕行山海关前往山东，“随于六月内起程，闰六月入关。时值天雨连绵，平地皆水，冒暑冲泥，延至七月终方才到省。中间触犯暑湿，大 半感疾，多不终场”(105)。参加乡试的路程远长于会试，考生们往返六千余里，跋涉四个多月，成绩受到很大影响，此后只得改到顺天参加乡试(106)。
登 辽两地濒临大海，地少山多，经济形式原以海洋渔业与贸易为主。山东半岛自先秦时起就以其鱼盐之利富甲天下，唐代的登州和莱州是东北亚地区重要港口，联系起 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交流，密集的海上贸易使当地极为繁荣，直到元代，仍在环渤海经济带中占据重要地位。明中期实行海禁后，沿海民众原有的生存秩序 被彻底打乱，《全辽志》中载：“(辽东)金州刘训导明言家世登州，自海运不通，生理萧条。”(107)登州僻在海隅，多丘陵地带，耕地面积狭窄，且多盐碱 土质，实行海禁后难与外界交流，徒坐鱼盐之利而不能用，丰年时谷贱伤农，荒年更是民不聊生：
登之为郡，僻在一隅，西境虽连莱青，而阻山介岭，鸟道羊肠，车不能容轨，人不能方辔。荒年则莱青各与之同病，而无余沥以及登；丰年则莱青皆行粜于淮扬徐 沛，而登州独无一线可通之路。是以登属军民不但荒年逃，熟年亦逃也。故登民为之谚曰：“登州如瓮大，小民在釜底。粟贵斗一金，粟贱喂犬豕。大熟赖粮逃，大 荒受饿死。”(108)
每逢灾荒年份，辽东和山东的地方官员也会建议重开登辽海运，但只是一时的应急措施，“于每岁季或大熟及荒之秋，间一行之”(109)，未曾形成惯例，对海 运的路线、程序和范围也多有限制。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辽东大饥，辽东巡抚侯汝凉建议开辟从登莱和天津到辽东的海运救荒路线，但户部起初却只许进行 从天津到辽东的海运，而将登辽海运排除在外：
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当如拟行，第造船止须一百艘，令与彼中岛船相兼载运。其登莱海道姑勿轻议，以启后患。(110)
海洋商机对近海民众具有巨大吸引力，“军民人等偶闻欲开海运，不啻重见天日，远迩欢腾”(111)，官方却担心“岛人一闻?{船，必弃业啸聚” (112)。然而在连年饥荒严重的压力下，登辽海道最终重新开放，政府允许民间商船参与贩粮救灾，“令山东、辽海居民各自俱舟赴官告给文引，往来贸易不得 取税”(113)。同时仍在海运中采取各种措施，严密监管，“令彼此觉察?，不许夹带私货”(114)，“令所司严查非常，以扼岛夷内入之路” (115)。但民间商贸一旦实行便很难控制，商船私载货物往来，海道又被重新禁行。据《全边略记》载：
(嘉靖)四 十年，山东巡抚朱冲奏：登、莱、青地濒大海，东近边，左通浙直，国家设军，分守甚严。日者辽左告饥，暂议弛登禁，其青州迤西之路未许通行。今富民猾商逐海 道，赴临清，抵苏杭淮杨，兴贩货物，海岛亡命阴相结构。俾二百年慎固之防一旦尽撤，顷者浙直倭毒非败事之镜也？宜申明禁止为便。报可。(116)
由于这些短期海运并非惯例，开禁和重禁的时间又不易确定，程序和秩序都较为混乱，参与救荒的商人利益很难受到保障。如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 (1615-1616)时登州遭遇严重旱灾，朝廷短期开通海运，使辽东商人能够运粮到登州救灾，但未等商人返回辽东，海禁令却又重新下达，致使辽商滞留登 州无法返回，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
辽商贮粟登城，日久红腐，再欲运还故土，而海禁又绳其后。始所为慕救荒之招而来者，今且自救其身之不给矣。于是有如佟国用、沙禄、匡廷佐辈，或甘弃粟而遄归，如丁后甲、方茂、李大武辈，或至流落而难去，相率而泣控于职者，日数十百人。(117)
可见到明代后期，登辽海道原有的海运功能已被取消，连正常的民间商贸与交通也被禁止，这条曾在明代开国时起到重要作用的海路，已经基本处于弃置状态。海禁 本意原是为了海防安全，但实行海禁后，国家却放弃了进一步海防建设，海防官员撤置，原有的墩、台、堡等设施也被废弃，“自山东海运之废，而墩寨益废，于是 旅顺诸堡亦无复用”(118)。登州和旅顺两地原驻有备倭的南方水兵，其月食粮银一般在土兵的两倍左右，但实行海禁后，水军训练不能正常进行，到万历后 期，已是“登兵饱食安眠，老之陆地，旅兵孤悬一堡，徒守枯鱼水道……御倭专重水战，而南水兵二十年不闻水操，则与土兵何异？”(119)
明代辽东与内地之间原本就只有山海关和登辽海道两条交通途径，早在嘉靖年间，时人就已认识到“(辽东)地方千有余里，卫所军旅将十万员名，止藉山海关一线 馈饷”(120)，旅顺口又是“墩堡关隘，日就废弛，一旦有变，宁不张惶矣乎”(121)！到万历年间，辽东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山海关陆路状况也同样不容 乐观。当时奉命出使朝鲜的顾天埈这样描述出山海关后的见闻：
才出关，便别是一乾坤矣。南十里则海，北十里则寇，中只一线路东行。他边各有长城，独辽左茫无藩篱之隔，虏又从来未尝款好，朝发朝至，夕发夕至。居民散落，堡屯卑恶，四望荒荒，咫尺须兵相护，早晚戒心。兼多风沙，天易阴昏，一日行五六十里辄止。(122)
海路既已闭塞，陆路又受威?{，辽东的整体防御形势与明初相比已极为恶化。再加上万历年间的援助朝鲜和高淮乱辽事件，“辽东方二千里，皮骨空存，膏血已竭”(123)，凋敝已极，有识之士常引以为忧。如陶朗先所言：
国家因近倭而设为登辽也，将令其并力以拒倭乎？抑欲登拒辽，辽拒登乎？果登与辽皆为拒倭而设也，致如同室之救然，平时耳目交相识，器用交相习，而后临事可使相救，如左右手也。奈何不思拒敌，而徒自相拒？(12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末辽东战事爆发，登辽海道仓促间再获启用。
