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是有明一代最系统、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史料论原始自然首推明代档案，它是明朝中央及地方政权在行使统治职能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类别的文件。明代档案文件分为二十种：“凡上所下有十：一诏、二诰、三制、四敕、五册文、六谕、七书、八符、九令、十檄；凡下所上亦有十：一题、二奏启、三表笺、四讲章、五书状、六文册、七揭帖、八会议、九露布、十译。”[i] 它们是编纂《明实录》主要依据的原始资料。然而，由于明末战乱等原因，大部分明朝档案册籍均毁于兵火。清初为编修《明史》曾征集了一小部分档案，贮存在内阁大库之中。后又几经变乱，复散失不少。现今除南京、台湾以及一些单位和个人还有一些收藏外，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仅有3600余件了。更为严重的是，现存的明朝档案虽从洪武至崇祯各朝均有，但主要是天启和崇祯两朝的。因此，要研究明代历史，《明实录》可谓最系统和完整的史料了[ii]。正因为如此，陈高华等在其《中国古代史料学》中，把《明实录》作为明史史料中“基本史料”的第一种，而把《内阁大库明档案》作为“其他史料”的第九种[iii]，足见《明实录》在明史研究中的首要地位。《明实录》又是谈迁《国榷》、查继佐《罪惟录》、张廷玉《明史》、夏燮《明通鉴》等史书以及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余继登《典故纪闻》等笔记的史料渊薮。明史研究的精当和深入，离不开对《明实录》的利用和研究。有鉴于此，1991年6月，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上，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院中国史教授兼中国研究组主任陈学霖先生，特以《＜明实录＞与明初史事研究》为题，将《明实录》的研究状况向大会作了报告，可见，《明实录》的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之一。
本文之作，乃是因为陈学霖先生所撰论文发表于6年之前，而此之后，《明实录》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陈文将《明实录》研究与明初史事研究相联系，没有专门对《明实录》研究进行全面完整的概述。因此，本文除了吸收陈先生部分成果之外，还将笔者在多年的《明实录》整理及研究中所获之信息及心得，进行综合述论，并对《明实录》研究的未来作一展望。
《明实录》是分朝陆续修纂而成的。它分为《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孝宗实录》、《武宗实录》、《世宗实录》、《穆宗实录》、《神宗实录》、《光宗实录》、《熹宗实录》共十三朝实录。这些编年体史书在当时被称为“国史”[iv]，有着崇高的地位。迄今为止，对《明实录》的研究有四个方面：
第一，整理和考订。对《明实录》大规模的整理和考订有三次：第一次是1942年，长乐人梁鸿志借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所藏全套《明实录》（仅缺《光宗实录》），据以影印成册。这是中国《明实录》的第一部印刷本，在此之前所流行之本皆是钞本；第二次是从1930年始至1961年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北平国立图书馆藏红格钞本《明实录》进行的大规模整理和校勘。此次整理和校勘，以红格本为底本，以广方言馆、抱经楼本、北京大学本、礼王府本、嘉业堂本、天一阁本、明内阁精写本、梁鸿志影印本、内阁大库藏清初明史馆钞本等数十种本子为对校本，对《明实录》中的错讹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校勘，先后有傅孟真、王崇武、黄彰健等专家参加，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此次整理和校勘的结果是影印了经过校勘的本子－－台本，和撰成了具有相当分量的《明实录校勘记》。赵令扬认为史语所王崇武等所作的校勘，是因为梁本“错字、讹字甚多”的缘故[v]，其实王氏等校勘的对象并非梁本，而是北平图书馆所藏的红格钞本。第三次是从1987年始至1995年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李国祥、杨昶等对《明实录》进行的分类编纂和校订。此次分类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按地区分类编纂，一是按内容分类编纂，总共编成《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和《明实录类纂•人物传记卷》等21巨册。正如史语所在取得重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缺漏那样，此次分类整理在取得较大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失误[vi]，但是，它对学者利用《明实录》提供了相当的便利。此外，笔者个人对《明实录》中尚未被史语所校出的文字错讹进行了校勘，曾发表《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燕山出版社,1991年8月版）、《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8月版）及《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三篇文章，并成《明实录补校》长文，使《明实录》文字错讹，进一步得到清理。
