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来源于澎湃新闻
关键词：道家时间、时间本体论、时间序列叙事、结构／机制叙事、社会权力、历史社会学
人类叙事只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结构／机制叙事，二是时间序列叙事。【注：时间序列叙事的核心是溯因法（adduction）。它的基本手段就是为某案例建立一个年表（chronology），然后在年表中找出导致某一后果发生的关键性转折点。溯因法是历史学最为核心的推理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建立年表是历史学研究中关键的一环。】如果某人说“我能去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是因为我有钱的父母给我创造了条件，让我在青少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此人所采用的就是结构／机制叙事手法；但是如果某人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其实和我的父母关系不大，而是因为我初二时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激发了我读书的兴趣，我因此来到了普林斯顿”，此人采用的就是时间序列叙事手法。这两类基本的叙事方式在近代发展成了两个不同的学科，即分析某些结构／机制与社会后果之间关联的社会学，以及分析时间序列中的某些关节点上的重要人物或事件对于社会后果产生转折性影响的历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构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两个最为核心的基础学科。
结构／机制叙事和时间序列叙事在经验上并不对立。一个人的成功可以是结构条件所致，可以是自身在某一关键时期决策的结果，同时也可以是结构条件和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然而，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有充分的专业化发展的今天，这两种叙事手法却经常处于对立。具体来说，社会学家往往会过度关注结构／机制逻辑而忽略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具有转折点性质的作用，而历史学家则往往会轻视结构／机制逻辑而一味强调历史的各种偶然性。笔者认为，从人类叙事的基本手法这一角度来说，即使分析当代甚至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照样可以采取历史社会学视角。换句话说，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发生在过去还是当代，也不在于我们用的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资料，而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结合历史学的时间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的分析方式。换一句话说就是，历史社会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
问题是，时间叙事和结构／机制叙事应当怎么结合？笔者认为，时间叙事和结构／机制叙事结合的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理解时间的结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或者会无意识地遵循某种结构性的时间观，或者会有意识地论证某种结构性时间观的正确性。对时间的性质，或者说对时间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就成了学者们看问题的不同出发点，或者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学者们不同的本体承诺。
本文首先扼要讨论当前西方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背后蕴含的五种常见的时间观，以及它们各自的弊端，随后阐述笔者在多年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几个对时间的结构性的理解。这些理解的总和就是笔者的时间观，或者说笔者做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时所坚持的本体承诺。
如果说有机结合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是历史社会学的真谛，那么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时间本体则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方向。
一、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五种时间性
需要说明，以下所总结的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五种时间观涉及到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两种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两种常用的研究方法。采用这两种方法的学者并不见得对某种时间观或者说史观会有特别的阐述和坚持，但是两种方法背后却蕴含了各自对时间性质的不同假设，或者说这些时间观是这两种方法在逻辑上能成立的基础。 后三种时间观（即进步时间、循环时间和无规律多样时间）则是西方哲学家对时间的三种不同理解。学者一旦主动地，或者不知觉地接受了某种史观，该史观就会成为该学者的问题意识和收集经验材料的出发点。虽然这五种时间观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但就本文的议题来说，这两个层面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一）没有时间的横向比较研究
历史学研究离不开比较，因为我们必须通过案例之间的差异才能了解某一案例的特殊性。社会学研究也离不开历史，因为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和历史后果的影响总是在时间过程中发生作用。但是历史社会学在西方却是随着一种在本质上对时间不敏感的横向比较研究的发展而发达。采取横向比较研究的学者一般会找几个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历史阶段的案例进行比较，其目的是寻找造成案例之间某些差异或相似的结构性原因。他们的问题可以是“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英国走向了民主、日本走向了法西斯，而中国发生了革命？” （Moore，1966）；“为什么在一些近代欧洲国家，战争摧毁了中世纪的宪政传统并促成了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兴起，而在另一些欧洲国家，中世纪的立宪制度却在战争中得以保存并促进了代议制政府的形成？” (Downing，1992)；“为什么在十八世纪，欧洲某些国家转变成了科层制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的形态？” （Ertman，1997）。对于采取这类研究方法的绝大多数学者来说，除了那些能用于解释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社会结构和相应的社会机制外，不同国家在其它方面的差异，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影响，相对来说都只是一些非关键性的差别，或者说历史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能为我们揭示某些社会结构／机制的作用。