四、明末重开海运与登辽间的地域冲突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后金攻陷抚顺，而辽东常平仓所存积谷已经不足二十万石。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对辽东军饷情况表示担忧，建议从一水之隔的青州、登州、莱州三府向辽东转运粮饷：
夫民间米粟既少而且贵，常平夙积又渐成乌有。则此数万兵，糗饷将从神运耶？鬼输耶？山东青、登、莱三郡滨海，可与辽通。发银彼中，雇船买米，直抵辽阳。(125)
这项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但由于长期以来停罢海运，已是“人不习海久矣”(126)，又因登辽海道封闭时间太久，原有官方运输体系破坏殆尽，各地商人畏惧战 乱，“视辽如刀山剑林，视浮海渡辽如扬汤燖毛”(127)，都不愿前往辽东运粮。重开海运之后，一时间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海运初兴，船无一只，水手无一人。渐至深秋，海洋难渡，因出示招募，不论官吏军民，凡能雇觅海船者，即差官押银与彼同往。(128)
除船只水手外，辽东战场还需从各地?{拨大量粮食和军队。由于应急措施不足，仓促之间，北直隶的畿南八府“征调络绎，饮食若流，百室昼惊，驿夫夜窜……畿 南财货无丝毫留民间者矣”(129)。各地奉命往辽东增援的军士也对战事极为恐惧，不但无人愿意前往，还在驻地和沿途引发骚?乱。“畿内募兵赴辽，如就死 地。今又取之州县，里闾之驿骚震惊，又不知何如。闻山陕之兵自西而来者，妇哭夫，子哭父，仳离之状，至不忍闻。”(130)在山东青州，军队接到援辽的命 令后，“青兵畏惧，搴旗祭刀，歃血聚盟，逢人即砍，以示不肯行。土人不敢窥井而取汲，有司不敢开门而理事”(131)。
各地虽然都承担了一定数额的援辽任务，但毕竟距辽东战场较远，不如临近的登莱地区任务繁重。而山东沿海地区经多年海禁后，无论粮食储备还是兵员数量都相对 匮乏，一时间难以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时任山东巡抚的李长庚从本省利益出发，屡次就征?{的粮饷和军士数目与朝廷进行商榷。于是当年九月，出于“居中 易于调度”(132)的考虑，李长庚被任命为户部侍郎，负责督运辽饷，角色与任务转到原来的对立面，开始其继任的山东巡抚王在晋进行交涉。而王在晋到任 后，也同先前的李长庚一样，?站在山东立场上对援辽数额提出意见，认为“奴酋犯顺，各省止于?{兵，乃山东则调兵又兼海运”(133)，负担过于沉重。而 当时山东的兵员和粮食储备情况也确实不容乐观，如《三朝辽事实录》中记载：
(山东)通省官军兵马数目，水营仅存一千八百名。近奉旨选?{一千五百名，所存止三百耳。目今议补六百，连前亦共存九百耳。省会锋营合南营共见在兵二千七百名，今又奉旨选调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134)
万历四十七年(1619)夏天，登莱一带遭遇严重旱灾，却又恰逢辽东战场失利后急需军饷，更给山东沿海民众生活和海运事务增加了困难：
自五月迄今，久晴不雨。夏日之煎熬，万荣憔悴，秋阳之皜烈，品汇焦枯。……目今旱极虫生，干枯叶萎，或报飞蝗食稼，或报异飓摧城。花户背井思逃，里长泥门 远窜……今岁之灾所关，不独在本省，而在全辽。登、莱、青、济之间无收，则海运从何得饷？海运无饷，则辽师何以得存？……盖以山左视辽阳，原为唇齿。今急 唇而先令齿之受病，于唇之亡奚救？以三齐视辇毂，近在腹心，今剜肉而不顾心之受痛，恐心之疾愈深。(135)
王在晋的描述或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的山东官方已视援辽任务为沉重负担。如山东巡按陈于庭所言：“山东以一省而兼数省之困，登莱又以两郡 而兼各郡之艰。”(136)此时海运的成效，与明初已有天壤之别。洪武年间的海运物资由朝廷全盘?{配，从江南太仓产粮地调运粮米，山东调运布花，来源分 配尚属合理。且当时立国未久，军力强大，各地百废待兴，又兼朱元璋执政风格强硬，正属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达到最强时期，即使倾全国之力支持辽东战场，也不 会遇到太大阻力。而到两百?年后的万历末期，国家经济虽已有大幅增长，但承平日久，兵制渐坏，各地发展不均，明初的全国统筹?{度早已被各省的区域利益关 系所取代，又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战时后勤供应体系，此时再要求邻近地区倾力为辽东提供援助，不但遭到各地抵触，也使辽东战事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
齐之受困于辽，则无所不至矣。行伍为辽而空，帑藏为辽而空，邮传之马匹、民间之丁壮为辽而空，今并里社救饥保赤之仓谷，亦欲为辽而空。(137)
随着辽东战场形势的变化，山东负责?{运的粮饷数额也日渐增加，“初议运三万石至(辽东)三犋牛，渐至三十万石，增至六十万石”(138)。直到天启元年 (1621)三月，辽阳陷落后，才结束了这场长达三年的海运。虽然山东完成了支持辽东的任务，但辽东战场上依然显露出管理不善的弊病?。当时的海运粮草在 送抵辽东后，并未能进行妥善存储和迅速发放，只是大量简单囤积在卸货地盖州套，以至于辽河以东地区陷落时，盖州存粮都为后金所有：
当海运初通，登莱米豆尽积盖套，暴露于风雨，腐浥于潮湿，狼戾殊甚。比盖州陷没……尽为盗资，奴之盘踞辽阳，数月不忧饥馁，且将壮丁迁徙盖州以就食。(139)