第二，版本的研究。有关《明实录》钞本和刊本的研究，主要根据各图书馆所藏本子，作版本提要式的介绍。1930年， 卞鸿儒在《辽宁图书馆馆刊》第1期发表《馆藏写本明实录提要》开其端绪，以后对《明实录》版本的研究时有成果出现。计有小田省吾《半岛现存の皇明实录に就いこ》，《青丘学丛》13，14（1933）；松浦嘉三郎《沈阳图书馆藏明实录に就いこ》，《满洲学报》6（1941）；A.C.Moule/Chung Kei Woon,，“The Ta-Ming Shih-Lu （Cambridge and Princeton），“T’oung Pao，X X X V（1940）；L.C.Goodrich，“A Note on the Ta-Ming Shih-Lu，“T’oung Pao，X X X VI（1940）等。这些文章均发表于梁本产生之前，梁本出版后，学者据以撰文论述者甚多。岛田好《明实录の刊行につきい》，《书香》140号（1942）；三田村泰助《明实录の传本に就しこ》，《东洋史研究》8：1（1943）；Wolfgang Franke（傅吾康），“Zur Kompilation und Ubrlieferung der Ming Shih-Lu ”（《明实录的纂修与传统》），“Weitere Bertrage zur…”“Nachtrag zur …”，Sinologische Arbeiter（《汉学研究》），i，ii，iii（1943－1945）；浅野忠允《明实录杂考：影印本を中心としこ一》，《北亚细亚学报》3（1944）；间野潜龙《皇明实录私考》，《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1957）等[vii]。黄彰健在领导史语所校印台本过程中，发表了有关明实录版本的三篇文章：《明末实录书成誊写四分说》、《明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并附校勘记序》，《史语所集刊》，31，32（1960，1961），成为研究《明实录》版本最为权威的论著。笔者在黄先生研究基础上，将《明实录》的版本作了系统缕述，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作了补充和完善，见《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第1期。
第三，各朝《实录》的专题研究。对各朝实录进行专题研究起于明代中叶。王鏊、郑晓、郎瑛、王世贞、何乔远、沈德符等均对各朝实录作了早期评价。近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太祖、太宗与英宗三朝。王崇武对国初二朝的研究最为卓著，著有《明本纪校注》（1946年）、《奉天靖难记注》、《明靖难史事考证稿》（1948），成为研究明初史事与辨证实录的经典之作。黄彰健的《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史语所集刊》34，1963）、《明史纂误》、《明史纂误续篇》、《明史纂误再续》（《史语所集刊》31，36，37；1960，1965，1966）等文，亦为关于《太祖实录》或以《实录》 证史之佳作。陈学霖也撰述了关于明太祖龙兴之事迹与小说的论文，及永乐帝改窜史实以证明其继统之合法性两篇论文[viii]。至于《英宗实录》的研究，学者大多专注于英宗土木蒙尘与夺门之变史事的考证。例如邢义田《据明实录校正＜明史＞等书所载土木之变之误》，《史译》4（1967）；F. W. Mote，“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刊于Chinese Ways in Warfare，eds. Frank Kiersman &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Mass.1974），Philip de Heer，The Care-taker Emperor （Leiden: E. J. Brill，1986）pp.137-149等。以下各朝《明实录》，除今西春秋在《明季三代起居注考》（收入《明代满蒙史研究》）对现存之神、光、熹宗三朝起居注与其《实录》之关系略有涉及外，并未见有关论著行世。此外，对《明实录》的某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有一些文章：黎邦正的《＜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内容评估》（附于《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之后，武汉出版社，1993年2月）；笔者的《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