在西方历史社会学中，横向比较研究产生了众多名著。然而，虽然有些做这类研究的学者（比如Moore）在他们的具体叙事中展示了对历史进程非常深刻的理解，并且他们的结论也不见得一定就不正确，但这类研究因为在方法论上不能解决以下两个问题而饱受诟病：第一，社会学比较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实验很不相同。自然科学家能做到控制样本之间任何不想看到的差异，他们的结论因此比较可靠。但社会科学的案例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作者不愿看到却不能控制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者提出的用于解释案例之间某些差异的结构因素和机制不见得就是造成那些差异的真正原因（赵鼎新，2015）。
第二，此类研究注重结构因素，忽略行动者的策略和误判、以及重大转折点性事件等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对所研究案例之间产生的差异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很难被对个案有深度了解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比如，根据斯考契波（Skocpol，1979)，法国、俄国和中国之所以都发生了社会革命，是因为它们有三个结构共性：资本主义经济对本国传统经济的摧毁，战败造成的财政和合法性压力，传统农业经济的形式以及农民相对于其他阶层的独立性。就中国来说，她把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几乎混为一谈，强行地把晚清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和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其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国际影响、国共合作、十年内战、西安事变、日本人全面侵华和八年抗战、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完败等等似乎都不重要。难怪她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被中国近代史专家几乎完全忽视，而她的书刚一发表就受到了法国革命专家苏威尔的严厉批评（Sewell，1985)。
（二) 固定时间下的纵向比较研究
在做这类研究时，学者们的目的往往是想指出某些历史上的文化和制度在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指出时间过程中不变的一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制度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西方因此被广为关注，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位学者就是白鲁恂 (Pye，1968，1981，1988; Pye and Verba，1965) 和裴宜理（Perry，1993，2012；Wasserstrom and Perry，1992）。比如，白鲁恂（Pye，1988) 的《官宦与干部》分析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列宁主义之间的紧张，以及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主导；裴宜理（Perry，2012) 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的传统》 则分析了儒家文化、秘密社会组织和民间宗教传统在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组织、动员和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中所起的作用。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对今天的政治肯定会有影响，但是从逻辑和方法上来说，文化论必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历史悠久的国家都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或者说品种繁多的文化剧目（cultural repertoire)。但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科学案例中，行动者的行动很少能穷尽所有的文化剧目。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某些行动者采用了某些文化剧目，而不是另外一些文化剧目（Zhao，2010)。我们千万不能看到一些人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就说这是杨朱、陈亮思想的影响，看到另一些人非常保守就说这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说法什么也没有解释。
第二，古代和今天肯定有许多相似，但这些相似中，哪些是来自文化传承，哪些是因为人类处理此类事务的方法手段本来就不多？比如，如果有人准备要办一个有数千人参加的宴席，他就必须找上几个人，并且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让他们主管场地、财务、采购、烹饪、后勤、礼宾等环节，而每个主管手下又不得不找一堆人来帮忙，并且作更细的分工。如果这晚宴要办得成功的话，准备晚宴的人还必须职责分工明确。如果“准备晚宴”此类事情变得经常，一个科层体制在有没有文化传承的情况下也都可能会逐渐形成。
第三，如果某种文化行为的确来自传承，那么我们需要问，这一文化是怎么传承下来的？文化不是基因。一旦失去了制度载体，任何一种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都会衰退甚至消亡。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何等强势？然而当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科举和宗族制度被废除和瓦解了，儒家文化对今天中国人的影响也因此大大削弱。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在做纵向比较研究时千万要避免把向往古代、鞭挞现代，或者是推崇现代、贬抑古代作为目的，因为这往往会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引向各种误区。历史并不是以你我的目的而发生和发展的。
（三）循环时间指导下的研究
循环史观是在犹太教兴起之前每个文明都产生过的一种古老时间观。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古代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数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呈现着循环性。在西方历史上，循环史观盛行于基督教诞生前的希腊罗马。近代西方人一旦处于悲观，循环史观就会回潮。比较典型有尼采的循环史论和斯宾格勒在一战后提出的以四季交替作类比的文明兴衰论。【见Nietzsche (2001) 和 Spengler (1980)。】
