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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4-27

包茂红 | 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

文章来源: 《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

包茂红,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1997年在德国拜罗伊特大学(Universitat Bayreuth)进修非洲环境史。2002-2003年在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作访问学者,研究亚太区域环境史和环境史学史。

[摘 要] 海洋亚洲环境史无论是从海洋史还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都是一个急待开拓的新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亚洲研究的学术谱系,提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从纵向看,可以分为1500年以前、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以及独立后三个时期:从横向看,需要研究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以及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等四方面内容。最后,在初步总结海洋亚洲环境史的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具体设想。

[关键词] 海洋亚洲 川胜平太 海洋环境史 海洋亚洲环境合作

海洋亚洲(Maritime Asia)是在国际历史学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日本学者尤其喜欢使用。在这一概念背后,蕴涵着不同的历史认识观。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由川胜平太和滨下武志等提出的不同的海洋亚洲概念。本文大体上同意滨下先生的概念,并试图为海洋亚洲研究领域增添一个新的、环境史的维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希望倡导和帮助建立海洋亚洲的环境史研究新领域,而不是要描述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准确面貌。不过,通过转换思考的视角和提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大体研究线索,可以为思考海洋亚洲的未来提供一些独特的启示。

一、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亚洲研究

传统的历史学大多只注重研究陆地上人类的活动。环境史兴起后,历史学研究被推进到了陆地上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尽管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海洋仍然游离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有远见的学者相继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历史学研究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

中国研究环太平洋历史发展和海洋史的代表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教授领导的亚太区域史项目和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领导的中国海洋史课题组。何教授在 1985 年突破以陆地上的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的束缚,开始研究亚太区域史,相继出版了《崛起的太平洋》和《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等著作。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这种转向是否受到了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研究和查杜利关于印度洋研究的影响(注释1), 但他的研究确实与前面两位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注重对海上交通和贸易及其对当地文明影响的研究。1990年代初,杨国桢教授开始带领他的博士生探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希冀形成中国的海洋史学,相继出版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两套系列丛书。按照杨教授的设想, 第一套丛书(8本)主要探讨了中国海洋观、海港城市、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海上市场、海外移民的演变发展等。第二套丛书(12本)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日本学者在海洋史研究方面也进行了相当深入和颇具理论意义的探索。因为,第一,日本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群岛国家的特性使之特别重视对海洋史的研究, 但这个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从“岛国”到“海洋国家”这样的认识转变过程。较早反映这一转变的是高坂正尧出版的 《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书。1998 年,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4 年的项目——“海洋国家日本: 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其中,1999 年度共举行了4次研讨,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 《21 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存在着国家归属感的问题。日本到底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它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认识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东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殖民主义和西方现代性主导的年代,东亚被西方人认为是被动的“他者”,东亚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亚的崛起,特别是日本的第二次腾飞,东亚学者开始尝试突破 “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开创多元化的世界历史认识和编撰的新局面。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参考文献[1])。梅棹认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欧亚大陆发展农业文明以及出现农业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突的时候,日本的森林生态基础得以保护。但当大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出现大转折的时候,日本与西欧则平行发展,因此,日本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结果,也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是在江户时代的锁国条件下自己孕育出来的。梅棹1957年发表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被《中央公论》在1964年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而重新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单行本出版后,多次再版。“文明的生态史观”被誉为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参考文献[2])。该理论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川胜平太在承认梅棹从环境角度对日本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解释的合理性的同时,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陆地历史观,需要从全球史的视角进行调整。川胜认为,原有的世界史是以陆地为基础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自从宇航员登月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形成从月球观察地球的全球史。转换观察视角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 70%的表面被水覆盖,其余 30%的陆地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汪洋中的一些群岛。现代文明并不是在西方内部自发兴起的,而是东洋文化通过海洋亚洲的海路传到西方促成了现代文明的产生。因此,海洋亚洲是现代文明产生的温床。在日本现代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海洋亚洲比西方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总之,在西方和日本发生的现代文明都是在应对海洋亚洲的影响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文明的海洋史观”(注释2)。 川胜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小渊惠三内阁的高级顾问,他进一步提出了“海洋连邦论”,勾画出了 “21 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参考文献[3][4])。这一理论虽然在日本有很大市场,但也引起了周边国家学者的口诛笔伐,因为这个理论和构想透露出来的是“日本文明优越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气息。

