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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3-25

”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

『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

厦门大学历史系  中山大学历史系

中国·厦门

2019年3月29日至4月1日

”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 - 海交史 - 1
会议日程
3月30日(星期六)上午会议地点:科艺中心二楼音乐厅 

第一节 开幕式(8:30—9:10)

主持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朱菁教授

一、厦门大学领导致词

二、嘉宾讲话

陈春声(中山大学教授、校党委书记)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王国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

 

第二节 海洋与中国研究新书首发式(9:10—9:30)

主持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日根教授

一、江西高校出版社介绍《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

二、海洋出版社介绍《中国海洋空间丛书》

三、作者代表陈东有(南昌大学教授)讲话

 

第三节 大会演讲 第一场(9:30—10:30)

主持人: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张侃教授

一、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海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比较晚近,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学术界还没有海洋史这一概念。然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在《尚书》、《尔雅》、《管子》等早期文献中不乏对“海”和“洋”的记载,而“海洋”作为一个词组出现在中国文献也超过上千年历史。历朝历代文献史籍关于海洋的记载,既有关于中国海洋自然地理的记录,也有关于历代海防、海上贸易、海上航线等多方面的记述。1973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有一次关于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发现,这就是“河姆渡遗址”。在出土的遗物中有五支木桨,经碳14测定,距今年代大约7000年左右。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在7000年前既已开始书写。

 

二、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三、滨下武志(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Research into the miscellaneous series of reports and record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CMC) listed in this article constitutes a new approach toward the study of the custom service, which this articles categorizes as “second-generation studies.” Besides research into the miscellaneous series of reports and records, second-generation studies also include letters, diaries, reminiscences, interviews, and the biographies written by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to allow scholars to piece together valuable ethnographic records of their social lives, travels, hobbies, and career activities while in China. Many customs officials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ir involvement with the country even after their retirement from the service through their involvement in academia. They became crucial in the pioneering of new fields, such as comparative cultural history

四、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接受海洋领域也许是当下中国经济政策最显著的特征。这突破了中国过去以内陆为视域的大陆政权的传统,即在陆地视域之外,现在又补充了海洋视域。这篇文章认为,中国与海洋的新型关系要求一个总体规划以重拾其被忽视的海洋过往——即重构国家的海洋传统,修订一个新的历史以阐明中国过去与海洋的关系。

 

五、苏基朗(澳门大学学生事务副校长、历史系讲座教授)

海洋中国是相对于大陆中国的一个受西方经验启发的近代学术理念,中国传统学术上没有这一套。在最受西方影响的晚清民国学术界,也不流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有人提出模糊的说法,以后关注者渐增,涉及海洋的中国历史研究,渐渐成为新的显学。同时中西学术交流日益濒密,西方上世纪学界的百年积累,加上几十年来新学后学等不断冲击及辨难,对中国学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明的努力,也启发良多。中外学术界数十年间,不约而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范式转移。在这个背景下,海洋中国作为理念,也不断演化和转精。今天回顾并整理一下这个理念的内涵,岂不正是其时?当下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思考一下,海洋中国到底是什么个理念?一个地理概念?一个历史现象?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面向?抑旁门左道?全球历史的一个有机环节?抑边陲支节?一个供人们凭吊唏嘘的往事陈迹?抑或一个使我们贯通感动的古今之变?论述中华文明而增入海洋中国这一理念,是个出世的观念游戏?抑是个入世的实证建构?