第四，通论性研究。关于《明实录》通论性的研究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前，“最深入而具权威性的著作，无疑是吴晗《记明实录》（《史语所集刊》18，1948）一文”[ix]。此文约五万字，将明代十三朝《实录》作了综合性论述，分为评骘、史官、仪制、掌故、传布五部分，钩玄提要，剖析入微，为研究《实录》必读的杰作。然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该文作于1940年抗战时期的昆明，时局动荡，资料匮乏，故未臻完备[x]。1995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笔者的《明实录研究》，约30万字，“是迄今为止研究《明实录》篇幅最大的专著”，全书共分八章，分别讨论了《明实录》的修纂背景、修纂过程、修纂人员、修纂程序、体例风格、版本收藏、缺陷失误、成就价值诸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对《明实录》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xi]，拙作所取得的成绩，自然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汲取。此外，对整部《明实录》作通俗性介绍的文章还有三篇，一是日本学者间野潜龙的《明实录の研究》，初刊于田村实造主编的《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1963），后收入《明代文化史研究》（1979）；二是马来西亚学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明代（1368－1644年）的实录》（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收入E. G. Pulleyblank 与W. G. Beasley主编之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第60－70页），1988年，傅吾康在参加《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章《明代的历史著述》的撰述时，对《明实录》作了较为简明的叙述，似是他以前著述的缩略；三是大陆学者黎邦正、黎明的《明实录的修纂及史料价值评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古籍整理研究专刊》）。后者较前二文更为简略。此外，对《明实录》作全面考订的还有黄云眉的巨著《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9月版）。该著虽是以《明史》为考订对象，但自始至终将《明实录》作重要证据，与《明史》相互映证和发明。
从学术史角度来看，《明实录》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评骘及考订史实阶段（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前期），明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就对当时修成的诸朝实录进行了评价，这可以算作是对《明实录》的最初研究。当时的学者如李建泰、王鏊、沈德符、张岱等均对《明实录》的曲笔现象进行了抨击。李建泰批评说：“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不足征久矣！”[xii] 王鏊在《震泽长语》中对人物小传曾作了评断：“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记出身官阶升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沈德符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太祖录》凡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划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景帝事虽具《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至于兴献帝从藩邸进崇，亦修实录……止与无只字同。”[xiii] 他在《万历野获编》卷18“权臣党恶”条中指出，张居正主修《穆宗实录》时，竟将穆宗为李福达洗雪大狱的诏书及庞尚鹏为颜颐寿等洗刷冤狱的奏书削去不载，反将高拱制造冤狱的奏书全载。原因在于“高新郑（拱）之专愎，皆其所师法”，所以“高新郑虽其所逐，而所在先朝时二人同心，剪除前辈同列，又加协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张岱也认为：“撰《洪武实录》，事皆篡改，罪在重修，……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浚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xiv] 明田艺蘅通过考察实录后，于《留青日札》中指出：“章有伤见在权贵者，亦不敢录。”清代夏燮有《明通鉴•义例》对《明实录》也作了评判：“明人恩怨纠缠，往往籍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邱浚修郄于吴、陈（吴与弼 、陈献章）；《孝宗实录》，焦芳修郄于刘、谢（刘健、谢迁）；《武宗实录》，董玘修郄于二王（王琼、王守仁）。”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明实录》评价很高，如清代万斯同曾说过：“吾少馆某氏，其家有（明代）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互，而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xv]