循环史观也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比如，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控制力会随着一个国家承平日久会不断增强，从而成为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Olson，1984）。特钦（Turchin，2003, Turchin and Sergey Nefedov，2009）从伟大的伊斯兰教学者，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的观点出发，提出前现代帝国势力消长受到两个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一是凝聚力周期，即一个国家精英的凝聚力会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而增强，凝聚力大的国家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然而承平日久又会导致该国家精英凝聚力的降低和国家力量的衰败，并被一个凝聚力正在增强的国家所取代，如此以往则形成周期；二是人口和政治周期，即人口增长导致政治动荡和战争，战争导致的人口下降带来了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又带来了人口增长。此外，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Wallernstein，1979，2007)，以及保罗.肯尼迪 （Kennedy，1987） 的大国兴衰理论也都有一定的循环史观的意味。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一旦去掉进步史观后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循环理论。
在各种史观中，循环史观问题比较小。可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历史循环原因都很单一机械，认为各种历史“循环”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某种固定的原因。其实，历史发展既不构成固定的原因造就的机械性循环发展，也不构成没有变化的重复性循环。这一点本文在讲解笔者的时间观的时候会做更深入的讨论。
（四）进步（终极）时间及其指导下的研究
进步史观虽然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历史学界不再流行，但是它长期以来占据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并且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进步史观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圣经史观 （Melzer, Weinberger and Zinman，1995)。比如，奥古斯丁在圣经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论，认为历史会经过相应于上帝创世纪的六个发展阶段，而后终结于被上帝救赎的第七阶段 （Augustine，2003)。弗洛尔的约阿欣（Joachim of Fiore，1135–1202）把历史分为三个时代，每一时代会被三位一体的某一位格所支配。依此理论，历史依次经历圣父的旧约时代和圣子的新约时代后，会进入圣灵时代 （Reeves，1969,1999)。
启蒙运动前后，欧洲的思想家变得越来越自信。他们不但认为人类能通过理性来了解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且有能力通过理性来设计一个美好的未来。虽然宗教在启蒙时代经常会被等同于“落后”，但是圣经史观却在启蒙时代以世俗进步史观的形式得到了光大。各种世俗进步史观中，比较著名的有科学主义进步史观、自由主义进步史观、黑格尔进步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史观等等。进步史观同时还继承了圣经史观中的阶段论，比如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把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康德把历史分为野蛮、迷信和理性时期；孔德把人类的理性发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阶段。
必须指出，进步史观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某些类型的进步史观给了强者在蹂躏和欺负弱者时一种道德优越感而不是良心负担。比如，进步史观使得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面对“落后民族”时都采取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Pitts，2005）。
第二，它是文化和种族歧视、偏见以及对其他群体不尊重行为的源头。比如，笔者曾经接触过几位援藏人士，在对他们的献身精神由衷敬佩的同时，我也不得不说他们在描述西藏文化时常常带着一种进步主义视角，或者说在谈到藏族文明和宗教时会带有一种“先进”族群面对“落后”族群时的优越感。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不但对藏族文化不可能有深入了解，而且很可能会在给藏区真心诚意带去大量物质好处的同时，留下一堆藏民对汉人的成见。
第三，持有进步史观的学者在做研究前往往都会对时间有一个明确的或隐蔽的道德假设，即历史进程会把我们带入美好的未来。他们研究目的则是为了论证某一美好世界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比如，为了验证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正确性，中国史学界曾经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上作了大量的研究。可是，虽然古代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奴隶，但却从来就没有过像罗马帝国一样以奴隶劳动为经济基础的奴隶社会。明清商品经济的确很发达，但是明清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却完全排除了中国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可能（Zhao，2015）。还比如，“第三次民主浪潮”时期西方学者在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的推动下作了难以计数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有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97）的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的转型研究，福山（Fukuyama，1992）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以及大量的以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等指标为自变量来预测一个国家民主转型可能性的定量研究。当然，这些研究带来的往往只是对历史的误解。需要指出，进步阶段论史观在当前中国仍然十分盛行，以至于不断有学者提出各式各样的大而不当的“阶段论”。
第四，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具有很大危害性，因为它给了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撞了南墙还不肯回头的精神。如果说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引发的恐怖主义和难民潮在内的各种乱象是自由主义史观给人类带来的危害的话，那前苏联的肃反、红色高棉大屠杀则是机械僵化的进步史观带来的危害。
（五）多元史观及其指导下的研究
