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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4-23

黄修志 | 书籍与治教: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小中华”意识

摘 要:朝鲜王朝大规模的对华书籍交流,令日本、琉球、安南等难望其项背,这主要是由地缘格局、政治结构和治国理念所致。朝鲜“小中华”意识刺激了对华书籍交流,而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又促进了“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和变迁。总体来说,朝鲜前期的对华书籍交流带有更多的“尊王”和“慕华”色彩,朝鲜后期则带有更多的“尊周”和“攘夷”意味,但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摆脱不了“事大”的影子,最终使朝鲜保持了政权稳定。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深受王权和儒学的影响,因为两者的现实诉求是维护王权体制,两者的思想动力是追求朝鲜化的儒学。

关键词:朝鲜王朝;书籍交流;“小中华”意识;王权;儒学

学界针对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已有不少研究成果,[1]但多是从文献交流、文学交流、史学交流、学术交流或文化交流的层面梳理朝鲜对华书籍交流的种类、数量、过程、结果等,较少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纵深理解朝鲜对华书籍交流的原因、氛围、脉络和影响。在笔者看来,研究朝鲜对华书籍交流,需注重整体关照、脉络勾索和政治解读,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一是从政治视角解读朝鲜大规模的对华书籍交流,尤其是王权在此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二是从“小中华”意识的视野理解朝鲜对华书籍交流,阐释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三是从历时角度区分朝鲜前期与朝鲜后期对华书籍交流的差异,即朝鲜在明、清两代输入中国书籍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政治诉求和思想动力是什么,又如何影响了“小中华”意识的转变。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朝鲜对华书籍交流明显与“小中华”意识之间相互纠缠,同时又隐含着两根政治、思想链条,牵制着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的走向,并随着不同时代产生剧烈的晃动。揆诸史料,朝鲜对华书籍交流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明清王朝主动或者应朝鲜请求赐书,二是朝鲜使臣赴华购书,三是朝鲜使臣在华接受中国士人的赠书。得到中国书籍后,朝鲜便展开大规模的编选、印刷,巩固书籍交流的成果,扩大中国书籍的再生产和传播。但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朝鲜对华书籍交流主要以赐书和购书为主。

1 明清赐书朝鲜与“小中华”意识

朝鲜甫立,正值洪武年间,因两国尚处于紧张的磨合期,明廷赐书较少。然自永乐始,两位太宗在权力正统问题上一拍即合,遂推动两国进入稳定的宗藩关系,明廷赐书渐多。因朝鲜奉明为正朔,所以明朝每年都在年底赐朝鲜《大统历》一百本。[2]除历书外,明朝颁赐最多的是儒家经典、史地和教化类书籍。永乐元年(1403年),朝鲜太宗李芳远遣使成石璘上奏朱棣,请赐冕服及书籍,“我殿下性本好学,而元子亦年十岁,入学成均,常患书册之少”[3]。对此,朱棣欣然嘉许,“奏请国王冕服及书籍,这是他知慕中国圣人之道、礼文之事,此意可嘉。冕服照依父皇旧例体制造,书籍整理给予他”[4]。经过明初的礼俗改革和外交努力,朝鲜在洪武年间就请赐冕服,明朝以颁赐冕服为契机,将朝鲜视之与郡县内臣并列的外臣。请赐冕服是朝鲜从礼制上自愿加入明朝的天下体系,而请赐书籍则是朝鲜从思想上主动接受明朝的文化制度。必须看到,朝鲜接受冕服和书籍,并非受到明朝的压力,而是朝鲜多次主动请赐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在自诩为‘小中华’的朝鲜使用了明朝也即‘中华’的衣冠,从而使两国形成了同质的文化秩序”[5]。所以,在朱棣看来,冕服同制,书籍同文,朝鲜请赐冕服和书籍乃是慕华事大之诚,是从心理和文化层面主动靠拢明朝的表现,理应允请。

很快,朱棣派使臣黄俨等人赴朝鲜颁赐冕服、饰品及元子书册,朝鲜举行盛大迎接典礼,受赐《元史》《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6]次年,朝鲜在宗系辩诬之时,朱棣又赐朝鲜《大统历》一百本、《古今烈女传》一百一十部。[7]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又遣使韩帖木儿、杨宁等赴朝鲜颁赐《通鉴纲目》《四书衍义》《大学衍义》。[8]永乐十五年,朱棣又赐《为善阴隲书》六百本。朝鲜在永乐年间多次获赐如此多的明朝书籍,主要是因为朱棣对李芳远支持其皇权合法性的嘉奖。李芳远在太平馆曾专门询问明使黄俨,“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一语道破原因,“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9]。当然,朱棣的丰厚赏赐也进一步巩固了李芳远在朝鲜的王权合法性。所以,此时期的书籍交流成为两位太宗合法性互动的一个媒介。

世宗初期,儒臣势力已基本占据朝野,朝廷政局逐渐平稳下来,对倭寇、女真的军事征服取得胜利,边疆威胁也减轻不少,故而朝鲜此时急需建立完善各项典章制度,更好地治理国家,明朝书籍便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因此,时代需求和个人性格共同决定了世宗时代的文化气象。世宗勤学好读,尤为慕华,文治武功皆有建树,有“海东尧舜”之称,使朝鲜“自世宗朝以后,始事学问,儒者亦知崇尚学问矣”[10],他十分留意中国书籍的最新进展并积极输入。随着明朝纂成《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朝鲜称之为“永乐三大全”),世宗即位后,永乐帝又特赐三部大全,[11]后在世宗请求下,明宣宗即位后又专门颁赐四书五经及《性理大全》一部共一百二十册、《通鉴纲目》一部计十四册,[12]并褒奖世宗,“圣人之道与前代得失,俱在此书,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读,闻裪勤学,朕故赐之,若使小国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乐也”[13]。宣德八年,世宗又奏请让其子弟“入学中国”,到北京国子监或辽东乡学读书学习,明朝婉拒并赐书,“具见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14]。世宗受赐三部大全及诸多书籍后,在朝鲜各道广为印刷传布,这是因为在世宗时期,文化制度需要进一步整备,而且儒教理念的确立和社会教化的需求也推动了儒教经典的广泛普及。[15]

