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由纽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的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历史学S.A.M.艾兹赫德（以下简称“艾氏”或“作者”）教授撰着的《唐朝中国：世界历史中的东方崛起》（简称“该书”或“本书”）一书（S. A. Adshead，T’ang China：The Rise of the East in the World Hist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是众多西人关注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作品中值得提出并令我做评述的一部。
我阅读域外作品的兴趣主要出自为学术研究提供汉文未能保存的资讯和为观察思考提供中国大陆自身所不具备的新视角这两个层面。而后者至少成为我近年阅读和关怀的集中点，此书无疑是这个关注点中的产物。作为以中国自身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在我看来，“本土”知识有了一定程度的储备之后，从另外的角度再观察自身本已熟悉的研究对象，常常会带来新的感觉。所谓盲人摸象，内外兼通，完整的形象庶几近之。话虽老生常谈，但若能长久关怀且持之以恒，内中蕴含的意境和味道便可“渐入佳境”，我读是书便有如此的感觉。
一、该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对该书的篇章内容略作交代，然后再谈我的感想。
全书共计六章。第一章“争议：东方崛起之前”由“弗兰克有关世界秩序的观念”、“对弗兰克世界秩序概念的批判”和“西方的优势”三节构成。该书作者向有宏阔场域观察中国的习惯，应属西方学界包括全球史在内的宏大叙事的流派，以唐朝为聚焦从不同场景考察其相貌的本书叙事，只是其观察的一个“中观层面”。作者撰写该书之意图，旨在回应另一位西方左派学者弗兰克的观点。[①]在那部著名的（汉译《白银资本》）著作中，弗兰克将1500年以后的世界由欧洲支配的框架转写为至少在产品交换所引生的商业扩张意义上的以亚洲为轴心的中国支配的模式。换言之，工业革命前的世界性的经济，中国的地位凸显于西方，但他并不接受西元500—1000年之间世界框架内唐朝崛起的地位。这是促成艾氏撰写本书的重要动机。
具体而言，作者将弗兰克（简称“弗氏”）的观点归纳为6个层面并逐一反驳。第一，弗氏虽然主张世界秩序呈体系，但作者认为问题的意义则是它在什么程度上形成了世界秩序。第二，作者虽然认可弗氏将世界体系视作全盘性的观点，但问题的关键与其说在这里，不如说它具有对构成世界体系诸要素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意识所体现出来的权力。第三，弗氏强调世界的整体性主要表现为经济、重商主义和金本位等层面，但作者指出就500—1000年之间这个阶段而论，世界秩序中的知识和文化，尤其是宗教（及其体制）施加的影响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第四，弗氏认为世界体系存在着中心，但作者从规则和实践两个层面予以否认：体系并不一定有中心；将中心附加于经济或其他体系之内，只有比喻的价值而已。第五，作者认为弗氏所谓中国是这个体系中心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再界定，不论事实本身是什么，这种称谓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中国历史塑成了亘古不变的老套路，而这正是汉学家们数代以来试图消泯的孜孜以求。第六，对弗氏所谓世界体系呈循环状态的描述，作者认为，关键的环节是这种内生循环的概念能否精准地描述长时段和更为宽广而波动的历史。
总之，作者虽然并不接受弗氏对世界秩序所作的上述6个层面的分析，但它却不失成为作者分析唐代中国崛起于500—1000年案例的促动因素。
第二章“政治：唐朝的创造能力”由“隋—唐的再建构”、“银色光泽的唐朝复兴”、“抗拒革命的宋朝”和“与西方的对照”四节组成。作者从隋唐再统一、唐朝中兴与宋朝的拒斥革命的历时性进程，勾画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突出的位置。促使这种地位擢升的重要因素则在于中国政治体系的创造能力。与此对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印度、伊斯兰世界、拜占庭帝国乃至拉丁基督教世界则分别呈现出较少的、被动的、没有的甚至迟滞的进展。在政治发展的带动下，唐朝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知识文化也都呈现出多方面的演化。作者甚至据此推测：倘若没有政治上的成就，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就可能会消散，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知识价值的驱动也随之边缘化。
作者将隋唐再统一和兴盛的功绩建立在隋朝文帝、炀帝和唐朝高祖、太宗、武则天及玄宗统治的基础上，通过他们前后经营，中国的政治拓进不论在空间，还是精致化的层面，均已超越其他王朝而臻至于那个时代的峰巅，并形成了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的、有序的精英统理的王朝盛相，由此成为由它构建的世界网路的核心。