在进步史观指导下书写的历史与事实之间的出入往往很大，并且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带来的也往往是灾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开始逐渐从对历史规律的寻求转向对历史意义的追求（Cannadine，2002; Stone，1979；Tosh，2006)，从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转向多种议题的研究（Burke，2004）。多元史观逐渐在西方变成主流。多元史观内部门派林立、标签各异。但针对本文的主题，多元史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每一个历史都是它自身的历史。持多元史观的西方社会科学家往往会强调历史人物、历史转折点、分水岭事件和历史意外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Abbott，2001; Sewell，2005）。它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多元史观引导了历史学家去研究各式各样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多元史观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变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年代。比如当代西方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性别史、法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各个领域，并且每个领域的内部又有更细的分割。历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在这一趋势下，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并且因为偏狭地强调自己领域的特有材料和视角对于理解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经常展开摸象的瞎子之间的论战。比如对于经济史专家来说，世界经济发展乃至于工业资本主义是否能在某个地区发生完全取决于经济史专家所关心的一些诸如人口、资源、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等指标是否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Huang，2002; Pomeranz，2000），殊不知工业资本主义在欧洲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欧洲国家的性质，在于欧洲自宗教改革后天主教逐渐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于商人所掌握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而不在于各种经济指标。而对于中国来说，明清时期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无论其高低都与工业资本主义无关（Zhao，2015：chap.13）。
第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类研究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毕竟，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不能仅仅是出于好奇。诚如美国著名历史学理论家苏威尔所说（Sewell，2005：49），当历史学家“愉快地把结构决定论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历史虽没有什么终极目标，但却还是有许多结构性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提法（Adams, Clemens, Orloff，2005）。但是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个具有明显一致性的学术方向。除了对于结构决定论的不满外，除了强调历史社会学研究要“讲事件”（eventful）之外，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在时间观上基本上与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转向影响下的多元史观同步，或者说它只是西方盛行的多元史观的一个变种。
时间／历史到底具有什么规律？或者说我们应当如何在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以下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些探索。
二、时间／历史的结构
人的行为有结构性特征，而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的某些结构性行为特征势必会以多种微观和宏观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型塑历史形态。寻找时间的结构可以有若干途径，但是从人的结构性行为特征出发应该是一个最为重要，同时也是较为可靠的路径。我们知道，人和猿在行为方式上比较接近。猿是政治动物，人也是；猿是地域性动物，会占领一块土地并通过暴力来捍卫所占地域，人也是；有些猿还有一定制造工具以更有效获取食物的能力，人则大大发展了这一特长，或者说人还是经济动物。人和猿的最大区别在于思想性。猿不会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不会产生诸如死后进“天堂”这样的想象，但是人会。我们因此可以说，人是一个经济动物、军事（地域）动物、意识形态动物和政治动物。对于人类来说，经济／物质资源、地域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稀缺资源。人总是有穷有富，有打工的，当小老板的和当大老板的；一个地域一旦被一部分人占据，其他人在这地域上的活动就可能会受到各种限制；有的人能成为大教主，成为举世闻名的思想家，而其他人则只能当个小教主、小教授甚至完全默默无闻；有人当大官，有人就只能当小吏乃至平头百姓。因为都是稀缺资源，为了获取这些资源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竞争，或者说人类同时又是一个主宰欲望很强的竞争性的动物。不难理解，人类的竞争主要围绕这经济、军事（地域）、意识形态和政治这四个面向而展开。
必须说明，虽然合作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行为特性，但是人类合作的目的要么是为了与其它群体展开更大规模和更有效的竞争，要么是某一群体为了保护自己在先前竞争中所获得的特权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要么是为了树立竞争的规则和减低竞争的破坏程度，要么是为了在利益冲突较小的非竞争性群体或者个体之间建立共存的可能，要么是一种交换，要么合作各方所面对的是一些不存在稀缺性的非零和资源。因此，虽然合作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就对历史形态的影响来说，竞争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本质。
个体和集体在取得竞争优势后就会利用这优势加强对其他群体的支配能力。因此，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还是社会权力的源泉。笔者分析的出发点是：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以及相应的社会权力都有着不同的结构性特征，而分析这些结构性特征则是理解时间／历史的结构的关键所在。需要说明，以下的分析都建立在对于理想型的竞争（或者说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和理想型的社会权力的性质的分析基础之上。