与川胜平太的提法一样,滨下武志也使用海洋亚洲的概念,但是,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学术路径以及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川胜大不相同。滨下出于对“冲击与回应”理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传统历史解释模式的怀疑,提出了要从亚洲区域内部的国际秩序和地域经济圈来理解亚洲近代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从亚洲进行的思考”是东亚自主意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在世界历史学界独树一帜(参考文献[5])。贡德·弗兰克就是在滨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世界如何进入近代的新解释(参考文献[6])。滨下在研究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近代经济圈的时候,很自然也要涉及东亚贸易网络的问题。研究贸易网络有两种思路,一是把它看成是以大陆为中心的贸易关系的附庸或延伸,另一种是从海洋来看亚洲。滨下采用了后一种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海洋亚洲的概念。这不仅有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束缚,而且为我们从整体上完整认识亚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海洋亚洲指沿欧亚大陆东海岸、从鄂霍次克海到塔斯曼海的广大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的主要纽带是建立在海洋通道上的贸易网络(参考文献[7] (P20-60))。与川胜把中国看成是与海洋亚洲对立的大陆亚洲的代表不同,滨下的海洋亚洲不但包括日本等海洋国家,也包括中国等滨海国家。在滨下的思想体系中,中国和日本都在作为整体的海洋亚洲中各得其所。虽然滨下并没有指出他的理论对于认识东亚的现实和未来有何意义,但是,我们从他的历史智慧中可以获得一种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感觉,可以对东亚的复兴和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预测。

中日两国富有远见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野转向海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他们要寻找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冲动所致,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是促使这个转变发生的最主要动力。而东亚经济主要是通过海洋来发展的,即使是传统上被简单化地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中国,它的经济起飞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但是,海洋是个与陆地大不相同的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频繁的人类活动必然引起海洋生态的巨大变化。研究海洋亚洲就不能不研究它的环境史。但是,中日学者却都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海洋只是被当成人类文明发生的另一个舞台或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来对待,人并没有被看成是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更大的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学者们的知识结构缺陷。接受传统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无力解读环境资料,更难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历史思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三年前,滨下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的“延续与断裂: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在研究历史时,不但要有国家视野和全球视野,还要有区域视野。区域史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束缚,要发现新的课题,尤其是海洋问题和环境问题。何芳川教授不但意识到了海洋环境史的重要性,还在更广的范围、从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发表了《环境保护与人文关怀》一文(注释3)。 杨国桢先生在推进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时候,也呼吁要研究海洋环境,并做出了非常可贵的初步尝试,出版了《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不过,对海洋环境的初步研究仍然局限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范围内,海洋环境史还没有被作为主体来认识。

不过,原来的环境史研究也不注重对海洋环境的研究,只是到了最近,海洋才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促使环境史学家关注海洋的是海洋生态学家,他们在研究海洋生态变化时发现和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但和保护生物学家一样,海洋生态学家也不能对占其中99%以上的、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因此他们呼吁要建立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海洋环境史学科(参考文献[8])。 率先对此做出回应并进行海洋环境史探索的当数北欧的环境史学家,其代表人物是丹麦历史学家Peter Holm。他曾任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主席,主要研究自中世纪以来的、北海和波罗的海环境变迁以及丹麦的渔业发展。但是,由于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用丹麦语发表,加之他注重实证研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海洋环境史的新范式,或者说没有能够推动海洋环境史的迅速发展。1999 年秋天,丹麦、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相互合作,设立了“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使用把历史学和生态学融为一炉的方法来改进我们对生态系统长时段演进的理解,尤其要关注人的影响,进而建立起培养海洋环境史学家和海洋历史生态学家的制度框架”(注释4)。 随着该项目的顺利推进,海洋环境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加深,可以预见,海洋环境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与对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等海域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东亚海域的环境史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海洋亚洲环境史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海洋亚洲环境史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反,关于这一范围的不同部分的研究为我们建构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基础。