在评骘的同时，明清一些学者也开始了对《明实录》史实的考订。明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对《明实录》进行了悉心考订，指出了《实录》中许多隐饰不实之处，如《英宗实录》记“土木之变”后，太监李永昌慷慨陈辞，力主抗战，“由是中外始有固志”。王世贞指出，这其实是李永昌的嗣子李泰在为之饰美。太监中力主抗战的是金英，而非李永昌。“修史在成化初，……泰以学士在史馆，溢美之谈，大抵未足信也。”[xvi]
清初钱谦益对《太祖实录》的考证颇为精审，著有《太祖实录辨证》，收录于《牧斋初学集》卷100－105（编入《四部丛刊》），首开清初《明实录》考订之先声。《辨证》分为五卷，按年代划分，每卷分若干细目，每目简录《太祖实录》原文，其下排比有关史料，详加考证辨析。如卷一考订太祖降诞、皇觉寺祷神、入濠城及滁阳次夫人、彭莹玉、赵普胜称王、李善长掌书记、徐达为镇抚、冯国用典亲兵、太平城下之战、擒张九六，止于朱元璋为吴国公，逐事加以厘正。全书共考订51目事件。钱氏一生专研明史，颇擅考据辨伪，《辨证》发明甚多，识见甚高，如考证朱元璋与韩林儿之间的瓜葛、李善长的狱词、胡惟庸、蓝玉党案等，皆大量摘引原始资料和野史稗乘，纠正《实录》之舛误，恢复了历史原貌。对于前人考订酌加采用，但去取极为审慎。
潘柽章继钱氏之后，对明初史事考证亦极精审。他遍访明代典籍，以《实录》为纲领，将志乘、文集、家传等有关史事者皆抄录荟萃于下，以类相从，考其异同，去取出入皆有明证，撰成《国史考异》六卷，收入《功顺堂丛录》。该书卷1－3论明太祖事，卷4论惠帝事，卷5－6考订明成祖事，均极有见地。如“建文逊国”一条，对“自焚”之说和“从亡”之说都加以否定，认为缺乏证据。因为连明成祖对建文的存殁都将信将疑，实录后来何由质实？建文帝既遁迹而去，必会潜踪灭迹，不可复寻，岂肯到处题诗？又怎会暮年归国，自践不测之危机？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论太宗朝史事，亦大量引据官私纪载，纠正记事之误及《实录》之掩饰隐讳。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整理和进一步研究阶段（民国初期至共和国初期）。1930年，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整理内阁大库旧藏明清档案时，发现其中有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散页，引发了所长傅孟真校勘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钞本《明实录》的愿望，从而揭开了大规模整理《明实录》的序幕。1931年，史语所将红格钞本晒蓝，作为底本，并广罗善本如抱经楼本、广方言馆本、北大本、礼王府本、嘉业堂本等进行校勘。前后参加整理的学者有傅孟真、李晋华、那廉君、李诗熙、潘悫、李光涛、王崇武、吴相湘、姚家积、黄彰健、杨庆章等人。抗战爆发后，史语所《明实录》校勘人员从北平随所迁往长沙，又由长沙迁往云南昆明，旋迁往近郊龙泉镇，40年秋迁往四川南溪李庄。48年冬迁至台湾杨梅镇，54年秋迁至南港。可谓历尽艰难和坎坷。终于在1961年校勘完毕，并以红格钞本的缩微胶卷影印成100巨册的台本《明实录》。校勘的难度从王崇武在给院方民国三十年度至三十二年度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校订工作，颇费时日。每有异文，除显然错误者外，均需参考有关史传文集以求其正，故每因一字费若干日之力。”
还在史语所于南溪校勘《明实录》时，1942年，梁鸿志已将国立江苏图书馆所藏《明实录》钞本影印成梁本面世，成为第一个印本。以上两次整理刊印，使《明实录》的整理达到高潮。
由于这两次大规模的整理，既培养了学者，又为研究提供了资料，所以这一时期在《明实录》的研究上取得了颇为辉煌的成就。梁本出版后，不少学者据以撰写了论文，如岛田好的《明实录の刊行につきい》，三田村泰助的《明实录の传本に就しこ》，傅吾康的《明实录的纂修与传统》及《明代（1368－1644年）的实录》，浅野忠允的《明实录杂考：影印本を中心としこ一》，间野潜龙的《皇明实录私考》及《明实录の研究》等。主持校印台本《明实录》的黄彰健，更是在《明实录》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撰写了《明末实录书成誊写四分说》、《明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并附校勘记序》、《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明史纂误》、《明史纂误续篇》、《明史纂误再续》等文，对《明实录》的版本及《太祖实录》的史实作了考订。王崇武在整理实录过程中，也撰成了一系列成果，如《明本纪校注》、《奉天靖难记注》、《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对明初史事的研究及与实录的辨证用力颇深，成就甚大。邢义田《据明实录校正＜明史＞等书所载土木之变之误》，F. W. Mote，“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均利用了《明英宗实录》的材料。更重要的成果是吴晗的《记明实录》长文。将明代十三朝《实录》作了综合性论述。