虽然这一时期的海运给登莱等地带来了沉重负担，但此后十余年间，由于海道开放，山东沿海重获商机，地方经济随之迅速发展。如时人所述：“辽地既沦，一切参 貂布帛之利由岛上转输，商旅云集，登之繁富遂甲六郡。”(140)然而表面的经济繁荣不能掩盖暗藏的社会危机，重开海运后，逃军、难民等问题随之而来，给 登辽海道沿途带来新的困扰。虽然早在初开海运时，就已有“明旨敕辽东部院，凡沿海地方船只，下海无容夹带一人”(141)，但失去了固守信念的辽东军士还 是纷纷渡海南逃，局面已无法控制：
营兵逃者，日以百计。五六万兵，人人要逃，营营要逃，虽孙吴军令亦难禁止……自海禁弛，而辽人无固守之志。土兵不肯守而募客兵，客兵又不能守，而?{各路之兵。土兵岂不畏死？贼至而不肯相搏，以沈阳为死路，以海为生门，开此径窦，足以亡辽矣。(142)
随着辽东战场陷城失地，越海奔逃的难民数目也大量增加。辽东首府辽阳陷落后，地处辽南的金、复、海、盖四卫官民“望风奔窜，武弁青衿，各携家航海，流寓山 东，不能渡者，栖各岛间”(143)，登州“接渡辽左避难官民，原任监司府佐将领等官胡嘉栋、张文达、周义、严正中等共五百九十四员名，毛兵、川兵及援辽 登州、旅顺营兵三千八百余名，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及居民男妇共三万四千二百余名，各处商贾二百余名”(144)，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人(145)。
大量难民给接收地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生活都造成了沉重压力。登州官方紧急给难民“分插属邑，给旷土使耕，其无家而犷猂者募为兵，立辽帅以统之”(146)， 力图使辽东难民与当地居民和平相处，暂未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在辽西重镇广宁失陷后，大量溃兵难民继续向山海关和登莱一带逃亡，超过了当地所能承受的限 度，许多由陆路逃入山海关内的人口得不到安置，只能露宿山野之间：
日来援辽溃兵数万，填委关外，遍山弥谷，西望号哭者竟日达夕；逃难辽民数十万，隔于溃军之后，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动天地。(147)
在登州，由于难民大量涌入，导致城中粮价迅速上涨：
辽民渡海避难，蚁聚鳞集，比月以来日益加多。其嗷嗷待哺，日益加急……且登州之山城如斗，而海邦之稼穑惟艰，食指既繁，米价骤涌。(148)
还有许多逃入内地的辽东难民遭遇歧视，无处容身，以至愤而返回辽东：
至辽人避难入关，如飞鸟依人。争入州而州不见怜，投县而县不任受，甚且挟骗者指为逆党、佩剑者目为劫徒。以致忿懑出关，但言报复。(149)
到天启二年(1622)四月，避难入关的辽东难民达到二百余万人，山东登莱一带也有数万辽民辽兵(150)。御史董羽宸巡按山东，对大量涌入的人口表示了忧虑：
登莱蕞尔，生理几何？而客兵一旦插入数万，弱肉强食，作奸犯科，官不能弹压，将不能统制，地方之祸，何可胜言？(151)
大量难民的涌入，影响了山东土著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些后金间谍随难民混入内地，也对辽东难民的整体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使土著居民对难民产生反感与抵触情绪。同时还有一些土著居民欺压难民的事件出现，更加深了两地人群间的矛盾：
天启四年三月，先是潍县获解奸细谋逆张迩心等，辽人皆重足而立矣。时论者言辽人必乱之势，以及解散之策……辽人新集，自属流寓，而东人之暴无赖者，往住怙民土著，凌逼客子。(152)
民间地域矛盾越发严重，官方对辽兵辽将也存有怀疑，认为“宜镇定人心，慎防奸叛，不宜轻信辽人，轻用遗将”(153)。到崇祯初年，寄寓登州的辽人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一触即发：
辽人自金、复、海、盖诸卫避难来登者，不下十数万，寄寓登莱地方，已十余年矣。登城之内，僦居者大半。辽人性桀傲，登人又以伧荒遇之，掯勒欺侮，相仇已久。(154)
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辽军参将孔有德率辽军自登州增援辽东大凌河战场，由陆路西行至直隶吴桥时发生兵变，随后转而向东攻击山东临邑、商河、新城、青州等地，于次年正月攻破登州城，“杀官吏绅民几尽”(155)。《烈皇小识》中记载：
(崇祯)五年壬申正月，孔有德等据登州以叛。先是孙元化以(辽东)前 屯兵备超升登抚，随带辽丁三千人，驻防登州。辽丁贪淫强悍，登人不能堪。适是冬有大凌河之警，孙令孔有德等率辽丁往援，即于原籍着伍，亦两全之术也。行至 吴桥，后队尚滞新城，夺取王氏庄仆一鸡。王氏大族，势凌东省，随禀领官兵，必欲正法。领官兵不得已，查夺鸡者，穿箭游营。众乃大哗，遂杀守庄仆。王氏申详 抚按，必欲查首乱者，戮以殉众。辽丁急至吴桥，邀前队改辕而南。……辽丁三千人，皆歃血立誓，若不雪此耻而北行者，众共杀之。遂拥孔有德等以叛，尽灭王象 干家……尚有辽人在(登州)城中者，(登州)绅民必欲搜戮之，辽人遂开门?{师。登城陷时，正月初三日也。(156)
吴桥兵变的原因看似偶然，实际却是长期以来山东、辽东地域矛盾积累后的总爆发。孔有德军奉命增援辽东时正逢寒冬，从登州出发后在山东境内一路西行，却未能 获得补给，“钱粮缺之，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157)。辽军与沿途山东官民之间的对立排斥态度，显而易见。此后又 逢大雪，“众无所得食”(158)，兵士饥寒交迫，遂取一鸡以食。王家系山东望族，在其要求下，夺鸡士卒被严惩，却也因此激起辽兵的仇恨报复情绪，以致发 生哗变，转而攻击山东各府县。