 

六、金昌庆(韩国釜庆大学教务长、教授、大韩中国学会会长)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浓于生命色彩的时代,文士们在社会大背景中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也凸显在海洋诗歌中。海洋诗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压抑与痛苦,理想与深情,亦潜藏着他们感时伤逝、忧生嗟叹、昂扬进取和洒脱淡然的生命意识。本文从生命价值的失落与生命意义的追寻两个方面对这一时期海洋诗歌中蕴含的生命意识进行了探讨,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命意识虽以“悲”为基调,但“悲”中有“乐”,且于“乐”中生发出了理性自觉的生命境界。

 

与会学者合影,茶歇(10:30—11:00)

 

第四节 大会演讲 第二场(11:00—12:00)

主持人: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谢湜教授

一、吉浦罗François Gipouloux(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China’s maritime trade has reached a high degree of sophistication after 1567, when Longqing emperor lifted ban on maritime trade. However, the relative indifference of central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nd periodic prohibition on maritime activities hampered a full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trade. Compar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European maritime trade since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maritime trade in China never gave way to sophisticated commercial instruments such as marine insurance or bill of lading. Moreover, local elites (merchant officials, landlords, high ranking militar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nvesting in foreign trade, even during time of prohibition.

 

二、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历史的课本,通常头一句话会说在割让给英国以前,香港是个没有资源的渔港。这是个大错特错的描述。香港岛从来不是一个渔港。好像珠江口很多其他的岛屿一样,香港岛有乡村,有海湾。村民有种植,有在海边捞捕鱼虾,也有湾在海旁的渔船。珠江口有很多水上人:就是平常连家人一起住在船上的人。水上人有很多从事搬运。好像很多乡村一样,陆地上的村民受教育比水上人多,庙宇也建在陆上。至于资源,小岛的农地不会很多,也没有矿物可言。但是不等于没有资源。香港岛最重要的资源是它在珠江口的位置。从广州出来的海岛,往南走,经过澳门才出大洋。往北走,香港岛就是处于从江口往北转的比较隐蔽的路线。葡萄牙人已经租借了澳门,英国人就要求割让香港。日后,香港就是位于从广州沿海往北的关键位置。华南十九世纪还没有铁路(广九铁路1910年才通车),水运是主要的运输。十六世纪以来,香港岛大概并不是一个荒岛,但是它也没有一个重要的港口。珠江口唯一的港口就是广州。香港的海港城市需要鸦片战争后才开发的。

三、吴小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四、李庆新(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

五、刘志伟(中山大学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六、陈支平(厦门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

明代的朝贡体系是最受近现代以来人们所诟病的外交政治体系。朝贡体系无疑是明代对外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基石,近现代以来,人们诟病这一外交体系的主要着眼点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明代政府以朝贡体系的外交方式,把自身树立为“天朝上国”或“宗主国”的地位,把来往的其他国家,作为“附属国”的地位来处理。第二,在明代朝贡体系之下的外交,是一种在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活动;外国的来朝贡品,经济价值有限,而明朝帝国赏赐品的经济价值,大大超出贡品的经济价值。

 

3月30日(星期六)下午会议地点:科艺中心二楼音乐厅 

第五节 大会演讲 第三场(14:00—15:00)

主持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曾玲教授

一、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本文反对侨批贸易是一种现代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侨批贸易依赖于对非个人化规则体系的信任,而非一种依靠文化或家族血缘关系的“‘华人资本主义’的一种独特形式”,在这种体系中侨批商人通过有效的经济实践来实现跨国经营。本文旨在寻找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这些世界主义的解释认为现代是一种多元的而非模式化的概念。族群和身份认同对海外华人的商业文化影响重大,成为华人企业家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这种影响在海外华人社会形成初期尤为明显。商业家族主义、社会网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阻碍。相反,至少在一些时期和环境中,这些因素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发展家族利益、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合同的签订以及其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帮助华人在中国和海外实现经济发展。

 