世宗在位期间,博涉经史,除勤采经书外,亦汲汲于史地书籍之搜访,如遣使奏请颁赐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最终明廷赐之。[16]再如,朝鲜无《宋史》,世宗在位期间屡向明廷求赐《宋史》未果,端宗即位后,明廷刊印《宋史》颁赐朝鲜。[17]睿宗即位后,明廷遣使赴朝鲜颁赐《五伦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成宗即位后,朝鲜左议政韩明浍担任谢恩使赴明朝贡,明廷又颁赐《新增纲目通鉴》《名臣言行录》《新增本草》《辽史》《金史》《说苑》《欧阳文忠公集》诸书。[18]在朝鲜初期,国家草创,典章未备,朝鲜向明朝请赐书籍一方面是由于政权建设的迫切需要,学习积累治理经验。例如,除经史子集外,世宗时期还大量引进了天文历法、农业、医药等中国书籍。[19]另一方面,朝鲜大量引进中国书籍也是向明朝表明慕华事大的忠心,获得明朝支持,争取稳定的改革环境。明廷对其请求一般都是积极回应,嘉其同文,褒其慕华,多次将大量有益治国和教化的书籍颁赐给朝鲜,中国书籍成为两国外交的重要媒介。

同样,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廷亦有几次大规模的赐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肃宗三十九年),金昌业赴京朝贡,康熙帝欲观朝鲜使臣所携带书籍,金昌业等人慌忙择选许筠《国朝诗删》等诗文书籍呈上,又连夜修改抄写燕行日记以防意外。康熙帝览毕后传旨“尔国书册少,清朝多新书,今赐四部,毋怀伤,归致国王,东国诗赋、杂文,朕欲览,可付来使。”[20]经使臣查阅,康熙帝此次颁赐给朝鲜使臣的书籍有《渊鉴类函》二十套、《全唐诗》二十套、《佩文韵府》十二套、《古文渊鉴》四套共四部最新纂修的大型书籍凡三百七十卷,且每部书的题目和序言皆由康熙帝亲笔书写。金昌业在四部书籍中各抽首卷阅览,对其精美赅博感到震撼。“《渊鉴类函》以《唐类函》演成,盖类聚也;《佩文韵府》凡例一如《韵府群玉》,而极其该博;《全唐诗》即尽取唐人之诗者;《古文渊鉴》即选自左国以至宋人之文者。其序皆皇帝亲制也。”[21]雍正即位当年,雍正帝赐朝鲜《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朱子全书》。雍正七年(1729年,英祖五年),雍正帝再赐《康熙字典》《性理精义》《诗经传说汇纂》《音韵阐微》。[22]乾隆时期又根据朝鲜的辩诬请求,专门把最新修成的《明史》颁赐给朝鲜。

对比明清王朝颁赐朝鲜书籍,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差异。首先,明朝颁赐书籍,多是顺应朝鲜请求而为,故次数较多,而朝鲜除了请颁《明史》外,很少向清朝提出颁赐请求,故次数较少,反是清朝主动颁赐书籍。这主要是因为,朝鲜前期对明朝的政治依赖和文化依赖较强,急需输入明朝书籍完善本国制度,但明清易代后,朝鲜的文化制度和书籍收藏已然完备,发展了朝鲜特色的性理学,印刷技术也不让清朝,尤其是基于强烈的华夷观念,朝鲜耻于向清廷求书,而清廷有怀柔优待之意,所以多次颁赐。其次,明朝颁赐书籍多以经史书籍为主,而清朝颁赐书籍多以诗文大型类书和小学训诂著作为主。朝鲜立国初期,多依靠经史书籍构建本国礼制,君臣又常于经筵将经史中的治乱事迹与治理教化结合起来,所以对经史书籍渴求较强。清朝前期,为了笼络天下士子参与书籍纂修,也为了显示 盛世修典的大一统格局,所以编纂了诸多大型类书、丛书等工具书,且由于推崇程朱理学和汉学,朝廷主导编纂了一些小学训诂著作。清朝通过颁赐朝鲜最新纂修的大型书籍以示怀柔,也以强势的文化力量冲击着朝鲜的对华观念。

无论有多少差异,明清王朝颁赐的诸多类型的书籍都深刻影响了朝鲜王朝,直接为朝鲜的政权建设、文化建设提供了战略资源,也加深了“大中华”与“小中华”之间最终的互相体认,尽管这一体认历经坎坷,几经波折。虽然赐书是一种书籍交流,却隐含着两国政治合作的深意,也表明朝鲜正式加入明清主导的“文化秩序”。因此,明清赐书朝鲜并“嘉其同文”的背后,实为两国政治互信、文化贴近、民心相通的见证。但是,正如夫马进所说,朝鲜与明清形成的同质的文化秩序,与伴随着压力而形成的政治秩序和贸易秩序不同,且“朝鲜对于是否加入明朝或清朝的文化秩序是有选择地进行的”[23]。

第一,是每年都要颁赐的历书,这是最能体现两国宗藩关系的赐书行为,因为“服正朔”表明朝鲜在“时间权力”[24]上服从明清王朝。在某种意义上,时间权力代表着一种政治秩序,掌握时间,不仅能掌握现在和未来,还能掌握过去,掌握对历史的书写权,而对历史的书写权直接决定了现在和未来的政治认同。朝鲜在空间上虽未被明清王朝直接控制,但在时间要遵从中原,这对同为农耕文明的国家来说,朝鲜的一切生产生活、政治礼仪都须服从中原的时间权力,朝鲜使臣每年都要赴京领取明清王朝颁赐的历书意味着“小中华”对“大中华”的政治服从。在清代,朝鲜虽在国内存在暗用明朝年号的情况,但对外仍然使用清朝年号,表达对清朝皇权的服从。

第二,是颁赐的一系列经史书籍,这是身为朝鲜“文化母国”和“制度母国”的明清王朝的赐书行为,是“小中华”从“大中华”中汲取的最富营养的资源。对于儒教立国的朝鲜来说,儒家经典和经史书籍是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制度依据,朝鲜急需从这些书籍中寻找治国之道和教化之义,了解中国儒学和制度的最新进展,从而发展出契合本国实际的儒学和政策。尤其是内乱和外侵造成书籍毁 亡之时,这些书籍便成为战略性的文化储备,因此朝鲜往往派出专门使团恳请颁赐书籍。

第三,是颁赐的新修大型丛书和大型类书,这是最能体现明清王朝向朝鲜展示文化昌盛、学术日新的赐书行为,明清王朝通过颁赐这些大型书籍,增强了朝鲜对明清文化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在清朝,虽然朝鲜对清朝充满了仇恨鄙夷之情,无日不望其亡,甚至一度积蓄力量北伐中原,但朝鲜的这种仇清情绪随着清代修书事业的昌盛和对朝鲜的优待而有所消减,尤其是自康熙晚年始,朝鲜的仇清意识开始有所波动并趋于缓和。如前所述,朝鲜使臣对清帝颁赐的诸多类书表示震撼,恰是“小中华”意识开始重新认同中原政权的表征。