我这儿以理想型意识形态竞争为例来说明理想型竞争的含义。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就如同两个互相不明身份的人在辩论。如果辩论的一方试图用拳头（武力）把另一方压服或用金钱把对方收买，或者说辩论的一方知道对方的政治身份（比如因为知道对方是自己的上司而害怕），那么这种辩论就不再是理想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竞争了。理想型的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常见，因为真实生活中的人类竞争一般都同时在多个方面展开。但是我们必须分析理想型的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才能找到每一类竞争背后的各种纯逻辑（或者说机制性原理），而这些机制的背后就有时间／历史的结构。需要说明，以下讨论的并不是理想型的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以及理想型的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背后隐藏着的所有的社会机制，而仅仅局限于一些最能揭示时间结构的机制。
（一）经济和军事权力的时间性
经济和军事竞争有两个共同点。第一， 打仗的输赢，做生意的盈亏，对于竞争的双方来说都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当然，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竞争的某一方死不认输的情况。但是，不认输就不会改变竞争策略，因此在以后的竞争中就会输得更惨，乃至于仗打得全军覆没，生意做得彻底破产。总之，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竞争有清晰的输赢准则。第二，要在经济和军事竞争中取得优势，竞争的各方都要试图组织比对手好，生产数量和质量比对手高，生产成本比对手小。
如果说以上两点能成立，我们就能得出以下两个对时间／历史具有结构化意义的推论：（1）经济和军事竞争有着清晰的输赢准则，因此会促进工具理性（即一种以最有效达到目的为目标的思维方式）精神在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且这两类竞争在某个社会中越重要，工具理性在那个社会中就越具有主导性。（2）历史是积累发展的和有方向的（或者说当前西方盛行的无方向性的多元史观是有误的）。历史的积累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速度取决于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以及竞争的迭代（iteration）长度。这儿迭代长度指的是竞争各方在一轮竞争输赢分明后，进入下一轮并且一轮又一轮竞争的能力。迭代越长，历史积累发展的速度越快，持续的时间越久。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科技、军事、经济和组织能力上的高度发展（Zhao，2015)，以及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科技、军事、生产能力和组织水平的飞速提高，都是经济和军事竞争长期主导（或者说超长的迭代长度）而带来的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需要指出，经济和军事竞争给了时间／历史一个“方向”，但是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进步史观含义上的“进步”。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经济和军事竞争在世界范围长期处于主导（Howard，1976; Mann，1986；Tilly，1992），由此产生的突破性的积累发展给人类的生存条件在许多方面带来了大规模的改善，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环境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全球不公正、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原子弹这种能毁灭人类数次的武器。进步史观一般都是赢者创造的，也是赢者的自我论证。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欧洲人把自己在经济和军事竞争中的成功定义成“对”是进步史观在西方的世俗起源。启蒙运动至20世纪初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是进步史观的鼓吹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在世界上取得优势之后感觉越来越良好。即使天才也是时代的奴隶。
但是在对于历史的型塑方面，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有着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首先，做生意盈利的目的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家庭或者某个属于私域范围的小团体，因此经济竞争促进的是一种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privately-orient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的增长。战争所声称的目的则是为了集体（如家族、村落、部落、国家）“利益”，因此军事竞争促进的是一种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publicly-orient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的增长（Zhao，2015：chap.1)。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在西方历史上促进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在人类历史上促进的则是官僚制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发展。
第二，经济和军事竞争对权力在一个社会中的分布有着相反的影响。经济权力不具有强制性（如果你用枪胁迫人家买你的东西，这就不再属于理想型的经济竞争了），并且经济权力是一种弥散在社会中的权力（没有其它力量的支持，一家甚至数家公司很难完全垄断一个国家中大大小小性质各异的商机；即使是消费者也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在一个经济竞争占据主导的地方，社会权力就会弥散到由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社会当中。相比之下，军事权力是强制性的权力，而且军事权力一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在一个军事竞争占据主导的地方，社会权力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如果国家成了领导军事竞争的主要行动者，那么国家的统治者就会对社会权力形成越来越大的垄断。因此，军事竞争往往会促进国家力量的增强以及国家对于社会的主宰。
需要强调，虽然经济和军事竞争能促进积累性发展，但是历史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因为除了经济和军事竞争外，人类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展开竞争，而这两类竞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二）意识形态权力的时间性
先前已提到，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犹如两个互相不明对方身份的人在进行辩论。这样的辩论本身并不产生任何物质上的和组织制度上的东西，或者说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不会促进历史的积累发展。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意识形态竞争在一个社会中越占据主导，或者说意识形态的位置在一个社会中越重要，该社会积累性发展就越缓慢，甚至在积累发展这一点上出现停滞不前乃至倒退。