二、钱江(香港大学教授、暨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马尼拉。之后不久,派驻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Gomez Perez Dasmarinas就开始派人搜集资料,着手编写一份有关菲律宾群岛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主要贸易国家在族群、贸易、政治等方面的调研报告,准备将这份内部报告呈送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King Philip II 由于西、葡两国在1580年正式合并,菲利普二世当时也是葡萄牙的国王)。与此同时,西班牙总督委托侨居马尼拉的某位闽南籍华人画家为这份报告绘制了大量的彩色插图。然而,这份厚达600余页的报告还未全部完成,西班牙总督就已被当地闽人刺杀身亡。1605年,这份报告的手稿被总督的密友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带回了西班牙,并在马德里用羊皮重新装订后呈送给国王。光阴荏苒,这份从未公诸于世的内部报告手稿不知何故后来又从西班牙宫廷流落到了民间,并于1947年7月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二战时期英军驻香港的情报官员博克瑟(Charles Ralph Boxer)教授在伦敦的一次拍卖会上购得。1965年,博克瑟教授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一批珍稀书籍、手稿、档案文献卖给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黎礼图书馆(Lilly Library),其中就包括这份成书于16世纪90年代的《马尼拉手稿》。我的老朋友George Bryan Souza教授与Jeffrey S. Turley博士两人辛勤工作了多年,终于将这份手稿全部解读,以现代西班牙文译写,并全部翻译为英文,于2016年在荷兰莱登Brill出版社将此手稿原件及西、英两种文字的完整译本出版。

《马尼拉手稿》由22个长短不一的篇章组成,具体描述了菲律宾群岛、文莱、马鲁古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岛西北端的亚齐、马来半岛的北大年、暹罗、占婆、日本和中国。其中,中国(尤其是福建)是该手稿的论述重点,占了整份手稿的很大篇幅。尤为珍贵的是该手稿附有96幅由侨居马尼拉的福建民间画家手绘的有关亚洲各不同族群的栩栩如生的彩色插图。本文拟根据《马尼拉手稿》的记述,来观察、分析16世纪末西班牙人视野中的亚洲海洋世界,以及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社会及作为中国民间海外贸易重镇之福建的描述和看法。

三、汪征鲁(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原副校长)

四、龙登高(清华大学教授、华商研究中心主任)

津沪航道疏浚,是轮船航运之后新出现的公共服务需求。在洋商轮船公司的推动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应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在中外官商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博弈的过程中,津沪疏浚历经制度变迁。开始时曾尝试“官办”,但不可持续。继而接纳洋商与外方的合作诉求,甚至包括资金筹集,成立“官督洋办”的专门疏浚机构——海河工程局与浚浦工程局,聘请洋总工程师全面负责机构运营与疏浚事务。几年之后,又相继改组为国际合作的“公益法人”,外方更深度更全面地卷入机构治理,直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为“事业单位”。津沪两个疏浚机构维持了数十年的有效运营,奠定了北方与南方最大港口的坚实基础。揭开尘封的系统性英文档案,本文梳理了近代疏浚机构的四次制度变迁,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官督洋办”与“公益法人”等为人忽视或误解的制度创新,并再现了中外官商利益群体之间合作与博弈的具体过程和制度成果。

 

五、王振忠(复旦大学教授)

法国所藏《燕行事例》抄本1册,迄今尚未为中国学界所利用。该书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清代朝鲜使者的燕行惯例,对于《燕行录》之研究以及十九世纪东北亚国际交流的探讨,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结合另一册佚名无题抄本,分析了十九世纪前后中朝贸易的实态。指出:从“杭货”以及“燕贸”这样的通俗常言可以看出,包括江南一带的中国商品,通过北京源源不断地流往朝鲜。另外,该书系由朝鲜著名诗人李尚迪编定,故此一文本对于研究其人的燕行译官生涯,亦提供了一种未为人知的新史料。

 

六、程美宝(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2003年,我在《史林》發表了《“Whang Tong”的故事:在域外撿拾普通人的歷史》一文。該文憑一封我在大英圖書館看到的署名Whang Tong在1796年6月18日從廣州發出給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的信件,連同一些零碎的材料,簡單講述了據我所知的Whang Tong的故事。我當時認為,Whang Tong是一個在廣州商館區為洋人打工的小廝,約在1766-1773年間被東印度公司的布萊克船長(Captain John Bradby Blake,1745-1773)帶到英國,在英國某公爵的宮室當過童僕,1775年曾拜訪英國皇家學會,至遲在1796年前返回廣州。該文以敍述為主,通過撿拾一些歷史碎片,談談這類人物在當時華人足跡罕至的歐洲社會裡,如何陰差陽錯地扮演了溝通中西文化的中介角色。我還提到,由於中國歷史敍述的選擇性取向,這類人物的事蹟往往在中國本土沒有留下多少記錄,從域外尋找他們的歷史蹤影,有助豐富我們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認識和理解。我當時不知道他本名是什麼,為審慎起見,文章題目和內容都沿用“Whang Tong”這個寫法。