第四,是应朝鲜辩诬的请求颁赐刊改书籍,如《大明会典》《明史》等,这是最能体现明清王朝主导历史书写权力和朝鲜政治话语的赐书行为。朝鲜王朝发现书中所涉本国敏感事件的记载后,往往专门派遣使团赴京辩诬,其最终要求就是恳请明清王朝颁布刊改的书籍,明清王朝往往会根据不同政治形势而适机颁赐朝鲜书籍,这巩固了两国的宗藩关系。朝鲜王朝四百余年的“书籍辩诬”,深刻 体现并影响了朝鲜的“小中华”意识。[25]

2 明代朝鲜购书与“小中华”意识

朝鲜对中国书籍之需求如此迫切,坐等颁赐无非杯水车薪,难解燃眉之急,亦非长久之计,因此,朝鲜对华书籍交流的主要途径还是派遣使臣专门购买。早在太宗时期,朝鲜便遣使臣赴京购买书籍,自此之后,购书成为朝鲜使臣赴京的重要任务和不成文的使命,使臣归国后多有献书之举。世宗时期,为满足朝廷及王室的藏书需求,朝鲜专门设立购求遗典官,又以集贤殿为中心广泛搜集、编纂书籍。而且,朝鲜放开对书籍贸易的限制,鼓励使团人员在华期间多买书籍,“前此药材书册等物,若私自贸易者禁之,亦为未便,药材与书,不可不贸也。自今药材书册,移咨礼部,公然贸易可也”[26]。宣德十年 (1435年),世宗专门就购书重点包括新书信息、购书原则、印刷刊刻对燕行使做详细指示如下。

一。太宗皇帝朝撰集《四书五经大全》等书久矣,本国初不得闻,逮至庚子,敬宁君赴京受赐,其后累蒙钦赐,披阅观览,详悉精微,实无余蕴,乃知朝廷所撰书史类此者应多,但未到本国耳,须细问以来,可买则买。一。今奏请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赵完壁《源委》、金履祥《通鉴前编》、陈桱《历代笔记》等书,若蒙钦赐,则不可私买。礼部如云御府所无,则亦不可显求。一。理学则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无余蕴矣,史学则后人所撰,考之该博,故必过前人,如有本国所无有益学者,则买之。《纲目》《书法》《国语》,亦可买来。凡买书,必买两件,以备脱落。一。北京若有大全板本,则措办纸墨可私印与否,并问之。一。曩者传云:“已撰《永乐大典》,简帙甚多,未即刊行。”今已刊行与否及书中所该,亦并细问。一。本国铸字用蜡,功颇多,后改铸字,四隅平正,其铸字体制二样矣。中朝铸字字体印出施为,备细访问。[27]

世宗二十二年(1440年),世宗听闻北京礼部有《大明集礼》一书,下令燕行使无论是购买还是抄写,务必得来。当然,世宗对明朝书籍的孜孜热情并非仅仅满足于购买,他更关心书籍的版本是否精良,以便服务于经筵讲读和日后在本国大规模印刷。例如,当时经筵所藏《国语》与《音义》“颇有脱落”,世宗命使臣到明朝“求得中国别本”,但“阙漏尚多,批注亦略”,又命“购求日本,又得详略二本及补音三卷以来,亦且不完”。如此,世宗同时拥有了朝鲜本、中国本、日本本,便命令集贤殿学者进行一次系统的版本校勘和文献整理工作,“命集贤殿以经筵所藏旧本为主,参考诸本,正其讹谬,补其脱落,仍将音义补音,芟夷烦乱,分入逐节之下,其不完者,以韵书补之”。经过整理,此书俨然成为东亚最好的善本,对书籍最好的保存就是大量印刷传播,所以世宗“遂命铸字所,模印广布”[28]。

由此可见,世宗的书籍购求是一个有步骤的过程。首先是力求善本,为此不惜在东亚诸国中辗转多方购买;其次是重新整理,在诸多版本基础上组织学者进行校勘、订正和补充;最后是大量印刷,使整理好的善本借助本国先进的印刷技术得以大规模传播国内,这三个过程充分显示出世宗的书籍购求具备善本意识、东亚视野、学者思维和长远眼光。后来的集贤殿名臣梁诚之继承和发展了书籍收藏政策,比如他主张,无论是中国书籍还是东国书籍,只要经典校署印刷后,须将每书十件,分别藏到弘文馆二件,春秋馆、外三库(全州、星州、忠州三史库)、典校署、文武楼、艺文馆、成均馆各一件。[29]

在国王主导下,朝鲜实施的一系列积极的书籍政策使朝鲜燕行使的购书活动进一步制度化,大大鼓励了燕行使的购书激情,每次出使前,使团常拟定购书清单,在华期间多方购求,自此使两国在官私两方面的书籍贸易兴旺起来,赴京买书成为朝鲜国策。成宗即位后,针对燕行使停买书籍的行为,院相申叔舟上奏,“前此,令赴京书状官收买我国所无书籍,近年停废,甚未便。且中朝必有新撰书行世者,请令正朝使行次,书状官买来,弘文、艺文两馆书籍帙未具者,亦令收买”[30]。

燕山君在位时,朝鲜几次士祸内乱导致典籍散亡殆尽。中宗反正后的第九年,一场大火又烧毁了成均馆尊经阁。[31]面对如此书籍形势,弘文馆大臣上奏如下。

书籍之藏,其来尚矣。有志致治者,莫不以斯为重,盖圣贤之立言、垂教,历代之治乱、兴亡,俱在于斯。世宗大王覃思文教,极意书籍,藏无阙书,书无不布,范铜为字,极其精致,纸洁印精,前古所罕。节目之详,且尽如是,而其文治焕然,高出百王者,亦可因是而想见矣。第以世远年久,全编整秩,所存无几,加之废朝,散亡殆尽,诚可痛惜。殿下即祚以来,锐意文治,殆将十年,购求遗书,不远上国,使臣之行,年再往返,而帑须物货,严科督纳,至于书籍,视为余事,求之不勤,此岂非贵物货而贱书籍耶?……伏愿殿下,上述圣祖之事,下起今日之废,下教求书,傍及僻远,我国虽偏,文献旧家,岂无所蓄?且驰奏天朝,以请秘籍,诚心购求,不惜兼价,则遗经逸书,庶几有得。且别立都监,以董其事,优廪其工,俾速就功,校书废职,严加申纠,一切追复世宗朝故事,岂非斯文之一大幸耶?

