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海域发现公元7世纪以后的古代沉船超过四十艘，大多来自濒海国家或擅长航海贸易的岛国，例如古代阿拉伯、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近世欧洲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沉船出水大量珍贵的贸易商货，不同材质的各国货币也时有发现，有些沉船出水货币数量巨大。
这些货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贵金属货币，包括金银铸币、金块、金锭、金叶、银锭、碎银等。年代较早的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南海I号沉船、大航海时代的圣迭戈号沉船、海尔德马尔森号沉船等均有古代货币出水，数量多寡不等。二是中国历代铜钱，不管中外沉船，多数有发现，钱币年代从秦汉至明清，以宋钱为多。三是以其他材质合金铸造的钱币，主要发现于10世纪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如曾出水过南汉国的“乾亨重宝”铅钱。
这些货币来自不同国家，承载着各国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成为见证东亚海域交流、海洋发展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一）东亚海洋贸易中，货币交换与市场流通呈现多样化、国际化特点。古代东亚各国对外贸易，或使用本国货币交易，或采用以物易物方法，也有使用外国货币。古罗马、波斯、阿拉伯的金银铸币，中国历代铜钱，以及东南亚贝币等，都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种类甚多。上述沉船考古以及东亚地区其他考古发现显示，古代东亚沉船发现最多的货币为中国历代铜钱。而大量历史文献记载也证实中国铜钱具有国际性价值，在东南亚地区长期流通，充当东亚国际贸易通用货币的角色，即使是用低劣材料铸造的南汉国“乾亨重宝”铅钱，也被东南亚国家所接受。
（二）东亚贸易对国际钱币有广泛的需求，导致中国钱币长期外流。受国际贸易与海外市场力量的影响，唐中期中国已经出现钱币外流现象，甚至引起“钱荒”，宋代更加明显。宋朝长期实施“钱禁”，但是效果不佳，律令形同具文。2014-2015年，南海Ⅰ号沉船出水宋代及以前铜钱至少有15000枚。1975年，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宋元及以前铜钱多达28吨196公斤。1980年，泰国暹罗湾吞武里海域沉船出水唐宋铜钱超过10万枚，显然是海外贸易发展、铜钱外流的结果。明清时期，中国铜钱外流也相当普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南海诸岛海域打捞到铜钱多达14万枚，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最多。2010-2012年南澳I号沉船出水铜钱24586枚。越南金瓯沉船、平顺沉船等发现清代“顺治通宝”“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为数也不少，说明清代钱币外流依然属于常态。
（三）东亚国家仿照中国钱制，铸造本国货币，也有直接仿制唐宋钱，在本国或国外流通。有别于以古希腊-罗马货币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文化，中国古代“圆形方孔”铜钱是东方货币文化的代表，对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产生深远影响。越南自黎朝开始，依照唐宋铜钱规制铸造“天福元宝”铜钱，号称“南钱之始”。后黎朝“顺天元宝”“昭通元宝”及西山“光中钱”“景兴钱”等，都是仿中国钱制铸造（以仿铸“祥符元宝”居多）。资料显示，18世纪越南仿制的钱币除了早期本国流通外，还大量流往中国、柬埔寨、暹罗和南洋群岛，因此在中国和东南亚流通的“中国铜钱”，有些是唐宋真钱，有些则是越南铸造的“中国铜钱”。
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钱制亦仿中国。7世纪末，日本就仿效唐代通宝铸造了“富本钱”，8世纪更开始铸造“和同开珎”。1659-1685年间，日本设铸币厂于长崎，模仿中国旧铜钱样式，生产主要用于对外贸易的铜钱。在东南亚地区，马六甲在15世纪中期仿照中国货币铸造“柔克”锡币，一面为汉字，一面为阿拉伯文，铸有发行人或公司的名字，有的还铸有满文。在爪哇等地，麻若巴歇王朝时期（约9-16世纪）铸造铜钱和锡钱，多数是圆形方孔，状似中国钱。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印度尼西亚一些华侨自铸钱币，铸造“史丹裕民”“邦其兰宝”“大港公司”“何顺公司”等带汉字的方孔钱。