最近幾年,由於種種因緣,我有機會看到了更多與“Whang Tong”有關的一手文獻,終於弄清楚他的中文名字是“黃遏東”,有時又稱“黃東”或“黃亞東”,而且還知道他至少去過英國兩次。在這個細閱文獻的過程中,我想到一個問題:一個不一定不把自己當是個“人物”的人物,緣何會在寫滿英文的零散的紙片上,留下他的中文名字?當我們說這類偶然在18世紀越洋赴英的人物多少扮演了“溝通中西文化的中介角色”時,他們又有可能傳播了什麼“錯誤”的信息?黃遏東在英國逗留了十年之久,此時期屬於某些英國史家所謂的“漫長的18世紀”(long eighteenth century)。這個概念對我的思考頗有啟發,恰恰是這“漫長的18世紀”的時代意義,讓黃遏東這個人物能以“中國通”的身份與好些英國上層和中層人士結識,由是也零星地留下了一些痕跡,讓我再撿拾一些歷史碎片,粘合成一幅更複雜的圖像,寫本小書,談談我如何“遇見黃東”。

第六节 大会演讲 第四场(15:00—16:00)

主持人:北京大学历史系郭润涛教授

一、范金民(南京大学教授)

晚清时人以至时下的学者均认为,康熙开海后至乾隆十四年间的早期中西贸易情形由于案牍无存已难考索,故相关研究均从乾隆十五年说起。实际上,相关档案尚存人寰,可资利用。本文主要依据这批尚未见人引用的档案,结合《东印度公司贸易编年史》所载,专门考察清代早期中西贸易情形,对康熙开海后至乾隆十四年间由广州入口的洋船数量及其载运的商品与白银等作出估算,认为洋船数量持续增多,而其输入则绝大部分是白银,每年输入的白银则在一百万两至二百万之两之谱,其贸易格局对当时及后来的广州对外贸易规制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从而基本上链接了清代前期开海后中西贸易的缺环,为完整考察清代中西贸易历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自隋唐华亭港始,上海就是一个海边港口城市。唐宋之际的青龙港,“海商辐凑”;近年考古发现的瓷器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证明青龙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撞击下,上海作为开放口岸,逐渐被纳入世界体系,并成为中国第一大港。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成为东亚开放城市的代表,亚洲的交通枢纽,中国的首位城市。90年代以后,随着开放和浦东的开发,上海再度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当下的上海,从自贸区到自由港,大上海湾(由长江湾和杭州湾组成)的想象空间,卓越全球城市的高远目标,预示着美妙的发展前景。上海将与东亚其他港口城市一起,迎接挑战,书写东亚海港城市的美好未来。

三、黄纯艳(云南大学教授、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

“南海Ⅰ号”是发现于我国广东省台山海域的南宋沉船,作为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海船,其发掘工作一直受到各方瞩目。“南海Ⅰ号”考古必将极大地推动宋代造船史、航海史、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本文仅从贸易史的角度对新近出版的《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做一解读。

 

四、常建华(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

五、庞中英(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关于通过大国协和(国际协和)治理大国冲突,世界上有着丰富的实践和理论。本文认为,海洋和平取决于海洋治理,海洋治理依靠海洋国家以及非国家的海洋行动者的协和体系。中国正在“海洋强国”,在秩序和治理方面引发了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大变动。中国在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海洋协和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是多边的海洋治理的关键,而多边的海洋治理决定21世纪的海洋和平。

六、罗一星(广州市东方实录研究院院长)

 

茶歇(16:00—16:20)

 

第七节 大会演讲 第五场(16:20—17:20)

主持人:清华大学历史系仲伟民教授

一、田澍(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

二、陈尚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三、黎志刚(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