这篇奏文突出表彰世宗“覃思文教,极意书籍”的榜样作用,不仅强调世宗搜集书籍的全面,也赞叹世宗印刷书籍的精致。弘文馆认为,世宗时期出现“文治焕然”的局面,正是他“覃思文教,极意书籍”的结果,因此,弘文馆建议中宗以世宗为榜样,“追复世宗”,积极求书购书,重振斯文。中宗果断批示如下。

书籍,治道所寓,历代攸重。汉之天禄、石渠,唐之秘书、四库,无非裒集书籍,以为一代之宝藏……我朝自祖宗以来,代尚儒术,圣经贤传、诸史子集,以至遗经逸书,无不鸠聚,非但为内府之秘藏,亦且广布于闾巷。顷因国运中否,典守不谨,御府书籍,多至散落,秘阁所藏,完书盖寡,言念及此,深切痛惜……予欲秘府之内,无书不藏,士庶之家,无书不布。兹令使价之往返中朝者,广求书籍以来。至于我国,壤地虽褊,文献世家,亦岂无所蓄?如有遗经逸书,可以资博问、裨治道者,不惜来献,予当厚赏。其以此意,晓谕中外。[32]

后来,朝鲜针对购书行为又制定了优厚的赏格和具体的典藏措施,[33]且在刊刻书籍之时更加精美清楚,朝鲜的书籍再度充实起来。“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大量典籍因日军劫掠或焚烧而损失殆尽,宣祖和光海君又加强了搜求中国书籍的力度。光海君时期,著名文人许筠多次担任远接使迎接明使,也多次担任燕行使出使明朝,常利用各种机会购买收集明朝书籍。有次他在华期间就一次性购买了三千多册总共八驮书籍,[34]数量之浩大也反映出其购书热情实质上有朝鲜政府的强烈支持。

燕行使渡江之后就多方打听书籍信息,从地方官员到举人秀才皆是他们询问的对象,即使到了布衣百姓之家,他们也多会刻意观察家中是否有相关藏书,这在使臣写下的众多燕行文献中都有共同的表现。随着购书经验的日渐丰富,燕行使在购书机制和购书中介上更加灵活,[35]基本上都能如愿买到中国书籍。对此,明末清初文人姜绍书曾敏锐观察到,“朝鲜人爱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金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36]。

明代正是朝鲜前期,朝鲜此时国家草创,百废待兴。掌握朝廷政治、信奉朱子学的儒臣希望全面引进明朝制度革除亲元势力和高丽旧俗,发展文教,达到“用夏变夷”的目标,而李氏国王因为依靠兵变篡权而建国即位,一直面临着权力的合法性危机,迫切需要明朝皇权的承认和保护,以确保王权稳固和政权稳定。朝鲜立国之初即确立“慕华事大”的政策实乃君臣共同的愿景,这个共同的愿景,要言之,就是建设一个具体而微的“小中华”。朝鲜前期正是“小中华”意识正式形成、走向体制化的时期,而在此过程中,朝鲜对明朝书籍的大力购求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带有更多的“慕华”与“尊王”色彩,对朝鲜前期“小中华”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明代朝鲜的购书促进了朝鲜的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促成了儒化政治的建立和儒教伦理的普及,使“小中华”意识在朝鲜前期就成为一个完备的思想形态。朝鲜大力购求明朝书籍,主要通过四种途径进行消化吸收,以便服务于本国治教。一是直接照搬明朝典章礼制书籍,改革朝鲜制度,如朝鲜的法律几乎全部照搬《大明律》;二是君臣在经筵中研读明朝书籍,为本国治理和教化提供借鉴、启发和反思,加深政治与礼教的紧密结合;三是发展本国印刷术,大量印刷传播明朝书籍,在地方书院、乡校或民间基层社会传播朱子学和儒家伦理,使“慕华”不仅成为对华方针,更成为深入人心的统治政策;四是以明朝书籍为蓝本编纂切合本国实际的诸多礼制典章,从世宗到成宗,以郑麟趾、申叔舟、梁诚之等为代表的儒臣编纂出诸多确立礼法体制和统治依据的典籍,如《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高丽史》《东国舆地胜览》《东国正韵》《治平要览》《东国通鉴》《海东诸国纪》《八道地理志》《龙飞御天歌》《时政记》《皇极治平图》《东文选》《海东姓氏录》《三纲行实图》等。在明朝书籍的鼓舞下,朝鲜在具体的治教实践中不断探索,终于使“小中华”意识走向体制化。当时主管朝鲜军政和文教的名臣梁诚之,被世祖称为“王佐之才,至比诸葛亮”[37],他主持或参与编纂了前述典籍中的大部分,对朝鲜前期的书籍搜求、编纂和收藏都作出了重大功绩。[38]早在1454年(景泰五年,端宗二年),梁诚之遍考经史典籍,结合朝鲜实际,将纂成的《皇极治平图》献给幼冲之年的端宗,希望端宗能以此图治理朝鲜。他按照《尚书•洪范》模式和皇极方位将治国理念画成人形图,即居中曰皇极,上曰敬天,下曰爱民,左肩曰奉先,右肩曰事大,左足曰交邻,右足曰备边。[39]其中,皇极、敬天、爱民、奉先,主要是儒学治教观念,事大专指礼事中国,交邻主要指朝聘日本,备边主要针对女真和倭寇。在此图中,朝鲜已将儒学理念贯彻在治国实践中,同时又把与中国、日本及周边政权的关系放在极重要的位置,这充分表明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已经体制化,形成了包含“慕华”“事大”“交邻”等要素在内的完备的思想形态。