第三章“经济：中国走向世界中心”由“中国经济增长的氛围：500—1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500—1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管理：500—1000年”和“跨经济之比较：500—1000年”四节组合。作者认为第一个千年的后半段特别是唐玄宗时期，中国的经济无论总产值还是人均产值，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促使中国第一次走向了世界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之特征亦取决于与南北印度、伊斯兰世界、拜占庭帝国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对比之中，它超越了上述地区而成为牵引世界经济的动力。中国的经济为什么有如此突出的展现进而超越其他地区呢？作者着眼于社会环境、动力牵引和管理能力三方要素。社会环境方面，作者从中国所处东亚大陆自然环境中诸如气候、土壤等较为有利的条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病菌对中国社会造成规模性的迫害较少，乃至卫生保健做得较为出色，等等，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条件。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作者从技术的改进、从事农业生产的意识和兴趣，尤其是粟麦为主的北方以灌溉著称的黄河流域的粮食生产转往长江流域更加高产的稻米地区，南部地区随之得到更为广阔的开发，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技术手段的改进，一方面体现在中国自身的发明和创造（包括具体器具和其他技术）之上，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吸收其他地区先进的方法和手段（亦含有具体器具和其他技术）为我所用。对生产施行有效的经济和行政管理，不论是唐前期还是后期，都在国家和私人层面中的宏观与微观生产领域里有各种展现。高效率的惯行，是中国经济发展步入高速轨道运行的一个促动因素。
第四章“社会：多样化的中国”由“经济与社会的交接”、“社会活动的基质：家庭与友邻”、“中国婚姻的人类学解释”、“非亲属的制度建设：多重关联”和“跨社会之比较：500—1000年”五节组合。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社会经历着一个由单纯状态朝向多样化和聚合方向发展的趋势，到玄宗朝时遂臻至于世界范围的极盛相貌。这种历经隋唐的复兴而形成的局面遭致安史叛乱的破坏、五代纷乱的滋扰乃至北宋的再度修整，多样性虽然受到诸多阻遏，但其余续仍存留于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与精致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浸润唐朝多样态的社会相貌与经济的空前发展、社会活动的多元齐聚、婚姻的选择与良善关系的维护，及其非亲族制度的设立、不同族群关系的处置等等，成为作者与印度、伊斯兰、拜占庭、拉丁基督教世界等进行对照的重要参据，呈现出居处世界中心的唐朝社会所具有的含括广袤的特性，进而增进唐朝中国崛起之厚度的体认。
第五章“非凡的才智：错综复合的多重性”由“中国士大夫的多重组合”、“中国知识人的多样化”和“欧亚知识阶层之比较：500—1000年”三节组成。如果说唐朝能够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动力源自其自身的政治创造力，那么，在作者看来，其思想意识复合式的多元化则是其居于中心位置的巅峰，二者相互支撑。政治的创造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思想意识则为观（概）念提供了语义规范，为交流和行为赋予符号与媒介，并为其合法性提供了调适的场所。这种由儒学、道教和佛法聚合而成的精神文化与祆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呈现的主体、非主体二者并存的多元信仰，其蕴意并非同一甚至歧义相左，然而在唐朝却能够做到二者兼具而相互呈现，虽然其间不乏冲突和碰撞。唐朝中国这种颇为彰显的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智识文化，无论其遮覆的广远还是施加的影响，均于玄宗当政时达到高潮。同时期的其他文明体，譬如印度，这两个方面均缺少深度；伊斯兰世界则是多元化大于复合性；拜占庭帝国反其道而行，聚合性大于多元化；拉丁基督教世界这两个层面均无佳善的表现。
第六章“转向西方：回流与预测”则由“政治：1000—1500年”、“经济：1000—1500年”、“社会：1000—1500年”、“智识阶层：1000—1500年”和“预测”等部分构成。作者再度回应弗兰克以与该书开篇论旨做衔接。通过前述四章唐朝中国呈现的成就使其凸显于世界之中心的描写，作者将唐朝尤其玄宗时代所凝聚的政治经管技术、经济发展之成果、社会之精致复杂和智识文化之创新，比附于当下的美国之地位。旋后，作者从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和智识文化4个层面又做东西对比。与前述不同的则是，这个时段拉丁基督教的西方世界，历经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在吸收东方和其他地区文化的基础上开拓出了新的境界而走向了兴盛，东方则呈下落之状态，然而作者仍对第三个千年之际中国的重新崛起寄以厚望。
二、该书的观察视角
中国本土以外考察的视角。
唐朝作为西方学术观察的对象，是包裹在他们考察中国整体历史的框架内运作的；作为断代史意义上学理性研究的唐朝，其独特的命运不过始于二战以后。[②]尽管如此，经过数十年的浸润，欧美学者就唐朝诸多层面的钻研使其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范式和套路，美国更有专注于此的《唐研究》刊物发表相关的成果以助其势。艾氏此书作为专门讨论唐朝地位的定性研究，置放于这一领域亦无不可。然而作者的出发点却不在唐朝研究这一专业层面之上。从他回应弗兰克《白银资本》的初衷看，他是从全球史的角度就中国某一特定时期的整体或某些面相所作的中观或宏观式的考察。[③]这是我对其书的基本定位，我对此的评论亦由此而展开。