从秦汉时代起,中国就逐渐形成陆上的“丝绸之路” 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管道,这一历史,也成为当今中国政府倡导“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基础和出发点。

中国历代王朝十分重视陆上丝绸之路,但对于东南以民间为主的海洋贸易则未予足够关注。实际上,中国海岸线漫长,民间社会海洋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事实上,宋元以降, 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与世界各大洲均有日渐频密的贸易、移民等互动关系的发生–中国的劳工、文化、物产由此走向世界,而西方的技术、思想、商品乃至生活方式亦由此传入中国,改变着这片古老的神州大地,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

 

四、白蒂Patrizia Carioti(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Nagasaki had showed its i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Ōmura Sumitada 大村純忠, the first Christian daimyō大名, as he was called, authorised the Portuguese to settle there in 1571, and a few years later, in 1580, presented the Jesuits with the port of Nagasaki. The small village of fishermen suddenly rose to international crossroad of the East Asia maritime network. Nagasaki was divided into quarters, and Ōmura Sumitada was designated as bugyō 奉行. Already a small presence of tōjin 唐人 was settled there for trade.

 

五、松浦章(日本关西大学教授)

自古以来中国丝绸作为制衣原料广为人知,棉花作为新的制衣原料是在明代才开始广泛普及。至清代,通过广东贸易棉花又被出口到了欧洲。直到乾隆年间,从原来的出口变成依赖广州贸易开始从海外进口棉花。政府发布禁止从国外进口棉花的禁令,尽管如此,通过广州贸易还是不断地从印度进口棉花,并持续稳定的占据着广州市场。本稿讨论的就是清代乾隆年间棉花的进口状况。

 

六、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筆者自1990年開始在潮汕地方進行田野調查。在調查過程中,從地方幹部到文史工作者都時常强調「香(港)叻(新加坡)暹(曼谷)汕(汕頭)郊」的重要。香叻暹汕郊是19世紀中葉汕頭開埠以來潮州商人建立的貿易網絡。這個網絡以以香港為中轉站,連接潮汕地區和東南亞。通過貿易關係,這個網絡也推動了19世紀中葉以來潮汕地區和東南亞的移民、宗教和文化交流的關係。這個網絡一直都是被視爲理所當然的、透過商業活動帶動跨國的聯係。本文嘗試從英國駐汕頭領事的報告,闡明這個跨國貿易網絡成立的關鍵。歷史時常可以從非利益相關者的記事中考察出來。與鴉片、糖等比較,穀米貿易與大英帝國及其商人可以説沒有什麽利益關係。因此,對於駐汕頭的英國領事來説,在其每年的報告中有關穀米的報導,可以説是沒有刻意增減的聞見。因此,對理解汕頭穀米貿易也具有相當的客觀性。本文從這個方向出發,透過汕頭英國領事報告中有關穀米的部分,一方面討論汕頭開埠以來,生產、土地利用、價格等影響米糧貿易的因素;另一方面,從穀米貿易的不穩定性,探討跨域貿易網絡的形成。

 

第八节 大会演讲 第六场(17:20—18:20)

主持人: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林枫教授

一、郑振满(厦门大学教授、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在闽南各地的祠堂和庙宇中,现存大量涉及海外移民的碑刻和铭文。这些祠庙碑铭反映了闽南地区与海外世界的广泛联系,展现了以闽南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网络。深入解读这些碑铭资料,不仅有助于揭示东亚国际网络的建构过程与运作方式,而且有助于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变迁。

 

二、隋福民(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

三、潘振平(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

四、郑炳林(兰州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

我们在研究敦煌归义军的历史时,往往将张议潮起兵敦煌驱逐吐蕃的事件归结为民族大起义,将张议潮冠以民族英雄的美名,在这些美丽的光环下往往抹灭了其他族群在驱逐敦煌吐蕃统治者中的贡献。张议潮大中二年收复敦煌,依靠的力量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敦煌地区汉族大姓家族的帮助,另一方面就是敦煌地区的粟特人支持。在张议潮收复敦煌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是节度副使安景旻,虽然他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我们从大中五年入朝事件中看出,安景旻是敦煌粟特人的代表。由于敦煌文献和历史文献记载的缺乏学术界很少有人对安景旻进行考证。本文利用这些有限的文献,对粟特人安景旻进行探讨。