其次,明代朝鲜的购书使朝鲜增强了对本国文教的自信,强化了朝鲜在东亚世界中对自身荣登“小中华”的优越感。第一,朝鲜大量购入明朝书籍,对之进行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大量编纂本国书籍,丰富了本国藏书,强化了朝鲜对“文献旧家”“文献世家”“文献之邦”的体认。不少国王喜爱读书得到明朝皇帝的赞誉,朝鲜官私文献收藏之盛甚至也引起了明朝和日本的兴趣。第二,朝鲜各级教育机构如成均馆、书院、乡校以收藏的大量书籍为资源,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人才,这些人才在与明朝、日本、琉球、安南等使臣的诗文酬唱等文化交流活动中表现出非凡的汉文修养,为朝鲜赢得了“君子之匡”“东国有人”的美称,[40]亦在朝日“文化间的比赛”中占据上风。[41]《东文选》《皇华集》及燕行使、通信使等书写的文献,充分体现出当时东亚诸国使臣诗赋交流的盛况及朝鲜使臣的自信情绪。第三,朝鲜借助明朝书籍发展了本国儒学,涌现出一大批性理学大师和性理学著作,完成了朱子学的朝鲜化,在中央和地方较彻底地完成了儒学的礼俗化和政治化,使朝鲜增强了对“礼仪之邦”和东国儒学的自信,如梁诚之就不断建议朝廷在配享文庙时应多列本国贤者。[42]尤其是在16世纪朝鲜朱子学如日中天的时代,恰逢明朝朱子学衰落、世风日下、政治糜烂、阳明学兴起之时,朝鲜越发感觉到自身乃东亚世界中朱子学的唯一坚守者。朝鲜大量购求明朝书籍的历史文化后果,便是对自身在东亚世界中身份秩序和文教地位的日渐自信,切实体认到“小中华”的实至名归。

清代朝鲜购书与“小中华”意识

在清代,朝鲜燕行使赴华购书又掀起一轮比明朝更甚的狂潮,这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第一,清代的图书事业无论在整理、典藏、编纂、刊印还是书籍研究方面都取得空前的成就。[43]尤其是乾嘉时期,清廷的支持、江浙藏书楼的建设、江南印刷业的发展及考证学、目录学的崛起使260多年间图书事业的突飞猛进令人惊叹,即使把历代藏书收藏业成就加起来都无法与之匹敌。[44]清代考证学及18世纪的繁荣显示出获取书籍得到极大改善,[45]“到18世纪,社会上书籍的数量比之前任何时期都要大”[46],所以清代的普通读者享受着书籍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地理层面上都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47]

第二,乾隆时期因修《四库全书》,各省进献书籍,北京琉璃厂繁荣起来,书肆林立,善本密集,北京文人无不求之,外省士子趋之若鹜,“已隐然为文化之中心,其地不特著闻于首都,亦且驰誉于全国也”[48]。朝鲜燕行使进入北京后,多在此驻足,广泛购书,结交文人,正所谓“青史年年载使车,琉璃厂里觉空虚”[49]。

第三,朝鲜虽对清朝心怀芥蒂,然基于“尊周思明”之政治心态,编纂了大量宋、元、明史书,[50]需要从中国获取大量书籍作为参考,且基于探听中国情报的需要,朝鲜亦需购买史地典章书籍以备外交之用。

第四,英祖和正祖都采取了右文政策,振兴和复兴了文艺事业,在书籍交流上用力颇勤。[51]英祖在晚年设立了奎章阁,奎章阁检书官多随使团赴京采购书籍,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徐浩修等著名文人皆曾担任此职赴京购书,为朝鲜购买了大量书籍。

第五,随着清代文化、学术的进展,一些新型书籍激起了燕行使的强烈好奇心,燕行使除了政府交代的经史典籍和程朱理学书籍之外,还对小说、戏曲、文集、野史等倾囊购买,而且对新兴的西学天主教书籍也青睐有加,由此,西学书籍也跟随燕行使大量进入朝鲜。

第六,虽然朝鲜对清朝的夷狄出身耿耿于怀,但对于燕行使来说,书籍贸易则是渡江之后便迫不及待进行的文化活动。尤其是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和中国空前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清朝逐渐放松了对朝鲜的警惕,“康熙末年以后,对于朝鲜使臣的门禁几乎没有。使臣可任意出入,随意交往,随意游观”[52]。在如此宽松而便利的外交气氛中,朝鲜燕行使更加投人到狂热的书籍贸易中,且“朝鲜实学派的兴盛、北学思想的繁荣都证明了朝鲜使团文化交流活动的巨大成功”[53]。

朝鲜在清代无论是政府购书还是私人购书都取得了空前进展,《古今图书集成》《明实录》这样的大型书籍先后被燕行使购入朝鲜,[54]由此可见朝鲜购书的规模。经过燕行使长年累月的购书努力,在18世纪晚期的正祖年代,奎章阁所藏书籍已经洋洋大观,不仅在购书制度上进一步完善,而且在藏书建设上也进一步扩充,形成了一套《奎章总目》。

《奎章总目》成。上雅尚经籍,自在春邸,购求遗编,拓尊贤阁之傍而储之,取孔子《系易》之辞,名其堂曰贞赜。及夫御极,规模寖广,丙申初载,首先购求《图书集成》五千余卷于燕肆,又移旧弘文馆藏本及江华府行宫所藏皇明赐书诸种以益之。又仿唐、宋故事,撰《访书录》二卷,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凡山经、海志,秘牒稀种之昔无今有者,无虑数千百种。乃建阅古观于昌庆宫内苑奎章阁之西南,以峙华本。又建西序于阅古观之北,以藏东本,总三万余卷。经用红签,史用青签,子用黄签,集用白签,汇分类别,各整位置。其曝晒出纳,皆令阁臣主之,在直阁臣,或有事考览,则许令用牙牌请出。至是命阁臣徐浩修,撰著书目,凡经之类九,史之类八,子之类十五,集之类二,《阅古观书目》六卷,《西序书目》二卷,总名之曰《奎章总目》。[54]

藏书目录可反映收藏者的思想世界和知识图景。一方面,《奎章总目》所收录的书籍,基本是程朱理学所认可的正统经史书籍,这既反映出正祖的阅读趣味和对华购书的主要类型,也暗藏着他对私人购书嗜好和社会阅读风气的批判和整饬。若结合正祖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权力演进,《奎章总目》的背后实际上表达了正祖为巩固名分秩序、伸张王权利益的诉求,正祖言,“挽回澄治之道,惟在乎明正学。明正学之方,又在乎尊朱子……尊朱所以尊经也,尊经所以尊王也。王道尊于上,然后学术明于下”[56]。另一方面,《奎章总目》的图书分类方法基本遵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模式,在具体藏书楼的建设上,正祖专门建阅古观储藏华本,建西序储藏东本,这反映出当时朝鲜对清代的图书事业有所学习,但也体现了燕行使购买中国书籍的成果不断扩大,朝鲜对中国书籍的印刷和对本国书籍的编纂也已蔚然大观,已经出现华本和东本并峙的状况。