西学观察视角的长处，就在于庐山内部看惯了的未必知晓其外在相貌和特征所导致的缺憾，由此得以递补。就唐史而言，中国学者关注自身内部的细节层面，透过文献和考古遗物爬梳整理所揭示的具体相貌及其所作的阐释，可谓殚精竭虑，无所不及。但自身看自己的“偏狭”亦随之而现甚至无从弥补，这正是西学和西人观察的价值所在。艾氏对唐朝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知识文化乃至知识阶层特性所作的揭示，正是建立在与印度、伊斯兰、拜占庭和拉丁基督教世界四个文明体对应的层面之上展开的。中国以外地区同时期各自的演进与发展的诸多面相及其特征的描述，多为从事那些特定地域学者的研究所专擅，如同唐史里边各自的分工之类，内存的畛域和限度将学者“套牢”在自己的框架之内而悬隔有别。这种画地为牢的研治虽如此之精深细致，但却代替不了文明体演进过程中彼此之间的关联、互动及其呈现出来的整体相貌的观察；打通具体朝代做对比性的思考，其方法的多样化及由此拓展出的宽广视野，亦非前者所可取代。若从这一视角揆度，艾兹赫德熟悉的领域正是我所欠缺，他论述的重要价值亦多集中于此便昭然若揭了。[④]
全球史观察的视角。
这是艾兹赫德撰述该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它强调的是共时性的考察，以与历时性的思索形成对照，并弥补后者之缺憾。历时性之所以重要，取决于观察者的后续位置，即对观察者而言，我们无法回复到唐朝的那个状态，它已如既往成为历史，我们只能从后来（或当下）追溯往昔，如同从结局回溯过程一般，属于后见之明的考虑。于是，历史的演进便成为人们熟知且乐此不彼的追索。考察唐朝及其具体情节的特性，依托的主要手段就是它的前后比较，历时性的参照遂成为人们关注的普遍方法。[⑤]唐史学家们对唐朝特性的认识，亦多从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地位的角度着眼，这便是典型的表现。[⑥]无论如何，历时性考察的意义主要是从善于议论的后人角度考量的，它的价值与其说是唐朝自身，不如说是后人赋予给它的。关注的焦点乃在于后人自身而非唐朝，其缺憾显而易见。
对唐朝本身而言，其特性和意义更在于它同时期与异己的同侪的对照中而显现，共时性观察的价值因而得以彰显。就此而论，共时性观察似乎更看重于观察对象的自身，或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王朝自身历时性的考察，还是横向共时性的审断，历史都是作为研究者观察的对象而存在，观察的角度和方式成为“客体”（对象）与观察者之间的沟通环节，这是我们考量的重心，通常以“范式”而呈现。以一个或若干朝代政治人物的活动和国家事务构成王朝核心史的撰述，成为司马迁《史记》和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的古典时代考察此前与当下历史书写的典型范式，持续后世而久远绵长。20世纪前期兴起于法国的年鉴学派，则将帝王将相以外的芸芸众生个体化的大众及其波澜不惊的长时段的日常生活纳入到了历史学家考量的视野，进而改变并扩展了旧有的观察形成了新范式。[⑦]二战之后兴起的世界史乃至全球史、新全球史观察范式的突出特点，则在于突破了自我为中心的地区史和民族国家笼罩下的国别史的窠臼，将世界的全部纳入到考虑的视野做整体性观察。三者的区别如同布鲁斯·马兹利什所说，世界史重在囊括一切，全球史强调世界上无所不在且日益增强的相互关联和依存，新全球史聚焦于全球化的当下进程。[⑧]这打破了以往那种彼此割据、独立、并置和缺少联动如同拼盘的独自性观察的局限。如果说，像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和汤因比、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将世界历史作为各自区域独立为基轴的整体考察对象书写的话，[⑨]那么，以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全球史的撰述则开启了将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纳入到彼此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叙述框架的新范式，[⑩]诚如奥斯特哈默所说，它更强调不同社会和文化的重迭和彼此的关联，强调诸种流通及其过程中的变异，有以去除地域为中心话语叙述的意愿和突破民族主义言说框架的企图。[11]值得指出的是，艾兹赫德这部作品的写作思路，恰恰受到包括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著作的激发，这不仅在该书的序言中有明确的反映，[12]更重要的则体现在他将唐朝中国与印度、伊斯兰、拜占庭、拉丁基督教四个文明体诸多层面的一一对照的书写之中。[13]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对传统断代史研究的隋唐五代史而言，同样具有启（启）发和促动意义，[14]目前国内这方面已有相应的尝试和因应。[15]
三、唐朝中国的重要特征
如上所言，该书从四个角度讨论唐朝中国的崛起，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将政治的创新能力置放在经济发展、多元社会和知识才智之前予以彰显。在我看来，这绝非是作者自然或一般性排比而属有意为之。中国学术界看待自己历史进程的主流观点，即王朝国家的发展与衍化，基本上是被政治包裹或支配的形象展现出来。历史学家们的眼界中，皇帝主宰、宰相为首的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协助与支撑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式的王朝国家，[16]构成了秦始皇王朝直至满族贵族统辖的清朝这2100余年中国历史的突出特点。[17]政治支配一切，亦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一个十分突出的面相。[18]
与此对应，在西人的眼界里，支配性的政治权力同样成为他们了解和观察东方中国的突出视角。其中颇为典型的是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撰写的那部虽饱受争议但甚有影响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19]魏氏将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政治结构归结为“专制”属性，这是因为其广阔的耕地开垦与治水灌溉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从事这项活动需要超越地区和地方社会之上的控制能力和政治权力，专制君主为轴心的专制主义遂得以产生并成为东方社会构成的核心要素。[20]