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同时又像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在进行辩论，犹如一群基督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道教徒互相之间在辩论各自教义的优劣。【蒙古皇帝就喜欢组织这样的宫廷辩论（Weatherford 2004，p. 173）。】在这种情况下，辩论的各方肯定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并且一场辩论过后，辩论的各方也许都自以为赢了。这就是说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是没有明确的输赢准则的，同时也不会促进工具理性在一个社会中的增强。
意识形态还有其它两个重要性质：其一是意识形态是一种劝说性权力，它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其二是人们对某一意识形态的理解总是基于个人的特殊经历和人生体验，而人与人之间的经历和体验又是很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的这两个性质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非常多元的。
意识形态竞争不促进积累性发展、没有清晰的输赢准则，并且意识形态权力是高度多元的。意识形态的这些性质是人类社会高度多样性和多重时间性的最为主要的来源【想象一下，没有意识形态支撑的政治和军事竞争的手段该有多简单】，而其次的一个多样性来源则是多样的商机造就的多元的市场。从认知角度来说，目前西方世界盛行的无方向性的多元史观的问题就出在把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性质而造就的历史的高度多样性这一现象当成了全部历史事实。
但是在给定的时空中，一个群体中不同个体的观点有时会非常接近，或者说某一意识形态会在给定的时空中占据上风甚至是绝对上风。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可千万千万的不要认为这一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更接近事实或真理，或者更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而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寻找背后的非意识形态因素：一是主动强制，即来自强制性力量（如国家）或者半强制性力量（如教会、学校、传媒）的规训和灌输；二是被动强制，即重大灾害后形成的短暂共识（比如，二战后大国之间形成的和平共识、前苏联垮台后形成的自由民主共识、以及今天受到第三次民主浪潮伤害的国家中形成的反西方民主共识）。
以上这段分析看似简单，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懂得和从中接受教训。我们有个通病：每当看到某一个宗教（特别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影响有飞速增长或者在某地区获得主宰时，我们就会认为该宗教的教义好（反之亦然）；每当看到某一世俗意识形态（特别是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占据了上风时，我们就会认为这一意识形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反之亦然）；每当一个国家刚刚获取了一点成功后，该国的精英和民众都会信心爆满（反之亦然）。你不信吗？远的不说，第三次民主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后，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次民主浪潮的兴起与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是否更符合人性毫无关系，而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东欧集团威权统治失败后东欧知识分子形成了暂短的民主共识（被动强制）和美国作为东欧集团垮台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到处输出民主（主动强制）。
（三）政治权力的时间性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在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性质是造就时间／历史多样性的一个主要源泉，而国家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权力的代表则是造就意识形态在时间过程中消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强制性力量。要更为全面地了解时间／历史的结构，我们就必须了解政治竞争和政治权力的性质，以及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
理想型的政治竞争在现实世界很难找到相近的例子。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有一种不能依靠任何组织和资源以及不能讲意识形态的竞选，那么这个竞选就接近于理想型的政治竞争了。理想型的政治竞争有比较清晰的输赢准则（比如总统竞选中只有一个人能当上总统，而没有被选上的人应该知道自己是失败了），因此能促进工具理性文化在社会上的增长。但是理想型的政治竞争不会促进社会的积累性发展，因为它与物质生产没有直接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政治竞争在某个社会占据了主导，该社会的积累性发展就会缓慢。最后，如果政治竞争呈现了赢者全拿的高度零和势态，政治竞争的工具理性导向会引导参与竞争的集体和个体在行为上不择手段。
社会权力有许多正面的功能，但我们也千万不能忽略它们黑暗面。具体说就是，在理想状态社会权力的假定下，意识形态权力和相应的竞争会强化人类的虚伪；经济权力和相应的竞争会强化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军事权力和相应的竞争会强化人类的蛮横；政治权力和相应的竞争会强化人类的蛮横和恶劣。
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它与其它形式的权力相冲突时会占据一定优势。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不具有强制性，而政治权力则具有强制性，因此在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政治行动者会占上风。军事权力也具有强制性，但是军事行动者并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马上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公共物，而提供公共物的能力（绩效）构成了政治行动者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军事行动者也可以提供公共物，但是如果一个军事机构常规地为某个地方提供治安、法律和防御等公共物，那么该机构几乎就成了一个政治行动者了。因此，政治权力在历史进程中有着很强的主导和吸纳军事权力的倾向。一个比较直白比方就是：党指挥枪总是要比枪指挥党更具有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政治权力所占的优势对时间／历史进程有着多重重大影响，而且，国家作为人类社会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在历史进程中对社会各方各面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逐渐走强的趋势。