（四）我国古代华南民间长期存在杂用“南金”“夷钱”现象，形成杂用国际铸币与铜钱的特殊通货区。中古时期，交、广地区与东南亚贸易关系密切，文献记载晋代广州“市司用银易米”，梁代“交、广之域，全用金银为货”。被称为“南金”的国外货币不断流入广州等港口，与本地货币混杂使用。广东英德县浛洭南齐墓、曲江县南华寺、遂溪县附城边湾村南朝窖藏，均出土过一批波斯银币；与广州贸易密切相关的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等，发现多种类型的外国金银货币，从侧面展现了岭南地区货币流通的状况。
宋代以后，越南铸造的铜钱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流通，被称为“夷钱”。清道光年间广东“行使钱文，内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两种最多，间有景兴通宝、景兴巨宝、景兴大宝、嘉隆通宝，谓之‘夷钱’，掺杂使用，十居六七，潮州尤甚”。福建漳泉用“夷钱”，俱系光中、景盛、宝兴年号。宁波“小白礁I号”清道光年间沉船发现的越南“景兴钱”，粤海关博物馆收藏的一堆18串互相粘连的“明命通宝”铜钱，应该是中越贸易商船遗留下来的。
（五）大航海时代金银交易与全球贸易。16-18世纪，金银交易在全球贸易中异军突起，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白银有广泛需求。日本银矿业发达，每年输出大量白银购买中国商品；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白银生产也大幅增加；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金银比价差异，也使得金银交易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从16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通过广州、澳门、月港贸易，将白银输入中国，转而购买丝绸、黄金，输往全球市场，赚取差价利润。西班牙人把持马尼拉与月港、美洲大陆的贸易。葡萄牙人则在17世纪40年代以前垄断澳门与长崎、马六甲、果阿至欧洲之间的贸易，西班牙人把持马尼拉与月港、美洲大陆的贸易。1635-1640年，荷兰人在台湾、巴达维亚经营转口贸易，中国黄金经由安海输往巴达维亚、暹罗、苏拉特、科罗曼德尔等地，稍后英国人也加入广州、会安等面向全球的国际性金银交易网络。在沉船考古中，圣迭戈号沉船出水了大批菲利普II-III世时期的金银币，纳斯奥号等四艘沉船出水数千枚西班牙银币，海尔德马尔森号沉船发现125块金锭，都是当时东西方金银交易中失事沉船遗存下来的实物。
（六）外国货币输入与赋役制度变迁。对外贸易与国际货币流通，对相关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室町战国时代商品生产、流通非常活跃，被称为“货币经济时代”，除了流通官铸的优质皇朝十二钱与私铸的各种劣质恶钱外，还有从中国输入的宫膏古钱（宋钱）、渡唐钱（洪武、永乐、宣德钱）及私铸京钱。中国铜钱在日本颇受欢迎，永乐钱在室町时代“贯高制”下充当耕地年贡纳钱的标准通货，在近世日本赋役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航海时代日本、北美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逐渐取代铜钱成为合法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东南沿海地租形态出现货币化现象。嘉靖、万历间，广东、福建深化“均徭”“均平”和“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改革，以白银折纳是一项重要内容。嘉靖年间，广东各府徭役，包括银差、力差、解户、均平诸项，皆以银两计算缴纳。白银在明朝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引起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迁，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之为16世纪以降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变化之一”。19世纪20年代白银流通仍在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在古代东亚海域交往中，作为价值尺度、交换手段同时具有储藏功能的各国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媒介，并在相关国家的某些地区流通起来，东亚海陆交通沿线出现大大小小的杂用国际货币的“特殊通货区”，这些交通线路被称为“白银之路”或“货币之路”。在海洋“货币之路”上，沉船考古发现为探索东亚海洋贸易与货币流通提供了独特的视域和难得的史料，有助于拓展深化唐宋中国社会变迁、东亚海域交流与互动、全球近代化进程与区域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作者：李庆新，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