海洋亚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都是新兴的研究领域,要找出把海洋亚洲环境史连成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因素,需要采用历史学分期和分类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来看,海洋亚洲环境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00年以前。海洋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海洋环境的利用和海洋环境文化的交流在郑和远航时达到了高峰。第二阶段是1500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的前期,亚洲以外的力量主导了海洋环境的利用;但在后期,日本的崛起给海洋亚洲环境打上了深刻的日本烙印。第三阶段是独立之后。海洋亚洲的崛起对海洋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海洋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启动。从横向扩展来看,海洋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二是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三是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四是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

要谈1500年以前的海洋亚洲的环境变迁,就不得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地质年代。在四大冰川和间冰期,太平洋水位发生超过 100 米的升降,中国沿海地区沧海变桑田。这不但有利于人类的进化,也有利于人类的迁徙。在距今 1.8 万年前后,海平面下降 150 米,黄海完全干涸成陆地。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干枯,把日本列岛和大陆连接起来。大量陆生动物和中华先民的细石器文化传到了日本。但在距今6000年前后,气候转暖,发生“黄骅海侵”,尽管中日之间不再有陆桥相连,但先民已经发明了航海技术(参考文献[9](P18-19))。海洋亚洲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之地,地质状况极不稳定,多火山和地震。板块漂移和火山活动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岛屿和群岛。星罗棋布的岛屿为古人航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火山灰和来自欧亚大陆主要河流的冲积物给这一海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进而形成了许多大渔场,这是古代近海渔业发展的基础。造山运动的巨大压力也改变了物质的化学构造,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矿藏,为近代采矿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参考文献[10])。另一个地质活动是厄尔尼诺或南方涛动现象。周期性出现但又难以预测其强度的、活动在赤道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气候现象会造成大陆地区和海岛地区截 然不同的气候异动。

环境禀赋对海洋亚洲古代的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东亚大陆地区,尤其是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锄耕和犁耕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 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中国海洋民族充分利用了海洋提供的 营养源。在分布广泛的贝丘文化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蚶、牡蛎、蛤蜊等 20 多种海洋软体动物,海贝不但成为先民喜爱的饰品,还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硬通货”之一。相反,在海岛地区,直到殖民主义东来之前,很多地方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难以形成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参考文献[11])。不过,海洋地质环境并不仅仅制造差异,它还给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海通大道。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形成了滨海民族夷和越。距今 5000年以前,莱夷人就制造了独木舟。在距今4000年前,他们就会制造大木船,利用洋流远航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给他们带去了龙山文化的成果。同北方的夷一样,南方的越人在河姆渡时期就会造船。到春秋战国之交,越人已能建造大型戈船和楼船,不但可以北上日本,还可以经过台湾深入南洋,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菲律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参考文献[12])。此后,这些地区的航船不仅会劈刺往来游弋,还会航行至中国。这些民族在进行捕渔等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海上贸易。中国国内的华夷秩序也随着海上联系的增多而逐渐扩展到整个海洋亚洲地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耕作技术、制度文化等经海路向朝鲜、日本和南洋诸国传播,同时朝鲜的金、银、铜等金属,牛黄、人参等药品,马、狗、海豹皮等物, 以及日本的折扇、水晶制品、香盒等精美手工艺品也输入中国。明朝建国不久,倭寇开始横行,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日本和朝鲜的朝贡贸易。但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因郑和航海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1500年左右发生的世界三大航海活动改变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内容。这一区域不再是和平之海,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剥削的平台。原来形成的华夷秩序逐渐被条约体系所取代,在一定限度内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逐渐被过度向海洋索取的经济所取代。日本崛起以后,为了形成自己的霸权,企图独霸整个海洋亚洲,进而控制整个太平洋,成为世界的霸主。而在前一时期主导海洋亚洲秩序的中国却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尽管季风洋流依旧,但大风帆、蒸汽机等装备的现代舰船和现代航海知识武装的海军在原有的海洋亚洲贸易网络基础上,用资本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国的沿海港口都变成了殖民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集散地。为了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中国沿海地区出现过度种植和过量开垦的情况,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参考文献[13])。东南亚地区香料、稻米的大量种植, 不但没有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过度的单一种植损坏了当地业已形成的生态平衡(参考文献[14][15])