第三阶段是大规模整合和综合研究阶段（共和国“新时期”）。早在明万历九年，张居正便曾领导翰林诸臣将累朝《宝训》和《实录》“摘其切于君德、治道者，分为四十款”，编成《训录类编》[xvii]。清修《明史》时，曾分类摘抄《明实录》，如潘耒修《食货志》，就曾抄实录有关材料数十巨册。民国以降，均有零星的编纂。如孟森曾摘抄《明实录》及朝鲜《李朝实录》中有关清室先世与明政府关系的史料，纂为《明元清系通纪》一书，未成而卒；1954－1958年，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等仿孟森之法，编成《明代满蒙史料》（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第1－6册为《明实录抄：满洲篇》；第7册为《项目总索引》；第8－17册为《明实录抄：蒙古篇》）；1959年，田村实造等又编成《明代西藏史料》（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59，全一册）；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蒙古史研究室编成《明实录蒙古史料抄》（北京）；1959年，云南省少数民族研究所等编成《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上中下三册）；1968年及1976年，赵令扬、陈学霖、陈璋、罗文先后编成《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上册及下册（香港：学津出版社）；1971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成《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一册（《台湾文献丛刊》第296种）；1971年3月，和田久德纂成《＜明实录＞の冲绳史料》（《御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纪要》，第24卷第2号第1－61页）；1974年日本学者编成《明代西域史料•明实录抄》（东京：京都大学文学部内陆アジア研究所）1975年，又编成《中国、朝鲜の史籍におけゐ日本史料集成•明实录之部》（东京：东洋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か文化研究所）。从孟森以还，共计纂成实录分类文献10种，是“新时期”大规模整合的前奏。从1976年10月迄今，共和国历史上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此期间，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明实录》得以大规模的整理和分类编纂。
“新时期”出版了大量对明实录进行重新分类编纂的史料书籍。1981年，罗香林编成《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全一册，第3－98页辑录《明实录》中有关乌思藏之资料）；1982年，《准噶尔史略》编写小组编成《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全一册）；1983年，《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成《明实录藏族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2集两册）；1983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成《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全一册）；1983年，谷口房男、小林隆夫编成《明代西南民族史料－－明实录抄》（第一册）（东京：东洋大学）；1985年，何丙郁、赵令扬编成《明实录中之天文资料》（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上下两册）；1987年，郑樑编成《明代倭寇史料》1、2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刘耀荃编、练铭志校补之《＜明实录＞广东少数民族资料摘编》问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全一册）、1989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成《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1－5辑（沈阳：辽沈书社，全五册）；1989年，郭厚安编成《明实录经济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一册）；1990年，《明实录广西史料摘抄》出版（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在此前后，《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问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上资料辑录，侧重于《明实录》中有关边疆地带少数民族的史实。从1990年6月始，由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委员会重点支助的项目《明实录类纂》开始陆续出版，开创了系统整合《明实录》的局面。