朝鲜清代燕行使购书,主要集中在北京会同馆开市、琉璃厂书肆和途中所遇文士。[57]与政府购书相比,燕行使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的私人购书活动则更是不可胜计,在清代,随着购书种类的多样化,一些小说、小品、戏曲、别集、野史、西书也进入朝鲜。尤其是如《天学初函》《天主实义》等西书的传播得到许多著名士人的支持,如李晬光、李瀷、李颐命、安鼎福、慎后聃、柳梦寅、李承薰、李檗、李家焕、丁若钟、丁若镛等皆有购求、介绍、编著或传播这些书籍的活动。

这些“异端”“邪学”书籍的传播,引发了朝鲜统治者的担忧,由此,朝鲜一方面鼓励使臣书籍贸易,另一方面又制定相关禁书政策,禁止使臣购买非正统类书籍。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正祖十八年),正祖在召见即将出发的冬至使臣时说,“我国文献之邦,书册岂可禁之?而近来出来之书,即稗官小品,今人耽好小品,有此购贸,乌可不严禁乎?虽圣经贤传,已出来者足可诵读。今番使行,则自经书以下,切勿购来”[58]。正祖忧叹士人爱读《水浒传》《西厢记》及稗官小品,使士风日下,文风日卑。他认为这些书籍及西学是毒害程朱“正学”的“邪学”,如洪水猛兽一般。[59]他针对燕行使的购书活动提出“拔本塞源论”。

如欲拔本而塞源,则莫如杂书之初不购来。前此使行,固已屡饬,而今行则益加严饬。稗官小记姑无论,虽经书、史记,凡系唐板者,切勿持来。还渡江时,搜验,虽军官译员辈,如有带来者,使即属公于校馆,俾无广布之弊。经史则异于杂书,如是严禁,虽似过矣,而我国所存,咸备无阙,诵此读此,何事不稽,何文不为?况我国书册,纸韧而可以久阅,字大而便于常目,何必远求薄小纤细之唐板乎?此不过便于卧看,必取于此,而所谓卧看,亦岂尊圣言之义乎?[60]

此番“拔本塞源论”透露出正祖对赴华购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一是实行越来越严厉的购书政策,从初期的全面鼓励,购书类型无所不包,到中期的有选择性购买,限定在经书之内,再到后来的全面禁止,以至于为防杂书之害,即便经史书籍,也不许购入。这种变化,说明当时的“杂书”确实对朝鲜产生了冲击,当然,经过前期的不断购书和正祖大规模的编书,朝鲜所藏书籍确实洋洋大观,正祖才自认为本国书籍无所不包,无须再买。二是对朝鲜版本越来越自信,对中国版本越来越轻视。在正祖看来,中国版本不仅不如朝鲜版本精良,还因其“薄小纤细”容易导致“卧看”这种不端正的阅读习惯,对圣贤是一种不尊重,禁购唐本也是为矫正此弊。[61]这实际上深刻体现出正祖深受朱子读书理念的影响,认为从读书须敬的角度来说,朝鲜版本可以傲视中国版本。其实,正祖所谓“拔本塞源”,表面上是用程朱理学的理念对当时的书籍交流和阅读风气进行严厉整饬,担心不良的杂书和不恭的阅读对人心和秩序的危害,实际上是基于王权体制对君臣秩序这个“本”“源”的强化,后期发动的“文体反正”运动亦是如此,因为历史上改革文风的背后,往往是改革吏治。尽管如此,正祖严厉的购书政策仍不能阻挡“杂书”和“异端”西书如潮水般地涌向朝鲜,最终,西书的传播导致朝鲜天主教的发展,朝鲜接连出现几次惨烈的教案。

清代正值朝鲜后期,朝鲜须解决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如何面对明亡清兴这一华夷错位的东亚大变局?因浸淫朱子学和华夷观念已久,清代的朝鲜为了解决正统危机,缓解内部矛盾,刻意表现出“尊周思明”“尊周攘夷”的文化心态,怀念明朝,攘斥清朝。[62]可以说,清代朝鲜的政治主旋律是“攘夷”,但按照程度和对象的变化,“攘夷”又有阶段区别,前期主要是“攘清夷”,仇清情绪非常浓厚;后期随着与清朝关系缓和,“攘西夷”取而代之,对西学和天主教异常警惕。因此,清代朝鲜的对华购书体现着鲜明的“尊周”和“攘夷”色彩,对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变迁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清代朝鲜的购书使朝鲜所藏典籍历经倭乱和胡乱后再度恢复繁荣,加之对明代遗旧文献的搜求和对“尊周思明”类文献的编纂,促使朝鲜产生了“鲁存周礼”和“斯文在兹”的观念,反映出朝鲜自认为继承中华文化正统的心态,处处体现出“攘清夷”的特点。所谓“鲁存周礼”,在朝鲜看来,明朝虽亡,但幸赖朝鲜未亡,保存了明朝典籍和礼制,就像鲁国保存周礼一般。正祖在修《奎章总目》时说,“周有藏史典册,鲁有御书在象魏,汉有石渠东观,宋有龙图崇文。考古论世之士,每以是占其治之污隆焉,书籍之重于天下也尚矣”[63]他认为朝鲜的奎章阁可以媲美周、鲁、汉、宋的藏书机构,其隐喻在于朝鲜在典籍上继承了中华文化正统,它与“斯文在兹”的心态相同。《论语•子罕》云:“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 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朝鲜与清代确立朝贡关系之后,虽然仇视清朝,但由于倭乱、胡乱摧残了朝鲜的图书事业,所以不影响朝鲜赴华购书的热情,且怀念明朝的情绪反而激发了朝鲜搜集明代典籍的热情,把明朝遗物当作宝物收藏,“几近痴迷”[64]。随着赴华购书的增多和本国印刷、编纂的扩大,朝鲜的藏书建设再度兴盛,以至于正祖已经开始认为朝鲜藏书无所不包,无须再赴华购书,且朝鲜版本胜过中国版本。再者,为了论证明亡之后自身仍然具备的合法性,朝鲜纂修了大量反映宋、明等朝的中国史书和“尊周思明”类的文献,[65]正祖时期的官方修史尤为发达,[66]这些史书和文献包括《宋史筌》《明史纲目》《皇明遗民传》《尊周汇编》《国朝宝鉴别编》《小华外史》《尊华录》等。编纂此类典籍虽然出于思明仇清的情绪,但难题是,编纂此类典籍首先需要大量有关宋明史的文献作为史料来源,所以朝鲜仍然不得不赴清搜集,由此,大量被清朝禁毁的书籍反而被朝鲜所保存。[67]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燕行使在购求书籍时,了解到中国书籍销售种类因学术风气的转变而有所增减。朝鲜英祖、正祖实行右文政策、加强图书建设、高扬程朱理学的时期大体相当于清代乾隆时期,而此时清朝正处于从理学到朴学的学术转变时期。对比《奎章总目》和《四库总目》,前者体现朝鲜遵循宋学的主张,而后者代表了清朝崇奉汉学的倾向。燕行使在华期间观察到,程朱理学的书籍束之高阁,销售不多,《尔雅》《说文》等考证类的书籍充斥于琉璃厂。[68]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朝鲜与清朝的学术隔阂,也使之更加坚信自身乃朱子学的唯一坚守者。