登州城中居住辽东难民数量最多，地域矛盾积累最为严重，又系孔有德军出发地，当地居民获悉辽军兵变后，“村屯激杀辽人于外，外党愈繁；登城激杀辽人于内， 内变忽作”(159)。由于“登人故虐辽人，至(辽)兵临城，犹杀辽人不止”(160)，待登州城破后，辽人展开报复，“凡辽人在城者悉授以兵，共屠登民 甚惨”(161)，甚至“驱城中居民出东门外，尽杀之，濠堑皆平”(162)。明代立国时建立起的登辽相辅互助关系，终以两地军民互相残杀而告终。
吴桥兵变前，信奉天主教的登莱巡抚孙元化、监军道王征已与葡萄牙人合作，着手建立西洋火器装备军队，筹备以登州为战略基地，从海路进军收复辽东事宜。孔有 德军攻陷登州时，城中“尚有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红衣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其余火器甲仗不可胜数”(163)，所有水陆兵 将、军火器械尽为所夺(164)。随后孔军?{藉登州城中所储物资军械，继续攻打周边的黄县、莱州、胶州等地，到崇祯六年(1633)，携西洋火器装备渡 海，于辽东盖州归降后金。这次兵乱持续一年有余，给山东沿海造成严重损失，“所至屠戮，村落为墟，城市荡然，无复曩时之盛矣”(165)。?而被孔有德军 带至后金的西洋火炮是当时最先进武器，此消彼长，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军力对比，也给日后的明清战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五、总结
一 条海道的兴废，折射出了整个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明初为夺取辽东，防御残元势力而开通登辽海道，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当明末为了抵御女真而重开登辽海道 时，却再也未能收到明初时的效果。从互助互利到两败俱伤，反映出的是明廷执政能力长期持续下降，未能对各种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对策的结果。
历史上的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一直处于密切交流中，发展海洋渔业和贸易是两地民众沿袭已久的生存方式。明代辽东与山东之间建立起行政制度上的关系，本应使两 地更易于开展密切联系与交流，结果却令其断绝来往，使登辽两地同时坐困。如明人所言：“山东与辽名为一省，如人一身，当使元气周流而无滞。兹者关隔于中， 使两地秦越千里，若不相属，不图转运之利，反置之无用之地矣。”(166)
由 于明代立国思想和边防政策的限制，不鼓励登辽两地发展自由贸易尚可理解，但连海防备战和后勤补给也一并弃置，只能说其政策失当。明朝初年，海军力量强大， 可以在战时迅速做出反应，于第一时间进行渡海作战，控制战局并进行长途海运。而在此后的二百年间，海运废弛，海防弃置，沿海地区在海禁政策下民生凋敝，万 历末年突然进入战争状态，应急处理措施不足，后勤物资难以及时?{运，出现各种负面连锁效应，均是各种隐患长期积累所致。正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 所言：“昔人所恃为控扼之所，漫置之不讲，岂非谋国者之过欤！”(167)
注释：
①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第二章《明代开国后的海运》，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17—34页。
②樊铧《城市•市场•海运》，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01—131页。
③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④韩行方、王宇《明朝末期登莱饷辽海运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4期，第85—88页。
⑤王赛时《山东沿海开发史》，齐鲁书社,2005年。
⑥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7本第4分，1996年，第911—966页。
⑦欧阳琛、方志远《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67—442页。
⑧严文明《长岛县史前遣址》、《胶东原始文化初论》、《东夷文化的探索》，《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⑨[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八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b。
⑩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一《魏书•邴原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5页a。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后唐长兴元年十一月丙戌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9052页。
(12)[清]顾炎武着、[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卷二九《海师》条，岳麓书社，1994年，第1011页。