魏氏所论针对的是19世纪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有关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议。他的著作甫一出版就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21]且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然而“东方专制主义”这一命题却成为西方描述亚洲尤其古典中国国家结构的一般性特征而广泛流布。这在当下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亦有反映。该书专门辟有“东方专制主义”一章，作者提出四4个问题，即西方将中国列为“东方专制主义”是否成立？中国制度的合法性何在？中国的皇权是否有限制？就仁政而言，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什么教训？[22]福山据以论断中国专制主义的根基建立在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这三个维度之上。他从远古时代至18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的前后历程，据以考察中国的重要特性，就是“它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发明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23]即以行政控制能力衍生的强大国家，是王朝中国称雄于世的根基所在，亦成为后人认识中国特性的依凭和基础。这种能力，说白了就是“东方专制主义”，二者表里内外且殊途同归。
无独有偶，成书于此前的英国历史学家芬纳的《统治史》巨著，亦将纷纭并争的中国王朝视为古典世界诸国权力构建运行体系中以君主为核心的行政统治权力的强化而著称于世。较诸其他王朝而言，中国王朝宫廷的权力很少遭受其他权力限定甚至没有约束，可谓皇权独大；同时，它还受到专业训练的领奉薪酬的官僚阶层和同样条件的常备军按照理性原则组织起来以维护政体运行并强化统治的支持。[24]这种体制开端于秦汉而强盛于隋唐。经过汉朝解体以后出现的动荡不定的纷乱而重新集结的隋唐王朝尤其后者，在专业化和精细化为目标的以强化行政为核心的统治能力的恢复之后，“即便是阿拉伯和拜占庭帝国能够在一两个方面可与之相当（这是值得怀疑的），它们也难以在总体上达到唐帝国的水准。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唐帝国的官僚机构成了统治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创新”，[25]并成为后续1000多年王朝帝国政权沿承的楷模。
另一个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艾森斯塔德，则从社会学结构功能角度对历史上中国特性的认识同样置放在官僚体制帝国的框架之内，[26]不过这并非中国所独享。事实上，集权性的帝国王朝几乎伴随着人类古典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其类型和种列分疏差异亦为常态。中国之区别于其他帝国的特性，则是建立在“天命”领受之下“合法性”君主统治的基础上。他将中国王朝走向强盛、对外扩展等构成的统治集团追求的目标，裹挟在文化价值和思想取向所宣示的文明进步的管道之中予以表达。而独有能力承载如此重任的，就是儒家士大夫集团及其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式的文化诉求。这种“文化取向的中华帝国发展的模式”就是他对中国王朝帝国形态的勾画。[27]
值得关注的是，艾氏所描述的文化取向的中国王朝之特性，是建立在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之上。大河流域、平原和丘陵虽广布于王朝统辖之内，但却饱受水旱之灾，水利的兴修和治理遂成为农业丰收得以保障的前提；而农业与水利的密切结合，需要超越性的政治统治力加以协调，由此构建的权力关系之超越和集中便成为中国王朝帝国运作的突出特点。[28]这里边同样映现出魏特夫的观点，所谓水利引生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影响之广布和深远，于此可见！
上文所述，无论魏氏、芬纳的历史学讨论，还是艾氏的社会结构功能说抑或福山的政治学阐释，他们着眼的，都是从历史中众多国家和王朝前后变迁乃至同时并存即多维的角度对中国王朝进行定位和探索。与此对应，艾兹赫德的这部作品，则是将唐朝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从中国众多的王朝里单独抽列出来，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王朝或成型的文明体做共时性比较，进而描述其特性、价值与贡献。如前所列，该书关注唐朝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智识文化和知识阶层等各种层面，但作者将政治发展视为唐朝崛起于东方的基础。即使遭遇安史叛乱对中央朝廷造成强烈的冲击之后，作者眼中的唐朝中国仍然为当时的世界提供了足以值得称誉的统治模式。[29]
何以有此说法呢？