其次,清代朝鲜的购书在后期逐渐走向严厉和封闭,通过强化程朱理学、攘斥通俗文艺作品和“异端”“邪学”西学书籍,反映出“小中华”意识出现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儒学正统主义,开始从“攘清夷”转向“攘西夷”,但朝鲜购买西学书籍也刺激了朝鲜自身学术的发展和近代的民族主义倾向。自光海君时代,晚明时期的大量小品文、通俗文艺、阳明学、李贽文集、西学书籍等就传入了朝鲜。朝鲜为了恢复藏书,鼓励使臣的购书热情,对此类书籍并未严格禁止,政府的弘文馆甚至也收藏不少西学书籍。但随着图书事业的完成,此类书籍日渐被视作惑乱人心、动摇秩序的根源被严厉批判和排斥,因为天主教借助西学书籍得到广泛传播,在正祖时期已正式形成天主教教会。当时司谏李师濂建议“天主妖术,流入国中,不无盅惑民心之虑。请严饬象译,作为禁条,俾绝妖书贸来之弊”[69]。正祖亦认为,此类“妖书”的扩散严重威胁朝鲜的稳固,若听之任之,会导致朝鲜失去“小中华”身份,沦为夷狄禽兽之邦,“西洋之学,学而差者也。小品之文,文而差者也。原其始,岂欲自陷于诐淫邪遁之地,一转而甚于洪水猛兽。且其势必自小品,浸浸入于邪学。路脉虽殊,线络相引。今之攻文者,畏小品如畏邪学,然后可免夷狄禽兽之归也”[70]。

由此,正祖开始全面禁止赴华购书的行为。正祖虽然将此类书籍定为“邪学”,也因“辛亥珍山事件”而搜查焚毁了包括弘文馆所藏在内的不少西学书籍,但正祖主要是教谕多读经传,远离邪学,并未阻挡西学书籍和天主教的继续传播。直到纯祖时期,由于“黄嗣永帛书”事件,朝鲜发动了镇压天主教的“辛酉邪狱”,此后朝鲜又发动了己亥邪狱、丙午邪狱、丙寅邪狱等多次镇压行动,把西学书籍列为禁书。这表明,朝鲜政府逐渐意识到,随着与清朝关系的缓和与融洽,西洋势力逐渐替代清朝成为威胁政权稳定的大患。实际上,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列强的崛起,西洋势力成为东亚世界面临的共同威胁。当然,清代朝鲜购买西书的历史文化后果并非仅仅引发朝鲜严厉的制裁,还因士人寻求克服国内现实矛盾的需求,直接促进了朝鲜本国学术的发展、对清代西学文化的认可,如星湖学派、实学派、北学派就受到这些西学书籍的影响。随着西学书籍所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历史性冲击,朝鲜晚期产生了更具排他性的“辟邪卫正”思想和“东学党”,[71]使“小中华”意识逐渐进入近代民族主义的畛域。[72]

结语

在明清时期,东北亚存在一个“书籍环流”[73],书籍通过“海上书籍之路”和“陆上书籍之路”[74]在江南、北京、辽东、朝鲜、日本之间流转成一个国际性的圈形网络,但在这个书籍环流的网络中,朝鲜是关键性和桥梁性的角色。朝鲜王朝与明清王朝展开的书籍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日本、琉球、安南等政权无法望其项背的。一个王朝,从立国到灭亡,五百余年坚持不渝地大规模输入他国两个不同王朝的书籍,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

朝鲜王朝大规模的对华书籍交流,是由地缘格局、政治结构和治国理念共同决定的。在地缘格局上,朝鲜半岛乃东亚的四战之区,又三面环海,受到大陆农耕、游牧势力及三个方向的海洋势力的威胁和争夺,尤其在元明交替或明清鼎革这种东亚大变局之中,朝鲜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做出抉择,采取事大的现实主义策略,方可保国图存。由于采取事大的现实主义策略,朝鲜王朝在元明交替的背景下未被明朝吞并,在壬辰倭乱的背景下未被日本吞并,在明清鼎革的背景下未被清朝吞并,一直延续至近代。在政治结构上,朝鲜王朝是以儒臣势力为基石的王权体制,只有采取慕华的改革策略,全面学习明朝制度,完成儒化政治,方可扫清政治障碍,巩固王朝根基,稳固王权地位,这也决定了程朱理学成为朝鲜王朝始终如一的治国理念。只有广泛引进中国书籍,方可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基础上,结合朝鲜实际,将之发展为朝鲜特色的性理学,指导朝鲜的政治实践。无论是地缘格局、政治结构还是治国理念,要言之,朝鲜须以“大中华”为样板建设一个朝鲜化的“小中华”,方可维持政权稳定。也正因为这种“小中华”意识,才使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得以大规模展开,最终使朝鲜主动而有选择地加入到明清主导的同质的“文化秩序”中。

朝鲜“小中华”意识刺激了对华书籍交流,而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又促进了“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和变迁。在明代,朝鲜为了保住新生果实,全面建设“小中华”,引进作为战略性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中国书籍。朝鲜通过学习中国书籍,在消化和创新的过程中,最终建立了本国礼法制度,完成了儒化政治,壮大了儒林势力,普及了儒教伦理。[75]这使“小中华”意识在朝鲜前期就成为一个完备的思想形态,增强了朝鲜的文教自信,强化了朝鲜在东亚世界中对自身荣登“小中华”的优越感。在清代,朝鲜为了维持“小中华”政权而不坠,恢复因战乱而毁坏的图书事业,编纂书籍以适应新形势,仍然需要从清朝大量输入中国书籍。在这个过程中,朝鲜恢复甚至超越了原来的图书事业,在“尊周思明”的情绪中,逐渐产生了继承中华文化正统的“鲁存周礼”和“斯文在兹”的文化心态,日益强化“小中华”意识中的“攘清夷”色彩。但另一方面,大量西学天主教等与程朱理学相悖的异质性书籍广泛传入后,朝鲜又从“攘清夷”转向“攘西夷”,最终诱发了近代民族主义。总体来说,明代朝鲜的对华书籍交流带有更多的“尊王”和“慕华”色彩,而清代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则带有更多的“尊周”和“攘夷”意味。