(13)[元]脱脱等《金史》卷二七《河渠志•漕渠》，中华书局，1975年，第683页。
(1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咸平路》，第553页。
(15)[元]唐元《筠轩集》卷五《辽东告饥民有易子而食者朝廷恻念发粟十万海运济之二月二十五日风大作感而有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页b。
(16)《明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丁巳条，黄彰健等校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030页。
(17)《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条，第1191页。
(18)《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五月丁丑条，第2284页。
(19)《明英宗实录》卷三一正统二年六月乙亥条，第619页。
(20)《辽东志》卷八《杂志》，《辽海丛书》本，辽渖书社，1985年，第7页b。
(21)《五岳山人集》卷三八《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第3页b—第4页a。
(22)《明太祖实录》卷八七洪武七年春正月壬申条，第1544页。
(23)《明太祖实录》卷一○三洪武九年春正月癸未条，第1738页。
(24)《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三洪武十八年五月己丑条，第2638页。
(25)《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壬申条，第2901—2902页。
(26)《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庚申条，第3553页。
(27)《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戊戌条，第3560页。
(28)[明]林弼《林登州集》卷一二《赠陈执中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页a。
(29)《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洪武十三年十二月戊午条，第2132页。
(30)《明太祖实录》卷八七洪武七年正月甲戌条，第1544—1545页。
(31)《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八月辛丑条，第2706页。
(32)《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七洪武二十九年十月甲寅条，第3592—3593页。
(33)《全辽志》卷三《职官志•分守道》，《辽海丛书》本，辽渖书社，1985年，第8页a。
(34)《全辽志》卷一《山川志•海道》，第37页b。
(35)[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页b。
(36)[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六《山东七•登州府》，《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第1681页。
(37)《寰 宇通衢》中《京城至辽东都司》条，由登辽海道所经水马驿如下：水驿：龙江驿、龙潭驿、仪真驿、广陵驿、邵伯驿、盂城驿、界首驿、安平驿；马驿：淮阴驿、金 城驿、崇河驿、潼阳驿、兴国庄驿、上庄驿、东海驿、王坊驿、傅疃驿、白石山驿、桃林驿、东关驿、药沟驿、密水驿、丘西驿、苏村驿、城南驿、朱桥驿、黄山馆 驿、龙山驿、蓬莱驿；过海后又有旅顺口驿、木场驿、金州在城驿、孛兰驿、复州在城驿、五十寨驿、熊岳驿、盖州在城驿、耀州驿、海州在城驿、鞍山驿、辽阳 驿。
经由榆关的陆路则是会同馆、江东驿、江淮驿、东葛城驿、滁阳驿、大柳树驿、池 河驿、红心驿、濠梁驿、王庄驿、固镇驿、大店驿、夹沟驿、桃山驿、黄河东岸驿、利国监驿、临城驿、滕阳驿、界河驿、邾城驿、昌平驿、新桥驿、东原驿、旧县 驿、铜城驿、茌山驿、鱼丘驿、太平驿、安德驿、东光驿、阜城驿、乐城驿、瀛海驿、鄚城驿、归义驿、汾水驿、涿鹿驿、固节驿、燕台驿、潞河驿、夏店驿、公乐 驿、渔阳驿、阳樊驿、永济驿、义丰驿、七家岭驿、滦河驿、芦峰口驿、榆关驿、迁安驿、高岭驿、沙河驿、东关驿、曹家庄驿、连山驿、杏山驿、小凌河驿、十三 山驿、板桥驿、沙岭驿、牛家庄驿、海州在城驿、鞍山驿、辽阳驿。(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4—185页)
(38)[明]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一四《僧智辉牛首山庵记》，黄山书社，1991年，第291页。
(39)[明]孙蕡《西庵集》卷六《戍辽渡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页b。
(40)[明]陆釴等(嘉靖)《山东通志》卷一五《登州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6年，第114页下a。
(41)《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三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条，第10320页。