五、陈锋(武汉大学教授)

清代的行政管理,大致分为四个系统,一是中央管理机构,二是地方管理机构,三是皇室管理机构,四是盐政、关政、漕政、河政等专门管理机构。在清代的行政机构序列中,盐务官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序列。在盐政管理系统,特别是海盐产区的管理系统,巡盐御史、盐运使、盐场大使,是三个重要的管理层级。清人认为,盐政、运使之体制,类似巡抚、布政,盐场大使类似于州县。这三个层级的盐务管理系统值得特别注意。

 

六、刘进宝(浙江大学教授、历史学系主任)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加强,急需借鉴国外学界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成果,使我们的研究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能吸收、借鉴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发出中国声音。这就需要大量引进和翻译国外学者的相关学术论著,几十年来,我们在引进、翻译国外学者的著述方面已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们了解和吸收外国学者的研究状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可讳言,有些方面我们还有欠缺,需要加强和重视。

 

3月31日(星期日)上午:分组报告与讨论第一组 台湾海峡与海洋史

会议地点:南光楼301室

主持人:厦门大学历史系黄顺力教授(8:30—11:30)

第一节(8:30—10:00)

一、17世纪中叶台湾海峡贸易网络的演变与拓展(杨彦杰)

二、试论“羁縻”在明朝对西方外交中的运用——以17世纪前期荷兰两次侵占澎湖期间明朝的应对为例(陈思)

三、从针路簿看十六七世纪航海网络中的澎湖(刘璐璐)

四、清代帆船闽台对渡制度的运行与调适(朱勤滨)

五、明清时期的台鲁贸易(段芳)

 

茶歇(10:00—10:30)

 

第二节(10:30—11:30)

一、班兵与黑水沟:以《内阁大库档案》内清代台湾海峡风难事件为讨论中心(卢正恒)

二、乾隆年间海岛请垦与洋利之争——以竿塘诸岛封禁案为例(王潞)

三、闽都文化之海洋性特质论析(薛菁)

四、台湾老子学海洋思维下之历史阐释:以近五年台湾老学著作为主(钱奕华)

五、魏晋南北朝海洋诗歌中的生命意识(金昌庆、晁亚若)

六、海洋人文视野下的法显《佛国记》再探讨(王荣国)

 

第二组 中国东南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史

会议地点:南光楼311室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高超群研究员(8:30—11:30)

第一节(8:30—10:00)

一、上海走向海上:从青龙镇、十六铺到小洋山(刘石吉)

二、明清时期海上商贸活动中“公司”的组织及形态再考(刘序枫)

三、明清浙江的海疆历史与海岛社会(谢湜)

四、海盐生产与海盐史研究(黄国信)

五、明清传统时代大东海渔业活动对岛屿的利用(陈辰立)

 

茶歇(10:00—10:30)

 

第二节(10:30—11:30)

一、东南地区的海洋发展与海洋特性(曾少聪)

二、向上提升,向下沉沦?——对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思考(杨强)

三、私盐不私:明清近场私盐的治理困境——一种制度史的视角(吕小琴)

四、近代中国绿茶市场的海外动态——19世纪英国市场上的高仿茶叶问题(赵思倩)

五、明清以前古徐州港口群的历史重构——基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视野的考察(毕旭玲)

六、明清海舶香药的造假与鉴假(涂丹)

 

第三组 南中国海贸与海防

会议地点:南光楼320室

主持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8:30—11:30)

第一节(8:30—10:00)

一、明成化时期海洋走私贸易研究:基于条例考察(刘正刚)

二、晚明海禁政策辩论中的国防与经济论述(邱澎生)

三、雷州碑刻文献整理及其所见濒海社会(杨培娜)