无论是对华书籍交流,还是“小中华”意识,在整个朝鲜王朝历史中,王权和儒学是贯穿于其中的两条巨大链条,从政治和思想的层面影响了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和走向。朝鲜不遗余力求访中国书籍,是因为书籍有关治教。治乃治理,主要关涉王权;教乃文教,主要关涉儒学。

王权的升降浮沉,是朝鲜王朝政治中的核心命题,也是对华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中的核心要素。朝鲜王权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左右,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王权常常陷入合法性危机,[76]二是王权深受其他政治力量的挑战和压制。[77]因此,王权需要通过对华书籍交流,建立有利于王权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强调君臣大义和华夷秩序,以保证王权在国内和国外的名分地位。世宗充分发扬了集贤殿制度和经筵制度,聚集人才,用来收藏书籍并编纂官方文献,在经筵上研读消化,其实质是巩固王权,后来的世祖、成宗、中宗等亦多模仿世宗。朝鲜后期的国王主要困扰于外部清朝和内部党争的压力,所以在书籍交流的基础上编纂诸多尊周文献,高举“攘夷”大旗,强化理学控制,严斥西洋书籍。从明代到清代,朝鲜求赐和购求书籍,大多是燕行使奉王命而进行的,大批官方文献的编纂也多受王权监控,凝聚了君王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的现实诉求,便是维护王权体制。相对于王权的升降,儒学的进退转型,从士林儒学的兴起、性理学的壮大、礼学派的抬头、学派与党派的结合、义理论和华夷论的高涨到斥邪卫正论的强化等,既深受对华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的影响,又左右了两者的内容和走向。即使在清代乾嘉朱子学转为低潮的时期,朝鲜仍大力辑印朱子书,表彰朱子学,走向朱子学之复兴。[78]在一定程度上,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的思想动力,便是朝鲜化的儒学。

应该说,赐书、购书、赠书、抄书、校书、印书、编书,构成了朝鲜全面的对华书籍交流,朝鲜前期以“海东尧舜”世宗为顶峰,朝鲜后期以“读书大王”正祖为顶峰。朝鲜王朝通过对华书籍交流,促进了文化塑造和身份认同,其最终成果便是“小中华”意识。在搜集和阅读中国书籍的同时,朝鲜不断编纂具备朝鲜特色的书籍,如编纂了大量以“海东”“东国”冠名的书籍,这种编纂活动进一步通过典章文献的形式彰显了“小中华”。正是这些中国书籍的东传,使明朝不仅成为朝鲜的文化母国,也成为制度母国。这增强了明清王朝对朝鲜王朝的文化体认,“大率朝鲜附近,中土声名文物日寖有斐,不类于夷,国家复加优礼,锡赉濒渥,他藩不敢望焉”[79],“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80],“有华国之称”[81]。 甚至当时明朝翰林出使朝鲜,与其国文人唱和,都几次落入下风,对此,明人沈德符认为此乃“皇华之辱”,“朝鲜俗最崇诗文,亦举乡会试,其来朝贡陪臣多大僚,称议政者即宰相,必有一御史监之,皆妙选文学著称者充使介。至阙必收买图籍,偶欲《弇州四部稿》,书肆故靳之,增价至十倍,其笃好如此。天朝使其国,以一翰林、一给事往,欲行者即乘四牡,彼国濡毫以待唱和,我之衔命者,才或反逊之。前辈一二北扉,遭其姗侮非一,大为皇华之辱。此后似宜遴择而使,勿为元菟四郡人所笑可也”[82]。《东文选》《皇华集》及燕行使、通信使等书写的文献,充分体现出当时东亚诸国使臣诗赋交流的盛况及朝鲜使臣的自信情绪,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正如沈德符所提,是对收买中国书籍的笃好。

不可否认,两国之间的书籍交流是双向的,明清王朝的书籍大量输入朝鲜的同时,朝鲜书籍也或多或少地通过赠书流入了明清王朝,但从规模、数量和质量言之,中国书籍输入朝鲜是压倒性的。为何燕行使很少将朝鲜书籍携入中原?一方面,与明清王朝相比,朝鲜王朝总体上处于文化守势,明清之际又屡经倭乱、胡乱,书籍多遭毁坏,所以朝鲜的书籍需求大大超过明清。另一方面,朝鲜担心本国书籍的敏感记载会妨害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这些敏感记载包括朝鲜对明清史实的评论、朝鲜暗用本国庙号、[83]清代朝鲜暗用明朝年号等。对此,清代道光年间的赴京使臣金永爵曾向清人解释,“我国书籍未尝不多,而无一携带入京者,于明季国初事多有忌讳故也。启、祯以前,书亦未入中国者,敝邦恪守候度,敬奉正朔,独祖宗庙号本国所尊,以是不敢携带持赠耳”[84]。

面对朝鲜如此大规模的书籍求购活动,明清政府也有所感知。虽然将史书与弓角、硫黄并列在一起作为违禁品,在使臣路过关口也进行严格的查勘,但其严禁使臣购买书册的政策并没有削弱朝鲜的购书热情,朝鲜仍然想尽办法贸得书册,以至于各种五花八门的书册皆在使臣的搜罗范围之内。除了经典书籍、文集、小说、戏曲、方志、西书外,装订成册的塘报、通报、邸报、题本等甚至是明清官员手册如《缙绅录》《缙绅便览》等也是燕行使重点收购的对象,以应外交情报搜集和外交公关之需,另外,明清官员士人也赠送燕行使不少诗文集等书。因此,朝鲜所得书籍不仅是一种政治资源,还是一种情报,也是一种礼物。

同时,正因为严格的王权正统主义和儒学道德主义,朝鲜在广泛的对华书籍交流中,发现不少有害王权正统和宗藩关系的书籍。对此,朝鲜与明清王朝展开了长达四百余年的书籍辩诬,它以政府外交的形式出现,形成了独特的“书籍外交”现象。[85]

按,作者黄修志,男,山东东平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现为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在古典文献学、明清中韩关系、日本近代汉学史等研究领域发表论文十余篇,目前主要致力于明清时期东亚王权思想的阅读思考与对比研究。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脚注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梁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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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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