《明实录类纂》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负责编纂，联合了西南师范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宜昌师范专科学校等单位的学者共同承担。该项目由国家教委古委会立项，动工于1987年夏。据《类纂》主编李国祥、杨昶称：该项目从两个系列着手进行，一是以现今行政区划着眼，编成各省区的史料系列；一是以内容的类别着眼，按宫府朝廷、中外关系、人物传记、地理沿革、战争、刑法、礼乐、选举、宗教等事项为准，分门别类，构成专题史料系列。[xviii] 《明实录类纂》从1990年开始到1995年止，除《明实录类纂•广西史料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外，其他20册均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计为庞子朝等编《明实录类纂•人物传记卷》（1990年6月）、王玉德等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1991年6月）、谢贵安编《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1991年10月）、李国祥等编《明实录类纂•北京史料卷》（1992年6月）、吴柏森等编《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1992年7月）、杨昶等编《明实录类纂•宫廷史料卷》（1992年7月）、黎邦正等编《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1993年2月）、姚伟军等编《明实录类纂•经济史料卷》（1993年6月）、阮荣华等编《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1993年6月）、俞旭等编《明实录类纂•广东海南卷》（1993年9月）、薛国中、韦洪编《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1993年10月）、吴柏森编《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1993年12月）、傅玉璋等编《明实录类纂•安徽史料卷》（1994年3月）、官美堞等编《明实录类纂•山东史料卷》（1994年8月）、刘重来等编《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1994年11月）、汤建英等编《明实录类纂•浙江上海卷》（1995年3月）、雷学华等编《明实录类纂•河北天津卷》（1995年6月）、刘重来等编《明实录类纂•职官任免卷》（1995年7月）、徐适瑞编《明实录类纂•妇女史料卷》（1995年9月）、李琼英、张颖超编《明实录类纂•宗藩贵戚卷》（1995年11月）。显而易见，《明实录类纂》的整合规模是空前的。
在“新时期”，对《明实录》的研究出现了综合趋势。其一，在《明实录》的考订上，出现了黄云眉《明史考证》这样的对《明实录》全面考订的学术专著，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成果。《明史考证》是黄氏多年心血浇灌而成的精粹之作，尽管撰述时间跨度较大，但出版于1979年9月，故亦属于“新时期”的成果。该著虽是以《明史》为考订对象，但自始至终将《明实录》作重要证据，与《明史》相互映证和发明。在把《明实录》与《明史》进行比较时，发现了实录编纂中暗含着大量的隐曲和“微言大义”。他发现，宣宗时“三杨”辅政，在修《太宗实录》时，尚能在一些地方保持直书，如该录记永乐六年五月己丑之事时云：“擢淮安府山阳县民丁珏为刑科给事中。珏讦告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言珏才志可用，故有是命。”此条史料暴露了朱棣以叛乱夺位后，怕人背后议论而大兴告密之风的暴政。黄云眉指出：“《实录》……取丁珏事记之，不啻为成祖之内惨毒而外仁义留一极大罅漏。”[xix] 黄云眉还发现，世宗朝修纂的《武宗实录》，由于世宗对武宗的妒恨，而导致书中大量揭露了他这位堂兄的丑行。由兴王府入朝继武宗之位的世宗皇帝朱厚熜，当群臣按照传统礼仪，让他认武宗之父孝宗朱礻右 樘为父，认其父兴献王朱礻右 木元 为叔时，坚决要求认自己的父亲为父，引起了长达三年的“大礼仪”之争，使世宗以旁支入嗣所产的自卑心受到了极大的刺痛，因而对以正统嗣位的武宗极为嫉妒和不满，所以便利用修《武宗实录》的机会，暗示史臣对其前任的恶行“秉笔直书”。《武宗实录》这才实录了武宗的大量丑恶行径，如四处游荡，滥赏军功，搜括妇女，玩妓宿娼等，其中揭露他在扬州的荒淫生活较为集中：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壬戌，上以数骑猎于府城西，遂幸上方寺……总兵神周，奉旨至泰州搜取鹰犬，城中骚然，皆逃匿不敢出，乃括居民百余人充猎手，东循草场，大猎三日，仅得獐兔数只……戊寅，上阅诸妓于扬州，抚按巨具宴，却之，命折价以进。乙卯，至仪征，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明日幸民黄昌本家，阅守备马昊所选妓，以其半送舟中。”黄云眉指出：“非世宗薄视武庙，总裁诸臣有以窥其隐衷所在，亦不敢破累朝《实录》之例讳，弄此侮笔于身所经事之故帝，可知也。”[xx] 像这样考证精审、灼见迭出的地方在《明史考证》中随处可见。在《明实录》的校勘上，笔者在整理过程中，对其中未被史语所校勘或校勘不详的文字错讹作了补校，成《明实录补校》一种，约10万字，附录于《明实录类纂•浙江上海卷》之后。