(42)《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正月丁丑条，第2283—2284页。
(43)《明太祖实录》卷九○洪武七年六月癸丑条，第1584页。
(44)《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洪武三十年十月戊子条，第3684页。
(45)[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四《粮饷考•辽镇粮饷》，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下a。
(46)[明]郑晓《今言》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118页。
(47)《一 统路程图记》卷四《开原城由山海关至北京路》：开原城、三万卫驿、嚣州驿、懿路驿、沈阳卫在城驿、辽阳镇、鞍山驿、海州卫在城驿、牛家庄驿、沙岭驿、广宁 城板桥驿、十三山驿、小凌河驿、杏山驿、连山驿、曹家庄驿、东关驿、沙河驿、高岭驿、山海关、迁安驿、榆关驿、卢峰驿、永平府滦河驿、七家岭驿、义丰驿、 永济驿、阳樊驿、渔阳驿、三河县三河驿、通州潞河驿、北京城。(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附录二，第233页)
(48)《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乙巳，第561—562页。
(49)《明英宗实录》卷四○正统三年三月己亥，第776页。
(50)《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七正统十一年十一月乙丑，第2885页。
(51)《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七景泰三年六月甲申，第4691页。
(52)《明宣宗实录》卷八一宣德六年七月癸未，第1884—1885页。
(53)《明英宗实录》卷一三正统元年正月壬申，第230页。
(54)《明英宗实录》卷二七○景泰七年九月乙未条，第5733页。
(55)[明]王崇之《辽阳时政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九，中华书局，1962年，第4页下b。
(56)《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五成化十四年二月庚子条，第3155页。
(57)(58)《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八成化十四年五月甲申条，第3211页。
(59)《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弘治十六年二月壬戌条，第3625页。
(60)《明武宗实录》卷四一正德三年八月己卯条，第958—959页。
(61)《全辽志》卷五《艺文志上•海道奏》，第51页b。
(62)[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八《海运》，《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119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822页。
(63)《明武宗实录》卷一一正德元年三月乙丑条，第351—352页。
(64)《明世宗实录》卷四一嘉靖三年七月丙戌条，第1081页。
(65)[明]顾养谦《抚辽奏议》卷六《海道》，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页b。
(66)[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462页。
(67)《全辽志》卷五《艺文志上•海道奏》，第51页b—第52页a。
(68)《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三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条，第10321页。
(69)《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嘉靖四年七月壬戌条，第1314页。
(70)《辽东志》卷七《艺文志•张盖州耆德记》，第8页a。
(71)《明太祖集》卷一四《僧智辉牛首山庵记》，第291页。
(7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正统八年九月戊寅条，第2195页。
(73)《明宣宗实录》卷一○七宣德八年十二月庚午条，第2401页。
(74)《辽阳时政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九，第4页下b。
(75)《明宣宗实录》卷一○八洪熙九年二月戊午条，第2423页。《辽东志》卷一《复州卫山川地理图》。《全辽志》卷一《复州卫境圃》
(76)《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嘉靖四年七月壬戌条，第1314页。
(77)[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七《中顺大夫山东按察司副使少谷温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页b。