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海洋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物种和病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物种和疾病经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传入海洋亚洲。梅毒最早出现于 1494 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1498 年由达·伽马的水手带到印度,1505 年传到中国和日本。腺鼠疫随着殖民扩张传入中国的香港和云南之后,迅速向北方和南方传播。厦门和福州于 1894 年和 1901 年分别被传染,并经水路进入内地,1899 年流传到满州通商口岸牛庄。霍乱也在英缅战争中被英军带到缅甸,然后从曼谷到广州, 进入中国内地,或传至宁波,进入清帝国内陆,1821 年传到北京;进而越过长城,横扫蒙古,最后达到莫斯科。从1820-1932 年,中国共经历了46 次霍乱。外来流行病肆虐,使中国、日本的人口发展在17、18 世纪几乎停滞(参考文献[16])。与此同时,外来物种的到来不但改变了海洋亚洲的景观,还改变了亚洲人的饮食结构。玉米的故乡是墨西哥和秘鲁。哥伦布从古巴带回欧洲,后传至东南亚,16 世纪中期经缅甸传入云南,经南洋群岛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到清朝乾嘉年间,玉米开始大面积在中国播种。甘薯原产南美热带地区,明万历二十年 (1592 年)从吕宋 (菲律宾)引种福建,万历八年从安南(越南)引入广东,然后从这些地区向内地推广。这两种作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布局和食物结构,半干旱地区粮食产量增加,绝大多数劳动者北以玉米为主,南以番薯为生。花生和辣椒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的烹调发展。烟草来自美洲,哥伦布 1492 年从古巴带回欧洲,明万历年间 (1573-1620年)从吕宋、越南传入闽广;明崇祯十年(1637年)从日本经朝鲜传入中国东北(参考文献[17])。不过,疾病和物种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来自中国的柳橙及柑橘属水果引入欧洲,可以帮助治疗航海中的坏血病。19 世纪末,蒸汽铁甲船广泛应用于海洋亚洲航线,压仓水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各港口之间会进行频繁的海洋生物交流,形成了所谓 “港口生物区系”。它有时会破坏渔业,有时还会引发赤潮。

在资本主义时代,海洋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对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远洋捕鱼能力大大增强,加之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于是在1920年代闯入中国黄海和东海海域,尤其是在舟山渔场捕鱼,引起中日1924-1932年的捕鱼之争。中国政府援引国际海洋法,在保护国民捕鱼权的同时宣示自己的海洋国土主权。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引发了严重的渔场退化,三英里限制严重妨碍了中国渔民的捕鱼权。更何况由于技术先进,日本捕鱼船在舟山渔场退化后已经转向了南海(参考文献[18])。这说明,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时代,有限的国际海洋法并不能保证弱国的海洋主权和经济安全。对渔业资源的争夺不但是经济扩张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领土主权的侵犯。