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力量不断增强的原因并不都在于国家的公共物功能。如果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唯一合法性基础，该国的民众和国家的关系就成了基于工具理性的交换关系（赵鼎新，2016）。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民众认为国家没有能很好地提供某些公共物，他们马上就会不满。由此造成的政治不稳就会削弱国家的力量（赵鼎新，2017）。国家权力之所以能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增强，背后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了软实力，或者说一个更为可靠和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要想把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国家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就必须和当时当地的主流意识形态行动者结盟。在历史上，作为意识形态行动者的教会、寺庙、学院、学者大多都很愿意与国家结盟，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只有通过与强制性的政治力量结盟才能得到飞速扩张。但是在另一方面，不同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不同的合法性叙事也定义了一个国家的性质和国家社会关系。古代世界的不同文明、当今世界的不同制度，它们之间的最为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国教或者国家所推崇的世俗意识形态的不同 （孙砚菲，2018)。
（四）道家时间
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不同性质给了历史以多重的、不确定性的（而不是朝着一个给定的目标前进的）时间性。但是在长时段的意义上来说，历史进程还受到另外一个时间规律的制约，那就是道家时间。
要理解道家时间的要意，笔者需要对覆盖性法则这一概念做一些解释。我们在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时一般会采取三种方法：机制（mechanism）解释、法则（law）解释和覆盖性性法则（covering law）解释。机制、法则和覆盖性法则指的都是因果关系。它们的区别在于：如果一个系统中的某个因果关系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完全成立，该因果关系就是一个机制。价格规律以及描述单种群增长的马尔萨斯方程都是机制。【供需关系决定价格这一机制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才能完全成立。马尔萨斯方程只有在食物无限充足、没有种内和种间竞争以及没有密度制约疾病（density-dependent disease) 的情况下才能完全成立。】 如果一个系统中的某个因果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立，并且这系统中的任何其它的因果关系都是该因果关系在其它场合的直接体现，那么该因果关系就是一个法则。牛顿定理就是经典物理学系统中的法则，而经典物理学系统中的其它定理，比如自由落体定理、胡克定理、伯努理定律和马克斯韦尔方程组等都是牛顿定理在不同场合下的直接体现。如果一个系统中的某个因果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立，但是这一系统中大量其它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该因果关系在其它场合的直接体现，而是在该系统的不同的子系统中呈现的涌现性质（emergent properties），并且这些涌现性质的运行逻辑与该因果关系在原则上完全相符，那么该因果关系就是一个涵盖性法则。比如，生态学中的竞争排斥原理（即两个物种生态位越接近，它们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并且长期竞争的结果会使得这两个物种在生态位上出现明显区隔）完全符合进化论原则，但是它并不是进化论的直接体现，而是一个只有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物种相互竞争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涌现性质。因此，对于竞争排斥原理来说，进化论就是一个覆盖性法则。其实，生命系统的大量机制都不是进化论的直接体现，而是生命系统在细胞、组织、器官、个体、种群和群落等各个层次的子系统中出现的涌现性质（emergent properties），但是这些涌现性质都不违背进化论原理。因此，进化论是整个生物学的覆盖性法则。【有必要指出，人虽然是生物，但是人类社会却是个例外。人有文化、讲策略，讲人定胜天。人类社会因此就涌现出了大量的违反进化论原理的文化和社会机制。进化论对于人类作为一个动物种群来说不再完全是一个覆盖性法则。人的这一特性使得人类社会既生机勃勃又危机四伏，从长远看只会大大加速人类在地球上的消亡。】
道家时间有两关键。第一是转化和否定，但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既然没有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历史也就没有什么终极目标和意义。道家时间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它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但却是有规律的和不断转化的。其二是多元时间，或者说导致事务转化与否定的原因是多重的。道家时间的这一特色使它明显区别于我们先前分析过的那些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循环理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绝大多数循环理论都可以归类为机械循环，或者说这些理论的作者都认为历史向“上”发展和向“下”发展的背后有着同一的原因（即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是，持道家史观的人会认为，虽然历史发展呈波动状，但是导致上下波动的原因有时相同，有时不同。这就是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 可道的道，比如说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势力消长周期，特钦的凝聚力周期和人口和政治周期，虽然很重要但都不是“常道”，因为可道的道都是属于社会机制（mechanism）范畴的东西，它们的重要性都会随着历史情境（historical context）而变。
那么按照笔者对道家时间的理解，什么才是“常道”呢？在这问题上中国人往往会采取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态度，或者说一种无济于事的神秘主义态度。此外，中国哲学一般都会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许多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系统。这种哲学会促使我们全面地看问题，但同时也阻碍了旨在刻画某一法则或者机制的运行方式的、片面深刻的西式“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在大家对西方现代科学都很熟悉的今天，我们可以把道家的时间观看作是一个对社会机制在时间中的作用方式和变化规律具有高度智慧的总结。具体说就是，道家的时间观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结合而发展为社会科学理论，因为它背后是如下一个覆盖性法则：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变得强大，削弱它们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覆盖性法则是对大量的能促使事物的力量和性质转化的社会机制的一个总结，因此也许可以被称之为强弱转换法则。以下仅仅是三个例子：（1）在农业社会中，国家的持续强盛会加快人口增加。这时，人多地少现象就会越发严重，国家税收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不断减弱。（2）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持续强盛在社会上会引发人口老年化，社会福利比重加大和民众的吃苦耐劳精神的下降。（3）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商业的成功一般会提高公司职员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提高商业成本；商业的成功也往往会使得成功阶段公司的组织和经营模式固定化，从而为以后的制度创新造成困难；商业的成功也会刺激其它公司模仿，并研究超越手段。这些和其它类似性质的社会机制都会把一个公司从成功逐渐引向困境。