作者仍旧建立在唐与4个王朝或文明体对比的判断之上。他认为至少在政治尤其治理这个层面，与唐朝中国相比，印度社会取得的成就几乎没有进展可言，伊斯兰世界不容乐观，拜占庭帝国了无新意，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进步则有待未来。唐朝为核心的西元500年至1000年之间的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多重发展的意义不仅在它历经330多年的纷乱争竞之后获得了再一统的复兴并随之恢复了中心属性的地位，而且唐朝中国更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位置，这就是通过它有效的行政治理，将那个时代东西方世界的天平从西边拉向了东方。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太宗、武则天和玄宗六位君主当政下前后不断努力的结果。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创造能力堪称举世无双。它对知识和智慧的向往与追求、政治决断的审慎与权衡、程式运作的得体与合宜，乃至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协调呈现的特质、世界主义的内外互动等等，在唐玄宗当政之时有突出的展现，以至于它成为那一时代制度性建设中的典范而被世界所公认。
在作者看来，政治虽然并非意味着一切，它的价值也曾在经济、社会作为基本要素的研究中一度被低估，但若缺少政治的发展和调节，经济创造的财富就会消散，社会建构的秩序就会被打破，智识导引的判定亦会走向歧途。唐玄宗时期的中国政治取得的成就，较印度、伊斯兰、拜占庭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相比达到的高度，吸引了周边远域诸国的统治成员和使节驰聘于朝拜长安之途而络绎不绝：历史上，这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政治关注的中心。[30]
作者之所以将唐朝单独列出以突显它在中古世界发展史上的地位，应当就是对上述要素进行的总结和评断所致。这固然是他回应弗兰克观点所作的申述，但更重要的，它也是诸多王朝和国家发展演化的纵向历程与共时格局的横向对照中的逻辑衍伸。他此前出版的《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这部作品，将唐朝所处的西元400年至1000年的那个时代置放在汉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近2200年的历程中予以考察，揭示出唐朝在同时期居处于“世界的中心”而与此前中国“世界的一部分”、此后“世界的中轴”、“世界的地平线”、“世界中的世界”、“两个世界之间”悬隔有致，[31]其地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应该是本书独自定位唐朝中国逻辑延伸的意义所在。
虽则如此，唐朝的凸显固然可以单独成为论述的主旨，但这种地位的特性仍旧建立在中国王朝自身的连续性的基础之上，从王朝发展连续性的角度考察其中任何一个朝代的价值和意义，是中国学者的普遍诉求。其中余英时的考察尤值得关注。他曾透露自己做学问的初衷，就是从历史延续和断裂的交织过程中追寻中国文化的前后承传及其特点所在。他将焦点集中于政治文化的演进范围。[32]王赓武的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一书是他分析晚唐至五代后期这段时间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走向分化旋后又朝向一统格局转变的作品，作者关注的是即使在分裂的形势下中国又如何回复到一统格局的动因和变迁的过程，他关注的仍然是一统化的延续。[33]
就此而言，延续性观察中国王朝之特性的视角，亦为包括艾兹赫德在内的西人学者所倾注。从他众多著作宏阔视野的考察中，连续性和整体性的着眼构成了他研究的核心；同样，在上述著作中，他从纵向理解中国历史变迁的过程，在分析中古时期（或中世纪）东西方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经时特别强调：在西方，古老的帝国（尤指西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再也没有振兴起来，而中国自汉帝国灭亡之日起，就不断衍生出一体化的博弈并最终以隋唐的复兴而收场，其一统化的局面较诸前朝更加雄阔。就此而论，欧洲此后的道路呈断裂，中国则不断地走向连续和扩展。欧洲的社会力量强于政治势力，而中国则反其道而行：国家的势力远在社会之上。[34]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艾氏就中国历史脉经所作的总结，一是王朝的延续，二是国家权力的凸显。他虽然没有具体论述二者的关联，但揆诸国内外学界有关中国王朝亘久延续的要因，王朝的连续之能生发，国家统合的能动性是其中重要的维系力量。我在论述构建纵贯农耕与草原二者为一体的唐前期一统化王朝及其存续不足50年即告解体的局面时曾说过，“中原汉人为主体建构的王朝若要向周边异质地带扩展并含括多族群国家之建设，应当说它具备了建构的实力，但却缺少长久维系和稳固帝国的能力”。[35]唐朝从农耕地带统合异质性草原地区的能力包括统治集团的政策及其执行力、军事部署与调动的能力和后勤物资供应的保障等综合要素，但政治决定力量的强大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唐朝的兴盛与前后王朝之得以延续，这个案例强烈地透露出：倘若缺少国家统治的能力，一切都无从谈起！艾兹赫德对中国王朝的前后承传、尤其唐朝中国崛起于东方并成为世界之中心地位的讨论，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为世人了解中国之特性，提供了东西对比的宏阔的视野。这是我阅读他作品的一个鲜明的感受。如果说他就中国王朝延续性所作的讨论具有了解这一特性功能的话，那么对擅长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自身的学界而言尚属“锦上添花”；然而若从谙熟西方文明进程并将中国王朝尤其本书谈论的唐朝置放在全球特别与西方同类政治体作对比性观察这个层面考量，他的研究对缺乏这方面专业熟悉度的中国学人而言，就不啻为令人感兴趣、颇为新颖的观察中国特色的视角了，虽然从东西双方对比性进行探索的路径在中国学人中早有萌生。[36]