对矿产资源的开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方面的典型是日本的足尾铜矿污染。足尾铜矿位于群马县境内,从1600年开始开发,1871年民营后, 产量大增,1884年达2886吨,占全国铜产量的26%。随着产量的增加,环境污染和破坏也大幅增加。足尾铜矿石大约含有30-40%的硫黄,精炼时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其中的微量元素砷、镉、锌、铅等会对人和其他生物产生各种危害。二氧化硫会造成矿山周围树叶漂白,树木枯死。加上炼铜需燃料, 乱砍滥伐导致森林消失,水土难以保持,岩石裸露,河水混浊,鱼类大批死亡。 即使1973年足尾铜矿被关闭,但污染的影响仍在继续(参考文献[19])。类似事件在海洋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都有发生。

在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时候,它从中国、朝鲜半岛和南洋各国获取了大量物资,但送给他们的是“三光政策”和细菌战。日本侵入朝鲜后, 首先进行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的调查,然后颁布和实施《朝鲜矿业令》、《朝鲜渔业令》、《森林法》以及《大米增产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掠夺朝鲜的资源,支撑日本的畸形工业化,特别是军需工业(参考文献[20](P104-155))。在中国,日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保障军需资源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除了重点开发日本缺乏的煤、铁、油页岩、菱镁矿等矿产外,还运走了大量大豆、 高粱、面粉等粮食,棉线、丝绸等纺织品和建筑材料(参考文献[21])。在东南亚,日本感兴趣的仅仅是石油、镍、锡、矾土等矿产物资。由于海洋亚洲的经济被日本纳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致使当地生产完全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发生了多起饥荒,天花、霍乱、腺鼠疫、鼠疫也重新开始流行(参考文献[22] (P920- 935))

和古代相比,近代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呈现出不同特点。一是海洋资源被当成商品和财富大量开发利用,尤其是渔业和矿业资源。二是为了争夺资源不惜进行战争。 三是外海洋亚洲的力量和物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地区的景观和资源构成。 海洋亚洲的环境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

二战以后, 海洋亚洲的环境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海洋对经济的贡献急剧增加, 海洋资源的纠纷日益严重, 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更显重要。

在海洋亚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海洋环境的贡献越来越大。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 一是海洋自然资源开发的实物产量占同类产品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二是海洋开发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三是海洋开发的就业人数及其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四是对外经济联系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的海岛国家,以日本为典型;一类是海陆并举的国家,以中国为典型。日本全国人口和产业的50%以上分布在海岸带地区的小平原上。日本人饮食中一个主要动物蛋白质来源是海产品。日本的贸易主要靠它最现代化的远洋船队来完成,还建立了世界性的运输网络。日本经济对海上贸易的依存度超过90%。日本陆地资源贫乏,经济建设所需资源主要靠进口和从海洋获得。早在1980年,海洋产值就占到日本国民总产值的2.8%,如果加上原料和产品 1/2 以上靠海洋运输的临海产业的产值,海洋产值就占到国民总产值的10.6%以上,海洋开发对劳动就业的贡献为9.8%(参考文献[23] (P145-165))。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小岛屿和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根据《2006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20958 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01%, 比2005年增长13.97%,高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3.3个百分点。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2960.3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个就业岗位。海洋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进口的主要通道。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 8512 亿美元,占GDP的60%,原油进口高达9112万吨,占总消费量的36%,其中的90%以上依赖海上运输。这充分说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洋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海洋亚洲国家对海上资源越来越重视,自然也存在许多争议,影响比较大的有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议和南中国海油气之争。20 世纪60年代以来,东海南部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日双方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日渐突出。日本主张适用等距离中间线以及距离标准;中方则主张适用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随着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的成功,中日间围绕东海能源开发和划界问题的争端骤然升温。2004年,日本舆论惊呼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天然油气田群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于是,中日双方自 2004年10月25日开始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进行谈判。到今年,经过7轮司长级磋商,中日双方都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两国在如何界定可能进行的共同开发的海域方面分歧依旧,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之争更为复杂。在南沙群岛的南部区域,马来西亚从1970年代开始就深入中国断续国界线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在南沙群岛的东部,菲律宾也深入中国海域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 在南沙群岛西部,越南划分了上百个油气招标区进行合作开发。 目前,南沙海域已经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都在南海开采石油, 已经钻井1000多口,年采石油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马来西亚的开采量最多。越南近几年来还不断同美国、 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大有使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注释5)