笔者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在强弱转换法则指导下的机制性分析。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举两例。笔者在分析历史上游牧群体与农业群体的互动中指出（Zhao，2015：314-30)，欧亚大陆的游牧群体与农业群体之间长期冲突的背后有着两个相互联系的能导致两个群体之间力量消长的辩证原理：第一，游牧群体有军事优势，而农业群体有组织和人口优势。当农业群体创造了强大的组织技术并给游牧群体巨大的军事压力时（比如秦帝国的蒙恬对匈奴的压力），该军事压力就会促使游牧群体学习农业群体的组织形式（比如头曼单于在秦帝国的压力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因而转弱为强反过来给农业群体以很大的压力。同时，来自游牧群体的军事压力又会迫使农业群体向其学习。因此当组织强大人口众多的农业群体学习了游牧群体的军事技术时（比如汉武帝时代对于匈奴骑兵技术的成功学习），农业群体又会由弱转强反过来给游牧群体很大的压力。如此反复构成一个道家时间圈。第二，一个农业帝国在强大时为了减低对边缘地区的统治成本往往会让当地的游牧群体精英来统治边缘地区。但是，这种做法会促进游牧地区精英对于农业帝国的思想、文化和组织的学习，从而在农业帝国由强转弱时把所统治的边缘地区改变成独立王国，并且利用他们对于农业帝国的思想、文化和组织的熟悉以及他们所笼络的来自农业地区的知识精英，建立游牧帝国，甚至“入主中原”，建成强大的跨地域帝国。
在分析社会科学范式交替变化的原因时笔者曾指出（赵鼎新，2015：16）：“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的看问题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误区和事实的混合，非常复杂。因此，一旦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术圈盛行时，它都会引发两个导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机制。（1）在社会上，一种观念一旦在社会上取得优势，无论是真诚信徒还是机会主义分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做大。其结果就是不断显露和放大这一观念的误区，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灾害性的）后果反到“证明”了其它观念的“正确”。（2）在学术圈内，某一观念一旦占领了学术市场，无论是它的真诚信徒还是跟风者也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围绕着这一观念的研究做到极致。学术与经验事实的关系越来越不切合，从而为其它观念和理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最为可悲的，但是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场合就是主流社会观念和主流学术观念的合流，学术在这时就会降为权力的附庸和帮凶。 在历史上，这种场合带来的总是灾难——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是，由于以上的两个机制的约束，人类几乎是不可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 笔者在这儿分析的也是一个道家时间圈。
三、结语
西方哲学缺乏时间智慧的这一面深深影响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世界专门针对历史议题的研究中，就像笔者先前总结的五种对时间的态度一样，它们要么是没有时间，要么是凝固的时间，要么是简单循环时间，要么是有终极目标的进步时间，要么是多元历史。这些时间观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只有聪明，缺乏智慧。
本文强调，人的经济性、军事性、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以及在这些性质的基础上产生的竞争和社会权力，会给时间／历史以非常不同的规律。当某一类竞争和相应的社会行动者在给定的时空中占据了主导，与之相应的社会规律也同时会变得重要，从而成了一个在给定时空中占据主导的“历史规律”。 而在缺乏智慧的时人眼里，这一主导性历史规律就会被认定为总体性的历史规律。但是，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任何形式的主导性历史规律都不会是永久的，因为时间／历史还受到一个能促使事物的力量和性质转化的，被笔者称之为强弱转换法则的覆盖性法则的调节：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变得强大，削弱它们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笔者想进而指出，在给定时空中的某些社会行动者的权力越大，他们的自我认证能力越强和追随者越多，这一社会现实所带来的反作用就越大。这就是道家时间的智慧所在。
道家时间能不断打破各种貌似永恒的历史规律，并给历史打上了多种看上去似乎是在循环的印记。但是，决定历史形态的不是单一规律，而是不同规律的组合，并且这些规律的重要性和组合方式随着时间而变。历史不存在由任何单一因素来决定的目的论发展，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单一因素造就的周期性循环。历史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几个时间性的复合，并且复合方式有着多重的变化，但是历史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
从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角度来看，人就像一个个早已是饮酒过量却还自以为掌握着历史钥匙的群体。明明是在历史画卷上涂鸦，还自以为是在画着“最美最好的画”，由此导致的各种悲剧性和闹剧性的后果只会加快历史在道家时间的制约下迈入相反进程，如此以往。
笔者认为，我们只有以道家时间为主轴才能达到社会学的结构性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性叙事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历史社会学”的更高境界。我们也需要扬弃主宰西方社会科学的时间观，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世俗进步时间观”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多元时间观”，才能够发展具有中国智慧的历史社会学。
近代以来，西方人的时间观已经逐渐深入国人的思维，尤其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原教旨自由主义的各种线性史观长期以来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以至于我们经济落后时就鞭挞中国文化，经济刚刚取得初步成功就吹捧中国模式。因此，我们除了挖掘道家时间的学术意义以外，还需要汲取其中的智慧。它可以使我们以更为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并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