其二，在对整部《明实录》进行研究上，笔者之拙著《明实录研究》可以说是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成果，而集其成。其学术水平如何，尚需方家论定，兹仅就其内容略作介绍。《明实录研究》共分8章，第一章“《明实录》修纂的历史背景”，描述了实录修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尤其对实录体的起源和发展作了叙述，对实录修纂的明代史学氛围作了探讨。第二章“历朝《明实录》的修纂过程”，对从太祖至熹宗的十三朝实录修纂过程作了考述。另外，对非正宗实录的《献皇帝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及南明诸朝《实录》的修纂过程也作了考订。今存《明†宗†皇帝实录》一种，黄彰健先生认为它“可能系（清初明）史馆本也”[xxi]，本章则从此书对满清既不敢称呼为虏、奴，又不愿称为金、满和清，而称之为“建”中，认为它可能是清朝统治下的汉族史臣私人所修。称“建”暗示满清发迹于明朝所置之建州卫。第三章“《明实录》的修纂者”，对《进实录表》等权威史实中所漏列的修纂人员名单作了补充，第一次提出了修纂《明实录》的人员近千人的说法。第四章“《明实录》的修纂程序”，把诏修动员、搜集史料、委任监修总裁、开馆与分工修纂、举行进呈仪式、赏赐升擢等一系列程序均作了缕述和论列。第五章“《明实录》的体例风格与史学思想”，指出《明实录》是一种复杂的编年体，其中融汇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多种史学体裁。同时指出，《明实录》的主题思想有三：一是政治鉴戒，二是重视损益，三是求实与讳饰相依违。第六章“《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系统缕述了《明实录》的版本源流状况。第七章“《明实录》的缺陷与失误”，专门对该录中主观的曲笔诬饰和客观的体例内容失误作了全面的胪列和述论。第八章“《明实录》的成就与价值”，着力探讨了是著的史料价值，及其在困难的情况下所坚持的直书原则。通过末两章的比较，最后断言，这部史学巨著中的诬饰之处尽管比较严重，然而却是有限度的，多出现在特定的方面和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非人们批评的那样比比皆是。从每本书的角度来看，《明实录》中严重的曲笔现象主要发生在《太祖实录》、《英宗实录》、《孝宗实录》和《光宗实录》四部中，只占整个《明实录》的十三分之四，而其他实录的曲笔现象较轻，在各自的书中只占一少部分。从内容上来看，《明实录》的曲笔多出现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和某些特定的方面，如帝王事迹的诬饰、臣僚行为的褒贬等。而《明实录》的实录性质和主要收录枯燥典章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大面积上保持了直书；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社会给了“直书”以合法地位，这是《明实录》赖以保持实录和直笔的法律依据；受过良好正统教育的《明实录》的编纂者，常常犯颜直书，使该书在许多敏感部位都保持了直笔。
《明实录》整理和研究的前景，仍十分广阔。在这一领域内，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就整理而言，其一，分类编纂仍有潜力可挖。由于博大精深的《明实录》具有反复可组合性，因此，还可以结合不同的研究方向，编纂分类文献，如《礼仪风俗》、《辽东战事》、《流民灾民》、《明末农民战争》等均可编成史料；此外还可分省编纂，如湖南、江西、甘肃、陕西、山西、江苏等省均未分省编辑其史料，可以继续完成这一工作。其二，对现有各种分类编纂的《明实录》史料，可以进行全面修改和整合，统一体例和规划，互相取长补短，以期在每个方面达到至善。其三，对《明实录》做索引或分类索引，这一工作已由台湾大学明史专家徐泓着手进行，徐氏拟编成大型的《明实录分类索引》，已完成《明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实录分类索引》（哈佛燕京学社补助研究报告，1983）与《明孝宗、武宗实录分类索引》（“行政院 ”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报告，1988）。在编纂分类索引之前，愚意应开展另一巨大工程，即对1600余万字的《明实录》进行点校重排，并加注释。在此基础上再编索引，方更便于应用。今通行本梁本为线装，不便翻阅；台本装订精美，但字体太小。二者均未断句标点，阅读艰难。原哈佛燕京学社亦曾据旧本编了不少古籍引得，但有不少已不太适用，究其原因，就在于其索引未能建立在完善的点校本基础上。其四，最重要的还是依陈学霖所说，将全套《明实录》输入资料库，并制成光盘，若此工作能进行，可以建立各种检索，分类摘抄则可被一举取代，无疑是一本万利的工程。但其花费亦自不菲，惟愿有识之士能调集人、才、物全力为之，造福学界。
就研究而言，《明实录》的研究，可以向纵深推进。其一，分朝分段细致研究。以前多局限于《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及《英宗实录》的考订和研究，今后可以对其他各朝乃至各段实录进行探究。其二，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史源学理论，对《明实录》的史料进行进一步的考订辨证，以期对每一件事的来龙去脉都缕述清楚。随着信息网络的建立和电子出版物的普及，学者可以很方便地查阅世界各地的专业资料，对《明实录》的考订和研究也必将大有帮助。其三，可以把《明实录》的研究放在明代政治史背景中进行，因为《明实录》之修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与政治纠纷和权利斗争紧密相关，只有把《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史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弄清《明实录》修纂中的许多疑难问题。