海洋亚洲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海洋领土争端。从北到南相继有: 日本和俄国的北方四岛问题;日本和韩国的独岛(竹岛)之争以及“日本海”正名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领土之争; 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在泰国湾的争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阿拉弗拉海的争端等(注释6)。这些争端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涉及主权,还隐含着巨大的资源利益之争。但是,南海各方鉴于共同的利益,在2002年达成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和越南之间成功地划定了北部湾的边界,并签署了渔业协定。北部湾划界是中越双方适应新的海洋法秩序, 公平解决海洋划界的成功实践。

在海洋开发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来自陆地的废水等造成近海的富营养化,形成赤潮。1993年,中国近海发生了19次赤潮, 2006 年增加到 93 次。从河流带入海洋的淤积物威胁着海洋生物的安全。频繁的海上运输和大规模的海上养殖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物种,破坏着亚洲海洋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更为可怕的是海上石油泄露。据说,东亚海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海洋运输和近海石油开发引起的石油污染。而油膜覆盖最厚的除了石油运输沿线之外,就是泰国湾和南中国海的越南一侧。另外,围海造田和从海滩、海底采沙也大大强化了对海底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海岸的侵蚀,导致部分海滨浴场、海港、养殖设施遭到破坏,沿岸农田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海洋亚洲的环境问题不但引起本区域内各国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1974年建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建设地区性的国际海洋保护合作体系,仅涉及海洋亚洲海域的就有“东亚海行动计划”、“南太平洋行动计划”、“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保护的海域是日本海和黄海,参加的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自 1994 年设立该计划以来,先后召开了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研讨会,希望能建成共同的海洋环境数据库,交流各国海洋法研究成果,设立海洋环境监测计划。1981 年,东盟五国启动了“东亚海洋和沿海地区保护和开发行动计划”,并颁布了“东盟环境马尼拉宣言”,开始进行海洋环境评价(包括资料收集、技术人员培训、海洋环境退化原因分析等) 和管理(包括管理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 联合环保执法、环境友好型管理等)。随着政治外交形势的好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个计划中又接纳了韩国、中国、 澳大利亚、 柬埔寨和越南,并推出了1994年版的东亚海行动计划,把关注重点从先前的石油污染转向了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生态系统状况, 强调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对海洋环境进行综合管理,进而促成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0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东亚海行动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和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共同推出了“南中国海计划”。该计划是多边政府间合作项目,旨在改变南中国海环境退化的趋势,希望保护海草、红树林、珊瑚礁、湿地和鱼类,防止来自陆地的各种污染。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参与国扩大到14国,开始实施建立“东亚海域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重点探索跨行政管理边界的海洋区域环境的综合管理方法,并于2003年12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一次东亚海大会和部长论坛上通过并签署了《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参考文献 [24] )。2006年12月12日,第二次东亚海大会及部长会议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签署了《实施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宣言》 ( 即《海口伙伴关系宣言》)。如同这次大会的主题“共同的海洋,共同的人类,共同的愿景” 所昭示的, 海洋亚洲环境问题作为本地区共同的问题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

从当代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海洋亚洲国家对海洋国土资源前所未有地重视,产生了许多争议和冲突,但是都能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把冲突控制在可以进行和平谈判的范围内,这就为共同利用和最终和平解决打下了基础。另外,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海洋亚洲环境呈现出全方位退化的趋势,要达到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就必须进行合作,就必须形成开放的区域主义,这才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应该追求的共同愿景。