[①]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汉译本即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②]参见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3—367页。
[③]艾兹赫德撰写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盐政管理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1900—1920，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世界历史中的中亚》（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St. Martin Press，1993）、《欧洲和中国的物质文化：1400—1800》（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1400—1800：The Rise of Consumerism，UK，Palgrave Macmillan，1997）等，他撰写的这些作品，均是从世界或至少从西方世界的角度进行宏观层面的考察。
[④]共时性观察和处理的手段之所以复杂于历时性的前后联系，乃在于后者纵观性的考察需要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种类具有相近性。换言之，研治秦汉史与研究隋唐史所需要的文献（本）分析和史料处理等方法和手段究其根本并无二致；然而从隋唐转换到同时期的印度、伊斯兰、拜占庭乃至基督教的欧洲世界进行考索和研讨，不仅存在观察视角和方法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史料阅读和检讨所依托诸种语言的掌握和熟悉的程度，这却非常人所及。
[⑤]参见杨联升：《国史诸朝兴衰刍论》、《附録：朝代间的比赛》，《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4—42页。
[⑥]参见胡戟：《关于唐的时代历史定位》，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4页。
[⑦]这一流派比较典型的作品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等。
[⑧]（美）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赵婧译，刘新成主编《全球史》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8页。
[⑨]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汉译本共计13卷），多人翻译，第1—8卷，三联书店，1959—1976年；第9、10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1978年；第11卷，三联书店，1984年；第12、13卷，东方出版社，1987、1990年。（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全三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00年。就原文出版的年代而言，应以汤因比、苏联《世界通史》和沃勒斯坦先后排列。
[⑩]有关全球史范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其中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上下册，孙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下册，第7版修订版，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是两个不能忽视的人物，其作品在学界有广泛的影响。此处采用刘新成的说法，见氏着《“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3—39页。
[11]参见（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全3册），强朝晖、刘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中文版序，第1—6页；绪论，正文第1—13页。
[12]见该书序言，第Ⅺ页。
[13]全球史观对美术史的研究也产生了影响，诚如巫鸿所说：“这是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美术史主要还是自己做自己的，西方美术史家也是如此，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十分熟悉，对外面的却不一定知道多少。现在出现了这样的‘全球美术史’的潮流去打破这个壁垒，把眼界开得大一点，拓宽自己的视野。这是个好事情。”巫鸿：《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三联书店，2017年，第276页。
[14]参见拙文：《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5]参见王永平：《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同氏：《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16]对中国王朝政治结构及其特点有针对性做理论层面且持批判精神的研究，当以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为突出；刘泽华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则从思想与社会层面论述了王权政治的特性。