(78)《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九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己酉条，第3218页。
(79)《全辽志》卷一《山川志•海道》，第38页a。
(80)《四镇三关志》卷四《粮饷考•辽镇粮饷》，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116页下b。
(81)《明太祖实录》卷三八，洪武二年正月，第781页。
(82)[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卷五《海国襄毅吴公神道碑铭》，《明代传记丛刊•名人类》第43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43—144页。
(83)《明太祖实录》卷一○三洪武九年正月癸未条，第1739页。
(84)《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洪武九年五月壬午条，第1768页。
(85)[明]王宗沐《〈海运志〉序》，[民国]杨晨纂《赤城别集》卷三，《丛书集成续编》第1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739页上b。
(86)《明宣宗实录》卷一○七宣德八年十二月庚午条，第2401页。
(87)[明]?{田《总督备倭题名记》，张永强着《蓬莱金石录》，黄河出版社，2007年，第415页。
(88)[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笔记小说大观本，台北：新兴书局，1986年，第60页。
(89)[明]陶朗先《陶中丞遗集》卷下《登辽原非异域议》，《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90)《筹海图编》卷七，第461页。
(91)[明]方孔照《全边略记》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下b。
(92)《明穆宗实录》卷六一隆庆五年九月丙寅条，第1482页。
(93)《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万历二年八月壬戌条，第691页。
(94)[明]顾养谦《抚辽奏议》卷六《海道》，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页b—第4页a。
(95)《明神宗实录》卷八隆庆六年十二月辛未条，第294页。
(96)《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九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壬午条，第5157页。
(97)《陶中丞遗集》卷下《登辽原非异域议》，第82—83页。
(98)[明]冯瑗《开原图说》卷上，玄览堂丛书初辑，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12页b。
(99)《陶中丞遗集》卷下《登辽原非异域议》，第86页。
(10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解军》，中华书局，1959年，第872页。
(101)《陶中丞遗集》卷下《登辽原非异域议》，第84—85页。
(102)《明宣宗实录》卷一八宣德元年六月戊辰条，第475页。
(103)《明武宗实录》卷一三正德元年五月戊戌条，第407页。
(104)《明世宗实录》卷一○七嘉靖八年十一月癸巳条，第2523页。
(105)[明]夏言《南宫奏稿》卷一《改便科举以顺人情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页a。
(106)《明世宗实录》卷一三一嘉靖十年十月己亥条，第3121页。
(107)《全辽志》卷一《山川志•海道》，第37页b。
(108)《陶中丞遗集》卷下《登辽原非异域议》，第77页。
(109)《明穆宗实录》卷一五隆庆元年十二月丁亥条，第407页。
(110)《明世宗实录》卷四七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条，第8014页。
(111)《四镇三关志》卷七《制疏•兵备佥事刘九容海运议》，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420页下b。
(112)《全辽志》卷一《山川志•海道》，第38页a。
(113)(115)《明世宗实录》卷四八二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丙戌条，第8053页。
(114)《明世宗实录》卷四七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条，第8014页。
(116)《全边略记》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357页下a—b。
(117)《陶中丞遗集》卷下《登辽原非异域议》，第73页。
(118)《筹海图编》卷七，第489页。
(119)《陶中丞遗集》卷下《登辽原非异域议》，第79—80页。
(120)《筹海圃编》卷七，第489页。
(121)《筹海图编》卷七，第482页。
(122)[明]顾天埈《顾太史文集》卷七《答叔父》，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页b。