三、 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启示

尽管前述内容只是对海洋亚洲环境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但是因为转换了观察海洋亚洲的视角,我们大致上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第一,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为地把亚洲分为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是不合适的。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思维不同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主宰历史学的现代思维。历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理性、进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论, 认为历史总是在人的理性的作用下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对立的因素通过机械的作用促成历史事件的发生,前面的变化总是成为之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动力。 这种因果关系看似相当严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真相。 川胜平太的研究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结果。他从日本后来独特的发展追溯到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与地球上的海陆分布结合,提出海洋国家和海洋亚洲的观点;再利用二分法把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对立起来,进而提出建立海洋亚洲连邦,以孤立和排斥中国。滨下先生的海洋亚洲概念是从整体出发提出来的,与从环境史角度来看亚洲特别是东亚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从他的海洋亚洲概念出发,他自然会提出研究海洋亚洲环境的设想。环境是由不同生境组成的,各生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联系,而是有机联系,其相互作用会产生“蝴蝶效应”。另外,环境质量的好坏也不是由最好的生境或各生境的平均值来决定,而是由最差的那一部分决定,这就是“木桶效应”(注释7)。就海洋环境而言,它的质量不光取决于人类在海洋活动造成的损害,还取决于陆地的人类活动和陆源的污染。 即使是海洋经济活动也完全是与大陆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的。把海洋与大陆截然分开,从环境整体性来看是错误的。

传统的历史思维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是面向内陆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前所述,中华先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海边和海上活动,发展出自己的海洋文化,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后来,随着对海洋认识的加深,中华民族以海为田,从事海外贸易,甚至移民海外当然,这些地域性的海洋意识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没有成为主流或官方意识(参考文献[25] (P89- 104) ),但据此就否定中国的海洋特性肯定是不对的。 建立在这种历史思维之上的政策建言也是大有疑问的。川胜的“海洋连邦论”对日本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与“大陆亚洲”对抗不仅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也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只有把所谓“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整合起来思考,才能有效解决现在出现的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海底资源争端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有陆海和合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在目前政治历史纠纷严重的情况下,海洋环境合作是最容易突破的领域。 中日之间虽然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政冷经热现象、日本军事化和国家关系正常化等复杂问题,但是,环境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又是带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东亚海域的污染因为大气环流和洋流的作用,会对处在这个海域的所有国家产生影响,民族国家的海上疆域并不能阻止污染的跨界移动。另外,陆上的污染也会越过海洋传到海上国家。从中亚起源的沙尘在中国境内加强后会飘向日本。海上的污染也会通过食物链传到陆上,给食用者造成危害。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政治直接作用的结果,是不易政治化的、 比较纯粹的、但直接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问题,因此,解决起来不但快速而且相对比较容易(注释8)。不过,环境问题又不是绝对的技术问题,它的解决也会产生连锁效应。 因为环境治理不但需要政府付出努力,也需要公众广泛有效的参与;不但需要行政积极干预,也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但需要所在国付出努力, 也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积极帮助和协作。因此,率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必然会造成海洋亚洲的共同进步,为其他问题,如最为敏感的领土之争的解决创造良好条件;反过来,敏感问题的解决一定会加快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改善。