[17]按照阎步克的说法，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这几个层面为特征所构成的局面是中国王朝发展呈现出来的“常态”。见氏着《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5页。
[18]正因为如此，邓广铭先生将职官制度与年代、目録、历史地理一道视为研究中国古史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所蕴含的政治对古代中国相貌之重要性的揭示于此可见。
[19]（美）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0]魏特夫在全书中将世界划分为东西方两个层面讨论专制主义，有关中国的部分散见于各处而未单独成篇，这与他将世界各王朝国家做对比性考察的分析理路密切相关。
[21]中国学者受魏特夫治水学说影响较早的是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的冀朝鼎，他依此讨论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的说法，即通过灌溉与防洪工程及运渠建设探讨这种经济区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而构建出农业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魏氏学说对他产生的学术影响见诸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之序（第6页）中。该书汉译本由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2]（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6—311页。
[23]（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24]（英）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9、92页。
[25]（英）芬纳：《统治史》卷二《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从拜占庭到威尼斯》，王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26]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译者序第2—4、第13页。
[27]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2—235页。
[28]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页。
[29]该书第51页。
[30]该书第66—67页。
[31]S. A. M.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这是该书英文第三版的汉译，第一版于1988年出版后，曾由郑大华主持、任箐等人翻译，定名为《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西元前200年—西元197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原书作者汉译为阿谢德。
[32]参见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探索——克鲁格奖获奖致辞》，余英时着、邵东方编：《史学研究经验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76—83页。
[33]Wang Gungwu，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3.胡耀飞、尹承译：《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中西书局，2014年。英文第一版后40年之久的2007年，该书再版时，作者便将名字改作Divided China Preparing for Reunification: 883—947（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凸显了断裂之中的连续性。
[34]S. A. M.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35]李鸿宾：《唐朝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36]中国学人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研治历史学的案例，较早有雷海宗，限于时代和环境的制约，他并没有中西对比性的专著问世，但他一生涉猎的中西历史之研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此后较著名的学者则有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应系他中西历史对比研究的范例；邢义田专就秦汉与罗马帝国旨向进行的讨论亦著称于学界。近年以社会学研治为职守的赵鼎新亦出版《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其撰述针对中西历史路径之歧异，有回应西方学界的旨趣在；旋后出版的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纵贯中国王朝之变迁，同样应对西方有关中国脉络的研讨而展开。就学术旨趣而言，赵氏的新近制作回应西学似更在一个频路之内。
原载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7辑（总第1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版，第236—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