四、明代东南沿海士绅与海疆政策调整——以月港士绅谢彬为中心(黄友泉)

五、14-15世纪广州“舶口”移散与南海海洋网络变迁(周鑫)

 

茶歇(10:00—10:30)

 

第二节(10:30—11:30)

一、清代东南沿海巡洋会哨的几个问题(赵珍)

二、鸦片战争前清代的海疆与营汛图(布琮任Ronald C. Po)

三、香港金山庄华英昌的汇兑业务——以1899至1905年账簿为中心(李培德)

四、郭寿生海权思想研究(王昌)

五、清末民初海外华商与广州城市近代化(1893-1939)(武文霞)

 

3月31日(星期日)下午:分组报告与讨论第四组 东北亚海域与海洋史

会议地点:南光301室

主持人:中山大学(珠海)历史系主任吴滔教授(14:00—17:30)

第一节(14:00-15:30)

一、嘉靖年间的中日贸易与东方停滞论的破解(徐晓望)

二、延续、渐变与裂变:海洋史视野下的元明鼎革理论(马光)

三、日本长崎唐船图像研究(林瀚)

四、近代日本东亚海运扩张与大连青岛航路的开通(杨蕾)

五、试论明清两朝有关“海防”认知的传承与衍变(黄顺力)

 

茶歇(15:30—16:00)

 

第二节(16:00—17:30)

一、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文书的史料价值(朱德兰)

二、徐继畲的政治视野——以《瀛寰志略》为例(盛嘉)

三、简述清末引进日本版纸币的过程(何娟娟)

四、近现代日本海洋意识下的琉球史观发展之研究(王重阳)

五、中国宋朝海船6层外板造船技术发现与研究(袁晓春)

六、清代海贸发展与山东半岛天后宫的修建(张彩霞)

 

第五组 海洋史学视野下的中国与东南亚

会议地点:南光楼311室

主持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李一平教授(14:00—17:30)

第一节(14:00-15:30)

一、明末清初民间海外贸易航线的发展变迁(聂德宁)

二、社团账本与新加坡华人社团经济史之建构(曾玲)

三、跨海重申马来文明和一体性:马来文媒介所见的占婆人(尼古拉Nicolas Weber)

四、异域封神:越南“神敕”文献中的宋杨太后信仰(牛军凯)

五、古代中国帆船航行东部南洋研究(周翔鹤)

六、《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中的东洋华商贸易网络与账册(李毓中)

 

茶歇(15:30—16:00)

 

第二节(16:00—17:30)

一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澜湄地区纺织服装产业价值链的发展(倪月菊)

二、中国的南海维权史及其特点(李德霞)

三、环南海地区稀见文献选编简介(陈博翼)

四、限制与引导:国民政府对归国侨团的管理(1939-1945)——以昆明为中心(夏玉清)

五、回归海洋:海洋史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徐慕君)

 

第六组 海洋生活与文化传播

会议地点:南光楼320室

主持人:厦门大学历史系王荣国教授(14:00—17:30)

第一节(14:00-15:30)

一、论古代诗画中的海上丝绸之路(谢必震)

二、泉州土坑港市海洋生计的历史田野调查(蓝达居)

三、彰化谱学研究与黄氏宗亲史之研讨(黄亦锡)

四、清代篆书与江户时期日本的篆书出版书目(曹悦)

五、传统海洋图书的演变与发展——以明中叶至清中晚期为例(潘茹红)

 

茶歇(15:30—16:00)

 

第二节(16:00—17:30)

一、前现代社会“内地”人的海洋意象(张连银)

二、《平海纪略》刻画的百龄(1748-1816)名臣形象(陈贤波)

三、争议中的爪哇:野史、小说,和晚明帝国海洋的话语(王苑菲)

四、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读书观——儒家治学方法的返本开新(陈明德)

五、海洋文化展示之研究——以日本神户海洋博物馆和台湾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常设展为例(邢继萱)

 

4月1日(星期一),赋归

原网址: 民間歷史文獻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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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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