第三,推动有效的海洋环境合作一定会促成海洋亚洲各方的共赢。尽管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后,部分海域具有了民族国家国土和主权的性质,但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海洋是人类共同的海洋,它的未来也是人类共同的愿景。既然海洋具有公共财富的性质,如果沿海各国仅仅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发加以利用,必然会重演“公地的悲剧”并产生“零和效应”,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惟有各方从共同利益出发,综合考虑,采取彼此互相照应的措施,才能保持海洋环境的健康稳定。为争夺环境资源进行战争更是不可取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保护并不意味着不利用海洋资源。海洋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力度也在不断提升,海洋资源争端不但数量增多,强度也在危险地升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从海洋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就能破除在思考亚洲未来时只注重某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忽视区域和全球环境系统整体利益的狭隘性,进而有利于形成既兼顾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 又兼顾人的需求和生态系统平衡的负责任的国家战略。只有这样,有争议的海域才能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但是,共同开发并不意味着竭泽而渔,开发必须保持在可持续和最适宜的限度 (Sustainable yield, Optimum yield) 之内,而不是不顾海洋环境的承载力竞相追求产量的最大化 (Maximum economic yield)(参考文献[26])。只有这样,海洋亚洲才能在连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和谐共赢,创造出既能保护海洋亚洲环境又能实现亚洲复兴的可持续的新型文明。 这种东亚文明一定能在世界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提供新的范式, 东亚的复兴也就因此而具有了新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注释9)

第四,海洋亚洲的和谐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和学者共同的愿望,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学术界做出更多的努力。海洋环境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开拓和发展需要所有国家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努力,需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合力。在这一方面,东北亚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行动了。 在日本学术振兴会亚洲研究教育事业事务局资助下,日本的学习院大学联合韩国的庆北大学和中国的复旦大学共同研究“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三国学者综合历史、考古、地理资料和卫星图像处理、海洋科学、气象学等的资料和方法,共同研究历史上东亚海文明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长江和黄河的变迁对东亚海文明的影响(注释10)。这个项目的持续时间是2005到2010年。 该项目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规模和影响比较有限。应该说,日本、中国、 韩国和东盟国家各有优势,也都各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海洋亚洲各国的相关学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组建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学会,就可以动员国际学术力量, 整合国际学术资源,全面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的研究,在环境史向海洋拓展中迎头赶上,并为海洋亚洲在国际环境史研究中赢得一席之地。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持续推进,不但可以帮助化解海洋亚洲遇到的资源领土争端,还必然为建设和谐繁荣的海洋亚洲提供新的动力。环境史的批判和警世功能也会在促进海洋亚洲的持续发展中得到发挥。

[注释]

1.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949年出版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其中文版在199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N. K.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2003 年 11月 17-18 日,川胜平太先生在北京大学“解读日本”系列讲座上以“全球经济史与近代日本文明”为题,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近代文明孕育于海洋亚洲的观点。参看川胜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观》,中公丛书,1997 年。

3. 可参见 《何芳川教授史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该项目已经出版的中期成果是: David J. Starkey, Poul Holm and Michaela Barnard eds., Oceans Past: Management Insights from the History of 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 Earthscan Research Editions, 2007.

5. 参看下列著作: Dalchoong Kim, Choon-ho Park (eds.), Explor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Possibility and Prospects, 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1993. Choon- ho Park, East Asia and the law of the Sea,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3. Sam Bateman & Stephen Bates (eds.), Calming the waters: Initiatives for Asia- Pacific maritime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 Canberra,1996. Sam Bateman (ed.),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9.

6. 请参看下列著作:张耀光《中国海洋政治地理学:海洋地缘政治与海疆地理格局的时空演变》,科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海洋中国:文明重心东移与国家利益空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George Kent and Mark J. Valencia (eds.), Marine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Robert L. Friedheim, Haruhiro Fukui (eds.), Japan and the new Ocean regime, Westview Press, 1984.

7. 参看《环境史与历史新思维:包茂宏教授访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5 期。

8. 参看包茂宏:《东北亚区域环境问题与环境合作》,《环日本海研究年报》(日本)2003年第10号。

9. 参看包茂宏:《东北亚环境文化的交流与建设》,《亚太研究论丛》第四辑,2007年。

10. 参看该研究项目的网站:http://www-cc.gakushuin.ac.jp/asia-off/aisatsu/aisatsu_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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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rthur F. McEvoy. Towards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Nature and culture: Ecology, produc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California fishing industry[J]. Environmental Review, Vol.15, No.2,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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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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