笔者曾撰《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1期）一文，然仅开其端，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其四，利用各种理论方法进行研究。除用史源学理论缕述史料源流外，还可用心理学理论，探讨朱元璋、朱棣、朱厚熜、朱由校等帝王心理，以此确定实录所载是否符合实情；同时探讨史臣修纂实录时的心态，以辨证实录所记是否直笔。对诸如朱元璋降诞时奇异情景的描写和渲染这类问题，还可用“原始意象”和“原型”理论，探讨实录中存在的集体无意识现象。通过掌握这些方法，就可以深化《明实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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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查继佐：《罪惟录》卷七，《奏启书札》。
[ii] 黄彰健指出：“明代档册多已散佚，则《明实录》也可以说是原始资料。”见《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初版。
[iii] 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1月。
[iv]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指出“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国）史”。
[v] 见赵令扬：《明史研究的问题与难题》注一，《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9月。
[vi] 台湾淡江大学讲师邱仲麟本着负责态度对《明实录类纂》作了指正。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8期，1994年9月出版。
[vii] 见陈学霖《＜明实录＞与明初史事研究》，《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9月；及山根幸夫《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东京：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60），页164－165；Wolfgang Franke，“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in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76－77；《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页141；李小林等编《明史研究备览》（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页436。
[viii] 见陈学霖：《＜明实录＞与明初史事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6月。
[ix] 见陈学霖：《＜明实录＞与明初史事研究》。
[x] 见吴晗：《记明实录》，《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2月版。
[xi] 王余光：《明史之源的潜心研究－－读＜明实录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xii] 李建泰：《名山藏•序》。
[xiii]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实录难据”条，中华书局，1959年2月版。
[xiv] 张岱：《征修明史檄》，《嫏嬛文集》卷3，页109，岳麓书社，1985年7月版。
[xv]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8，《万先生斯同传》。
[xvi] 王世贞：《史乘考误》卷5，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xvii] 《神宗实录》卷109，“万历九年二月乙卯”。
[xviii] 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明实录及其整理概述（序言）＞》。武汉出版社，1990年。
[xix] 黄云眉：《明史考证•成祖纪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9月版。
[xx] 黄云眉：《明史考证•武宗纪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9月版。
[xxi] 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第35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初版。
(本文初刊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人文论丛》1998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