(123)《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三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丁卯条，第8555页。
(124)《陶中丞遗集》卷下《登辽原非异域议》，第85—86页。
(125)《海运摘抄》卷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6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页上a—b。
(126)《三朝辽事实录》卷二，第44页a。
(127)《三朝辽事实录》卷二，第34页a。
(128)《陶中丞遗集》卷上《听勘疏》，第25页。
(129)[明]张鼐《辽筹》卷一《上乞?{民力以补边计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14页下b—第615页上a。
(130)《三朝辽事实录》卷二，第33页a—b。
(131)《陶中丞遗集》卷上《听勘疏》，第34页。
(132)《明神宗实录》卷五七四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己酉条，第10860页。
(133)《三朝辽事实录》卷一，第19页b。
(134)《三朝辽事实录》卷一，第20页a。
(135)《三朝辽事实录》卷一，第26页a—第27页a。
(136)《明光宗实录》卷七泰昌元年八月丁卯条，第177页。
(137)《三朝辽事实录》卷一，第30页b。
(138)[明]方震孺《陶中丞传一》，《陶中丞遗集》附录，第129页。
(139)《三朝辽事实录》卷六，第12页b。
(140)[清]毛霖《平叛记》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6年，第11页a。
(141)《三朝辽事实录》卷一，第23页b。
(142)《三朝辽事实录》卷二，第2页a—b。
(143)《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丁卯条，第409页。
(144)《明熹宗实录》卷一○天启元年五月癸丑条，第513—514页。
(145)《明熹宗实录》卷一○天启元年五月癸丑条，第515页。
(146)《陶中丞传一》，《陶中丞遗集》附录，第130页。
(147)《三朝辽事实录》卷七，第26页b。
(147)《三朝辽事实录》卷七，第23页b—第24页a。
(149)[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天启三年闰十月，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25页上b。
(150)《两朝从信录》卷一三天启二年四月，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249页上a。
(151)《明熹宗实录》卷二一天启二年四月丁亥条，第1074页。
(152)《两朝从信录》卷二一天启四年三月，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459页上a—b。
(153)《三朝辽事实录》卷七，第42页b。
(154)[明]王征《王征监军辽海被陷登州前后情形揭帖》，李之勤辑《王征遗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155)《崇祯实录》卷五崇祯五年正月辛丑，《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辑，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第109页。
(156)[明]文秉《烈皇小识》卷二崇祯五年正月条，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页下—第39页上。
(157)(日)稻叶君山着《清朝全史》上二第十七章《汉人之来归》，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158)《增修登州府志》卷一三《兵事》，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1页b。
(159)《王征监军辽海被陷登州前后情形揭帖》，《王征遗着》，第150页。
(160)[明]张世伟《自广斋集》卷一二《登抚初阳孙公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3页a—b。
(161)《崇祯长编》卷五五崇祯五年正月辛丑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187页。
(162)《增修登州府志》卷一三《兵事》，第12页b。
(163)《平叛记》卷上，第9页b。
(164)[明]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三《恢复登城纪事》，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第18页a。
(165)《增修登州府志》卷一三《兵事》，第15页b。
(166)《四镇三关志》卷七《制疏•兵备佥事刘九容海运议》，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420页下b。
(167)《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六《山东七•登州府》，第1681页。^
原载《文史》2010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